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雷恰洛夫的办公室里召开了会议，决定不在车站上逮捕梅斯梅尔。我们的侦察员要在站台上“收下”苏霍夫交付的“货物”，然后暗中跟踪瓦西里·梅斯梅尔。估计梅斯梅尔会从车站上直接去见他的父亲，因此我决定监视一等文官博布里谢夫的寡妇的房子，老头子就住在她家里。这个任务交给了阿尔秋欣和沃尔任宁。阿尔秋欣装扮成闲逛的二流子，监视大门。如果瓦西里·梅斯梅尔想利用院子的后门，那么，势必会被沃尔任宁发觉，他装扮成清扫工的在乡下的亲戚，被雇来劈木柴。
为了等待“包装好了和已发出的货物”，我同沃尔任宁一起察看了尼古拉耶夫车站后，更觉得“入库”和“运输工具”是件棘手的事。
卡兰切夫卡一直是莫斯科市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下车的人们一走出站台，就会听到嘈杂刺耳的喧闹声。车轮在路面上发出隆隆响声，电车叮当响个不停，马在嘶鸣，出租汽车的喇叭声，搬运工、车夫和出租房屋的经理人在高声喊叫着，还有莫斯科女摊贩们在声嘶力竭地招揽生意。
大车上装满了劈柴，平板车载着皮箱和行李袋，手推车上装满口袋。女人们穿着宽大的天鹅绒大衣，农民戴着风帽，女摊贩系着各种颜色的头巾．一片喧闹声和叫喊声。这就是战前广场上的景象。战争和两次革命的风暴在这人群的海面上掀起更大的恶浪，把难民、退伍军人、投机商和赦免的刑事犯卷到了这里。广场上装饰着红花结和旗子，在从前的帝国大厦的正面墙上挂着巨幅宣传画，上面画着一个头戴高筒礼帽，脚穿钉着马蹄铁掌的铮亮短腰皮鞋的资本家爬在地上，一名赤着脚的工人气势凶凶地骑在资本家的背上，在工人的脚 处画了一对星状马刺，下面写着：“无产者，稳稳地骑在马上吧！”
士兵们一边说着俏皮话，一边狂笑着爬到电车顶上：坐在电车顶上逛大街是退伍军人最热衷的游戏，叫做坐“旋转木马”，电车式的旋转木马绕着莫斯科转……
我们一大早就赶到了卡兰切夫卡，然而这里已热闹非凡。卡兰切夫卡在沸腾，人群川流不息，乱成一团，许多人叫喊着招徕顾客。
“德国人已逼进彼得格勒城下！德国人已经逼近彼得格勒城下了！”报童在高叫着，“彼得堡的饥民们在抢粮！卡列金将军以自杀结束了自己的戎马生涯！看苏联人民委员会颁布的黄金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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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要小面包圈呀：松软的小面包圈！”一个胖胖的女摊贩高声叫卖着。
“阿斯特拉罕鲱鱼馅、阿尔扎马斯城风味的大馅饼呀！”她的同行在极力竞争。
我们搞不清从彼得格勒开来的列车到站时间。车站值班人员也只是爱莫能助地耸耸双肩。
“战前我能告诉你们，可现在……也许误点一个小时，也许误点一昼夜。”
总之，值班人员肯定火车要误点。
我同负有“入库和运输”任务的战士们说了几句话后。就朝车站出口走去，那里挤满了刚下车的乘客，穿越人流是不可能的，我们被挤进一间教堂开的小铺子里。两名修道士在推销小十字架，神灯和圣像。
“有罪祖先的罪孽深重的后代们，快到这边来吧！信徒们，快过来吧！”那个年轻一些的修道上卖劲地招徕顾客，而他的那位老朽不堪的搭档在大声地报着价格，并对信教的顾客祝福道：“愿上帝保佑你永世平安！”
这里还有一个长着娃娃脸的年轻妓女和一群衣衫褴缕的孩子。
下车的人群，推倒了女摊贩的馅饼摊子，广场上人山人海。
遭人们毒打的扒手在哀号；一位瘦削的先生正站在刚下车的会议代表们面前点名；还有人在为老年演员募集修建避难所的费用；排队买干草票的马车夫们对骂起来；在从前的帝国大厦当今的铁路军事委员会的楼前，正在召开群众大会，志愿参加红军的人也在这里报名。
“九级浪！”沃尔任宁兴高采烈地说，“俄罗斯愤怒了——骨头都在咯咯作响。那个该死的尼古拉做梦也没有想到，大帝国在崩溃。”低低地扣在头上的无檐帽下面的一双眼睛闪闪发亮，他感到自己置身在这沸腾的生活之中，宛如一股激流冲击着一切，向前奔去。
“现今干的一切是对人类的亵读”老朽的修道士以教训的口吻说道，“圣经上说过，忍让方能成大业。”
“我说，老爷子，什么忍让，什么成大业，这全是瞎扯！你的祷告挡不住子弹，你的十字架也不能使人民富裕。”
