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不上熟。我们都在第75辖区工作，但他是在别的警司指导下做日常巡逻工作。”
“那指导他的是谁？”她问。
“有好几个。我记不得了。”
“你以前认识海勒姆·罗德里格斯及雷蒙·罗德里格斯兄弟吗？”——霍尔特想，她又在用过去时了——“就是曾在布鲁克林布什终点站的雷波电器公司工作过的？”
霍尔特向这三个穿文职服装、据称是萨福克县警官的人仔细打量了一番，又看了看那几个着制服的警察，他们也来自萨福克但并未被介绍到。接着他向纽厄尔高级警监问道：“这些人出什么事了吗？”
“是的，”墨菲警司没等纽厄尔反应就回答道，“他们都死了。鲁本也是。被谋杀了。”
霍尔特从椅子上蹦起来提高嗓门说：“我认为在我们继续谈话之前，我应该先和我的警司慈善协会的代表说一下。”警员的工会组织——对于史蒂文而言就是警司慈善协会——在此情形下是第一道防线。
纽厄尔高级警监站着，然后踱到霍尔特身边说：“霍尔特警司，那当然是你的权利，不过我必须正式问一下你，你是否愿意继续这场谈话。”
“不，长官，我不愿意，至少得等到我和我的工会代表谈过，并决定我是否该请一位律师之后。顺便问一句，我现在被拘押了吗？”
皮泰里总长拿出最友好的姿态，将胳膊搭在史蒂文肩上并温和地说：“当然没有，小伙子，而且如果你想等到咨询了律师或工会代表以后，那没问题，也应该如此。”
纽厄尔高级警监说：“霍尔特警司，根据预调查的结果，纽约市警署专员授权我将你至少停职30天，并且我命令你上缴所有你掌握的武器，还有警章。最后，我命令你明晨8时到警察广场一号的刑侦总长办公室报到。清楚了吗？”
霍尔特能感觉到怒火正在上蹿。他脸颊通红，深感沮丧和耻辱。
“是的，长官。”他终于蹦出了话。
可对于年轻的警官来说，这才是痛苦的开端，因为轮到助理检察官华莱士·戈斯发话了。戈斯为此清了清喉咙，笨拙地从外套内插袋里取出一张橘红色的纸，约有公函的四分之三大小。他将纸递给霍尔特，霍尔特看到戈斯的手颤抖起来才接了过去。
戈斯拉长了音调严肃地说：“史蒂文·罗伯特·霍尔特，萨福克县大陪审团特此传唤你，就定名为‘纽约州人民诉讼约翰·杜’一案出庭。”“约翰·杜”或“理查德·罗”是大陪审团用来指认区分调查案件的，即在该案未有充分证据来确定或起诉特定个人时用。
霍尔特接过纸折好，并打算离开。不过到了门口他又停下脚步，对纽厄尔和乔布洛维斯基说：“今天你们俩的所作所为是不名誉的。”
纽厄尔企图插嘴，但霍尔特截住了他。“不，警监，请您宽宏大量点，听我说。我向您保证，我对您不会像您对我那样无礼。为了这座城市的人民，我早已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我和这个局子所纵容滋生出来的、几十年来无人过问的腐败作斗争。而现在，在陌生人面前，您没有给予我通常的礼节或基本权利，那可是例行公事，连一个伤害甚至杀害警察的街头混混都可以从您那儿得到的。”
屋子变得出奇地静。刚才的一幕着实让皮泰里感到尴尬。连戈斯都显得颇不自在。
霍尔特结束时道：“你们今天的行动是个天大的错误。你们都应该为作为职业执法者而感到害臊。”
霍尔特突然间便出了门，不等他们表示任何怨言或看法。
第二天早晨霍尔特去警察广场一号报到。皮泰里高级警监正在那里等着，陪同他的还有两名萨福克县的警探和一名纽约警局内务部的警督。他们向霍尔特贴过来，皮泰里平静而坚决地说：“霍尔特警司，请转过身，手放在背后。”
史蒂文立即遵从了命令，让皮泰里从背后铐住了他，可当这位高级警监向他宣读《米兰达警告》——“你有权保持沉默……你说的一切”——霍尔特打断了他。
“不，你怎能把我当成一个犯人！”他叫道，“我是纽约市警察局的一名警司，我他妈的很清楚我的权利。你不能在其他警察面前这样侮辱我。”
皮泰里提高嗓门说：“小伙子，我没有选择。这是法律。”
然而更难以忍受的既非法律也非程序的要求，而是手背在后面铐着，被押解着穿过纽约市警察局总部的走廊，在众目睽睽之下进了电梯，接着进入车库，上了带门的厢式警车，去往萨福克县监狱。那是霍尔特不能忘记和释怀的，多年之后，他还清楚记得那天是1991年4月24日，他的生日。那年他27岁。
4
史蒂文·霍尔特，布鲁克林，
1964—1969年
