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福克县监狱，
1992年夏末：马尔维的故事
“此时，史蒂文，”马尔维继续说，“我已经沉迷在酒精和可卡因之中了。对现实时而清醒、时而恍惚，而且奥利瑞根本就没有告诉我他的骗局。”
史蒂文一言未发，但是厌恶地摇摇头。
麦克尔·奥利瑞警员已经为自己和其他人（其中也包括罗伯特·马尔维）策划了一套有赚头的一揽子退休计划。奥利瑞行为方式不近常理，他已经开始仰慕、尊重起马尔维了，并没有把计划告诉他。不管怎样，奥利瑞也不禁有些自得。这将是他最后也是最伟大的手笔。
奥利瑞和他的团伙成员——包括罗伯特·马尔维——开始保护伽罗菲洛的利益。马尔维对此几乎一无所知。虽然他逾越了界限，干了过去他会一口回绝的事情，但他对可卡因的依赖已经增强到他不得不多捞点收入的地步。所以从那些愿意花钱快点将车取回来、不顾一切的车主们手里捞点小钱，他并不反对。当然，他拒绝直接和这些人打交道，但是他的确在车主不在的情况下签署过释放令。
这让奥利瑞省了在文件上伪造马尔维签名的麻烦，对马尔维的前任他就得伪造。奥利瑞一直认为伪造是危险的，而且容易使他暴露，甚至遭到起诉。
既然已经伸手拿钱，跨出了腐败的一小步，马尔维警司也就不会在意出个价为小伽罗菲洛保驾护航。奥利瑞告诉马尔维牙买加雪橇帮的继任者下令要聚众暴打小伽罗菲洛。马尔维从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中了解到牙买加毒贩被处死的事情，以为伽罗菲洛的手下也涉足其中。酗酒和毒品使马尔维思维混乱，他认为保护那些被盯上、面临处决危险的人是警察正当职责的一部分。
这样的布置对奥利瑞完全有利，因为这让他一下摆脱了马尔维和小伽罗菲洛两个麻烦，去完成自己的大手笔。这也给了奥利瑞和乔依·本方迪密切合作的机会，在所有地方人们都叫他“毒蛇乔依”。
乔依是卡迈恩·伽罗菲洛真正的二把手，虽然从血统上来说权力应交给小伽罗菲洛。要是毒贩温斯顿·乔丹问本方迪让小伽罗菲洛子承父业是否公平，乔依会毫不含糊地说不。当然，乔依相信他才是法定继承人。他和奥利瑞一样对小伽罗菲洛不屑一顾，也鄙视新老板厌恶暴力的态度。正是毒蛇乔依下令一步一步地处决了乔丹和他的手下。奥利瑞和他合作会感到愉快的。当然，本方迪打算利用“那个爱尔兰警察”——他就是这么叫的——让小伽罗菲洛永远隐退。在奥利瑞这边，他很清楚自己在和毒蛇乔依打什么交道。在伍德塞德的凯尔迪酢浆草城堡酒过三巡之后，奥利瑞对他的一些手下说，“那个心狠手辣的小个子意大利人本方迪会让我们发财。一旦让我们知道钱在哪儿，我们就去拿了远走高飞。”
毒品交易根本就不那么复杂，也不难发现，但是很难制止，因为绝大多数的执法资源都被消耗在侦察、禁止、逮捕以及起诉上，其他资源则所剩无几了，无法用来遏制无底洞一般的毒品需求。
奥利瑞从乔依·本方迪那里获悉了伽罗菲洛家族进行毒品交易的方式。他告诉本方迪为了保护生意他需要一些情报。在想到如何除去小伽罗菲洛之前，本方迪对维持生意的赚头依然很关注，所以对奥利瑞提的一些问题没加多少提防。不加夸张地说，奥利瑞从中得到的发现远远超过了他的期待。如果事情顺利的话，他和他这帮小偷将永远不用担心钱的问题了。
马尔维停下来，拿了杯水，然后继续往下说。他仔细地盯着史蒂文，但是猜不出他是否理解了。
事实上奥利瑞几乎不费力气就弄清楚了伽罗菲洛家族拿到了毒品之后的销售链。他们的手下定期进口上百公斤的毒品，把这些毒品销售给遍布在纽约城中的毒贩，然后从他们控制的特许经营店里收取毒品所得。交易受到严密的监控，伽罗菲洛团伙每个月的利润达到了令人咋舌的1,000万至1,200万美元。他们建立了一系列的“藏宝屋”，每周会从那里取钱，到每月月底再分给团伙中的不同成员。小伽罗菲洛每月获得的份额至少有100万美元。
有时，来自联邦政府、州政府以及地方机构的执法力量会中断这些经营活动，并没收数量可观的毒资和毒品。这些毒品将被扔进一个巨大的锅炉中焚烧予以摧毁。钱将在采取合作行动的州、地方和联邦机构之间进行分割和分配。但是在美国全境一年内毒品交易产生的金额高达几十亿美元，所以哪怕被执法机构没收了几百万，这最多只能算是件令人讨厌的事情，是生意中的小损失。
