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发誓将陈述真相吗？全部的真相，别无其他，唯有真相，愿上帝与你同在。”法庭的书记员诵读道。
“我发誓。”证人回答说。
“请告知你的姓名、住地所在州以及职业。”
“布莱德利·寇斯，康涅狄格州，美国海军陆战队退伍军人，少校。”
几分钟前，格林决定不对培罗恩进行交互质证，这激起了法庭内每个人的兴趣，尤其是陪审团的。他们愣愣地坐着，观察着寇斯的一举一动。
到了审理的这个阶段，新闻记者中也包括了一些来自全国各地最具经验的评论员，他们猜不出格林究竟想干什么。兴奋的气氛在积聚，欢迎他这位神秘证人的到来。克兰德脸上露出疑惑的神色。在法庭另一端正对着克兰德就座的地方，马尔维、莎侬和李·莫兰挤在一起。他们知道寇斯少校会说什么，但是他们也知道他的作证充满着危险。当寇斯落座后，他们期待地盯着他，并默默地进行着祈祷。
格林非常清楚他做的事情也许会让他的职业生涯突然终止。他充满信心、大步走到离证人席几英尺的地方，带着不常有的开怀笑容，他开始了。
早些时候，德·卢兹医生告诉拉里·格林，催眠治疗看起来奏效了。虽然她不清楚其成功背后的科学原因，但她相当确信这可以持续有限的一段时间。格林决定向麦克考恩法官隐瞒这一事实，即寇斯的证词是催眠诱导的结果。格林律师当然清楚在纽约州这样的证词是不能被法庭采纳的，而且如果他的把戏被戳穿了，麦克考恩法官可以判他藐视法庭罪，并把他的行为提交到律师投诉委员会。毋庸置疑他们会建议予以惩戒，这很有可能将导致吊销他的律师执照。尽管如此，格林认为他别无选择。
德·卢兹清楚其中的风险。“他随时都可能突然垮掉。既然你已亲眼见识过，我就不用再描述往事在他脑海中重现时那种火山爆发般猛烈的特性。你发问时要切记和缓，还有祈祷！”
“我希望在我的武器库里有那个，医生，”格林对此嗤之以鼻，“我是指祷告以及所有那些玩意儿！”
对那些自愿表明他们是不可知论或无神论观点的人，德·卢兹医生从来都不太适应，所以她只是以微笑作为回答：“很好，那我来祈祷。”
格林以温和但是坚定的声音开始发问。“你能回忆起退伍后你去了哪里？顺便问一下，你是如何从部队退下来的？”
“我是因为身体原因而光荣退伍的。我回到了布鲁克林，童年时代我住在这里。”
“那么你抵达了你的目的地吗？”
“没有。”少校回答说。
寇斯叙述说他会不时地短暂丧失记忆和意识，后来发现自己躺在一处大型仓储建筑内，后来他知道这就是布什终点站。他作证述说了他染上毒瘾和酗酒的过程，他是如何在一家仓库的高处楼层上搭了个像阁楼一样的安身之地，以及他是如何靠伤残补助金生活的。接着格林引着他谈到了谋杀发生的时间——1990年12月19日至20日凌晨。
“现在，少校，”格林继续轻声地说，“请你描述一下你看到了什么。”在寇斯讲述的时候，格林一直控制着发问的节奏。他将告诉他的学生们，这一点很重要，在直接质证的时候，质证人不能让目击证人作答时进行长时间的叙述，这通常会使陪审员失去兴趣。在本案里这倒不是个令人担心的问题，但是由于寇斯少校脆弱的精神状况，因此控制他直接作证的过程尤其重要。所以格林会用一些经过精心演练的词句——如“请在这里暂停一下”或“请允许我简短打断你一下”，小心翼翼地打断寇斯的叙述。
格林小心地引导着寇斯少校叙述了每一桩残忍的谋杀。在寇斯描述第一起谋杀的时候，不夸张地说，格林大气都不敢出。但是当少校生动详尽地回忆起一桩桩谋杀是如何周密进行时，他的回答清晰而且缓慢。
当寇斯少校结束了这部分证词后，格林退到陪审席的后部——这里正对着位于审判庭另一侧被告人就座的桌子，然后对麦克考恩法官说：“请法庭准许，我能否让被告站起来？”
