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文，把这些话省下来将来追女孩子用吧。你看起来棒极了。你的舅舅想见你都等不及了。”
这些年以前，罗伯特还处于戒毒康复期的时候，他给莎侬写过两封信——她未回复——希望她能明白他们之间最后那次糟糕的见面是他的酒瘾造成的。他保证说即使她不愿原谅他，在他的余生中他也将滴酒不沾。
当他出院的时候，他得到了人生中难得的第二次机会。当他沿着碎石小路离开了那家把他从毒品造成的梦魇中解脱出来的康复医院时，他陷入了沉思。突然他听到了一个轻柔、熟悉的声音。“嘿，警司，想要搭便车吗？”马尔维扔下他的包，冲向莎侬·凯利张开的双臂。
罗伯特到镇上拿报纸，并去买些早餐。所以莎侬·凯利·马尔维趁罗伯特不在，利用简短的时间问了几个问题以探寻史蒂文来此的目的。她虽然几年前已退休以抚养他们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她仍然掌握着联邦调查局特工的审问技巧。
“噢，噢，莎侬舅妈，”史蒂文开玩笑说，“你非常清楚我们不和联邦调查局的人合作。”
莎侬不为所动，坚持问：“认真些，史蒂文，出了什么事吗？”
史蒂文的目光直视着他的舅妈，问道：“罗伯特舅舅发生了什么事？他是怎么被派到内务处的？”
莎侬的眼睛立刻湿润起来，鼻子也红了。她脱口而出：“上帝啊，史蒂文，谁让你干的？你大老远地到这儿来就是让他伤心？”
霍尔特困惑不解地回答说：“我不明白你在说些什么。”
还没来得及再说一个字，罗伯特·马尔维的身影出现在门口，看到莎侬，他灿烂的笑容顿时消失了。他问道：“史蒂文，究竟发生了什么？”
史蒂文走到舅舅身边，给了他一个深情的拥抱，并在脸颊上亲吻了一下，说道：“罗伯特舅舅，我真的不知道莎侬舅妈为何会生气。”
莎侬很快恢复过来，淡淡说了一句，好像整件事只是个误会，“我以为史蒂文对你被调到内务处中那个告密者小队感到气愤。”
“没有，当然没有，”史蒂文申辩说，“普莱斯勒高级警监建议我到这儿来征询你的意见。他暗示说我来见你这很重要，但是当我问他为什么时，他一直神秘兮兮的。他说我应该来问你为什么。如果我告诉你高级警监和警局希望我做的事情，以及为何我不愿意被卷进去，我想你会同意我的意见的，所以我并不知道有什么了不得的事情我一定要跑这么远来见你。关于你和你的工作有什么我应该知道的吗？”
马尔维谨慎地问道：“嗯，让我们听听你有什么事情。”
霍尔特讲述了在第75辖区内肆虐的腐败情况，当然这立刻使马尔维回想起第13分局内猖獗的腐败，以及克诺里高级警监是如何说服他做卧底的。马尔维回忆起行动取得的巨大成功，以及之后所有的痛苦和自毁经历。他决定不跟史蒂文提任何细节问题，只告诉他说大多数警察不赞成他的卧底行动，因为这会导致那么多警察被捕和拘禁。他解释说对多数警察而言，那些13分局的警察是否腐败并不重要。警局的文化以及多数警察的心理认为警察不会像罪犯一样对待警察，采取包括电子监听等秘密侦察行为来搜集对付他们的证据。多数警员相信这是联邦侦探或内务处的事情，而联邦人员对警察腐败不感兴趣或者内务处就是个笑柄这些则无所谓。
真正让马尔维激动的是史蒂文跟他描述的计划，让正直的警察对恶棍警察进行调查，然后实行逮捕。最终，由内务处之外的警察来逮捕恰巧是警察身份的腐败分子将变得合情合理。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历史性机遇，让训练有素并且具有奉献精神的警察来清理他们自己的混乱局面。
“史蒂文，”他激昂地说，“你不能让这次机会溜走。普莱斯勒和其他的头儿在你身上看到真正的领导潜质，你能够让其他警察信服，追随你。我们的部门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受到一种错误观念的影响，即告密是错误的。让警察们相信这是彻底铲除腐败的唯一方法，我是个最不合适的人。但是这次完全不一样。你应该大胆尝试一下。”
马尔维认为，告诉史蒂文他是如何堕落到被忘却的边缘以及他如何在内务处终结职业生涯这整个的经历没有多少意义。很快他就会发现隐瞒这一切是个令他深感懊悔的错误。
