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值班员向我报告汽车已来到时，我把莫斯科刑事侦察局局长的电话记录又看了一遍：“……牧首法衣圣器室失窃物品清单一时还整理不出来，但是据负责守护法衣圣器室的修士大司祭季米特里和格罗兹依省的米哈伊尔大主教讲，损失约几千万金卢布……反苏维埃分子散布谣言，说法衣圣器室收藏的东正教圣物被盗，有基督耶稣的长袍和圣母像上的一部分金银宝石的镶饰物。这招致情绪激愤的居民蜂拥而来，围住了法衣圣器室，很可能发生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和动用私刑，这是我们所不希望的，所以我请求采取紧急措施……”
勿庸置疑，刑事侦察局局长本人不会采取任何措施。照他看来，此事应当由民警局的苏维埃主席处理。
“克里姆林宫警卫队已经封锁了法衣圣器室了吗？”我问值班员。
“我不知道，科萨切夫斯基同志。我同他们怎么也联系不上。”
“那么，杜博维茨基已经到达出事现场了吗？”
“同样也不知道。”
“那你知道些什么呢？”
他不自然地笑了一下，叹了口气，就把我扔过去的电话记录放进一个蓝色卷宗里。卷宗的封面上印着一行字：“莫斯科市市长办公室”。值班员的报告也好，卷宗也好，都转交给了我们，接受了一份不怎么样的财产……。
我命令把牧首法衣圣器室被窃情况用电话通知民警局苏维埃主席霍恰洛夫后，在阿尔秋欣陪同下出了门。
天色朦胧，但此起彼伏的钟声已响彻整意逼人的晨空，在召唤人们去做早弥撒。风儿带着钟声掠过特维尔广场的上空，掠过黑压压的光秃树林，掠过尚未拆除的街垒。
“咚……叮咚……叮咚叼咚……”
风卷裹着垃圾和夜里落下的雪片击打着结了一层冰的鹅卵石路面。
寒冷，忧郁使人不快。穿着军大衣在莫斯科市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红色大楼前的大地旁站岗的士兵都要冻僵了。在特维尔广场对面的斯科别列夫［（１８４３－１８８２年），俄罗斯军队的将领，他继承了苏沃洛夫的训练军队方法。］铜像上结了一层冰，他高举着马刀凝视着士兵。
“要我帮一把吗？”阿尔秋欣问司机道。司机正在那儿摇动马达摇柄，已有十分钟了。
“用不着，我对付得了……”小伙子擦了一下额头的汗水，又接着干。看样子没指望了：一只大黑猫斜睨着汽车，从容不迫地穿过了马路。
“你乱窜什么！”阿尔秋欣有点冒火了。
莫斯科苏醒了，一会儿这家，一会儿那家的窗户里透出灯光。满载着劈柴的有轨电车的小轮子发出轧轧的响声。一队赤卫队员经过将军铜像前“德累斯登”饭店走去，清扫工人慢吞吞地走上大街，聚在就近的一家住宅门前懒洋洋地聊天。从这座楼房的阳台上醒目地悬挂着一张极端无政府主义者的宣言书。
“清扫工们，大搞无政府主义吧！”它号召道，“看门的弟兄们，大搞无政府主义吧！”“囚徒们、扒手们、杀人犯们、妓女们！
生活在黑暗中的儿女们将成为光天化日下的英豪……大搞无政府主义吧！”
从那些将要成为“光天化日下的英豪”的清扫工那虚肿的脸上露出的表情看，与其说他们对无政府主义问题感兴趣，倒不如说更对喝上几口酒更有兴致。有几个惯于俯首听命的清扫工用铁锹懒洋洋地铲刮人行便道。
实在忍无可忍的司机变着花样儿的骂了一通。这阵痛骂好象降服了汽车发动机的反抗，马达呼噜呼噜地响了起来。
“可以走了，科萨切夫斯基同志，”司机说，“只是请您把烟掐灭，免得引起爆炸。这可不是一匹马——是机器。”
阿尔秋欣的个头很高，身材魁梧，肩上垮着一支短枪，他给我打开车门，“请吧，列昂尼德·鲍利索维奇。”
这位西伯利亚人的动作很得体，他毕竟是一个经过严格训练的副官。
“穿过斯达列什尼阔夫大街，然后沿大德米特洛夫卡往前开吗？”司机问道。
“是的，”阿尔秋欣肯定回答道，“怎么能走特维尔广场呢？难道蹦过去，路面全都翻浆了。应当让庄稼汉来干，换下那些不爱劳动的小市民。庄稼汉们会一下子把路都铺好的。可这些人能干什么呢？连钢钎子都握不住……”
说实在的，克里姆林宫离得很近。然而，阿尔秋欣却认为，莫斯科民警局苏维埃副主席外出办公事，那一定要乘坐小汽车，何况这部车子在十二月份就拨给我们了。
“请按喇叭。”他向司机命令道。
“为什么要按喇叭？”