“当然可以，格林先生。”法官回答说。格林向史蒂文示意，他晃晃悠悠地站了起来。
“寇斯少校，”格林坚定而且自信地问，“你能指认出你看到的那个谋杀了海勒姆和雷蒙·罗德里格斯以及后来杀害了斯科特·鲁本警员的人吗？”
“我可以。”
“请把他指出来，用他身穿的一件衣服指证该人。”
当寇斯起身伸出右手、展开食指的时候，他开始哆嗦起来。这一瞬之间，格林真的念起了他在布鲁克林弗莱特布什区的正统犹太小学里学到的一小段希伯来语祷文。当格林做完祷告的时候，寇斯以有力的嗓门说：“他就是那个人，坐在预留给警官的那排座位上，那个穿着灰色防风上衣的胖家伙。”
麦克考恩法官站起来，命令道：“你，先生，亮明你的身份，现在。”
戈斯跳了起来，大声说：“等一下，我要对该证人进行交互质证。”
麦克考恩回答说：“肃静。”
现在宽敞的审判庭乱成了一锅粥。记者团像训练有素的军事小队一样一跃而起，朝克兰德的方向冲去。一些听众、霍尔特的警察朋友站起来冲克兰德叫喊。而克兰德开始寻找逃跑路线。
麦克考恩站起来，使劲敲着法锤，命令保持肃静，并指示法警们控制住审判庭。接着他下令让陪审团退场。当最后一名陪审员离开法庭后，麦克考恩指着克兰德，对莫莱利下令说：“警督，逮捕那个人。”莫莱利迅速把克兰德的手铐在背后，押解他走向审判庭后面的囚禁室。
43
福里尼餐厅，
1992年11月25日
这是一个周三下午的傍晚时分，福里尼兄弟对公众关闭了后面的房间，而留给史蒂文·霍尔特的庆祝活动，这是少有的特例。除了史蒂文和他的未婚妻李·莫兰之外，人群中还包括了罗伯特和莎侬·马尔维夫妇、拉里·格林和三位地区助理检察官——布鲁克林区的库珀、昆士县的拉提根以及萨福克县的克罗利。一张大桌子占据了福里尼餐厅后面房间内的大部分空间，布伦达和佩吉·摩尔夫妇坐在正中央。除了庆祝之外，所有人都想听布伦达描述一下他和他的侦探们是如何找到士兵的——寇斯少校，以及如何导致戏剧性地撤销对史蒂文的指控而逮捕了克兰德这种种情况。
摩尔在短暂退休之后，再次品尝到了万众瞩目的滋味，他现在开始讲述他的故事。这个故事是根据摩尔和侦探们对克兰德及其成员保护的贩毒团伙的头目们和加布·培罗恩进行的询问拼接起来的。为了尽力能把他的刑期减少一些，甚至连克兰德也急切地表示愿意合作。这没有成功！
“布什终点站匪帮被破获之后，史蒂文，正同你记得的那样，你的小队开始有条不紊地铲除在克兰德警司及其团伙成员的保护下进行贩毒活动的团伙。但是克兰德为两名漏网的贩毒团伙头目制订了一份计划。”
“嘿，多明戈，我们这样来看问题，其他的团伙都完蛋了，你和戴维斯就控制了整个东纽约。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克兰德在布什终点站一号楼的顶层把他的计划向两名贩毒团伙的头目简单概述了一下，他们和斯科特·鲁本及加布·培罗恩一样，被他的胆大妄为所震住了。仅在一周之前，从这处商业综合设施中——虽然是在终点站对面的七号楼，他手下的几名成员戴上手铐才被抓走。尽管是多明戈·桑切斯向警方报的信让这些警察被捕了，克兰德却表现得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他决定重新启动全面的运作。之后他会把计划解释给鲁本和培罗恩听。
“你们瞧，这两个杂种可不会计划什么时候去开一家汉堡王或麦当劳。没有了竞争，他们的生意将会迅速红火起来，他们比以前任何时候都需要我们的保护。仅仅在上周，霍尔特和他的女童子军已经开始突袭桑切斯和戴维斯控制的所有场所。”克兰德继续往下说的时候，露出了少有的笑容，“那个该死的菜鸟警司提高了我们的身价。”
