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昨天晚上对高级商场珠宝店店主的审讯无疑是成功的。然而，更令人高兴的是它的偶然性。我提到伤疤仅是举例而已，没有估计到把珍珠卖给格拉祖科夫的不是别人，就是那个假荷兰人，米哈依尔·阿尔斯塔温。那个消失得无影无踪的恶棍重又浮出了水面，不过这次带来的不是假宝石，而是货真价实的珍珠。
显然，格拉祖科夫害怕自己全部招供才突然中断了我们之间的谈话。然而，能说出其一，必会说出其二。此外，同上面提到的来自苏哈列夫卡倒卖赃物的人相比，格拉祖科夫显得很不沉着，在收购赃物方面也未必很有经验。
我不怀疑我们之间的谈话会继续下去，目前的局面将迫使神幡手联盟的成员彻底坦白交待。的确如此，第二天我要外出调查时，值班员报告说，格拉祖科夫有重要的事想谈。
值班室很冷，使人觉得不舒服。在值班员的桌子上，在盛着凉菜的碟子和案件登记簿的旁边放着一张刚送来的报纸。在第一版上印着一行用大号铅字排的标题：“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
“……在德国无产阶级起义并取得胜利之前，我国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神圣职责是同德国帝国主义的军事入侵展开斗争和奋不顾身地保卫苏维埃共和国，”我读道，“人民委员会决定：1．国家的人力和物力全部用于革命的防卫；2．苏维埃和革命组织应当为保卫每一块阵地流尽最后一滴血；3．撤退时要破坏道路，炸毁和烧掉铁路设施……”
报纸的字里行间充斥着火药味……此时此刻在那边，在彼得格勒，工厂的汽笛在鸣叫，载满工人和水兵的卡车在奔驰，拉着军用物资的大车排起了长队……
“该催一催了，”值班员说。
“催谁？”我没有听明白。
“当然是卡尔·李卜克内西同志了。”他果断地说。
是的，我们盼望的德国革命推迟了，与此同时德国军队继续向东挺进。
整个莫斯科都在传说卢茨克、罗夫诺、波利索夫和斯摩棱斯克被占领的消息。从昨天起载着难民的列车已开进城里，坏消息越来越多。
资产阶级的报纸欣喜若狂。《俄罗斯新闻》的记者，就是想同我谈过法衣圣器室被窃案件的那仕先生，写道：“革命在死亡，被他们称之为伟大的革命而实际上是畸形儿，是疯狂；万恶的俄国解放运动在消亡，烟消尘散，俄国历史上的又一次普加乔夫起义被扑灭……”
值班员惊异地望着我，看来，最后一句话我读出了声音。
“把格拉祖科夫带来吗？”他问道。
十分钟后，格拉祖科夫被押来了。
“我想把全部事情真相告诉你，科萨切夫斯基公民。”
他开始讲叙，其间不停地唉声叹气，以表明他后悔莫及。
看来，这次他没有扯谎。据他讲，他同米哈依尔·阿尔斯塔温相识是在他父亲的家里。他父亲花钱买下了一批不太名贵的乌拉尔宝石。米哈依尔给人的印象是个十足的蠢货。
“是个少见的肥头大耳的畜生。”格拉祖科夫咬牙切齿地骂道。他好象除了妓院和赛马赌博外，对别的事一概不感兴趣。所以当这个公子哥儿说要到他店里去谈业务时，他大为惊讶。
“我知道给褪色珍珠恢复本色的办法。”他对格拉祖科夫说，“可我没办法弄到本钱。你要是买到了‘无光珍珠’，就把它交给我好了，由我来加工。”
“你怎么加工呢？”
“这就不用你管了，尊敬的阿纳托利·费奥多罗维奇，由我负责加工。”
“那么需要我做什么呢？”格拉祖科夫问道。
“利润，阿纳托利·费奥多洛维奇，四分之三归我，四分之一归你。谈定了吗？”
格拉祖科夫不相信米哈依尔，不过并不冒大风险，失色珍珠并不值钱。第一次把从商人阿尔斯塔温那儿搞到的几颗有瑕疵的大珍珠偷偷地（米哈依尔不愿让其父知道他们之间的交易）交给了米哈依尔。之后就把这件事忘了，过了一些日子米哈依尔把其中的一颗送了回来。格拉祖科夫一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点儿毛病也找不出来。不久珠宝商以大价钱把这颗珍珠卖了出去。
“我不是新手，科萨切夫斯基先生，”格拉祖科夫对我说，“对宝石我是内行，我懂得为了掩饰绿宝石上的疵点，应当把它放在橄榄油里煮。再往里面加上颜料和化学药剂。再比如，给蓝宝石加热可以使其褪色，或加深其颜色。我知道怎样给绿松石上光，如何用橄榄油和亚麻油增加马达加斯加海蓝宝石的色泽。可是珍珠……当然，有时用少量的酸液也可使其恢复光泽，但这是极罕见的现象。而且再也不能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了。它的某些特色消失了，这样的珍珠就象是洗过后熨好了的旧衣服：既是原来的，又不是……而阿尔斯塔温给我送回来的那颗珍珠……我甚至认为是另外的一颗。珠宝商人有个迷信说法：要想让珍珠恢复原来的光泽和美丽，据说必须让贞洁的少女带上它到海里去洗一百零一次。然而，在可爱的莫斯科找不到大海，卡什卡同贞洁的少女又毫不相干。他倒是同那些不贞洁的女人，请原谅，关系极为密切……”
