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话引来了一连串哄堂大笑。拉索手一抬，全场立刻安静下来。他先严厉地看了看理查森市长，接着为了取得戏剧性的效果又逐个看了看本次五个当选的地区检察官。他的嗓门开始提高了。
“我们现在看到了那些‘街头混混’给我们的社会带来的破坏。”这个词是少数几个拉塞尔脱离开自己那高贵的演说风格的用语，所表达的姿态便是，我还是大伙儿中的一员。“此种氛围营造了对法律与秩序的极度蔑视，以至于在纽约市的许多辖区，警察束手就擒，而罪犯却大摇大摆！”
最后几个词藻使拉塞尔收获到了他想要的、来自现场每位警察的吼叫和呼喊。
“我们那些孤军奋战的公共安全卫士真是备受折磨，我们可以悲哀而恰当地套用来自著名的歌剧作曲组合‘吉尔伯特和莎利文’的威廉·施温克·吉尔伯特爵士的话：‘警察的活计可不轻松。’然而，我的朋友们，姑息罪犯的时代行将结束。从今往后，我们这个兄弟姐妹们的团体将发布宣言，致全纽约所有的公诉人：我们受够了！就在今天早晨，你们的理事会和我一致同意，你们杰出的法律顾问威廉·莫兰德及其能征善战的律师团将要为我们所有会员起草一份协议，其中包括如下要求，即任何牵涉刑事案件的警员在向更高级官员或助理检察官提供证词时都将得到我们法律顾问的援助。”
所有人都起身狂热地欢呼起来——除五个地区检察官、州长、市长和他的警署专员之外。
拉索的声音盖过了众人的喧闹，“如果那些为非作歹危害社会之徒还依法得到了律师的保护，那么每日里以性命相抵换得社会平安的人们也应该得到律师，我们的律师的保护。那是他们应得的。那是他们必须有的。”在演说结束时，拉索刷地将双手向上伸直，做出个表示胜利的姿态，那短暂的一刻里，他像极了理查德·尼克松，与此同时众警员及其家属纷纷跳起来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摇撼着年月悠久的大厅的椽柱。
当拉塞尔走下讲坛台阶时，来自纽约县的地区检察官突然拦住了他。假如每个警察在被捕时都要求在见地区检察官之前先叫来巡警慈善协会的律师，那还不乱套了。想到此处，在五个检察官中资历最老的贾斯廷·罗斯柴尔德不禁怒火中烧。71岁的罗斯柴尔德曾是肯尼迪总统任命的国家检察官，在全国都享有很高威望，更掌握着强大的权力。他足有6英尺2英寸高，腰板仍旧硬挺，谁见了都不想与之为敌。罗斯柴尔德平视着拉索，食指戳着这位工会领导人的胸膛，平静而坚决地说：“拉塞尔，你他娘的疯了吗？你指望这怎么搞起来？”
拉索回敬般地瞪着他说：“走着瞧。”接着他便走开了，旋即便被崇拜他的代表们簇拥而去。
斯科特·鲁本和加布·培罗恩警员在餐桌上兴奋地谈论着拉索的建议。鲁本五短身材，有人说他看上去像个消防栓。他的颈围足有17英寸，胸脯宽厚而壮实，合身的短袖衬衫突出了其强健有力、长满浓黑汗毛的胳膊。他身高刚过5英尺6英寸，双腿短而结实，这使他在警局足球队里颇有冲击力。鲁本椭圆形的脸上长着硕大弯曲的鼻子，安在如球茎般的眼睛当中。小耳朵以上的脑勺部分是秃的，好在他还留着浓密墨黑如海象胡须般的八字胡。他的体格以及那总是阴沉着的眼神让人不寒而栗。这大概是他获选第75辖区代表的原因之一。鲁本的朋友加布·培罗恩是他的候补，他们都属于特殊的新一代败类。这两人和所有其他辖区代表和候补一样，明知纽约警局的腐败日益严重，但他们却选择了同流合污。不幸的是，那一糟糕时期的大多数警察也都走上了这条路。鲁本对拉塞尔·拉索的挑战的反应是“真是妙不可言——立马就有律师驾到，哪怕是那个讨厌的莫兰德”。
培罗恩是个瘦弱的小个子，一张菜色的长脸上扯出两条缝隙做了眼睛，还有一只长而尖的鼻子。他正使劲地抽着雪茄，同时用很重的鼻音抱怨道：“斯科特，你怎么看，拉塞尔真能实施吗？”
鲁本正准备回答时培罗恩的寻呼机响了。他飞快地看了看显示的号码，说道：“是弗兰克。”鲁本点点头，培罗恩离座去找公用电话。
“弗兰克，”培罗恩冲着电话咆哮道，“告诉那该死的老狐狸，要是星期五早上我们还拿不到包裹，他就别想再见到孩子们了。”他啪地挂了电话，兴奋地点燃了一根烟。
15
布鲁克林展望公园，纽约警局安全房，
1974年3月初