鲁本提出异议说：“但是老大，我们可都是被警方盯着的目标。他们一定知道我们和其他人合作，而且——”
“斯科特，年轻人，”克兰德打断了他，“他们什么狗屁都抓不到，即使那些衰人企图把我们卖了，他们仍然狗屁都抓不到，因为我们是共犯。”克兰德然后以学者的口吻引述了法律条文：没有确证的事实，或者独立的证据，仅仅依据其他共犯的证词，是无法认定一名共犯有罪的。“而且，”他劝说道，“还有两年不到时间，我们三个都要退休了，我们从桑切斯和戴维斯这群家伙那里再大捞一笔，我们以后就再也不会为钱的问题担忧了。”
戴维斯和桑切斯都意识到其中的风险，但是他们也知道一旦风声一过，他们不再受到严密监视之后，随着他们毒品交易的迅速发展，他们需要保护。不仅是霍尔特的打击提高了保护的价码，紧俏的高纯度可卡因的街头售价也上涨了三倍。
“操，那个家伙冷酷无情，但是我们除了和他打交道，还有什么其他法子呢？”桑切斯对摩尔手下的一名侦探说。
所以在布什终点站一号楼的碰面、收钱继续进行，虽然日子在轮换——这天是周二、那天是周一，倒不是因为克兰德认为这种策略更安全，而是因为它让所有其他人感到更安全。他甚至会把会面地点改到这间空仓库的不同楼层，提醒其他人说这可以避免被精密的监控设备所发现。
继续照常进行交易的决定也许能减轻些鲁本和培罗恩的恐惧，但显然这是极其愚蠢的，注定要在克兰德面前破灭。它会失败的一个原因是存在着克兰德无法控制的情况。每次他们在一号楼第四层会面时，他们不知道也没有发现有一双眼睛从高高位于工厂楼层上方的一个临时阁楼之上注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这双眼睛属于一个忧虑、疲倦的人，脸上经常挂着泪痕。
布莱德利·寇斯的眼睛在那几个晚上就会瞪得溜圆——在废墟残骸之间，三名白人会聚在一起，点着成堆成堆的钞票，比他这一辈子见过的钱都多。东纽约的毒品交易被多明戈和桑切斯垄断后，生意激增，收的钱也随着增长，一直涨到平均每周约为15,000至20,000美元之间。
寇斯看到的越多，他就越感到迷惑。他呆的地方离天花板太近，根本听不见什么，所以他能做的就是盯着他们例行公事般地数钱、然后分钱。他发现三人中最胖且年纪最大的那个人看起来是他们的头儿，分的钱最多。
就在这些奇怪、秘密的会面发生后不久的一个晚上，恐惧攫住了他的双眼，他目睹了一幕触目惊心的恐怖场景。这把寇斯少校吓坏了，他离开了他的避难所，从此在邻近地区销声匿迹。
海勒姆·罗德里格斯26岁，在1989年夏天从波多黎各圣胡安市的郊区移民到布鲁克林。海勒姆身体较瘦，但是强壮有力，英俊、黝黑，好莱坞电影中典型的拉丁情人的形象。他总是笑容灿烂，其魅力极富感染力，在庞斯大学的校园中极受欢迎。他毕业时成绩在班上排名第三，获得了电机工程学位。但是他的班级排名、完美得体的着装以及他的智慧和其他社交技能根本就无所谓，因为在波多黎各国内各地就没有适合电机工程的工作。
纽约的就业市场也好不到哪里去，所以他被迫在一家电器公司当学徒，它位于终点站三号楼。报酬还算说得过去，而且他很有希望拿到一张势力强大的国际电气工人兄弟会第三地方分会会员证。几个月之后，海勒姆为他最年幼的弟弟雷蒙找到了一份做工的差事。雷蒙刚满18岁，看起来对未来漫无目标，再加上对其家乡吸食毒品的青少年日益增多的担忧，海勒姆说服雷蒙来布鲁克林和他呆在一起。当雷蒙在1989年感恩节前到达的时候，海勒姆已经为他的小弟弟找到了一份工作。