米哈依尔·阿尔斯塔温为近二十颗珍珠复了原。每一颗经过复原的珍珠都使格拉祖科夫欣喜若狂，他甚至以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大金矿。但是，格拉祖科夫很快就大失所望，在同买下第一颗“复原”珍珠的顾客争吵后，神幡手联盟的成员才恍然大悟：他高兴得太早了，赚钱的生意变成了赔钱的买卖。珍珠重新得到的光泽和美丽很快又消失了，过不了两三个月美人儿又变成了丑婆娘。这样的珍珠有时还能瞒过偶尔从外省来的买主，但瞒不过被珍珠商人看重的那些老主顾。
商店的信誉面临崩溃，合伙人之间的关系冷下来了，以后就彻底破裂。然而，格拉祖科夫，就我所知，希望揭开珍珍复元的秘密。他懂得只要谨慎从事，既使是一时的美人儿也能使自己发财，甚至是发大财。格拉祖科夫，怀疑米哈依尔·阿尔斯塔温仅仅是个中间人，在他背后还有第三者。这个第三者在化学和珠宝方面都是个内行。但格拉祖孙夫无法同这位“第三者”联系上，因为商人的儿子小心从事，不让合伙人知道“第三者”的名宇，也不打算把他介绍给任何人。
到了一九一七年三月，命运女神朝着珠宝商人微笑。三月的最后几天的一个傍晚．阿尔斯塔温喝得醉醺醺地来找他，并让他买下大约二百粒钻石、红宝石、绿宝石和蓝宝石的仿制品。用格拉祖科夫的话说，这批假宝石在制作工艺上完全可以同科尔吉耶的假宝石媲美。
“灿烂的光泽，同天然宝石相近的重量、硬度、色彩……”格拉祖科夫说，“米什卡要价又便宜。但我不急于买下，而是在拖延，磨时间……”
“为什么？”
“警察局，科萨切夫斯基公民。”他简要地说了一句，“没人愿意受到警察局的怀疑。”
“请你，对不起，说详细一些，阿纳托利·费奥多洛维奇！”我要求道。
“可以。当时在莫斯科出现了一批骗子手，科萨切夫斯基公民！他们把假宝石当成天然宝石卖给一些傻瓜。有六个人，或许还要多，上当受骗了，事后到警察局报案。我在侦察人员那儿看到了其中的一颗假的绿宝石，仿制的真好！即使是珠宝商人，如果经验不足，也会搞错的。那颗假宝石很象米什卡给我送上门来的一批货……能买下吗？应当讲良心！我可不是坏人，我是好人，坦率地讲，是个老实人、规矩人，从不干不正当的交易，只有对法衣圣器室的珍珠，鬼迷了心窍……”
格拉祖科夫说自己老实，当然是夸大其词。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珠宝商人认为，制作这批假宝石与复元珍珠是出自同一人之手。他可以用警察局要逮捕贩卖假宝石的骗子来吓唬米哈依尔·阿尔斯塔温。不管怎么说，当关于假宝石“诺列”的丑闻宣扬出去后，珠宝商帕夫洛夫服毒自杀。格拉祖科夫同米哈依尔·阿尔斯塔温推心置腹地谈过之后，他抓住了米哈依尔的把柄。他让对方明白，他不反对协助警察局抓获漏网的骗子手。他之所以没有迈出这一步，只是因为可以同阿尔斯塔温达成协议。如果阿尔斯塔温把他介绍给自己的朋友，那么，格拉祖科夫会忘记这一切。阿尔斯塔温同样也吓唬珠宝商，他暗示，上帝会给恶人作上记号，不得好死……但是贪财之心使胆小如鼠的格拉担科夫成了勇敢的斗士。他对威胁的回答是，在窗子上安装了密实的栅栏和牢固的铁护窗板，在门上装了一套很复杂的锁和门闩，给职工发了武器，并弄到了四条狼犬。不走运的米哈依尔·阿斯塔温逐渐明白，珠宝商人是吓不倒的。同时“诺列”丑闻之后，害怕警察局怀疑上自己，于是他们俩人重新开始谈判。谈判的结果是格拉祖科夫结识了久巳期待的那个第三者——正是此人十天前给他送来了被窃的珍珠。
阿尔斯塔温的同伙自称叫列什。在珠宝店帐房里的会面和谈话是极为秘密的。现场仅有两条狼犬，这是警告列什：任何轻率的行动都会给他带来可怕的后果。
格拉祖科夫含混地谈到他们这次谈话的内容。从各方面判断，他们达成了交易，分手时彼此都很满意。总之，在这次谈话后不久，在格拉担科夫店里的一个大橱窗里摆满了仿制的假宝石。复元珍珠的买卖也干得挺顺手。这时米哈依尔·阿尔斯塔温成了多余的人，被排除在外了。
但是，列什依然和过去一样小心从事。
“就象狐狸那么狡猾。”格拉祖科夫说，“不能相信他，要知道我连他的地址都不知道。我推测，他住在索良卡或西特洛夫卡的一个地方。曾有两次我乘马车把他顺路送到那些地方。不过，我不能担保他就住在那儿，也许他到那儿去办私事。谁能知道呢？”
“如果你在业务上有急事要找他，那怎么办呢？”
“通过米什卡·阿尔斯塔温或是苏哈列夫卡的小铺老板。”
“老板姓什么？”