“好的，高级警监，”霍尔特说，“让我们行动吧。”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史蒂文和摩尔建议的七名年轻警察逐个会面，他们也是他的最佳人选。大多数人也提出了霍尔特曾追问普莱斯勒的相同问题：正直的警察对这样的行动会怎么看？这更难回答，因为这些警员中无人具有霍尔特的动机——发生在英雄舅舅罗伯特身上的事情令他感到愤怒和痛苦。他向普莱斯勒高级警监报告说有五名警员愿意加入、随时准备行动。
在大多数星期五晚上，准确地说是夜间11点，“布什终点站匪帮”会聚在一起分奖金——他们是这么称呼的。一般的惯例是匪帮中的每个人早些时候和各贩毒团伙的成员见面，从他们手里接过装着多则2,500美元、少则1,000美元的袋子。他们的老大，一名警司，会安排和两个贩毒团伙中的人员见面，其余六名匪帮成员会和剩下六个贩毒团伙中的成员各自碰头。取钱任务是轮换进行的，由抽签决定。这样可以保证他们的老大能分到大头，毕竟他是级别最高的小偷。周四下午，警司抽到了多明戈·桑切斯（一个拉丁裔团伙的头目）和休·戴维斯（一个黑人团伙的头目）。
七号楼是布什终点站里最后一幢大楼。七号楼的第六层是匪帮六个多月以来的聚会地点，这令一些团伙成员感到担忧，因为他们认为习惯和常规会引起别人的察觉。
晚间不到11点时，弗兰克·帕特里斯警员到了，之后很快又来了三名腐败团伙中的警察。每人拎着一只从贩毒团伙那里拿来的袋子。到了11点45分，鲁本警司和培罗恩还没露面，帕特里斯变得担忧起来。他和其他人并不知道这是个圈套，他们也不清楚那天早些时候有人给他们的老大通风报信，命令鲁本和培罗恩躲开这次聚会。
相反，有三个人聚在了离第75辖区不远的凯尔西酒吧的里屋内，分的钱数量虽少但很安全。
“老大，他妈的为什么要到这儿来？”培罗恩问道。
“不管是什么，可以肯定的是这和那个卑鄙无耻的摩尔有关。到处都有他的眼线。”警司回答说。
当警司早些时候从桑切斯的休闲俱乐部里取钱的时候，毒贩告诉他“那个混蛋”帕特里斯是如何威胁要杀他的，以及他如何向一名警察情报局的朋友进行抱怨的。他说有一位替摩尔工作的警监找过他，说如果桑切斯不把他带到布什终点站看看付钱的地点，他就让桑切斯失业。因为付钱的地点是定期更换的，所以警监得到的布什终点站的情报已过时了。桑切斯认为把警监带到七号楼六层——他偶尔在此交过钱——是把他戏耍了一番。桑切斯不知道的是虽然付钱的地点会经常改变，但第六层一直是匪帮们分赃款的地方。
“不许动，”普莱斯勒和特遣队成员包围了帕特里斯和其他腐败警察，霍尔特警司喝令道，“你们被捕了。”
然后霍尔特开始了一段耳熟能详的诵文：“你们有权保持沉默。你们所说的一切将会……”——执行逮捕时的警告。这对警察来说再熟悉不过了，现在转瞬之间他们就成了被针对的罪犯。
匪帮中的一员哀诉说这不是对待警察的方法。普莱斯勒立刻让他闭嘴，喊道：“你不是警察，你是个该死的小偷。”充分认识到他的新处境让这名羞愧的警员不能自已地啜泣起来。
由同辖区内的正直警察对多名腐败警察执行逮捕这一新闻并没有带来理查森市长认为应该引起的关注。其新闻办公室里的发言人试图大力宣传这一事件——警察，“真正的警察”逮捕坏警察，但是他越努力，先是报道打击犯罪的记者、接着是专栏作家、最后是社论人员却越发不买账。他们就是不明白。在警察腐败相当普遍的年代里，多数记者的态度是，“更多的腐败警察，这他妈的算什么大新闻？”
冷嘲热讽并没有影响内文斯警察专员的自豪感。他成功了。由于这一战略行动，由街道警察对那些触犯了法律并且攻击司法体系的警察执行逮捕变得合理合法了——也许会永远如此，他这样希望。
专员立即发布命令，任何警员，如果在内务部门服役少于最低18个月，就不可能升入侦探局并获得人人渴求的金质盾形警徽。内务部门不再是个处级单位，而是被提升为更具威望的局级编制，与情报局、命案局、重大诈骗局以及纽约市警察局中其他高级别单位的地位相当。
而且，探员为了获得晋升三级的资格——从第三级到第二级再到第一级，必须额外附加在内务局任职一年的条件。任何警察想获得参加晋升警司、警督或警监考试的资格必须自愿在内务局工作至少六个月。最后，警监要升到高级警监或者其他各级别的警监警衔必须至少在内务局任职18个月。
内文斯不仅成功地摧毁了蓝墙，而且消除了将内务局的工作视为耻辱的看法，不仅把在那儿任职和升职联系在一起，而且将其视为荣誉。一周之内，许多人都等着被派到这个新局任职，人数之多需要通过抽签的方式来决定名单。