每年，雷波电气公司的老板西德·雷波维茨——他与摩尔合作，提供了罗德里格斯兄弟的背景信息——会为他手下约20名员工举办一场庆祝圣诞和光明节的活动。参加聚会的庆祝人群不断增加，到了几百人，有所有雷波电气公司的客户、他们的配偶以及朋友。人群中也包括一些来自第72辖区的警察，对在终点站内落户的企业的要求他们会迅速做出反应，这已成为了一种惯例。布什终点站的管理和维护人员也在受邀之列，他们打折出租聚会用的场地，而且同意聚会时可使用一号楼平时空闲的其他楼层，西德·雷波维茨借此表示谢意。1990年的庆祝活动定在12月18日。请柬上允诺提供许多食物、饮料，还有一支六人乐队为所有人助兴，“从晚上8点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两点。”
“我的天哪。”雷蒙用双手抱住自己的头，呻吟着说。
“嗯，拉米，”海勒姆用他弟弟的爱称回答说，“有多少次我都告诉过你不要过度暴饮。”
“好了，好了，别再给我说大哥哥那套屁话，给我些阿司匹林。”雷蒙高叫道。
“噢，该死，”海勒姆一边找止疼片，一边叫道，“我找不到钱包了。”
在公寓里搜寻一番后毫无发现，兄弟俩决定先去上班。海勒姆利用挂失两张信用卡的时间，去布什终点站的保卫处询问是否有人拾到了钱包。回答是没有，但是他们承诺当天晚些时候，保卫人员会去一号楼查看一番。海勒姆回忆说里面大约有60美元的现金，既然他可以挂失信用卡，所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兄弟俩决定下班后回到布什终点站去找海勒姆的钱包。
“好家伙，你们都来看看。”当斯科特·鲁本把袋子里装的钱倒出来的时候，面对这一大堆钱，乔·克兰德怔住了。能让加布·培罗恩哑口无言的时候很少见。他瞠目结舌地看着，然后发出了一声响亮的长口哨。
“这不是10美元、20美元一张的，看起来是许多50美元、100美元的钞票，”克兰德继续问，“我想知道我们得了多少？”
鲁本得意地笑着说：“头儿，我知道我们不应该去数，但我忍不住——”鲁本的话说到一半被打断了，克兰德用非执勤时使用的自动手枪的枪柄重重砸在他脑袋的侧面，接着对鲁本的裆部狠踹了一脚，他痛苦地哀号着倒在工厂地板上。
“下次，你放老实一点，你这只该死的小黄鼠狼。”
鲁本疼得几乎失去了知觉，他惊恐地抬头看着克兰德。
“好，他妈的有多少钱，或者我是不是该问曾经有多少？”克兰德愤怒地尖声质问道。
“老大，我以我死去父亲的名义发誓，我点过钱，但一个子都没动过。有19,350美元。”
“哇。”培罗恩喊道。
“把你的口袋掏空，狗娘养的。”克兰德命令道。
“老大，请不要，你不相信我吗？”鲁本哀求说，“我向你发誓，我没有留一分钱。请不要这样对我。”
克兰德把满满一匣子弹装入手枪，向后拉开枪的滑杆，子弹进入枪膛，然后他打开保险栓，尖叫道：“他妈的把你的口袋翻个底朝天，快。”
突然培罗恩大声喝道：“你们他妈的在看什么？”海勒姆和雷蒙·罗德里格斯从附近的一处楼梯井里冒了出来。培罗恩从他脚踝处的手枪套里拔出手枪，命令兄弟俩把手举到空中。
兄弟俩无法不盯着地板上的钱看，然后又盯着浑身哆嗦的鲁本以及满脸惊愕的克兰德。克兰德立刻缓过神来，喝问道：“你们他妈的在这儿干什么？”
为了掩盖恐惧，海勒姆慢慢地回答说：“这是我的小弟弟。我们俩都在终点站里的雷波电气公司上班。我们昨晚在这幢大楼里有一场圣诞晚会，我把钱包弄丢了。”
“这层楼没有晚会，”克兰德打断他，“所以你们他妈的来这儿干什么？”
海勒姆感到克兰德的愤怒对自己产生了影响。对雷蒙以及自己的担忧使他身体不由自主地哆嗦起来。他回答说：“是没有，先生，晚会不是在这层楼，但是我觉得也许有人找到了我的钱包，把钱拿走后，把钱包扔在了大楼里的什么地方，所以我们每层楼都找过了。”当然，这是实话，但是在惊恐之下，海勒姆觉得这听起来像是假话。