最初，奥利瑞和他的团伙负责保护把现金从收取毒资的地方转移到由伽罗菲洛的打手看护的藏宝屋。交易中危险的部分是现金的街头移交，所以奥利瑞的手下会三人一组，全副武装来往于街头。小伽罗菲洛下令每个藏宝屋的现金额不得高于两百万美元。整个毒品交易过程始于哥伦比亚，然后出口可卡因，到最后一步洗完钱后再回到哥伦比亚，这些细节问题麦克尔·奥利瑞一点儿都不感兴趣。他所有的强烈兴趣只集中在藏宝屋中的钱上。
奥利瑞的计划是让毒蛇乔依·本方迪的贪婪和野心与小伽罗菲洛的胆怯和多疑鹬蚌相争。很快他决定编一个虚假的故事：他在毒品管制所的朋友偷听到了联邦警察的窃听录音，冈比诺家族中的一伙人威胁要抢劫藏在一个或数个藏宝屋中的现金。奥利瑞将说服伽罗菲洛和本方迪把藏在各处不同藏宝屋中的现金转移到其他地点——一个奥利瑞能够找到的地方，在那儿放两周直到威胁解除为止。
为了把威胁弄得像真有这么回事，奥利瑞分别向这两个恶棍出示了一些副本，他说这是在布鲁克林本森赫斯特区的一家联谊俱乐部中进行的一场会谈的记录文本。布鲁克林是冈比诺家族中马诺尼帮的总部所在地，在过去他们曾威胁过要和伽罗菲洛家族竞争。记录文中提到了比利·德阿古斯塔，他是伽罗菲洛团伙中最年轻的成员，他为了一笔数目不得而知的钱而泄漏了藏宝屋的所在地。
当然，在这份所谓的记录文本交给本方迪和伽罗菲洛之前，在离本森赫斯特区的纽洛茨大街不远处，比利·德阿古斯塔的尸体在他最新款式的凯迪拉克汽车的后备箱中被发现了。德阿古斯塔脑后部有两个弹孔，这是被有组织犯罪团伙处决的鲜明标志。没人知道或者猜测过行刑者是麦克尔·奥利瑞警官。
计划的前期准备一切就绪，所需要的就是在合适的地方找间屋子，把伽罗菲洛各处藏宝屋里的现金都运到这里，然后他席卷一空，计划便大功告成。奥利瑞估计总金额至少有800万美元，有两位目前受雇于伽罗菲洛的银行职员会把较小面值的钞票换成百元或更大面值的钞票。对奥利瑞来说，最后一步是如何想出一个方法让他和其团伙带着这笔巨款离开这个国家以及该前往哪里。
苏格兰最伟大的诗人之一罗伯特·彭斯曾写过一句这样的诗“人、鼠再精打细算，到头一样失算”——计划会出错。当然他不会想到多年之后会有这样一位爱尔兰裔的美国警察，他的母亲出生在苏格兰，嫁给了叫彭斯的人，她的儿子洗礼时被命名为罗伯特。
罗伯特·彭斯警员是奥利瑞团伙中的一员，他对这一大笔买卖完成之后到哪里去一点儿都不伤脑筋。他要回到爱尔兰帮助爱尔兰共和军解放其先辈们神圣的家园。对奥利瑞和他最后这个大手笔的宏伟计划而言，不幸的是彭斯是个不会闭嘴的人——特别是在伍德塞德的菲茨杰拉德酒吧畅饮爱尔兰威士忌后又灌了些烈性吉尼斯黑啤酒后，他就成为了引人注目的焦点人物。而菲茨杰拉德酒吧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密切监控的地方。
很快，特工莎侬·凯利和她的拍档就开始清楚无误地监听到了令他们不可想象的内容——几位纽约市警察策划偷盗数百万美元的毒资然后逃离这个国家的图谋。特别是有一位叫罗伯特·彭斯的警察计划前往北爱尔兰，并用他新得到的财富来资助恐怖主义，争取爱尔兰的统一与自由。
从初步的这些谈话中，无论是凯利特工还是其他听到的人都不知道有多少警察涉及其中。当然莎侬·凯利不可能知道她的前任男友罗伯特·马尔维也是其中之一。
由奥利瑞选择的藏宝屋必须精挑细选，不仅要保证安全，还要远离附近的居住区和商业区。还需要能接近道路体系，可以让团伙中的每个成员从不同的路线迅速离开纽约。计划是为奥利瑞、其团伙六位警察中的每一个人以及马尔维警司各自安排不同的逃跑方案，奥利瑞最后认为让马尔维独自一人走太危险，所以决定和警司一块儿走。
关于钱的分配问题，六人同意既然奥利瑞是这一大手笔的主谋，他应当有权分到更多的赃款。据他们猜想，如果至少有800万美元的话，奥利瑞可以拿200万，六个人每人将拿100万。超过800万的部分就进行平分。奥利瑞决定首批给马尔维10万，超过800万的部分再给他很小比例的一笔。最初没有人告诉马尔维这些，因为他已经完全被毒瘾控制了，经常举止失常。奥利瑞决定，等到他和其手下实施计划前的最后时刻再通知马尔维，他们将一起离开纽约。
可怜的马尔维被蒙在鼓里，而凯利特工和其他联邦调查局小组却对计划的所有细枝末节了如指掌。
