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已经通过了四年级的考试，正打算跟朋友们一道去克里米亚的辛菲罗波尔。这时父亲出乎意料地说：
“阿斯兰别克，你应该取消外出旅行，这里需要你。”
原来，要去喀尔巴阡山，位于库塔米和科索夫之间的一个什么地方，给一个什么姑娘教数学。阿斯兰寻思，父亲不过是推荐他去当一名补习教师，要去辅导一个姑娘准备升大学考试，同时可以额外挣点零花钱。这并不引起年轻人的反感。恰恰相反，他喜欢去喀尔巴阡山，他以前经常同朋友们一起去，冬天去滑雪，夏天采蘑菇，那儿的森林里，蘑菇多得不得了。不错，同他一起去克里米亚的本来有他的姑娘，但是这件事情他甚至话到嘴边却不敢对父亲说出口。为了一个女人，放弃工作不干，放着钱不挣？这是男人的耻辱。不论什么女人都不能成为男人改变自己计划的理由。
阿斯兰别克出发到喀尔巴阡去了。在科洛梅耶的小机场上，一个高大壮实、长着一头浓密的波浪形头发和一张笑脸的男子在等着迎接他。他自我介绍说叫瓦西里·伊格纳季耶维奇。
“你了解你将要做什么事情吗？”他们坐进车里向群山的方向行驶时，瓦西里问。
“父亲说，要我给一位姑娘辅导数学。”阿斯兰迟疑地说。
“这不完全对，”瓦西里笑了，“但是大体上正确。的确，是教数学，也的确是教一位姑娘。但这可不是辅导。这位姑娘也不是一个普通的中学生。她得了重病，在医院里已经住了六年了，更确切地说，是她曾经住在医院里，在我们把她从那个医院里弄出来之前。据说，她有杰出的数学天赋，但是我们这么说吧，夸这个海口的那些人都不是这一问题的鉴定人，因此需要你来验证她的知识和素养水平。我再说明一点：她在数学方面知道多少，这对于我并不太重要，对于我来说，更重要得多的是她的潜力、她的头脑、她的智力。我是个清醒的人，我理解，她躺在医院里，没有老师，没有进课堂，很多事情都没法知道，所以我不拘泥于她的知识范围。但是我应该确切地知道，她是否真的具有与众不同的天赋，还是虚张声势，虚构杜撰，想入非非。你懂得知识与天赋的区别吗？”
“当然懂。”阿斯兰心不在焉地点点头，两眼扫望着窗外道路两旁掩映在苹果树和梨树之中的小房子。
他多么喜爱这里的景色，多么热爱是他真正的祖国的乌克兰啊！他从来就听不懂父亲那些偏执狂热的絮絮叨叨。关于历史上的故乡——印古什蒂亚——阿拉尼亚，关于多灾多难的伊赤克里亚——车臣，关于伊斯兰的绿旗和反对背信弃义的圣战——加扎瓦特。这一切离他是何其遥远，何其陌生，何等不需要。在这里，在西乌克兰，有他的朋友、他的家，这里的人都说他精通的语言，这里的人唱他从小就听惯的歌，歌中忧郁的旋律能让他热泪盈眶。偶尔从广播和电视里听到高加索民间音乐，他什么感觉也没有，他不喜欢这种音乐，听不懂它，其中没有他听惯的节奏与和谐。
汽车停在两扇高大的铁门前面。瓦西里给了信号，大门旁边的小门打开。一个穿迷彩作战服的武装警卫走近汽车，看清是瓦西里，他殷勤地点一下头，然后把询问的目光转向了阿斯兰。
“这是……”
瓦西里讷讷着说不出来了，因为他显然是忘记了对于斯拉夫人来说过于复杂的名字阿斯兰别克。
“米隆，”阿斯兰替他说，“我叫米隆。这样更简单些。”
“对！”瓦西里赞许地点点头，“他叫米隆。他要在这里住些日子。是我们的人。”
大门开了，汽车平稳地开进去，停在一幢三层大楼的台阶前。四周静悄悄的，只有其他几个警卫围着大楼和在空空的长走廊里来回走动的脚步声。
“这是什么，是什么人的别墅吗？”米隆问。
“嗯，差不多，”瓦西里答应了一声，“我们称为康复中心，就是恢复健康的地方。”
“这里也有医生吗？”
“怎么会没有呢。当然不是所有的时间。但是需要的时候就有。随便什么科都有，而且是最好的。”
显然，米隆——阿斯兰想，在这里治疗的都是些大人物和大老板，只要他们不在，那么医护人员也就走了。瓦西里说，科室齐全，医术精湛。大概，邀请什么科的医生取决于大人物生什么病。也有相应的报酬。