克兰德高喊道：“脸朝下，趴在地上。”克兰德用手枪指着海勒姆说，“如果你拒捕，他妈的我就一枪崩了你的脑袋。”海勒姆的抗议于是戛然而止。
高高位于工厂这层楼的上方，布莱德利·寇斯栖身在他几年前搭建的用来睡觉的小阁楼内，他不明白，或者说不太相信发生的事情。寇斯相信克兰德要准备杀斯科特·鲁本，他惊恐地看着。当罗德里格斯兄弟闯进来中断了这一戏剧性场面时，他的恐惧平息下来。他猛喝了一口葡萄酒，打了个饱嗝，长叹了一口气。但是当克兰德命令兄弟俩趴到地上，他短暂的平静心情就结束了。这立刻让寇斯少校回忆起他在西贡亲眼目睹的死亡场景。南越正规军的士兵包围了两名青年人。年轻人刚趴到地上，正规军士兵们手中用来装备美国陆军的M16自动步枪便开火了，无助的受害者的身体被打得千疮百孔。很快，从年轻人枪痕累累的尸体中喷涌而出的鲜血染红了附近的地面。当寇斯回忆起那场噩梦时，他感到身上每个毛孔都在冒汗。
兄弟俩立刻听命，趴到地上。克兰德对鲁本和培罗恩说：“别让这些家伙乱动。我马上回来。”
寇斯知道没事了——至少就目前而言。他又拿起葡萄酒瓶喝了一口。
培罗恩在克兰德身后喊：“老大，你要去哪儿？”
“你别管。只要让那两个蠢货别出声。我马上就回来。”克兰德扭头喊道。
克兰德知道霍尔特——“那个他妈的童子军”——去纽约州北部拜访他的舅舅去了。现在轮到克兰德对霍尔特的背叛进行报复的时候了。拿着万能钥匙，克兰德快速、安静地从后门进入了第75辖区的地下室。现在正好刚过午夜，克兰德知道房间中的大部分人都出去巡逻了。一会儿之后，他站到了标着“史蒂文·罗伯特·霍尔特警司”的储藏柜前。他轻而易举地打开锁，在柜子底层的后部有一个箱子里是霍尔特的.38口径警察专用佩枪。克兰德用自己的手帕裹住手枪，把武器放进一个小帆布挎包中。不到45分钟，他驾着客货两用车驶回到布什终点站一号楼。
克兰德快步走过工厂的楼层，他紧紧地抓住霍尔特的手枪枪柄，它仍被包在手帕里，以免留下指纹或掌纹。他把枪遮在身体的侧后部，所以不太容易被人看到。
寇斯看到了克兰德在做什么，他在一旁望着而无可奈何，他的心开始狂跳起来。
克兰德没有搭理培罗恩的招呼，“嘿，老大，这时间还不算长，是吗？”
海勒姆与雷蒙还脸朝下趴着，和警司离开工厂时的姿势差不多。克兰德朝他们的方向走去，眼睛一直紧盯着他们。
寇斯惊恐地看着。克兰德走到兄弟俩那儿，他跪在海勒姆脑袋旁，把枪抵在他的太阳穴上。扣动扳机的金属咔嚓声后是“砰”的一声令人难受的枪声，短促清脆，在空荡荡的楼层内回响。
“你干了什么，对我的哥——”雷蒙永远不能说完这句话了，因为克兰德一脚踢在他的脑后。克兰德迅速弯下腰，把枪抵住他的太阳穴，然后完成了处决过程。克兰德仔细地检查了两人，每人在太阳穴左边都有一个弹孔；他看起来很满意。
寇斯开始干呕，然后吐了出来，他尽量压低声音。突然他就一下子昏了过去。
“老大，你他妈的这么做究竟为什么？”鲁本打破了沉默，表达出他和培罗恩感到的困惑、震惊。
“他妈的把你的口袋掏空，你这堆狗屎。”克兰德往后拉上手枪的击铁，指着鲁本，喝令道。鲁本从他右边裤子口袋里掏出了三张100美元和四张50美元的钞票。同时，他双膝跪地，啜泣着哀求道：“老大，请饶了我吧，我求你了。”他转向培罗恩说，“加布，请帮帮我。”
克兰德松开击铁，把枪放回挎在肩上的枪套中，冷冷地说：“我们还有活要干。我们走吧。”
海勒姆和雷蒙的尸体被分别裹在沾满油污的毯子里，装进客货两用车的后面，之后克兰德和其他两人出发开往萨福克县的罗伯特·摩西州立公园。肆虐的暴风雪使开车变得艰险，但是这没关系，因为这个夜晚发生的事情让约瑟夫·克兰德警司相当满意。他一边笑着一边想，最精彩的还没发生呢！
他们在沉默中行进着，主要是因为鲁本和培罗恩根本不知道他们要去哪里，而且也不敢问，也因为克兰德在利用这段安静的时间在思考……进行谋划。
