在我还很小，还什么都不懂的时候，就经常听到大人们说，你将来一定要好
好学习，才能到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生活。当时我对生活的全部概念只是一
根只仅卖五分钱的绿豆冰棍儿和五颜六色的火花片儿，所以常常傻呵呵地想，北
京和上海的冰棍和火花一定比这里的更甜更漂亮——到了后来，北京和上海这两
座代表着中国南北最具品牌的城市名片一再在我耳朵里出现，我才由此认定，那
里一定非常地柏拉图。
直到我十五岁的时候，才第一次去北京，住在建筑工程学院的宿舍里，一个
小邻居的哥哥在那里读大学。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不是刷牙，也不是洗脸，而是
听那个大学生老兄计划一天的行程，傍晚无不是直到天黑才回来，所以对于北京
之行的全部感受仅仅局限为累，累极了。不过，晚上躺下睡不着的时候还是会想，
北京真的挺好。
若干年以后一个元旦的清晨，我再次来到北京，在火车站等雪无寻来接我的
时候，看到一个穿着另类的年轻人，站在北京的冬日的街头，充满自豪地对另一
个刚下火车的外地朋友宣称，北京就是欧洲的巴黎，一呼吸，空气里都是艺术的
味道。我也跟着深呼吸了一下，再拿鼻子使劲儿嗅嗅，仔细分析了半天，觉得还
是北京烤鸭蘸酱的味道更好。
后来去的多了，印象也慢慢加深，但不管每次都会出现什么样的新鲜感觉，
全都没有第一次去的时候带给我的感受深刻。就像第一次去上海，或许也会成为
我对上海一生的印象记忆。
说到上海，必须先阐述一下我的球迷生涯，因为那是我去上海的全部动机。
从第一次看球赛电视直播开始，直到现在经常的通宵熬夜，在这段不算很长的日
子里，我曾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中国队球迷——当然，不管是坐在沈阳看十强赛
还是坐在电视前看韩国世界杯，还是现在或以后中国队的比赛，我还会跟着心潮
起伏紧张激动，还会摔酒瓶子骂人，但已经没有了当初的那份纯粹的冲动——1999
年是国奥队冲击悉尼奥运会的比赛期，我和另一个朋友没有告诉父母，就偷偷跑
上了火车，上车之后才来得及拿出中国地图，用手比划着去上海的路程。
22个小时之后，我第一次站到了上海滩的地上。因为听不太懂上海话，我和
朋友直到坐了近四十分钟的公汽到达目的地之后，才发现走错了，门口的黄牛党
兜售的不是国奥队的比赛，而是张学友的演唱会，我们要找八万人体育场，却跑
到了虹口体育场，整整差了一个方向。结果是两个人每走两步就问一个人，一直
到天已经擦黑才摸到八万人体育场的门口。一看，门票已经停售了，第二天早上
才再开始。
忍着痛住到一晚上三百的宾馆里，除了大呼奢侈（那时候我刚刚上班，一个
月才拿两百的薪水），就是兴奋的怎么也睡不着，两个人开始计划一周的安排，
可能是因为太激动，总之你一句我一句，直到最后却什么也没计划出来，快到后
半夜才慢慢睡去。第二天起个大早，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买到票之后，居然能看到
中国队的训练——后来我曾在沈阳又零距离看了一次国家队的训练，也没有怎么
的兴奋，但在上海的时候毕竟是第一次，由不得我们不激动万分，在顶着细雨观
看了近一个小时之后，俩人还像猫捉老鼠一样追着那些场上的星星们疯跑，除了
几个队员以外，还意外地截住了当时的主教练霍顿。他留给我的印象很和蔼，也
很热情，但只可惜他还是没有能够挽救中国足球。
回家的火车异常缓慢，我们也都因为过度兴奋后带来的劳累而哈欠连天，就
连经过长江时列车员喊大家起来看时我们也懒得起来，两个人还开玩笑，说无非
比黄河稍微长些。回家之后也没能仔细回味上海的味道，因为注意力都已经被父
母的巴掌转移走了。
这就是两座城市和我的第一次。上学的时候因为成绩不是很好，我终究还是
没有考上设立在它们其中的任何一所大学，这叫我感到非常遗憾，尽管我后来也
曾经拥有留在那里的机会——还记得头一回去清华大学找‘一刀’小同学时，我
站在已经封冻的荷塘上面，笑嘻嘻地对着蹲在岸上为我拍照的骚瑞哥手中的镜头
做秀，虽然表面看起来平静无比，其实心里面那叫一个感慨唏嘘，也不为别的，
因为读北京的大学，是我妈寄予我最大的一个心愿。
而对于上海，除了那个城市里还有一个朋友让我经常想起，别的对这座城市
的所有印象却似乎什么也没有了，包括它著名的夜景和浩荡的黄浦江，都已经非
常模糊。也许，最深刻的记忆，都留在路上了。
手术室
很小的时候，一帮孩子呆在一起总喜欢谈论各自父母的职业，由此也常常滋
生出许多经典而深刻的回忆。比如现在一看见“茅台”牌的字样就会想起那个象
姑娘一样腼腆的小学男同学，他妈妈是售货员，所以我们的香烟一般都是他负责
提供；如果某一天忽然在电影里看到过去的布票，一个父亲在百货公司上班的女
