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3：特纳(Joseph Turner，1775-1851年)，最著名的风景画家，他创造了象征自然力量的幻想、旋涡和雾景画法。他的作品是印象主义的先驱。]
[注4：戈雅，Francisco Jose de Goya Y Lucientes，1746年-1828年，西班牙近代现实主义画家，是法国浪漫派绘画第一位最重要的画家。]
“茨温利是谁？”我一边看笔记一边问。
“十六世纪时一个宗教改革家，在一场战争中被长枪刺中身亡。据说他的尸体虽然已被火化，但心脏还完好无损。”乡田顺子竟然连这都知道。
“也就是，所谓，拥有顽强心脏的人。”我有些笨拙地说道，合上笔记本。”
“你现在能体会到我的不安了吗？”她似乎看穿了我的动摇。
“这既不是辞典也不是圣经吧。”说是诅咒之书还比较恰当。自己手工制作的诅咒之笔记，“你说的没错，这的确太奇怪了。”
“春的精神状态很不稳定。”
“你又在说这种让我不安的话。”
并不只有春，我暗想，其实我现在的精神状态也很不稳定，而电话那头的父亲似乎也是如此。一家人连失常都会凑在一起。
我翻开笔记本，焦虑地触碰其中的内页。那些诡异的伟人们的名字一个接一个地跃入眼帘，让我的心情无法平静。我克制着自己几欲失控捶胸顿足的冲动。被伟人们弄乱心神，我都不知道该无可奈何还是感到骄傲。我又陆续看到了亚里士多德、托尔斯泰以及高飞[注]的名字。
[注：高飞，迪斯尼的卡通形象。高飞是一只和蔼的大狗，是米奇的忠实伙伴。]
“高飞是狗的名字吧？”
“应该就是那只狗。”
我重重地阖上笔记本，像是要将其封印一般。
“要怎么做？”她立刻问我。
“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做。”我的声音连自己都觉得虚弱，我已经无力再假装从容，“春现在在哪儿？”
“我刚才看见的时候，是在这一带。”她转向墙上贴着的地图，指着车站东面的地区。我凑近一看，那是一个几乎没有什么商业大楼的住宅区。
“他在做什么？”
“我想应该是……涂鸦。”
“什么涂鸦？”
“不知道。”她说，“春经常会自己画涂鸦，然后又自己去清理……”
“自己画自己清理？”
“你不知道吗？”乡田顺子看向我的眼神里带着怜悯。
“知道什么？”
“春会画一些很奇怪的涂鸦。”
“我看过他在地下通道里画的。美丽的蓝色球体组合，真是帅极了。那才是真正的涂鸦艺术。”
乡田顺子的眼光透着遗憾与不屑：“不是那个。”
“什么叫不是那个？”
她虚弱地摇了摇头。看见她的表情，我的体内突然涌起一阵强烈的不安。那不安愈来愈强烈，化成了一大口唾液。我吞了吞口水，突然失声道：“春他……春不会是疯了吧！”
“我之前不是也问过你吗？”
我看着手中的笔记本，矛盾着是否要再看一遍。但最终我还是把它放回了书桌——就算被人嘲笑是胆小鬼我也认了。
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Ⅱ
发明电话的格雷厄姆·贝尔据说非常习惯于夜间活动。来日本的时候，他担心因为睡过头而错过重要的会面，索性一直都没有入睡。然后一直到接他的车驶来，会面结束以后，才回到宾馆里酣然入睡。而且，等到他醒来，他竟然还问别人：“接我的车还没来吗？”由此可见，他其实也不过是一个睡迷糊的老头子。
当时的我其实也差不多。一早就和春一起去教训马希坎少年，回家后以身试安眠药，昏睡了大约七个小时，随后出门去看了青叶山的桥，再次回家后正想睡觉，却又被乡田顺子叫了出去。战战兢兢地看了弟弟的笔记本，对喃喃着“怎么办怎么办”的乡田顺子，我只能投降地回应着“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虽然同样吃惊于事情的演变，但最终还是决定解散回家。不知不觉已是早晨，我此刻的犯困程度绝不亚于格雷厄姆·贝尔。