“他姓什么我不知道。如果你愿意的话，那间小铺我可以指给你看，它紧挨着苏哈列夫卡塔楼。不过，那个老板和我同父名，我叫阿纳托利·费奥多洛维奇，而他——伊万·费奥多洛维奇。他秃顶，在苏哈列夫卡都叫他“秃毛”，这是他的绰号。他头上真的连一根头发也没有，脑瓜儿象个大鹅蛋。”
这么一来，我又得去结识一个有趣的人物——“秃毛”，伊万·费奥多洛维奇，他在苏哈列夫卡是个爱饶舌的赃物贩子。在那里我又发现了假宝石。我把这些假宝石拿给格拉祖科夫看。“这是列什的手艺。”他肯定说，“是个高手，无可挑剔。真是一双金手！”
我现在应当弄清列什同“希瓦自由城”的财政兼贸易部长马霍夫的关系。不过，我失算了；格拉祖科夫不认识马霍夫。列什也从未对他提到过这个人。
看来，这一次阿纳托利·费奥多洛维奇彻底坦白交待了。““你对我们表现了诚意，诚意应当受到表扬……”我说。
格拉祖和夫与我告别时，似乎还不敢相信他今天夜里可以回家睡觉，他激动得哭了。
“我一辈子要在上帝面前为你祈祷，科萨切夫斯基公民！我，我的夫人，以及我的女儿都为你祈祷……”
“算了吧，何必为这点儿小事去打扰上帝，我说，“他还有别的事要做。只是请你，阿纳托利·费奥多洛维奇注意。你在这儿说的一切，只能我们两个人知道。顺便说一句，这是为你考虑。”
“我连这个还不明白吗！如果让列什和米什卡·阿尔斯塔温知道了，那要倒大霉，我马上就会送命……”
“你还用那些狗看门护院吗？”
“怎么能不用呢！”他咧开嘴笑了。“这个年头要不是狼狗看门的话，老虎早进屋了。”
苏霍夫走进办公室。他一看见格拉祖科夫，那张带有稚气的孩子般的脸立即变严肃了。他使劲把从制服口袋里露出来的那本从彼得格勒搞来的关于宝石的小册子往里塞，用手紧紧捂住，郑重其事地问：“民警局苏维埃副主席同志，可以叫汽车了吗？”
苏霍夫说话的声调冷冰冰的，每逢有“旧制度的残余分子”在坐时，他总是用这种声调同我说话。他极不赞成那些同资产阶级分子拉近乎的同志。格拉科科夫自然是在“残余分子之列了”。
“我们马上就走，”我说道。“先让我介绍一下，这是阿纳托利·费奥多洛维奇‘格拉祖科夫，一个好人，还是一位宝石专家。你正在阅读宝石方面的书，而在你面前就有一个活人，他可以解答你提出的住何问题。”
苏霍夫的脸上泛起了少女般的红晕，总算把那本硬皮书塞进了口袋，井随便嘟囔了一句：“可以解答任何问题……”
“是的，几乎是所有的问题。”
苏霍夫的脸红了，他不喜欢我拿他迷上珠宝艺术一事开玩笑，于是以生硬的口气对我说，“那么，我就去通知司机，科萨切夫斯基同志！”
二
当我审讯格拉祖科夫时，雷恰洛夫给我打电话，让我在同无政府主义分子见面之前到他那儿去一趟。
在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办公大楼的前厅里，在不知从哪所中学里弄来的黑板上刚贴上一张纸——苏联人民委员会致俄国全体劳动者的公开信：“……敌军在占领德温斯克、维登、卢兹克后，继续向前，企图切割交通干线和用饥饿困死革命的中心……我们要和平，我们准备付出重大代价以换取和平，但是我们也应随时准备回击敌人，如果德国反动势力妄图扼杀我们……”
一名患肺结核，穿着破旧军大衣的士兵，用被莫合烟熏黄了的手指指着木板上的俄国大地图，地图上用特制的小旗标出了战线的位置。他用嘶哑的声音喊道；“弟兄们，我来自莫吉廖夫，来自大本营。将军们把士兵们出卖了！枪毙那些坏蛋！”
苏霍夫痛苦地瞅着我，他的目光在对我说：“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我们应当到前线去！”
传递信件公文的女秘书们在走廊里急冲冲地来回奔走，鞋后跟不停地敲打着地板；旧军官们站在刚成立的前线工作部的门口等着接见；
一位年仅十七岁，穿着皮夹克和马裤的委员正向赤卫队员们解释莫斯科军区特别司令部刚下达的命令：全城转入战争状态，昼夜巡逻，实行宵禁，收缴武器。就地处决犯罪分子……
举行罢工的医生们站在宽楼梯台上，不停地倒换着双脚。原来放在那儿的亚历山大三世的半身石膏像已被搬走，代之的是某个未来派雕塑家雕塑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领袖们的塑像。
工农兵代表大会苏维埃值班室人员瞅了一眼宣传画——“用铁拳粉碎罢工”后，严厉地说：“公民先生们，应当结束罢工了。闹一阵子——就该满足了。恶性罢工事件将要受到革命法庭的审判。我给你们二十分钟的时间，再多一分钟也不行，革命法庭的审判员们在等着。我们要自觉，不能再耽误审判员同志们的时间了。办案的审判员已在催我了。”
从医生们的面部表情看，值班员的这番话，尤其提到的“法庭”和“审判员”这两个词击中了要害，使他们明白了自己在浪费时间。