“呸，异教徒！”
“你讲的都是骗人话。”沃尔任宁说。
妓女扭着腰枝向水兵靠去，她咧开涂得通红的嘴笑着，要支烟抽。
“玛申卡，失业了吗？”
她不满地哼了一声——“公狗总是找得到的。请我喝一杯，镶金牙的。”
沃尔任宁叹了一口气：“天堂我到是挺想去，可就是造孽太多了啊！”
“怎么，没有钱吗？”
“说到钱，玛申卡，那是一堆粪土，”水兵说，“问题不在钱，而是原则性。等我们把德国人打垮了，再让我来陪你喝个痛快。到那时不会有可卡因了，但酒精有的是。酒精算什么，有香槟酒、马德拉酒！任你挑选，玛申卡！想喝上一口吗？喝吧！想游泳吗？游吧！不过，可别淹死。现在对翻了身的人民来说，没有做不到的事。可眼前——还不成：要有原则。请多多原谅！该起锚了，驶向那即将被消灭的阶级吧！”
看上了水兵的妓女本想再说几句，可是瞅见人群中有一个有派头的先生，就急忙朝他挤了过去。
沃尔任宁把无檐帽往后推了推，揉了揉冻红了的耳朵，遗憾地说：“革命原则高干一切。科萨切夫斯基同志！”
“我深表同情，向你致敬！”
他用疑惑的眼睛瞅着我，但什么话也没说。当我们乘上马车朝刑侦局驶去时。他才心平气和地说：“你不会得到善终的，科萨切夫斯基同志！”
“我真希望是这样，要是善终那太无聊了。”
“是这样，”沃尔在宁同意我的看法，“活着开玩笑，死时却又很正经，那也不痛快……”
博林和阿尔秋欣已在我的办公室里等候我们。沃尔任宁换了装（应符合清扫工的农村亲戚的打扮）后，我再次向他和阿尔秋欣嘱咐了一番。
“全明白了吗？”
“还能有什么不明白的呢？”阿尔秋欣惊奇地说“不用左手 鼻涕，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这不用教，误不了事！”
他们走后，我终于查明，特别快车还停在靠近克林站附近的线路上：线路被难民和战俘的列车堵住了。
“看来，我们骑马从彼得格勒出发也赶到了，而且更方便一些。”博林说。
博林说的符合实际情况。如果说，革命后生活的节奏在不停地加快，那么，列车运行的速度实际上却是在减缓。过去特别快车跑完莫斯科和彼得格勒之间的六百多俄里的路程共需要十二个半小时，而现在需要一昼夜，有时还要多，普通客车则要拖上两三天，在车站和中途的无名小站上一停就是数小时。
常外出的乘客都很了解列车经过的四个省的供应情况：在楚多沃买火柴；在奥摩洛卡买麻袋；在瓦尔戴买面粉；在特韦里能搞到黄油、马铃薯和奶渣……
杜博维茨基叩门后，走进了办公室。他非常不遵守时间。博林看见刑侦局局长进来就站了起来，他已经养成尊敬长官的习惯。
“请坐，请坐下，彼得·彼得洛维奇！”杜博维茨基说。
他的脸上露出又惊又喜的神色，在突然逮捕了绑架商人的罪犯后，他一直无法平静。在月总结中，他就这次出色的破案工作写了整整一页纸。
“我只耽搁你一分钟，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他提前声明道，“我刚同修士大司祭季米特里通过电话。牧首和主教公会的成员都关心法衣圣器室被窃一案的侦破情况。”
“你是想说，你已尽其可能地满足了他们的好奇心吗？”
“绝不是这样，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我只告诉他们。这件案子由你本人亲自负责。他想同你谈谈，并请约定个时间。”
“可以今天晚上同他谈。”
“那么我，承蒙允许，就用电话通知他，好吗？”
“我不敢给你添麻烦，维塔利·奥列格维奇。我亲自同他通话，请你多多见谅！”
然而，摆脱杜博维茨基也不那么容易。
“还有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他急促地说，“我看过了关于巴里事件的材料，我有一个想法，劫持犯，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是受了无政府主义者格雷兹洛夫的影响。”
搏林警觉起来，望着我，看来他已明白，我打算用什么东西“缝制船帆”。
“你对此有何结论呢？”
他笑道，“怎么说呢？当然罗，不能让格雷兹洛夫同志为此承担刑事责任……”
“为什么呢？象是犯了教唆罪。”
“哎，要考虑到格雷兹洛夫同志是个老革命家……也许，有必要将这个情况报告雷恰洛夫同志？”
“这件事也由我来亲自处理，维塔利·奥列格维奇。”