虽然彭斯警官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他可一点儿都不认为奥利瑞提议的分赃方案公平，对马尔维应该拿钱他也不买账。在菲茨杰拉德酒吧后部的屋子里，他对那些“小伙子们”——爱尔兰的不法分子对他们自己的称呼——忿忿不平地抱怨。“为什么，”他反问道，“我们要分钱给那个瘾君子马尔维？妈的凭什么要给他一个子？有一半的时间他都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当莎侬·凯利心情沉重地监听这些谈话时，彭斯的话像匕首一样，给她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彭斯继续说，虽然给马尔维的钱——至少最初的那笔——是从奥利瑞的份额中出的，但结果还是每个人的份额都少了。
现在，马尔维的故事几乎已经接近尾声了。
“史蒂文，你看到的是我身败名裂。”他严肃地提到了这点，“这是我自己的问题，我找了些蹩脚的理由为我沉
迷在酒精和烈性毒品之中进行开脱。是警局救了我。”
32
萨福克县监狱，
1992年夏末：马尔维的故事
马尔维猛然惊醒过来。这时是早上4点15分，日期是1976年6月11日，地点是位于曼哈顿福利广场联邦法院的办公室里。他从椅子里站起来环顾四周，试图回忆起他是怎么到这里来的。房间中灰色的墙壁好像要挤压过来。他想他被带入这间小屋之后一定是睡着了。他又坐回去，满是疑惑。他一屁股坐在破旧的皮椅子中，房间没有窗户，他发觉在地板上堆着文件。马尔维又站起身，走到文件堆旁，看到其中的一份上面用蜡纸印刷的文字。它们让他不寒而栗。
美国检察部门，纽约南部地区，刑事犯罪处。
他感到直冒冷汗，有点喘不过气来。他重重地跌坐回椅子中，试图弄明白这一切。慢慢地他口中吐出了这几个词。
“我是个坏蛋。”
他重复着这句话，然后又大喊着说了一遍，开始抽搐着哭泣起来。门马上开了，伯尼·普莱斯勒警司走到马尔维身边，用胳膊挽住这位狂躁不安的年轻警官。
“别紧张，罗伯特，”他轻声地说，“一切都结束了，现在事情开始好转了。”
马尔维看起来比他的年龄苍老许多。他无助地看着普莱斯勒，泪水依旧如泉涌一般沿着脸颊流淌下来。
“罗伯特，在这里再放松15分钟左右，”警司说，“然后我们要和你谈话。”
罗伯特站起来，虽然他的膝盖仍然打晃发软，差点又跌回到椅子中。他竭力站稳，轻轻地说：“谢谢，长官。”
普莱斯勒走出了房门，把这位可怜的年轻人留在屋里，他凄惨地站在那里，肩膀向下耷拉着。房门被关上之后，身板强健、留着军人般平头发型的普莱斯勒迅速地从站在屋外的几位来自精英部门公共道德管理部的警官身边经过，喃喃自语地说：“又是一个这份该死的工作造成的悲剧。”没有一位来自这一特殊反腐机构的警官敢开口说话。
马尔维呆在看守室里的15分钟如同漫长无尽的等待。当普莱斯勒回来的时候，身边多了几个人——一位律师、刑事犯罪处负责人比尔·麦克凯克尼、联邦调查局督察弗莱德·高德曼特工以及之前曾在公共道德管理处效力的维吉尔·桑普森总警监。由于第13分局调查案的成功，桑普森得到警察专员的提拔，主管重建并得到加强的内务处，他现在是三星级的副总警监。
桑普森总警监首先开口：“你怎么样，罗伯特？”当他进屋的时候，马尔维一跃而起立正，因此桑普森立刻说：“稍息，年轻人。”
经过几个小时的汇报工作之后，所有人都清楚地明白了马尔维的可卡因毒瘾再加上奥利瑞的操纵，这位年轻的警司几乎成了具行尸走肉，一个对他手下的奥利瑞和其他腐败警察在做些什么根本没有任何第一手信息的傻子。
问题仍然依旧，“对罗伯特·马尔维可以或应该如何处理？”经过警察局医务部的上瘾物品滥用科的评估，以及和来自某戒毒康复中心的主管主任的协商，那一天晚些时候，马尔维被送入了诺森霍普中心。这是家国际知名的戒毒和戒酒咨询机构，位于纽约的克林顿县，距加拿大南部边境只有几英里远。
这时候，马尔维中断了他的叙述。“我不想让你知道我的生活是那么一团糟，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告诉你说我在为局长执行一项隐蔽的卧底任务。当然，我不知道康复治疗要花多长时间，这是为何我给你打了几次电话的原因。我知道你会担心的。”
史蒂文没有多少反应，他想知道故事中剩下的部分。