“壮壮声势嘛，傻家伙！”
司机按响车上的电动喇叭，这时德米特洛夫卡大街上响起一阵喇叭声，以致站在某机关门口打瞌睡的哨兵猛地抬头四下张望，立即站得笔直，持枪立正。
“这才象我们的人！”阿尔秋欣满意地说。
红场上人很多，在伊维尔圣母小礼拜堂周围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信奉上帝的人们独自或成群结队地朝敏柯尔斯基大街和卡赞大教堂移动着。被炮弹打破的斯巴斯钟楼上的指针停留在三点三十五分上，对它来说时间已经停止了……
安装在克里姆林宫城墙上的探照灯全都关闭了。展开双翅在高空飞翔的双头鹰，落在钟楼上，它在啼听教堂的钟声，不怀好意地睨视着高大墓碑上的纸花、花圈和黑红缎带，这里安葬着去年十月死去的人们。据说，每逢夜晚，有些不安分的魂灵就在广场上游荡。吓唬那些畏敬神明的居民……
汽车的前灯照亮了领着两个孩子站在墓地旁的老太婆，几个女人和一个持枪的赤卫队员。城墙上有一条红色标语，上面写着：“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先驱者永垂不朽！”字迹已模糊不清了。
我们来到了斯巴斯钟楼。在挂着小红旗的旗杆旁边，在基督耶酥圣像下面点着一盏神灯。阿尔秋欣赶忙摘掉头上的帽子。在胸前划着十字。司机以责备的眼光望着他。
“同志，上帝是不存在的！”
“你不说，我也明白。”阿尔秋欣严厉地说道，继续在胸前划着十字……
二
克里姆林宫警卫部队的战士们从教堂广场把伊万雷帝教堂、钟楼和费拉列托夫妇配殿包围了起来。自动聚拢来的人群用粗野的话骂娘，他们一边向卫队士兵逼近，一边用挂在皮带上的小锤，尖头木棍和铁棒子进行威吓。
包围圈稀松不严，如果没有一辆灰色装甲车压阵的话，人群冲破它是不成问题的。这辆装甲车不很惹人注目地停在钟王那宏伟的基座旁，两挺机关枪也还顶用，只要机关枪稍微一摆动，人流立即向后退缩，在士兵警卫线的前边露出一块宽阔的空地，空地上的雪也被踩结实了。这些自动聚集的人们并不知道在克里姆林宫的武器库里连一条机枪子弹带都没有，更不知道装甲车上的机枪早在十月起义时被士官生们毁坏了……
从站在装甲车旁边的人群中走出来两个人，一个是莫斯科刑事侦察局局长杜博维茨基，革命前他是个律师，另一个是后脑勺上扣着
顶海龙皮帽的胖子，美术史教授卡尔塔绍夫，通常杜博维茨基总是邀请他担任法定鉴定人。
“早上好，科萨切夫斯基先生，”卡尔塔绍夫若无其事地同我打招呼。
教授属于那种在他人不快中依然能为自己寻求欢乐的人。狂怒的人群、士兵、装甲车，当然还有耸人听闻的盗窃案，而明天所有的报纸都会大肆渲染这桩案子，这一切都使他开心。
杜博维茨基则与他截然相反，他的举止得体，表现出痛心的样子，这符合他的官员身份。他握住我的手同我问好。从杜博维茨基那焕发的面容，精心修饰的鬓角和俏皮的山羊胡子，可以看出，他不仅睡眠充足，而且有足够的时间注意自己的仪表。他身上散发着一股名贵的香水味——这是每一个上层人物必用的奢侈品。
我问了一下，长袍和金银衣饰是否确实被窃。
“哦，没有，”卡尔塔绍夫诙调地叹了口气说，“东正教徒们没有破产！只是精制的匣子被盗走了，而圣物却扔下了……”
我同卡尔塔绍夫谈妥了，请他列出最珍贵的物品清单，我又问社博维茨基是否勘察过法衣圣器室里的作案现场。
“还没有去过，想先等您来，”他解释说，“不过，我们的人已经在那儿工作了。顺便我向您提一个要求，列昂尼德·鲍利索维奇，请您同警卫队交涉一下……”
“交涉什么？”
“关于士兵……装甲车……说实在的，这种军事气氛没有必要，它只会使那些本来就激愤的教徒更加狂怒了。”
“如果我没弄错的话，不正是你本人请求采取措施对付这些教徒的吗？”
“那时我还不知道，匪徒们没有动长袍和衣饰。而现在，弄清楚了……”
“难道还没有对他们，”我用头指指人群说，“讲清楚这个情况吗？”
“当然讲过了。警卫队副官已经宣布，圣物受到保护。”
“那么，这是怎么回事？”
“他们不相信，”杜博维茨基说道。他上豫了一下，又接着说，“警卫队副官在他们中间没有威信。”
“那么，请允许我打听一下，谁在他们中间有威信呢？’
“季米特里修士大司祭，”杜博维茨基带谦意地说，“我已经同他谈过了……”
“那又怎么样呢？”