虽然天已破晓，但我却搞不清今朝是何年何月，恍然不知身在何处，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睡得太多，抑或是不曾入眠。我努力让自己的头脑清醒，但身体却十分僵硬，连动都懒得动一下。
我望向钟，八点——原来我还看得懂时间。我的头很重，但我并没有去思考沉重的原因。或许是因为半天前喝下的药，或许是因为在春的房间里看见那本黑暗的笔记，或许，是因为我接下去准备做的坏事。
和公司联系请假以后，我又打电话给葛城。我做着深呼吸，感觉自己比预想中要更为冷静。电话响了很久却没人接，我估摸着那个男人或许正在睡觉，正打算挂上话筒，电话却接通了。
电话里的声音很是不悦，我的眼前浮起那个躺着的裸女形象。
“我是之前拜访过您的基因株式会社的人。”
“是你啊。”他的反应不好不坏，说话的声音听起来也甚为自然，看来对小偷的满腔怒火已然平息。
“我想跟您商谈下有关检查结果的事情。”
“结果已经出来了？”他的声音没什么感情，“检查结果不是应该寄给我吗？”
“嗯，是的，不过还有些事情必须亲自跟您说。”我若无其事地扯着弥天大谎。
“检查结果不好吗？”
“我想还是见面说比较好。”
“电话里说不行吗？”
“这在规定上是不允许的。”其实这谎太过荒谬，如果被他反问“这是什么规定”的话我也就束手无策了，“今晚您有空吗？我想来拜访您。”
电话的男人似乎犹豫了一会儿，然后果断地说：“不，今晚不行，我有别的事。”
“我这边的事情也很重要。”我不想放过这个机会，于是稍稍加重了语气。
“啰嗦！我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做。烦的人是我！”
如果被提防也不是什么善策，于是我老实地退了一步：“是吗？那么明晚呢？”
“那就明晚吧。”
我似乎可以看到葛城那不耐烦的表情。
挂了电话，我看了看日历，然后在翌日的日期上画了一个红色的圈：“这一天终于来了。”
格雷厄姆·贝尔虽然是个睡迷糊的老头，但他发明的电话却是极其优秀。只要一通电话，就可以推进、决定、实行各种各样的事情。
“要干吗？”我的脑中似乎有人对我发出提醒。“难道不干吗？”我回答自己。
三十分钟后，电话接连响起，打第一个电话来的人出乎我的意料。
“昨天很晚的时候，接到自称是你父亲的人的委托。”
是黑泽侦探。
“他拜托我把你介绍给他，所以给了他你的联系方式。”
“是喔。”黑泽对这样的答案可以接受，“那就没什么。”
“要紧吗？”
“因为事情实在太奇怪，我还以为被骗了。”
“爸爸委托你办的事很奇怪？”
“要说奇怪……不，是很有趣。”我眼前似乎浮现出黑泽浅笑的模样，“你没有听你父亲提起过吗？”
“爸爸委托你干什么？”
“这可不能说。我一边对你保密，却还在问你问题，是不是有点不公平？”
“的确不公平。”
“你和你的父亲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爸爸什么都没有告诉我。你见过我爸爸了？”
“他叫我去医院，所以我就去了。”
“你对我爸爸的印象如何？”
“很帅。”
“你竟然说一个躺在医院里的癌症病人很帅？”我鼓起勇气说出了“癌”这个字眼。
“很帅呀。”黑泽淡淡地重复着这个形容词。
“请问，黑泽先生如何定义‘帅’这个字？”
“我很讨厌‘定义’这个词语，请不要再提起它。”
我不知道他是认真还是在开玩笑，又闲聊了几句以后，我挂上了电话。父亲的模样在我眼前浮现。癌细胞切除手术日期临近的当头，他究竟在想些什么？痴迷于纵火事件固然没什么问题，但他更应该关心的是自己的人生不是吗？我越想越生气，他竟然把委托侦探调查看得比自己的身体还重要。
但回头想想，我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我不是也正在一些无谓的事情上耗费着自己的心力与时间吗？
“什么呀，”我吁了口气，“原来是遗传啊。”
第二个电话是春打来的。我的心跳速度在瞬间骤然加剧——“喂，那本笔记本到底是什么玩意儿？”这句话卡在我的喉咙里，却怎么也说不出来。
“大哥，终于出现了。”春抢在我之前开口，他似乎是用手机打给我的，我可以听到在他身后往来的隆隆车声。