罗伯特被送到了一家农场，这隶属于诺森霍普中心，名字叫“蓝色山谷”。它为康复者提供多学科的支持以应对生理和心理上的需要。因为罗伯特摄入的固体食物越来越少，伏特加越喝越多，其体重已降到了危险的水平，不足140磅。蓝色山谷用了近11个月使其健康恢复到一个可以接受的水平——可以认为他达到了治疗师们称之为“康复期”的阶段。毒品或者酒精上瘾者是无法治愈的，据这些治疗团体看来，他们余下的一生都在进行恢复。从蓝色山谷出院不久之后，罗伯特收到警局的命令，让他去见刚刚被任命为警察专员的维吉尔·桑普森。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桑普森是警察专员的第一人选，所以他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第一位担任该职务的黑人。此消息的公布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热烈赞扬，除了一位警官和一位地方检察官之外。布鲁克林地区联合工作处的部门首脑肯尼·拉提根和伯纳德·普莱斯勒警司非常敬佩桑普森局长的能力、智慧和他明智的判断力，但是他们担心他不够灵活。他们记得他反对那个捣毁了第13分局腐败团伙的计划。虽然他极不情愿地做出了让步，但他不想等待。他把事情弄得非常不顺，以至于波斯科这位桑普森称之为“小偷”的探员提出了退休申请。波斯科获准退休——因履行公务致残，一个由医生组成的专家组认定这是与工作有关的精神疾病原因造成的，所以他的余生将获得相当于其四分之三薪金的退休金，而且免税。波斯科和他的家人带着这笔丰厚的退休金搬到了一个气候温暖的地方，地点没有公开。当桑普森得知这消息时，无论是拉提根还是普莱斯勒都不会忘记他的暴怒。人们听到这位谦和威严、极少说脏话的总警监在咒骂：“那个婊子养的腐败分子在羞辱了警局之后又戏耍了制度，我要保证将永远不会再出现这样的不公。”
当拉提根和普莱斯勒考虑该如何处理马尔维的时候，新任警察专员的态度以及警局关于毒品滥用的制度都是要重点关心的问题。警局的政策是依法免职，毫无例外。“绝不姑息”必须遵守，秩序才能得到维护。哪怕社会对使用所谓的“消遣性毒品”越发宽容的时候，这仍被视为准则。
拉提根和普莱斯勒坚信对罗伯特·马尔维必须破例。当他们听说马尔维将被叫到警察专员办公室进行汇报的消息时，拉提根打电话给桑普森专员，请求他在约见马尔维之前和自己碰个头。他还请求允许普莱斯勒警司一起来。桑普森在电话中的结束语听起来语气不妙，“肯尼，我们不要互相浪费时间，听清楚了？”拉提根多少有些软弱地回答说：“是，长官。”他警告普莱斯勒说他们的任务可不愉快。
“不，该死的，我不会允许这个警局和一个他妈的可卡因瘾君子扯在一起，而且还是一个腐败分子。”在警察广场一号第14层——桑普森专员的办公地点——几乎每条走廊里都可以听见他浑厚低沉的嗓音。
“维吉尔，现在冷静一下，因为我不想提高我的嗓门。”肯尼·拉提根带着一种难得的安抚姿态回答说。
“妈的，我可不会把声音压下来，因为你说的显然是错误的。”普莱斯勒站在专员桌边，大声咆哮，脸色红得像甜菜一般。“哎，等一下，警司，”桑普森还没来得及再多说一个字，普莱斯勒已探身向前越过了桌子，把警司的警徽猛地砸到地板上，然后带着一种恫吓的神情，把嗓门压低，从喉间发出低沉的怒吼。“妈的不要跟我摆你的领导架子。你没有权力这么做，你把这块铁皮拿着别在你自己的屁股上吧！”
房间里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桑普森专员已经跳了起来，用难以置信的目光盯着普莱斯勒。
“嘿，伙计们，我们已一起经历了那么多，”拉提根恳求道，“所以我们难道不能理智一点来商量？”他转向普莱斯勒，态度强硬地命令道，“伯尼，闭上你的臭嘴，把你的警徽捡起来。”然后他对桑普森专员轻声说道，“维吉尔，你是头儿。不管你怎么决定，这是你掌管的部门，我俩都明白这点。所以听我们把话说完，至少听我把话说完。”
现在情绪缓和下来的普莱斯勒警司轻声地说：“专员，非常抱歉。我有一张该死的大嘴。我不是存心对您不敬，所以请允许我把警徽拾起来。”
“没关系，伯尼。”桑普森半带着微笑说，“要是没有你那张该死的大嘴我们还不知该干什么。”
风暴平息下来，桑普森专员继续陈述他的观点：“这个部门有两条雷打不动的政策，已经有几十年了，如果不是永远的话。腐败警察不能保留其工作、拿到退休金，还有本部门不会留用任何滥用上瘾物品的人，尤其是吸毒者。你们看看发生了什么，我们把那个杂种波斯科留了下来，而他不光拿着工资去做狗屎不如的……”
专员的怒火开始上升，所以拉提根打断了他，温和地说：“说得很对，专员，完全正确，但是请您记住马尔维和波斯科情况大不一样。”
“但是，肯尼，”桑普森专员真挚地回答说，“这都肇始于政策被逐渐削弱。你们看看那个人渣波斯科得到了什么，那个该死的心脏法案！”
