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就在等待与萨拉托夫恢复联系的时候，走运的窃贼德米特里·普里列达耶夫的一生结束了。一九一八年，在一个冬夜里，他从一个溜门撬锁的小偷一跃成为拥有奇迹般珍宝的主人，昙花一现的富翁巳永久地消失了，可是他那藏在腌酸白菜大桶里的不可胜数的财宝已被转移到别的箱子或口袋里了。我们曾估什，牧首法衣圣器的盗窃案件将会在苏维埃特别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之前结案，看来估计错了。在克拉斯科沃的行动并不是整个侦察工作的结尾，不过，正如后来查明的那样，还是接近了尾声……
是谁在我们之前到过贝蒂别墅呢？
我仔细阅读了博林的汇报材料，证明材料和审讯记录，研究了犯罪现场的平面图，在我眼前浮现出了凶宅和挂在绳子上的尸体。这个人出生在莓林村，在黑水湾的码头上开始了自己的生活道路，而在一座掩映在松林里的小别墅内的吊灯上结束了自己的一生。这些材料又使我想起了另一幅不讨人喜欢的画面：一个醉汉在洒满了 水，结了冰的雪堆上爬着；被雪盖住的捷利亚特尼科夫饭馆的招牌；坐在橡皮树下往邻上人的头上浇酒的胖子；把自己当成一匹马的秃顶军官；厨房的油烟味和仿佛无尽头的半明半暗的走廊，正是沿着这条走廊，“没良心的人”领着我去见乐天派的匪徒……最后是尼基塔·阿夫里坎诺维奇·马霍夫，一个模范的基督教徒，他衷心地同情苏维埃政权……
“手枪有什么用，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这里的人们，尽管都是些好斗之士，但大伙都喜欢悄悄的干。没有枪声……”
“在贝蒂别墅里既无枪声，也没有嘈杂声，一切干得既快又利索。没有惊动任何人，静悄悄地进来了，又静悄悄地把普里列达耶夫击昏，并巧妙地把他吊起来；静悄悄地，没有打扰任何一个入睡人的好梦，就从地窖里取走了牧首法衣圣器室里的珍宝……
康斯坦丁·普里列达耶夫在出售盗来的赃物时，曾付给中间人百分之二十五的佣金。如果加上博林从萨拉托夫带回来的那些珍宝，尼基塔·马霍夫的做法几乎是合乎情理的：四分之一的牧首法衣圣器室的财富归苏维埃政权，而四分之三归他，尼基塔·阿夫里坎诺维奇·马霍夫。一切都象是预先安排好了似的：丘尔金和对马霍夫缺少敬意的康斯坦丁·普里列达耶夫由苏维埃工农政权来惩罚；另一个固执任性的贼，德米特里，普里列达耶夫，则由马霍夫本人凭仗自己的权力来处罚。当然罗，这不会是一个人于的。体面的西特洛夫卡商人要干这种事，会找到合适的人选。马霍夫只需给个信号，用不着亲自去，一切就都办妥了。
他可以派几个帮手到克拉斯科，比如说那个阿赫默德，此人是个行家。我清楚地记得，他手拿丝绳站在我的背后，他肌肉发达，光裸着上身，傻里傻气地笑着。胸膛上刺着一个上吊人的纹身图案……
当然爆，他们干掉德米特里·普里列达耶夫就象是闹着玩似的。小心地敲几下窗子……普里列达耶夫未必会问来人是谁，因为老谈深算的马霍夫事先巳告诉他要介绍一个假顾主，而这个顾主会深夜来访。普里列达耶夫打开灯，开了门……突然被打倒，然后被扔进过厅，接着是第二次猛击后脑勺，然后把绳套在他的脖子上……
“所以，现在工作的中心是西特洛夫卡市场。”我在小组会上结束道，“力争尽快地在那里找到杀害普里列达耶夫的凶手和被他们隐藏起来的珍宝。要特别注意马霍夫商店和捷利亚特尼科夫饭馆。清楚了吗？”
看样子，大家全都明白了……
散会后，博林请求允许他在克拉斯科沃再工作一天。
“对‘荷兰人’、普什科夫和米哈依尔·阿尔斯塔温的情况实际上已调查清楚，”他说，“很难说从他们身上还能弄到点什么，尽管还可以试试。对莉扎·捷沙克，正象你指出的那样，暂时还不宜惊动她——会引起马霍夫的警觉。你打算亲自搞一下西特洛夫卡市场上的无政府主义分子……而我，如果你同意，要呼吸一下别墅的空气，不反对吧？”
我同意。
“去吸吸克拉斯科沃的空气吧！也许，你真会从那儿铺上一条通向西特洛夫卡市场的小路。”
“有可能通向西特洛夫卡，也有可能通向别的什么地方……”博林说。
我们沉默着。苏霍夫走进办公室，疑惑不解地瞅着我们，他把要发往萨拉托夫刑侦局局长的电报稿放在我的桌子上。我们请刑侦局对普里列达耶夫被害一事立即审讯他的哥哥，并用电报把审讯结果告诉我们，要尽快把康斯坦丁押送到莫斯科。
“可以发吗？”
“可以，而且要快一些。”
苏霍夫走后，我说：“彼得·彼得洛维奇，你忘记了我们说定的话。还记得在牧首法衣圣器室的珠宝加工厂里讲定的事吗？”