内文斯警监在1969年1月——即圣诞礼单曝光后一个月——改换罗伯特·马尔维做第67辖区的124号，这无疑是个不错的决策。由马尔维负责这个敏感岗位，便不会给腐败留有任何机会。然而对这个年轻的警官来说，该项任命不啻是骤然降临的噩梦。再没有哪个警察愿意跟他来往。在各个方面他们都像躲瘟神一样回避他。“沉默的蓝墙”不但袒护腐败警察，而且还将任何敢于触犯潜规则的警官打入黑名单。纽约警局之外的观察者无法理解为何显然占多数的诚实警察也热烈拥护这一规则。我们讲完这个故事时，将能较为全面地理解其中的原由。
马尔维作为一个被排斥的人在第67辖区呆了九个多月，此间他没有一句怨言，也没有请求调动。他反反复复地思考着，甚至为背叛了同事们而感到某种内疚。不过他所受的煎熬在1969年9月与别动队的克诺里警监的会晤时便结束了。第二天克诺里就安排将马尔维调到了纽约警局的紧急事件应对组。那将是马尔维职业生涯中最辉煌的时期。
紧急事件应对组是纽约警局中一个精英荟萃的部门，其成员能够对发生在其行动地理区域内的任何突发事件立即作出反应。他们从颤颤巍巍站在大楼顶上准备寻短见的父/母怀里夺走孩子，然后用一切转移注意力的手段，在那忧伤的男人或女人正准备跳下时将其解救下来。他们奔走在市区里，帮助兄弟单位对付一个手持斧头的情绪失控者。他们定期访问中小学，演示援救方法，讲授阻止犯罪的课程。按《纽约邮报》一位专栏作家的说法，他们是“带枪的消防队员”，但他们对此不以为然，因为这抬举了与他们竞争的消防队。马尔维的一个朋友在当地一家警察和消防队员常常光顾的酒吧里高声说过“不，我们是带脑袋的消防队员”，当即便招引出一片怒骂。
马尔维以为他能一直把这份工作做下去，或至少等到40几岁时体力上干不动了，再收拾好行装去干个文职的活儿。
“马尔维。”紧急事件应对组的指挥官——一位副高级警监叫道。
“是的，长官！”马尔维答道。
“到13分部去见克诺里高级警监，马上去。”
罗伯特领命而去，转身准备过街时，一辆车拦住了他，无明显标记但显然是警用巡逻车。两枚金色的警徽在他眼前晃了晃便收了回去，快得使罗伯特无法看清其警衔。
“马尔维警员，”年纪稍长者说，“请上后排座位。克诺里高级警监吩咐我们来接你。”马尔维没有选择，便迅速钻进了汽车后门。
自与克诺里在别动队会面之后已过去了四年。在警局办的酒会上他们也不过是寒暄几句。有两次酒会是庆祝克诺里升职的，均发生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先是提为副高级警监，然后就在六个月前，正式升为高级警监。
汽车很快来到了展望公园——布鲁克林最大的休闲绿地。巡逻车停在了一处有表演场的像是音乐台的地方。舞台后面装有一扇门，通向光线昏暗的楼梯。他们走到似乎是地下室第二层的地方，在其第二级楼梯平台的底层又有一扇铁锈色的金属门。马尔维依照他们的吩咐独自下了楼梯，并敲门走了进去。屋子里有一张书桌和两把直背木椅。书桌两头各立一面旗：美国国旗和纽约警局旗。忽然书桌后面的一扇门开了，站在那里的是詹姆斯·帕特里克·克诺里高级警监——第13便衣警察队的指挥官。
克诺里穿着很随意：很合身的灰色休闲裤、白领衬衫、没完全扣上的蓝色羊毛开衫、白运动袜、擦拭极为光洁的棕色路夫便鞋。他很像一位附近布鲁克林哪个大学里的文学教授，而拿在左手里的烟斗更增添了文人的气质。高级警监指指椅子示意罗伯特坐下。他坐下时眼睛飞快地瞥了一眼那块软木公告板，公告板有3英尺长2英尺宽，被坐在其前面的克诺里的身躯部分地挡住了。上面好像贴了一些年轻男性和两三个穿制服的年轻女性的照片。
“工作怎么样，罗伯特？”克诺里高级警监询问道。
“我很喜欢，长官，我很快要提升为警司了。”
克诺里打断道：“是在10月，没错，还有你正在认真和一位很有吸引力的姑娘结婚，联邦调查局特别探员莎侬·凯利。还有，哦，我知道你在火岛订了明年夏天的一个房间。”
马尔维迷惑且又有点儿慌乱地瞧着克诺里翻看着一本蓝色大文件夹。
“你还每天去做弥撒，通常在昆士区克罗那的圣里塔教堂。”接着他笑了笑说，“或者其他任何你能找到的地方，这取决于工作的需要。有几个早晨你让我们找了好一通。”
“请原谅，长官，”他鼓起勇气问了个简单的问题，“可您为什么要跟踪我？”
“因为，罗伯特，”克诺里变得相当严肃，“我需要你。”
克诺里的认真使马尔维感到了不安。克诺里显得有些焦虑——而非通常一个警察指挥官所表现出的神定气闲——而这会晤的气氛更有一种不祥的预兆。
“我从来没有像现在需要你那样需要人的帮助！”
一时间马尔维惊得愣住了。克诺里是他所崇拜并乐意帮助的人，可如何帮？他得离开紧急事件应对组吗？他的职业梦想是在这个单位里干下去，假如他能幸运地赶上升职考试周期，他就有可能在35岁左右时提为警监，就像克诺里那样。这显得很不真实。詹姆斯·克诺里，这么个同时让人尊敬和害怕、警局里最强势的年轻干部，那么恳切地需要马尔维的帮助。