他提到的是数年前由纽约州立法机构通过的一项法案，准许给予那些通常因履行公务而受伤或身患诸如心脏病等疾病的警察一笔伤残退休金。人们称之为“心脏法案”。因为伤残退休金是免税的，它对那些获得此类款项的警察来说是笔意外横财。在许多警察看来，这项退休福利经常被滥用，能拿到这笔钱的总警监人数多得不成比例。有位总警监没有获准拿到心脏法案给予的福利，但是他仍然得到了一笔与伤残有关的退休金，因为他声称在申请退休前两年由于一次摇滚音乐会他的听力因此受损。拉提根想知道专员为何对波斯科的退休金如此大为光火，同时许多桑普森的前同僚们却按照惯例都在享受这样的福利。
“他带着四分之三免税的退休金从这里大摇大摆地扬长而去，还对我们每个人竖着中指。等着看会发生什么吧，如果我们允许像奥利瑞这样的酒鬼去康复中心治疗他的酒瘾，”桑普森继续说，“要我提醒你们是谁被判谋杀了那个叫德阿古斯塔的年轻流氓以及犯了几十桩相关的重罪吗？这个部门需要花多长时间才能洗刷掉那样的耻辱？”
普莱斯勒之前一直保持沉默，这不是他的典型个性。他说：“但是，头儿，这个部门几乎毁了马尔维警司。你不认为我们有责任帮助他吗？”
普莱斯勒和拉提根一直据理力争到傍晚时分，两人轮番上阵，试图说服专员。他们说把这样一位“童子军”——这是普莱斯勒对马尔维的描述——首先安插到华盛顿高地，然后又让他进入第13分局打入“公司”内部参加腐败分子的会议，警局让他卷入了如此紧张、危险的任务，在情绪方面他是无力应对的。普莱斯勒激烈地争辩说警局本该知道像马尔维这样耿直的人是无法对付这样的任务的。
拉提根对专员动之以情，向他恳求：克诺里总警监的被杀以及与莎侬·凯利的分手使马尔维悲痛欲绝、脆弱无助。桑普森不为所动。
布伦达·摩尔在通过了警监的升职考试后，最近先被提拔为副高级警监，然后是正高级警监，现在负责管理专员总部的全体职员，他在下午3时左右加入了会谈，但只是听着——一贯如此。
当会谈结束的时候，看起来马尔维已经毫无希望了，他被安排在次日上午和专员会面。占用了专员时间，拉提根和普莱斯勒向专员表示感谢后离开了警局总部，愤怒而又沮丧。对一个亟需重建价值体系的部门来说，桑普森肩负着恢复操守的使命，这点他们可以理解，但是肯尼·拉提根的脑海里一直浮现着威廉·莎士比亚剧作《威尼斯商人》中的台词：“慈悲是不会损伤人们的，它像自天而降温煦的雨，落在地面上：它是双倍的祝福；慈悲祝福施予的人，也祝福接受的人。”当他和普莱斯勒分手后，他仍然在深思，这些话在他头脑中一遍遍地重复着，直到他回到家。
现在和摩尔高级警监单独呆在了一起，桑普森专员感到被这次会谈弄得筋疲力尽。他非常喜爱肯尼·拉提根，对普莱斯勒也抱有深切的爱护之情。这种爱是因为他们在一起从事着一项充满危险的工作，这是那些愿意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的人才能理解的、在相互之间产生的爱。
“哎，布伦达，你一句话都没说。但我知道你有看法，是什么？”
“头儿，”摩尔缓慢但是坚定地说，“你别无选择。对一位勇敢的警察，你必须尊重并且示以应有的敬意。他是死去的吉姆·克诺里总警监，如果他知道他死之前本有机会帮助这个他妈的遇到麻烦的可怜孩子，他是不会瞑目的。”
摩尔的粗话让专员深为震惊，因为不仅他本人克制说脏话，对任何敢在他面前说脏话的人，不论职位高低，他都会生气地与之较劲。与摩尔相识这么多年以来，他这位门生从来没有使用过那样的语言。摩尔没有等专员做出反应就离开了房间，自己也感到震惊和颤抖。他对自己感到恶心。他乘电梯从第14层下到大厅，然后步行一个半街区来到了圣安德鲁罗马天主教堂，它位于以此教堂命名的广场上。他在教堂的最后一排坐了一会儿，注视着圣母玛利亚的雕像，困惑地问自己，“这工作是不是最终影响我了？”在布伦达·摩尔的职业生涯里，这是他第一次认真考虑退出的问题。他做出了一个个人决定，如果没有让马尔维复职，他将申请退休。
1977年5月27日，纽约市警察罗伯特·马尔维警司紧张不安地撕开了从纽约市警察专员办公室寄来的信封，焦虑地阅读着命令：“生效时间1977年5月28日上午8点，向内务处报到，接受即将的委派。”
签名是布伦达·摩尔，高级警监，警察专员办公室的指挥官。
在命令的底部还潦草地写着这样几句话：“我知道你会让克诺里总警监和我为你感到无比骄傲的。祝你好运，罗伯特。谨上，维吉尔·桑普森。”