在回布鲁克林的路上，大约在清晨5点半，当客货两用车穿过了昆士县和布鲁克林的分界线时，克兰德命令鲁本开车回到布什终点站。“让我们检查一下工厂。我要确信那儿没留下什么会给我们带来麻烦的东西。”
“当然，老大。”鲁本回答说，相信自己已挺过了危机。
通往第四层楼的门被打开，声音把寇斯少校从沉睡中唤醒了。他从阁楼侧面上方望着三人走到房子的中间。他们很快把带着的三个袋子里的钱倒在地上，开始数钱分赃。寇斯被这堆钱的体积惊呆了。当克兰德和培罗恩点完他们各自袋中的钱后，警司从跪在他那袋钱旁的姿势慢慢起身，朝斯科特·鲁本走去。转眼之间，克兰德掏出了霍尔特的手枪，枪柄仍然包在手帕中，子弹利落地击中了鲁本的耳朵后面。之后是一种诡异的死寂，培罗恩和寇斯都被吓呆了。
最终克兰德的靴子声打破了寂静，他走到鲁本的钱堆旁，把它散开，开始分钱。然后他头也没抬地说：“加布，永远不能相信该死的小偷。”
鲁本的尸体像木乃伊一样先用床单裹好然后再裹在塑料布中，以减少腐烂而发出的臭气。然后尸体被抛在一号楼地下第二层的后部，在一家早就被布什终点站的管理人员遗忘了的废弃的工具车间内。
当克兰德准备实施其诡计中的最后一部分时，鲁本的尸体会被发现的。
当摩尔讲完之后，没有人说话。让大家来理解这样的堕落行为——由一名纽约市警察制造的滔天罪恶，这太困难了。
地区检察官克罗利描述了培罗恩面临着将被判终身监禁的徒刑时，他是如何对新加的伪证指控认罪伏法的，以及他是如何同意作证指控克兰德的，同时还将按照先前的协议对他进行判决。之后，克罗利对大家宣布说他将亲自审问指控克兰德的案子。
后记
陪审团用了不到七个小时便认定指控克兰德所犯三桩二级谋杀罪的罪名成立。
就在1992年感恩节之后，迈克尔·麦克考恩法官判处约瑟夫·克兰德连续三个25年至终身监禁的刑期。克兰德被关押在阿提卡州立监狱。他是名警察，所以和其他囚犯隔离开来。直到服完75年的徒刑后他才有望获得假释资格，这意味着他的余生将在监狱里度过。
加布·培罗恩将服刑12年半至25年，也在阿提卡州立监狱。同样他也是和其他普通囚犯隔离关押。
内文斯警察专员于1993年提早退休搬到了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他的改革得到了继任警察专员们的支持，系统性腐败没有再次出现。专员们得到了一批新培养出来的立志要防止循环性腐败再次回归的警监们的协助。
布伦达和佩吉·摩尔夫妇退隐安享卢考特角的恬静。
罗伯特和莎侬·马尔维夫妇仍然居住在纽约州的德里。
肯尼·J.拉提根在1993年秋再次当选为昆士县地区检察官。
布鲁克林地区检察官巴迪·库珀于1993年退休，和他的妻子布定居在以色列。拉里·格林仍然在做律师。
在1994年的秋季选举中，地区检察官吉姆·克罗利击败了州长大卫·劳雷尔，成为纽约州20年来第一位共和党人州长。
1995年6月，迈克尔·麦克考恩法官被克罗利州长提拔进入纽约州上诉法院——该州的最高法院。
沃利·戈斯从萨福克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辞职，被克罗利州长任命为纽约州的总督察，这是该州的廉政监察机构，具有调查纽约州任何机构的管辖权。
在拉提根获得连任以及新市长选举之后，伯纳德·普莱斯勒于1993年11月辞职。他给地区检察官拉提根写了下面这封信：“肯尼，现在是时候了，我该离开这匹旋转木马了。我骑得不错，但是到了该走的时间了。请保重，伯尼。”普莱斯勒居住在佛罗里达州的那不勒斯，在那里他可以和前警察专员卢·加尔多以及前部门总警监“小甜饼”凯斯·诺兰一块儿没完没了地打高尔夫球。他们从不谈工作的事情。