他不知道为什么感到不痛快。奇怪，一个姑娘家，中学生，而且身患重病，怎么跑到这样一个机构里来。在这里对她干什么？一个小姑娘，却有整整一个支队武装到牙齿的警卫。
现在是深夜，他已经躺到了自己临时新住所的床上，米隆第二次想到自己陷进了一桩不光彩的事件中。为什么那个姑娘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难道把她弄到这里来不是为了给她治病？又为什么不能对她说她是在喀尔巴阡山？从她同瓦西里的对话判断，她是被强制带来的，一句话，是被绑架的。但是，其实猜测有什么用，可以去问她自己，对，就这么办。就在明天早晨上课时。
塔什科夫同尤拉·科罗特科夫一道到医疗放射学应用研究所去。他们决定不提前同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沃洛霍夫约定。他们认为，反正薇拉肯定会事先通知他。沃洛霍夫的诊室锁着门，在诊室的主人没有到来时，他们只好在门外的走廊里坐上整整一个小时。第一眼看见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那张讨人喜欢又不加掩饰的脸，科罗特科夫就明白，出人意外的事情还在后面。在米沙·多岑科灵活的指挥下画就的肖像，非常非常接近原型。在意外成功的后面，总是紧接着失败，而且成功越辉煌越重大，失败也就越惨痛越显著，这一点，科罗特科夫根据自己的侦探生涯体会得十分深刻。
沃洛霍大从他们的身边走过，一点也没有注意到两位刑事侦查员。他打开诊室的门就消失在门后。亚历山大和尤拉又交换了一下眼色，等了几秒钟，跟着走了进去。
“您好，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他们礼貌地打招呼。
沃洛霍夫向他们抬起了眼睛，又困惑莫解地眯缝起眼睛。
“你们好，有事请讲。”
两位侦查员作了自我介绍，并简要地讲明来意。沃洛霍夫绝对平静地听着。
“很遗憾，我未必能为你们效劳。我从来没有见过薇拉·尼古拉耶芙娜的丈夫，实际上对他一无所知，除了知道他是我的病人的丈夫。”
“您要明白，在更大的程度上让我们感兴趣的是他认识的那个姑娘。他曾经安排她来找您，”科罗特科夫灵机一动撒了个谎，“我们一定要查明这个姑娘是谁，她可能同他的死有牵连，或者知道重要情况。”
“但是我可更不知道你们说的是谁了，”沃洛霍夫耸耸肩膀，“薇拉·尼古拉耶芙娜听她丈夫说这是他的一个同事的姐妹。说实在的，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些。”
“也许，您能回忆起一些细节？”科罗特科夫央求道，“您明白，死者的同事很多，其中一半人都有姐妹，她患的什么病？”
“我哪能知道？”沃洛霍夫摊开手，“这个病人我也没有见过。据我的理解，问题恰恰正是要诊断她患了什么病。”
“薇拉·尼古拉耶芙娜说，开始约定的是他们星期五来访，后来又推到另一天，因为你另有要紧事，是这样吗？”
“是的，是这样。”
“您把这个情况提前通知薇拉·尼古拉耶芙娜的丈夫了，是吗？”
“当然，我提前通知了。在首次预约日期的前一天。”
“您是以什么方式通知的？通过薇拉·尼古拉耶芙娜？”
“不是，我亲自给他打了电话。”
“什么时间？”
“早晨，我刚上班。难道这有什么意义吗？”
“您要明白，查清奥列格牺牲前几天的行踪对我们很重要，因此关于他几点钟具体在什么地方的所有情报对我们都有价值。您是给他的家里打的电话吗？”
“当然。我没有别的任何电话号码。”
“在几点钟？”
“嗯，大约……早晨8点左右。在8点到9点1刻之间，这更准确些。”
“你们谈了很久吗？”
“根本不久。我向他解释了情况，并且请他把咨询时间从星期五推到下星期一。他同意了。这就是全部谈话。”
“请您说说，您早就同薇拉·尼古拉耶芙娜相识吗？”在此之前一直暗中观察沃洛霍夫的塔什科夫抓住了主动权。
