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局长平静地说：“有些人大概会认为我们是子。他们想，有个家伙杀了他老婆，然后打电话找到我，说：‘喂，警官，我这里有件小小的谋杀，家里乱哄哄的。而我手上有五百美元，却打发不出去。’我就说：‘好，一切维持状，我带条毯子马上来。’”
“没这么糟吧。”
“你今晚到塔利家想要做什么？”
“他知道一些弗罗伦斯·阿尔莫死亡的内情。她的父母雇他继续追查，但他从没告诉他们结果。”
“那你认为他会告诉你？”韦伯局长讥讽地问。
“我总得试试。”
“还是因为德加莫刁难你，所以你要报复一下？”
“有可能是其中一小部分因。”
韦伯局长轻蔑地说：“塔利，那个贼眉鼠眼的勒索者，而且不止一次了，最好就是想办法甩掉他。我告诉你他有什么，一只从弗罗伦斯·阿尔莫脚上偷来的鞋。”
“一只鞋？”
他微微一笑，“就是一只鞋。后来发现藏在他的屋里。那是一只绿色天鹅绒的轻便舞鞋，鞋跟处嵌着几粒小石头。是在好莱坞一个专做舞台用鞋的人那里定做的。你怎么不问问我，这舞鞋有什么重要的？”
“那舞鞋有什么重要呢，局长？”
“她有两双，一模一样，是同时定做的。似乎没什么不寻常。有可能是预备着的，怕磨坏了，或者哪头牛喝醉酒，踩到女士的脚了。”他停下来，笑了一下，“其中一双似乎从没穿过。”
“我理出点头绪了。”我说。
他往后仰，拍着椅子扶手，等待着。
“从屋子侧门到车库是条粗糙的水泥路，非常粗糙。假如她没有走那条路，是被抱去的，抱她的人帮她穿上鞋——那双没有穿过的鞋。”
“还有呢？”
“假如克里斯跑去打电话给医生时塔利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因此拿走了那只没穿过的鞋，把它作为弗罗伦斯·阿尔莫被谋杀的证据。”
韦伯局长点点头，“如果他把它留在地，让警方发现，那是证据。而他却拿走了，只能证明他是个无耻之徒。”
“有没有替弗罗伦斯·阿尔莫的血液做过一氧化碳测试？”
他把两手平伸放在桌上，看着它们，“做过。”他说，“血液中是有一氧化碳，而且调查此案的警察也没有不同意见。没有暴力的痕迹。他们认为阿尔莫没有谋杀他老婆。他们可能是错的。我认为那次调查做得有点马虎。”
我问：“是负责的？”
“你应该知道的。”
“警察到现场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一只鞋不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