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0日上午10点40分，她步履蹒跚地走上阳台，拿着咖啡和烤面包片，跟往常的每一天一样。厨房窗户外面的“可口可乐”温度计指向50度以上。时值盛夏，这是阿巴盖尔妈妈能回忆起来的，自从1955她母亲于93岁高龄去世那年以来最热的一个夏天，她小心翼翼地在没有扶手的摇椅上坐下来，觉得身边没有多少人能喜欢这么热的天气。但他们喜欢过吗？当然会有人喜欢过：热恋中的年轻人和对寒冬侵袭记忆犹新的老人们。现在，这些年轻的，年老的，还有中年的，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死去，上帝对人类作出了严酷的判决。
有人也许会对这一判决愤愤不平，但阿巴盖尔妈妈不在此列。他用水作过一次判决，过些时候，还会用火再作一次判决。她没有资格评判上帝，尽管她希望上帝不曾认为将咖啡杯置于她的唇边——就像他已经做到的那样是恰当的。但要说到评判，她对这样一个答案感到满意，就是当摩西从燃烧的丛林中走出，觉得可以提问的时候，上帝给他的答案。“你是谁？”摩西问，上帝从丛林中折身回来，如你所想的那般衣冠楚楚，答道，“我是我。”换句话说，就是——摩西，别在林子里折腾了，停止做傻事吧。
她略带喘息地笑出了声，点了点头，将烤面包片蘸入咖啡杯宽宽的杯口中，直到它变得足够湿软可以被咬得动。自从她告别自己的最后一颗牙以来已过去了16年。她一颗牙也没有地从母亲身体中诞生，又一颗牙也没有地走向自己的坟墓。曾孙女和她丈夫在她牙掉光的第二年——她自己也步入93岁的那年送给她一副假牙作为母亲节礼物，但这副假牙总是弄疼她的牙床，现在，她只有在知道莫利和吉姆要来的时候才会想起戴上它。如果在莫利和吉姆到来之前还有一些时间的话，她就会对着厨房里那面尽是斑点的镜子冲自己作了个鬼脸，龇着白色的大假牙怪叫几声，然后大笑起来。她看上去就像大沼泽地中年迈的黑鳄鱼。
她虽已年迈体弱，思维却异常清晰。她叫阿巴盖尔·弗里曼特尔，出生于1882年，有出生证明为证。有生之年，她已见过很多事情，但哪一件都没法和上个月发生的相比。没有，绝对不曾有过这一类事情，她的时光现在已成为这件事的一部分，她憎恨这件事。她已步入老年，现在和将来哪一天上帝厌倦看她进行日常活动决定召她进天国之间的这段时间，她想好好休息一番，享受四季更迭和时光流逝。但当你询问上帝的时候又会发生什么事呢？你得到的答案将是“我是我”，这就是结局。当他自己的儿子祈求从他的唇边拿走杯子时，上帝甚至连回答都没回答……她适应不了那种用鼻子吸气的声音，无法适应。她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罪人，每到晚上，风吹过玉米地的时候，她就会想，上帝早在1882年就注视着一个女婴从母亲体内诞生，暗自思忖：“我得让她度过一段好时光，她在1990——一整堆日历翻过之后的1990年还有任务。”
她在赫明福德院子里的日子已接近尾声，她生命中最后的季节将在西部落基山脉附近度过。他曾派遣摩西去爬山，诺亚去建船。眼见着自己的儿子被钉在树上。他又怎么会关心，阿比·弗里曼特尔是怎样地害怕那个没有面孔的人，潜入她梦中的人？
她从未见过他，也不需要见他。他是正午时候穿过玉米地的一个阴影，是一股寒流，是一个从电话线中偷窥的窃听者。他用各种各样让她害怕的声音叫着她——声音轻时，就是从台阶下伸出一只死亡之钟的滴哒声，预示着受人爱戴的某个人将要去世；声音响亮时，就是下午从西部传来的乌云中的雷鸣，就像沸腾的哈米吉多顿。有时除了玉米地中晚风的嗖嗖声之外就不再有任何声音，但她知道，他还是在那儿，这才是最让人害怕的，因为每到这时，那个黑衣人看上去只比上帝稍小一点儿，而她则在这个黑色怪物伸手可及的范围之内。他曾静静地飞过埃及，杀掉门柱上没有沾上血迹的每户的长子或长女。这最让她感到恐惧。害怕使她仿佛又变成一个小孩。她知道，尽管其他人也听说过他，也害怕他，但只有她才真正认识到他可怕的力量。
“多好的一天。”她说着将最后一片面包扔进嘴里。她前后摇晃着，喝着咖啡。这是一个明朗的天气，身体里没有哪个部分带给她特别的疼痛，她作了一小段祈祷，感谢所得到的这一切。上帝是伟大的，上帝是仁慈的；最小的小孩都能学会这些话，它们包含了整个世界和世界中的一切事物，一切好的和坏的事物。