“罗伯特，”克诺里用轻柔、简直难以听见的声音开始说道，“我要告诉你的话是不能外传的。你必须向上帝起誓。”
马尔维的心跳动得剧烈起来。此番情形的严肃使他感到畏惧。
“即便你决定不帮忙，或者这么说吧，尤其是如果你拒绝的话，你也得担着负罪感而决不能吐露我的话。”克诺里给了年轻的警察一分钟琢磨问题的严重性，然后说：“清楚了吗？”
“是的，高级警监。”马尔维支支吾吾地答道。
“你能发誓吗？”
“是的，长官。”
“你要我继续往下说？”
“是的，长官。”
“除几年前在第67辖区的圣诞礼单外，你有没有听说过或实际看见过其他警察拿钱的事？”
克诺里当然猜得出回答是否定的，因为派遣马尔维来紧急事件应对组，便是将他置于了一群职业操守无懈可击的警官之中。
“不，长官。尽管我在酒会上听到过常有的那种传言。仅此而已。”
“唔，罗伯特，在第13便衣队这里，我们有的可远不止谣言啊。”
16
布鲁克林展望公园，纽约警局安全房，
1974年3月初
克诺里高级警监开始跟马尔维简要讲述像第13分局这样的便衣部门的工作以及其腐败行为的历史。
第13便衣分局是警察局建立旨在处理卖淫和赌博活动的单位，类似的单位有12个。很快，便衣部门就成了人人皆知的警察可以捞些外快的地方，他们从被控赌博予以逮捕的赌博者那里，从在街上揽客、被视为街区眼中钉的妓女身上收钱。这些女人可能会碰上一名秘密便衣警察，她们提出要耍一耍，通常因此而被捕，但是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该警员会把妓女带回到派出所，提出起诉，送她们上刑事法庭。通常他另有小算盘。
因为这些单位的职责是遏制——如果不能说铲除的话——这两类罪恶，或恶性，所以被派到这些单位的男性和寥寥无几的几位女性很快就被烙上了一个不太光彩的绰号“扫黄禁赌警”。派到这些行动组的警察们几乎立刻就清楚地认识到了试图遏制这两种不道德的大众活动完全是徒劳，更别说铲除了。人类历史上任何社会都没有成功消灭过卖淫，这个所谓的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那么凭什么几个纽约市警察就能干得更好呢？所以为何不从这些职业人士——她们对自己的称呼——身上弄些钱呢？把她们放了，换一次免费的性爱或一些秘密情报，或者允许她们在某个特定的区域招揽生意以换取一定比例的嫖资。
至于赌博，因为大众对此关心甚少，也没兴趣，所以扫黄禁赌警们没有从市民那里听到强烈的抗议。恰恰相反，人们普遍的态度是：谁真正受到了赌徒张三或李四的伤害？几乎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哪个地方的妻子和孩子因为丈夫用多余的钱赌马而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看起来倒有更多的证据表明酒鬼丈夫会给他的妻小带去贫困。区别就在于政客们认为暴饮合法，而赌博非法。这样的现实状况很快就导致了一种遏制形式的出现，这是警察局或者纽约州的刑事法典中没能预见到的——通过“小本子”来遏制。
“小本子”是扫黄禁赌警以及赌博经纪人创造出来的委婉语，指的是付给警察的贿金。赌博经纪人偶尔会被抓落网。实施逮捕的警察不会没收他的赌注登记本，或者叫工作本。工作本上详细记录了在赌博经纪人那里下的赌注，没有它任何下注者都可以声称他或她是赢家。所以工作本就成了赌博经纪人的生命。既然逮捕时没有发现他们从事赌博经纪——这是项重罪——的证据，那么唯一可以提出的就是意在赌博而滞留街头的轻罪指控。当然，无论是地区检察官还是法官对这类案子——对赌博经纪人提起的这种低级别犯罪指控——都提不起特别的兴趣。所以扫黄禁赌警和赌博经纪人达成了一种令双方都满意的安排。
为何赌博经纪人一开始就愿意付钱给警察，而且遇到要求增加贿金的时候也从不大发牢骚，主要原因是他们的生意的利润非常、非常丰厚。赌博经纪人从他们客户的损失中赚钱，通过“抽头”的形式支付。纽约市最早的一批赌博经纪人是犹太人，所以他们使用了意第绪语中“vygryshi”一词，原指打赌所收的费用。抽头一般为赌博损失的票面金额的10％。