当马尔维讲完他的故事后，他期待着史蒂文的反应。他的外甥一直缄默不语。
马尔维继续说：“所以，你看，我做的事不关任何人的错，更不是警察局的错。是我自找的，但我不会原谅我对你做的事情。史蒂文，让我们跟拉里·格林谈谈，看看有没有办法结束这一切。”
史蒂文慢慢地站起身，走向他舅舅。马尔维坐在位于牢房另一端的床边，双手抱头，身体在颤抖。
“罗伯特舅舅，”他轻柔地说，“我爱你，但是你刚才告诉我的一切并不能改变我的观点，那个该死的任务毁了你。”史蒂文拥抱着马尔维，说，“罗伯特舅舅，你必须相信我，我没杀那些人。我是无辜的。”
马尔维和他的外甥见过面之后，在拉里·格林的办公室里和他进行了会晤。马尔维满怀希望。
“拉里，即使在我告诉了史蒂文我做的这些事情之后，他仍坚称自己是无辜的。”
“当你跟他说这些的时候，他看上去焦虑激动吗？”
“不。”罗伯特小心翼翼地回答说。
“噢，真不错啊，”格林简单地答道，“那个小个子戈斯掌握了所有的证据，而你能够提供给我的只是个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的否认。罗伯特，让我跟你打开天窗说亮话吧。考虑到这起案件涉及的暴力程度，再加上在家中他曾多次目睹他母亲被打所造成的伤害，也许人们会得出另一个答案。”
“究竟是什么答案？”
“你的外甥可能真的是个杀人犯。”
“如果真是这样，那能做些什么？”
“如果摩尔那边没有什么奇迹发生的话，我们必须迅速——我的意思是现在——提出严重精神紊乱这项抗辩。但是史蒂文得承认谋杀事实，而且该精神状况——在谋杀之前已经存在——需经过精神病学专家的确认，在此情况下我才能使用此项抗辩。如果陪审团接受这一抗辩，史蒂文不会被判入狱，而会关在精神病医院里接受治疗。某一天他也许会被释放，这完全有可能。我们另一个选择就是继续冒险！”
格林猛地站了起来，表明会谈结束了。
33
布鲁克林东纽约第75辖区，
1985年6月
“斯蒂弗，我们的小伙子，这个工作过去很有意思，现在成了狗屎，被‘米老鼠’和他手下的‘养鼠员’们把持着。”威廉·克纳警员评论道，“过去是，每天、每次巡逻你都会倾力而为。”当他回想往事的时候，脸上露出了微笑。“抓人、加班、把坏家伙送进监狱。”克纳是一位在纽约警察局工作了近20年的老警察，作为老资格的警官，他正在按例履行培训新警察的职责。他身高5英尺9英寸，体格较小，由于严重的健康问题，他的身体看起来一直在缩小。对警察局常年的怨气，加上一场灾难性的离婚以及和孩子们的分离使他对固体食物几乎毫无食欲。当然这样的情况对他的酗酒没有任何影响。在离第75辖区不远的肯尼迪酒吧，他狂饮生啤，还夹杂着爱尔兰威士忌。最后到家后，他还会继续喝啤酒，直到喝得不省人事昏睡过去。他的肤色呈一种不健康的蜡黄色，他的脸部皮肤开始耷拉下来。他所有的警服都不合身，对他的体形而言太大了。他深褐色的眼睛开始深陷入眼窝，而他尖尖的鼻子显得比实际大不少。他呼吸时会发出一种喘息的声音，这是他常年吸烟造成的。克纳的手指上带着一种铁锈色，他的牙齿因为多年的烟瘾从白色变成了褐色。他身上弥漫着一股烟味，像是化学废品垃圾堆散发出的看不见的污染云雾。但任何时候当他训练像史蒂文·霍尔特这样的年轻警察时，他会很快忘记身体和心理上的不适。史蒂文从警察学校毕业还不到四个月，他现在坐在巡逻车的驾驶座上，仔细听着克纳的每一个词。他们的巡逻被安排在晚上，在东纽约的第75辖区内。晚班巡逻从晚上8点至第二天上午4点，被称为“84夜班”。
“为什么事情变了？”史蒂文试探着问了一句，根本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应该说话。
“妈的，都是吸毒者惹的，到处是毒品。吸毒的行凶抢劫、偷盗汽车、持械抢劫杂货店和酒馆。干这些只是为了弄几个美元去来一针、腾云驾雾一番，然后重新再去抢。”
克纳停顿了一会儿，评判着这位新人的反应。显然，这年轻人已铭记在心了，这让这位愤世嫉俗的老警察很满意。
“妈的，这么多的毒品和犯罪，整个体系都卡壳了。所以，即使街上再多几百个警察，再多建几千间牢房，还有更多他妈的律师，事情就是玩不转了。”