“太谢谢你啦！”杜博维茨基如释重负地说道。一方面，他不想得罪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另一方面，他又不想承担责任。他喜欢讨好，谁也不得罪，真是又要狼吃饱，又要羊儿不挨咬。
他走后不久，就响起了久盼的电话铃声。副监察员从尼古拉耶夫车站报告说，“货物”已抵达并顺利办好移交手续。
“苏霍夫在那儿吗？”
“他不在这儿，科萨切夫斯基同志。苏霍夫刚到你那儿去了。从彼得格勒来的同志在我这儿坐着，要同他们谈话吗？”
“也请他们到我这儿来。我们感兴趣的那个人现在什么地方？”
“在车站大楼的餐厅里吃早餐。”
“梅斯梅尔没有立即去见父亲，而是去车站餐厅就餐。这件事我觉得很奇怪，但我不自认为是研究近卫军军官心理的专家，而且我对梅斯梅尔家族中的相互关系也了解甚少。
“过去尼古拉耶夫车站的餐厅曾是莫斯科最好的餐厅之一。”博林回顾道，“杰博尔格在那儿当过厨师，做的馅饼好吃极了。他特别增长烹制牛肉……”
“大概梅斯梅尔象你一样很讲究饮食……”
“杰博尔格早就走了。”博林说。
“那么，我们可以认为，他是凭老印象去光顾那家餐馆的。”
十五分钟后，电话铃又响了；梅斯梅尔简单地用完早餐，叫了一辆马车离去。
门猛地被推开，激动的苏霍夫跑进了办公室。
“哎，怎么样啦？”
“首先，你好！”我说，“然后，请脱掉外衣，不反对吧？”
他站住了。
“请原谅，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你好！”
苏霍夫从头上摘下皮帽，脱掉大衣，把书放在桌子上，看来，是在彼得格勒买到的。最上面的那本书名是《宝石》。这和侦破盗窃案是一致的。
“现在就请坐下谈谈吧。”
梅斯梅尔到莫斯科来好象同报上登出的有关法衣圣器室被窃的消息有直接关系。
苏霍夫说，在瓦西里·梅斯梅尔突然动身的那天，清扫女工舒克林娜象平时一样在早晨九点钟到他那儿去（他八点钟去上班），但这一次却碰上他在家。梅斯梅尔正同一个人通电话，桌上放着一张报纸，报上登载了关于法衣圣器室被窃的消息，这段消息用铅笔圈了起来。当时，梅斯梅尔很激动，他放下电话，把她撵走，让一个小时后再来。就在当天他去司令部请了假，说是探望病中的父亲，然后就动身前往莫斯科。在彼得格勒，苏霍夫不仅买了书，而且还搜集了有关梅斯梅尔的不少情况。
当电话铃又响起时，博林拿起了话筒：“怎么？是在阿尔巴特吗？”我听到了这几个字，听他的声音，我明白发生了新情况。开始我以为是瓦西里·梅斯梅尔溜掉了，然而不是。
“把地址再重复一遍。”博林要求道，“是的，我明白……不，暂时不要采取任何行动。继续监视，是的……那很好。”
他挂上了话筒，摇了回铃。
“原来，梅斯梅尔不是来看望父亲的。他现在正在珠宝匠克贝尔的家里……”
这个消息即使不令人震惊，也是出乎意料。
“梅斯梅尔动身的那天没有发电报吗？”博林问苏霍夫。
“发了。”苏霍夫肯定地回答，“在车站上发的。不过是在开车前，我没来得及搞清收报人是谁。”
“你认为，克贝尔是收报人吗？”我问。
“好象是，”博林点着头说，“完全有可能，他用电报约克贝尔在车站上碰头。于是下站后就在餐厅里等他，可是没有等着，就又去他家找。”
这么说，梅斯梅尔和牧首法衣圣器室的珠宝匠很熟，而他的哥哥奥列格则同修士大司祭季米特里又相识。看来，瓦西里来莫斯科与法衣圣器室被窃的消息很有关系。
“真奇怪！”博林沉思道，我们的想法不约而同。”
瓦西里·梅斯梅尔在克贝尔的家里呆了只有十分钟，他没有遇见主人（这时珠宝匠正在宝石琢磨匠米采哈诺维奇那儿），就又叫了一辆马车去父亲家。
博林坚持自己惯用的战术——等待时机。可是，这一次我没有同意；要把结在一起的绳子砍断。我用电话同修士大司祭季米特里约好了会面时间。然后叫来了一辆汽车。
二
如果你是一位不受欢迎的客人，而主人，据你判断，握有武器而且粗暴；那么，在按电铃或者叩门之前，就应当站在门的一侧，将身体紧紧贴在墙上。这一手是一九○六年我在土拉城学到的。当时警察局企图逮捕三名来自莫斯科的参加武装起义的工人战斗队员，其中一人就是我。我用白朗宁手枪朝门打了一梭子子弹，做为对警察叩门的回答，然后就撵上同伴们从后门逃走。我开枪，显然是为了吓唬他们一下，阻拦这些夜间来访的“客人”。然而，第二天却叫我大吃一惊：原来一个密探被打死，两个警察受了伤，其中一个伤势很重。土拉城的警察倒是尽职，并想很快向彼得堡报功，但缺乏经验，于是一窝蜂似地挤在门前，尽管他们很清楚我们有武器，一定会搏斗。我至今记得这件使我受到教益的事。虽然已过去十—二了，但当我们登上台阶时，我首先把过于心急的阿尔秋欣拉到一边，他一个人就能挡住门。然后，我用手势命令行动小组的战士们站到该站的位置上。安排就序后，我才侧着身体去按电铃。我等着……一点声音也没有，又按了一下……还是一片寂静。正当我琢磨怎样撞开