“什么？”比起这个，我有太多太多的事情想问他。地图、戈达尔、那些伟人们、还有，我心中的不安究竟是为何。
“今晚会发生纵火。”
“哎？”我总是跟不上弟弟的思路。
“又有涂鸦被发现了。”
“哎？”明明我才是哥哥。
“这是最后的机会。”
父亲的忧郁与夏加尔
“去纵火现场再埋伏一次吧！”春做了决定。弟弟的性格就是这样，一旦决定的事情便再不容更改，而我却总是习惯于服从弟弟的意志，“晚上十点在东口的小学前碰头。”
“涂鸦出现在哪里？”
“车站后面的东小学。”然后他大致地说明了具体位置。
“啊……”我呻吟着，脑中不断回忆起乡田顺子的话。昨晚在春的房间里，我曾问她春在哪里，当时她一边回答“在画涂鸦”，一边在地图上指明了大致的地点——正是在那小学的附近。
但我还是问不出口：“涂鸦其实是你自己画的吧。”这句话，理由很简单，因为我害怕。于是我挑了个无伤大雅的问题：“这次画了些什么？”
真是无能的家伙！我自己都对自己感到幻灭，不但完全没有用处，甚至还让事态愈发恶化。
“这次有点不一样。”
“不一样？怎么说？”
“迄今为止的涂鸦都只有一个单词，但这次却有三个——Thank Give Apologize。”
“感谢、给与、谢罪。”我随口翻译了出来，“全部是动词。”
“或许是命令态，去感谢、去给与、去谢罪。”
“怎么像是原告要求赔偿的口吻……”我笑了笑，像是要喝醒兀自混乱的大脑，“但是，规律果然是正确的，第一个字母是T。应该说，这三个单词的第一个字母T、G、A都是基因的文字列。”
如果，这些涂鸦的始作俑者真的是春，那么现在的对话就像是一个学生对早就知道正确答案的教师讲解题目一般滑稽。
“如果从大哥的推测来看，的确是这样。”
“T连接的是A，因此，附近以A开头的场所应该会被纵火。你在附近有看到符合条件的建筑吗？”
“没，从我这里没有看到。但是，这里附近有公交车站，我想应该也有大楼。大哥你现在在公司吗？”
“我请假了。”
“为什么？”
“为了了结一切。”
“什么呀。”春以为我在开无聊玩笑，“那么你要怎么做？怎么了结？”
“我想先去医院看看爸爸。手术也已经临近了。”其实我只不过是想问问父亲有关侦探的事情。
“咦，真是稀奇。”
“然后去那间小学看一下涂鸦，我们要不在那儿集合？”
“不，我还有点事。还是晚上埋伏的时候碰面吧，晚上十点应该就可以了。”
“是吗？”
“这次一定要抓住那个纵火犯啊，大哥。”
“是啊。”虽然嘴上这么回答，但我却心不在焉；虽然我们在交谈，但却没有交心。
不知不觉间春已经挂了电话，话筒里传来“嘟……嘟……嘟”的忙音，似乎他从来就没有打来过这个电话。
去感谢，去给与，去谢罪。
我在心中默念，不知道这是传递给谁的讯息。不，我又否定了这个想法，这应该只是单纯的密码。把它们的第一个字母连起来，是TGA。我伸手摸向书架，取出遗传密码表，寻找TGA序列所合成的氨基酸。
“终止密码子”
表上这么写着。也就是，这是遗传密码终了的记号。TGA这个密码表示的是遗传密码到此结束的意思。我的脑中满是“终结”这个词语，而春说的那句“最后的机会”同时也回荡在耳边。
病房里的父亲神色黯淡、僵硬，这让我很担心。“你最近变了个人嘛，这么频繁地来看我。”虽然他还是很开朗地对我打招呼，但我却心知肚明父亲是在勉强自己，于是我的情绪也愈发低落。父亲眼里的血丝比平时更为严重，我想，他一定是没有睡好。除了癌细胞的侵蚀，父亲看起来还在为别的事情心神俱疲。“你觉得不舒服？”
“癌症可是很难缠的啊。”
“这笑话不好笑。”
“你应该表现得再体恤我一些。我可是很敏感纤细的。”父亲打着哈哈，“在医院里总是没完没了的检查，什么胃镜啊、扫描啊、还要被插管。”
父亲指着锁骨附近，只见那里突着一个试管似的物体。由于之前动手术的时候我就见过，所以知道那是用来打点滴的管子。
“医院里的检查比癌症更恐怖。”
“别说傻话。”
“这样下去我身上的癌细胞只会越来越多。但他们依旧只是检查啊、安排日程啊，就是不给我动手术，难不成他们是在忽悠我？这很好玩吗？”
“你不保持安静可不行，竟然打电话给侦探。”