新闻综述发布后的第二天，巡警慈善协会和警司慈善协会对新闻界发布了一条声明：“我们已经审查过用来指控名为‘布什终点站匪帮’的被告的证据。我们认为这些指控完全真实，因此被告无权享有由巡警慈善协会或警司慈善协会聘用的律师对其案件进行代理的权利。”该声明由巡警慈善协会主席威廉·P.莱利和警司慈善协会主席肖恩·托宾签署。
不出任何人所料，自然内文斯局长或普莱斯勒高级警监不会感到意外，史蒂文·罗伯特·霍尔特是警司中第一位申请前往内务局的警察。
38
布鲁克林弗莱特布什大街，
尤尼奥尔饭店，
1992年11月初
布鲁克林的尤尼奥尔饭店以其奶酪蛋糕举世闻名，如果你是位具有政治野心的律师，这个地方不得不去。每天早餐时分，从6点半开始，每张桌子都变成了一个权力中心。金斯县的共和党及民主党政治大佬们在不同的桌子上和请求者们见面——想寻求诸如在法官门下出任法律秘书之类工作的律师们，而给法官们配备的职员大都是由这些政治头脑们控制的。当然，任何时候都不会有人承认存在着如此明目昭彰的恩惠。而且这也是个和募捐人见面的机会，他们提供着政治生命的血液：金钱。
这些会谈也为选民们提供了寻求帮助的机会，或者，用政治圈内的术语，这被称为“契约”。给某选民或其亲戚、朋友找份工作就是完成了一份契约。当然，正如“契约”这一术语在商业上的意义，人们总是期待能得到些回报。自从许多政治头脑们因受贿而被投入大牢之后，回报的形式已变得复杂微妙得多。它们发展成为某位政治专栏作家所称的合法贪污——没错，是报酬，但是以某种能够避开刑事指控的方式支付的：让政治头脑和其妻子或女友在巴哈马群岛度过一个长长的、快乐的周末，开销则是某个得到公职的人的大款叔叔支付的；在某份契约完成后的数月之后，为政治头脑们定下的候选人参加州议会的竞选活动而慷慨解囊，这让证明谋求职位与政治献金两者之间的联系变得不太可能。对那些控制着职位的人来说，政治仍是有利可图的。
在尤尼奥尔饭店的后面还有一块地方，如果这里有人正在进行严肃、秘密的事情，便禁止其他顾客进入，这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一个周六的大早，关于史蒂文·霍尔特的案件正是在这里进行商议的。这是在布伦达·摩尔的要求之下召集的，以便汇报一下他的调查。坐在桌边的有拉里·格林、莎侬和罗伯特·马尔维夫妇、副总警监伯尼·普莱斯勒、昆士县地区检察官肯尼·拉提根和其长期的良师益友布鲁克林地区检察官巴迪·库珀。摩尔信任他们中任何一位的能力和判断力——罗伯特·马尔维除外，但是显然不能将他拒之门外。
“当时附近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们任何有关谋杀的消息，”这是摩尔的开场白，“但是那些经常在布什终点站附近晃悠的年轻酒鬼们告诉我的手下说那儿曾有个常向他们弄些毒品——主要是高纯度可卡因——的吸毒者，他在1990年12月末的某个时间销声匿迹了。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但是因为他总是身着作战服，所以他们叫他‘士兵’。”
摩尔停顿了一下，实际上他对能够短暂地回到迷人的密探世界感到欣喜。“有一点特别有趣：士兵只在月初购买毒品。他们记得这一点是因为该月晚些时候他们想再卖点高纯度可卡因给他时，他告诉他们他只剩几美元了，只够买些雷鸟牌葡萄酒。”
第一个说话的是普莱斯勒，但是他说的其他人都已经猜到了。“他要么死了，要么仍享有养老金，这笔钱寄到他已经搬往的什么地方。”
“对，”摩尔说，“但是有一点我们要意识到，我们找过的那些笨蛋中没人提过这个家伙看到过什么，所以他的消失也许和谋杀没有关联。”
“虽然可能是这样，我仍然很想找到这个家伙。”拉提根主动说了一句。
莎侬对摩尔的情报特别关切。“我在邮局有些朋友。如果这个家伙有邮箱，而且还活着，他们应该能找到他的新地址。”
兴奋的情绪开始影响到了拉提根。“我有个朋友，是我竞选活动的捐款人，他是支票兑换协会的主席。他应该能够找出士兵是在哪里兑换支票的。他可能在离布什终点站不远的当地酒吧内兑换的现金。”