这扇厚门时，从门后传来了鞋后跟敲镶木地板的声音。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问：“谁呀？”
“刑事侦察局的。”
“警察局吗？你们有什么事？”从声音里可以听出她很惊恐。
锁头响了一下，可门只开了一条小缝。
“你们有什么事？”侍女又问了一声，不过，这一次是直接问我的。
“关于这个问题让我们进屋谈。”
她摘掉锁链子，我们走进了宽敞的前厅，有好几扇门通向这里。
“瓦西里·格里戈里耶维奇在家吗？”
“等一下……我就去通报。”
“不必打扰你了。他住在哪儿？”
她用目光朝门的那边指了指。我握住门把手，轻轻往下按，猛地推开了门。屋子里空无一人。
“他到底在什么地方？”
“不知道。我真不知道……”她惊异道，“我刚给瓦西里·格里戈里耶维奇送过茶，就送到这儿的……”
这是实话，在铺着毛毯的沙发床旁有个小圆桌，上面摆着糖罐、瓷茶壶、茶碗和小碟，茶碗里还冒着热气。
“我想，瓦西里·格里戈里耶维奇也许在他爸爸那儿……”
“瓦西里·格里戈里耶维奇不在家。”传来了一个苍老而嘶哑的声音，“你，韦罗奇卡，回到自己房里去，我自己来招待客人。如果有必要，我再叫你。去吧，韦罗奇卡。”
在前厅的另一头站着一个留着唇须和颊须的老头子，只有上个世纪末期的人们才留这种颊须。他穿着佩有退伍将军横肩章的短上衣和裤缝上镶着红条的军裤。如果不是那双家用无跟毡鞋，而这与他那副威武的样子很不相称，那么，他与《田野》杂志刊登的那幅指挥官之父的画像丝毫不差。
不难猜出，这就是房子的主人，少将梅斯梅尔男爵。
男爵的身上散发出樟脑的味道，看样子，将军服从箱子里取出不久，还没来得及拿出去晾一晾。他迈着小步朝我走过来。
“请问，阁下尊姓大名？”
我把证件递给他看。他戴上眼镜，认真地看着，然后微微点了点头，把证件还给我。
“有幸相识，”他客气地说。“民警局苏维埃主席同志，这象是四等文宫，相当军事部门的少将，而在海军——是海军少将。”他对我说，“高级官员，我很荣幸。”
“您的儿子在哪儿？”
老头子好象还挺高兴。
“这是一个实质性问题。不过，如果您要找瓦西里·格里戈里耶维奇的话，我无可奉告。我只能肯定地说，他不在这里。顺便说一句，这儿还有留给您的一张便条。就是这张。如果……”
便条上只有寥寥数语：
“契卡的先生们：
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同你们认真地谈一谈，请原谅。我期待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在对于我和我国都更为有利的情况下进行对话。
“瓦·梅斯梅尔男爵”
“尽管他是我的儿子，可我不赞成他的做法。”老头子斥责道，“我们干嘛站在前厅说话呢？请原谅，人老了……请到房里来。韦罗奇卡会在厨房里款待当兵的，有菜汤和稀粥——我们的饭食……这差事怎么样啊，弟兄们？”他问站在一旁的行动小组的赤卫队员们。
“当差就不能哭鼻子，阁下大人！”一名战士开玩笑地说了一句。
“说什么？当差就不能哭鼻子？太好了！瞧，这就是人民的智慧。”老头子喜笑颜开，甚至用毡鞋敲打着地板。”当差……不能哭鼻子……说得太对了，这象军人说的话。军人本来就是——餐风宿露，爬冰卧雪，大丈夫志在四方……”
精心严密组织的这次行动看来就要落空了。
我为把“货物”从彼得格勒运到莫斯科担惊受怕，曾怕瓦西里·梅斯梅尔在京兰切夫卡广场或是途中溜掉。然而，他却从我的鼻子底下溜了——这是我没有料到的事。他已经离开了，并没有绞尽脑汁搞金蝉脱壳之计，而是很轻易地溜了。在我们到来前不久，他不慌不忙地随着楼梯上了阁楼，从天窗爬上了房顶，再从那儿跳到与寡妇家紧挨着的邻家房顶上。他从房顶爬下来也是轻而易举的：通过阁楼或者沿着消防梯爬下来，不必具有杂技演员的技艺。男爵真有两手！
阁楼上一片漆黑，老鼠把纸咬得沙沙作响，木头上积满了厚厚的一层灰尘，靴子的印迹看得一清二楚，只剩下一片合页的天窗来回晃荡，时而吱扭作声。