“上帝是伟大的，”阿巴盖尔妈妈说道，“上帝是仁慈的。感谢你赐予我阳光和咖啡以及昨天晚上那次畅通的排便。你是对的，上帝是伟大的……”咖啡快没了。她放下杯子，摇动着摇椅，脸朝上冲着阳光，就像某个未经打磨的奇特的岩石表面，还留有一段煤层。她打了个盹，随后就睡着了。她的心脏在一下一下地跳动，就像过去39630天中的每一分钟一样，她的心壁现在却和棉纸一样薄。如同摇篮中的婴儿一般，你必须将手放在她的胸上才能确信她的确是在呼吸。
但笑容却一直持续在脸上。
从她还是小女孩时起，事情就在过去的这些年里发生了千真万确的变化。弗里曼特尔一家作为获得自由的奴隶来到内布拉斯加，阿比的父亲用南加利福利亚圣·弗里曼特尔付给他的钱买下了建家园的地皮，这些钱算是为她父亲和他的弟兄们在内战之后8年支付的薪水。阿巴盖尔的曾孙女莫利曾以一种玩世不恭的口吻说这些钱是“良心钱”。莫利说这话的时候，阿巴盖尔保持了沉默，莫利和吉姆和其他人都不年轻，除了最好的和最坏的以外不再能理解其他东西。但她内心还思考了一番：良心钱？那么，还有比这更干净的钱吗？
就这样，阿巴盖尔·弗里曼特尔一家在赫明福德子宅中安顿下来，阿比这个家中最小的孩子就在这里出生。她父亲击败了那些不愿意和黑人有生意往来的人，他每次一小块一小块地购置土地，以不致于使那些担心“远道而来的黑鬼们”的人们感到震惊；他是波克镇上实行庄稼轮作制的第一人，也是试用化肥的第一人。1902年3月，加里·赛茨到他们家告诉约翰·弗里曼特尔，他被选入“保护农业社”（格兰其）。他是整个内布拉斯加州加入“保护农业社”的第一个黑人。那年真是个好年头。
她想，任何人在回顾她的一生的时候，都能够挑出某一年来，说道：“这是最好的”。看来对任何人来说，都会有一段集顺利、成功和奇迹于一体，各种事情一并到来的时光。仅仅到了后来你才会惊讶事情为什么会以那样的方式发展，就像一次将10种不同的开胃菜同时放在了冷菜厨房中，每一道菜都沾上了其他菜的味道。蘑菇有了火腿味儿，火腿有了蘑菇味儿；鹿肉带上了一点鹧鸪的野味，而鹧鸪则染上了一点黄瓜的清香。在以后的生活中，你也许会希望在这特殊一年中发生的所有幸事能分散一点，让你能够拿出其中的一件，将它安排在你不能回忆起有任何好事或坏事的某一段3年的时间中，这平静的3年让你明白事物在按特定的方式发展，在上帝所创造的世界中，在亚当夏娃尚未建成的世界中，事物都该按这种方式发展——该洗的都洗了；地板已经擦过了；孩子已得到了照看，衣服也缝补好了；3年中除了复活节、父亲节、感恩节和圣诞节，就不再有什么事可以打破这灰暗的日子和时间的流逝。但这种希望没有得到回应，上帝依然按自己的方式安排着奇迹的出现。对阿比·弗里曼特尔和她父亲来说，1902年就是个好运连连的年头。
阿比认为，家里除了父亲以外，她是唯一能理解加入“保护农业社”是何等重要，何等意义空前的。父亲将成为内布拉斯加“保护农业社”的第一位黑人成员，极有可能也是全美国第一位“保护农业社”黑人成员。他对自己和整个家庭面对来自以本·康维尔为首一帮人恶毒的玩笑和种族攻击时将付出的代价不抱任何幻想，但他也同时认识到加里·赛茨提供给他的不仅仅是一次生存的机会，更是一次与玉米带共繁荣的机会。
作为“保护农业社”的成员，购买良种对他来说将不再成为问题，他也不必再为找到一个买主而将自己的玉米千里迢迢运到奥马哈。加入“保护农业社”也许还意味着他和本·康维尔关于用水权的争执从此告一段落。本·康维尔在约翰·弗里曼特尔这种黑人和加里·赛茨这类黑人拥护者的问题上总是十分偏激。它甚至还有可能意味着镇上税收员会停止他无止境的压榨。因此，约翰·弗里曼特尔接受了邀请，选举结果也以极大优势倾向于他。有过很恶毒的讽刺，也有玩笑描述一个黑人是怎样被困在“保护农业社”的阁楼上，以及一个小孩步入天堂，得到了一副黑色的翅膀，人们叫他蝙蝠而不是安琪儿。本·康维尔四处奔走，告诉人们“保护农业社”选约翰·弗里曼特尔加入的唯一原因是儿童节即将到来，他们需要一个黑人来扮演非洲大猩猩。约翰·弗里曼特尔装作没有听见这一切言论，在家里，他会引用圣经的一段话，“温和的答复可以抵挡恶毒的攻击”和“深深地呼吸，想收获什么就应该播种什么。”他还会以一种期待而不是谦卑的口吻引用他最喜欢的一句话，“逆来顺受的人将继承整个世界。”
逐渐地，他将邻居们团结到了自己周围。当然不是所有的邻居，不包括本·康维尔和他同父异母的兄弟乔治这一类的激进分子，也不包括阿诺德一家和德贡一家，而是团结了除他们之外的所有的人。1903年，他们和加里·赛茨及他的家人一道在会客厅中共进午餐，像白人那般温文尔雅。
1902年，阿巴盖尔在“保护农业社”的大厅中演奏了吉它，不是在黑人剧团的演出中，而是在年底的白人精英演出中。她母亲对此坚持反对，她很少当着孩子们的面对丈夫的意见表示反对（除了当孩子们都步入中年而约翰自己也已两鬓染霜时），这事就是为数不多的几次例外之一。