“从我给她看病开始，”沃格霍夫回答，“我们的相识是医生同病人的相识。”
“再具体一些？”
“一年左右。”
“这够久的，”塔什科夫说，“薇拉·尼古拉耶芙娜从来没有向您透露过家庭问题吗？她没有说起过她的丈夫有对头吗？”
“亲爱的，您别混淆不同的事情，”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宽厚地笑了，“她丈夫的对头，这绝对不是家庭问题，而是他的个人问题和公务问题。至于家庭事务，当然，我倒是经常向薇拉·尼古拉耶芙娜问起，因为现代医学确证，绝大多数疾病，特别是妇女疾病的发生和加重，都是对家庭不和的回应。比如，可以连续几年给某位女患者治疗湿疹，邪门，为什么最好的药也不管用？事实上，她的家里鬼知道闹些什么，她整个人一天到晚神经紧张。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怎么治，湿疹也不可能消失。”
“就是说，关于她的丈夫，您不能告诉我们任何有意思的情况？”
“唉！”沃洛霍夫叹了口气，“我很遗憾，你们在我身上白费时间。”
“好吧，打搅了，请原谅。”两位侦查员站起来，“祝你好运。”
他们默默地沿着长长的走廊走到楼梯口，顺梯而下，没有再交谈一个字。在二楼与三楼之间的楼梯拐角，放着一只高脚烟灰缸，上面有一行字很醒目：“不得抽烟。”其实，烟灰缸里满是烟头。科罗特科夫停下来，掏出了香烟。
“有什么要说？”塔什科夫问。
“没什么。你不喜欢这位大夫什么？”
“整个人。我不喜欢这位大夫，是因为他极像我们怀疑制造四起谋杀案和绑架孩子的那个人。”
“你得了吧，”萨沙瞪起了眼睛看着他，“当真？”
“绝对。根据已经掌握的情报，我们的角色也是一位医生。”
“那为什么你……”
“照你看来，我应该怎么办？给他戴上手铐，带到彼得罗夫卡去？我没有捕人勋章，按第一百二十二条的方式拘留他无论如何也够不上。难道我在犯罪现场抓到他了？抓住他的手了？莫斯科的医生何其多也！每十个人中必定就有一个像我们掌握的口头描述那样。现在这个沃洛霍夫无处可藏，有了名字，地址就能查到。我们悄悄地工作，查明谋杀案发生的时候，他在不在现场。”
楼下传来脚步声，有人走上了楼梯。于是尤拉不做声了。不再做声还因为研究所的同事们会听见，他怎样大声对尊敬的科学博士制定计划。脚步声临近了，在转弯处出现了一个女人的头，接着是穿淡黄色真丝坎肩的后背。女人转过身，开始迎面走上来。这时，塔什科夫急忙把没抽完的烟头扔进烟灰缸，他的脸分明露出了十分惊讶的神情。
“天哪！卓娅，是你？”
女人僵住了，接着她咧开嘴唇羞怯而惊异地微笑了。
“萨沙！塔什科夫！没想到在这儿看见你。”
“我也没想到。你在这里工作？”
“你说什么，我哪行。我来治疗。”
“要紧吗？”塔什科夫不安地问。
“不要紧，是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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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还在上中学的时候，他就爱上了卓娅·斯米尔尼亚金娜。她比他大三岁，根本没有发现可笑的五年级学生萨沙，因为她已经上八年级，是大家公认的美女。尽管她学习相当不错，从来没有违反过纪律，但是老师们都恨卓娅，而且恨得很强烈。这一点全校都知道。与女学生斯米尔尼亚金娜的优点相并列的还有一条很大的缺点：天生的文理通顺。如果这条缺点只是表现在完美无缺的拼写中，尚且可以忍受，但是卓娅竟然放肆地跟老师们争论，向他们指出他们自己的文法错误。唉，这些错误出现的频率比礼节更高。最早这种意外事件发生在她上六年级时。卓娅拿到经过批改的俄语书面作业，其中“写”这个单词中的一个字母被老师画上了红道，在上面用红笔挑剔地写着一个字母。