“跑掉了，”阿尔秋欣断定道，“从房顶上跑掉了，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
在搜查阁楼和屋顶后，我浑身上下弄得很脏，回到房间时，侍女为我刷大衣，而将军则过分谨慎地请我们去洗手。他亲自为我们引路，然而不知为什么不去洗澡间，而是到他的卧室去，这里一个紫檀木柜式洗脸盆几乎占了整整一面墙。数不清的大大小小的刷子也都是紫檀木的，看来都各有其用：有将军梳头的，梳刷短须和梳鬓须的。这里还有花露水瓶和发腊盒。将军很注重自己的仪表。
紫檀木散发着独特的象针叶紫罗兰的淡淡清香，这种香味令人想起春天。对着铺床罩的大床（床头上方挂着几幅圣像）的墙上挂着一对雕花镜框，框里镶着两张相片：普希金和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大公。
老头子在递给我毛巾时，扮着笑脸说；“自然界的奥妙，”他说，“宫中低级待从和大公——差距太大了，不是这样吗？然而，我不在意。我可以使您相信，科萨切夫斯基先生，他们俩人同时乘上飞马［飞马是希腊神话中长有双翼的马，被勇士帕修斯斩首的女怪神梅杜萨的血所变成。据以后的传说，由于飞马蹄子的一踏而产生了一个诗的灵感之泉（希波克林泉），诗人可以因这个泉的水而得到灵感。在文学中飞马的形象成了诗人灵感的象征。所以有“乘上飞马”（开始作诗）这句话。——译者注。］并取得同样的成就，都是缪斯［希腊神话的司诗之神］的宠儿！诚然，大公殿下不仅仅以诗歌而享有盛名——他是御前禁卫军波列奥布拉任斯基军团的司令，第十五梯弗里斯掷弹兵团［帝俄时代的一种精锐部队］名誉长官，又是将军，科学院院长。至于他的出身我就不说了。不过，我不赞成对人抱有成见和偏见，科萨切夫斯基先生。依我看，低级侍从官写的诗并不比大公写的差，在诗坛上可不讲文武宫员的等级。不过，应当承认，我更喜欢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的诗，这绝不是因为他是一位大公，而在普希金先生的身上有黑人的血统。而是因为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不描写爱的欢乐和女人的腿，而是描写每一个东正教徒追求的目标和必由之路。我认为，大公殿下的诗章更高尚和文明。肯定您会记得，”老头子挥动了一下右手朗诵道：“‘即使我不出身于贵族，也没有皇家的血统，但我乃将博得东正教徒亲人们的信任和爱戴。’太动人了，是吗？您再听：‘让我的诗句充溢人们的心田，驱赶不幸者的烦恼，把幸福撒满人间！”这太打动人心啦！”他吸了一口气又把那句诗重复了一遍：“……‘我们将博得东正教徒亲人们的信任和爱戴。’”
看来，不应怀疑他在讽刺人，他也没有打算讥讽我。这仅仅说明将军已经跨越了那道看不见的门槛，这道门槛把智慧的成熟与脑子的退化分隔开来，他以其独具的果断精神，迈着有节奏的正步跨过了它。曾几何时，他就是迈着这种步伐率领自己的部队走过红村的街道。
显而易见，儿子没有把自己的事情告诉他。
“还要进行搜查吗？”老头子郑重其事地问道。
“只得如此了。”
他点头表示同意，“我理解，我理解……这是公务！”
他总是以一种天真的景仰心情对待诸如公务、纪律、官衔和统治权力之类的事。在把我送到前厅时，他讲了一件团里的趣事：以一个士宫正在涅瓦大街上行走，忽然皇帝陛下，故去的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洛维奇，愿他早升天堂，突然出现了……这位士官，很自然罗，立正，站得笔直，气也不敢出，活象一尊塑像，只有胡子梢在颤动和马刺微微晃动，发出响声。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洛维奇看见了他——一切都合乎要求：这个和善的小伙子很懂得队列条令，就象浇铸似的站着不动，连蜜蜂钻进他的鼻孔，他都不敢打喷嚏。这才象个当差的！皇帝问道：‘你到哪里去？’那个士官竭尽全力高声喊道；‘报告陛下，到车库［在俄语里，‘车库’一词不变格，在这里变成了第四格。——译者注。］去’皇帝宽厚地笑了笑，和蔼地对他说：‘傻小子，’他说，‘根据俄国语言修辞学，车库这个词是不变格的。’可是士官却不同意，他说：‘那可不敢，陛下！’‘怎么不敢，小傻瓜？’‘就是不敢，’他回答说，‘在皇帝陛下面前，一切都要变的！’怎么样，啊？”老头子陈味地笑了起来。“要知道他是对的，也很滑头：在最高权力面前一定要贬低自己表示臣服，无论是人，无论是动物，也不论是植物，统统都得如此，根本谈不上什么语法不语法！”