“那个叫黑泽的看起来真是个好人。”父亲的脸色略显明亮，“不愧是你推荐的。我深夜打电话委托他工作，本以为他会生气，结果连一点脾气都没有。还特地来我这里接下委托。”
“工作真是热情。”
“还给我送了花。”
父亲指了指窗边的一盆插花，在一个小篮子里插着几枝粉色还有黄色的鲜花：“我的儿子们就从来没想过要在病房里放一盆花。”
“我爸妈怎么就没把这种敏感纤细遗传给我。”
“真想见见你爸妈是谁。”父亲才起了个头，我立刻就指着他。
“粉色的是太阳花，这边黄色的好像是什么药草，不是很好闻。”
“侦探竟然会送花。”我说。
“那个黑泽先生就算是捧着花都很有腔调。”
“或许吧。”我表示同意。一个和花相衬、却不惹人讨厌的男人，多珍稀的类型啊。
“他的眼神很锐利。侦探都是那样的吗？”
“目光锐利的是警察啦。”
“他环视病房的时候也是，神情就像是找值钱东西的小偷。”
“这次你该告诉我了吧，你到底拜托了黑泽先生什么事？爸爸你是不是发现了什么有关纵火事件的线索？”
我被父亲认真的视线所震撼，他直直地看着我的眼睛，那目光几乎就要射进我的灵魂。
我抽了一口凉气，一时哑然。父亲并不是第一次用这种摄人心魄的眼神看我。
比如——那还是我读小学的时候。
地点就在家里的寝室，当时我因为不小心把蛋包饭打翻在被子上而慌乱得手足无措，最后索性从冰箱里拿出番茄酱涂满了被子。或许我那个时候认为，整条被子如果都被番茄酱弄脏反而比只弄脏一小部分更不容易被发现。正所谓要把树叶藏在树林里——现在的我自然知道这样理解这句话实在是大错特错。
母亲看到后十分惊讶，她主观地认定那些是血液。如今想来母亲的反应很正常，一般如果看到被子上沾有红色，首先会怀疑的一定是血液，很少会有人想到那是番茄酱。结果，母亲因为惊吓过度，竟然当场休克。
父亲回到家，瞪着我和春问：“谁干的？”
如今在我眼前的父亲的眼神，就跟当时一样。
高中的时候也有过，那一次的起因在于春——他偷了CD店的商品，记得是美国一个硬摇滚乐队新发售的CD。而春把陈列在店头的这张新专辑全捧走了。他明明知道警报器会响，却还是使出全力地逃跑。随后，抱着三十多张CD到了广濑川的河边，并把它们踩得稀巴烂。一直到最后，他都没有解释为什么他要这么做。但我只知道一点，那张CD封面上的插图是一个被强暴的女人。
父亲赶到警察局的时候，我也在场，他用同样的目光瞪着我们，问：“是谁干的？”
而此刻，父亲从病床上射来的视线就和那时一样，他不发一言，使我迟迟无法岔开话题；他的目光在沉静中自有一股威严。
“是你吗？”他问。
我一时间不知道他在问什么，虽然以往的经验告诉我，父亲此刻应该是在确认我们的罪行，但除此以往我一无所知。
我摇头，虽然不知道他究竟问的是什么，但我依旧孤注一掷地回答。不管如何，总之不是我。
“泉水，不要再跟这件事扯上关系了。”
“不要扯上什么关系？”我问，“爸爸，你说过你已经发现了这其中的秘密。”
“也谈不上是什么秘密。”
“你说你看了地图后发现的。难道说，只要看了地图，谁都可以注意到这个秘密吗？”
“不。”父亲垂下眼，“应该是看不懂的吧。”
“爸爸第一次听到纵火事件的时候是那么地兴奋，恨不得自己变成侦探去调查。但现在你却如此意志消沉，这太奇怪了。”
“我已经明白，我不是推理小说中的侦探。”父亲一边说，一边从枕边抽出一本看起来沉甸甸的图鉴，封面上写着“夏加尔[注]”，是东京美术馆举办的“夏加尔展”上的东西。
[注：夏加尔(1887年-1985年)，白俄罗斯裔法国画家，版画家和设计师。他以其梦幻式、奇特的意象且色彩亮丽的帆布油画闻名，他的风格兼有老练和童稚，并将真实与梦幻融合在色彩的构成中。经立体派、超现实主义等现代艺术实验与洗礼，发展出独特个人风格，在现代绘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这个怎么了？”
“朋友给我的。”
我接过这本厚厚的图鉴打开，只见内页印着许多可爱到近乎幼稚的画，比如空中飞马，比如漂浮在半空中相拥的男女，比如以抛弃远近法的奔放所描绘出的巨大人类。
“此前春有说过吧？重要的事情要轻快地传达。”