史蒂文·霍尔特生于1964年4月24日。在天主教会受洗礼时名字中间添上了罗伯特，以向其母亲的兄弟罗伯特·马尔维表示敬意。罗伯特·马尔维时年21岁，刚刚加入纽约警局，被指派在位于布鲁克林弗莱特布什片区的第67辖区执勤。马尔维那年轻力壮的身子匀称地分布在6英尺的体格之中，并轻而易举地支撑着180磅重的结实肌肉。他面部轮廓分明，特别是那尖削的下颌、阔大的鼻子、黑亮的头发以及洞察一切的眼睛使他颇似印地安人而非北爱尔兰德里郡人的后代。
佩戴1050号警徽的罗伯特·马尔维警员对成为纽约警局的一员极为自豪，参加洗礼时他穿上了崭新的蓝色制服，尤其将那双黑皮鞋擦得锃亮。他特别感到骄傲的是他的姐姐玛丽请他做史蒂文的教父。史蒂文的父亲哈罗德是酒鬼，永远醉醺醺的，什么活儿也不干。他在洗礼仪式上禁不住百般嘲弄这位认真的年轻警员。他大喊大叫，放肆地辱骂，以至于德耶神父将他逐出了洗礼仪式。这正中哈罗德下怀，他便扬长而去奔向最近的廉价酒吧。
随着史蒂文一天天长大，他越来越依恋舅舅。而罗伯特·马尔维的身份也日益超越了舅舅，特别是在1968年，当他将史蒂文的父亲赶出家门之后。
哈罗德是个典型的借酒发疯之徒，酗酒使他愈发显露出暴力倾向。他将乖戾之气撒向了史蒂文的母亲，开始时他用冷嘲热讽的话羞辱她，之后还时不时地扇她耳光。这种肢体暴力愈发升级，有一天大清早在他的毒打之下玛丽被送往医院，去缝合左眼上方的一个很深的口子。对于玛丽而言，这种折磨最糟糕的地方是他是当着只有4岁的儿子史蒂文的面对她施暴的。很快这个孱弱的小男孩晚上开始做噩梦，都是关于这些殴打的，玛丽决计非得离开不可了。就在她下定决心没多久，她兄弟罗伯特出乎意外地来看望她。他走到门口时，听见玛丽的尖叫声和外甥抽抽搭搭的哭泣声。马尔维撞开门闯进去，发现玛丽躺在厨房的地上，哈罗德正收腿准备踢向她的头部。马尔维抓住那醉汉提起的脚，将他扔向背后的炉灶。哈罗德脑袋撞在上面失去了知觉。史蒂文小小的心脏剧烈地跳动着，他觉得快要爆炸了。他躲在餐桌下目睹了这一切。哈罗德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门前的人行道上，他休想再回到这个家了。罗伯特已将他所有的衣物连同两只手提箱整齐地放在他身边。“要是胆敢再靠近我姐，我就掰断你的每根骨头。”马尔维边说边扯起哈罗德的头发，将他的脑袋往后拎，以让他直面马尔维，好叫他明白自己的威胁绝不是开玩笑。哈罗德再没能看见妻儿，尽管几年后当他因税务诈骗在联邦监狱里服刑时，还企图找到玛丽和史蒂文。
在史蒂文的心目中，罗伯特·马尔维舅舅不仅代行了父亲之职，他更是偶像和挚友。在1969年的暑期，马尔维教小史蒂文打棒球，带他看电影，去谢亚体育馆看大都会队的比赛。那年夏天是大都会队神奇的一季，他们赢得了世界职业棒球大赛。当姐姐数落他说一个快27岁的人该成家立业时，罗伯特则会说，除去他如此钟爱的职业和他在自己“最亲密的伙计”史蒂文身上花费的时日，做其他事情的时间已所剩无几了。他设法当着孩子的面说了这番话，而那5岁的小家伙则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时隔不久，一场悲剧袭向纽约，并给罗伯特·马尔维造成了持续一生的影响，对小外甥史蒂文亦是如此。
5
布鲁克林弗莱特布什大街和U大街，
1969年8月23日，下午2：25
午后的布鲁克林正经受着每年8月的三伏天，到了这一时节，太阳仿佛站着不动了。湿度超过了90％，布鲁克林成了烤箱。
在弗莱特布什大街和U大街这两条主干道的交会处，汽车已热得快开了锅，这证明使用较新式的车用空调也无济于事。其后果是许多这类如同一堆废铁的汽车堵在了马路上。
没有人留意一辆破旧的深蓝色福特轿车停在了弗莱特布什大街的边上，离十字路口向西只有几步。这辆没有标记但明白无误的警察巡逻车由哈里·刘易斯警探驾驶，与他合作逾12年的戴维·科尔多警探坐在副驾驶座上。他们已略微超出了巡逻范围，好让刘易斯在他最喜欢的香烟店里买雪茄。在1969年，雪茄和宽檐卷边帽可是纽约警探的商标，而哈里·刘易斯的一言一行都是个不折不扣的纽约警探。他是个收拾得整洁又时髦的瘦小个子，穿了增高的皮鞋后差不多也有5英尺7英寸。他的眼睛透出的笑意比嘴角流露的还多，不过那与其说是风趣诙谐，不如说是玩世不恭，是多年审讯犯罪嫌疑人的结果。他那高昂的前额使人很容易注意到他正在消退的发际线，不过他总能用那顶卷边帽加以掩饰，帽檐在脑袋左侧压得很低，颇为时髦自得。他觉得这使自己看起来很像汉弗莱·博加特。更有甚者，刘易斯警探还总打着花哨的条纹领带和特大号的粗呢夹克。这肥大的外衣是用来藏他那门加农炮的，他喜欢这么称呼自己那把硕大的柯尔特左轮。他简直就像刚从摄影棚里走出来似的。