在美国赌博经纪是一种主要的犯罪产业，除了诸如内华达等很少几个州之外，那里赌博是合法的。到70年代末，在纽约市，每年从赌博经纪中获得的总收入额为80亿美元——和现在一样完全被有组织犯罪集团所控制，这不足为奇。纽约的五大犯罪家族授予某些场所从事赌博经纪的特许经营权，每周收取一定比例的赌博经纪利润。这些特许经营场所因为害怕而受到控制。每一位赌博经纪人都知道任何违规的事情，例如瞒报或隐藏利润，立刻就会招来一顿暴打，甚至因此丧命。
这场表演的另一幕将发生在法院里，那儿忙于应付更加严重的犯罪的地区检察官们会随便敷衍地问：“你有什么案子，警官？”
“我有一个KG犯街头滞留罪。”KG是警察和检方之间用的一个俚语，指“已知的赌博者”。
然后检察官会询问赌博经纪人的律师，通常是一位当地法院里的职业混混，受聘于赌博经纪人，一个案子收25美元，“律师，承认未遂，然后交50美元罚款怎么样？”
他们很快就同意了这样的安排，然后被送到法官面前。法官也不会认为这样的指控是特别严重的罪行，宣判一般是口头警告，该错误行为不得再犯。所以假逮捕不光对警察和赌博经纪人之间的合作关系有利，而且有益于整个刑事司法体系，对这些可能堵塞整个系统的小事情，这种处理方法快速、有效、来钱。
一些法官，例如默里·肖恩斯坦法官，他准备竞选金斯县地区检察官，总是找机会拍人马屁——对警察和巡警慈善协会。肖恩斯坦是个胖得滑稽的人，整个面部特征都被他的下颌挤没了。他的头发弯曲，染成了紫红色，因为他觉得这样使他看起来更年轻。他想站立的时候，总是要费很大的劲。他短小的胳膊没法平衡身体，让其粗短的腿撑住自己。通常，而且理由也很明显，肖恩斯坦法官一旦登上法官席就座后，便会避免再站起来，但是他又喜欢站着以一种咄咄逼人的架势来训斥赌博经纪人。在宣判之前他会给赌博经纪人一个特别的警告。
“你也许不认为你的罪行特别邪恶，而且我想甚至在一些更经久世故的人看来，你的行为最多只能算作为社会所不耻。但是我对你说，先生，而且清楚地告诉你，如果你成为这名警官的调查对象，因此令他从事把自己置身险境的活动”——在这个时刻，肖恩斯坦会提高嗓门，要求所有在场的人（主要是其他同样实施假逮捕的扫黄禁赌警和赌博经纪人）屏气凝神地听着——“如果由于你的犯罪行为，使得警官需要运用其受训技能、计谋和智慧——”现在肖恩斯坦在高喊——“于是你便令他置于危险之中，很可能遭受伤害、甚至死亡。”最后一部分演讲是以一种严肃、深沉的声音说的：“出席警察的葬礼，我是永远不可能感到适应的。所以如果你再出现在我的面前，我会判处你最高的入狱刑期。你听明白了？”
赌博经纪人会精明地装作受到了震动——并学乖了，扫黄禁赌警通常会眉开眼笑，而根据法官表演的效果如何，在审判室里的警察们，同样还有赌博经纪人们，会爆发出欢呼声和掌声。此时肖恩斯坦会面带满意、开怀的笑容宣布说：“休庭！”
当然，绝大多数以被告身份出现在肖恩斯坦法官的法庭之上的赌博经纪人对这一套拿腔拿调的演讲已见识过许多次了——当然，他从来没有把其中任何一个人关进监狱。在布鲁克林刑事法院三号法庭内，人们递交着有罪或无罪的辩护申请，结局好则皆大欢喜。法官发表一通演讲；地区助理检察官得到认罪答辩；赌博经纪人保住自由，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保住了赌注登记本。拼命揽客的法院律师们拿到了25美元，而扫黄禁赌警们又可以保证每月从“小本子”中收到贿金。
当克诺里高级警监来到第13分局时，他决心了解一下他即将领导的警察们的贪腐程度。没花多少时间，他便发现第13分局内的情况是如此令人震惊，因此他决定招募马尔维进行一项高度机密的卧底任务。克诺里知道这位年轻的警官对他非常忠诚，但是他猜测马尔维会觉得这种程度的腐败令人作呕，很可能会拒绝这次任务。不管怎样，克诺里要尝试一下。
“坐，年轻人，”克诺里温和地说，“我是如何了解到第13分局的情况的，这是个相当长而且遗憾的故事，在我请你帮忙之前，你必须知道一切。”马尔维没有回答，但是他放松下来，专注地听着。
17
纽约州人民诉霍尔特，
1992年10月12日
太多自荐去当庭审律师或参加诉讼的律师认为挑选陪审团的过程是种分神的事情，耽误了主要的事件——审理。但是对拉里·格林这样一流的庭审律师而言，voir dire——法语中意为“说真话”——是案件审理的重要前奏。事实上，格林喜欢说寻找合适的陪审员的过程对任何案件都是sine qua non。这个拉丁短语的意思是“绝对不可缺少的”。 您下载的文件由www.2 7 t x t.c o m (爱 去 小 说 网)免费提供！更多好看小说哦！
