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穿着浅棕色带花点的呢子衣服，男式的衬衫，系着领结，脚上穿着手工做的便于走路的皮鞋。她的袜子同那天一样薄得像纸，但是今天却没有把两条腿露给我看。她的头发油光漆黑，罩在一顶罗宾汉式的女帽下面。这顶帽子至少要五十美元才买得下来，但看上去无论是谁，只要有一张吸墨纸就可以做一顶。
“啊，你到底起床了。”她说，对着我屋子里的摆设皱了皱鼻子。我这间屋子里摆的是：一张褪了色的红沙发、两把不配对的安乐椅、早需要送到洗衣店去的网格窗帘和一张儿童用的书桌。为了使人感到这间屋子有点儿办公的气氛，桌子上还放着几本很能唬人的杂志。
“我还以为你或许是在床上工作，像马塞尔·普鲁斯特【注】似的。”
【注】马塞尔·普鲁斯特(1871一1922)，法国著名小说家。
“谁是普鲁斯特？”我把一根纸烟衔在嘴里，盯着她，问。
她的脸色有些苍白，神情有些紧张。但是看上去她像个在紧张的气氛下仍然能从容运用智力的人。
“一个法国作家，一个颓废派艺术家。你不会知道的。”
“算了，别提这个人了。”我说，“到我的‘寝宫’里去吧。”
她站起来说：“咱们两个人昨天谈得不太投机。也许我太没有礼貌了。”
“我们两个人都没讲礼貌。”我说。我用钥匙把通往隔壁的门打开，开着门让她走进去。我们走进我这套房子的另外一部分。这里有一张已经有了年头的红棕色地毯，五个绿色文件箱，一份某家公司赠送的月历，上面印着在湛蓝的地板上翻滚着的加拿大一胞五个小女孩。
五个女孩都穿着粉红的衣服，生着褐黄色的头发，闪闪发亮的黑色眼睛大得像特号的干梅子。此外屋子里还有三把仿胡桃木的椅子，任何一间办公室都一定会有的一张办公桌、吸墨纸、笔插、烟灰缸和一架电话机。办公桌后面自然也免不了摆着一张吱吱嘎嘎的转椅。
“你不太注意门面。”她在办公桌的另一面坐下说。
我走到门边塞信孔前边取出六封信、两张明信片和四件商业宣传品。我把帽子扣在电话机上，坐在椅子上。
“平克尔顿【注】也不讲究门面。”我说，“干我们这一行赚不了多少钱，如果办事诚实的话。如果装点起门面来，那就是说，你在赚钱——或者希望赚钱。”
【注】美国一家历史悠久的私人侦探事务所——
“啊——你诚实吗？”她一边问一边打开自己的提包。她从一个法国制的珐琅烟盒里取出一根纸烟，用一只小打火机点着。把烟盒同打火机放回提包里。她没有把提包关上。
“我费尽心机想要诚实。”
“那你是怎么干起这个不很干净的行当来的？”
“你是怎么同一个私酒贩子结婚的？”
“天哪，咱们别再吵嘴了，好不好？我今天一早上都给你挂电话。往这里打，往你住处打。”
“关于欧文的事？”
她脸上的肌肉绷紧了。她的声音变得很温柔。
“可怜的欧文。”她说，“这么说来，你知道这件事了。”
“一个在地方检察官手下干事的人带我到里多去了一次。他以为我可能知道点儿什么内情。实际上他知道的比我还多。他知道欧文想同你妹妹结婚——曾经想过。”
她一言不发地喷着烟，用她那双黑眼睛目不转睛地打量着我。
“或许那倒是个好主意。”她语气平静地说，“他爱上了她。在我们这个圈子里，这种事还是很少见的。”
“他在警察局里备过案。”
她耸了耸肩膀，不在意地说：“他过去没结交好人。在这个犯罪案层出不穷的混蛋国家里，警察局的档案就意味着这么一回事。”
“我不想往深里追究这件事。”
她把右手上的手套剥下来，咬着食指的第一个关节，目不转睛地望着我：“我来找你不是为了欧文的事。你还不想告诉我，我父亲找你去究竟是为了什么吗？”
“不得到他的允许，我是不会告诉你的。”