姑娘莫衷一是，又是查教科书，又是查字典，但就是查不到老师写的那个奇怪的单词。她带着孩子的天真，直接在课堂上当着全班的面把这件事情说了出来。女教师自然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傲慢地建议卓娅更好地背诵规则。卓娅知道规则，而且除此之外，她能够单凭视力“找出”不正确的书写，甚至如果对这一点教科书里怎么写记得不准，如果印出来的卑词扎眼，就意味着它印得不准，这种感觉从来没有骗过她。就是处于谵妄或催眠状态，卓娅·斯米尔尼亚金娜也不会犯拼写错误，或者在不需要的地方打上标点符号。
因此女教师的反击没有让她下不来台，也没有把她弄糊涂。她拿上自已被画出了“错误”的练习本、教科书和字典立即径直到了教员室，把学校所有的教师叫到现场主持公道。一位老物理教师哈哈大笑，承认当然是卓娅对，但是其他教师的反应就不尽一致了。他们没有明确表态，请卓娅离开教员室，借口要在课间休息结束前研究几个“业务”问题。当门在姑娘身后关上时，一群女教师异口同声地指责物理教师说：
“您疯了，亚历山大·纳乌莫维奇，怎么能允许孩子批评老师？尼娜·斯捷潘诺芙娜是位经验丰富的老师，而您却让一个六年级的学生怀疑她。怎么好意思！”
“尼娜·斯捷潘诺芙娜不通俄语，难道是我的错吗？应该是她不好意思而不是我，更不是卓娅。同事们，我不得不让你们伤心。不过，标准规范的母语知识现在太少了。你们大家都写错别字，虽然不至于泛滥成灾，但是经常写错。所以你们等着瞧，这类错误会层出不穷。这是给你们上第一堂课的铃声。”
但是卓娅·斯米尔尼亚金娜的铃声却没有震醒自身文理不通的老师。他们经过简单的商量，决定给姑娘一个下马威。
那一天在地理课上，她被叫到黑板跟前，给她出的都是些表现问答，虽然她回答得十分准确，严格按照教科书，指点地图上的各个地名一次差错都没有出。女教师轻而易举地提出了几个远远超出中学教学大纲范围的问题。由于这些问题卓娅一点也没能答出来，班级日志上记上了她有生以来第一个刺眼的“二分”。
“惭愧，斯米尔尼亚金娜，”地理老师幸灾乐祸地说，“你的家庭作业做得很差。我早就注意到你这一点了，但是我宽容了你。下不为例。我现在每堂课都要问你，所以你要好好记。”
到周末，卓娅除了物理、英语和体育课之外的其他课程都受到了相应的报复。教物理的老头不违背自己的原则，而且为自己的拼写心安理得——老经验了。英语老师阿拉·谢尔盖耶芙娜认为这个问题对自己并非当务之急，因为她的英文书写非常规范。至于不久前刚到学校来的体育老师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塔什科夫，他没能给卓娅出难题，尽管他很想：她的体育素质非常好，她从一年级就开始参加田径组训练。必须赞扬塔什科夫的是，他没有参与集体整治六年级学生斯米尔尼亚金娜的愿望。
但是女教师们全力以赴。“二分”和“三分”从各个方向伴随着诸如家庭作业做得不好、笨头笨脑之类鄙视的责难向卓娅袭来。但是到学年快结束时，不得不“刹车”。按照所打的分数，卓娅应该被认为成绩不好，要留级一年，而留级在当时披认为是老师的次品。必须扭转局面。“二分”逐渐消失，被“三分”甚至偶尔被“四分”取代。简而言之，让卓娅·斯米尔尼亚金娜升到了七年级。
暑假期间，大家都逐渐冷静下来，9月1日，老师们准备给卓娅不计前嫌论绩评分，但是过了不到一个月，固执任性的姑娘又一次显示了自己。这一次她的牺牲品是决定在课堂上采用极讲究的教学派头、建议学生们就“彼得一世的改革”组织一次辩论的女历史老师。
“你们要提出对他们改革有利的理由并反驳他们，”女教师解释道，“我将把你们的论据写在黑板上。然后我们做总结。”
说完，她用粉笔画了一条线，把黑板对半分开，在这一边写上“正方”。在另一边写上“反方”，就是这样，写成了字母“A”。
孩子们开始举手，卓娅也举起了手。