“正是在挑选陪审团的过程中，”格林在福特汉姆法律学院对他的庭审律师班授课时说，“那些有望成为陪审员的人会考量一下律师的品性。如果他们喜欢你，你就建立了一块滩头阵地。如果他们不喜欢你，那你还不如说斯瓦希里语！”他会暴躁地问，“如果你对他们一无所知，你怎么可能挑选陪审团呢？你只有通过提问诱导出完整、全面的回答你才能了解他们。只有那个时候，你才能评判一名陪审员的智慧、其对当前事件的了解程度以及思想上是否会先入为主。”
注意，这并不一定表明格林想找个公正不倚的陪审员。他的任务，正如他意识到的，是挑选他可以找到的最聪明的人，那些他可以说服的人以支持他对于案件的推测。
对拉里·格林来说，胜利并不代表一切，这是唯一要做的事情，这与伟大的职业橄榄球教练文斯·伦巴第的态度如出一辙。所以对那些认为陪审员的挑选是审理的附属产物的律师，他少有耐心，甚为鄙视。萨福克县助理地区检察官华莱士·戈斯就是这样一名律师，这对史蒂文·霍尔特来说是件幸事。
对一群等候着进行甄选担任陪审员的市民，戈斯问了一系列问题，经常问得咕咕囔囔得听不清，得到的回答只是一两个词，然后他便敷衍马虎地对他们说声谢谢你。“你能保持公正吗？”“你会接受法官对法律的解释吗？”“除了提供证据排除合理的怀疑之外，你对检察官会提出更多要求吗？”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总是“能”、“会”和“不会”。有些时候，法官会告诫戈斯不要问最后一个问题，因为法律问题完全属于法官的权限。但是无论戈斯被警告过多少次，他就是不明白。他完全不留意。
拉里·格林挑选陪审员的方式旨在实现两个基本目标：让他或她尽可能地多说以了解这位潜在的陪审员的情况，这是做出恰当评估所必需的，另外设计出一些问题可以帮助格林运用他的诉讼策略。实现第一个目标的技巧就是问一些问题，试探一下该陪审员先前参与审理的经历。
“萨利文先生，先前你说过，你以前曾担任过陪审员？”
“是的，先生。”
“那你和其他陪审员进行过裁决的评议吗？”
“有过。”
“如果你们达成了裁决意见，你不用告诉我们裁决是什么，但你能跟我说说该案的事实吗？”
潜在的陪审员回答问题的方式——是否吐字清晰，表达是否简短、明白，对案件是否还记忆犹新——透露了这个人很多方面的东西，甚至可以从这些一问一答中诱导出其对法律制度的态度。这位可能成为陪审员的萨利文先生回答格林问起的前任陪审员的情况时，他回忆说：“是关于这个抢匪的。”对被告的描述虽然很简短，但是对拉里·格林意味着萨利文先生有偏向于检方的倾向。当然，格林会补充说他的结论最多是种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的恰当猜测。
格林的第二个目的在很大程度上与他对案件的分析有关。在史蒂文·霍尔特一案中，格林几乎找不到乐观的理由认为结果会对这位年轻的警司有利。霍尔特的枪被上交给萨福克县警察，上面有其清晰的指纹和掌纹。弹道测试看来是确凿无疑的；用史蒂文的手枪做测试的子弹与从三位死亡的受害者尸体上发现的子弹吻合。而且，史蒂文还有杀害斯科特·鲁本警员的特别动机。他憎恨鲁本，这不仅仅因为他是个腐败分子。还有某种其他的原因，霍尔特不打算告诉别人的事。
“纽约州的刑事辩护律师还有一手暗中保留的强力王牌，如果，”格林在福特汉姆大学庭审律师班上授课时说，“他们知道如何使用它。只需要一名陪审员就可以扳倒检察官的案子，让陪审团无法达成意见一致的裁决。在有些州，五分之四的陪审员意见一致就可以做出裁决，但是纽约州要求达成全体通过的裁决。而且，”他带着少有的微笑——事实上是种自鸣得意的傻笑——补充说，“有时候你会很走运，本来只打算说服一名陪审员的理由被所有12人采信了。”这里他大致引用了评论作家H.L.曼肯说的话，“当一个人被捕、被指控犯了一项罪行，立刻该案就会适用无罪推定原则。如果那个人经审理后被定罪的话，则可以轻易地让公众相信那个人是被权威当局以不实的罪名被判入狱的。”基于许多人都抱有的这种愤世嫉俗的观念，即被告经常是因捏造的证据而受到犯罪指控的，格林认为他应该运用一项策略来妨碍——如果不能说挫败的话——检方对史蒂文·霍尔特的起诉。
格林开始了他的voir dire——“女士们，先生们，也许人们对陪审团制度最出色的评论是，真相是由那些诚实、可敬、具有不同经历的公民们同心协力合作揭示出来的。所以让我用这个问题作为开始：在你们的人生经历中是否有这样的例子，某人被不公正地提起了刑事起诉，你们能够回忆起那个案子的事实吗？”
