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特斯尔德是革命前的金融界巨头，后进入国际金融界。对十月革命持敌对态度。］
一
大理石的楼梯很宽敞，镀金栏杆上包着红色丝绒套子，警卫室的一位年青红军战士在楼梯口对我的通行证查看了好一阵子。年青人的皮带上挂着一串自制炸弹。我们直到十月革命前不久才能在古容工厂里生产这种炸弹。
在扔出“古容”之前，先得点燃火柴形状的引伙线，因而红军战士都在左袖头上缝了一块特制的涂着硫磺的小木牌。检查我的通行证的那位小伙子棉袄袖头上没有这种小木牌。
“爆竹可点不着啦！”
这并没有难倒他，在把通行证还给我后，他说：“干吗要点着它呢？就是不点它也能把脑袋砸碎，这可是生铁铸的！”
原总督院内的卫生和井然的秩序使我震惊。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两个半月前从这里的窗口探出机关枪，底楼变成了小医院、饭堂和武器供应站，镶木地板上乱扔着烟头，木板和废子弹壳。只有一幅被扯成碎片的油面还能使人回想起不久前的情况。这幅画描绘的是亚力山大三世接见地方自治代表团的情景。
“你总是迟到吗？”雷恰洛夫瞅了顺挂在墙上的钟，指针指着二点零六分。
“你的钟快了五分钟。”
“只快四分钟。”他准确地说道。
“好吧，就算是四分钟。只晚了两分钟不能算迟到。”
他笑了笑。
“你总是让我听你的，对吗？请坐。我只能同你谈半个小时。”
雷恰洛夫通常听汇报最多不超十五分钟，他认为，这就足够阐明任何问题的实质、而这一次却给我半个小时，这不仅说明，他多么重视所发生的案件，而且也表明我们的谈话不局限于我的汇报。
“吉洪牧首接见你了吗？”
“没有。”
“看来，他们还没有想好怎样更好地利用这起盗窃案件向我们发难……我希望，不要发生冲突，办得到吗？”
“还没有付诸武力。”
“那很好，”雷恰洛夫说，“而现在……在我看你的报告和记录时，你来看看这个，这是对那份主教公会呼吁书的有趣补充……”
“补充”是指在《俄罗斯新闻》上登载的鲍里斯·萨温科夫写自彼得堡的一封公开信和贵族联合会理事会写给吉洪牧首的致敬信。“冷清的街道，冰凉的雪片……”萨温科夫写道，“满目荒凉．雾露沉沉。赤卫队员同德国军官……德国人巳不再是战俘，他们——是‘同志’了……昨天我们是沙皇的奴隶，而今天我们是列宁的奴隶。明天将是威廉的奴隶。”
＿贵族联合会理事会避免了激烈的措辞，可是透过字里行间仍清楚地表达了主要意图。“俄国的贵族，秉承先祖的遗训，永远同创立伟大的、统一的、神圣的俄罗斯国家的人民站在一起，不能，也绝不会同那些对敌人的人侵和淫威漠视不见的人走同一条路。”致敬信的作者竭尽全力说服吉洪牧首：“我们同阁下一道期望着俄国人民能在上帝的帮助下，响应您的号召……出于热爱濒于灭亡的祖国而振起，并在自身找到力量去复兴祖国和建立在基督教保护下的独特的社会制度”。同主教公会的呼吁书联系起来可以看到一个相当严整的反革命观念。
它声称，掌握着政权的人在践踏东正教，糟踏人民的圣物。而这一切是完全合法的，因为他们自己是道地的异教徒。他们是日耳曼人的间谍，现在日耳曼人觉得在彼得堡就如同在自己家里一样。为了拯救俄国必须把受教会保护的全体人民联合起来。教会将引导俄国的东正教徒们去从事反对外部敌人和布尔什维克的斗争。布尔什维克企图把俄国奉献给目已的主子——德国人，使它永远受奴役。斗争，也只有斗争才能拯救濒于灭亡的祖国，拯救自由和东正教的圣物。
教会——保皇党——社会革命党，他们在对付苏维埃政权上表现惊人的一致，并时刻准备携手合作。在这种情况下，盗窃牧首法衣圣器室就不仅仅是一桩刑事案件，而且是一起政治案件。是的，雷恰洛夫不会无故占用这么多时间同我谈话：法衣圣器室盗窃案值得这样做。
他全神贯注地听我讲。有时在自己的记事本上做些记号。在我讲完后，他问道：“你怎么看，会在俄国销赃吗？”
“很有可能，回炉熔成金锭和银锭，卖掉小块宝石也不太困难，至于大块宝石……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我怀疑有人敢去买尼康法冠上的独一无二的红宝石、黑珍珠，或者比如说，菲拉列特手杖上的巨型蓝宝石。这些珍宝都是家喻户晓的。不过，这也不敢担保，一切都取决于宝物落在谁的手里。无论是哪种可能，都必须采取紧急措施，防止被窃物品流到国外。我争取今天向各省市刑事侦查机关通报案情。”