普莱斯勒接上话茬。“他们说他的腿瘸得挺厉害，所以我猜他不会走得很远。嘿，肯尼，”他转向拉提根，“我去把它查清会有问题吗？”
拉提根未来得及做出回答，格林站了起来，横眉怒目地瞪着说：“你们知道，这些他妈的执法手段谁都能猜得到。你们难道没想过霍尔特可能是有罪的，而士兵可能正是戈斯的案件里缺失的那个证据环节？”
马尔维打破了长时间的沉默，高声说：“不，拉里，不，他是无辜的。”
“听我说，罗伯特，还有你们所有人，永远不能用感情来代替理智。”格林希望他这帮忠诚的朋友以及相亲相爱的人能够意识到他们所说的话可能造成的后果。“如果这个该死的酒鬼、吸毒者把史蒂文出卖了怎么办？或者我们说他可以提供一些情报证明霍尔特无罪——你们怎么知道他是否可信？别急着回答，因为除了布伦达和我，你们中没人能够做出客观的评价。所以，这是我们的安排，如果找到了士兵，只有布伦达和我才能和他会谈。”
格林等着大家的反应。感到没有异议，他继续说：“那就这么定了，好吧？”
一位在金斯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刑侦小队工作的探员进入了尤尼奥尔饭店的后部禁区，悄悄地走到库珀地区检察官身边。他对地区检察官耳语了几句。
库珀起身道歉说：“我有一个紧急电话。”他对格林说，“我只要一会儿，等我回来。”
汽车的喇叭声连绵不绝。一名满脸通红的司机正冲着停在其车道前面等待交通信号灯的车子高声谩骂带有种族歧视的脏话。加布·培罗恩掏出警徽，疯狂地挥舞着，高声喊道：“操，我是警察，动一动！”几个小时之前，培罗恩在布鲁克林另一个地区畅饮了一通啤酒，已是醉醺醺的了。“天哪！你这个该死的混蛋，滚开！”
林肯大道上——这是条双向四车道的干道级大街——的信号灯变成了绿色，但是塞德里克·李昂斯牧师坐着的车子没有动。他是位于布鲁克林贝德福德－斯图伊维森特地区的非洲卫理救赎公会的荣誉牧师。李昂斯牧师深受布鲁克林非洲裔社区民众的敬爱。他命令在“我给这位年轻人开导一下”的时候，司机把车停着别动。李昂斯牧师下了车，培罗恩从他的车里跳了出来面对着年长的牧师。李昂斯牧师举起他的右手，带着微笑温和地说：“年轻人，是什么事情让你的举止变成这样？”在人行道上，一群附近的非洲裔民众开始聚集起来。
“滚回你的车里，妈的，不然我把你撂倒。”培罗恩咆哮道。
牧师的司机是个体型硕壮的黑人，一位前重量级拳击手。他向培罗恩走过来，警告他要“注意你的言辞”。培罗恩开了两枪，击中了司机的肩膀和右腿，他倒在了人行道上。
李昂斯牧师感到惊恐，他请求道：“看在上帝的分上，请把枪放下。”培罗恩猛地转过身朝牧师开了两枪，子弹击中了他的腹部，他也倒在了地上。
聚在两侧人行道上的人群开始愤怒地呼喊，但是培罗恩挥舞着枪，不让他们靠近。几分钟之后，街上布满了警察。其中几位命令培罗恩扔掉枪。一名警察在培罗恩脑袋上重击一下，把他打倒在人行道上。他的手被铐在背后，扔进了一辆警察巡逻车的后部。当地辖区的指挥官是一名颇具威望的黑人高级警监，有办法安抚民众。他立刻采取行动，命令警官把受伤的牧师和他的司机分别抬入两辆巡逻车，火速赶往金斯县医院。他认为等待救护车前来太危险了。他手下的一名警察是急诊医师，告诉他两位受害者情况已稳定下来，不会有生命危险。在离开现场之前，高级警监对聚在那里的民众（人数已超过一百多人）说：“你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认识我，知道我会说真话。首先，李昂斯牧师和他的司机不会有事。其次，那个被捕的家伙是个警察，我想让你们知道，我保证他这辈子出不了监狱。”
库珀很快就回来了，他告诉在尤尼奥尔饭店焦急等待的同伴：“加布·培罗恩警员在布鲁克林被捕了。培罗恩声称自己是霍尔特警司被控所犯三桩谋杀案的目击证人，谋杀是在布什终点站进行的。他希望达成诉辩交易。”
39
纽约州人民诉霍尔特，
1992年11月10日
“请法庭允许。”戈斯鞠了一躬，小心翼翼地开始了，带着一种拙劣的逢迎巴结的姿态试图对麦克考恩法官拍马溜须。
这没奏效。麦克考恩从高高的法官席上怒目相向，威严地打断了他。“有何请求？”
戈斯立刻回答说：“法官大人，我们昨天深夜找到了一位目击证人，我希望能传唤他。”
“很好，”麦克考恩简短地说，“现在传唤。”“嗯，法官大人，我不能马上传唤他。我——”不等戈斯继续下去，麦克考恩高声命令，“到里面说。”