“我知道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她哭泣道，“你、赛茨还有那个弗兰克·芬纳合伙撺掇了这件事。他们倒是情有可原的，约翰·弗里曼特尔，但你是怎么啦？他们是白人！如果纳特·杰克逊让你参加他的沙龙，你甚至还会去镇上和他们喝上一点儿啤酒。她！我知道你这些年来都做了些什么——不会比这做得更好了。你心里受到强烈的伤害时你脸上仍然可以面带微笑。但这事儿可不一样！这是你自己的女儿！如果她身着白色的礼服加入到他们中间却招来他们的嘲笑，你会怎么想？如果他们像对待打算在黑人剧团演出中演唱的布里克·沙利文那样朝她扔烂西红柿，你又会怎么做？当她带着满身的西红柿汁回到家中问，‘为什么，爸爸，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干？你为什么容忍他们这么干’时你又如何解释呢？”
“好了，丽贝卡”，约翰回答道，“我想我们最好还是让她和戴维自己决定这事儿吧。”
戴维是她的第一任丈夫，1902年，阿巴盖尔·弗里曼特尔成为阿巴盖尔·特罗特。戴维·特罗特是从瓦尔帕莱索来的一个黑人农场工人。他走了近30公里路来向她求婚。一次约翰·弗里曼特尔曾对丽贝卡说，求婚的愿望让戴维变得更加品行端正，行为得体，他每天就像小马驹一样马不停蹄。很多人都嘲笑她的这任丈夫，说“我们可知道在你们家谁掌权当家。”
但戴维并不是一个唯令是从的人，他只不过是性格内向善于体贴人而已。当他告诉约翰和丽贝卡·弗里曼特尔，“阿巴盖尔认为对的一切事情，我都觉得是应该做的事情”时，阿巴盖尔对此感激不已，并告诉父母她打算将加入白人演出一事继续下去。
于是，1902年12月27日，在新婚3个月之后，她登上了“保护农业社”大厅的舞台。在典礼主持人宣布完她的名字之后，台下随之而来的，是死一般的寂静。在这之前，格雷斯·特里翁刚刚表演了一场优雅的法国舞蹈，在一片喧闹的口哨声、欢呼声和男观众以脚踏出来的节拍声中将她那漂亮的足踝和衬裙一展无遗。
她站在沉闷的寂静当中，意识到了自己的脸和脖子在崭新的白色礼服的衬托下是如何地愈显其黑。她的心在胸口砰砰直跳。她想，“我忘了每一句词，哪怕是最简单的一句语，我向父亲保证过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会哭泣，但本·康维尔就在那儿站着，当他大叫‘黑鬼’的时候，我想我会哭的。我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母亲是对的，我已超过了自己的社会地位，我会为此而付出代价……”
大厅里全是白色的面孔，每一个人都抬眼望着她。每一张椅子上都坐了人，最后面还有两排站票看客。煤油灯灯光摇曳。红色的丝绒帷幕忽地一下拉开，又用金色的丝带固定住。
她又想，“我是阿巴盖尔·弗里曼特尔·特罗特，我演奏得很好，唱得也不错；我知道这些，并不是因为任何人告诉过我。”
接下来，她开始面对着如同止水的寂静边弹边唱“破旧的老十字架”。然后是节奏稍微激烈一些的“我是这般地热爱我的上帝”和更为强烈的“相约乔治亚”。人们开始忘形地来回晃动身子，有一些人甚至开始面带微笑地用脚打起拍子。
她演唱了一组内战歌曲，“在约翰的归途中”、“走过乔治亚”和“落花生”，（更多的人在听最后一首歌时笑了，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共和军的退伍老兵，服役期间，没少从地里挖花生吃）。她以一曲“今晚在旧营地宿营”而告终，当最后一丝旋律回响在略带伤感和思索的寂静之中时，她想：现在如果你们想扔西红柿或做其他任何事情，就请尽管干吧。我已尽我的全力弹完唱完，我已经做得很好了。”
余音散尽之时，台下是一片寂静，人们，无论是坐着的还是站在后排的，其思绪都被带到了千里之外，一时还难以回到现实之中。随后，雷鸣般的掌声哗然响起，一阵一阵，轰动而持久。她被突如其来的场面吓红了脸，身体不停地发抖。她看见她的母亲、父亲和戴维。母亲正毫无顾忌地抽泣，戴维则在冲她微笑。
她想离开舞台，但台下立即响起一片“再来一个，再来一个”的喝彩声。面带微笑，她又弹了一首“挖土豆”。唱这首歌无疑是一次小小的冒险，但阿比想，既然格雷斯·特里翁可以向观众展示她的足踝，那么她也应该可以唱一首稍微不正经一点儿的歌，尽管她是一个已婚的女人。
“有人在挖我的土豆
他们将它放进了我的箱子，
有人在这时过来，
看见了我所碰到的麻烦。”