“不是争取，而是必须，”雷恰洛夫说，“要利用电报。我去商量一下，争取能破例地发布一道政府通告：通报发生盗窃案和失窃物品的简要清单。至于不要流到国外和动员居民帮助寻找的问题，我们明天将在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主席团的会议上讨论。我巳拟出决议草案的草稿。第一点，”他继续道：“请全体公民协助寻找和送归失窃的珍宝；第二点，根据被找到的珍宝的价值，奖金可达五十万卢布……”
奖金的数目显然同失窃珍宝的实际价值不相称。
“拿出一百万吧！”我建议道。
雷恰洛夫皱起了眉头。他一贯反对挥霍，早在一九一六年在他负责党的出纳工作时，他发放经费时，就是这副面孔，以致许多地下工作者只要能在别处搞到经费，就绝不去找会计。
“列昂尼德，我们不是罗特施尔德！”
“我知道。”
“也不是里亚布申斯基！”［革命前纺织业大资本家，到一九一三年资本达二千万卢布。反对十月革命。——译者注］
“我明白。”
“是谁给了你和我挥霍人民钱财的权力？”他用询问的目光把全室环视了一遍，好象要找到那位滥用权力的不负责任的公民。“是谁？”
“没有任何人。不过失窃物品的价值要超过三干万金卢布。”
“反正工人不会来领赏金。”
“如果不是工人呢？”
“六十万。”雷恰洛夫从牙缝里挤出了这个数字。
“卢布每天都在贬值。”
“那好吧，八十万，八十万！再多一个戈比也不成。”
不管怎么说，这一次我坚持己见获胜了。
“不过请注意，”雷恰洛夫说，“在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主席团会议上我可不会坚持这个发疯的数目。现在再来谈谈草案的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由外事人民委员通报世界各国有关国宝被窃情况，并请求给予协助，在国境线上截获。”
显而易见，写上第三点仅为了自慰而已，珍宝一旦出了国境，它们就不再属于俄国的了。雷恰洛夫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说道：“对资产阶级不抱期望。他们无时不在冥想，如何对付我们，还谈什么协助呢？他们迫不急待地盼望着德国的进攻……”
“你认为德国人已拿定主意了吗？”
“十分可能。需要军队。列昂尼德，军队！”
“暂缓复员已不行了。”
“我说的是新型的军队，革命的军队。”
他那又高又瘦的身躯站了起来，在房间里踱来踱去。
“好罗，明天要发生的事，到了明天就知道了，而现在……究竟是谁盗窃了法衣圣器室呢？你是怎么考虑的？”
他一边听我讲，一边在纸上画了两道斜线，在一边写上：首饰匣．在另一边写上；刑事犯，并打上了一个问号。
“那么，有两种说法，而你能排除有第三种说法吗？”
“第三种是什么？”
“先别着急，”雷恰洛夫说，“让我们先看看事实。”
“先看看事实。”他平时在学习小组会上总爱用这句话开始发言，他把各种材料强行灌入听者的脑子里，通过分析得出一个不容置辩的结论。“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结论是……”
“第一个事实，”雷恰洛夫说：“盗窃案发生在信仰自由的法令发表之后。因此，因盗窃而受损失的不再是教会，而是劳动者的俄国，被窃的是人民的财产。这是事实吧？”
“完全正确。”
“第二个事实：牧首法衣圣器室是由季米特里修士大司祭负责照看的，他好象是位尽职的人。可是他竟然两个星期没有到那儿去，而当发生盗窃后，修士大司祭根本不急于向当局报告。请愿的人们都知道了被盗的事，甚至听信了教会圣物被窃的谣传，要动用暴力，而我们却一无所知。当你赶到了克里姆林宫，《俄罗斯新闻》的记者已经在那儿了。随便说一句，你错过了时机，没有询问他，不妨向问他，是谁告诉他这里出了事……现在，再看第三个事实，你还记得多布龙拉沃夫大司祭的声明吗？”
“是关于战壕的事吗？”
“是的，关于教会蹲够了战壕，应当走出战壕了。瞧，他们可真走出来了……由于‘教会和祖国’受到了威胁，教徒们从莫斯科的各个教堂来到红场，举行了全民祈祷，结成保卫圣物的同盟会……而你是在教堂附近逮捕了俄国民众同盟［革命前反动黑帮组织］的盟员之后，才对我交给你的那份材料深信不疑……”