克兰德警司步履轻快地离开审判室，他和其他的旁听者一样感到迷惑不解。他瞥见了来自萨福克县命案处的阿尔提·莫莱利警督。在几年前举行的一次警察联谊会上他们照过面。
“哎，路，出了什么事？”克兰德关切地问。
“一名叫加布·培罗恩的警察被抓了，他在布鲁克林开枪伤人。他同意作证指控霍尔特。”莫莱利回答说。然后，他指着霍尔特的方向，迅速补充了一句，“我想我们搞定他了！”
“史蒂文，”克兰德悄声问道，“加布·培罗恩能证明什么？”
血色从霍尔特的脸上一点点消逝了，但是他的回答坚定、缓慢。“我根本就不知道，除了知道培罗恩是个该死的腐败分子，是布什终点站匪帮中的一员，在我们逮捕其他人的那个晚上他没有现身。有人把我们的突然袭击通风报信给了他和其他几个人，这一点我一直非常肯定。什么事他都可能说得出来。”
克兰德告诉霍尔特，培罗恩涉嫌开枪伤人，主动提出作证以换取诉辩交易，史蒂文耸耸肩说：“嘿，警司，那个杂种你能指望什么呢？但是没关系，格林能把他的谎言撕成碎片。”
克兰德微笑着说：“所以你感觉还不错？”不等回答，他继续问，“但是你觉得他会说什么？”
突然之间霍尔特显得不安起来，他笑着说道：“他早就该死了。”
“你说什么？”
“没什么，警司。谢谢你的探望。噢，还有，张大耳朵听着。”
40
康涅狄格州布里奇博特医院，
1992年11月12日
“拉里，好消息是我们找到他了。”布伦达·摩尔的开场想竭力降低期待。
“耶，那么坏消息是什么？”拉里·格林不耐烦地打断了他。
“几乎两年来，他一直呆在康涅狄格州一家退伍军人医院的精神病病房里，他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症。”
摩尔解释说，1990年12月末的某个时间，警察在布鲁克林滨水区域的一处码头上发现了流浪的“士兵”——他的真名为布莱德利·寇斯，那儿距布什终点站只有几个街区。他那时语无伦次，看起来受到了惊吓。他们搜查他想找到身份证件时，在他钱包里的一些文件中找到了一份海军陆战队出具的退伍证明，他的军衔是少校。
警官们把寇斯送到了布鲁克林的美国退伍军人管理医院，他被留院进行观察诊断。在寇斯被转到康涅狄格州布里奇博特市郊这家专门治疗这种精神疾病的退伍军人医院之前，他收到了定期寄给他的伤残补助支票。利用莎侬在美国邮政检查署的关系人提供的情报，摩尔追查到了那里。
“我马上去。”格林大声说。
“好的，拉里，但是可能帮助不是很大，”摩尔回答说，“根据他的精神病医生所说，少校性格孤僻，经常显示出紧张性精神病的症状。当他有所反应时，大多数都是低低嘟囔的喉音。”
那天早些时候，一位陪审员通知麦克考恩法官她的兄弟突然过世，他的葬礼定在周一。法官宣布休庭至周二上午10点，双方均无异议。
“这样我们有四天的时间在那儿，”后来格林在电话中对布伦达·摩尔说，“直接找这个家伙的医生，看看他能否帮助。”
地区助理检察官沃利·戈斯欢迎审理的延期，这使他有机会和加布·培罗恩警员的律师进行谈判。由于这一新的进展造成了利益冲突的扩大，布鲁克林地区检察官库珀和萨福克县地区检察官克罗利共同向金斯县主管法官提出请求，任命克罗利担任特别检察官对培罗恩提起诉讼。
起初，给塞德里克·李昂斯牧师进行代理的律师和一些社区活动家感到愤怒，他们担心培罗恩不会因其种族主义的暴行而受到惩罚。为了减轻他们的忧虑，理查森市长邀请了李昂斯牧师及其家人、他所有的代理人和追随者在格雷西大厦和库珀及金斯县地区检察官肯尼·拉提根会谈。拉提根在库珀手下任联合工作处主任时，和布鲁克林黑人社区的关系尤其融洽。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克罗利。
克罗利说话并不拐弯抹角。“为1990年圣诞节时期被残忍杀害的三个人伸张正义以示纪念，不管这对我们有多么重要，我仍要向你们郑重保证，除非培罗恩接受入狱服刑相当长的刑期，否则我们不会和那个凶残、偏执的恶棍达成任何协议以换取其证言。而且，我们会和李昂斯牧师及其律师商议服刑的刑期，并征得他们的同意。”
那天晚些时候，培罗恩的律师凯里·不来梅和地区助理检察官克罗利在萨福克县克罗利的办公室里进行了会谈。不来梅缓慢地开口说：“根据新闻报道，你能给予我们的商量余地非常有限。”