“请原谅，我想不起来了……”
“当时我们说定了要珍惜时间。”
“咦，你说的是这件事啊！那怎么会记不得，记得，记得……你当时训人就象训孩子似的。不过，难道我现在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不，沉默也是浪费时间。你是要我提出问题。”
“什么问题，可以问问吗？”
“你认为马霍夫没有参与谋杀德米特里·普里列达耶夫，是吗？”
博林冷笑了一声，小胡子都翘了起来，说：“你是个心理学家，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他皱起了眉头，继续说道，“不过，我还是想指出，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你把我的结论看得过于简单了。‘没有参与’……不，我不排除马霍夫参与谋杀，绝对不排除。就象赫沃西科夫说的那样，在生活里什么事都会发生，甚至是不该发生的竟也发生了。或许你，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是对的：克拉斯科沃野餐会的组织者是尼基诺·阿夫里坎诺维奇·马霍夫。但愿是这样，可是……”
“请解释一下这个‘可是’。”
“为了不浪费时间，简要谈一下，对吗？”
“不，要详细一些，我没有做任何限制。”
“对于如何能找到价值二千三百万卢布的珍宝，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发表看法，”我进一步说，“为了二千三百万来说，这是值得的，而你的意见也……”
“十分荣幸，”他点了点头，“那么，我想谈几点具体意见。”
博林的看法是：
1．马霍夫得知牧首法衣圣器室被盗的消息比我们早。当时他已清楚这是普里列达耶夫兄弟干的。他们哥俩打算把一部分偷来的东西卖给马霍夫（暂且先给他一些大块的宝石），赠送了一些珍珠，就是马霍夫通过“混合体”转卖给神幡手联盟成员的那一批。简而言之，普里列达耶夫哥儿俩同他直接打交道而不是通过第三者。当时是什么妨碍了马霍夫“收拾”他哥儿俩，井把窃来的珍宝攫为己有呢？那时，这样干更为简单和方便。他为什么要等这么久呢？出于什么目的呢？马霍夫可不是那种一事当前徘徊良久，犹豫不决的人。
2．在“希瓦自由城”的不成文的法律中有一条：最严重的罪行是——为了把窃来的东西据为已有，而杀死窃贼。无视这条规定，甚至西特洛夫卡市场的上层人物也要招致严重后果。马霍夫不得不遵守这条不成文法。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普里列达耶夫兄弟得手后，马霍夫不敢立即把他们干掉。看来，他同目前发生在克拉斯科沃的凶杀案无关。
3．不过，可以设想一下，马霍夫经过近两个星期的反复掂量后，最终认为，为把价值数百万的财宝攫为己有，值得违抗西特洛夫卡的这条不成文法。那么，这又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马霍夫偏偏要在这个时候要求会见民警局苏维埃副主席科萨切夫斯基同志，这只是为了打击和报复自己的竞争对手丘尔金吗？值得怀疑。首先，这次会见的后果是使他丢掉了在萨拉托夫的几百万，其次，他告诉了科萨切夫斯基，谁可能是克拉斯科沃野餐的组织者。最后，如果触犯了西特洛夫卡的法律，那么，为什么毫无反应呢！这样一来，就要收拾掉三个人：丘尔金和普里列达耶夫兄弟。多犯少犯反正是一个罪名，又何苦把莫斯科刑侦局卷进去呢！
4．使德卡特里·普里列达耶夫的死给人以自杀的假象。在刑侦局的多年工作中博林不止一次碰到棘手的复杂案件，但是这种伪造假现场的案件往往是急于获得遗产的儿子杀害了有钱的爸爸，作案者还有妻子、亲戚、奸夫或者情妇—一也就是同被杀者有这样或那样关系的人，那些围着他转，后来又极为悲痛地跟在死者灵车后号哭和送葬的人。
职业“凶手”最怕留下痕迹。他们懂得，揭穿他们这些没有任何瓜葛的人是最难的，而捉拿他们就更难了……
这是以前的情况。而现在的扒手不用多加思索就会把刀子捅进暴怒的被窃者的肚子里，甚至还会用机枪扫射住宅。当今有谁用为什么非要把他杀伪装成自杀呢？在马霍夫店铺里的西特洛夫卡的“凶手”比莫斯科民警局更清楚，日前的凶杀案的破案率是多么低！没有必要隐瞒，在“天涯海角”饭店，天哪，差点儿把莫斯科民警局苏维埃主席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科萨切夫斯基同志杀害了，因而，他，博林，不能保证一定会把罪犯押上被告席……