还有6段像这样的歌词（有的更不正经一些），她都一一唱完，唱到每段的最后一行时，喝彩声就更越发响亮。事后她曾想，如果说在那个晚上她做了什么错事的话，那就是唱了这首歌，唱了这首他们正想从一个黑人那里听到的歌。
结束的时候，又是一阵雷鸣般的掌和“再来一个”的喝彩声。她重新上台，在观众静下来之后，说道，“谢谢大家。我希望，如果我再多唱一首歌的话，你们不要认为我是得寸进尺。我特地学了这首歌，但并没有打算在这儿唱。它是我所知道的歌中最好的一首，因为有林肯总统和这个国家从我出生之前为我和我的家人所做的一切。”
台下悄然无声，所有的人都在专注地听。她的家人目瞪口呆地坐在左边过道附近，就像一块白手绢上染上了一星点黑莓汁。
“因为内战中发生的事，”她平静地继续道，“我们全家才得以来到这里和这么多的好邻居生活在一起”。
然后她开始弹唱“星条旗之歌”，每个人都站了起来，一些人又开始抹眼泪，当她唱完这首歌时，听众的掌声足以掀起大厅的屋顶。这是她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一天。
她在午后醒来，坐直了身体，阳光刺得她有些睁不开眼。她是108岁高龄的老妇人。因为睡姿不当，后背阵阵疼痛，她知道，这种疼痛又会持续整整一天。
“多好的一天呀，”她说着小心翼翼地站了起来。她开始扶着摇摇晃晃的楼梯拾级而下，不时因为后背阵阵的疼痛和腿部的刺痛而停下脚步。血液循环再也比不上从前，难道不该这样吗？她一次次提醒自己，在摇椅上睡过去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她在摇椅上打盹的时候，旧日的时光会一幕幕再现，这比看一出电视剧要精彩多了，但醒来之后就得为之付出代价。她可以随便怎么责备自己，但她就像喜欢趴在壁炉旁睡觉的狗一样习性难改。一旦坐在阳光下，她就会睡过去，对此毫无办法。
她终于走下台阶，停了一会儿让双腿休息休息，然后咳出一口痰吐到地上。当她觉得身体状况恢复正常时（除了后背的疼痛），便慢慢地走向楼房后面的厕所。这厕所是她的孙子维克多在1931年找人修的。她进去，一本正经地关上厕所门并插上插销，仿佛门外不是有几只麻雀而是有一大群人。蹲了一会儿，她开始小便，同时满意地叹了口气。关于年老，还有一个也许大家都没想起来说的情况（或是你从没听说的情况，那就是它让你不再知道应该何时小便。膀胱失去一切感觉，稍微不小心，你就得换裤子。她很爱干净，所以她一天会去六七次厕所，夜晚她也会在床边放上便壶。莫利的吉姆有一次曾说她就像一只狗，没有哪一次路过消防龙头时不会撒上一泡尿。她听后大笑不已，直到眼泪顺着双颊从眼眶里溢出来。莫利的吉姆是芝加哥的一名广告商，业务开展得不错……无论如何，都是过去的事了。她猜想，他现在估计和其他人一道离开了，还有莫利。愿上帝保佑他们的心灵。
大约从去年开始，莫利和吉姆就成了来这儿看她的仅剩的两个人。其余的人似乎忘了她还活着，她对此十分理解，因为她已活过了她该活的岁数。她就像一只恐龙，无事可干却仍有一副活着的躯体，正当的位置是该在博物馆（或坟墓中）。她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不来看她，但她无法明白他们为什么不回来看看这片土地。这块地方上所剩的东西已经不多了，只是当初大片地产中的一块地而已。但是，它是他们的土地。黑人们似乎不再像以前那样关心土地，事实上，他们中的一些人已开始因为这块土地感到耻辱。他们到城里寻求发展，大多数人像吉姆一样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一想到将脸从这块土地上扭开的黑人们，心里就有无名的痛。莫利和吉姆前年曾打算给她装一个冲水的卫生间。这个提议遭到她的拒绝，他们觉得受到了伤害。她试着向他们解释，但莫利反复说的一席话就是，“阿巴盖尔曾祖母，你106岁了。你认为我会怎么想呢，在知道你在室外仅10度的时候仍要出去上厕所？你难道没想过寒冷的刺激会伤害你的心脏吗？”
“当上帝想召我去的时候他就会召我去。”阿巴盖尔平静地说。说这话的时候，她正在编织。他们想当然地认为她没能看见他们相互翻了翻白眼。
有些东西你是不可以放弃的。这似乎又是一件年轻人所无法理解的事情。1982年——她100岁那年，卡蒂和戴维给她买了一台电视，她接受了。独处时，电视是帮着打发时间的好工具。但当克里斯托夫和苏茜来说他们打算帮她装上自来水时，她就像拒绝莫利和吉姆关于洗手间的提议一样拒绝了这个提议。他们认为那口井水太浅，如果再有一个像1988年那样的夏天它就会干涸。这话一点没错，但她继续说着“不”。他们认为她已经老糊涂了，她一点一点地衰老，就像地板一层一层地上着油漆，但她自己却认为思维还和以前一样清晰。