“这一切都很清楚。”
“现在利用一切机会反对我们：利用每一次疏忽，每一件意外事故。从政治观点看，在这种时候圣物被窃对教会是有利的。”
“那是毫无疑问的。”
雷恰洛夫用一道粗线把人字形斜线的下端连在一起，成了一个三角形。
“这就是说，你的意思是，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任何盗窃案吗？”
“是的。第三种说法——盗窃是出于政治目的。”
“这令人怀疑。”我说。
雷恰洛夫惊异地瞅了我一眼，他不习惯自己的部下对他提出的看法得出出乎他意外的结论。
“与你不同，我很了解季米特里。他不会干这种事……”
雷恰洛夫两手一摊说：“战争总归是战争。不管怎么样，这一假设还是应当验证一下的。我想，你不会反对吧？”
对此我表示同意。
“不能指望杜博维茨基吧？”他问道。
“杜博维茨基起不了任何作用。不过更糟的是：刑侦局无论在西特洛夫卡，还是在苏哈列夫卡，都没有可靠的据点。不管多么不可理解，但我总认为，对刑事罪犯的确认是最困难的。只得主要采用围捕或者挨家挨户搜查的办法。”
“唉，遗憾的是，我们放过了那起案件。”雷恰洛夫说，“真是追悔莫及。如果当初认真对待，就不会造成目前这种局面。那可是从自己手里滑过去的……”
雷恰洛夫是指去年春天的那件事，当时在莫斯科流传着由一群特赦刑事犯散发的呼吁书。“扒手和强盗弟兄们！”呼吁书上写道，“现在我们象被狗追捕的野兽一样活着，只能靠武力给自己搞点吃的或者饿死。因为，‘清白的人’和吃饱肚子的人不让我们从事正当的劳动……弟兄们，我们应当在一起商讨一下自己的前途和疾苦，应当找到出路，建立自己的组织，有自己的报纸，我们应当告别这种犯罪和被追捕的日子了。”呼吁书最后倡议在哈里迈耶夫习艺所举行大会。
这次大会是在五月初举行的，除了特赦的刑事犯们，还有各党派和协会、联盟的代表们参加了这次大会。雷恰洛夫也出席了。用他的话说，那里群聚了形形色色的人们，毫无疑问，同这些人打交道是很值得的。令人遗憾的是当时由于数不清的大事，布尔什维克们日夜操劳，使雷恰洛夫未能立即处理这件事，而后来已为时过晚了……
特赦分子没能办成自己的报纸，只有少数人过上了清白的日子。可是，近六月时，在西特洛夫卡市场成立了一个“无党派者协会”不久，又成立了“无政府主义者青年联盟”。应当对莫斯科的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给予充分的认识，在大会后的几个月里，它不仅在西特洛夫卡扎下了根，而且在苏哈列夫卡、格拉切夫卡，上马斯洛夫卡和下马斯洛夫卡都扎了根。特别在阿尔先季耶夫胡同的事件发生后，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就更大了。当时莫斯科市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成员拉什科夫站出来庇护四个盗窃犯免受私刑，结果他自己连同四个盗窃犯一道被狂怒的群众处死。在埋葬拉什科夫时，当时至少有两百名过去的（下仅是过去的）刑事犯参加了拉什科夫的葬礼，在数不法的花圈中有一个极为豪华的大花圈特别惹人注目。这是西特洛夫卡市场上的捉拿不到的万能的土匪头子送来的。在黑红两色的经带上用金字写着：“献给为在俄国争取刑事特赦的民主权而斗争的勇士、永不垂朽的拉什科夫兄弟！”匪首本人当然没有参加追悼会，而由谢廖扎·博克代替他发表了感情充沛的讲话。博克指出死者在争取社会平等的神圣事业中的丰功伟绩之后，预言将会出现新的“无政府主义社会革命”，在实现这一革命后，“流氓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在无政府主义者的领导下将用自己长满茧子的双手，不仅拧断资产阶级，也要拧断小资产者的喉咙。”
“我们那时放过了西特洛夫卡一案，确实令人遗憾。”雷恰择夫说，“不过已毫无办法了。你很久没有见到我们的老朋友萝扎·什捷论了吧？有人告诉我，她正在流氓无产者和其他社会游民中从事宣传活动。”