当刘易斯踱向香烟店时，科尔多警探也下了巡逻车，以躲避车里的热气。科尔多原本是波多黎各人。他更爱用熨烫整洁的深色西装、蓝衬衫、样式保守的领带以及擦得极亮的皮鞋。他的模样更像是FBI探员而不是纽约警探，是他的搭档刘易斯的极端反面。他乐起来时满脸笑容，还露出雪白的牙齿，不过并不指向某一特定的事物。他高高的颧骨，雕琢完美的鼻子以及乌黑的波浪发，赋予了他黝黑而英俊的拉丁小生的相貌，那可是姑娘们心中的偶像，况且他还有结实、修长的身材。他完全可以装扮成一个刚刚退役的职业运动员，或是一名棒球手。科尔多靠在附近的一根电话线杆上，同时想着要是能有一杯麦克努尔提餐厅的冰镇啤酒该有多好，那是第67辖区的警员和警探最爱光顾的酒店。
迎面沿弗莱特布什大街款款走来的一个年轻高挑的女子吸引了科尔多的目光。她浅金色的披肩发在末梢自然卷起，黄色无袖衫几乎裹藏不住柔软的胸部；她的整个容貌引人心动。她甜甜地笑了，对他的注意表示认可。她放慢脚步，看来有心要停留片刻，哪怕只是一会儿。就在科尔多准备搭腔时，他听见香烟店里传来砰砰的手枪声。他立刻拔出那支.38口径的手枪并向店里冲去。他的肾上腺素开始上蹿，心脏在胸膛里剧烈地跳动，不过训练有素的他对首要的战术问题飞快地进行了估测。
店门的入口靠近科尔多的一边有一把很大的绿色长椅子，上面放着各类日报。椅背有4英尺宽，近6英尺高，完全挡住了科尔多从此处观察店内的视线。科尔多小心翼翼地绕开了这一障碍。刘易斯警探的躯体横躺在门口，他仰卧着一动不动，手空空地张开抵着墙。科尔多警探看见在小店的深处，就在一张6英尺长的柜台后面，离出口15英尺的地方，有个年过中旬的男子，双臂举起，面露恐惧之色；他似乎在用眼神暗示旁边有人。
科尔多大叫道：“警察，不许动！”并猫身做好了射击姿势。两个模糊的身影突然分别从柜台两侧冒出来，以连续的枪击作为回答。砰，砰，砰，砰。科尔多胸口和腹部各中两弹。他在跌倒于人行道之前便已一命归西了。
一级警探哈里·刘易斯时年51岁，已婚，有五个孩子，二级警探戴维·科尔多46岁，丧偶，是两个男孩、两个女孩的父亲。他们成为纽约市警察局1969年在执勤时遇害的第四名和第五名警察。
史蒂文·霍尔特永远不会忘记1969年8月24日的早晨。母亲刚为史蒂文准备好早餐，这时传来两下熟悉的敲门声，接着房门开了。罗伯特看着玛丽和史蒂文，然后在门廊处突然停住。罗伯特时常挂在脸上的微笑不见了。他的眼睛潮红，显然刚哭过。他的右手攥着一份《纽约每日新闻》。当他展开报纸时他们瞧见了可怕的标题——《两警探在布鲁克林被杀》。
第67辖区所有穿制服的警察都认得刘易斯和科尔多。马尔维尤其尊敬这两位了不起的警探。他的一个梦想便是能
佩戴上纽约警探的徽章。
6
布鲁克林圣婴教堂，
1969年8月27日
大概纽约市警察局最值得珍视的传统便是对因公殉职的警察的尊崇。其仪式被称为高级警监之葬礼，可能因为人们觉得此礼仪对享有该头衔的人是合适的，不过谁都不会觉得一个死在床上的高级警监能与一个在履行警务时遇害的低级别警察的死相提并论。这个传统要追溯到好几十年前，其盛大壮观的情景和华丽的排场不啻为一次庄严的教堂仪式。
随着葬礼弥撒的临近，教堂外面的街上开始挤满了人群，即将进行的悼念仪式使得肃穆的气氛愈渐浓厚。参加过这样一次葬礼的人将毕生难忘。
依照传统，在刘易斯和科尔多被杀害时，本辖区的指挥官拥有从其麾下挑选警员作为仪仗卫兵的特权。这班人马通常包括十名警察，两人一组，在由家属选定的哀悼时间内，轮流守立于灵柩两侧。灵堂在向公众开放期间仪仗兵始终在此守卫，直到遗体被安葬或火化。
第67辖区的指挥官肖恩·J.内文斯警监挑选了罗伯特·马尔维作为这支精干小队的第一位成员。他这么做的理由并非仅因为马尔维无可挑剔的仪表和出色的职业评估。马尔维得到的评价的确超乎寻常，而且以其相貌、体格，还有他对制服的爱护，他完全可以成为警察征募海报上的理想楷模。然而内文斯是因其性格而看中他的，并借此向第67辖区的其他警察传递如下信息，即在他们的指挥官的心目中，职业操守比盲目忠诚更为重要。