“情况就是这样，尊敬的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他用手指敲着自己的额头，“我把这里面的一切都亮了出来，请你考虑，老头的怀疑是否有根据。”
在博林的全部论断中，我觉得只有最后一点最令人信服。确实，做案的手法对于马霍夫一伙来说，太离奇了。在李沃夫公爵①和克伦斯基时代已无法无天惯了的职业刑事罪犯早已不讲究做案手法了。杀死——掠走——溜掉——变卖，绝大多数罪犯都是按照这个最简单的公式作案的。当然啦，牧首法衣圣器室的被盗不能列入普通案件。为什么要伪造德米特里·普里列达耶夫被害的现场呢？是害怕刑侦局吗？
【 ①李沃夫：１８６１－１９２５年，公爵，大地主，立宪民主党人。１９１７年３月至７月两度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总理兼内务部长。】
在“天涯海角”饭店同马霍夫见面时，我没有发现他有惊恐不安的神色，这个乐天派的匪徒表现得自然可亲，从容镇定。
是的，马霍夫应当明白，如果布尔什维克掌握了政权，那将会曰益强大，到时候他们就不会再容忍西特洛夫卡市场存在。不过，难道说，马霍夫指望在“希瓦自由城”崩溃之时，受到宽大处理吗？不管他是否杀了德米特里·普里列达耶夫，“希瓦”势必要崩溃——这也是他，马霍夫的末日。如果他不从莫斯科逃走，不躲藏起来，就会吃枪子儿。
“好吧，”我说，“假设说，克拉斯科沃案件与马霍夫无关，那么，又是谁到过克拉斯科沃，吊死了普里列达耶夫呢？”
博林耸了耸双肩，说：
“不知道，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说实话，不知道。”
“总会有某种推测吧？”
“一般来说，应当有。但是，我推测不出来，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只有某些疑点，我刚才已经讲过了。”
“……你是说，去克拉斯科沃……不过，你能期望得到什么呢？”
“克拉斯科沃不是巴黎，也不是伦敦，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
“无可非议。”
“既然这样，那么，一个人在那里不被人注意是困难的。死者住在那里，又从不露面，那是不可能的。会在车站上见到他，也会在住宅区里见到他，很可能，也结识了邻居，有人还会同他聊天，而他地会找某人说说话。谁到他那儿去过——人们可以看见，谁从他那儿走了——同样也会有人见到。我说个没完了……请记住：一月份的头几天普里列达耶夫是住在那里的……”
从逻辑上讲，博林的分析是对的。
“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所以我要到别墅去几天，呼吸一下那里的空气。”
“去呼吸吧！”我表示同意。
博林在克拉斯科沃没有呆几天。然而别墅的空气不单对他有利……第二天傍晚时分，他把一个人带回莫斯科。此人窄胸。一双金鱼眼，留着小胡子，梳着从正中分开的分头。
“请欢迎吧！”博林兴冲冲地向我介绍了那个人，“全克拉斯科沃台球手的最公正的保护人、台球大师、记分能手，当地台球室的管理员。”
“我叫艾沙，”那个人向我点头行札，“我叫艾沙·奇利穆。也许听说过吧？”
“很遗憾，没有这种荣幸。”
“在克拉斯科沃人人都知道我。”艾沙吹嘘道。
“全镇子唯一的和最有声望的台球管理员。”博林应和道。
最后查明，我们掌握的有关死者的材料很不全面。原来德米特里·普里列达耶夫不仅是个走运的窃贼，而且是个技艺超群的台球手。戈沙证实说，斯捷潘·安德烈耶维奇（普里列达耶夫在镇子里使用这个名宇）打台球时从未有过清杯的情况，他的打球技巧使克拉斯科沃最好的台球手都赞叹不已。
“戈沙在斯捷潘·安德烈耶维奇自杀前不久，曾在莫斯科见过他。”博林打断了台球管理员的话。
“是的，”戈沙肯定道。
“如果我没有弄错，是在尼古拉耶夫车站戒酒协会的茶室里吧？”
“是的，”戈沙又一次证实道，“是在喝茶的时候。”
“不是他一个人吧？”
“两个人。”
“请详细说一说那伙先生的相貌特征。”博林和蔼地提出了要求。
戈沙所描述的那个人，对我，对博林都是很熟悉的……
“彼得·彼得洛维奇，你的分析是正确的。”在听了台球管理员的叙述后，我说道。
“指的哪方面？”