“荣幸的是，我把他说服了。他可能会使人们安静下来……他是可以信赖的……”
“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指望的只有机关枪，维塔利·奥列格维奇。”
杜博维茨基机灵地躲开了扔过来的石块，耸了耸双肩。
“悉从尊便。”
从我背后突然钻出来一个穿着黄狼皮大衣和戴夹鼻眼睛的人。他毅然地说道：“科萨切夫斯基先生，我做为《俄罗斯新闻》的采访记者，”他递过来记者证，“想对您提一个问题……”
“如果允许的话．还是让我先提一个问题，你是怎样穿过警戒线的呢？”
穿皮大衣的人受宠若惊地咧嘴笑了。
“我向您直说，这并不太难，只要机敏一些……”
“那就请你再显露一下自己的机敏，照原路返回，这会更容易一些。”
“我表示抗议！科萨切夫斯基先生。”
“这是很自然的。”
“请允许……”可是，阿尔秋欣己亲自把他交给了临近的一个战士。
4杜博维茨基以不赞同的目光默默地注视着这个场面，皱起了眉头。
“太冒失了，列昂尼德·鲍利索维奇。不管怎么说，他终归是《俄罗斯新闻》的记者，代表着独立的知识分子的声音。”
当然罗，关于这家报纸的“纯洁特性”是可以争论一番的。但这又有什么用呢？要知道、杜博维茨基不仅把《俄罗斯新闻》，而且把他自己也列入超出党派之争的知识界。革命前的律师认为，目前他和他的志同道合者应当把民主力量联合起来并引导他们……可是引向何方．杜博维茨基却不大清楚：引向世界性的基督教组织，引向共产主义，还是引向由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教授掌权的君主立宪制。
一九一七年夏天，临时政府当权时他被任命为刑事侦察局局长。而现在因把刑侦工作搞的一团糟，而结束了自己的仕途生涯。
“关于俄罗斯知识分子问题，我们以后再谈，维塔利·奥列格维奇，而现在，请费心给我介绍一下案情。”
“对，对，那当然了，”他连忙说道，“全部犯罪活动暂时还没有搞清楚，不过……”
据杜博维茨基说，昨天下午法衣圣器室的执事，季米特里修士大司祭，在值班侍者，承包工和两名工匠的陪同下前往法衣圣器室，大门上的封条，锁头完好无损。
可是，当执事走近放在门旁的一个散了架的框子时，这正是要修理的框子，发现了玻璃碎片。他向壁龛奔去，置在壁龛外面的厚玻璃被打的粉碎，壁龛是空的。这时，值班侍者也喊叫道，第一和第二小室中间的门被毁坏了。
经查，原先装着十字架、香炉和镶宝石的圣母小像的八角形玻璃柜空了。盗贼把橡木框里的第三、第四和第五层小格和靠墙放着的玻璃柜、铁皮箱内以及五斗橱内的物品洗劫一空，五斗橱里装着乌斯宾大教堂的珍宝，其中也有东正教的遗宝。
“为什么不在昨天，而是今天才把有关被盗的情况向苏维埃政权报告呢？”
杜博维茨基无言对答。
“修士大司祭，”他说，“是在早晨四点钟左右往我家灯电话报案的。我到了这里之后，才知道了被盗情况和时间。”
“你讯问过修士大司祭吗？”
“没有，我认为，这不大会适。”
“那么，你认为侦破盗窃案合适吗？”
“看您说的，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我手下的工作人员已经从值班侍者，承包工和法衣圣器室的珠宝匠克贝尔那儿取了口供。我看，这足够了。”
“最后去法衣圣器室的是哪些人，在什么时间？”
“这很难答复您。”
“修士大司祭在这儿吗？”我问道。
“当然在，列昂尼德·鲍里索维承 我觉得，从他哪儿再了解不到什么情况了，盗窃案发生后他很不安。”
我派阿尔秋欣去找修士大司祭。没费多大功夫就找到了他。修士大司祭同一位年老的修士站在离我们几步远的地方。他身材很高，体格匀称，长的很漂亮，有点儿象画中人。他那蓝色的眼睛严峻而又平静地凝视着远处，似乎在期待着什么。
“为什么今天您才把被窃的事报告民警局呢？”我问道。
“这是有原因的。”
“什么原因？”
“如同世俗社会一样，在教会的教阶体制［指东正教神职人员的等级和教务管理的体系和制度。不同等级的神职人员在举行圣事时具有不同等级的“神权”，在教务管理上也是如此。］里也存在着从属关系。”他沉着并令人信服地解释道，“因此，在我获知被窃情况后，我认为，有责任首先向大主教报告，并遵照他的指示行事。”