克罗利面无表情，回答说：“凯里，我的年轻人，是你的客户没有给自己留下余地。如果他没有什么可以兜售的东西，那我们不如在这里探讨一下你写的证据规则方面的学术论文，而不要为你代理的那个卑鄙的家伙白费口舌。”
凯里·不来梅以前是布鲁克林地区检察官库珀手下的一位高级处级主管，他曾担任过布鲁克林律师协会会长，最近还被同行们选为颇具声望的纽约州律师协会会长。他现年54岁，是福特汉姆大学法学院的副教授，撰写过五六部广受好评的法律教材，还是纽约市一家有名的为白领犯罪进行辩护的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不来梅一般不会为像培罗恩这样的人进行辩护。其业务主要和一些行骗的金融家、偶尔也和被控腐败的工会领导、或者面临被判入狱并丧失律师执照的律师打交道。他同意代理培罗恩仅仅是给巡警慈善协会主席比利·莱利帮个忙。当利益冲突无法让巡警慈善协会的律师代理其成员时，莱利有时会聘用不来梅的律师事务所。
不来梅总是穿着整洁——三件套装配手结的蝶形领结，好莱坞电影中庭审律师所穿的制式服装，得体、光鲜。他乌黑的头发在头部两侧已渐渐向后消退，只在他高高的前额中部留下了一撮发尖。虽然他脸上带着一种永远的渴求的微笑，但代理像加布·培罗恩这样的人不来梅教授感到相当不舒服。但他是位律师，所以他要履行职责。
“但是，吉姆，”不来梅对萨福克县地区检察官提出了异议，“加布·培罗恩是你的案子。拉里·格林驳倒了你所有的法医鉴定，所以你唯一的希望是目击证人。培罗恩是唯一另外一位在布什终点站现场的人。这个案件明显就是个处决式谋杀，他可以给你提供细节。”不来梅继续说的时候，克罗利一直没有改变他的表情。“有了培罗恩，你可以为作案动机找到坚实的依据。霍尔特是唯一有动机杀害斯科特·鲁本的人。他憎恨鲁本，因为在围捕布什终点站匪帮时他漏网逃脱了。你的探员们告诉你如果霍尔特没有被捕的话，他会策划杀掉培罗恩的。”
“好了，”克罗利听够了，“对每项谋杀未遂的指控，培罗恩将面临5至25年刑期的判决。你知道麦克考恩法官的威望——他会判培罗恩在狱中连续服刑的。所以他还有啥好考虑的。如果他肯合作，我会请求法官判处他25年徒刑，你知道，这意味着他得服刑17年后才能换个地方。当然，只有牧师和他的司机同意才行。如果他不愿作证，我会请求判他50年，这会让他呆上34年后才能见到假释裁决委员会——如果他那时还活着的话。”
不来梅看起来很惊愕，虽然说真的他期待的结果并不比这个好多少。“我们有多少时间？”
“我已下令在布鲁克林召集一个特别大陪审团，整个周末我将和他们商谈。他们会在周一下午5点立案提起两项谋杀未遂的指控。”克罗利的办公室将把立案起诉的时间推迟到法院书记员办公室关门前的几分钟，以降低泄露给媒体的可能性。
克罗利现在站了起来，抓住不来梅的右肩。“凯里，在周一大陪审团立案起诉之后，就再也不会有诉辩交易了。”
41
康涅狄格州布里奇博特医院，
1992年11月13日
“格林先生，恐怕寇斯少校对你或者对他自己都没有什么用处。”珍妮·德·卢兹医生解释说，她是布里奇博特退伍军人管理医院负责精神病治疗的主任。
自布鲁克林转院过来的18个月里，对寇斯的心理健康状况的诊断大体上仍属于推测。当然，他的症状符合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的情况，其精神病医生的结论是，这和他在越南的服役有关。但是当他看起来清醒的时候，传统的治疗方法——目的是把他对越南的记忆与他当前的现实状况分开——看来对他不起作用，这让那些检查寇斯的体征图表、对他进行观察的医生们感到棘手。他被迫戒断了过去经常吸食的街头毒品，突然的停用造成了他最初病情的恶化。
“对大多数病人而言，”德·卢兹医生解释说，“大约六个月后症状就会消失。但是对另外一些人，这些症状将是长期的，会持续多年。”
她告诉格林和布伦达·摩尔，对于寇斯少校有一些令人费解的地方。有时候白天他看起来处于恢复期，但是就在他要上床睡觉前，他的状况会相当突然地发生逆转，而且经常做可怕的噩梦。
“你能确信少校的病情只是因其在越南的经历引起的？”对德·卢兹医生的分析思考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格林最后问了一句。