“当然是说克拉斯科沃的空气对我们大为有益。”
“可是我在另一方面却错了，”他说，“好象不仅是一些‘油漆匠’参加了这场游戏……我们对西特洛夫卡采取什么措施呢？”
“等着我们把它彻底屏弃。你那个‘翻了身的镀锡工人’是怎么说的？”
“‘生活里什么都可能发生，甚至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博林援引了赫沃西科夫的话。
很快我们就把西特洛夫卡屏弃了……
二
关于首都将迁往莫斯科的消息官方尚未正式宣布，但是城里已经知道了这件事：知道人民委员们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们拟迁抵莫斯科，苏维埃机关将迁出彼得格勒。报纸刊登了因公征用“民族”饭店的消息。过去饭店的房间被拉宾、米哈依洛夫、克列斯托夫的商店和美国纽约银行分行以及不列颠俱乐部占用。报上还刊载了关于解除“殖民地所属国”租用权的消息。
关于苏维埃政府搬迁的消息成了资产阶级报刊发动一场新的反布尔什维克运动的信号，这场风暴比过去的更为凶猛。
检查机关查禁了一些文章，编辑们抱怨布尔什维克限制了思想自由。我认为，某些文章和报社编辑部对布尔什维克肆意谩骂、攻击，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他们猖狂污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们，攻击工农政权的对内对外政策，污蔑工农政权篡夺了立宪会议的权力。在《俄罗斯新闻》上有一个隐瞒自己真实姓名的人，论述说，布尔什维克主义开创社会主义是本末倒置，而列宁主义是穷大兵们的思想体系。他写道：“赶快把别人咬死，免得他把你吞掉——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法则，也是唯一没有张贴在墙上的法令。但是它却在人民失去理智的心灵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他津津乐道地描述了蒙受“莫大耻辱”的布列斯特和约和布尔什维克与左翼社会革命党人之间以及布尔什维克本身的矛盾；急不可耐地期待着“全莫斯科”的，也许是全俄的无政府主义分子的起义。
确实，在我拜访无政府大厦的前夜，雷恰洛夫估计可能发生的事逐渐成为现实。黑卫军的武装力量在二月底到三月上旬占领了越来越多的私宅，其势力范围呈环状，向位于市中心的苏维埃机关逼近。从市内各个地方把武器运往被占领的私宅，武器中有轻重机枪。据我方情报，在无政府大厦里安装了两门大炮，其中一门好象是炮闩坏了。
刊登在《无政府主义报》上的文章越来越放肆。这份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机关报公开号召发动“第三次社会革命”。
“人民清楚地记得，不久前那些布尔什维克们提出的口号：‘夺回被夺去的东西！’”来自德米特罗夫卡的思想家们煽动道，“人民不能也不想再等待了。请问，俄国的优秀儿子们为什么要死在监狱里和苦刑之中呢？请问，工人阶级和勤劳的农民为什么要进行革命和流血牺牲？！不要工人阶级政权，不要收归国有化，立即把工厂交给在那里劳动的工人们管理！不要骑在人民头上的工农政府，给人民以脱离任何政府和任何政权的绝对自由！
“不要可耻的投降主义，反对同德国资本家鞲和！全世界的被压迫者把反对压迫者的战争进行到底！”
立宪会议的议员们重又蠢动起来。旧军官们经常聚会。一些可恶的家伙在莫斯科河南岸的市区，在阿霍特商场。在
饭馆和小食品店里游荡。他们好象是来自被人们忘却的“俄国民众同盟”。“盟员”们从柜子里取出象教堂的神幡似的旗帜和带十字架、沙皇王冠的徽章，他们纵饮无度，大抖威风，跃跃欲试……
就连教会也准备再次向布尔什维克发起攻击。这可以从《教会箴言报》、《东正教朝圣者报》、《教堂与生活》和《神学公报》上刊登的文章中看到。
主教公会圣事理事会仓促地组建了自己的“团”和“师”。
在圣事理事会下面建立了“反迫害东正教委员会”。在莫斯科各教区的圣事理事会代表会议上通过决议：本市各教区合并成以“联盟理事会”为首的“教区联盟”。到处都成立了“宗教团体”，它们都归“全俄教区协会圣事理事会”领导。
战火中过来的教会握有庞大的军队，在南方、西方和乌拉尔地区成百倍或成千倍地在扩充反布尔什维克的武装力量。
一贯喜爱数学的雷恰洛夫对这支部队的人数作了一个估计。