“就是说，是他不同意您立刻向我们报告的了？”
“您过急地下结论，科萨切夫斯基先生。显而易见，大主教并没有表示不同意。发现被窃时他不在这里，他到兹维尼戈罗德去了。我紧急打发信差到他那儿去。我一接到至圣的主教大人的指示，立即就给杜博维茨基先生打了电话。
“您为什么那么长时间没去查看法衣圣器室？”我觉得，他有些发窘。不过，可能，这仅是我的感觉而已。
“过多的去那儿查看，我认为，没有必要。”
“看来您错了。”
“我准备在上帝和僧侣代表大会面前承担自己的过错。”
看来，季米特里相信上帝和主教公会是不会对他兴师问罪的。顺便说一句。如果我处于他们的位置上，我也会宽恕的，因为查看法衣圣器室未必就能防止被盗。同时对自己的职守掉以轻心，这也完全不象季米特里的所作所为。
“您怀疑是谁干的呢？”
“我的教职不允许我去怀疑任何人。”
“失窃物品的清单列好了吗？”
“看来，列出来了。法衣圣器室的珠宝匠克贝尔正在做这件事。”
“您完全相信他吗？”
“克贝尔在法衣圣器窒的首饰加工广里已经干了二十多年。除此……”他没有说完这句话就停住了，两眼向上看。
一个人双脚蹬着粗花纹的墙壁，顺着排水管往下滑动。挂满了冰柱的铸铁皮吱咯作响，一些碎铁块在下脱落……
“这是怎么回事。”
“这好象是沃尔任宁，”杜博维茨基不大肯定地回答道。
“沃尔任宁是谁？”
“一个水兵……他是我们的侦察员、”
在离地面还有二米多高的时候，沃尔任宁两手悬空跳了下来，穿着毛袜子的双脚轻轻地落在地上，看来，皮靴子放在法衣圣器室里了。他走到我们跟前，咧嘴一笑，露出了金牙。他开玩笑似地作了自我介绍：“革命的波罗的海舰队的光荣和骄傲，尼古拉·谢沃斯季亚诺维奇·沃尔任宁。”
杜博维茨甚不悦地摇了摇头。
“哎，为什么要顺管子滑下来？有楼梯嘛……这可不太好。”
“做个实验，杜博维茨基同志。”
“做什么实验？”
“验证一下，看看那些盗窃法衣圣器室的家伙是否有可能使用缩帆带［拉紧或放松船帆的绳子］。”
“原来是这样！”
“稍歇一会儿，我再爬上去。”
“你会把脖子摔断的，”我说“我劝你不要去冒险，碰运气。”
他对我挤了挤眼，用手掌抿平被汗水浸湿的额发。
“运气——可象个好心的女人！”
“那要看对谁啦……”
“当然是对海员。她永久地爱上了我，我同她相爱可不是头一年了。好了，我们上边见！”
杜博维茨基目送着水兵，闷闷不乐地说，“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您瞧，我们就是同这样的干部一道工作啊！”
我同意他这个未说完，但有所指的评语。当我参加解除第二舰队的无政府主义水兵的武装的战斗时，曾在彼得堡见过类似的“水兵兄弟”。不过，杜博维茨基不能指望我对他的同情，即使他的看法是对的，我仍然不能消除自已对他的反感。
沃尔任宁象猫似的灵巧地顺着排水管往上爬。看来运气确实和他有缘分……
我转身对季米特里说：“您是否陪同我们去察看一下，亚历山大·维肯季耶维奇？”
“如果有必要的语……说实话，我还要去教会事务管理处一趟，那里在等我……”
“那我就不打搅您啦，亚历山大。维肯季耶维奇。”
修士大司祭走后，杜博维茨基惊异地问，“您早就认识司祭大人吗？”
“至少有二十年了。他在中学任教时，我在那儿念书。他的俗名叫亚历山大。维肯季耶维奇·舒金。”
“翘鼻子的水兵真的爬上去了！”传来了阿尔秋欣的喊叫声，“真是只好猫！”
我们仰着脸朝上看去，沃宁任宁的身影显得很小，他朝着我们挥了挥手，钻进了楼角处的窗口。
“狗崽子，”我暗骂道，然后说，“你很走运呀，维塔利·奥列格维奇，给你派来了一个多么能干的小伙子。”
“那还用说，那还用说。”他赞同道。
三
我们从散了架的柜子旁走过，柜子放在墙根下，用蒲包裹着。在昏暗的大厅里散发着一股霉烂的气味、土腥味、灯油味和什么东西烧焦了的气味，黑乎乎的石头墙壁上满是烟灰，脚下的碎玻璃咯吱作响，地板上全是玻璃碎片。在离长方形的神龛不远的地方堆放着一团绳子和帆布，还有一些烟头，锤子，被砸扁的镀金酒杯和一个瓶子里面装着半瓶子液体。
“看来，匪盗们是在这儿包扎被窃物品的。”杜博维茨基指出道。
“我总是非常钦佩你的洞察力，维塔利·奥列格维奇。”
他的脸胀红了，不知所措地掏出了烟合，可又把它放了回去：在法衣圣器室里禁止吸烟。
