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下车牌号码，打电话去汽车俱乐部，查目录上的名字。我自己都是这样做的，我从窗户里看他，也大概是这么些动作。”
“所以是有警察为他工作。”格雷说。
“也不尽然。如果他们当初犯了错误，现在就不想被发现。”
“错误！”他笑得有些尖锐。
“好吧，这事说来确实让人悲痛，但有点新发现应该不是坏事。你们一直认为是他谋杀了她，对不对？所以才雇用了那个私家侦探。”
格雷太太迅速地抬头一看，又低头卷着另一双补好的袜子。
格雷默不做声。
我说：“有什么证据吗？还是只是你们不喜欢他？”
“有证据。”格雷苦涩地说，突然清了清喉咙，好像终于决定要说出来了，“一定有。他告诉我们有，但我们没拿到。证据被警方拿走了。”
“我听说他们逮捕了那个人，判了酒后驾驶。”
“没错。”
“但他从来也没告诉你们他有什么证据吗？”
“没有。”
“这种做法我可不欣赏。”我说，“听起来好像这人没想好，是该用这情报帮你们忙呢，还是用它去跟医生榨点油水。”
格雷又看看他妻子。她平静地说：“塔利先生倒没给我这种印象。他很安静，也不摆架子，个子小小的。但我知道，都有看不准的时候。”
“这么说他姓塔利。这正是我希望你们告诉我的一件事情。”
“还有什么？”格雷问。
“我怎样能找到塔利——还有你们心里到底在怀疑什么？一定有的，否则你们不会不清楚塔利的来历就雇用他。”
格雷拘谨地笑了一下，他伸出一根长而发黄的手指摩挲着下巴。
格雷太太说：“麻醉剂。”
“她说得没错。”格雷立刻接下去，好像那个字眼为他开了绿灯，“阿尔莫毫无疑问的是个‘麻醉剂医生’，我们的女儿跟我们明确说过，而且是当着他的面。但他对此很反感。”
“格雷先生，你说的‘麻醉剂医生’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他诊疗的对象大部分是由于酗酒或由于放荡而活在精神崩溃边缘的人。他们必须经常使用镇静剂之类的药物。在这些病人的最后阶段，一个有职业道德的医生在疗养院之外是不会对他们进行任何治疗的。但阿尔莫可不，只要有钱赚，只要病人还活着，还有起码的理智，他就会继续用药，即使他们无可救药地上了瘾，他也不在乎。这可是相当有利可图，”他严肃地说，“但依我看对医生而言这也很危险。”
“那是当然的，”我说，“但赚钱多。你认识一个叫康迪的人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