他手里握着一段铅笔头，计算道：“据一九一三年统计。俄国共有二万多男女修道士，七万多男女见习修道士。一共是多少呢？就是说将近十万出家的僧侣。对吧？现在我们再算结婚的牧师。共有四万七千五百个教区，是这样吧？是的。有教区就有牧师、执事、诵经士、领班和圣歌合唱队指挥……让我们以最低数字——每个教区三个人来计算，总数为十四万多……现在加上宗教管理部门的官员、神学教员……这些人不会少于二万……加在一起有多少呢？二十五万多。这是核心，是近卫部队。要知道还有一些‘团体”、‘神幡手联盟’、‘教区协会’和各种‘联盟’，最后就是模范的教区的教民，教会可以随心所欲地指挥他们……算一算吧，列昂尼德，一百五十万，或是二百万军队，很可能是三百万，我不敢担保。他们之中最精锐的部队都在莫斯科一一有多少呢？大概六到八万人，假设有十万人吧。你还记得为了保卫教堂而捧着十字架和圣像的大游行和在红场上的‘全民’祈祷吗？真是令人终生难忘的场面呀！的确，教会是有实力的……”
这股力量现在越来越令人忐忑不安，犹如夜间的大火，时而在大都市的这一端，时而又在那一端燃起，掀掉居民身上的被子，迫使他们把胸膛贴在教堂的墙上；到处是基督教徒们的喊叫声，他们正在预言死亡、流血和饥饿……
每天夜里都有人张贴或往邮箱里投送印有八角十字架的传单。传单上印着拯救教堂的祈祷词和告东正教民众书；报道了在亚力山大涅夫斯基大修道院里彼得·斯基彼得洛夫神父被杀害的情况（“他主张用言教去开导那些失去理智的人们”）；描述了基辅的都主教弗拉基米尔殉教惨死的情景（为了永久地纪念殉教者，在三月份建立了“弗拉基米尔基金会”。而在莫斯科拟建一座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工人大厦）。
对于教会珍宝被盗一事，不言而喻，在传单上被大肆渲染一番，并做了各种大胆的推测。
或许用存放在法衣圣器室里的圣器从日耳曼人那里换来了布列斯特和约？
可以说，吉洪和这些由地下印刷厂印制的传单是没有牵连的：“炮声中的牧首”（在十月革命的隆隆炮声中古洪被选为牧首）是不会去散布诸如此类的谰言而沾污自己的名声。
雷恰洛夫和莫斯科人民委员会宗教事务人民委员获悉，传单的书写和散发是由极右派教唆并直接参与的。宗教事务人民委员感到自己在救世主基督教堂里如同在莫斯科工农兵代表苏维埃里一样自由自在，他干脆把安东尼·赫拉波维茨基大主教和沃斯托尔戈夫大司祭请了来。安东尼是个死不改悔的老牌反革命分子，他出身于古老的赫拉波维茨基贵族之家，这个家族曾占有诺伏格罗德省的大片土地、安东尼脱掉了炫目的军官服，穿上了朴素的长袍，他幻想成为新一代的菲拉列特或尼康。可是，时代变了，沙皇的佞臣们需要的不是尼康，而是拉斯普廷①。安东尼一贯维护罗曼诺夫王朝的利益，早在一九Ｏ五年他就给沙皇出过主意，要“人民复仇者”（也就是求助于黑帮分子）用私刑处死革命者（“大规模的屠杀，仅在一个月内革命之火就在俄国大地上熄灭”，“……神圣的教会歌曲取代了马赛曲，响彻四方”）。尽管在一九一七年登上牧首宝座的不是他，而是优柔寡断的吉洪——这是安东尼的看法。利欲熏天和顽固的大主教在全俄血腥大屠杀中追不及待地充当了一名刽子手，他不辞辛劳，磨刀霍霍，亲自搭起了断头台……
【 ①拉斯普廷：（1872——1916年）活跃在尼古拉二世的宫庭中的骗子手。他出身于农民，青年时代当过偷马贼。拉斯普廷曾冒充“预言家”和“神医”而钻人宫庭，并对国家大事起过很大影响，于1916年12月为保皇党集团所杀。——译者注】
与安东尼不同，《俄罗斯民众同盟》莫斯科分会的领导人之一沃斯托尔戈夫大司祭没有显赫一时的祖先，也没有家族的徽章，据有些人说，他甚至出身于布衣白丁。他在安东尼眼里是个酒鬼和贪财的人。
每逢见到沃斯托尔戈夫时，安东尼总是嫌恶地撇着嘴唇。可是到了一九一七年年底，两位主教大人交上了朋友，对苏维埃政权的仇恨把他俩联在一起了。
如果说能轻易地把那些资产阶级分子吓唬住（他们什么都害怕，怕封闭他们的报社）；把那些不识时务、玩弄阴谋的军官逮捕起来；而对无政府主义者，红军部队有力量包围被他们占据的私邸；为制服那些总是醉醺醺的《俄国民众同盟》的盟员们，只要加强民警力量也就够了，可是对付教会的武装力量就困难复杂得多了。三月初，计划选定一个重要场所向高级神职人员会议的代表们展览从萨拉托夫省运回来的牧首法衣圣器室的珍宝，井隆重地把约柜转交给圣器室。不久前，在这些约柜里曾保存着基督耶稣的法衣和金银珠宝衣饰，以及圣母玛丽娅的部分金银珠宝衣饰。在这些“全权代表”中，据雷恰洛夫估计，肯定会有安东尼和沃斯托尔戈夫。