我在前厅里见到了沃尔任宁，他已没有必要在院子里呆下去了。水兵的脸红红的，头发被水弄湿了，粘满了木屑的棉袄敞开着，在赤裸的胸膛上刺着红字：“消灭全世界的资本家！”在字的周围是由链条和铁锚组成的别出心裁的图案……
“你怎么啦，敞胸露怀的，是劈木头了吗？”我关心地问道。
“是的，”他无不骄傲地肯定道，“只是请你，科萨切夫斯基同志，不必为我担心，我在风雨里久经锻炼，只要干活，那就什么小病也不会得。我连劈带锯干了一阵子，汗水把衬裤都浸透了，象是洗了个澡……”
“消灭全世界的资本家……”是的，不过瓦西里·梅斯梅尔不难明白：他父亲的住所已被监视。
“舰队迎接皇上驾到要放三十一响礼炮。”老头子在此时此地说这些话似乎不大合适，“全部桅旗，司令旗和海军上将的旗都得降半旗。”
“说的真对，老爷子！”沃尔任宁肯定道，并向我使了个眼色。“对于这种事他倒挺在行，是吗？”
“是的……这跟你们不同。”我点了点头。
三
瓦西里·梅斯梅尔在屋顶上逛荡够了就立即去找克贝尔或者法衣圣器室的执事，这种可能是极少的。看来人他已看出了风势，会做出相应的推断。虽然，“可能性极少”，总还是有可能的。因此我决心来个先发制人，并为了避免时有发生的例外，就派沃尔任宁去找博林，这时他正在珠宝匠家里搜查。水兵要把我们扑空的情况告诉他。我还让水兵带去一张字条。如果瓦西里·梅斯梅尔仍要会见克贝尔的话，请他采取措施逮捕瓦西里·梅斯梅尔。同时派苏霍夫同彼得格勒刑事侦察局的干部一道去克里姆林宫。苏霍夫负有的使命是；既要悄无声息地抓到梅斯梅尔，又要暂不惊动修士大司祭。至于季米特里，数小时后我们还要在刑侦局见面，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得知上校已到了莫科斯，更不能让他察觉到我们对他和瓦拉穆修道院的苦行修士感兴趣。总之，季米特里知道得越少，对案件越有利。
应当估计到梅斯梅尔会试图用电话同季米特里取得联系。在牧首法衣圣器室里没有安装电话，而在东正教主教公会办事处和修道院里约有十台或十二台电话机。
所有的电话机，显而易见，不会同时坏的。如果对电话总机搞些维修或者某段电缆出了故障，当然都是“偶然的”，行得通吗？
我给克里姆林宫的警卫队打了电话，警卫队副队长听完我的意见后，说：“可以做到。我们将进行维修。”
“什么时候？”
“现在就开始。您需要几个小时？”
“五到六个小时。”
“那就这么定了。我马上就下命令。”
现在瓦西里·梅斯梅尔已不可能用电话同季米特里取得联系了。他只能去冒险，或者采取慎重态度，不和法衣圣器室的执事见面。
还是先搜查一下梅斯梅尔家，或许能找到些什么。
“从哪个房间开始呢？”老头子问道，从他语调中能听出，他是诚心想帮我的忙。这不是因为他对儿子不好，而是因为在权力面前一切都得起变化，甚至连语法规则上不能变格的单词也应该变。这种观念从小就灌输在他的脑子里，已经根深蒂固。
“从哪一间开始呢？请您安排好了。”我客气而礼貌地回答。
受宠若惊的老头子思忖片刻后，说：“哦，哦，也许，从育儿室开始吧。”
“可以。”
“在我有客人的时候，瓦西里·格里戈里耶维奇总是呆在那里。”他解释说道，“今天也是这样……”将军叹了一口气。今天发生的事惹他不高兴。其实，有什么值得他高兴的呢！政府，甚至包括工农政府在内，总之都是政府，不能同政府发生争执。不过，难道能拿今天的政府同皇帝陛下相提并论吗？不能，当然不能。而谋反的又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他逃跑了，没有依法办事，不过……那是明智的。矛盾的心情使将军在思想上陷入一片混乱。
为什么把这个房间命名为育儿室——我不清楚，我心里给它起了个绰号；“育马棚”。这间屋子的四壁上挂满了以马为主题的照片和画片：高傲地扬着头的奥尔洛夫大马和英国马；带着颈轭的阿拉伯种跑马；托尔锡克短尾巴 马；顿河种马；土库曼的帖金马和瑞典种马。有的马在奔跑，有的在蹦跳，有的在穿越障碍，有的在甩蹄子，有的摆好姿势让人照相，有的在默默地咀嚼青草或燕麦苗。高高橛起的蹄子，油光发亮的臀部，充满血丝的眼睛和随风摆动的尾巴……。挂在墙上的带刀鞘用黄金和圣乔治绶带装饰起来的车刀，骠骑兵的图囊——皇帝陛下御前禁卫军骠骑兵团军官们在举行仪式时必须佩戴的皮包，以及尼古拉二世本人的画像在这毛色繁多。品种各异的马群之中显得相形见拙，不为人们注目了。皇帝被这庞大的马群吓呆了，从那笨重的镶金丝的黑像框里忐忑不安地张望着。尼古拉二世在画像上的这副不知所措的样子，就同他在托波尔斯克，在卫队长科贝良斯基上校陪同下，朝我走过来时一模一样，只是那时他没有穿这身白色骠骑兵礼服。