“格林先生，我们这门科学还没有达到可以超越推测的程度。在寇斯少校刚刚离开部队那段时间里，我们缺少对其病情的观察资料，没有它根本无法判断。但是理论上，如果少校经受过另外一次激烈的体验，那么创伤后应激障碍症很有可能出现反复。”
格林进一步追问：“如果给少校展示一些东西，能够重现这些暴力场面发生地的环境，例如，一张在越南丛林中作战的照片，或者某种类似的环境——病人在此目击了特别暴力的事情——那么这会带来反应吗？”
“这完全有可能，但是你想了解什么？”
拉里·格林转身对摩尔说：“布伦达，给德·卢兹医生看看那些照片。”
摩尔的手下在布什终点站已拍了十余张不同角落的楼层照片。摩尔还有霍尔特、鲁本、培罗恩以及其他一些受到指控的布什终点站匪帮成员的照片，同样还有一些和培罗恩一起逃脱的嫌疑犯的照片，在霍尔特发动突袭时，他们没有在终点站露面。
寇斯少校被领进了德·卢兹医生的办公室。寇斯身高不足6英尺，身形瘦削，这是他头脑清醒时因大量运动而得以保持下来的。他的头发呈银灰色，他脸上深深的皱纹使他看起来比他51岁的年龄老很多。他羞涩地默默一笑，作为打招呼，加上他的医院病人服和拖鞋，他看起来非常弱不禁风。
照片被贴在德·卢兹医生办公室两侧的墙上，并应格林的要求被遮盖了起来。精神病治疗医生坚持要求由她一个人来发问。她首先会问少校，他是否认得出这些位于布什终点站内仓库楼层的照片，然后再问他是否认识照片中的那些人。拉里·格林定下了展示这些人照片的先后顺序。
一开始四张照片是在仓库内部拍摄的，寇斯少校对此没有反应。但是对接着的两张从仓库的上面楼层——摩尔的调查人员推测这可能是寇斯的临时住所——拍摄的照片，他点头、咧嘴而笑，清楚地表明他是认识的。当看完楼层照片之后，格林感到他的手掌变湿了。霍尔特和其他人的照片被透明胶带粘在素描纸上，正面冲下放着。医生突然把纸翻过来，露出了照片，寇斯少校低头看着展示的照片，然后跳了起来，手连续地指着，开始尖叫起来：“是他，他，他！”
看护人员无法制服这名心神狂乱的前海军陆战队军官。寇斯一拳重击在一位护理人员的脸上，其右眼上方被打出了一道大口子，血流如注。另一位护理人员腰间被柔道腿法踢了一脚，立刻疼得直不起腰来。德·卢兹医生在寇斯开始大叫的时候，立即按响了警报，召来了六位身强体壮的护理人员，他们费了好大的劲，再加上德·卢兹医生打的一针镇定剂，才把他制服。
“噢，上帝啊，现在我们该做什么？”一会儿之后格林问。
摩尔问精神病治疗医生药物或催眠是否能让寇斯少校进行一次有限的情况问询。
她迅速做出了回答，在格林看来太快了，而且对摩尔和格林两人来说太过专业和抽象。
格林大声说：“你看，医生。我有一位正在受审的年轻人，被控犯下三桩他没有犯的谋杀罪，而这个人掌握着关键的东西，所以该死的请不要这么快拒绝我们需要帮助的请求。”
德·卢兹医生没有料到格林会突然爆发，她反击说：“你再敢对我嚷嚷，我就把你扔出医院。我是名医生，不是魔术师。而且你应该很清楚，既然你已经亲眼目睹了病人的反应，我几乎无能为力了。”
摩尔举手示意格林——他的脸因暴怒而变得通红——冷静下来。“医生，一定有办法的。你能做些什么让他清醒过来？”
德·卢兹医生立刻表示了歉意。这位70岁左右、像祖母一样的精神病医生通常感情不会溢于言表，尤其是愤怒的情绪。她同情地看着这两个人，格林的脸上充满着焦虑，摩尔则带着一种她记忆中从未见过的失落之情。“先生们，我会努力帮助你们的，但是你们应该明白虽然催眠可以消除一些症状，但经常又会产生某种替代症状。我们根本无法知道它会怎样显露出来。催眠对治疗受压抑情绪有效，在这方面，我当然会尝试，但是显然我要等上几天。”
“医生，”格林轻声并且情绪低落地回答说，“审理将在周二重新开始，也就是后天。我们没有时间了，而且这是种胜算不大的尝试。不管怎样，我们准备把你进行治疗的过程录下来。这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不来梅，你这个律师真他妈的混蛋。为什么你不干脆把我送进毒气室？”在里克斯岛监狱侧翼的特殊保护区一间隔离的等候室里，培罗恩在尖声叫骂。