有一位年轻的黑人股票经纪人，大约30出头，穿着一件蓝色的西装上衣和一件白色开领的短袖马球衬衫，他身体前倾，说道：“在南方，施以私刑太司空见惯了，即使在60年代也如此。这经常是建立在捏造的证据之上的。”
虽然拉里花了一些时间和诺顿·马歇尔——这位来自华尔街的年轻的潜在陪审员——探讨了这一美国历史上的祸患，但是他非常清楚戈斯会动用他的“绝对回避权”把这位真诚的年轻人送回到股票交易所。在刑事案件中，律师有两种要求潜在陪审员进行回避的权利。一种是有原因的，因为某人抱有偏见显然是不能担任陪审员的。另一种是绝对回避权，不需要解释，但是其使用不得出于歧视的原因——例如种族或宗教。
其他几位潜在陪审员对格林的问询有不同的意见。每位律师完成了一轮询问之后，这一组人或被入选或被拒绝。这一程序进行了不算很长时间后，格林撞上了好运。伊斯特·斯坦博格举起了她的手。
“什么事，女士。”格林冲她点点头，“你有什么问题或者也许想说点什么吗？”
“是的，”她回答说，她开怀地笑着，轻声却坚定地说，“J'accus。”
“什么？”戈斯大声叫嚷着。
“噢，耐心些，”格林劝告说，“我相信斯坦博格太太会解释的。”
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伊斯特·斯坦博格——这位仪表庄重、衣着完美、粉黛时髦的七旬老妇人——谈起了一桩叫做“德莱弗斯”的案件。
阿尔弗雷德·德莱弗斯上尉是法国陆军中一名犹太炮兵军官。他蒙冤受到叛国罪的指控，在1894年被一军事法庭定罪。他被判入狱，在南美洲海岸外臭名昭著的恶魔岛上服刑。1896年，法国军方获得了无可辩驳的证据，表明德莱弗斯是无辜的，但是他们隐瞒了这一消息，没有释放他。他一直被囚禁到1899年。1898年法国伟大的小说家埃米尔·左拉写了一篇4000字的文章，以公开信的形式致信给法兰西共和国总统。他把该文命名为“J'accus”——《我控诉》。左拉提出充分、有力的证据，谴责了德莱弗斯上尉在法国军事法庭上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左拉的文字在法国政府内激起了官员们的怒火。这篇文章也引发了法国全境反犹太主义的可耻浪潮。左拉受到审判，被认定犯有刑事诽谤罪，被判在狱中服刑一年。他逃亡到英国，在那里呆了一年多时间。到那个时候，德莱弗斯的定罪被撤销了。对上尉进行了重审，结果他再次被定罪。但是，法国政府很快就赦免了他，他被陆军复职。之后他得到晋升，并被授予荣誉勋位勋章。1906年，法国最高法院正式宣判上尉无罪。几年之前，针对左拉的诽谤指控已经被撤销了，但是他对德莱弗斯上尉的支持让他在经济上破产了。在这桩重大冤案发生的12年后，人们为阿尔弗雷德·德莱弗斯上尉举行了一场盛装阅兵典礼以示敬意。
格林下定决心不能失去斯坦博格太太，但是他得保证这不能做得太明显，让戈斯看出来。
“斯坦博格太太，”他温和地问道，“我能问一下您是否是犹太人？”
她脸微微一红，回答说：“是，我是。但是——”
格林马上打断了她。“我想您的宗教联系以及您对德莱弗斯一案的了解不会影响到你听取本案中的证据、理解法官在法律问题方面的职责、与其他陪审员进行商议并做出公正的裁决，对不对？”
“是这样。”她迅速回答说。
格林继续问：“当我问你们关于司法不公的例子时，为什么您会引用德莱弗斯案，有任何理由吗？顺便问一下，您认为导致德莱弗斯冤案发生的状况是刑事司法体制中的通常现象吗——例如，在我们这个国家里？”
“我认为德莱弗斯的例子是个特别令人震惊的不公案件，”她回答说，“但是我认为考虑到我们刑事司法系统中所具备的所有防范措施，像德莱弗斯一案中类似的权力滥用在这个国家里几乎不可能发生。”
她的回答让地区检察官戈斯非常满意，他接受斯坦博格太太作为陪审员。格林乐开了花。
18
路易斯·加尔多总警监，
1973—1974年
到了1973年，警察腐败形成了肆意蔓延的态势，而警察广场一号的领导层们却无力或者不愿采取任何策略加以遏制。这只能靠新的市政管理层和具有革新精神的警察专员来扭转大局，但是考虑到这个城市的政治格局——民主党占统治地位，而且市长很受欢迎——这看来不太可能发生。然后就出现了温思罗普·哈格罗夫，所有人都认为他不可能当选。