使我吃惊的是，我们刚走到雷恰洛夫办公室的门口，挂在走廊里的壁钟正报出我们受接见的时间。过去我从未注意到时间计算得如此准确。可是雷格洛夫却不在办公室，这可不是他的工作作风，我不知所措，难道雷恰洛夫改变了自己多年养成的准时习惯吗？
我从值班员那儿得知，雷恰洛夫已受命前去布置莫斯科铁路沿线的岗哨（从战局考虑，出入莫斯科要受到严格的限制）。
“半小时前他从亚历山德洛夫车站打来了电话，请您等他一下。”值班员说，“再过五到十分钟回到这里。”
可是，我们等了不是五分钟，十分钟，而是整整一个小时……
尽管雷恰洛夫似乎在注意听取苏霍夫和我的汇报，可给我的印象是，他此时此刻正在思考别的事情。
“请再说一遍，从格拉祖科夫那儿没收来的珍珠价值多少？”他问道。
“大概值三万到四万。”
“这么说，经过十天的搜寻，只还给国家三千万中的三万卢布，平均每天三千卢布。”雷恰洛夫小结道，“如果你们继续这么干下去，那么，找回全部失窃的珍宝需要八年多的时间。太久了吧！对吗？”
当然，可以提出反驳，因为不能在刑事侦察和财会工作之间打上等号。但是雷恰洛夫的主导思想是正确的：现有的成绩不能令人满意。
总是站在正义和公道一边的苏霍夫开始向雷恰洛夫解释我们遇到了的重重困难，但雷恰洛夫打断了他的话。
“困难不是理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困难，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要指出的是，你们放过了瓦西里·梅斯梅尔……”
“看来，梅斯梅尔同盗窃案无关。”我说。
“‘看来’……现在，把希望都放在无政府主义分子身上了吗？”
“怎么会这样呢？”我反驳道，“如果格拉祖科夫的口供属实，我相信，数日内可以找出盗窃犯。”
“不过，以我的理解，为了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把列什抓起来，对吗？”
“是的。”
“而这一点，看来，行不通。”
“我想，行得通。对‘秃毛’和米哈依尔·阿尔斯塔温已经进行了监视。我们正在悄悄地接近马霍夫。从逻辑上推断，他一定会在他们之中的一个人身边出现。”
“逻辑终归是逻辑，”雷恰洛夫说，“而法衣圣器室的珍宝价值三千万金卢布，这是专家们确定的数目。你的逻辑推断可没有得到任何人的评价。如果有人估价的话，不会说它能值三千万。”
“谁知道，也许估价人会估四千万。”我用笑话来缓和一下气氛。
苏霍夫笑了，可雷恰洛夫不动声色。他又提了一些问题，使我头痛的是，他提到了在梅斯梅尔和克贝尔那儿发现的那些清单。我只能耸耸双肩，因为那些清单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谜。
“‘巴图林斯基的汤盘’、‘双御座’、‘金马可’、‘波诺马赫的披肩’……”雷恰洛夫数落着。
突然，他转过脸去冲着正在摆弄皮烟袋的帕维尔，他没有加入我们的谈话。
“怎么，想吸烟了吗？到走廊里去吸一只吧。”
苏霍夫难为情地说：“不着急，雷恰洛夫同志。”
“干吗要折磨自己，去吸一口吧。如果有急事，我们会叫你。”
从雷恰洛夫执意要苏霍夫出去吸烟上看，他是想跟我单独谈一谈、但出乎我意外的是，谈的竟是有关今天在无政府主义大厦举行的大会……
“一定要到大会去一趟，”苏霍夫刚把门关上，雷恰洛夫就开口道，“去听听无政府主义演说家的口才。”
“是为了自修吗？”
“为什么不去听听呢？很有意思。我真想去听听，很遗憾，没有时间。”
我觉得，正是为了这件事雷恰洛夫才把我叫来的。他竟如此看重在无政府主义大厦里举行的例会，真令我吃惊。
我始终对无政府主义分子持怀疑态度。与社会革命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和孟什维克分子相比，当时我还不认为他们是一支实际的力量。
无政府主义者人数极少。姑且不去讲他们的政治概念是多么幼稚，甚至不能把他们称为一个政党。不管怎么说，作为一个政党要有组织机构、纪律、共同纲领，而无政府主义者什么都不要。他们的联盟、协会、团体、小组都没有领导中心，谁也不服从谁。思想上的混乱更加深了组织上的涣散、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在许多方面不同意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又从自己的观点出发批评无政府个人主义者……就是在同一政治派别的追随者中也各持有不同的世界观。有的是我们的敌人，有的是我们的朋友；有些人反对苏维埃政权，有些人却在保卫她。