尽管盗窃案没有查清，但我并不反对组织这次参观。我明白，应当把围绕失窃圣物所掀起的喧闹压下去，而匿名传单中散布的“布列斯特和约是靠圣器的代价换来的”谣言也就会不攻自破了。
“我们要给他们发出正式邀请，”雷恰洛夫说，“要请安东尼大主教和沃斯托尔戈夫大司祭做代表。而你再给牧首的秘书、他的法律顾问，以及法衣圣器室的执事打个电话。当然喽，象我说过的那样，你暂时只完成了自己职责的四分之—……不过把四分之一估价一下的话，也值七百多万。在政府机关迁到市里来的前夕，要整顿好秩序……”
三
不难看出，对于主教公会理事会代表团来说，再也找不出比牧首法衣圣器室珠宝匠费奥多尔·克贝尔·卡尔洛维奇更好的向导了。
然而，出于某种考虑，只得请卡尔塔绍夫代替克贝尔。
美术史教授阴沉地坐在办公室的角落里，吸着烟，团团烟雾飘向高处，在天花板下消失。从他那副愁眉不展的样子看，这儿的一切都不合他心意：办公室已年久失修，墙纸上尽是污迹；他也不喜欢穿着水兵衫，镶着金牙，进进出出忙个不停的沃尔任宁，当然他也看不上我。
“也许，再看一遍珍宝？”我提议道。
“我已经看过了。”
在我没有见到他的这些日子里，卡尔塔绍夫变多了。不久前，还是圆鼓鼓的两腮陷凹了，面色苍白，布满道道皱纹，肚子也小多了，两眼无神，就连坎肩上的小金链条也不那么耀目了……看来，食品危机似乎也波及到他身上。最近几天，莫斯科的食品危机达到了顶峰。
“不想到有粮食的南方去吗？”
“想过了，可又改变了主意。”
“为什么？”
“我的老兄，我有些顾虑，”他说，“我可是够胖了……我到了南方。就忍不住要去伊斯坦布尔或是那不勒斯的什么地方，也许会去巴黎，那就糟糕了……”
“那为什么呢？”我挑逗道，“不要食品购买证，没有革命，天也不冷，四季如春，阳光u媚，更不必担心自来水管出毛病。”
“得了吧，不能这么说。这对你，一个国际主义者是这样的，可对我来说，只有俄罗斯，她是不屈服的，尽管文化落后，甚至是农民的俄罗斯……”
“俄国大得很。”
“各有所爱。我在莫斯科住惯了，说心里话，真是习惯了。”
坐在我面前的又是先前那个乐天派的卡尔塔绍夫。
“我想起一个笑话。一个典型的农庄主，用现在的话说，是富农，对我说过心里话，那是在我用钟表去换咸猪肉的时候……猪，他说，那些讨人喜欢的猪，为了不把它们送到屠宰场，就在猪圈里用刀捅死……就这么干！”
“这个比喻不大得当……”
“是指拿猪作比喻吗？”
“是的。”我看了看表，又说，“会见的时间到了。”
卡尔塔绍夫哈哈大笑。
“请允许我来谈谈假道学方面的问题。自从查尔斯·达尔文证明了人不是上帝造的，而是猿猴变的，请原谅，是猪、是猴子还是白鹦鹉，不都是一样吗？我希望，我的这不会引起你的反感。苏格拉底、牛顿、出类拔革的拿破仑和哲学家黑格尔和大腥腥或黑腥腥是近视，他们的远祖在树枝上栖息，长着尾巴，在身上抓跳蚤！而猪，是一种安静善良的动物，特别是当它们吃饱了的时候……”
卡尔塔绍夫是属于那种没有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的幸运儿。总是这样或那样的情况妨碍他把自已的思想有逻辑地阐述出来。比如现在，他又不得不中断自己的议论：戴着高筒僧帽的威严的大主教出现在办公室门口。
“这位是安东尼大主教，这位是民警局苏维埃主席科萨切夫斯基同志。”卡尔塔绍夫介绍道。
“十分荣幸！”安东尼的声音低沉，他那雪白的长须垂在胸前，在僧帽上缀着钻石十字架和镶满了宝石的椭圆形圣母小像，这使他显得庄严漂亮。
这就是他，安东尼·赫拉波维茨基，那个想在全俄大屠杀中充当执刀人的安东尼·赫拉波维茨基！
现在我明白了大主教为什么渴望主持俄罗斯东正教会。不言而喻，一个仪表堂堂的大主教竟把牧首的宝座让给了相貌丑陋的吉洪，这实在令人寒心。无可奈何，这是命运的安排。
主教公会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与安东尼相比就逊色多了。粗鲁和不修边幅的沃斯托尔戈夫穿着长筒皮靴；腿短而肥胖的克罗托夫曾是最神圣的东正教主教公会的法律顾问；饱受痛风病折磨的有些神经质的奥尔苏菲耶夫伯爵，时常用手帕去擦眼睛，这几个人怎能同安东尼相比呢！
难道只有那位季米特里修士大司祭才能……可是他一言不发，闷闷不乐地站在一边。他讨厌安东尼·赫拉波维茨基、沃斯托尔戈夫和奥尔苏菲耶夫。对于基督教徒来说，厌恶他人是一种罪过，尽管他尽量克制自己，但是做不到。这就使他更加苦恼。