我在十几天以前见到过什捷伦。当时在莫斯科市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内部冒出了一个大胆的提案，要求取消监狱，他们建议把监狱改为博物馆，介绍沙皇专制下被压迫的历史，同时也撤销警察局。她是陪着联盟宣传部的负责人来拜访我们的，这位负责人个子很矮，长着一双天真的眼睛，他叫波尔·克罗波特金。他显得有点不大好意思，因为要解释的是人人皆知的肤浅道理。他简单地对我说，在采取这类行动后，布尔什维克在群众中的威信会增长。而萝扎声称，联盟将以自已的一个革命者的良心为全部前囚犯担保，并对他们负责。
开始我向他们介绍了刑侦局发出的通报内容，表明犯罪现象有明显的增长。波尔·克罗波特金难过地耸了耸肩说：“难道你总是以‘宫员’的身份看到这些具体的事，而不能从更高的高度去看问题吗？”
“实质上呢？”萝扎两眼炯炯发光，雷恰洛夫倒是挺喜欢这对眼睛。
“实质上”显而易见，是不同意。我说，出于对有思想的无政府主义分子的尊敬，不能严厉地谴责这个提案，至少，这是一个轻率的提案。
“你知道，在勃良斯克市无政府主义者不是释放了全部在押的刑事犯吗？”萝扎转为进攻。
“知道。现在那儿的老百姓都不敢上街了。”
波尔·克罗波特金从一开始就不打算从我这儿得到任何满意的回答，他痛心地点着头。可是萝扎显然恼怒了。
“这是最后的答复呜？”她以其特有的气质内遣。
“晦！”我叹了一口气，并礼貌地补充了一句：“尽管对你抱有好感，可我不能为之效劳。”
我们就这么告别了……
雷恰洛夫听我讲述时，不住地轻声发笑。当我说完后，他问道：“你为什么没把这些事告诉我呢？”
“因为在你的日程表上没有安排。”
“这是实话，”他同意我的说法，然后从桌子后面站了起来，“在这段时间里，每天都要把侦破情况告知我。”
看来，他还留有几分钟的机动时间。他预祝我取得成功并劝我去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的小食堂里吃点东西（“你一定
还有事没办完。大概，午饭还没有吃，对吧？”）。
二
苏霍夫往民警局苏维埃打电话找我，此时我正在说服民警工会的代表，指出，目前要求施行八小时工作制和提高民警的工资，至少是不适时宜的。
“有新消息，科萨切夫斯基同志！”苏霍夫急促地说。听口气，我明白他告诉我的消息是重要的。
原来对苏哈列夫卡市场进行搜查时，拘捕了一个销赃贩子，也就是倒卖赃物的家伙。在他那儿找到了宝石，与牧首法衣圣器室失落的宝石极相似。诚然，倒卖赃物的家伙拒绝说出他是从谁那儿和在什么地方买下了这些东西。沃尔任宁正在审问他，苏霍夫认为，在审讯中沃尔任宁会取到口供。他甚至认为，在没收的宝物中有“圣母泪”和“约翰·兹拉托乌斯特。”
“我花了一个多小时用放大镜看，”他的声音还象年青人那样清脆，“全都准确无误．”
“什么准确无误？”
“棱角。”
“什么棱角？”
“普通的，科萨切夫斯基同志，就是那种样子，还记得审问克贝尔的记录吗？”
“怎么，你数棱角了吗？”
“是的，”帕维尔肯定地回答道，“我数了两遍，珍珠也在这儿，非常坚硬，象核桃似的……”
“那么，我们谈妥了？”当时我刚把话筒挂上，摇了把柄，工会代表立即自信地问我。这是一个紧追不舍的年青人，在临时政府时期是警察罢工的组织人之一，他不习惯空手而归。
我命令民警局苏维埃的值班员派一辆汽车来。
“谈妥什么啦？”
“关于满足广大民警的民主要求。”
“关于这一点，不错，是谈妥了。一旦‘广大民警’肃清了匪徒科托夫、科舍利科夫、米什卡·丘马、萨胡、科祖里、杰维亚特卡·斯梅尔基以及其他猖极的反革命分子后，全部要求都将得到满足。”
他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讥刺挖苦吗？现在不是克伦斯基时代了！”
“对的，确实不是克伦斯基时代了，”我赞同道，“对怠工者和恶意煽动者我们是决不客气。如果有人试图组织罢工，即使是在莫斯科市的一个委员部内组织罢工，那么，将立即予以逮捕并送交革命法庭。你都听清楚了吧？”
他没有回答我，但不知为什么，我觉得他现在全都明白了。当他默默地和恭敬地把我送到汽车前时．我对他的印象就更深了。
在刑侦局的值班室里烟雾腾腾，电话铃响个不停。