例如：参加攻击冬宫的水兵阿纳托利·热列兹尼亚科夫就是无政府共产主义者，而什的哥哥，也是无政府主义者，却成了士匪，在同红军部队的作战中被击毙。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沃林成了马赫诺［马赫诺匪帮是由一些刑事罪犯，冒险分子和富农拼凑起来的。他们的活动是酗酒、掠夺、残杀和摧残共产党员。马赫诺匪帮于1921年彼伏龙芝和伏罗希洛夫领导下的苏联军队所消灭。——译者注］帮的思想鼓动者，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前头头伊万诺夫一沃兹涅夫斯基·德米特里·富尔曼诺夫后来变成了红军的政治工作干部，以后又成了作家。一九一九年彼得·索博列夫策划炸毁苏共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市委员会，而在同年，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主持基斯洛沃德斯克市契卡委员会工作的无政府主义者亚历山大·格却遭受邓尼金匪帮的野蛮杀害……
“你究竟对什么感兴趣？”我问雷恰洛夫。
“对一切，”他说，“对战争的态度，对我们的态度。最近一个时期我们对无政府主义者有些顾不上了，应当把这一段空白填补上。”
“有什么新情况吗？”
“没有。联盟中头脑发热的人物太多了，而这些人又企图我们的困难。对于他们来说，德国人的进犯，就同送来的礼物……布尔什维克政权动摇了，这是‘第三次社会革命’的良机。”
“你过分认真地看待这群唐吉柯德了。他们得不到任何人的支持。”我反驳道。
“为什么说得不到任何人的支持？你要注意，莫斯科有一部分工人是出自小资产阶级、过去的小官吏、中学生、大学生、家庭手工业主、游民……他们都进入了这个行列。无政府主义者有社会基础，况且口号提得也得人心：‘打倒国家和一切侵犯人身的暴力！’，‘立即实现按需分配！’‘把工厂归还劳动的工人群众！’。至于你那个比喻……列昂尼德，唐吉柯德除了头上的盔甲和手中的长矛外，一无所有，而莫斯科的唐吉柯德们握有几百挺机枪和几千支步枪。他们又住在城市最中心，不是在风车磨房的附近。一旦闹事，他们可以攻击莫斯科市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和‘德累斯登’饭店。也可以攻击莫斯科省军区委员部……”
“对于他们来说，这种冒险行径等于自我灭亡。”我说。
“目前是这样。”雷恰洛夫同意我的看法。
“现在我们用一个手指头就能把他们击溃。但你要往前看，谁能料到，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后，局势会如何变化。现在我们要把六千名志愿兵送上前线。如果形势需要我们再把几千名士兵和赤卫队员送上前线呢？”
我谈了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矛盾，也谈了各小组之间的分歧。
“此外，”我说，“无法把黑卫军团攥成—个拳头，要把黑卫军的各战斗队联合成为一个统一的具有战斗力的整体，就不仅需要时间，还需要做大量的织织工作。”
“是这样，”雷恰洛夫点了点头，“但是，列昂尼德，他们已经着手做这项工作了。”这对我来说是个新消息。“是的，的确已着手做了，”雷恰洛夫重又肯定道，“无政府主义者的全部武装力量正在准备彻底改组。在联盟下面建立军事委员会，分设训练、技术、救护和情报等部门。委员会指挥各区的黑卫军司令部，取代临时性的战斗队而成为常设机构。现在一切都取决于经费，他们没有钱，但是他们肯定能找到钱……此外，还筹备召开各派无政府主义者全俄大会。将会有什么结果，还不清楚，但是应当估计到各种可能。所以要去听听他们的演讲。当然他们不会在大会上全部摊牌，但是偶尔也会有疏忽。至于法衣多器室，我想，巴里一案给他们鼓了劲儿，这么多的流言蜚语，说现在无政府主义组织内部的刑事犯太多了。再发生一次骚乱算不了什么，还有格雷兹洛夫……萝扎·什捷伦……当然，伤了她的面子吧？”
“那还用问。当你的那个思想上的志同道合者陷入刑事案件时，是不会高兴的。你擅长把这些滑头改造成革命的勇士。我想，还有更多的伤心事在等着她。”
“不管怎么说，不该攻击漂亮的女人。”雷恰洛夫笑了，“漂亮的女人太少了。”
“你认为萝扎是女人吗？”
“噢，”他叹了一口气，“我认为。她是个女人，而且是个迷人的女人。如果在她的影响下，西特洛夫卡的所有‘能干的年轻人’都开始规矩的生活，我也并不觉得惊奇。你对萝扎抱有成见还是过去流放时形成的吧！”