马尔维被指派作为刘易斯和科尔多警探共同葬礼的仪仗兵，这对于其外甥史蒂文的影响，在当时是无从预见的。而将要改变罗伯特·马尔维一生命运的境况，也从此刻有了开端。
高级警监葬礼弥撒在布鲁克林弗莱特布什片区的圣婴教堂举行。该教堂是一座雄伟的哥特式建筑，造于19世纪晚期，约有三分之一个街区宽，纵深则足有一个街区。大楼主要由形状大小不一的沙色石块砌成，其间又点缀了些深色，营造出独树一帜的风格。正大门位于东17街，有三道12英尺高、漆成深色的橡木拱门。这些通向教堂前厅拱门的下三分之二部分镶嵌着摩洛哥皮，那是本教区的一个极其富有的投资银行家专为教堂进口的。门的上部则由彩色玻璃构成，上面描绘了基督生活的各种场景。每扇门都配备了硕大的铜环，定期的擦拭使其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在1969年，圣婴教堂可是布鲁克林主教辖区的精华所在，囊括了金斯县和昆士县的所有罗马天主教区。圣婴教堂拥有像特朗普家族这样的信徒，后者在高层公寓楼林立的布鲁克林及邻近的昆士县建起了数千套平民能买得起的住宅。麦克埃里斯特家族也是本教区的杰出一员，他们拥有港口里数量首屈一指的拖轮。这两个家族在教堂事务的各个方面——尤其在捐资上——都表现得极为活跃。事业有成的律师、银行家和医生也都慷慨解囊，以维持这座富丽堂皇的建筑。对于这些重要的世俗领袖而言，为其花费再多也不为过。当然，并非所有该教区的居民都是有钱人。他们大多来自舒适的中产阶级家庭，包括教师、小公司老板、消防队员和警察。
选择圣婴教堂来为两位警探举行共同葬礼，主要是因为哈里和莫尼卡·刘易斯以及他们的孩子为该教区居民，且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科尔多家并不信奉天主教，也不归属哪个教区。戴维·科尔多的妻子穆里尔在30岁时便死于癌症，给他留下了四个幼小的孩子。她的死使戴维气恼而悲苦。虽然刚开始时戴维还遵照穆里尔的遗愿，将孩子们作为天主教徒来抚养，但很快他和他们就与教堂中断了联系。所以当科尔多最大的孩子、23岁的比利——一位尚处于见习期的纽约市消防队员——被问及安排父亲葬礼的意愿时，他答道：父亲和“哈里伯伯”——他就是这么称呼刘易斯警探的——应该继续搭档，哪怕是在葬礼上。
葬礼日又是8月骄阳似火的一天。9点时温度计读数已接近80华氏度，湿度则为75％。清洁工沿着考特留路和贝弗利路之间的东17街忙碌着，扫净了柏油路面、路缘甚至两边的人行道。太阳迅速升起，很快便蒸发掉了那一点薄雾。汗水浸湿了清洁工的衬衫，但谁也没有怨言。他们自觉而自豪做着的工作，就是要让城市的街道一尘不染，使这里能配得上迎候两位英雄的荣誉，后者的灵柩将很快运抵以举行他们的葬礼弥撒。
玛丽·霍尔特和儿子站在教堂露台上看着送葬的队伍。玛丽的脸上露出平常人的那种悲戚神色。她的头发呈灰色，并在迅速变白，左眼下部的皮肤上长出了永久性的色斑，那是她丈夫哈罗德最后一次殴打她留下的。在那次毒打中，她眼睛上下的骨头都碎了，并且被打成脑震荡。她兄弟罗伯特后来回忆道，在那次暴行之后她就变得郁郁寡欢。她总是挺直着身子，充满尊严地昂着头。她的衣服大多是亲朋好友送的，但今天她穿了一件很有品位的深蓝色亚麻套装，还略施淡妆，包括粉红的唇膏。透明长袜将双腿衬托得更加匀称，深蓝色高跟鞋使她显得比实际的5英尺5英寸的身材更加高挑些，而一顶形态优雅、带着深蓝色飘带的白色草帽最终使她的一身穿着看上去相当完美，帽子明显向左倾斜。她这么戴帽子是为了遮掩头发的大量脱落，那是医生为了消灭在她体内肆虐的癌细胞而采取损伤性化疗的结果。不过今天颇为难得的是，玛丽·霍尔特显得容光焕发。
小史蒂文披着一头长而杂乱的金发，脸上带着可爱又淘气的笑容。母亲将他装扮得十分漂亮：浆洗过的白色牛津布衬衫，蓝绿相间的条纹领带，海军蓝短裤配中统袜。他刚在早晨擦过的黑色路夫便鞋在阳光下闪着亮光。
11点差10分时，数千名穿制服的警员从纽约四面八方拥来，另外尚有数百名来自全国各地，包括波士顿、芝加哥和华盛顿特区。这支庞大的特遣队形成了一堵蓝墙，站满了东17街两边，默默地表达着哀思。市长和州长都到了，随行的还有其他政治家和工会官员。所有当官的都在警察们的前面，后者则列队于教堂正对面。