“好，斯米尔尼亚金娜，我们听你说。”
“‘反方’字母应该是‘O’。”卓娅平静地说。
女教师转过身，看了看黑板。
“我写的就是‘O’，你怎么了？看不清吗？如果是，你应该戴上眼镜，而不是批评老师。”
“我说的不是第四个字母，而是第一个。第一个字母也应该是‘O’，而不是‘A’。”卓娅低声但坚决地说。
女教师的脸涨得通红。当然，把厚脸皮赶出了课堂。然后，整治重新开始，进入了新阶段，这一次更为激烈。女生斯米尔尼亚金娜所做的一切都不好，尽管这件事本来做得很好。一直到十年级，她所有的作文从文理角度均无可挑剔，题目“不公开”，但是所有科目的口头答问时，她一道补充问题也回答不上来。谁都已经想不起来卓娅是个美丽聪明的姑娘，还是个出色的运动员。她的脸上永远凝聚着受惊吓、受折磨的表情。而被叫上讲台变成了一场噩梦。看来她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承受它。有计划地把她培养成一个十足的三分生并且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在卓娅·斯米尔尼亚金娜的中学毕业证上只有两个四分——物理和英语，遗憾，毕业证上没有体育。
当这一切开始的时候，萨沙·塔什科夫，体育老师的儿子还在三年级，在父亲没有带着他转到别的学校去的两年中，小男孩默默地崇拜着卓娅。下课后，萨沙到体育馆，耐心地等待父亲结束训练，在安静的大厅后面的小房间里做家庭作业。这里是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的办公室，他在里面换衣服并存放体育器材。他经常看见六年级（然后是七年级、八年级）的一位身材匀称的漂亮姑娘，她就像是他的可望而不可及、完美绝伦的崇拜偶像。而且卓娅·斯米尔尼亚金娜每星期课后在由他的父亲指导下的田径组训练三次，于是萨沙不止一次地听到父亲称赞她。
“多么出色的姑娘，”大塔什科夫总是说，“天赋条件极好加上勤奋上进，她要是再多一些自信就好了，我就把她培养成一名冠军，要是允许的话。”
转学对萨沙而言几乎成了一场悲剧，因为他再也看不到自己崇拜的偶像。当他在新学校的体育馆突然看见卓娅的时候，简直欣喜若狂。原来，父亲在这里组织了一个小组，并且邀请卓娅跟着他训练。萨沙认为这是一个好兆头。命运对他太慈悲了。他哪里知道，只有从事体育的时候，姑娘才能不怕粗暴的吆喝和对自己一些鸡毛蒜皮小事的指责。不管怎么说，一直到七年级，萨沙还有可能一星期三次见到卓娅，甚至同她说话，至于更多的，他则没有幻想过。
卓娅没有上大学，虽然她递交了毕业文凭，甚至好好复习参加了第一门入学考试，但是她没能走到主考席前，只是因为害怕晕倒。她自认为，现在又重新走进了刚刚挣脱的那场噩梦。她将是最不好的、最没有用的、最差的人，一个讽刺嘲笑的对象。她当时一直弄不明白，事实上一切已经过去。她一直也没有弄明白，是因为她纠正老师的语法错误而老师们集中打击她，以防学生们群起效尤。然而她竟相信除了会正确书写以外，自己真的一无所知，一无所能。
凭这样的条件，她只有一条路可走——当校对员。于是卓娅·斯米尔尼亚金娜就走了这条路。干这项工作不需要受高等教育，只要识字就行了，如您自己所知，上帝给了她充分的识字能力。她这样一干就是二十年。开始在莫斯科一家大出版社，后来在一家大型科学杂志社，那里特别器重她快速记住专门术语写法的能力。如今这家大型杂志社关闭了，现在卓娅在一家受欢迎的周报社当校对。她中学一毕业就停止了体育训练，因为她不准备当冠军，她简直完全失去了当冠军所必需具备的心理素质。在出版社里人们对她极好，对她的工作质量和速度给予高度评价。但是在学校，准确地说是近四年半中经常受到的创伤留下的后遗症，使年轻漂亮的女运动员变成了灰心丧气、沉默寡言、萎靡不振、胆小怕事的姑娘，她把周围的人对自己说的每一句话都当成不应得到的好感。