等得不耐烦的帕维尔把办公室的门推开一条小缝，他惊异地望着雷恰洛夫：他还从未见民警局苏维埃主席露过笑脸。
三
无政府大厦位于斯特拉斯特女修道院的旁边。
当天被任命为无政府大厦卫队长的费多尔·格雷兹洛夫（绰号斗士费季卡）郑重地拜会了斯特拉斯特女修道院。格雷兹洛夫在对女修道院长讲清楚革命时期的全部要求后，说要在修道院内找地方存放文物和从剥削分子那儿没收来的财物。这些财物将分散发给穷人。今后也完全有可能，将在这儿开办投掷训练班。格雷兹洛夫认为，修道院花园的自然条件最适合进行爆炸技术的训练。至于女修道士们，联盟出于保卫个人的人身自由，不想强求她们，但仍然建议召开会修道院群众大会，建立自由的和劳动的“革命女修道士”公社。
“走吧，我不想见你，”女修道院长低声说，并对着格雷兹洛夫画了个十字。
但是，令她惊异的是，这个屁股上带着两支柯尔特式手枪的恶魔竟然对十字祝福毫无反应。
傍晚在修道院的食堂里举行的“我们的光辉目标——全球的无政府”专题演讲之后，举行了擅长演唱吉普赛抒情歌曲的莫斯科著名女演员哪斯嘉·克鲁格利柯娃的独唱音乐会。我听别人说，无论是演讲，还是音乐会都获得巨大成功。他们用装甲车把女演员送回了家，并把一件没收来的貂皮披肩送给了她。
倍受感动的女歌唱家宣布，她要把自己的全部才能贡献给革命，并早就打算加入无政府主义者小组了。
修道院的大墙被联盟的宣传部门占用，用斗大的字母写上了克鲁鲍特金的一段名言：”让每个人都从公物中拿到自己所需要的一切。请相信，在我们各个城市的粮仓里存有足够的食物，以供全世界食用到宣布生产自由的那一天；有足够的衣服，使人人有衣穿，连奢侈品也够全世界享用。”
在苏维埃政权被迫使用机枪对付抢劫暴行的那些日子里，这段写在最显眼处的名言，起到了煽动作用。由于雷恰洛夫下令，这段引文才被涂盖了。可是现在，它又恢复了。在克鲁鲍特金的这段名言旁贴满了莫斯科和彼得格勒无政府主义者的报纸、告示和形形色色的无政府主义者小组和团体的宣言。我和苏霍夫还有时间，于是决定花点儿时间研究一下“墙头文学”。
下起了鹅毛大雪。几辆载满箱子的雪橇驶进了修道院的大门，箱子上面盖着帆布。一个留着小胡子，戴无沿帽，穿哈尔科夫短皮袄的水兵用鞭子赶着马和冲着哨兵喊叫。两个教会学校的女学生好奇地朝敞开的大门望了望，从我们身边走过，向戏院售票处走去。
“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苏霍夫对我说，“听说巴枯宁为了让乡下人起来造反，就鞭打他们，这是真的吗？”
帕维尔的知识面太窄了，而遇到的事也太多了：康斯坦丁诺波尔·约安·兹拉托乌斯大主教，宝石，还有暴乱分子的大头目米哈依尔·巴枯宁。
“不是的，巴枯宁不会干这种蠢事。但是他认为，如果挨鞭子是有道理的话，那就去鞭打，这只会给农民带来好处。总之，他在一封信里劝弟弟尼古拉不要排除体罚。他说，不管伤心与否，在目前不用体罚，就对付不了俄国农民……”
“干嘛扯谎，兔崽子！你散布反革命谣言！”在我们面前站着一个长络腮胡子的矮个士兵，他的羊皮高帽上交叉地束着丝绸黑带。
几个行人停下了脚步，站在修道院大门口的哨兵煽动哇地喊叫着：“揍他俩，瓦夏！”
士兵的身上散发着酒精和莫合烟的味道。
“你是军官？奸细？资产阶级？德国间谍？”他拼命地往我身上扑，想揪住我的胸口。
“别喊了，当兵的，’苏霍夫劝阻道，“干吗瞎嚷嚷？这是民警局的同志。”
可是黑卫军不甘罢休。
“什么民警局！警察局！”他的火气更大了，“我不管是从苏维埃还是从委员会来的，反正都一样。你就是从苏联人民委员会来的，也不敢碰碰巴枯宁同志。（“说的对！瓦夏。”哨兵在给他打气。）我说，你不敢碰！如果你想知道的话，我和米沙·巴枯宁在一九○五年一起流过血！他为救我用自己的胸膛挡住弹片！米沙对我比对亲兄弟……”黑卫军没有讲完巴枯宁传记中的又一段话，就从肩上卸下了步枪，野蛮地大喊道，“我毙了你这个混蛋！”
就在这一瞬间，苏霍夫抓住他的左胳膊用力向后扭。而我把白朗宁手枪顶在他的肚子上，命令他扔下枪。
“听着！快扔下！”
他松手扔下了步枪，步枪呼地一声摔在马路的鹅卵石路面上。
“你们听着，我要开枪了！”哨兵吓唬道，但他都没有胆量从肩上摘下步枪。
我看见从斯特拉斯特修道院大墙后面闪出一个标致的男人，他戴着黑色宽边帽子，穿着时髦的紧身大衣。这是无政府大厦卫队长的助手，原杂技演员季马·李图斯，大家都叫他的绰号“小姐”。看来，李图斯饶有兴趣地从头到尾欣赏了这场戏。现在大幕已落了下来，该轮到他出场了。
“误会，不必动刀动枪，亲爱的科萨切夫斯基同志！”李图斯说着，急忙走到我们面前，伸开双臂向我们问好，就象要拥抱我们三个似的。“他动火，你们也动了火……怎么想的？受什么思想指导？为了什么呢？”李图斯从马路上拣起步枪，递给了气呼呼的士兵。“接住！给你枪是用来同革命的敌人进行斗争的。是这样吗，科萨切夫斯基同志？”