距此三个街区处，大片的人群开始听见几支风笛清晰的乐声，没有确定的曲目，只听得风笛手吹出的哀伤的杂音。忽然间一切都奇怪地沉寂下来，这情形持续了整整10分钟。许多悼念者开始朝本来有声音的地方张望，而就在这时低沉的鼓声在远处骤然响起。随着击鼓声越来越清晰，从教堂已能望见由风笛手和鼓手组成的行列。很快，12名鼓手行进到离那些高级官员只有几步路的地方，强劲的鼓点和皮鞋后跟敲击柏油马路的踢踏声使在场的不少人都激灵一下变得更为肃穆。跟在鼓手后面的是50名静默的风笛手，每一位都以右手持风笛并使之与地面平行。
仪式到了这一步，意味着英烈们已依照传统由一队勇士踏着鼓点护送抵达了，他们来自纽约警局绿宝石协会鼓乐队，并都引以为荣。他们每一位均身着深蓝色夹克和色彩鲜亮的苏格兰方格呢短裙，右腰别着配了皮套的自动手枪。使他们看上去更英姿飒爽的是一条绿、白、橙（爱尔兰共和国的国旗色）相间的宽肩带，从左肩头经胸口斜挎至腰部。他们的黑皮鞋擦得锃亮，深蓝色中统袜配着鲜绿色的花饰。每一位的右腿外侧还挂着配有黑色把手、带鞘的长刀。风笛手庄重地行进着，始终以缓慢的步伐迈向圣婴教堂。全权指挥他们的领头人、鼓乐队长瑞恩·奥法雷尔身高6英尺4英寸，火红的头发夹着几缕白发。奥法雷尔红润的高颧骨凌于大而尖锐的鼻子之上，鼻尖通红。他宽阔而孔武有力的肩膀从束腰外衣上耸起，而外凸的腹部也毫不逊色，那是喝了多年啤酒的结果。他卖力地扯着吸烟者的那种沙哑嗓子，大声地发号施令。他一边昂首阔步一边将那根6英尺长的银色指挥棒缓慢地左右挥舞着，那帝王般的架势使得典仪的权威性到了登峰造极、不容任何挑战的境界。
骤然间鼓声变响了，同时人们也听见了激越的引擎吼声——40辆摩托车朝着教堂的方位缓缓驶来，两两一组，皆由年轻的警察驾驶。骑手身着深蓝色束腰外衣，其上缀着闪亮的铜扣——这便是俚语中说警察为“copper”或“cop”的由来——软警帽上镶有黑色皮革。每一位都自左向右斜挎一条黑色皮带，与同材质的腰带系在一起。皮带右边还配有黑色皮质枪套，内装.38口径警用左轮。骑警们还穿了深蓝色长裤，那看上去更像马裤。他们也脚蹬擦拭得锃亮的黑皮靴，长及膝下。跟在纽约骑警之后的有至少20名来自萨福克、拿骚等县区以及新泽西和康涅狄格州数座城市警局的摩托车手。压阵的车辆包括20辆绿白相间的巡逻警车，分列于街道两边；最后是周边三个州派来的20辆警车。
终于轮到灵车开过来了。两辆车着意选择了东17街的路线，都是重量级的大块头，一辆墨黑色，一辆深灰色，在临近中午的阳光下闪闪发亮。第一辆装运了哈里·刘易斯警探的遗体，第二辆则是装运戴维·科尔多的。每辆车的前后都有仪仗警察护卫，他们昂首挺胸，迈着军人的准确步伐，以持重静默的仪态前行，唯一的声响便是鞋跟击打路面发出的富有节奏的声音。
史蒂文一眼便瞧见罗伯特舅舅护卫于刘易斯警探的灵车的右侧，他幼小的心剧烈地跳动着。小史蒂文·霍尔特日后将回忆起，罗伯特舅舅便是他当时最想当的人。仪仗兵开始小心翼翼地将两位警探的灵柩抬下来，也就在此时一个响亮的声音喝道：“全体，立正。”在场数千人无不响应。当灵柩抬下来并置于仪仗兵的肩上，一干家属列于一侧时，那指令声又道：“全体，敬礼。”顷刻间数千名穿制服的警察将手贴在了帽檐上，而文职人员则将右手放在胸口。
当遗体被抬往教堂入口时，一位风笛手独奏出《奇异的恩典》的曲调。乐声停止时那个洪亮的声音又道：“预备，二敬礼。”于是所有的悼念者均将右手放于身侧。死者家属以及教堂所能容纳的最大数量的警官，与那些政界要人一道鱼贯而入，坐在长凳上等待肃穆的复活弥撒。对于那些挤不进去的人，整个仪式，尤其是高级罗马天主教随警牧师蒙塞恩诺·帕特里克·凯耳琛感人至深的布道，由大功率喇叭播放到了室外，这些喇叭安放在教堂前面以及整个东17街的各个角落。
仪式结束时，教堂里的警察拥出来重新与同事们会合，形成了一堵悼念的蓝墙。很快市长、州长、其他政界人士和工会领袖都出来等候死者的家属以及之后抬出来的烈士灵柩。当家属走出教堂时，他们站在了边上。在灵柩离开教堂时，盖着他们的美国国旗由两位警督仔细折叠好，并在专注的敬礼之下交给莫尼卡·刘易斯和比利·科尔多。
交送国旗一结束，东方的天边出现了纽约警局的直升机编队，以“寻人队形”飞过下面的葬礼场面。飞机低空掠过时，风笛手吹响了丧葬号音，之后是《美国》。葬礼的最后一幕是由风笛手和鼓乐队引领队列从教堂出发，走过数个街区。他们演奏的曲调是《回家》。伤感的风笛先吹起高亢凄切的音调，转而又变低沉，悲哀地奏出“回家，回家”的旋律，伴随着的是低沉而持重的鼓点。罗伯特·马尔维经过时，史蒂文正和母亲站在教堂露台上，羡慕与自豪袭遍了这小小少年的全身，他做了个漂亮的敬礼，同时泪水顺着脸颊滚落下来。