她慢慢地站起身来，向坑里撒了一些石灰，收拾停当，又步履蹒跚地重新回到阳光下。她总是保持着这厕所的气味芳香，但无论味道如何好闻，它都只不过是一个破旧而阴湿的地方。
当克里斯和苏茜提出给她装上自来水时，上帝的声音就仿佛在她的耳畔低语。当莫利和吉姆想给她买一把带操纵杆的中式座椅时，上帝的声音又再次回响起来。上帝的确是和人类通话的；他难道没有和诺亚谈到方舟，告诉他应该有多长多深多宽？他肯定和诺亚谈过。她相信上帝也和自己说过话，不是从一个燃烧的丛林也不是从一束熊熊的火柱中，而是轻言慢语地说，“阿比，你将需要你的手动泵。你可以尽情享受你的热情，但你得保持油灯始终注满了油，你得随时地修剪灯芯。你得按你母亲以前的式样来收拾冷菜厨房。不要让任何年轻人说服你做违背我意愿的事，阿比。他们是你的子孙，而我却是你的上帝。”
她在院中驻足，看着院外大片的玉米地，只有在向北通往邓肯和哥伦布的地方，玉米地才被断开。这些土路在离她房子3里的地方成为柏油马路。今年玉米长势不错，但除了秃鸦之外没有任何人来收割，这对她来说无疑是一项耻辱。每想到在这金秋的9月，那辆红色的大型收割机却停在库房里，想到不会再有繁忙的蜜蜂和谷仓舞，想到在年届108岁高龄之时第一次不能再在这儿看到夏去秋来，她就感伤不已。她将深爱上今年的夏天因为这将是她的最后一个夏天——她可以清梦地感觉到这一点。她不会被安排在这儿度过余生，她将去遥远西部完全陌生的一个国度。这让人痛苦不堪。
她拖着脚走到轮胎做成的秋千旁，坐上去开始晃荡。这是1922年她哥哥鲁卡斯挂上去的一只旧拖拉机轮胎。绳子换了无数次，但轮胎却从未换过。而今，上面盖的一块帆布被磨破了好几处，轮胎圈内也因几代年轻人的玩耍出现深深的压痕。下面有一道深深的土槽，青草早已停止了生长，在挂绳的大树枝上，树皮已经剥落，露出白色的树干。绳子吱吱嘎嘎地晃着，这时，她大声地说开了：
“求求你，我的上帝，我愿意让你成全了我，如果你能够的话，如果我必须如此的话。我年岁已大，又担惊受怕，我真想就躺在自己这片家园里。如果你想召我去，我现在就可以去。你会完成你的事，但阿比只不过是一个年迈体衰，步子都不稳的黑人老妇人。你会完成你的事。”
除了绳子从树干上发出的吱嘎声和远处地里乌鸦的叫声，别无回应。她将满是皱纹的前额靠在父亲很久以前种下的这棵苹果树裂痕累累的树干上，放声痛哭。
那天晚上，她梦见自己再次登上了“保护农业社”的舞台，年轻漂亮已有身孕的阿巴盖尔在白色的礼服内戴了一串暗黑色的埃塞俄比亚珍珠，脖子上挂着吉它，慢慢、慢慢地置身于一片寂静之中，她思绪如潮，最终汇成一个念头：“我是阿巴盖尔·弗里曼特尔·特罗特，我演奏得很好，唱得也不错，我知道这些并不是因为任何人告诉过我。”
在梦中，她慢慢地转身面对观众那些白如皎月的脸，面对被油灯照亮的大厅，面对从窗外透进来的一丝柔光，面对被金色丝带箍成一团的大红帷幕。
她坚信自己的想法，开始充满自信地演奏“耶稣基督”。她边弹边唱，没有丝毫的紧张和拘束，就像平常练习时那般自如，声音甜美富有感情，像黄油灯泻下的柔和光芒。她想：我会赢得他们。在上帝的帮助下我会赢得他们。我会让戴维、父亲和母亲为我感到骄傲，我会让自己为自己骄傲，我将带给他们天籁之音，如同石穿水出……在这时她第一次看见了他。他远远地站在角落里，站在所有座位后面，双手交叉放在胸前。他穿着牛仔裤和一件口袋上带扣的工作服，脚上是一双土迹斑斑的黑靴子，就像在黑暗中走了很长很长的泥路。前额像煤气灯一样雪白，双颊通红，两眼如蓝宝石般深邃，发自内心的愉悦让它们炯炯有神，就像撒旦之子接管克里斯·克里金工作之后的神情。他咧着嘴，热情而略带嘲讽地笑着，露出白净的牙齿，像鼬鼠的牙一样。
他举起了双手。每只手都紧紧地攥成拳头，就像苹果树上的老树结，他仍然笑着，那种放肆而骇人的笑。拳头上开始往下滴血。她的思维凝固了，手指也不听使唤了；在一串不和谐的音符之后整个大厅一片寂静，“上帝！上帝！”她大叫着，但上帝转过脸去。
本·康维尔站了起来，脸涨得通红，两只小狼一样的眼睛闪闪发光。“黑鬼！”他大喊，“这个黑鬼究竟在我们的舞台上干了些什么？没有哪个黑鬼能弹奏出真正的音乐！”
响应他的是一片强烈的赞同声。人们朝前台涌过来。她看见他丈夫站起来试图爬上舞台。一只拳头打中了他的嘴，将他仰面打倒在地。