“我若处在你的位置上，李图斯，至少要表示一下歉意。”
“那很好，尊敬的科萨切夫斯基同志，”李图斯富于感情地说，“请原谅我们这个冒失的同志，请原谅！这位同志在革命流血事件中曾三次负伤，他已认识到自己错了……认识到了吧？”他问那个士兵。士兵含混地嘟哝了一句。“听见了吧？他认识到了。既然这样，就带上自己的烧火棍，离开这儿吧！”他向黑卫军下命令道。“而你们，同志们，如蒙不弃，让我亲自护送你们，待如上宾。误会解除了。刀枪入库，姑娘们梳洗打扮，当兵的去玩纸牌……生活多美好！……科萨切夫斯基同志，你那支白朗宁手枪是哪国造的。”
“比利时，”我说，被他那无休止的饶舌弄得头昏脑涨。
李图斯的脸上泛起了笑容。
“真是好家伙！革命者最需要这种武器。一九一七年我就用这种白胡宁手枪朝帝俄的卫士们开过火。请原谅，我比喻的可能不恰当，就象打沙鸡一样，七颗子弹——七个卫士。干的漂亮，但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我是个软心肠的人，科萨切夫斯基同志。直到如今，每天夜里都做恶梦：血、尸体、呻吟……是的，人的生命，即使是卫士们的生命。也仍是最为宝贵的。我和你被造就出来可不是为了去开枪对射。既使有了比利时的白朗宁手枪，也不该去枪杀无辜的同类——精神病患者、神经官能症患者、失眠的人……顺便问一句，你认识医治精神病的医生吗？”
“我甚至能帮你搞到一个单间病房。”我有把握地说。
“门锁结实吗？”李图斯笑了，“我对你非常信任和尊重。你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尊敬的科萨切夫斯基同志！请……”李图斯朝站在无政府大厦入口处的哨兵使了个眼色，为我们推开了门。
平时无政府大厦象个喧闹的蜂箱，这一次却静得出奇。在一层楼设有联盟会议秘书处、宣传部、黑卫军司令部、阅览室和出版社，房间里空无一人，阅览室里也仅有几个人，在前厅站着一群黑卫军士兵。
李图斯找到了格雷兹洛夫，并把他带来见我们。
格雷兹洛夫显得比平时更忧郁，他头也不抬，对自己的助手说：“李图斯同志，你去吧，去把巡逻队整顿一下，安排好，告诉他们，无政府主义也讲纪律，而且是自觉的纪律，不能再发生流氓闹事了，李图斯。”
“再不会发生那种事了，”季马·李图斯保证道，他的一只手放在胸口上，“你了解那个摔跤运动员，他是个疯子，甚至无缘无故就咬同班同学一口。”
我等格雷兹洛夫提起巴里案件，这起案子同他有直接关系，但他只字不提。他默默地把我们领进一间小会客室。在征用了这所私邸后，就把联盟的宣传部设在这儿了。克鲁鲍特金的门徒把会客室搞得象藏书室：房间里摆满了书柜，书架上摆着普鲁东、马科斯·施蒂聂尔、巴枯宁、克鲁鲍特金、沃尔斯基、阿德列尔、博罗沃依和普罗费兰索夫的著作。在靠近窗户的长桌上放着许多合订本，如《无政府主义》、《劳动之声》、《海燕》和哈尔科夫出版的《工人阶级的思想》。在一大堆书中，有一本封皮特别鲜艳的小册子，这是莫斯科联盟的一位领导人戈尔金的作品，书名是《为什么？或农人是怎样站到了无政府主义这一边》。墙上，在前主人留下的两个顽皮的酒神中间挂着一张由联盟的另一位领袖列昂·切尔内绘制的俄国未来体制图。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联中央委员会被“联合大会”所替代，替代各委员部的是“协议院”；有“外交协议院”、“军事海洋事务协议院”、“教育协议院”……
“宣传部的同志们都到哪儿去了？”我向格雷兹洛夫。
“开大会去了。”
“我们事先同什捷伦约好了会面。”
“稍等一下，什捷伦同志就来见你们。”他说，并建议我们，“你们随便找点什么读读。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可以请你们喝上一杯。我们现在把印刷厂的仓库改成了地下酒窖，因为小伙子们找到了许多酒。”
“你们的日子过得不坏呀！”苏霍夫嘲笑道。而我却关切地问；“还要凭票往下发吗？”
“我们准备送到野战医院去，供为了革命付出代价的人享用。”格雷兹洛夫以忧郁的表情对我解释道。
“帕维尔，你喜欢香槟酒吗？”我问苏霍夫。
“我不喝酒。”
“听见了吧，我的同志不喝酒，只好谢绝了。是在二楼开大会吗？”
费多尔·格雷兹洛夫第一次抬起了头。他的一双眼晴既浑浊又深沉。从前我见过一个在屠宰场干活的工人，就是长着这样一双眼睛。那个工人是屠宰行业的能手，一锤子就能敲碎母牛或公牛的颅骨，主人非常看重这种人。