我在欣赏画的时候，耳边传来了父亲的声音。
“是的，他说过。”
“我在看这画的时候又想起来了。这些看来画得乱七八糟的动物还有人却在空中快乐地飞翔，都是些连让人认真批判都觉得愚蠢的作品。”
“的确是这样呢。”我点头，显而易见，这些画虽然都十分脱离现实，但要批判这点却毫无意义。我不知道夏加尔究竟想表达什么，但我相信，他那带着爱与忧伤的作品里，一定蕴藏着非常重要的东西。我甚至感到，说不定那就是我们所处社会的本质。
我觉得，夏加尔在画里云淡风轻地舍弃了我们后人所重视、或者盲目信任着的事物。
我们所信赖的，比如说——重力。
走出病房时，父亲的主治医生正等在门外。在确认了我是父亲的长子之后，他表示要对我讲解有关“手术前的说明”。我跟着他到了另一个房间，并听他分析了父亲的检查结果。但不论是X光透视以及扫描结果，抑或是那年轻医生机械式的说明，都没有带来哪怕一丝好消息。
“就算继续等下去也不会有转机吧。”
“请不要放弃。”医生有力地回答了我。
真是个好医生。
街头涂鸦现场Ⅱ
从医院骑自行车赶到车站也算是相当的体力活。上坡的时候要站起身踩踏板，下坡的时候则要不时地捏放刹车，我就这么气喘吁吁地到达了目的地。这是一个相对安静的地区，虽然有公交车通过的那条路还比较热闹，但除此以外的马路则窄而静，几乎没有什么人来往。周围一片静悄悄，只听到栖身于行道树上鸟儿的呜叫声。
我很快就找到了那所小学——背着双肩包的小学生络绎不绝，我逆着他们行进的方向便到了校门口。我停下自行车，只见校门旁的墙壁上堂而皇之地画着涂鸦。果然和荞麦面店外的停车场上画的涂鸦是同一种字体。
“Thank Give Apologize”排成行，蓝色的斜体字雅致大方。“原来如此。”这时，我才终于肯承认，“或许这真的是春画的。”
“很过分吧。”突然有人对我说话，我转过头，只见身旁站着一个穿运动服的男人，留着络腮胡，头发很短，他那一身火红的运动服，让我不由觉得是为了警示纵火魔不要靠近。只见他精力充沛，或许是这里的体育老师。
“听说这是今天早上画的。”他先是表明了教师身份，随后解释起涂鸦的来由。
“我们公司也被人画了，觉得有点在意才过来看看。真是同病相怜，一定很头疼吧？被人画成这样。”我照例撒谎。
“真是个坏家伙。”您下载的文件由www.2 7 t x t.c o m (爱 去 小 说 网)免费提供！更多好看小说哦！
“肯定是个坏家伙。”我发现自己无意识地模仿起老师的口吻，忙问，“不去清除掉吗？”
“我们本来是想自己弄的，但听说有人专门做这个。只要很低的价格就可以清理得很干净，所以就拜托那里去做了。”
春的宣传活动很及时。
“不过，这英语是什么？”
“Thank Give Apologize。”我小声地回答，“去感谢、去给予、去谢罪……感觉这意思不是很通。”
“不像是暴走族的名字。我们年轻时候一般就写‘某某参上’或者‘喧哗上等’之类的，用词上也有差距。”
“什么呀，原来老师也干过。”我忍着没有批评他。
穿着运动服的老师微微一笑，他那剃着平头的外表看起来有点吓人，但说不定在学生当中却很有人气。他看起来像是那种行事不拘小节，但如果伤害到他人，却会诚心诚意道歉的类型。这比起那些行事谨慎低头哈腰的老师们可要强太多了。
“今天下午没课吗？好像大家都回去了。”
运动服老师皱着一张脸：“有人说这涂鸦搞不好是什么犯罪行为的预告，PTA[注]也说今天让孩子们早点回家比较好，所以就放掉了。”
[注：PTA，家长教师协会，Parant-Teacher Association。]
“就因为这个涂鸦？”
“是的，就因为这个涂鸦。”
“没人知道什么时候会有犯罪发生。”
“我和你的想法完全一样！但是最近也比较难做，万一出了什么事情就会造成轩然大波，所以一个个的都神经质地要‘防患于未然’。”
“需要担心的地方多得是吧。”
“所以才想要让孩子们了解‘感谢、给予、谢罪’的含义啊。”运动服老师深刻地说着。
“是啊。”我又不知不觉地模仿起他的口吻，他说话的语气真具有传染力，我继续问他，“那么这附近有什么大楼里有公司以及店铺吗？”
“公司以及店铺？”