“你爱吸烟？香烟和香水一样都是高级商品，我好久没有吸烟了……”
离窗户不远的地方堆着一堆揉皱了的锦缎被褥，天鹅绒和丝绸被子。法衣圣器室执事的助手，一个头戴褪了色的法冠的麻脸修道士赶忙把灯送了过来，其实没有灯光也能看得清。这里有：绣满了风信子图案的高级僧正的长袍，前胸上还装饰着写有古代经文的天鹅绒绣衣；用金线绣制的方巾［用来复盖祭坛上的棺柩模型的布］；几乎有一人高的头部开口的古希腊袈裟；东正教主教的法衣以及圣职证书。
过去在宗教学校考试时，我被这些宗教服饰折腾得晕头转向。主考人是个诡计多端的瘦老头子，他不停地打着嗝，出于某种想法，或许只因生性恶毒，一定要使我考不及格。
“法衣表明什么，它是神甫穿的吗？”他活象个问号似的，弯下腰，把听筒贴在耳朵上。
“当士兵们嘲弄救世主耶稣的时候，”我胡扯道，“他们给他披上一件头部留个小孔的衣服，把脑袋露出来。后来为景仰钉在十字架上受苦的耶稣，教会认定那件衣服是圣物，它提醒教士们，在他们履行圣职时，它是代表上帝的，在处理一切事务时——代表着真理。”
“教士穿上法衣的时候应当说些什么？”
“赞美歌的歌词是：主啊！圣明的主是真理的化身，圣明的主给人间带来欢乐。”
老头子不满意地打了一个嗝，又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主教的法衣表阴什么？”
“根据西梅翁·索伦斯基的解释，那件法衣表明上帝的力量是万能的……”
老头子整得我汗如雨下，然而他给了我最高分。
不久，亚历山大·维肯季耶维奇·舒金弃俗从僧，改姓季米特里。他很擅于把此类深奥的大道理灌入不大开化的宗教学校学生的头脑里……
有趣的是那个恶毒的老头子若是见到了这堆东西，会说些什么呢？
麻脸修道士吃力地跪在地上，从衣服堆里扯出一件缝着项巾的锦缎法衣，表明它是大主教穿的。他用手掌托平锦缎的皱折，又吃力地站了起来。
“这是全俄第一位，最圣明的约夫大主教的法衣，”他说，“弄得这么脏了，渎神的人……金花被撕掉，花边也扯了，珍珠全摘光……”
“一共有十二颗大珍珠，每颗的重量都在十到十六克拉。”一个人用颤抖的声音轻声说道。
说话的这个人又矮又瘦，在瘦削的双肩上却长着一个不相称的大脑袋。他站在修士的身后。我没有看见，也没有听见他是怎样走到这儿来的。这使人纳闷，因为这里每走一步都会发出碎玻璃的响声。
“请问尊性大名？”杜博维茨基问道。
“克贝尔·费道尔·卡尔洛维奇。法衣圣器室的珠宝匠。”
他穿着一件黑色的拖地的斗篷。这副扮相使他象一个奇异的黑蘑菇。他戴着眼镜，面孔浮肿，两腮往下搭拉，两眼微微流露出痴呆的神色。我向他失窃物品的清单是否列出来了。他说清单已列出并将副本交给了卡尔塔绍夫。
“原件在你手里吗？”
“不在，”克贝尔说，“让刑事侦察局的人员拿走了。”
“他们现在哪里？”
“在法衣圣器室的珠宝加工厂。”
“请你到那里稍等我们一下，我们马上就去。”
如同出现时一样，他又悄然无声地消失了。
“一个怪人，”杜博维茨基说道。一直沉默不语的阿尔秋欣突然插嘴道：“怪倒不怪，就是缺点儿心眼。在我的记忆里，象这样有点傻气的人都到边远地区开恳荒地去了。费道尔也不例外，只不过，这个人腿脚灵巧。”
我们穿过大厅，一路上听到的是碎玻璃的咔嚓声。
我们对拐角处的那扇窗子察看了好一阵子。铁栅栏被锯断了，金属护窗板连同大钉子都被拔了出来。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钟王的顶端和坐落在十二圣徒教堂斜对面的东教会事务管理处的大楼。
阿尔秋欣从地上拣起一段被锯断了的栅栏铁棍，上面还绑着绳子，这是一条两股拧在一起的大麻绳，挺结实。看来，那个锯断铁栅栏的人为了不掉下去，就用这条绳子拴住自己。而钉子是被他用长方木棍撬掉的，木棍扔在地上。他们用帆布包好珍宝后，再用绳子吊放下去。从岗哨的方向看不到这扇窗户。
“锯痕由下而上，”杜博维茨基仔细察看栅栏后，不容置辩地说。然而，做出类似的结论完全没有必要有莫斯科大学法律系毕业的学历，甚止象我这样一个连杰米多夫高等政治学校都没念完的人，也能看出这一点。
“你们那里，除了沃尔任宁外，还有谁参加侦破这桩盗窃案？”