“跟往常一样，大会在天蓝色大厅举行。”格雷兹洛夫不大情愿地说道。
“那么，我们就去那儿。你不反对吧？”
苏霍夫惊异地望着我。他不理解我怎么会产生这个怪念头。
“想去参加大会，那就请吧！”格雷兹洛夫说，“我们这儿用不着通行证，也没有代表证，自由参加。”
四
宽敞的大厅先前是莫斯科商人举行舞会和宴会的地方，此时散发着几百人的汗臭味。人们有的坐在沙发椅子上，有的坐在临时搬的凳子上。通路被堵死了，我们只好站在门口——再往前挤不动了。
据我判断，莫斯科各小组和联合会的无政府主义分子都出席了大会，其中也有“独立大队”，它不是联盟的成员，也不承认联盟，因为“联盟做为一种机构限制了革命者的人身自由”。
主席台后面的墙上交叉地挂着黑旗。在主席团就座的有：患肺结核的奥尔尚斯基，医生已断定他活不久了，可是为了气气资产阶级，他偏要活到世界革命来临的那一天；“刻不容缓”者的首领涅沃林，后来成了马赫诺分子（一年后我在彼得格勒碰见了他，他是以“面包专列”指挥的身份到彼得格勒来的，在列车的车厢上写着：“马赫诺老爷子把面包送给正在挨饿的彼得堡无产者”）；“大学生小组”的头头，美男子察尔斯基；无政府工团主义分子加斯捷夫，后来他做为苏联劳动学术组织的奠基人载入史册；还有紧挨着“独立大队”领导人坐着的是一个头发梳得光滑，模样可亲的女人，这是来自沃罗涅什的女客玛丽娜·尼基福洛娃，就是她的匪帮后来采用恐怖手段骚扰了乌克兰的城市和村庄。
我无论在主席团里，还是在大厅里都没有看见“老爷子”，萝扎·什捷伦和克鲁鲍特金的门徒。工人很少，仅有几十个人。可是、大会却吸引了许多知识分子，他们中的某些人过分看重莫斯科联盟的作用和影响。把无政府主义者看成一种可以与布尔什维克和左翼社会革命党人相抗衡的政治力量。还有些人认为，无政府主义是即将来临的革命的预兆，体现了以普加乔夫为先驱的俄国农民的愿望，它任何时候都不承认任何权力，但是对土地的要求例外，因而追随无政府主义者——就是未来。
某些人期望黑卫军能与布尔什维克进行武装对抗。主张立宪，尤其是对君主立宪格有好感的知识分子没有被“极左派”吓倒。卡尔塔绍夫教授在同我谈话时曾说。地球是圆的，如果从左边走太远，那么就从右边过去……
卡尔塔绍夫本人就是这种类型的人。教授坐在大厅的中央，身边坐着一个和我们住在同一个旅馆里的好学的美国人，显然，他绝不会放过在于政府大厦里举行的群众大会。从手势看，教授正在向他解释什么。我看见，坐在美术理论家身后的是一个头发花白，不讲究衣着，手持长柄眼镜的太太。她的相貌我觉得似曾相识，对了，这肯定是莉扎·捷沙克。美国人上哪儿能找到这样的宝贝呢！俄国的废止主义者，她从生下来直到暮年都在西特洛夫卡市场上混，是英国人约翰逊·布特列尔的狂热追求者）她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争取卖淫自由的斗争。看样子，美国人很了解上个世纪末轰动一时的英国妓女去国会请愿的新闻，可他未必能想到，紧挨着他坐的这个女人是莫斯科妓院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罢工的组织者……不过，令人感兴趣的是，从何时起莉扎·捷沙克也对无政府主义产生了好感呢？
大厅里响起了掌声和叫好声，而苏霍夫低声骂了一句：“狗崽子，别得意！”
他骂的是正在演讲的联盟书记。
“革命理论工作者的争论不在于援引名著，寻找论据和追随者的人数，而是历史。”演说者提高了嗓门，越说越激动，“历史，才是一切理论和体系的最公平的审判官。”他高高举起双手，好象要把历史召进大厅并无拘束地同出席大会的人聊天。“让我们回顾几十年前的历史，当时马克思确信，革命将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爆发，巴枯宁不同意这种论点。马克思确信，世界革命的旗帜将由德国的无产阶级举起，巴枯宁也反对。巴枯宁写道：‘英国人或者美国人在说‘我是英国人’，‘我是美国人’时，要说：‘我是自由人’。德国人会说：‘我是奴隶，然而我的皇帝比世界上所有的帝王都强大。德国的士兵扼杀我，他也在扼杀你们所有的人。’巴枯宁写道：‘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风尚，德国人倾向于国家强权。’而现在，一九一八年的二月，我问你们，无私无畏的勇士们：谁正确——是马克思还是巴枯宁？谁是世界革命的先知者——是马克思还是巴枯宁？”演说者的最后几句话淹没在口哨声、狂叫声中，几百只脚在地板上跺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