另一个出席葬礼的人也注意到了马尔维警员。此人便是日后将对罗伯特·马尔维的职业生涯乃至生活产生深远影响的詹姆斯·帕特里克·克诺里警监。
7
拉里·格林，
1991年4月25日
“肯尼，”罗伯特·马尔维的声音颤抖着，“他们要让我外甥坐牢了。我们需要帮忙。”
马尔维向昆士县地区检察官肯尼·拉提根解释道，史蒂文·霍尔特已因涉嫌三重谋杀而被捕，目前被拘押在萨福克县监狱且不能保释。当然，一个纽约警司因三重谋杀被捕的新闻在整个早间都是广播和电视的头条新闻，因此马尔维的电话并未让拉提根感到意外。他的新发现只是史蒂文曾受到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命案部主任的传唤，并被允许有“机会”自行前往该县负责调查斯科特·鲁本、海勒姆·罗德里格斯及雷蒙·罗德里格斯遇害一案的大陪审团处报到。
“冷静点，罗伯特，”拉提根答道，“我认识萨福克县的检察官，那可是本州最公正的公诉人了。”
马尔维停顿片刻，抑制住抽泣，又道：“可是肯尼，假如有证据表明史蒂文与这些有牵连呢？我是说，他们拿走了他的枪。”此时他哭得不能自已了。“这是我姐姐唯一的孩子。求你了，你得帮帮忙。”
“拉里，拜托件事，帮我看看这个案子，好吗？”拉提根尽自己所知详细讲了一遍，但仍说得言简意赅，末了又说：“这对我很重要。”
回答他请求的先是一声咕哝，然后是格林标志性的牢骚：“嘿，肯尼，你他妈的是干诉讼的，可你说起话来像个该死的社会工作者。”
劳伦斯·路易斯·格林年届58岁，仍处于事业的巅峰。他几乎已完全谢顶，所剩无几的头发也剪得只有板寸长短。他外形魁梧，维系着这一体格的是餐桌上的美食以及上好的法国佳酿。他面色永远是那么阴鸷，这与他刻薄爱争论的风格一样，一半是在做戏，一半是受着痛风的困扰，那都是从他对葡萄酒的嗜好引起的。他的医生壮着胆子建议他改变饮食习惯，并问他是否喝的不少，他答道：“相对于谁呢，W.C.菲尔兹？”
在巴迪·库珀任布鲁克林地区检察官的时期，当他处理得面临各种利害冲突而需任命特别检察官时，拉里·格林总是他的首选。比方说，假如库珀的一个助手是犯罪受害者，那么仍由他来做首席检察官就不合适了。于是那么多年以来，司空见惯的情形是听见库珀检察官急躁地向他的秘书罗斯·绍夫吼道：“给我接格林。”
拉里·格林是法庭上的天才，也是布鲁克林的传奇人物。虽然富于攻击性已成为他独特的招牌，但真正使他的庭审技巧日臻完美的是他对证据的审慎准备和对法律的精通。除非他对每一步都加以监督，否则不允许任何人进行任何调查工作。曾有位检察官很遗憾地低估了格林的能力，认为他只会唱独角戏而对其不屑一顾，不过她很快就改变了看法。他在一个案子中最终使被告判为无罪，在她眼里这简直是一场漂亮的灌篮表演，她说：“他哪里是在唱独角戏，简直就像该死的纽约爱乐乐团。他对我一连提出了37项申请。我不得不从我的上诉办公室调来三个人全力以赴才跟他打成平手。”
在之后的几天里，格林会见了霍尔特警司和伯纳德·普莱斯勒高级警监——那是史蒂文多年来的良师益友，还见了不少霍尔特的朋友、联系人，以全面了解这是怎样一个年轻人，并判断他身上是否有什么因素会促使他痛下杀手。他也约见了萨福克县地区检察官吉姆·克罗利和克罗利的命案部主任沃利·戈斯。
格林认识克罗利有些年了，他们在纽约州地区检察官协会会议以及国家地区检察官在全国各地主办的执法会议上多次合作并发表过演说。克罗利在被选为萨福克县检察官之前曾是长岛最负盛名的刑事辩护律师，而格林是布鲁克林地区检察官手下的超级替补特别检察官，所以两人常常轮流担当公诉人和辩护律师的角色。他们的庭辩风格迥异：一边是如疾风暴雨般、总想要主宰法庭的爱尔兰人克罗利，一边是其喜怒无常的对手、纯粹的布鲁克林犹太人格林，后者的巧舌如簧在大多数人听来简直就像臭名昭著的“杀人团”匪首梅耶·兰斯基在说话。由此在这两人之间营造的剑拔弩张的气氛，总是能使得演讲厅被挤得水泄不通。格林和克罗利都爱喝上一两杯乃至更多，因而那种英雄之间的惺惺相惜也使两人关系良好。
于是格林与克罗利在会晤中言谈甚欢，他们先谈了约半个小时的战争故事，谁是战斗英雄那得看谁讲故事。克罗利身材高大，爱结交朋友，他坐在自己那张长长的桃花心木办公桌旁，穿着件硕大的爱尔兰针织毛线衫。他夹杂着几缕黑色的灰发更像马的鬃毛，从耳边长长地披下来，遮住了大部分颈子。他浓密的黑眉毛下面是深邃的黑眼睛，闪动的目光与那动人的微笑相得益彰。