他报出了检察员博林和侦察员帕维尔·苏霍夫的名字。这两个人我都认识。博林是罗戈日斯科一西蒙诺夫斯基区的检察员，是位有经验的干部，早在上个世纪末他就在刑侦部门供职了。看来，他倾向于保皇党人，但这并不影响他忠实地为临时政府，后来又为苏维埃政权工作。因此当我在一九一七年十月清洗旧警察局人员时，把他留下了。至于那个帕维尔·苏霍夫，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位小伙子：布尔什维克，不久前当过工人。战争期间他在莫斯科指挥过一支队伍，同蒂尔曼斯工厂的赤卫队并肩战斗在库林斯基广场上。
就一个年轻人来说，苏霍夫显得有些严肃和腼腆，我喜欢他那对理想的追求和对知识的渴望。他对一切都感兴趣：法律、养马、哲学、细木工活、神学和印花布的生产。他对书籍的崇敬就象信徒对圣像的崇敬。他在旧中学里读过五年或六年书，是十月革命后进入警察关的最有文化的干部之一。
“选择得不错。”
杜博维茨基很得意。他拿着那段“锯痕自下而上”的栅栏铁棍，颤抖着双手，小心用手帕去擦它。手帕散发出浓烈的香水味，阿尔秋欣打了个喷嚏。
“祝您健康［俄国民间习俗，对打喷嚏的人祝身体健康，犹如我国习惯说，“长命百岁！”——译者注］！”杜博维茨基迁就了文化低的革命群众的习俗，有礼貌地表示祝愿。
“谢谢，”阿尔秋欣也颇有礼貌地回敬道，然后用两个手指头很文明地 了一下鼻子。他从前线回来后，在托博尔斯克的皇宫里站了三个月的岗，并“透彻地研究了宫廷礼节”，他很看重那些“细小而含蓄”的礼仪。
“嗜血成性的沙皇尼古拉·亚历山大洛维奇和他的皇后亚历山大·费多洛芙娜也是注重礼节的。”他婉转地说，然后用军大衣的釉头擦了擦鼻子。
“你想去珠宝加工厂吗？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杜博维茨基问道。
“一定要去，还要同你手下的人谈一谈。可能，除了锯痕这条线索外，他们还发现了什么……”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皱起了眉头，没有吭声。麻脸修道士领我们去加工厂。
正在桌旁切牛油的沃尔任宁懒洋洋地站了起来。
“不想吃点什么吗？”他嘴里的金牙闪着光。看来，他为自己的金牙自豪，绝不放过炫耀的机会。
“不想吃东西，我们正在办案子，”阿尔秋欣郑重其事地说，“你用贵重的黄金镶牙，你，翘鼻子的水兵，得省些钱取老婆。我们不需要镶金牙，那是旧制度的残余，解放的人们要把它连根铲除。”
沃尔任宁没料到会遭受如此的抨击。
“你这个蠢货，扛枪的大兵，去你的吧！”他骂道，“如果你想知道的话，我可以告诉你，镶金牙是为革命立了功而得到的奖赏，用它代替在血腥的激战中被敌人打落的牙齿。这是用征收来的黄金做的，不是为了摆阔气，是为了吃饭！”
正在忙于做记录的苏霍夫笑了，证实道：“他没撒谎。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也这样对我讲过。”
加工厂只占用了一间房，并不宽敞，尽管杂乱，不过还是挺舒适的。枝形吊灯，窗户上挂着窗帘，还有软椅子。墙上装着壁灯，在壁灯的前面是装满蓝矾和硝酸溶液的空心玻璃球。这里还放着一张木工台，正前方开着一个半圆形的缺口。桌子上摆着各种各样的加工珠宝首饰的工具和设备：轧制金钱的拉丝板、金属尺、小铲子、钵子、卡尺和凿冲花纹用的钢棒。在另一张桌子上，就是沃尔任宁占用的那张桌子，放着一台象车床似的小机器，上面带有一个圆刷子，还有流体静力天平和液体比重计，对面墙下摆着一排低矮的橡木柜子。
那些矮柜子引起了我的注意，里面装满了土。
“这是干什么用的？”
“这是为宝石准备的，”有人贴着我的耳边悄声说道。我转过身子——是克贝尔站在我的背后。不知他从哪儿又钻了出来：也许是同开水壶里的蒸汽一起冒出来的；或许是从阿尔秋欣正在仔细打量的那个橱子里爬出来的。珠宝匠那个又重又大的脑袋在细脖子上轻轻地摇晃着，脖子实在难以承受它的重量，看上去他是付出了很大劲儿，才使得脑袋保持垂直。
“你在杂技团干过吗？”
“没有，”他说，“我没有在杂技团干过。我父亲在阿姆斯特丹的一家玉器琢磨加工厂里干活，后来在俄国的珠宝作坊里干活。而我一直当珠宝匠，没有在杂技团干过。”
“那么这些箱子是干什么用的呢？”
克贝尔取出一块泥，用指头把它碾碎。