这只是克纳热身的开始。“然后还有那些地区检察官助理们。这些家伙过去都是从法律学校毕业的，加入个政治团伙，通常是民主党，然后就混上了地区检察官助理，兼职当当律师。他们要急吼吼地赚钱，但不动脑筋什么也捞不到。这些家伙非常清楚公众需要法律和秩序，所以他们从不会找我们的麻烦，从来不会问警察。他们根本不在乎我们是不是在有点胡搞——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能把坏蛋从街上清除出去就成。然后几年之后地区检察官助理就能升为法官的法律秘书，是那种一半拍马屁、一半干杂事的角色。最后，再混一阵，这里那里塞点钱，你明白……”霍尔特并不明白，但是他假装知道了。
“他就成了法官，这就算给美好的职业生涯画上了句号。过去我就认为自己一生中的一项工作就是帮助年轻的地区检察官助理变成法官。”
现在克纳停了下来，热切地回忆着那段美好时光。“他们不是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家伙。但是妈的，我们是属于同一战壕的。然后，操，华盛顿的最高法院开始给那帮狗杂种们种种权利，这本来是正直的人才应该享有的。”
眼见着克纳变得愤怒起来。事实上，虽然以前他这套已经说过无数遍了，但是每次他想到最高法院以及其关于坦白认罪和证据扣押的裁决——主要是在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的领导下形成的，他就变得怒不可遏。每个警察都知道沃伦的高院除了束缚他们的手脚外没做什么其他事情。克纳告诉史蒂文一桩在法庭审理中的事件，案件名是麦普诉俄亥俄州政府，这是沃伦的高院对证据扣押做出的历史性裁决后不久发生的。
1957年，一名叫多尔芮·麦普的妇女因持有淫秽物品而被警察拘捕。淫秽物品被没收，逮捕是在她的公寓内进行的，虽然警察没有得到法院的许可令。多尔芮·麦普不可能在那个时候意识到她将成为司法历史上的一部分。麦普诉俄亥俄州政府一案成为了美国刑法历史上也许是最重要的涉及搜查和逮捕程序的案例。
这个案例给涉及证据扣押案子中的被告一项要求听证的权利，之后被称为“麦普听证权”，以审查警员在其没收证据并逮捕被告的时候，他或她的行动在宪法框架内是否合法。如果主持该听证的法官裁决警察的行动不合法，该证据将被查禁，而对被告提起的诉讼将被驳回。
克纳对史蒂文回忆说，在麦普一案的裁决出来后不久，一次他在帕特里克·霍兰的法庭上，一名叫诺曼·J.费德曼的律师走了进来。霍兰是个小个子，还不足5英尺高，他有个在法官席后面来回踱步的习惯。霍兰法官的矮小身材需要定做的法官服，但这也没法改变一个现实，即他的小脑袋看起来只能从法官袍的上方露出一点儿。尽管如此，或者说也许因为如此，霍兰具有很强的幽默感。他最终意识到是他造成了法庭内的快乐气氛，于是在椅子后面放了只装苹果用的板条箱，这样他就不会再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霍兰法官以前是布鲁克林的地区检察官助理，在警察中人缘很好。
当霍兰发现费德曼律师进入法庭的时候，他高声问道：“你有什么案子，费德曼？”
“有一桩涉枪案件，法官大人。”律师回答说。
“你想要认罪诉辩协议？”霍兰喊道。
“法官，我想首先申请一次麦普听证。”
“他是不是有枪？”霍兰法官问道。
“是，法官，但是警察把它非法扣押了。”
霍兰的脸涨红了，喊道：“嘿，诺米，这种胡扯的话说给那些在华盛顿的老家伙们去听。让我告诉你，你弄一份认罪诉辩协议，你的人就没事。但是如果你要求举行麦普听证，那我可看不出有什么所谓的非法证据扣押，你的人就得在号子里呆一年。”霍兰停下来，严厉地看着费德曼。“你听明白了？”
费德曼于是让他的当事人承认有罪，这就是故事的结局。
克纳接着说：“所以起初我们和地区检察官助理们是互相合作的。证据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会稍微做点胡编乱造。那个蠢货把枪藏在了上衣口袋里，但是你知道，警察有直觉。所以我们应该说枪就公然地放在车子里他身旁的座位上，地区检察官助理会这么告诉我们。妈的，这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他有枪，对不对？”克纳仔细打量着霍尔特，看看他是否明白了所说的话。
霍尔特觉得克纳期望他有所反应，便紧张地回答说：“是，但是那不是做伪证吗？”
年轻的警察还没来得及说完这句话，克纳便勃然大怒，“斯蒂弗，你妈的有什么毛病？那帮拿枪的婊子养的杀小孩。他们他妈的杀警察。你不明白吗？停车。”他命令道。