“真不好意思，我的问题或许太模糊了。”
“那一带有很多。”他手指向大马路。
我向他表示感谢，放下自行车的撑脚跨坐上去。运动服老师正在和孩子们打招呼。他们纯真地对老师说着“再见”，这样的画面让人心中满是怜爱。只有不知道离别之苦的人，才能如此轻易地说出“再见”二字。
公交车道附近有着好几家小巧的店面。有自行车铺，有酒吧，还有群居公寓。如果相信春所说，迄今为止的起火地点应该都在以涂鸦为圆心、半径一百米的半圆内。然后，是名字以“A”开头的场所。根据基因密码的法则，与T结合的只有A。
我很快就找到了候选——走过公交车道朝西往回走的地方，有一栋10层高的细长建筑，名叫“工艺大楼”。而一家名为“APPLE”的旧书店就在七楼。
我想起了朝日房产中介。根据春的说法，被放火的是“朝日房产中介”。但当我去了那里，却发现“朝日房产中介”是在大楼的五楼，而起火的则是大岳大厦的一楼。当时我就认为，与其说是朝日房产中介被放火，反而是大岳大厦起火这个说法更为贴切。但现在我才突然想到，或许春是故意这么对我们说明的。
回去的时候，我望着“APPLE”旧书店的看板，那些旧书一定会被烧光，真是可怜。
埋伏在纵火现场Ⅱ
夜幕转眼降临。从不为人类的生活节奏考虑，不客套也不谦虚，夜晚总是在每一天适时地到来。可说是对人平等，也可说是强迫众人。
和春约好在校门口碰头。我到达的时候，他的车已经贴着小学的墙壁停妥，涂鸦还没有被清理掉。
春和上次一样，手中提着便利店的塑料袋，袋中放着两大瓶水——这就是所谓的“心理安慰”。
见面后，我们一坐在公交车站前的长椅上。写有时刻表的看板在黑暗中发出荧荧绿光。末班车的时间已过，不可能再会有公车停靠，但车站却依旧亮着灯，这情景是何等的奇妙。
长椅上锈迹斑斑，不甚起眼，或许是因为有些不稳，只要身体稍有挪动，长椅便会摇摇晃晃。于是我和春合力将长椅抬起转了个180度，然后打算就这么坐着观望那栋工艺大楼。我和春都已经在附近找过，但结果，以A开头的店铺还是只有那家名叫“Apple”的旧书店。
“这玩意儿能灭火吗？”我晃着手中的瓶装水。
“能灭就是奇迹了。”
“不能灭你还让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春没有回答。车站看板上的灯将我们的影子从脚下拉得很细很长，我几乎要怀疑，这细长的影子，是否也表现出我与春内心的脆弱？
工艺大楼像是一个孤苦无依的老人屹立在眼前。由于每一层楼的灯都关着，像是大楼紧紧阖上了眼睑。每分钟大约有两辆车从我们背后呼啸而过，除此以外，一切都那么静谧。
“那个校门旁的涂鸦，”我试着对春打开话匣，思索究竟该说些什么，“画的是Thank Give Apologize吧？把他们第一个字母连起来以后就是TGA。我查了以后，发现TGA是密码终止的记号。”
“唔？”春很难得地表现出没兴趣，他的心思似乎正在别处天马行空。
“你以前就知道的吧？”我干脆地问他。其实你对基因早有研究的吧？
春没有作声。
车站的灯光微弱地照着四周，时而还有汽车的车灯从我们身后驶过，但我还是发现自己的可视范围正在渐渐缩小。随着夜色渐深，周围的灯光也显得昏暗起来。我缩着肩，暗暗告诫自己切不可被打倒。
“大哥，甘地他……”坐在我身边的春突然开口，在黑暗中，我只听得到他的声音。或许在不知不觉间我已经闭上了眼。真的很黑。
“甘地认为，”我听见春的声音说，“非暴力才是人类最大的武器。而且，他相信非暴力拥有比人类所能制造出的最厉害的武器还要更强大的力量。比核武器还要强。”
“所谓非暴力，简单来说，就是被揍了也不揍回去吧？”在黑暗中听到的自己的声音恍如漂浮在空中。
“虽然会被误会成不抵抗，实际上并不是不去抵抗。但并不是通过暴力去抵抗。嗯，是的，就是被揍了也不揍回去，你说的没错。”
“这不正遂了对方的愿吗？”这是很容易想到的，如果一方不还手，另一方定然会肆意猛揍，这种人要多少有多少。
“甘地相信人性本善。”我对此深感遗憾。
我并没有像春那般视甘地为圣贤，所以我回答：“但是他自己也没有做到有始有终不是吗？讨厌暴力，却说什么应该投入战争；发誓绝不喝牛奶，却在自己病危的时候找借口说不喝牛奶但可以喝羊奶。”连我都听过这样的故事。