“是些好马，”老头子向我解释道。“瓦西里·格里戈里耶维奇一直是个马迷。战前他与军官们赛马是从不空手而归，总要获奖。”
在房角上，一张不大的写字台旁，在一个托架上放着一只皮包。从获得的情报看，这正是瓦西里今天从彼得格勒带来的那只皮包。皮包用皮带捆着，看样子它还没有解开过。苏霍夫对我说过的那个物品袋却不见了。
“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瓦西里·格里戈里耶维奇除了皮包外，还有一个物品袋吧？”
“完全对，”将军毫不迟疑地肯定道，“是一个物品袋。”
“那么在哪儿呢？”
将军的目光扫视着房间，哼哧了几声，朝沙发底下张望了一下。
躲在阿尔秋欣宽大的肩膀后面的传女说；“我亲自把瓦西里·格里戈里耶维奇的物品袋从前厅搬到了这里，同皮包放在一起……”
“随身带走了。”将军猜测道，并为自己的判断得意地笑了。
只有阿尔秋欣对将军的洞察力做了一番评论。
“将军阁下说得很对，”他表示赞同道：“物品袋随身带走了，而皮包留下了。带上两件东西爬屋顶很不方便，于是只好选择其中的一件，我是这么想的。”
男爵的本事真大！在我们到来之前，看来，只剩下一件事没来得及办完——把茶喝完。
“如果不使您为难……”我对老头子说，同时用眼睛瞅了瞅皮包。他明白了我的意思、慌慌张张地迈着小碎步走到皮包跟前，急忙解开皮带，掀开了上盖。
赤卫队员把装在皮包里的物品一件一件地掏了出来：贴身穿的丝绸衬衣、袜子、汗衫、旅途用品、几盒香烟、美国罐头、几本书——俄国欧洲部分的《养马业与运输方法》，《尼·伊里英在顿河流域的工厂》，《俄国纯种马和跑马养育指南》……
我翻了翻书——里面什么东西也没有。现在可以搜查房间了。
为了敲打、检查墙壁、就得先解决马群带来的麻烦，也得解决混入马群中的皇帝陛下带来的麻烦。阿尔秋欣站在椅子上摘下了沙皇像，抖掉像上的灰尘，打了个喷嚏，他的脸上立即泛起了笑容：星期一打喷嚏——会得到礼物；星期二——要来客人；星期三——有好消息；星期四——要受到夸奖；星期五——有约会；而星期六——如愿以偿。今天恰好是星期六。而刚才这个喷嚏则使人更有充足的理由相信，今天会有许多喜事。
“把这个吸血鬼尼古拉·亚历山大洛维奇放在哪儿呀？”阿尔秋欣伸直了胳膊抱着像框四下打量着。
“很简单，让他靠墙根。”一位赤卫队员一语双关地说。
将军从阿尔秋欣手中夺下像框，小心异异地把皇帝放在沙发上，用衣服袖子擦去玻璃和木框上的灰尘。
“别忙了，将军阁下，”那位让把画像放在墙根的赤卫队员说，“忙什么呀？首先木框需要检查，也许在柜子里藏着什么东西……”他用胳膊肘把将军事推到一旁，仔细地察看像框；正面、背面，用指甲刮漆面，用手指敲木框。他不慌不忙地做着这些事，满有兴趣。一眼就看出，这个青年人生来就喜欢搞“现场勘察”。
“也许什么地方有个密室吧？”我先问向将军，他两眼正在紧紧地盯住赤卫队员那灵巧的手指。
“这可是皇上的像！”将军突然高喊道。他的眼里噙满泪水。
“藏在房间的墙壁里吗？我们反正要检查的。”
“不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
“已经检查完了，将军阁下，”赤卫队员检查完像框后说，“奴仆满意，沙皇也没受屈。”
将军支持不住了，他瘫坐在沙发上，一只手扶着像框的一角，看上去就象将军在柔情地拥抱着这个俄国最后的皇帝。阿尔秋欣很可怜他，为了让老头子高兴一起，对他说道：“吸血鬼尼古拉·亚历山大洛维奇的军刀耍得很漂亮。我也是个行家，可我也吃过他的亏。上帝啊！一不留神，就被刺中了，而他的太子，阿列克赛·尼古拉耶维奇，请原谅。却不是个好手，比不上他爸爸！”
将军的面颊发白。
“您真的同皇上陛下比过军刀吗？”
“千真万确！是我在托波尔斯克的卫队里服役的时候。”
“别扯了，阿尔秋欣，”我打断了他们的谈话，“把画片都检查一遍。”
“统统会检查的，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他大声说道，眼睛却瞅着坐在沙发上的老头子。他正两手抱着头，忧伤地叹着气。阿尔秋欣是个软心肠的人，然而他明白：命运就是这么安排的。谁也不会一帆风顺，不受挫折。这有办法呢！