“象季米特里这样的人活在人世间也太难了！”我思什道，“可是，他又能到哪里去生活呢？难道去边远的修道院……可是过一二年这样的修道院还会剩下多少呢？筑起什么样的墙才能抵挡住尘世间涌来的浪潮呢？隐士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人们已不再去追求和向往它了。
据我所知，根据季米特里本人的请求，不久后，他就不再负责掌管牧首法衣圣器室的事务了。他打算到瓦拉姆修道院或到索洛夫卡去为人间的罪孽祈祷。好吧，愿他一帆风顺！
此时，卡尔塔绍夫内心的乐观主义、悲观主义、实用主义、纯理性主义的争斗已被对苏维埃民警局所承担的责任所代替。他对达尔文理论和自己的哲学观点做了充分的发挥。他的科学知识和对历史事实的无所不知使主教公会代表团的成员们感到震惊。
沃斯托尔戈夫得意地哼哼着，微张着嘴，象是要就着雅罗斯拉夫尔的腌鲜黄蘑喝下一杯久已盼望的香橙甜酒似的（“啊，我的圣母，布尔什维克把俄国搞成什么样子啦！”）。至于奥尔苏菲耶夫伯爵，由于卡尔塔绍夫顺便提到了他那光荣的祖先——在彼得大帝时代在皇室侍从长的瓦西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奥尔苏菲耶夫和在叶卡捷林娜二世时代任御前大臣的亚当·瓦西里耶维奇，使他深受感动和宽慰，甚至连安东尼眼角的皱纹也舒展了一些。
所以，当沃尔在宁给我暗示，让我离开办公室到隔壁房间去接博林打来的电话时，除了季米特里，其他人谁也没有注意。
博林向我报告说，对克贝尔的审讯已结束。
“顺利吗？”
“是的。”他一反常态，明确而肯定地回答道。
他提到了几个人的名字，其中有瓦西里·梅斯梅尔男爵。
“这就是说，男爵目前应该在莫斯科，对吗？”
“完全有可能，”博杜说，“当然，如果他还没有离开……”
他又问道；“需要我回去吗？”
“不，彼得·彼得洛维奇，先不用。在我们把全部情况查情之前，你们把克贝尔周围的人搞清楚。”
我向苏霍夫、沃尔任宁和阿尔秋欣下达指示后，又回到原处。
季米特里象先前一样仍站在窗户旁；奥尔苏菲耶夫的手里揉搓着手帕，向洋洋得意的卡尔塔耶夫打听着什么；克罗托夫、沃斯托尔戈夫和安东尼正在看被我们没收来的传单，我故意把这些传单放在显眼处。在这些传单上放肆地渲染牧首法衣圣器室里的珍宝的不幸命运。
安东尼看见我后，两眉紧蹙，眼用射出一道怒火，似乎要把这些传单烧成灰烬。所有在场的人都看出，大主教满腔怒火。
“太令人不快了！”沃斯托尔戈夫叹了一口气，倒换着双脚。
“应当受到谴责。”安东尼郑重地说。而我又加了一句：“不仅是谴责，还要由法院来审理。如果这些传单的作者还不停止活动的话，他们将会因诽谤苏维埃政权而受到起诉。我们正在调查……正如您所知道的，秘密迟早都会公开的。”
“只是经常和过后而已，”安东尼老练地对我说。
“可能是这样，大主教阁下。但是，不管怎么说。您的采访和有关这里的一切消息，”我把房间环视了一遍，桌上摆满了教堂用具，“再过一天将刊登在全国所有的报纸上……”
捕鼠器的小门“啪”地一声关上了。
“要登报吗？！”沃斯托尔戈夫被刺疼般地叫了起来，仿佛喝下的不是一盅斯米尔诺夫的烧酒，而是松节油或更难咽的东西。奥尔苏菲耶夫伯爵急急忙忙把手帕塞进衣袋。
“应当怎样理解您的话呢？”
“照原意，伯爵大人。”
只有安东尼不动声色。他漫不经心地把我递给他的要登报的一则消息扫了一眼。
“努，怎么……”安东尼望着我，辛切地问道：“您没有在骑兵里服过役吗？”
“没有这种机会。”
“那太奇怪了，您可有老骑兵的风度……”安东尼停顿了一下，然后说道，“至于看到的情况，您可不必怀疑，我们将如实地全部地向主教公会报告。我们将共拿我们那苦难的心灵在这里感受到欢快。”然后他又换了一种口气，说道，“至于传单嘛……传单，这是过去的事了。我们原谅那些误人歧途而无意中犯下的罪过，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干了些什么。我不敢向您进言，不过请您务必意识到，看来，不会再……”
我再一次地确信，俄国教会失去了一个象安东尼这样的有才能的牧首。
卡尔塔绍夫好象这时才嗅到火药味。他可以继续发表自己的哲学见解和给主教公会的成员们讲笑话，可是他们突然急着要走，于是，卡尔塔绍夫也起身告别，同他们一起走了。
“当然，满意了吧？”季米特里冷笑道。
“每一个处在我的位置上的人都会这样做的。”
修士大司祭眼里充满了痛苦，声音低沉：