“是关于卡门的事吗？”
“这我也不能说。”我把烟斗装上烟丝，用火柴点着。她看了一会儿我喷出的烟圈。这以后她的一只手伸到打开的提包里，取出一个厚纸糊的白信封。她把信封从桌子上扔过来。
“你还是看看这个吧。”她说。
我拿起信封来。收信人姓名地址是用打字机打的：
西好莱坞阿尔塔·布利亚·克瑞森特3765号，薇维安·雷甘夫人 收
信是由一个专门递送函件的服务所派人送去的。从邮戳上看，发信时间是上午八时三十五分。我把信封打开，取出一张4×3英寸大小的有光纸照片，信封里只装着这张照片。这是卡门坐在盖格的摆在矮台子上的那把高背柏木椅上拍的照片。卡门戴着耳坠，像她刚来到这世界那样一丝不挂。她的眼睛比我印象中的还要疯狂。照片背面什么也没写。我把照片放回信封里。
“他们要多少钱？”我问。
“五千块——拿回底版和另外已经冲洗出来的照片。今天晚上这笔买卖就得成交，不然他们就把这个东西送给一份专门揭人隐私的小报去。”
“这个要求他们通过什么途径提出来的？”
“一个女人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大约在我接到这个东西半小时之后。”
“揭人隐私的小报纯粹是唬人。遇到这种案子，陪审团用不着退席商讨，当场就会判决。还有别的什么？”
“还得有点儿别的吗？”
“是的。”
她有些困惑不解地看了我一会儿：“是有。那个女人说这张照片还同一件刑事案有关，叫我赶快照他们提出的要求做。不然的话，再同我的小妹妹谈话，中间就得隔着一层铁栏杆了。”
“最好答应他们。”我说，“什么刑事案件？”
“我不知道。”
“卡门现在在什么地方？”
“在家里。她昨天夜里病了。现在还没起床呢，我想。”
“昨天夜里她出去了吗？”
“没有。我不在家，可是家里的佣人说她没出去。我到拉斯·奥林达斯去了，在艾迪·马尔斯办的柏树俱乐部玩轮盘赌来着，把衬衫都赌出去了。”
“这么说你挺喜欢轮盘赌了。那是得把衬衫输光。”
她把腿架起来，又点上一根纸烟：“不错，我喜欢玩轮盘赌。斯特恩乌德一家子没有一个人不喜欢赌博，而且总喜欢赌输。譬如说，玩轮盘赌呀，嫁一个不辞而别的丈夫呀，五十八岁的年纪还参加障碍赛马，结果叫马压在身上，落个终身残废呀，等等。斯特恩乌德一家人有的是钱。用钱买来的都是不兑现的玩意儿。”
“昨天晚上欧文开你的汽车做什么去了？”
“谁也不知道。他没有得到允许就把车开出去了。每逢他休息的日子，我们总让他开一辆车出去。但是昨天晚上并不是他休息的日子。”她撇了一下嘴，“你想——”
“他知道不知道这张裸体照片的事？这我可说不准。我觉得有这个可能。你能马上弄到五千元现款吗？”
“要是不同爸爸讲，或者不向别人借，我弄不到。我也许能从艾迪·马尔斯那里借到。他对我应该大方一些，天晓得。”
“你最好去试一试。说不定有急用。”
她把身体往后一靠，把一只胳臂搭在椅背上：“报告警察怎么样？”
“倒是个好主意。但是你不会这样做的。”
“我不会？”
“不会的。你需要保护你的父亲和小妹妹。你不知道警察还会挖掘出什么来。没准儿是一件他们也沉不住气的事。虽然在办理敲诈案件的时候，警察一般总是尽量把事情掩盖起来。”
“你能在这件事上做点儿什么吗？”
“我想也许可以。但是我不能告诉你为什么我要做和怎么做。”
“我喜欢你。”她突然说，“你相信奇迹。你办公室里有什么喝的吗？”
我打开一只很深的抽屉，取出一个酒瓶和两个小酒杯来。我把杯子斟满，我们对饮起来。她啪地一声关上提包，把椅子向后移了移。