在一排很宽的木栅栏后面，挤满了例行搜捕时被拘捕的人。有的骂，有的哭，有的人捶胸顿足；也有的人用梳子伴奏，想唱上一段；后排的一些人起劲地打着扑克。一个上了年纪的民警，敞着怀，用手帕擦着满是汗水的面颊，他想整顿好秩序，但是徒劳。
“被临时拘留的公民们！”他不停地重复道，“不要瞎吵了！你们是在民警局，不是参加舞会，被临时拘留的公民们！”
可是，“被临时拘留的公民们”根本不予理睬。
两名从刑侦局来的纠察队队员蹲在墙角擦重机枪。我找到了苏霍夫。
“我等你等了好长时间，科萨切夫斯基同志，”他说完就笑了。他笑的开朗温存，不仅双唇在笑，眼睛也在笑，笑时面颊泛起红星。我从来不会这么笑。可惜的是，人的笑——那是对其童年的回忆。然而，我不喜欢回忆自己的童年，就如同不愿想起季米特里修士大司祭。不过，那时他还不是修士大司祭……
“怎么，这些人是从苏哈列夫卡抓来的吗？”
“不，对那些已经筛过了。这是从斯马连斯克抓来的，刚刚送到。”
“沃尔任宁的工作进展得如何？”
“不大顺利……”帕维尔吞吞吐吐地说。我明白了，“苏哈列夫卡的核桃”比他们俩预想的坚硬得多。
我们走进他的办公室后，苏霍夫从铁柜里拿出一个沾满油秽污腻的小布袋，解开紧紧系着的带子，把里面的东西都倒在桌上。
在光线昏暗的房间里，放在脏桌布上，宝石给人的印象很一般；无非是些玻璃制品之类的东西。
有名的，克贝尔曾为其写过散文诗的“约翰·兹拉托乌斯特”也未能引起人们的惊叹，一颗红色钻石滚到笔筒的阴影处，那儿的桌布被染上一块墨迹，因而红钻石更显得平庸无奇了。
“这是‘约翰·兹拉托乌斯特’吗？”我疑惑地问，并用铅笔头戳了戳宝石。看样子，帕维尔不喜欢我对钻石这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他谨慎地从我手中取走了铅笔。
“你为什么认定这是‘约翰·兹拉托乌斯特’呢？”
“怎么，科萨切夫斯基同志……我把所有的棱角都数了两遍。”
“棱角就是棱角，而……”
“你看，多么夺目的光泽。”
苏霍夫小心翼翼地，好象怕压碎或碰伤宝石似的，用两个手指捏起钻石，把它举到灯光处。
“看到了吧？”确实，这颗寻常的小玻璃块突然光彩夺目，闪闪发光，一道红光顺着手向四面射去。
“亲眼见到了吧，而你却怀疑，”他得意地说，就象拿起来时那样，又小心翼翼地把钻石放回原处。
红宝石安放在笔筒的阴影处，那块染了墨迹的桌布上。不过现在，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它不再是一块普通的玻璃块了。现在它已被视为“鸽子血”色的钻石了。它的光焰没有熄灭，只是弱了一些，不象刚才那么灿烂夺目。
“科萨切夫斯基同志，约翰·兹托乌斯特是个什么人呢？”苏霍夫问道。
“教会的创始人，君士坦丁堡的圣明的大主教。”
“我问的不是这个。这我也知道，我们在上宗教课时学过。”
“你感兴趣的是什么呢？”
“呶，一般说……”
看样子，苏霍夫是想弄清兹拉托乌斯特的社会出身及其政治立场。
“他出身在富裕之家，可是，他的观点在四世纪是够进步的。”我郑重其事地说。
“进步的？”他感到惊异。
“完全正确。比如说，他认为劳动是创造社会财富的基础。他反对奴隶制，抨击富人和贵族。他在布道时说，所有的人生来彼此本无差异，穷困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产物。”
苏霍夫迷惑不解。看来，宗教课教员在介绍约翰·兹托乌斯特时，认为讲这些内容是多余的。
“这就是说，兹拉托乌斯特号召人们起来革命，是吗？”
“不，他离这一步还很远。”我忍不住笑了。“这位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仅仅是丘慈善家和自由主义者。他试图说服富人同穷人有福同享。‘许多人指责我攻击富人，’他说，‘可是，他们为什么不公平地对待穷人呢？我不是怪罪富人，而是怪罪那些贪暴的家伙。’无论如何不能拿他同布尔什维克相提并论……”
苏霍夫笑了起来。
“同立宪民主党倒挺相近，对吧？”
“很相近。”
“真有趣，”苏霍夫说完，又接着问：“你要放大镜吗？”
看来，他确信我会象他那样数棱角。
“我想，最好去请教法衣圣器室的珠宝匠。我们先研究一下情况，然后再去拜访他。沃尔在宁正在审问那个倒卖赃物的贩子，你以前认识那个人吗？”