当巡逻车在路边停下时，克纳确信他照看的这位年轻人的注意力已完全集中在他身上了。“斯蒂弗，”他高声说，“是我们和那帮狗杂种干的。警察是民众和混乱之间最后一道防线。看看我们的大街上都发生了什么？难道你没有看到地区检察官办公室里出了什么事了吗？现在我们有两类敌人——狗杂种和所有那些年轻的自以为是的地区检察官助理们，那帮来自常春藤名校、对我们不屑一顾的白人家伙。”
克纳现在真的生气了，想努力拯救他招募的这位新兵。“甚至是他妈的那些来自圣约翰和福特汉姆大学的白人家伙们——他们的父亲也是警察和消防员。甚至他们也把警察当作他妈的办事员们加以考问和对待。他们所有人都在找机会从我们身上为他们捞取名声。加官晋爵——把警察关起来，因为他说谎或者把某个欠揍的狗杂种痛打了一顿。”
克纳的灰心失望如波涛般汹涌而出。“还有他妈的那些女检察官助理们，穿着透明的衬衫，展示她们的奶子，穿的裙子就好像是涂在身上的，一切看起来都像个投诉你性骚扰的圈套。斯蒂弗，所有的都是狗屎。他们对抓警察的事情更关心，而不是抓那些狗杂种。如果这还不够的话，我们还要跟那帮黑鬼检察官助理们打交道。噢，对不起，是非洲裔美国检察官助理，或者随便什么他妈的他们现在用来称呼自己的名字。还有那帮拉丁美洲人。”克纳重重吐出了最后几个音节以强调他的鄙视，“他妈的，那些少数族裔的人憎恨所有的白人，你不要忘记这一点，斯蒂弗。”
克纳的拳头猛击在汽车的仪表盘上，把霍尔特吓了一跳。“全是狗屎。我还有五个月就不干了，然后那帮狗杂种们可以在城市里为所欲为，我就不管了。对我，一切都‘撒优拉娜’了。但是让我告诉你，老弟，你最好快点弄明白你唯一的朋友就是你的警察兄弟——我说的是兄弟。永远不要相信他妈的戴着警徽的女人。不要和其他警察走得太近，除非他是白人。我说的不会错。”
克纳被警用无线电的呼叫打断了。“中心呼叫乔治管区，迪蒙大街445号有情况，代号10-31，K。”“中心”是指全市范围内的警力调度员。代号10-31指的是正在进行中的入室盗窃案，字母K表明信息传递结束了。克纳马上采取行动，告知调度员他这个小组将去处理。
入室盗窃的地点是一家位于迪蒙大街上的小酒店，和横贯整个布鲁克林东纽约地区的主干道宾夕法尼亚大街相距不远。当他们的警车接近商店的时候，霍尔特惊奇地发现有其他三辆巡逻车已经抵达了——这是第75辖区内所有在“84夜班”进行执勤的警车数量。当霍尔特和克纳接近商店的时候，那些车上的所有警察都已进了商店。霍尔特警员到达门口时他看到的景象让他无比震惊，他感到恶心。几位身穿制服的警察正在把一条条香烟堆在一只褐色的大硬纸板箱。其他人聚在收银机旁，轮流把手伸进机器里，掏出一把把的现金，塞进警方配发的防风大衣的口袋里。他看着另两位警察从街上拿了一只空硬纸板箱走进商店，然后开始往里面装更多的香烟。
沉默了大约有20分钟，当克纳把巡逻车驶回到第75辖区时，霍尔特转向克纳说：“比尔，那些警察怎么能这么做？把一条条烟拿走，从收银机里偷现金？妈的，他们怎么能这么干？”汗水从霍尔特的脸上滚落下来，他想要哭。“还有你怎么了？”他问道，“连你都拿了一条。但是当那些警察走了，你把它扔回到了地板上——还有那个他妈的肥肥的警司对我说‘拿点钱，年轻人’，好像我也是个小偷。”
克纳安静而且小心谨慎地回答说：“斯蒂弗，别紧张。我们先回警局去洗一洗换好衣服。然后你到我的公寓来，离警局只有半个小时的路程。我们谈一谈。”
那天凌晨5点半多的时候，他们走进了克纳的公寓。它位于一幢没有电梯的四层寓所的第三层，有三个房间。公寓里阴暗压抑，亟需做些粉刷。有股发霉的味道，不时还散发出一阵阵令史蒂文作呕的浓烈的陈烟的气味。因为灯泡烧坏了，门厅黑乎乎的。一张大桌子和六把椅子把狭小的饭厅里挤得满满的，这是以前克纳家住在长岛的麦利克时留下的物品。桌上摆着一张褪色的照片，是一位年轻的美丽女子——克纳的妻子佛罗伦斯，六年前他们离婚后死于乳腺癌。墙上挂着一块“月度警察人物”的匾额，是《每日新闻》这家报纸——它每月会表彰警察和消防员的英雄行为——授予克纳的。起居室同样很小，散发着变味啤酒的味道。
霍尔特扑通一声坐在长沙发上，枕头已裂开，里面没有剩下多少填充物。克纳拿着两罐啤酒从小厨房里出来。
“我不想喝，比尔。”霍尔特说，但是他还是听任这位年长者把啤酒塞进他的手中。他把它闲置在自己的右膝上，当克纳开始述说的时候，他手抓着盯着它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