至90年代中期，当普莱斯勒的改革成果“打击犯罪”成为纽约市警察局的制度之后，纽约市的恶性犯罪率直线下降。
抵达纽约的多米尼加和牙买加家庭达到了创纪录的数量，他们的领导层下决心要把贩毒分子清除出他们的社会。相应地，在大字新闻标题中“多米尼加毒贩”以及“牙买加贩毒团伙”这样的字眼也不再出现了。今天，纽约市的多米尼加人为美国棒球联合总会输送球员，因此而闻名。每年劳动节牙买加人则在布鲁克林举行的加勒比狂欢大游行中独领风骚，这是全美境内最大的盛装游行活动。
针对史蒂文·霍尔特的所有指控被撤销后，内文斯专员很快将他派往纽约市警察局的紧急勤务小组。“你知道，史蒂文，”他说，“如果不把你派到紧急勤务小组，你的舅舅罗伯特将不会原谅我。”
2001年9月11日，史蒂文·罗伯特·霍尔特警督——任职于紧急勤务小组一号车队——和他的拍档来到世贸中心的受灾现场。两位警官都进入了世贸中心的二号塔楼，通过楼梯井向上搜救被浓烟困在第四和第五层楼之间的大批平民。当到达第四层楼时，他们开始对楼梯井内的人高喊：“我们是警察，警察，朝这个方向往下走。”
史蒂文听到一位妇女的声音：“感谢上帝。我们来了，警官。”
突然警察指挥中心广播说：“中心呼叫所有单位，这是紧急情况。你们马上撤出世贸中心二号塔楼，K（完毕）。我再重复一遍”——声音显得很急迫——“马上从世贸中心二号塔楼撤离，K。”
“指挥中心，”霍尔特回答说，“这是紧急警务小组一号车队，我们正领着一群平民离开二号塔楼，完毕。”
这是史蒂文·罗伯特·霍尔特警督留下的最后通话记录。他和他拍档的遗骸都没有找到。史蒂文·霍尔特殉职时37岁，他和妻子李是三个孩子的父母。
作者寄语
这个故事中的许多部分都是真实的，尤其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纽约市警察局许多部门内都存在着系统性腐败，但是重要的是，我承认纽约市警察局为了根除有组织的警察腐败、表彰那些有责任感的警察而进行的巨大的积极变革。
首先，雷蒙德·凯利在大卫·N.丁肯斯市长手下担任警察专员时，对由退休法官弥尔顿·墨伦领导的专家小组针对警察腐败展开调查后提出的建议反应非常积极。凯利专员把内务处的名字改为内务局，并精心选拔了一名三星总警监担任领导，其工作直接向专员汇报，从而提高了其在纽约市警局内的地位。另外，专员还鼓励经验丰富的高级警官们去内务局服役，同时招募从事户外警务工作的各种级别的警察，向他们灌输根除警察腐败的思想，并进行培训。凯利采纳了默伦委员会报告中提出的建议，并且更加大刀阔斧，他设计了一幅广阔的蓝图，他相信这会让反腐工作在他的部门内制度化。
由于市政管理层的更迭，凯利专员没有得以留任。但庆幸的是，他的继任者们头脑清楚、睿智，继续执行他旨在结束循环性警察腐败问题的蓝图。一个多世纪以来，循环性腐败一直困扰着纽约市警察局，大体上每20年就会出现一次。
在迈克尔·R.布鲁姆博格市长任期内，雷蒙德·凯利再次出任警察专员，他继续把其部门的廉洁性视为重中之重的问题。在他的努力过程中，他不仅得到手下总警监们的支持，还得到了各警察工会的帮助，特别是成员人数最多的巡警慈善协会和警司慈善协会，同样还有一些规模较小的代表其他高级警官的工会组织。
故事中关于两个丑闻缠身的警察单位的事情大体属实，而故事中虚构的部分旨在说明警察腐败是如何造成两名警察的悲剧并导致谋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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