“不太熟悉。他叫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普什科夫，在苏哈列夫卡开了一爿旧货铺子，经营呢料大衣，外衣和裤子。”
“从前收购过珠宝吗？”
“收购过。十二月，卡什卡·穆霍莫尔把库兹煌茨卡的格林贝格首饰商店的柜台洗劫一空，还记得吗？那时我们头一次同他打交道。搜查时没收了九只金戒指。所以，今天凭着老交情去看望了他……他把宝石藏在这只小袋子里……”
“他怎么说的？”
“他总是说：从一个陌生人手里买下的。”
“不过，象这样的珍宝，不是每天都有人出售。他描述了‘陌生人’的外貌吗？”
苏霍夫冷笑了一声。他一边把宝石装进口袋，一边说：“怎么会不描述呢？莫斯科太大；要找到那个人，犹如大海捞针。那是个老手，用谷壳骗不了老家雀。”
“他的关系都搞清了吗？我指的是主顾。”
“普什科夫的关系数不清，科萨切夫斯基同志。‘能干的小伙子’从莫斯科的各个角落把货物送到他手里。他大批收购赃物，是个大财主。据说，如果不是贪财，那么，他早就不要自己的小铺子，买下一家赚钱的大商店。”
“米什卡·穆霍莫尔还在押吗？”我问。
“已经放了。考虑到他出身于无产阶级家庭，只关了他一个月。”
“他在莫斯科吗？”
“说老实话，我不知道。我们越来越碰运气干工作：这儿捅一下，那儿碰一碰，碰上了就算……”
“你总该搞清楚，穆霍莫尔现在在哪儿。”
沃尔任宁的办公室就在旁边。这位勇猛的水兵愁眉苦脸。他看见我后．指着坐在他对面的秃头的人说：“看看吧，科萨切夫斯基同志，我正在审问：‘提到过的’那位公民。”
“我们不妨碍你吧？”
沃尔任宁没有吭声，而那位“提到过的”公民却满脸堆笑。
“有什么可妨碍的？有什么秘密呢？一切都不必隐瞒。凭良心干活。俗话说；天使安淇儿只去纯朴圣洁之邦，绝不去藏污纳秽之地。”
“一直在兜圈子吗？”苏霍夫问水兵。
“是的，应当把他妈扔到绞车盘上去，”沃尔任宁骂道，“要是一九一七年在喀琅施塔得，他落到我的手里……”
“说谁在兜圈子？”销赃贩子好奇地问道。
“你在兜圈子。”
他极为惊讶地把我们逐个打量了一遍，然后双手一拍。
“提到过的”这个人装成一个规矩的老百姓，象是头一次进民警局，弄不明白想要他干什么。他清白正直地生活着，诚实地劳动，靠自己的汗水挣得口粮，就是这样！你们搜查、逮捕、押送，然后是审问……那么他也要问问，这是为了什么？要按上一个什么罪名呢？若是旧制度下的警察，那也无话好讲，可这是自己的人呀！甚至可以说，是亲人哪！这些疑惑汇成一股汹涌的语言激流。
“革命的水兵同志，”普什科夫不自然地说道，“如果您对我忠于人民政权有怀疑，就请您用自己的工农之手严厉地惩处我。亲爱的水兵同志，请您惩罚好了，要毫不怜悯地惩处，就象捻死一只传染疾病的苍蝇、虱子或者其他的病菌。让我受枪毙之苦，也比我听您那侮辱人格的语言强的多。请相信——不，我坦白地把一切全对您讲了．没有任何隐瞒。有罪就是有罪，没有罪，也不能编造。”
“是在等你讲实话，”沃尔任宁站了起来。
“好！好哇！”普什科夫似乎高兴地喊叫起来，他摇晃着手头，用奸诈的目光看着我们。“又是暗示，太冤枉人了。这是为什么呀？我不认识那个衣衫槛楼的人，就是刑警先生说的那个送来宝石的人。我真不认识他。我头一次见他就给自己惹了祸。现在可把我折磨死了，我背上了通向峨尔峨他［在耶路撒冷附近，基督被钉死的地方。］的沉重的十字架……”
“你要背上！你想踩着别人的尸体爬上峨尔峨他，你是个社会异己分子，普什科夫！如果深挖的话——是个反革命分子。”
“革命的水兵同志！”
“好哇，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不认识他，”销赃贩子呜咽着，“您凭什么总是骂我，攻击我呢？请您打听一下，难道我这个孤儿出身的人，是反革命分子？”
水兵跟普什科夫足足周旋了两个多小时，嗓子已经嘶哑了，他叹了一口气，目光淡漠。
“你这个‘孤儿’居然有片店铺。”
普什科夫用一块花哨的大手帕擦了擦眼泪。
“店铺吗？”他挺直了腰，他的头正好顶住吊得过低的灯泡，秃头四周罩上了一圈光轮。“店铺吗？请给我纸和墨水，革命的水兵同志！”他果断地要求道。
“干什么用？”
“写呈子，革命的水兵同志！”
“什么呈子？”
“我愿意放弃全部私有财产，让当局关闭我的店铺，同时也封上由铺子供养的那六张年幼孤儿的小嘴。去关闭吧！我不想再听你们侮辱人格的训斥，请这些公民做证。我要纸和墨水！”