“抓住后面那群黑鬼！”比尔·阿诺德叫嚣着，顿时就有人将丽贝卡·弗里曼特尔推到了墙跟前。另一个人一看上去好像是德贡——用红色的丝绒窗帘罩住了丽贝卡并用金丝带将她绑住。他还喊道，“看这儿！化了妆的黑鬼，化了妆的黑鬼！”
其他人应声而来，将丝绒罩下挣扎着的妇女推来搡去。
“妈妈！”阿比尖叫起来。
吉他从她毫无知觉的手中滑落，在舞台边中摔得粉碎。
她发疯似地寻找大厅后方那个看不清模样的人，但他正像发动着了的引擎似地跑着，跑到了另外的地方。
“妈妈！”她继续哭着，一双双粗暴的手伸向台上的她，伸进她的衣服下面，抓她捏她，拧她的屁股。还有一些人抓住了她的手，反拧了她的胳膊，将她带到一样又热又硬的东西前面。
本·康维尔的声音在她耳边响起：你怎么这么喜欢我的耶稣呢？你这个黑鬼！”
整个大厅闹翻了天。她看见她父亲试图扶住她妈妈——一团在红布下挣扎的影子，她看见一双白皮肤的手从一张折叠椅背后操起一只瓶子打碎了，锯齿样的瓶颈在油灯下闪闪发光，又刺向父亲的脸。她看见父亲圆睁着像两颗葡萄一样凸出来的双眼。
她开始歇斯底里地哭嚎，哭声似乎要撕裂整个大厅，让黑暗透出来。她又成了108岁的阿巴盖尔妈妈，太老了，上帝，太老了（但还是要让上帝的事情能够完成），她漫步于玉米地中，玉米在土地中的根浅而宽；她在月光下闪闪发光又黑影斑驳的玉米地里迷失了自己的思绪；她听见夏风徐徐从耳畔吹过，吹拂着这大片的玉米地；她甚至可以闻见玉米地生长着的气味，她一辈子闻惯了这种活生生的气味（她很多次都想到，玉米是与她的一生最为接近的一种植物，它的味道就是生命本身的味道，生命之初的味道，她与3个男人结婚并相继埋葬了他们，戴维·特罗特，亨利·哈德斯蒂和纳特‘布罗科。她曾和这3个男人上过床，像一个女人迎接男人该做的那样迎接着他们；每当这时，就会有一种渴望和欢乐，和一个灼人的念头，“噢，上帝，我多想和我的男人做爱，我多想他和我做爱，得到他想得的，给我我想要的。”有时，在达到高潮的一瞬间她会想到玉米，一如既往，根基不深但延伸很广的玉米，她会交替想到肉体和玉米。当一切都完毕的时候，丈夫躺在她身边，房间弥漫着性的气味，男人射到她体内的精子的味道，她用作润滑液的桔子水的味道，就像去皮玉米的味道，温和甜润，一种绝妙的味道。）
她有点害怕，有点羞愧，为自己这种和土地、夏天以及生长着的玉米的亲近感。因为她不是一个人，他在这儿和她一起，左边或右边的两行玉米之外，或在后面跟着或在前面徘徊。那个看不清面孔的人在这儿，他那双尘迹斑斑的靴子陷进泥地里，他将它脱下来扔上天，他一直在笑，那笑容就像暴风雨中的指路灯。
他开口说话了，他第一次大声说话。她能看见月光下他的影子落在了她走的这条道上，巨大而诡异。他的声音如同夜风穿过10月里枯萎的玉米杆，就像那些朽掉的玉米杆谈到末日时发出的唰唰声。声音很轻，但无疑是死亡之声。
它说，“我手心里有你的血，老太太。如果你向上帝祈祷，就请祈祷让他在你听到我的脚步之前带走你。你不该来演奏真正的音乐，我手心里有你的血。”
这时，她醒了过来，在拂晓将临的这个小时醒了过来。最初，她以为自己尿床了，但实际上只不过是出了一身汗，像5月的露水一样。她孱弱的身子无助地发抖，每个部分都疼痛难忍。
“我的上帝，请带我去吧。”
她的上帝没有回答。只有晨风轻敲着窗框，窗框早已松动，吱吱作响，需要用油灰重粘。最后，她起身下床，将老火炉里的炭火拨旺，放上咖啡。
接下来的几天，她还要做很多事情，因为她有客人要来。无论做不做梦，无论累或者不累，她从来都没怠慢过客人，现在也不打算开始怠慢。但她必须慢慢地做每一件事情。否则她会忘记很多事——她这些天老是健忘——经常将物品放错了地方。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去艾迪·理查森的养鸡场，路程不短，大概有4至5英里。她发现自己在幻想着上帝是否会派一只鹰驮她飞过这4英里地，或让伊利亚那飞快的马车捎她一程。
“真是对神的不敬呀！”她洋洋自得地说，“上帝赐予我力量，不是出租汽车。”
她刷完了为数不多的几只碟子，穿上一双厚重的鞋，拿起拐杖。即使到了现在她也很少用拐杖，但今天她得拿上它。去4英里，回来4英里。16岁的时候她可以一路飞奔过去，然后蹦蹦跳跳地返回，但现在16岁已经是很遥远的过去了。
她在早晨11点出发，希望正午之前赶到理查森农场，好在一天中最热的时候能睡上一觉。接近傍晚的时候把鸡杀了，黄昏时返回。天黑了才能到家，让她不由想起前天夜里作的那个梦。但那个男人离她还很远，相比来说，她的客人要近多了。