当阿尔秋欣和赤卫队员们在传女的帮助下从墙上摘下图片和相片的时候，我检查了写字台抽屉里的东西。
看来，四处游荡的瓦西里·梅斯梅尔把父来的寓所，特别是这间屋子当成自己真正的家。桌子里放着他一九一二年写的日记，故去的妻子的信件，数不清的相片：穿着大学生制服的瓦西里，身旁站着当骑兵军官的哥哥；瓦西里——军官学校的士官生；瓦西里站在一群军官中间，背景是光秃秃的山庄；瓦西里同未婚妻在一起，她长着一双大眼睛，脖子有些瘦长，一副忧郁的神情……
证书、证件、发票，镶着炮弹碎片的银坠几、自鸣式怀表、用打字机打印的“军官祈祷文”，一卷用皮筋箍得很紧的药方，在较粗的一头印着一只双头黑鹰，空白票据本，印着纹章和花字的军官行军时用的皮制烟荷包，骨制小刀和打火机。看来．瓦西里·梅斯梅尔也爱好文学。在白色漆皮公文包里放着未完成的手稿《对决斗的几点看法》。
“决斗——真正的文明社会的性格表达方式之一，”我在读这篇文章，“甚至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对此以及对个人的名誉没有任何概念。
“当斯巴达克人的统帅对费米斯托克举起棍子的时候，费米斯托克并不觉得耻辱，只是说。‘打吧，可我还是要说！’当哲学家克罗特被揍了耳光的时候，他找不到更好的办法，只会把写着：“这是尼孔德罗莫斯干的！”的木牌贴在自己的青紫伤痕上。
“如果不把古日耳曼人那不大可信而又支禽破碎的关于对打的记载考虑在内的话，那么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决斗做为雪耻的手段只是到了十五世纪才在法兰西普遍流行。”
老头子依然如故地坐在那里，两手抱着脑袋，阿尔秋欣突然惊异地说道，“小熊跑到樱桃树下嗑瓜子！”我立即明白，有重要情况。
“找到密室了吗？”
“正是。我今天算是没有白打喷嚏，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预兆挺灵，不能不信。”阿尔秋欣转过身．讥讽地对将军说；“不大好哇，将军阁下。我对您——真心实意，而您——耍滑头，您还当过大官。这不大好。”
密室在贴着马群的墙内，恰好在尼古拉二世的肖像底下。当你按被壁纸盖住的按钮时，盖就自动落下。
“哎，那里有什么呀？”一个赤卫队员急切问道。把前皇帝的肖像靠墙根放的主意，就是他出的。他把打火机举近墙上的那个方形黑窟窿。看来，他想从那里找到钻石、绿宝石和红宝石。
“当兵的，那里全都是纪念物品，”老头子悄声说，没有从沙发上站起来。
“纪念什么呢？纪念法衣圣器室被盗吗？”赤卫队员凶狠地说。
“看吧！看吧！”老头子的声音更弱了，他用手抱着镜框，象是从专制君主那儿寻求庇护。
“我们正在看哪，得不到许可也要看，将军阁下。我们长着眼睛，什么都瞧得见！”赤卫队员说。
阿尔秋欣把手伸进窟窿，掏出一个长方形的檀香木盒子，掀开盖子后把它递给了我。盒子里面衬着天鹅绒，装满了勋章和奖章……
“男爵还挺能干，”赤卫队员说，“这些宝贝玩意儿不会白给。看样子，他让日耳曼人流了不少血。”
然后阿尔秋欣又掏出一只缎面匣子，里面盛着装饰着金箔的螺旋状蜡烛，看样子是办喜事用的——结婚纪念品；双层绸缎缝制的小口袋里装着干泥土；装有沙皇纸币的纸夹；几只盛着妇女饰物的盒子——有戒指、宝石项链、手镯、耳环、信件相片和水彩风景画册……
“就这么多了，”阿尔秋欣说。他有点为难．不知怎么办？他问道，“把这些东西都放回去吗？”
我也有点不大自在。
“就这些，不会就这些吧……”赤卫队员从密室深处拽出一张折成几折的厚纸，递给了我。
“你真是个机灵鬼！”阿尔秋欣惊异道。
我把纸铺开，这是一张贵重物品的清单，显然它同妇女的小饰物没有关系……
“有用吗？”一直注视着我的面部表情的赤卫队员问道。
“你有搜查的天才。”
“也许是的。可他说．‘就这么些了！’如果再彻底地刨它一遍，不知还会蹦出什么来呢！”
然而，我们在房间里再没有找到任何其他东西。
莫斯科刑事侦察局监察员彼·彼·博林审讯牧首法衣圣器室珠宝匠费·卡·克贝尔公民的记录（摘要）
问：你认识瓦西里·格里戈里耶维奇·梅斯梅尔公民吗？
答：是的，我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