“您和我都是要死的，住何人都不免一死。然而，钻石却是永有的，”他说道，不是对着我说，而是在与一个看不见的交谈者对话。“我有幸见到过‘萨恩西’，用它装饰过大胆的查理①头盔。查理死后，一名士兵把‘萨恩西’从头盔上抠下来，一个荷兰盾的价钱把它卖给了一个牧师。那个牧师不识货，他又以半个荷兰盾的价钱把宝石卖给了一个走街串巷的小贩……后来这颗宝石落到了葡萄牙国王安东的宝库里。享利四世和玛利亚·麦的奇②都占有过它……在沙皇弄到它之前，曾被收藏在贝尔利斯基公爵夫人的首饰匣里，批发商让·弗里德林的铁柜子里和工厂主杰米多夫的手中……这颗宝石经历过了上百个主人。这些主人的骨头早已烂掉，而‘萨恩西’至少有四百五十年了，它却仍然象刚诞生时一样，那么诱人、光彩夺目……”
【 ①大胆的查理：（1433——1477年）１４６７－１４７７年勃艮第爵．他曾企图把勃民第变成一个王国，与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一争雄，在南锡附近与瑞士人作战时阵亡。大胆的查理死后，勃艮第国家即告瓦解。——译者注。】
【 ②玛利亚：（1573一1042年）法国女王，享利四世的妻子，享利四世死后（１６１０年），因路易十三年幼她便出而摄政。玛利亚·麦的奇的执政时代是中央政权衰落的时期。——译者注。】
克贝尔咧开没有血色的嘴唇笑了。看来使克贝尔异常满意的是，宝石的寿命大大长于人类的寿命。
“我们是在谈这只箱子，”我提醒了一句。
“对啦，我们是在谈箱子。”他同意道。“而我却在对您说宝石是永生的，这是真理、然而，某些宝石会老化和得病。不过，这不是指钻石而言。红宝石、绿玉、蛋白石、蓝宝石会失去本身的光泽。为了使绿松石恢复青春，就把它放进热肥皂水里或者让鹅把它吞下去。而巴西黄玉则要裹在面包里烤一下才行。不过，大多数宝石要用潮湿的泥土来治病。”这时，我象是弄懂了点什么。“泥土，”克贝尔继续说，“可以使宝石返老还童。呶，请看！”他把一块扁豆那么大的深红色椭圆形宝石举到我的面前，“请欣赏一下它的光泽和色彩。这是巴来红宝石，法国珠宝匠对这种宝石评价很高，它在罗马教皇的皇冠上占据荣耀的位置。在牧首法衣圣器室里仅有三块这样的宝石。这块是用来装饰阿德里安主教的手杖的。三个月前宝石得了‘老年虚弱症’。我把它埋在土里，你瞧，就在这儿，埋在这一层里。我在土里还掺上了粉末，这种粉末是父亲留给我的，于是它又变年青了……”
“法衣圣器室被盗的时候，宝石就在这只箱子里吗？”
“是的，当然啦！”
“宝石没有丢吗？”
“没有。任何人都没动过箱子，也没刨过土。”
“盗贼中没有珠宝行业的内行，”倾听我们谈话的博林插了一句。
话虽不多，但已说明了……
“被窃的宝石大约值多少钱？”我问克贝尔。
不知他是在笑，还是在咳嗽。
“美，那是上帝赐给的，不能用金钱计算。请问，圣灵的圣餐、天空、星辰和太阳值多少钱呢？它们是无价的。”
“太阳、星辰和圣灵的圣餐不能陈列在珠宝商店的橱窗里，”我说，“珠宝商人对被窃的宝石肯付多少钱呢？”
“八百万，一千万，也可能会是一干二百万卢布，”克贝尔冷冷地说，“我不知道……”
当杜博维茨基得知有关“锯痕自下而上”的发现已写入现场勘察记录中时，就认为自己的使命已完成。他借口有急事
同苏霍夫和沃尔任宁一道走了，克贝尔也无声无息地消失了；搞不清是走了，还是在空气中溶化了。
阿尔秋欣伏在工作台上喝茶。他一小口一小口地呷着茶。张开毛烘烘的粗大手指，大声地嚼着糖块。
“请问，你先要研究全部记录吗？”博林讥讽地问我。
“不，不用，首先我要同你谈谈。”
“悉听尊便。”博林冷笑了一声，斑白的小胡子向前噘着。他和杜博维茨基一样注意修饰自己的小胡子、他们同样注重自己的仪表。不过他们之间的相似之处也仅到此为止。博林是没落贵族的后裔，看来，吃过不少的苦头和屈辱。与杜博维茨基不同的是，这位易动肝火的先生懂得发火的代价。
“我认为，我有责任向你报告，暂时还没有值得夸口的发现。”他说，“记录搞了一大堆，却用处不大。”
“罪犯没有留下痕迹吗？”