水兵的面色变得苍白。
“你想嘲弄人吗？”
“我要纸和墨水！”普什科夫尖声喊叫。
再加上这一滴水，杯子里的水就溢了出来。沃尔住宁的嘴突然抽搐起来，露出了金牙托，而手伸向装着毛瑟枪的木盒盖。
“我把你这个坏蛋……”
普什科夫吓得缩着脑袋，随时准备钻到桌子底下去。苏霍夫急忙跑到水兵跟前。
“住手！你怎么了？疯了吗？”
“我把你这个坏蛋……”
“要冷静，要控制自己。”我不客气地说。
“什么？”沃尔任宁重重地吐了一口气，那双浑浊的眼睛呆呆地望着我。
“要控制自己！”我重复了一句。
“我要打死这个坏蛋，”水兵轻声说道，“我要亲手枪毙他。”
“好了，好了，”苏霍夫接着他的肩头，“不要发神经了。”
普什科夫诚惶诚恐地注视着这个场面。当知道一切都过去了，用手帕擦去后脑勺上的汗水。他真吓坏了，没料到会惹得水兵发了疯。
“要明白，孩子们是有可能成为孤儿的。”当卫兵要把销赃贩子押下去的时候，我对他说。他恶狠狠地龇着牙。
“对于你们来说，是虱子，还是人，反正都一样。”
看来，普什科夫是属干那种喜欢把最后一句话留给自己的人。
“不能让沃尔任宁再审讯下去了，”我思忖道，“爬烟囱和审讯——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
三
克贝尔在阿尔巴特区的一条胡同里租下了一套住宅。这是一栋砖砌的二层楼房，楼的前面有一处院落，窗户上安着铁栅栏。看样子，珠宝匠还没有养成完全相信民警的习惯。
在包着黄皮革的房门上醒目地挂着一个木牌：“克贝尔·费奥多尔·卡尔洛维奇”
苏霍夫使劲拉了拉铃绳，我们听见了铃的响声和狗吠声，接着走来了一个有很重的外国口音的女人，她不停地盘问我们：是什么人？从哪儿来？会见费奥多尔·卡尔洛维奇的目的是什么？主人给我们开了门，又重复问一遍上面的问题。
“先生们，十分抱歉，让你们久等了，请你们原谅……汉斯，别叫了！你太没有礼貌了，汉斯！难道我没有教给你应当怎样欢迎客人吗？”克贝尔对那条黑狮子狗说，它冲着苏霍夫叫个不停。珠宝匠一只手抓着狮子狗的脖套，另一只手在狗的耳后挠着，“请进来，先生们。汉斯不咬人，”他说，你不会咬人的吧，汉斯？不咬吧？汉斯只是爱唠叨，它是个唠叨鬼，不喜欢气味……”克贝尔笑了，“请进来，先生们。”
苏霍夫瞅了瞅自己的靴子，不大好意思地说：“不喜欢柏油味吧？”
“不，不，它喜欢柏油味，只是不喜欢血腥味和武器……”
苏霍夫把龇着牙的狗推到一边。
“不是我有血腥味，而时代散发着血腥味。至于武器……没有武器可不成。因此还得让这条小狗习惯武器的味道。人们对武器巳经习惯了。”
“它会习惯的，”克贝尔担保道，然后俯下身子，说。“喂，汉斯，够了，别叫了！先生们不会杀你的。这是心地善良的先生。想吃糖吗？”他从睡衣口袋里掏出一块糖，小心地把它放在狗鼻子上。狮子狗灵巧地把糖抛起来，然后把糖咬住。“真是个机灵鬼。现在可得去睡了，汉斯。”
克贝尔同狗谈话的语调可不象在牧首法衣圣器室里同我谈话时那样毫无表情，声音又嘶哑，而是温柔奉承，就好象大人在孩子面前请求原谅似的。
我在半昏暗的长廊的尽头看见了一个女人。她长得象珠宝匠，身材瘦小，而脑袋却大的出奇。看来，隔着门同我们谈话的就是她。
“马蒂尔达！”克贝尔喊了一声。
女人小心翼翼地，甚至惊恐地走到他跟前。
“请先生们脱去外衣，然后请他们到客厅去。我马上就来。”
女人向“先生们”行了个屈膝礼。她那沉重的脑袋向前冲了一下，然后犹如钟摆似的在削瘦的肩膀上晃动。
“我叫马蒂尔达·卡尔洛芙娜，”她笑了，露出几个稀疏的黄牙。“费奥多尔·卡尔洛维奇是我亲爱的哥哥。”
“非常高兴同您认识。”帕维尔颇为礼貌地说，他无法适应这种环境，觉得不自在。
“各位先生们请宽衣！”
她想帮助苏霍夫脱下短大衣，可是他却惊慌张张地自己脱了下来，而后又小心地蹭去皮靴上的泥。
她把我们领进一间大屋子，天花板极高，几乎没有什么家具，顺着光秃秃的墙摆着一排矮玻璃柜。在厚玻璃下面，天鹅绒衬垫上摆着一些大得出奇的钻石、红宝石、绿宝石和蓝宝石。
“是假的吗？”我问道，在一个柜子前停下了脚步。