春没有丝毫怯意：“是的，你说的对。”
“而且，甘地号称要禁欲，却在年老的时候让倾慕他的女性们裸身陪睡不是嘛？”
春没有因为我对甘地的批判而动怒，他似乎对这一切了然于胸，甚至脸带微笑。
“我对他的这些特别喜欢。”
“你太纵容自己喜欢的人了。”
“但是，”舂强调道，那紧绷的声音像是黑暗中闪动的一丝微光，“甘地的教义是艰难的，是一条困难的道路。如果真有人能贯彻所谓的‘非暴力’，那无啻于神迹。他去世后，印度虽然对甘地大肆赞扬，却并没有沿着甘地的道路走下去。对于这点，我也不是不理解。”
“因为是条困难的道路吗？”
“是伟大的幻想。甘地虽然很有魅力，非暴力主义也的确伟大，但却远远不及人性之恶。”
“性吗？”
“是性。”春说得仿佛那是他所犯下的最大罪行，“如果指望着良心，对犯罪置之不顾，那么强奸犯就会永远地对他人实行强暴。”
“非暴力主义无法与之对抗吗？”
“对我来说不可能。”
我看不见春现在的表情。
“良心这回事，并不遵从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春又一次地引用甘地的话，他还说，“善，总是以蜗牛的速度前进。”他咬着牙下了结论，“这样是来不及的。”
不知为何，我突然想起了三年前的一场讲座。那场讲座的主办方是我们公司还有报社，演讲主题为“对少年犯罪的反思”，电视上一些知名学者以及评论家都有出席。由于能够看到平日难得一见的有识之士，这场为期两天的讲座接连爆满，而春也前来参观。
对于我而言，只要提及少年犯罪，就算内心再如何抗拒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母亲的事，所以我对此唯恐避之不及。但春却神情自若地坐在台下。
第二天晚上，主办方以“联欢会”的名义召开了酒会，参加入数大约在二十人左右，春也在。
在我们眼前有着主张人权的知名女律师，还有正在呼吁废除死刑的教授。而我们探讨的话题，则是当时发生的一起十多岁少年杀人事件。
虽然母亲曾经经历过那样的事件，但我并不打算将之公诸于众，或者盛气凌人地对他们进行反驳。我只想做一个本分的倾听者。
他们认为，那个将学妹分尸的少年凶手的家庭环境似乎十分恶劣，而他唯一所信赖的老师之死使他心理产生了巨大变化，因此，并不应该判他死刑。
“只要心理产生变化就可以杀人了吗？”春的语气相当尖锐，但我知道他还是在努力克制。
“少年的心理变化可是无法揣测的。”那个律师的说法相当委婉，言下之意似乎在说：像你这种出生优越，只会动嘴皮子的年轻人是无法想象的。
我和春彼此看了一眼，露出一丝苦笑，如果仅仅是这样，春应该还是可以忍耐的。但这时，那个白发苍苍的教授却以一副通情达理的口吻说：“在杀人之前，他曾经杀过猫狗，可以说，这是有预兆的。”听了这话，春的脸色立刻变了。
“杀狗？”
“虽然是野狗。”
“死刑！”春清楚地吐出这两个字，充满自信地给出了判决。
而教授也习以为常地开始说起诸如“对青少年量刑是很困难”、“还要留给他改头换面的机会”之类的话。
春冷静地从头听到了尾，还附和着说：“原来是这样，那真是值得同情。”随后又坚决地说，“但就算从宽处理，还是死刑。”
“你没有听我们说话吗？”律师沉下了脸。
春却显得相当冷静：“如果你们现在把他带到我面前，我当场就给他死刑。本来是应该把他用锁链绑起来，为那些惨死的狗们报仇的。”
“你在说什么呀？”
“然后你们就要判我死刑吗？难道我就不是少年？”
律师与教授露出困惑的表情。
“我不管他杀了多少小孩，但如果为了自己的快感而杀死狗，那就是死刑。我绝不饶他。”
“我说，日本可是个法治国家！”教授说。
“法治国家！”春像是听到了天下最滑稽的词语笑出声来，“如果只杀一个人，多数都不会判死刑；而人杀得越多造成的影响越大，那么相对的，审理的时间也会拖得越长，凶手依旧可以活很久。这样的法律到底是在保护谁？更别说是保护狗了。”
他们装模作样地叹了口气说：“跟你没法交流。”