甚至没有人蓄意向她献殷勤，到了这一步，卓娅自己也不指望博得别人的好感。她害怕正眼看人，再不敢多笑一笑，更谈不上多说几句话，甚至说笑话。她给自己戴上了十字架，如果不是在一个非常好的日子里出现了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沃洛霍夫，她会背着十字架过上一辈子。他关于激光治疗血液病的论文要在卓娅当时工作的那一家大型杂志上刊出。
但是，亚历山大·塔什科夫既没有看到萎靡不振，也没有看见灰心丧气。他看见的依然是他像童年时一样爱慕的匀称、漂亮、温柔的那个卓娅。因为脸部线条仍如他熟悉的那样，甚至更加完美、成熟，更有魅力。在沃洛霍夫工作的研究所楼梯上碰到她，塔什科夫记下了她的电话，并且约定当天晚上会面。当然，他已经知道卓娅就是来找沃洛霍夫的，他自己说服自己，这次约会纯属公务性质，虽然表面上也有友谊的成分。但是在内心深处他知道不是这样。可能，他至今未婚不是偶然。问题不在于女人贪图别人的钱财，更确切地说，不仅仅在于此。而在于，他自己没有意识到是在寻找一个像卓娅这样的女人。
晚上8点钟，走到“茨维特诺伊林阴道”地铁站，他买了一大束包装极为讲究的精美的鲜花，花的名字他不知道。之所以买，是因为这种花看起来美丽非凡。卓娅准时到达，不知为什么，这让塔什科夫感动。他挽起她的手，领着卓娅沿林阴道走去。
“你不知道我有多高兴，我们又见面了。”他真诚地说，暗暗闻着她身上的香味。香味好闻，亲切，这他马上就明白了。
“我也是。”卓娅小声回答，“说说你自己吧，生活怎么样，干什么工作？”
“卓尼卡，我生活很寂寞，因为基本上都在工作，没有时间干其他任何事情。”
“你有家庭吗？”
“唉，”他滑稽地摊开两手，“没有福气。你呢，出嫁了吗？”
“也没有福气。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怎么样？”
“好极了，不能再好了。健康、精神、快活，同一帮年轻运动员调情。听着，让我来给你们做媒，好吗？我看这是个绝好的主意。”
“你说什么，萨沙，我对你爸爸来说老了点。当年轻运动员我无论如何也不合适了。你做什么工作？什么风把你吹到研究所来了？”
“嘿，卓尼卡，我的工作丢人又烦人。有点类似密探，不过是相邻的部门。”
“在反侦察部门？”卓娅猜道。
“嗯，差不多。你呢？在哪里工作？干什么？”
“我是个校对员。别的什么也不会，就干这一行，已经二十年了。萨沙，你白天说，你们找沃洛霍夫来了……”
“说了。这让你担心吗？”
“哪里……有点……毕竟他是我的医生。”
她说不下去了，塔什科夫分明看到，她有什么话没有说出来。或许她有意隐瞒？
“既然他是你的医生，那就请你把他的情况对我讲详细些，”他讲得尽量无所谓，“他暂时还没出什么事，你可以不用担心，但是我想弄清楚，我能不能相信他说的话。换句话说，他作为证人可靠吗？”
“喂，萨沙，他是个极好的人，”卓娅热情地说起来，“你应该相信他。他是个大好人，很善良也很聪明……”
她还说了一堆话，但是塔什科夫没有全部听进去。他的心一直作痛。我的上帝，她爱上了沃洛霍夫！还要怎样？亲耳所闻。多么下流的话：医生与女患者。就像一部蹩脚的小说。而他却想入非非，傻瓜！
一段时间他们说着各种废话，然而塔什科夫一直想把谈话扯向沃洛霍夫，而卓娅乐于听他引导。显然，一提到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就让她感到高兴。
“你同他有恋爱关系吗？”他突然问。
卓娅脸红了，垂下头，不答话。
“你干嘛不说话？如果有就说有，不用客气。这有什么不好？你是个自由的女人。”
“但是他不自由。”卓娅摇摇头。
“怎么，我国废止离婚了？”塔什科夫嘲讽地问，“或许你们的恋爱不够认真？”
他自己并不相信他的问话。卓娅不可能有不认真的、轻浮的恋爱。他感觉到了这一点。