这座监狱被称作“岩石”，关押着被判最高一年刑期的犯人、等待审判而无力支付保释金的人，还有像培罗恩这样单独收监、不予保释的有名的犯人，如果允许他们和其他普通罪犯混合关押在一起，他们的生命会受到威胁。一名白人警察被控企图谋杀一位年长的黑人牧师，他在一个黑人囚犯比例很高的监狱里活不了多长时间。
不来梅一开始没有理睬培罗恩的挖苦讽刺，并等着他的怒火渐渐平息下来。然后他说：“你看，你没有其他选择，你是否要服完整个刑期这也不能确定。如果你能让这个疯子一样的警察杀人犯进监狱，判上三个连续的终身监禁，一切事情都会变成可能。我不能保证，但是我会在几年之后请求对你进行改判。
听到这儿，培罗恩喊起来：“几年之后？为什么？”
“为什么？”现在不来梅提高了嗓门，“因为企图谋杀纽约市最受人尊重的牧师，还有企图谋杀他的司机，都是因为你不喜欢他们的肤色。”
“噢，狗屎，我是正当防卫。”培罗恩回答说。
“好，咱们到此为止，”不来梅说，接着又高声喊道，“警卫，让我离开这儿。”
“嘿，等一等。”培罗恩突然哀求道。
地区检察官沃利·戈斯从座位上充满信心地站起来，带着一丝微笑宣布说：“法官大人，纽约州人民传唤纽约市警察加布里埃尔·弗朗西斯·培罗恩到庭。”
戈斯引导着培罗恩回答了一系列问题，为终场的大结局搭建舞台，即在法庭上当场指认。当目击证人面对着陪审团真的指认出某一罪行所谓的实施者，这是个充满刺激的时刻。
“我们的老大鲁本还有我在布什终点站碰面，分我们从当地毒贩手里收到的保护费。突然有两名西班牙人晃到了这层楼。我想他们看到了我们脚边那么多钱，这一定颇为引人注目。其中一个声称前天晚上聚会时他把钱包丢了。正当我们思量该怎么办时，有人在这个楼层的那头高喊，‘警察，不许动。’老大和我毫不迟疑地朝安全通道跑去。老大跑出门时摔下了楼梯。我藏在门道里，拔出枪，做好射击准备。那个喊话的家伙从楼的对面穿过楼层跑过来。虽然灯光相当暗，但是我立刻认出了他。他俯身看着已经扔下枪、举手投降的鲁本。这个家伙喊着，‘你这个可耻的腐败分子，’然后开了两枪撂倒了鲁本。两个西班牙人双膝跪地、开始哀求。我看到他慢慢地、有条不紊地朝一个家伙的太阳穴开了一枪，然后把另一个家伙踢倒在地，用手揪住他的头发把他拎起来，在他尖声哀求饶命的时候，一枪射入了他的太阳穴。”
“之后你做了什么，培罗恩警员？”
“我逃走了。”培罗恩怯懦地回答说。
“现在，培罗恩警员，请你站起来，环视一下审判庭。你能指认出被你描绘为杀害海勒姆和雷蒙·罗德里格斯兄弟及斯科特·鲁本警员的那名凶手吗？”
“我能。”
“很好，指出他，并告诉陪审团他身上穿的一件衣服。”
培罗恩指着史蒂文，宣布说：“他就是那个人，他就坐在被告席上，穿着一件蓝色的运动上衣。”
地区检察官戈斯郑重地说：“恳请法庭允许，恳请记录下培罗恩警员指认被告史蒂文·罗伯特·霍尔特杀害了所有三名受害者。”
“准许。”麦克考恩回答说。
“这真让人吃惊。”史蒂文对他的律师咕噜了一声。
现在该轮到拉里·格林让麦克考恩法官、戈斯、聚在法庭内的记者和听众们大吃一惊的时候了。他起身、充满信心地说：“法官大人，对这个人，我没有什么问题了。”格林对“人”这个字，发音发得非常仔细，把两个音节分开以表明他对培罗恩的鄙视。他知道培罗恩做了伪证。
42
纽约州人民诉霍尔特，
1992年11月17日
戈斯站起来，笨拙地试图做出潇洒的样子，宣布说：“法官大人，这便是代表纽约州人民起诉的该案案情。”
“很好。”麦克考恩法官回答道。他转向格林，估计他会提出请求不予受理的动议，而这总是在陪审团不在场的时候进行的。他询问道：“格林先生，你需要陪审团退场吗？”
格林起身回答说：“噢，不，法官大人，我们准备继续。”
“很好。你们打算传唤证人吗？预计要多长时间？”
“不会很长，法官大人，因为我只将提出一名证人。”
“好，请继续。”
“我将传唤布莱德利·寇斯。”
就在这个时候，审判室的后门打开了，布莱德利·寇斯在布伦达·摩尔的陪伴之下，有点一瘸一拐地慢慢地走向过道。他穿着非常整洁，一套蓝色的三件套西服和浅蓝色的领尖钉有纽扣的衬衫，系着一条红、黑、蓝三色条纹的领带。摩尔护卫着寇斯来到律师席的入口，然后在前排坐下。寇斯从霍尔特和格林身边走过，并向格林恭敬地点点头，对陪审团和麦克考恩法官他也重复着这一动作。他踏上通往证人席的台阶，并按照拉里·格林之前教导他的那样站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