“是的，全是假宝石。”她肯定地回答。“费奥多尔·卡尔洛维奇花了多年功夫，费了很大的劲儿，才制成的。假如这些石头都是真宝石，那我们就成了欧洲和美洲最富有的人了。就是罗特施尔德家族与我们相比也成了……怎么说的？成了乞丐。是的，是地道的乞丐，他们在我们面前将成为穷人。而现在，我们在他们面前是穷人，因为这全是假货，玻璃制成的。请坐！”
我坐下了，可是帕维尔却没有坐下，他被玻璃柜吸引住了。克贝尔的妹妹很高兴。
“哦，您很喜欢这些假宝石！”
“真不错，太漂亮了！”苏霍夫说。
“是的，是的，很漂亮，”马蒂尔达。卡尔洛芙娜摇晃着脑袋说，“它们同真的一模一样。费奥尔多·卡尔洛维奇会制出非常好的仿造品。她打开了装在玻璃柜里的电灯。假宝石立刻射出万道光彩。“请您也来欣赏一下这些玩意儿，好吗？”她对我说。这一天我太累了，实在舍不得离开这松软而又舒适的沙发椅。我还是站了起来，朝他们俩走去。
“在这儿的是世界上最漂亮和最大的钻石，”她一边说，一边用木教鞭敲打着柜面玻璃。‘蒙兀儿王朝’、‘非洲之星’、“金币’、‘尼扎姆’、‘司徒亚特’、‘土邦王公’、‘科希奴尔’、‘奥尔洛夫伯爵’、‘托斯坎大公’、‘萨恩西’……每一个都有自己的传记。”
“同人一样吗？”苏霍夫问遣。
“是的，是的，同人一样。当今是怎么说的？社会——出身。”
帕维尔笑了起来。
“还能有钻石资产阶级、钻石无产者，以及钻石无政府主义分子吗？”
“是的，是的，”马蒂尔达·卡尔洛芙娜笑着说，“费奥尔多·卡尔洛维奇把有关每一块钻石的社会出身都写了下来，准备出版一本有关这方面的书。可是突然爆发了战争和革命……”
“那么，比如说，这是谁呢？”苏霍夫用手指着玻璃下面的一块钻石问道。
“这个小玩意儿有两个名字。它叫‘摄政王’或者叫‘庇特’。”
“那么，它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者？”苏霍夫开玩笑地问。
“‘皮特’是一位显要的贵族。”马蒂尔达·卡尔洛芙娜郑重地说，甚至是恭恭敬敬地回答道。
“属于贵族血统吗？”
“是的，它有贵族血统．是贵族。但是它是被一个奴隶找到的。他很愿意把这个大玩意儿交给自己的主人……”
“那么，是迫不得已才交出来的吗？”
“不是的，奴隶把这个玩意儿藏了起来。”
“含在嘴里，是吧？”
“不对，在矿场上嘴巴要受到检查，不能把东西藏在嘴里。他把它藏在腿里了。”
“藏在腿里？”
“是的，是的。他在腿上割了一个口子。然后把钻石藏在伤口里。这是一个狡猾的奴隶，他同一个水手谈妥了，让水手把它带走。为此，许诺给水手一半，就是把卖掉钻石后拿到现款分给他一半。水手同意了。然而，水手比奴隶更狡猾，他懂得全部要比一半多，水手杀害了奴隶。夺走了钻石，然后把尸体扔进了大海。”
“那么，后来呢？”苏霍夫感兴趣地问道。
“后来水手以一千英镑的价格将钻石卖给了庇特总督。水手以为一千英镑巳是很大的数目了，可是珠宝匠对他讲。就这种钻石来说，那是太少了。水手闷闷不乐，他原来就是个酒鬼，而现在喝得更多了。他整天借酒浇愁。钱花光后，他又去见庇特，庇特下令将他轰了出去。这时，水手从自己的同事那儿借了点钱，买了一大瓶罗木烈酒，一下子喝光。他骂庇特是头猪，欺骗了他。后来，他太忧郁了，就用绳子上吊了。庇特是个聪明人，对宝石也很懂行，他把从倒霉的水手那里买下的钻石以三百七十五万法郎的价格卖给了法兰西的摄政王奥尔连斯基公爵。当法兰西爆发革命时，钻石“摄政王”和国王的其它宝物一道被窃走。当时法兰西人没功夫欣赏钻石，他们只欣赏断头台。后来，警察局找到了钻石。当时的法国政府财政很困难，于是就拿钻石在国外当抵押品。拿破仑皇帝将它赎了回来，不过他当时还不是皇帝，他当时还是执政官。拿破仑作战时，“摄政王”就在他的佩剑上闪烁发光，拿破仑打过许多仗。拿破仑认为，这颗钻石给他带来了好运。但是，在滑铁卢战役里拿破仑遭到惨败。钻石“摄政王”也落到了勇敢的普鲁士人手里。现在它在德皇威廉手里。
珠宝启蒙教育好象是克贝尔一家的家庭嗜好，苏霍夫听了入迷。
“马蒂尔达·卡尔洛芙娜，”我不客气地打断了女主人的述说，“牧首法衣圣器室里的宝石放在哪里呢？”
她没有见怪。
“噢，请，请！我说的太多了。非常抱歉！请到这边来。”
她把我们领到靠近窗户的那个玻璃柜跟前，掀起蒙在上面的罩子。
“这些玩意儿是罗马教皇法冠上的宝石，而这些——就是牧首法衣圣器室里的收藏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