当友好的玩笑话说过，话题转向对史蒂文·霍尔特的诉讼时，气氛就有些变了，格林流露出不安的神色。
格林在向肯尼·拉提根汇报自己的收获之前的最后一次会晤是与罗伯特·马尔维和他的妻子莎侬，后者是退役的联邦调查局特别探员。
格林对马尔维采取了单刀直入的方式。“这么说你在职业生涯里有过麻烦，直到警察广场一号救了你一条命。他们为什么这么做？”
莎侬想说些什么来试图维护丈夫，可格林提高了嗓门继续追问：“你的外甥知道多少，什么时候发现的？”接着格林面向莎侬咆哮道：“听着，夫人，我不跟你绕弯子。我不喜欢联邦调查局的探子，你退役了对我来说还是一个样，因为你改不了自以为高人一等的架势。”
现在轮到莎侬吼起来。“你真该死，你怎敢把我归为你脑子里的那个FBI类别，怎么敢这么对待我丈夫！罗伯特·马尔维过去曾是、现在也是个好汉，他被纽约警局搞了。当时的情形简直要了我们两人的命，而你对此一无所知，所以别他妈这么冷冰冰的。”
马尔维站在那里，以一种缓慢而坚定、显然带着威胁的语气说：“你想知道什么都可以问我，但离我妻子远点，你听到了吗？”
格林答道：“我听到了，对不起，马尔维夫人，我不会再越雷池半步。”格林语气平静，并且字斟句酌。那是他通常不愿示人的柔和一面。他为这样对待他们而感到内疚，但他也只是这么平淡地道了歉，因为他得非常明确地让他们知道面对着的是什么。
不论这一过程对于他们夫妇而言有多么难熬，罗伯特还是对格林原原本本地讲述了他如何误入歧途，肯尼·拉提根和伯尼·普莱斯勒高级警监如何解救了他，而警署专员维吉尔·桑普森又是如何允许他继续做一名警员的。他还告诉忙着在一本黄色便笺上记了大量笔记的律师，他对史蒂文一直守口如瓶，只是说遭遇了些麻烦，并被派往内务部工作了。
格林随即抬头说：“你是在1990年的某个时候跟他说的，对吗？”
马尔维困惑地说：“我没有把刚才告诉你的说给史蒂文听，这有什么问题吗？”
莎侬问：“是不是有人在暗示存在着某种动机？”格林露出了难得的微笑。“我本以为你只是个FBI探员，马尔维夫人。你说起话来更像重案组的警探。”
“叫我莎侬，格林先生，我以前当的可是街头探员。”在联邦调查局工作的特别探员中有的是分派去大街小巷，深入实地调查的，有别于那些只会舞文弄墨制造冤假错案的，前者便称为街头探员，其工作的精干毫不逊色于纽约警探，对此拉里·格林也心知肚明。
格林没有直接回答，而只是说：“可以这么讲，你们二位大概都明白，州法院里的检察官无须证明存在动机，但要是有的话那肯定是有帮助的。”
鉴于他们在执法系统中的背景，他向马尔维多说了些他平常所不愿透露的情况。“当斯科特·鲁本警员及其搭档加布·培罗恩警员收了不义之财却还被允许留做警察时，你外甥大为光火。你俩都清楚他是个安静而拘谨的人，可他为此再三地表示了愤怒和失望，而且逢人便说让他们逍遥法外继续工作是错误的。他也很为你受到的对待感到恼火，因为你调派的部门是大多数警察所看不起的。”
“你是否在暗示，”莎侬问，“史蒂文感到罗伯特的调动是无理之举，再加上局里对警务腐败松懈处理，使得他杀死了那三个人？”
格林停顿了片刻，以让自己所说的话得到充分理解，然后又道：“莎侬，他从小到大都崇拜着罗伯特。”
莎侬走到格林坐的地方，非常柔声地问：“你认为那孩子会出于对舅舅的爱……而杀了那三人吗？”
格林抬起头，在他开口时莎侬感觉得到他的一丝怒气。“一个律师的噩梦便是被迫为无辜者辩护，可眼下我最大的问题在于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清白的。”
“肯尼，”格林说，“我们去喝啤酒。”
第一杯下肚后格林直盯着拉提根说：“唯一真正的希望就在那个混蛋沃利·戈斯身上了。克罗利怎么会找这么一个人来办案子，我真不明白。就好像他已打算认输放弃了。可这不是克罗利的风格。”
“唔，戈斯是命案部的主管。”拉提根答道。
“这不错，他照理是个注重调查的好律师，可我还想不出有谁知道他上一次是什么时候出庭的。还有，我们上次和克罗利会晤时，戈斯显然对庭审策略一点儿都不懂，只是不断地说他的案子十拿九稳，好像这就能唬住我。”
拉提根道：“怎么说呢，也许克罗利认为这案子非常清楚，不需要动用重量级的庭审律师，他还拿这个来作为对戈斯的褒奖。”