在操纵政治核心的民主党大佬们看来，哈格罗夫是共和党推出的最理想的候选人，作为每四年一次的牺牲品。温思罗普·哈格罗夫看上去就是那种木呆呆的盎格鲁-萨克逊裔的白人新教徒——在私立高中受教育，顶峰是哈佛的学士学位以及耶鲁某法学院颁发的文凭。在一个登记注册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人数比为六比一的城市里，哈格罗夫一点儿都不具威胁，而且他的竞选口号“和温尼一起获胜”如果算不上荒唐的话也很可笑。民主党领导层内那个一度充满改革思想的现任市长菲尔·科西，这个受到纽约人的仰慕被誉为“永远的市长”——他自己说的——已变成了一个空虚的、顾影自怜的影子。这看起来没什么大不了的。科西曾多次没头没脑地试图获得地位更高的公职——首先是竞选入主参议院惨败，几年之后又半心半意地试图竞选州长，这削弱了选民对他的兴趣，毁掉了他的名望。这好像也没关系。而控制纽约各行政区的五名民主党大佬中两个在联邦监狱服刑，还有一个因严重的忧郁症呆在了精神病医院。这看来也不是大问题。近一个世纪以来，在纽约市各级别的竞选中连战连胜已经让民主党人脱离了现实，就像这个城市的市长一样，他坚持要参选，谋求史无前例的四连任。
所有的情况汇集在一起，再加上科西对几乎所有人都不屑一顾，使得匪夷所思的事情变成了不可避免的事情。
美联社通过电报发布的新闻立刻传遍了整个国家。“菲尔·科西，一度极受纽约市中产阶级欢迎的市长，曾得到过三名竞选民主党内总统提名的候选人的支持作为1968年该党的副总统竞选伙伴，几分钟之前沦为了竞选失败这部惨痛历史中的一分子。随着他的失败，民主党核心露出了其纸老虎的真面目。被纽约市历史上最浩大的抹黑竞选一再贬损的‘温尼’·哈格罗夫以57％对41％的得票战胜科西市长。”
所有市长优先考虑的问题是公共安全，所以新闻界密切关注着他对警察专员的任命。完全出于偶然，哈格罗夫遇到了他后来选中的这个人。地点是在里士满县——斯塔腾岛的一个行政区——布莱顿区一处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的会社内，时间是在夏天那段尤其激烈的市长竞选期间的一个周末。路易斯·加尔多一星总警监是该行政区指挥官的副手。加尔多职业生涯的顶峰是领导负有盛名的公共道德管理处。他曾下令逮捕了“彼博”·里登，一名重要的体育赌博经纪人。他恰好是纽约市一名担任了势力强大的财政委员会主席的议员的弟弟。自此之后加尔多的日子便江河日下。
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的组织人向人们介绍了哈格罗夫，他登台准备说几句话。一名醉醺醺的民主党工人突然出现在人群之中，开始高声喊叫：“你这个该死的共和党腐败分子。”并朝候选人扔了一整瓶一夸脱装的啤酒。哈格罗夫立刻把瓶子挡开，没砸到他的脑袋。加尔多几分钟前正好走进会社核查哈格罗夫的安保情况，他跃上讲台，把醉汉击昏打倒在地。一眨眼的工夫，加尔多总警监已把这个人的胳膊反绑在后面铐了起来，并把他交给了一名看得目瞪口呆的警司，完成了整个逮捕程序。当众人缓过神来时，他们为加尔多高声喝彩，他跳上讲台，询问笑眯眯的竞选人：“你没事吧，先生？”
警察局马上同意了哈格罗夫的请求，让加尔多总警监领导他的安保小组。
路易斯·加尔多总警监被任命为新任警察专员，这越过了11名资深总警监，他们所有人都立刻辞职了。加尔多反过来选了另一名一星总警监，“小甜饼”基斯·诺兰作为部门的首领。诺兰成为了唯一一名肩披四颗星的警察行政人员，作为首席行政长官，他领导一个由3.6万名各级别的警察和1.2万名文职人员组成的部门。
在他担任现在这个职务的几年之前，诺兰总警监被当时的部门首脑放逐到隐没在警察广场一号内部官僚体制中的一个默默无闻的单位。他想不起来犯了什么错，显然，在没完没了的某次行政会议上，他的前任主观臆断地认为他冒犯了谁。他猜想最可能的是在一次这样的会议上，有一项冗赘的议程是希望高级警官注意个人卫生，有点恼火的诺兰微微发了一通牢骚。第二天他就从行政办公层被贬到了大楼的地下室管理车辆调配场。