“狗并没有犯错，如果狗被杀了，那么人类就应该做点什么！”
我拼命忍着笑，颁布《生类怜悯令》了呀，真是过分。
此刻，一辆势如子弹的摩托车从我背后飞快驶过，那发出隆隆巨响的机车，似乎正对我大肆恫吓，企图将我震起身。
“有这么一句话，叫‘以眼还眼’不是吗？”春说。
“是什么什么法典？”
“谁都会将这句话错误地解释为‘血债血偿’，但实际上，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被戳瞎了眼睛，那么只允许戳瞎对方的眼睛’，‘如果被打落了牙齿，那么只允许打落对方的牙齿’，这是在禁止过分报复。”
“是这样的吗？”在学校里学到的东西我早已忘记大半。
“我认为，刑罚也可以这样。”
“以眼还眼？”
“我认为应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因为他确实对被害者做出了这样的事，那么就算被原样奉还也没有资格抱怨。如果折断了他人的手腕，那么把他自己的手腕也折断就好。”
“那如果不小心轧到小孩子的人怎么办？”
“那么让他同样被不小心轧到就好了。”
我觉得他在开玩笑，但春的声音里却自有一股不容忽视的坚毅，我突然觉得搞不好他是认真地在提出建议。
“这样的话，如果被害者是复数的话怎么办？杀了十个人的凶手不可能也被杀十次啊。”
“那就让他尝到十倍的痛苦。”
“原来如此。”我想也不想地表示同意。
“然后，”春冷漠的声音被淹没在身后往来的车声中，“对于强奸犯，就要让他尝到被强暴的滋味。”
当时针超过深夜十二点的时候，春突然指着身边的瓶装水问我；“大哥，要喝水吗？”我们已经在长椅上坐了一小时，但是并不是一直都坐着，我们也好几次起身在人行道上巡逻、来回走动，但既没有出现手持火把的纵火犯，也没有可疑摇曳的火炎，相反，我倒是觉得我们兄弟俩比较可疑。
“不，不用了，我并不渴。”
“能喝的时候就喝吧，润润喉也好。”
听他这么一说，我登时觉得很有必要喝水，我旋开瓶盖，喝了两口水。
然后盖上盖子，将水重新放回到长椅上，深呼吸了一口气。我放松紧绷的身体，仰望着夜空。夜色更深了，不，或许可以说成——夜幕更为厚实了。
为了放松心情，我闭了闭眼，但就是这么一次闭眼，却骤然唤醒了我的睡意，我感到头昏沉沉地，上下眼皮不住地打架，思维也变得迟钝起来。昏黑的四周，狭小的视线范围，此刻都消失地一千二净。我这是怎么了？我的头重重往前倾倒，我一个激灵，忙重新直起身，却依旧感到一阵昏沉。
好困。
我终于察觉到这一点——为什么我会突然犯困？我的心头浮起疑问。
黑泽侦探的话在我脑中苏醒：“自己想得到的事情别人也会想到，往往还会报应在自己头上。”
我发现他说得没错。既然我能够想到对他人下安眠药，那么我自己被下安眠药便不足为奇。这正如“小偷入室行窃，自家反被盗”一样，是我大意了。
我昏昏睡去，当然，我已经完全意识不到自己“已经睡着”，只是隐隐地还在告诫自己“必须睁开眼睛”。不知是因为自我鼓舞要快醒来的作用，抑或单纯只是一片混沌的大脑蓦然清醒的缘故，有一瞬间我竟然成功地睁开了双眼。但随即沉沉的睡意就再次袭来，犹如用一根无名指推动石臼般痛苦。最后，我屈服于这痛苦，再度陷入睡眠的泥沼。只是在这期间，我隐约看到了春的身影。
他并不在长椅旁，而是站在右手前方的拐角附近，背对水泥墙，用手捂着耳朵。像是要用双手温暖在寒风中冻僵的双耳。我模糊地想着，然后注意到他是在听音乐。只见他的双手分别按着一副比耳朵小一圈的圆形耳机，耳机线一直延伸到他的口袋，他是在听音乐。
我并不想知道为什么他会听音乐，反而好奇他听的是什么。
春闭着眼，一脸平静——或许应该说一脸冷漠，看起来仿佛在确认自己的呼吸。我下意识地联想起高中时候的春，深夜站在垃圾堆放处，完全不顾生活垃圾弄脏了自己的鞋，只是一个劲地踢着垃圾袋的行为。
就和那时一样吗？我昏昏沉沉地思考着，不，不一样。
此刻站在路边闭着双眼聆听音乐的春，与当时近乎狂乱的样子完全不同，是那么地静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