“不，我不敢断言。留下的痕迹足够十个强盗的。比如，我发现了手印。沃尔任宁先生关于栅栏上的绳结的说法不是没有根据的。那种绳结是水兵们专用的，被称为‘帆绳眼’。因此，可以断定．在盗贼中间，至少有一个人是懂航海的。仅就上述这些情况，你能下达什么命令呢？我们缺少一套刑事犯登记卡片。原来的卡片早在一九一七年三月就被群众销毁了。我们的耳目也取消了。杜博维茨基认为，使用耳目对俄国的民主来说是耻辱……最后，请注意到临时政府宣布特赦后的莫斯科局势。我们不仅来不及逮捕刑事犯罪分子，甚至无法登记他们的罪行。我们无能为力。在革命前，我们知道：这个人是扒手，那么，他准不会参与抢劫活动；那一个是溜门撬锁犯，是专去住宅盗窃的专家。可是现在，扒手成了强盗，溜门撬锁犯干起了海盗……”
我让他把话说完，然后从衣袋里掏出表看了看。
“现在该听听我的了。你，尊敬的彼得·彼得洛维奇，一共说了十五分钟，”我用指甲敲着表蒙子，“整整十五分钟，几乎没讲出任何实质性的东西。”
“请听我说……”博林刚一张嘴，就被我打断了：“不，你先别说；彼得·彼得洛维奇！我深感遗憾，但我不得不提醒你，你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并要向自己的上级，莫斯科民警局苏维埃副主席汇报情况。再有，请你注意，从现在起你将在我领导下工作，因为侦破工作已由我来负责。而我珍惜时间，不听你那些与侦破工作毫无关系的想法。”
一阵沉默。阿尔秋欣把茶碟放在桌子上。博林的面色苍白，然后又泛起一阵红晕。
“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抽烟，”我允许道，“听说，烟可以安神。”
我感觉到，这位旧警察要费很大的劲儿，才能克制住自己。然而，他还是忍住了，这是多年磨练的结果。旧制度善于培养自己的官吏，甚至克伦斯基政府也未能使他们解体……
“是吗？”
博林从桌子上拿起一只用美洲绿木板制成的小匣子，里面衬着灰色压花锦缎，外面镶着象牙。在淡绿色的匣子盖上画着一个满面笑容的裸体女郎，一个又白又胖，象战前的小白面包似的爱情之神，正拉弓向她瞄准。女人的大腿修长而匀称，她的一只手屈于风俗遮盖着胸部，而另一只手在突起的岩石上支撑着。
“我希望这会给你，柯萨切夫斯基先生，提供些实质性的东西，不是吗？”
小匣子，确切地说，这是侦察人员在法衣圣器室里被打碎的窗子下面的雪堆里发现的碎片，它未被列入失窃物品的清单中。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如此轻浮的画象竟然是法衣圣器室收藏的物品。
“你有何高见呢？”
“首先应当找到它的主人。象牙镶嵌技术极为出色，上面还有物主的徽记。”
“那么，这件事就由你来办理。”我看了看表。法衣圣器室执事的助手对我说，吉洪主教想见我。让俄国东正教的首脑人物等我可是有点失礼。
然而，同吉洪的会见却未能实现……
四
莫斯科的主教办事处的官员站在我写字台前几步远的地方。
“至圣的主教大人让秘书打来电话说，他对不能前来克里姆林宫深表歉意。但是，他很高兴明天能在他的特罗伊茨住地见到你。如有事转告，敬请吩咐。”
“请转告主教大人，我接受他的歉意，”我说，“还请转告他：民警局苏维埃大楼接待来访者的时间是从每天下午三点开始。哨兵会送他进来的。”
官员不知所措地看了我一眼。
“请弄点墨水来，瓶子里干了。”
“你要红色的吗？”他满有把握地问我，看来，他以为布尔什维克的委员们只喜欢红色。
“黑色的，它代表君主的颜色。再拿几张纸来。”
这次谈话是在那间空荡荡的大房间里进行的。我在那里一边等着主教的到来，一边就法衣圣器室被窃之事给苏维埃主席雷恰洛夫写调查报告。
这个房间与普通的办公室毫无差别。笨重的文具和在旧俄时必备的摆设——“宝鉴”占去办公桌的一个。“宝鉴”是一个三棱镜，上面贴着做为永久法律和法令的著名的彼得大帝的敕令。
“……如果人们都不守法，或者如同玩纸牌，愿出哪一张就出哪一张，那么，即使把法律写在纸上也是白费。世间不会重蹈我们的覆辙。然而，某些现象尚存。一切邪恶将受到真理的惩罚。”
“宝鉴”上的那张写着法令的纸已经发黄，从二月革命起没有再换新的。
驼背仆人送来了墨水，倒进墨水瓶里。他确信，我不再需要其他东西后，就退出了房间，小心翼翼地在身后关上了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