虽然警察专员和高层警察指挥官之间是政策制定者与政策执行者的关系，加尔多和诺兰两人之间的历史使事情变得很不一样。他们俩以班上几乎最优的成绩从警校毕业后，在南布朗克斯当警察那段日子起就成了朋友。这个新管理班子是一种真正的合作伙伴关系。在公开场合下，诺兰会尊重地称加尔多为“头儿”——在警局内这是称呼上级长官的传统用语，加尔多则称呼诺兰为“局长”。私下里，他们则扔掉所有的繁文缛节，开始革新这个他们无比热爱的部门。他们下定决心要铲除系统性腐败，特别是在便衣警察部门中的腐败。所以这是为何他们决定召唤詹姆斯·帕特里克·克诺里高级警监开始改革的原因。克诺里提出了一项请求，获得了批准，于是他同意了：把伯尼·普莱斯勒警司派去帮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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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布朗斯维尔的伯尼·普莱斯勒
一开始从警察学院被派到布鲁克林东纽约的第75辖区起，詹姆斯·克诺里和伯尼·普莱斯勒两人就形影不离。他们俩在很多方面都大相径庭。克诺里是爱尔兰天主教徒，身穿警服时注意整洁光亮的仪容，穿便服时也很讲究细节。普莱斯勒是名犹太人，固执己见，是个对如何在城市中生存非常了解在行的人。他的衣服看起来总像是上床睡觉时也没脱似的。他还是个非常能干的调查人员，痛恨腐败警察。
伯纳德·艾瑟·普莱斯勒是个生活在布朗斯维尔的犹太人。如果你也来自那儿，或者知道自20年代起一直到50年代末布鲁克林的布朗斯维尔地区是个什么样子，那么你马上就对那些话有概念了。布朗斯维尔是个低收入的村子，主要是些木结构的供一个和两个家庭居住的住宅，为完全独立或半独立式的，还有许多赤褐色砂石建造的连排平房，一般被称作“火车车厢式公寓单元”。住在这块飞地里的全都是来自东欧的犹太移民。这些波兰、俄罗斯和罗马尼亚定居者家庭人数众多，狂热地恪守着传统，包括对上帝的笃信以及对教育的清醒认识——在这个接纳他们的国度里，教育是把他们从贫民窟经济中解放出来的最终力量。但是和其他处于类似境地的族群一样，有人认为犯罪是一个摆脱贫困更有效的方法，布朗斯维尔中的一些人选择了这条道路，大发横财。这些流氓建立了“谋杀公司”，这是个犹太人犯罪团伙，一直控制着布鲁克林的敲诈勒索活动，直到被移民过来的西西里黑手党所压制。
布朗斯维尔的犹太人还统治了长岛大学和纽约城市大学的大学篮球队，后者是最后一支在同一年内获得全美大学生体育协会篮球赛和全美锦标赛双料冠军的球队。他们甚至为一些天主教学校打球：20年代末的圣约翰大学篮球队被称为“神奇五人”组，在1929年五名首发球员中四名是犹太人。布朗斯维尔还出了一些纽约市最成功的赌博经纪人，有些人说他们在幕后操纵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大学篮球赛诈分丑闻。
布朗斯维尔的犹太人使用诸如“打架小子麦克戈特”、“中尉杀手麦格诺”这样的假名，成为排名很高的职业拳击手。他们是一批为多年后犹太人可以用自己的名字参加拳赛的开拓者。像麦克斯·拜尔和加斯·莱斯尼维奇这样的冠军在他们的年代里在纽约市的主要拳击竞技场所出没，拥有大量拳击拥趸。
布朗斯维尔还出过一位男子服饰经销商，他致力于让邻近地区的孩子们远离犯罪而去从事医学、教育、社会服务和法律事业，他很快就成为了一位活着的传奇人物。这个叫亚伯拉罕·斯塔克的人大获成功，并被推选为布鲁克林区行政区的主席。对今天任何超过50岁的人而言，亚伯·斯塔克留给他们最深刻的记忆是在历史上著名的艾贝茨球场——当时为布鲁克林道奇队的主场——右中场上那个男子服饰商的招牌。这个服饰招牌上写着，“亚伯·斯塔克——皮特金大街1514号”，并邀请球员“击中招牌，赢得套装”。
虽然从布朗斯维尔出了一批犯罪分子，但是更多的居民成为了教育家、法官、伟大的庭审律师、医生以及像伯尼·普莱斯勒这样的警察。伯尼·普莱斯勒头脑敏锐，高中成绩极其优秀，足以让他进入纽约市任何一所大学。他来自一个有七个孩子的家庭。这个家庭和布朗斯维尔的许多其他家庭一样，极其贫困，根本无力负担一个孩子上大学。所有孩子与父母加起来的收入必须用来维持生计。
伯尼身高5英尺10英寸，重180磅。他养成了一种生活习惯，每天在离他家不远的健身馆内进行举重训练和慢跑。他打拳击小吊袋练习得很出色，以至于健身馆的拳击教练试图说服他去做职业选手。该职业选择在普莱斯勒妈妈给出了一个强硬的命令后就结束了。“不！”所以伯尼参加了招募纽约市警察的考试，在数千名年轻的申请人中他成绩排在第四。很快他就参加了宣誓典礼进入了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