同学见人就发的一大摞当草稿本儿用的布票则就会鲜活地出现在记忆面前；而现
在已经濒临倒闭的电影院门口，似乎还有着另一个小同学的姥爷的模糊影子：他
总是坐在那里一边黑着脸收着别人的票，一边微笑着告诉拼命往里挤的我们几个
：别挤，别挤，慢慢来。
我爸我妈都是医生，所以我鼻腔经常接触的大多都是各种消毒水的味道，就
是那种一进医院就可以闻到的气味儿。因为父母的工作规律和时间都差不多，没
有特别充裕的时间来照顾我，所以在除了姥姥住在我家之外，童年我的大多数时
间就泡在医院里，几年下来，除了消毒比较严格的科室，比如手术室没进去过以
外，基本上已经把整个医院的各个角落都转遍了；就象那个年代喜欢跟着大人上
班的每一个孩子都对父母职业相当熟悉一样，那些在部队里的同学每天玩的是枪
和子弹夹，而我的收藏品里，绝大多数则都是各种药品的小瓶子小罐子——相对
于那些一见穿白大褂的拉着大人的裤子坐在地上放声大嚎、眼泪、鼻涕、口水一
起流的孩子，我对各种医院的检查及治疗手段却显得见惯不怪，觉得都是小菜一
碟，实在犯不上大惊小怪。
不过就算是再小的菜，也有吃颓的一天——我还在上小学的时候，好象是刚
过完春节不久，我正在街上疯跑，被父母逮个正着——要知道，我小的时候不管
任何情况下，通常都是一个大人出来找我，如果是俩人一起出现，那肯定是我又
闯了什么大祸，否则决不会如此地兴师动众；当时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撒腿想跑，
不过大人们显然要比我聪明得多，早已做好了准备，过来的时候就按照地形走好
了围追堵截的步伐，想跑也来不及了。结果是，我爸笑眯眯地拍着我的脑袋，说，
小子，跟我走吧。
印象中，除了有什么特别开心的事情，比如我过生日之类的情况外，一向追
求以酷代严的我爸是从来都不会轻易地冲我笑的，所以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这是一
个圈套，如此讨好于我，一定有什么事要我做，并且这事儿也绝对一定是我不乐
意干的。但那时候我还是比较小，虽然满腹狐疑，但还是跟着乖乖地去了——直
奔手术室。
因为我小的时候身体不是太好，特别是扁桃体经常发炎，这也就是我经常发
烧输液的罪魁祸首——我爸由此从省里请了一个专家下来给我做手术，这就是我
进手术室的目的，不过我还是惊讶于老爹老妈保密工作的完美，那之前我根本没
有一丁点儿预料和消息，我估计俩人平时交流此意见也得用上眼神了——这种劲
头放到解放前，也绝对是干地下革命工作两口子的好苗子。
手术的过程是这样的：我象一个木偶一样被拉到这里叫到那边，从洗脸开始，
然后是往嗓子里喷了一些防止呕吐的气雾剂，之后是换衣服换拖鞋，往里走，由
我妈为我做心理准备工作，再之后是走到手术台上，开始局部麻醉……就象江湖
高手总是在最后一个出场一样，当所有准备工作都完毕的时候，戴着大口罩的专
家出现了——我刚上小学的时候有同学问我说，医生为什么都要戴着口罩，当时
我什么都不知道，还要不懂装懂地胡说一气，后来问过大人稍微懂一点儿了还是
继续瞎编，我告诉他们说，那是因为做手术或者打针的医生都害怕被小孩病人认
出来，否则走在街上非天天挨弹弓子不可，呵呵。
接下来的过程是我的眼睛都被蒙住了，什么都看不到，这是大张着嘴巴，不
能说话，也不能叫喊，更不能拿口水吐人，就是说，再怎么难受也都得忍着……
不知道多长时间以后，手术终于做完了，我下地之后一溜烟想跑，却觉得嗓子那
里怎么也不一样了，似乎话也说不出来；后来听说，起码得一个月不能说话。
就这样，我也戴上了大口罩，走在街上想说什么都说不出来，只能比划，象
个小哑巴一样，咿咿呀呀地，感觉别提有多痛苦了——当时和我一起做手术的还
有一个小女孩儿，有一天我跟着我妈在街上遇到她，她也戴个大口罩，也不能说
话，嘿嘿，当时觉得特好玩儿，除此之外还有种同病相怜的感觉：俩大人在那里
叽里呱啦地说个不停，完全不理俩小孩儿不能说话，在一边儿站着干瞪眼什么都
说不出来，哈哈。
若干天后，我终于拆了线，可以讲话了，记得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我能吃
根儿甘蔗吗？”其实那只是脱口而出的一句话，我心里最想说的是：妈，你们以
后再要想收拾我，拜托能不能打个招呼先？
现在，我也穿上了白大褂，上了十几年的学绕了一大圈子，也当了医生，回
到了医院。有时候因为工作需要和同事一起进手术室的时候，在推开大门的那一
瞬间，还是会想到第一次进来时的感觉，那种感觉就象是一阵小风，从裤脚下一
直往上吹，吹到脖子上的时候一凉快，忽忽地打个小寒战，乖乖隆的冬，就差起
一身鸡皮疙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