她走得很慢，甚至比想象得还慢，因为早上8点半太阳光已经很强了。她没有流多少汗——身上已没有多少肌肉能分泌出汗液了——但走到古德尔家的邮箱时，她不得不停下来歇会。她在他们家的胡椒树下坐下来，嚼了几只无花果。看不见有鹰或出租车过来。她为自己的这个想法笑出了声，站起来，捋平身上的褶皱，继续赶路。仍然没有出租车。上帝只帮助那些自己成就自己的人。她浑身的关节又一次紧张起来。今晚将有一个音乐会。
行进过程中，她越来越弯向那支拐杖，手腕开始吃不住劲了。镶着黄边的劳动靴在尘土中颤悠着前行。太阳直射到她身上，时间一点点过去，她影子越来越短。她在这个早晨见到的动物比她20岁以来见到的所有动物还要多：狐狸、浣熊、豪猪、食鱼貂……到处都有乌鸦，啼叫着在空中盘旋。如果她听见斯图·雷德曼和格伦·巴特曼讨论变幻莫测的流感——对他们来说甚少是这样——夺走一些动物的生命而让另一些幸存下来，她一定会发笑。那场流感杀死了家禽，却留下了野生动物，就这么简单。少数家禽幸存下来，但总的说来，灾难带走了人和人类最好的朋友。它带走了狗，却留下了狼，因为狼是野生而狗不是。
一种烧灼般的疼痛慢慢渗入到臀部、膝盖、脚踝和拄着拐杖的手腕。她边走边和心中的上帝交谈，时而安静，时而大声，并没有意识到两种方式有什么不同。她又陷入了对过去的回忆之中。1902年是不错的一年。从那以后，时间似乎加速飞逝，大叠大叠的日历一天天翻过，从来不曾停下……肉体的生命是这样转瞬即逝，为什么肉体还会对生存感到如此疲倦呢？
她和戴维·特罗特生了5个孩子；梅拜尔是其中的一个，她在老宅后院里被一块苹果噎死了。那时阿比正在晾衣服，她转身看见婴孩仰面躺着，手掐着脖子，脸已发青。她终于将苹果抠了出来，小梅拜尔已经手脚冰凉，全身僵直。她生下的唯一一个女孩就这样死去了，这也是她众多孩子中死于意外事故的唯一一个。
现在，她坐在瑙格尔家院子里的榆木树下，在路前方约200码处，她可以看见土路和柏油马路交汇在一起——交汇的地方也就是弗里曼特尔路变为德克路的地方。白天的热量使柏油路闪烁着微光，地平线上则如水银般光亮，又像梦中的水面，波光粼粼。在炎热的白天，在肉眼可以看到的最远处，你总可以看见这种如同水银的光芒，但你却永远无法走近它。甚少她是不曾走近过。
戴维在1913年死于一场流行性感冒，那场流行病和后来这次没什么区别，也是使无数人丧生。1916年，她34岁那年，嫁给了亨利·哈德斯蒂，一位从威尔郡来到北部的黑人农场主。亨利是一个带着7个孩子的鳏夫。7个孩子中的5个相继长大成人离家远去。他比阿巴盖尔大7岁，和她生了两个男孩。1925年仲夏他驾驶的拖拉机翻车，他在这场事故中丧生。一年之后，她嫁给了纳特·布罗科，人们对此议论纷纷，人们总是喜欢议论，有时这好像就是他们不得不做的一切。纳特曾是亨利·哈德斯蒂的雇工，对她来说，他无愧是个好丈夫。也许不如戴维和蔼可亲，也一定不如亨利体贴如微，但他的确是个好男人，在大多数事情上都按她的意旨办事。当一名主妇开始年复一年地面对无数琐事时，知道自己享有决定权无疑是一件快事。
她的6个儿子为她产出32个孙子孙女。这32个孙子孙女又为她制造出91个曾孙曾孙女，在那场流感盛行的时候，她已有了3个曾曾孙。如果不是现在女孩子们用避孕药，她还会有更多的子孙后代。对现在的女孩来说，性似乎成为她们的又一个娱乐场。阿巴盖尔妈妈为她们这种现代生活方式感到遗憾，但她从未说过什么。该由上帝来判定她们服避孕药究竟是否有罪（而不是由罗马那个秃头的家伙，阿巴盖尔妈妈一直是卫理公会教徒，她十分庆幸自己没有和天主教徒发生过联系），但阿巴盖尔妈妈知道她们错过了什么：她们错过了站在幽谷边缘时的欣喜，错过了将自己交给自己的男人和上帝时的欣喜，错过了在上帝的注视下重行亚当和夏娃的罪恶时最后的欣喜，而这层罪恶现在才由耶稣的鲜血而使之变得清白圣洁。
哦，多好的一天……
她想要一杯水，她想躺在家中的摇椅上，她想独自呆着。现在，她能够看见左前方掠过养鸡场屋顶的阳光。最多就1英里了。时间是10点15分，对一个老太太来说，她做得不坏。她将允许自己一觉睡到傍晚天气转凉的时候。这不是罪过。在她这个年纪，这不是罪过。她颤悠着前行。那双厚重的鞋现在已布满了灰尘。
想来，她有很多亲戚为她的长寿祝福，这倒不是一件坏事。有一些亲戚，像琳达和她那得过且过的推销员丈夫就不屑于来看她，但也有很好的晚辈，像莫利、吉姆、戴维、卡蒂，这足以弥补1000个琳达和她挨家挨户出售一次性炊具、得过且过的推销员丈夫所带来的不快。她的最后一个兄弟，鲁克死于1949年，死的那年大约八十几岁；最后一个孩子，萨穆艾，在1974年——他54岁那年去世。她比所有的孩子都要长寿，这似乎有悖常理，但看起来的确是上帝对她另有安排。