“我会弄到五千块钱的。”她说，“我一向是艾迪·马尔斯的好主顾。此外，还有一个原因他也应该帮我这个忙。你也许还不知道呢。”她朝我笑了笑，那是一种还没有到眉梢就被嘴角忘记掉的笑容，“鲁斯提拐跑了的那个女人就是艾迪的金黄头发的妻子。”
我一句话也没有说。
她紧紧盯着我，又补了一句：“你对这个不感觉兴趣吗？”
“这会使寻找他的事变得容易一些——如果我在寻找他的话。你认为他同现在这档子事没有什么关系吧？”
她把空杯子推给我：“再给我倒一杯。你这人可真是，从你嘴里什么也套不出来。人家说话，你连耳朵也不竖。”
我把她的小酒杯斟满：“你已经从我这里把你要知道的探听去了——我不是在寻找你的丈夫，这就是你想打听的事。”
她一下子把酒杯放下。她呛了一口——或者给她一个机会装作呛了一口。她缓缓地嘘了一口气。
“鲁斯提不是坏人。如果他做坏事，也绝不是为了这几个小钱。他身上带着一万五千块钱，全是钞票。‘以备不时之需’，照他的话讲。我同他结婚的时候，他身上就带着这笔钱，他离开我的时候仍然带着。不会的，鲁斯提绝对不干这种敲诈勒索的小事儿。”
她拿起信封，站起身来：“好吧，我和你保持联系。”
我说：“如果你有什么事要告诉我，可以给我住的公寓大楼打电话。那里的女电话员会把消息转给我的。”
我们向房门走去。她一面用信封敲着自己的手指节，一面说：“你还是觉得不能告诉我爸爸——”
“我得先同他见个面。”
快走到房门口的时候，她站住了，又把照片拿出来看了看：“她的体型很美，是不是？”
“嗯哼。”
她把身体往我这里靠了靠：“你应该看看我的。”她一本正经地说。
“可以安排一下吗？”
她忽然尖声笑起来，一条腿已经跨出房门，又转回身来冷冷地说：“你真是个冷血动物！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你这样的人呢，马洛。还是我可以叫你菲尔？”
“当然可以。”
“你可以叫我薇维安。”
“谢谢你，雷甘太太。”
“噢，见鬼去吧，马洛。”她走了出去，没有再回头。
我让门关着，站在那里，手一直放在门上。我愣愣地瞅着自己的这只手。我的脸有一点儿发烧。我走回办公桌前面，把威士忌酒放回原处，把两只酒杯刷干净，收进抽屉里。
我从电话机上取下帽子，给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挂了个电话，找伯尔尼·奥尔斯接电话。
他已经回到他那鸽子笼里去了。
“告诉你，我没有惊动那个老头儿。”他说，“管家说，他自己或者哪个女儿会把这件事告诉他的。这个欧文·泰勒住在汽车房上面，我检查了一下他的东西。父母都在衣阿华州都布克。我给那里的警察局长打了个电话，叫他去问问欧文的双亲打算怎么办。斯特恩乌德一家人会付给他们一笔钱的。”
“是自杀吗？”我问。
“说不准。他没有写下什么来。他是私自把汽车开出去的。昨天晚上除了雷甘太太以外别人都在家。雷甘太太同一个叫拉瑞·科布的年轻人到拉斯·奥林达斯去了。我查对过。我认识那里一张赌桌上的侍应生。”
“你对那里的豪赌应该管一管。”我说。
“你还不知道咱们这里的黑手党？别那么天真了，马洛。那孩子脑袋上的伤痕叫我很起疑。在这件事情上，我想你一定能帮帮我的忙吧？”
我喜欢他这样提出问题来，我可以拒绝他而又不感到自己在说谎。我们互相道了再见，我离开了办公室。我买了三份午后出的报纸，雇了辆出租汽车，坐到法院，把我自己的汽车从存车场里取出来。几份报纸都没有登盖格的事。我又看了看他的蓝皮记事本，但是那上面的密码仍然同昨天晚上一样固执，不肯泄露秘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