8
萨福克县监狱，
1991年5月28日
史蒂文·霍尔特是被单独关押的，原因有两个：其一，他是警察；其二，对他的指控性质非常严酷，一旦定罪则有三个连续的刑期，可以从25年直至无期，因而必须密切关注他有无自杀的可能。监警分三班日夜不停地看守着他，每班有两名副典狱官负责。他被拘禁在一间还算宽敞的卧室里，配有双人床、写字桌、小椅子以及台灯。夜间台灯得开着。屋门由防弹玻璃制成，能让副典狱官随时观察到史蒂文。他可以看任何一种挑选的报纸，也被允许阅读任何一册监狱图书馆里的书。他一天三餐，当需要解手时，便被送到同一层楼他专用的安全卫生间。
“嘿，警官，”一个副典狱官在敲过半透明的牢门后嚷道，“有访客了。”站在门口的是约瑟夫·克兰德警司。尽管来者穿着便装——蓝色防风衣、咔叽布裤，史蒂文仍然认出了敦实而强壮、服役于东纽约第75辖区的克兰德，而史蒂文自警校毕业后也一直在那里工作。克兰德有时也担当出勤警司之职，即在每个出勤班次伊始负责点名。史蒂文在供职第75辖区的短短几年间与克兰德鲜有接触，因而他对后者的来访很是奇怪。
克兰德先开了口。“我只是想让你明白，小伙子，整个警司慈善社协会都是你坚实的后盾。昨晚我们一起喝啤酒来着。”克兰德看看史蒂文有何反应，什么也没有。他继续道：“我告诉他们，我在第75辖区知道有你这么个人，没有直接认识，也谈不上关系密切，但我清楚你是个很棒的警察，是个正派的人，绝不会干出他们所讲的事情。他们告诉我弹道学实验认定你的枪所用的子弹与从三个死者身上取下的子弹是吻合的。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史蒂文终于说话了。“警司，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就知道自己没杀人。”
克兰德立刻追问道：“但他们说你认识斯科特·鲁本，你不喜欢他因为他是个腐败分子——”
史蒂文提高嗓门打断了他。“听着，警司，我的律师说我不能和任何人谈这桩案子，所以我们就说这么多吧。鲁本是个无赖，比无赖还坏，可我不想和你或是其他什么人谈这个。但事实就是我与他遇害毫不相干。清楚了吗？”
“当然，小伙子，别生我的气。我是来帮你的。”
“我想你还是走吧，”史蒂文坚决地说。克兰德转身准备离开时又停住，用强有力的双手抓住史蒂文的肩膀，说：“会员们正在为你募捐请律师。拉里·格林是好手，当然也不便宜，所以我们要弄到这笔钱，那样你就不会走投无路了。”
此时史蒂文笑了笑。“谢谢。”他说。克兰德离去时他挥了挥手。
史蒂文重新坐下时他想到了克诺里总警监，假如罗伯特舅舅和克诺里从未谋面，那情形会是多么的不同。他开始反思自己所走上的这条讽刺意味十足的平行路线，他正一头栽向深渊，正如舅舅当年所受的煎熬。哦，当然，他们走向厄运的道路还是很不一样的。罗伯特毕竟为了职位几乎就屈从于压力了，而另一方面，史蒂文则完全是阴谋诡计的牺牲品。然而史蒂文也能看出，在罗伯特·马尔维对詹姆斯·帕特里克·克诺里的英雄崇拜和他自己对舅舅——他生命中的守护天使——的崇拜之间，存在着某种阴暗的关联。正因为他史蒂文才做了警察。而正因为做了警察史蒂文此时才会枯坐于萨福克县这间临时监狱里，为三宗他并没有犯的谋杀罪而面临着终身监禁。
9
克诺里警监与圣诞礼单，
1969年9月
37岁的詹姆斯·帕特里克·克诺里或许算得上纽约警局里五六个年轻有为、人称工作狂的行政干部中的一个。所谓“工作狂”指的是极少数警官，特别是领导层里的，带着强烈的忠诚感全身心地投在警察工作上。
克诺里出生后在罗马天主教堂洗礼时，被以詹姆斯·克诺里和帕特里克·亨利·皮尔斯的名字命名，这两位都是爱尔兰革命烈士。
1969年，詹姆斯·克诺里已跻身纽约警局几位仕途光明的年轻警司之列。实际上，一些总警监认为克诺里已具备当警署专员的潜质。他的相貌粗犷而英俊，脸部宽阔，额头高耸；宽大而结实的下颌和大鼻子被浅棕色的波浪发和淡蓝色的眼睛调和得恰到好处；185磅和差不多6英尺的身高使他看上去体格非常强健。他的脸上有一道5英寸长的栗色伤疤，呈锯齿状，从左眼下部一直延伸到嘴唇之上，否则这将是一张挺漂亮的脸庞。那是有一回他在准备逮捕一个向其同事挥刀的武疯子时被砍伤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