“‘尘世茫茫，一切皆空’，”他忧郁地援引《耶酥言论集》一书中的警句“‘有过的，将来还会有；发生过的，将来还会发生。太阳下没有任何新生之物。常有这种情况，人们说：注意，这是新生之物；可它在我们之前，已存在多少个世纪了。”
修士大司祭能背下整本《耶酥言论集》。我急忙把话题转到移交保藏法衣和圣器的约柜的仪式上。这不用商量多久，而后我说，“那个参与盗窃牧首法衣圣器室的人被杀死，亚历山大·维肯季耶维奇，他是被吊死的……”
季米特里划着十字。
“您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消息？”
“出于个人目的，亚历山大·维肯季耶维奇。我是地球上一个既狡猾又自私的人。我说话都是有目的的。问题在于，死者被害前不久曾在戒酒协会里见过另外一个人……”
“见过谁？”
“牧首法衣圣器室的珠宝匠费奥多尔·卡尔洛维奇·克贝尔。”
“您想从我这里知道些什么呢？”
“真相。”
“那可大多了。列昂尼德。”
“您知道那次会见吗？”
“知道。他们见了好几次。”
“见面的目的是什么？”
“盗窃者想把偷去的宝物还给教会。”
“赎罪吗？”
“不是，他想获取相应的报酬。”
“也就是说，把从教会里偷来的东西再卖给教会吗？”
“是的。”
“结果怎么样呢？”
“我拒绝参与这种亵渎神灵的交易。”
“所以就声明要回到修道院去，是吗？”
“是的，”他证实道。
“纯洁的心灵，有远见，……然而不是所有的人都会仿效您的榜样，不是这样吗？”
“请原谅，列昂尼德，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克贝尔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不过，归根结底这毕竟是教会内部的事务，我们不打算于预。我感兴趣的是另外一个问题：除了牧首法衣务器室的宝物，被窃的还有另外一些存放在那里的珍宝……”
修士大司祭那长长的手指快运地拨动着深色琥珀念珠。
“瓦西里·梅斯梅尔知道被害者的想法吗？”
又是一阵沉默。
“关于这点，顺便说一句，克贝尔也告诉了我们。拒绝回答——本身就是一种回答，亚历山大·维肯季耶维奇。”
季米特里走到桌子前，拿起金约柜，重又把它放到桌子上，然后在沙发椅上坐下。
“那个不幸的人不是梅斯梅尔杀害的……”
他弓背坐着，缩着双肩。年迈而体弱的老人不愿被这个事件所牵连……
说老实话，我们再没什么好说的了。沃尔在宁探头向门里张望，当我来到走廊上时，水兵对我说，瓦西里·梅斯梅尔同一个陌生人现正在老梅斯梅尔的家里。行动小组正准备出发，我检查了自己的白郎宁手枪，把子弹压进枪膛，关上了保险。
“有汽车吗？”
“在门口等着，科萨切夫斯基同志。我们马上出发吗？”
“立即出发。”
“已经从四面把住宅围住了，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现在他跑不掉了。”不知何时从黑暗中冒出来的苏霍夫说。
马达发动了，汽车里又挤又冷，散发着浓烈的汽油味。
“加速，小伙子！”阿尔秋欣对司机说。
马达吼叫，我们冲出了大门。在我的身后，一个赤卫队员紧挨着我的后脑勺子喘着粗气。
四
子弹打在墙上，溅了我一身灰士。我只听见一声枪响，然而是打了两枪：大门上留下了两个弹孔，从室内透出了灯光，他们没有关上过道的灯。看来，是同时开的枪，因为只听到一声枪声。
苏霍夫的脸色苍白。他严峻、询问似地望着我：好象在说；无论如何都应当采取行动了，怎么干都行，重要的是行动。
又是一声枪响，又扬起了一阵墙灰士，又多了一个小窟窿。他们满怀仇恨……
门板上透亮的小窟窿消失了，过道的灯熄灭了。难道想溜走吗？这不可思议，不过，在某种情况下，人是会不由自主地干蠢事。
“你听着，梅斯梅尔！”我大声喊道。“你听见我说话吗？”
“听见了。”
“我劝你打开门，放下武器。”
“你拿什么作交换条件？”
的确，用什么作交换呢？
“我保证你的人身不受侵犯，不仅是你，还有你的那位朋友。”
“送法庭吗？”
“是的，交革命法庭审判。”
又是一枪，可是打的很不准，男爵把枪口抬高了，子弹打到天花板上了。
“等一下再开枪，我还没有讲完。我想提醒你，这次我们采取了一切措施，肯定溜不掉的。你不仅使自己面临危险，还要牵连房子里的其他人，其中包括你的父亲，梅斯梅尔！”
回答的是一阵辱骂。别看男爵生在异国他乡，然而却能熟练地用俄语一句接一句骂出许多脏字眼儿。沃尔任宁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