1982年，她满100岁，照片登到奥马哈报纸上，他们还派了一名电视记者来采访她。“什么使你长寿？”那个年轻人问，但很快就对她简短甚至有些草率的回答失望了。“上帝。”她答道。他们想听她说她如何服用蜂蜜，或如何不吃熏肉，或睡觉的时候如何将腿抬高。但她根本没做过这些事，她又怎么能撒谎呢？上帝能赐予人类生命，也能随时将它带走。
卡蒂和戴维给她买了一台电视，她从新闻上看见自己。她还收到里根总统（那时已不再年轻）的一封信，祝贺她的“长寿”，并感谢她自从有选举权以来一直投共和党的票。就是，她还能选什么人呢？罗斯福和他的一班人马都是“共和党人”。她100岁之后，赫明福德镇永远地取消了她的税金，原因和里根总统祝贺的一样，都是因为她的长寿。她获得了一张证书，证明她是内布拉斯加最老的人，就像从很小的时候就致力于一项事业而最后终于得到了肯定。无论如何，取消税金算是一件好事，而其他的都无外乎是无稽之谈——如果他们不作出取消决定，她也许连仅剩的这一点土地都会失去。大部分土地和房产都已失去；弗里曼特尔家和“保护农业社”的权力在1902年都达到了顶峰，从那以后就开始一蹶不振。现在仅剩下4亩地。其余的或被纳税或被变卖成现金……大部分的变卖都是她的儿子们干的，她羞于启齿。
去年，她收到一封来自纽约某个组织的信。那个组织自称为美国老年协会。信里说，她是全美国排名第六的高龄老人，在女士中排名第三。年龄最大的老人是加利福利亚桑吉·罗沙的一位122岁的老头。她让吉姆把这封信放到镜框里，和里根的信并排放在一起。吉姆直到这周五才顾得上把它挂上。想到这儿，她才想起这是她最后一次见到莫利和吉姆。
她终于到了理查森的农场，人已精疲力尽。她在离谷仓最近的一棵篱笆上靠了一会儿，以一种渴望的心情注视着这栋房子。里面肯定凉爽宜人。她觉得自己可以睡上一个世纪。但睡之前，她还有一件事要做。许多动物都死于这场疾病——马、狗、耗子——她必须先弄清楚鸡是否在此之列。如果她走了这一路却只发现几只死鸡，她会哭笑不得。她蹒跚地走向谷仓旁边的鸡圈，听到里面咯咯咯的鸡叫时，她停下了脚步。不一会儿，还传出公鸡的打鸣。“太好了，”她嘟哝着，“真是太好了。”
她转身四处看看的时候发现木头上摊着一具尸体，一只手遮着脸。认出是她的妹夫比利·理查森，尸体已经被四处觅食的动物啄得体无完肤。“真可怜，”阿巴盖尔叹息道，“太可怜了。愿你的灵魂能升入天国，比利·理查森。”
她转身走向凉爽的房子。房子看起来有好几里远，而事实上它却就在院子的另一边。她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走那么远，她实在太累了。
“愿上帝保佑！”她说着便迈开了步子。
阳光从窗户中泻进来照着整个客厅，她脱下劳动靴美美地睡了一觉。醒来时，她一时半会儿还没弄明白光线为什么会那么强，这感觉颇有些像拉里·安德伍德在新汉普郡的石头墙旁突然醒来。
她坐起身来，身上每一绷紧的肌肉和脆弱的骨头都嘎吱作响。“上帝！我睡了一下午加整整一个晚上！”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她可就的确是太累了。她现在是如此虚弱以至于她花了整整10分钟才从床上走到浴室；又花了10分钟才穿上鞋。走路是件痛苦的事，但她知道她必须走动走动，要不然，身子骨就会像生铁一样僵硬下去。
她踉跄着走到鸡圈里，酷热、鸡和鸡粪臭味令她不时皱皱眉头。水是自动供应的，由一个水泵从理查森家的自流井中抽上来，大部分饲料都吃光了，加上炎热的天气，最老最弱的鸡早已被饿死或被同伴啄死。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星星点点的饲料粪便中间，就像一小堆一小堆极不情愿融化的雪。
余下的在她靠近之前都扑腾着翅膀飞远了，要孵卵的母鸡却坐着纹丝不动，傻傻地眨着眼看着她慢慢地走近。有这么多种可以让鸡死亡的疾病，她一直担心流感早已夺去了这帮生灵的生命，但看来它们活得还不错。上帝允许它们活下去。
她挑了3只最丰满的，将它们的头埋在翅膀下装到一只袋子里，这时，她却发现身子僵硬得没法把袋子扛起来，只好在地板上拖着往外走。
剩下的鸡站在高处，谨慎提防着老妇人的脚步，直到她走远，才又回到原处为渐少的饲料进行殊死的搏斗。
现在已是早晨9点钟的光景。她坐在理查森家院子里橡树周围的环形椅子上慢慢地思考。看来，她最初打算在黄昏凉快的时候往回赶的想法还是最好的。她浪费了整整一天，客人到来的日子一天天临近。她可以利用今天把鸡收拾了，还要好好休息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