“不要这样，萨沙。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这个人很好、很高尚。他的妻子因为残疾已经很多年卧床不起了，他不能抛弃她。”
“既然如此，那当然，”亚历山大同意地说，“你经常同他约会吗？”
“经常。第一，我每个星期都找他做检查。”
“第二呢？”
“嗯……我们约会。不是在研究所里。”
“在哪里？”
“萨沙，”她语带责备地说，“你怎么不害臊？”
“卓尼卡，我根本不是要问你们约会中隐秘的细节。但是由于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作为证人，让我感兴趣。我想弄清楚，他是否到过一些地方和看见一些事情。比如，在克罗彼特金斯卡娅区，在奥斯托任卡。”
“我不知道。”卓娅耸耸肩。
“在巴乌曼斯卡娅呢？”
“我也不知道。他常到电厂附近去，这一点肯定。让你感兴趣的就是这个地方吗？”
“嗯，差不多。可能在艾列克特罗扎沃茨卡娅有什么事情？他住在那里吗？”
“不，我不知道他住在哪里。但是他有一个当外交官的朋友在艾列克特罗扎沃茨卡娅有宿舍，朋友出国三年了，把钥匙留给了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
“噢，你们就是在那里约会吗？”培什科夫猜到了。
“萨沙……”
“天哪，卓尼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平常的事，你们俩都是成年人，别顾虑多想了。你还是想想，6月上旬你们去过那里吗？”
“你指的是10号之前吗？没有。”
“那是什么时候去过？”
“上星期。”
“具体是哪一天？”
“星期五……”
她又不往下说了。
“瞧，卓尼卡，都说出来吧，”塔什科夫催促她，“什么使你难为情？”
“星期六也去了。”
“哎呀，真不愧是朱丽叶，连着两天跑去约会。”
“我们在这套宿舍里过夜了。”
“噢，明白了。那卧病的妻子怎么办？”
“萨沙，你为什么要这样？我不问这些事，这不方便。如果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对我说，可以留下来过夜，我只会为此高兴，不会问别的。我是谁，我还问他问题？”
“卓娅，你是个年轻漂亮的女人，有权利有正常的家庭生活和合法的丈夫。你也有权向他提出任何问题，问你感兴趣的一切。”
“可是我要是不想问呢？”
“那当然。”塔什科夫叹了一口气。
至少有一点清楚了：在奥列格·热斯杰罗夫牺牲的那天夜里，沃洛霍夫大夫同卓娅在自己朋友的宿舍里。放置爆炸装置未必是在白天，周围都是人，而且热斯杰罗夫家的窗户正好对着车库。科罗特科夫对他说了其他几起谋杀发生的时间。亚历山大记住了所有的情报。打算现在认真地同卓娅谈谈，以便查清沃洛霍夫在这几个关头是否不在现场。
科罗特科夫的预感很少失准。一切都大致如他所预料，不仅使他也使娜斯佳·卡敏斯卡娅，甚至米沙·多岑科灰心丧气。米沙在吸入了某种有毒气体后，躺了两天才恢复过来，已经上班了。
当务之急，是查明沃洛霍夫的住址，已知他住在艾列克特罗扎沃茨卡娅区，小谢苗诺大斯卡娅街。
“真有你的，”科罗特科夫嫉妒地抱怨道，“有些人运气真好。我们这位大夫住得舒服不说，在外面还有地方金屋藏娇。住在那里，却往这里带女人，实际上不用在路上浪费时间。让我也这样享受享受。”
“你等等，尤里克，”娜斯佳愁眉苦脸地说，“这还不是最坏的，我这里一直在想，我们的沃洛霍夫博士为什么需要朋友的房子，有什么作用？”
“什么为什么？很显然。”
“问题就在这里，不显然。根据公民登记股和区经济管理局的材料，我们这位博士没有结婚。即绝对独身。”
“你说什么！”科罗特科夫气愤得喘不上气来，“这个人怎么可能没有结婚，他说有个残废的妻子已经多年了。她死了是不是？”
“你就是让轻信给害的，”娜斯佳说，“还有我也是。我们凭什么断定他有妻子？就凭罗曼诺夫斯卡娅据说对阿尼斯科维茨说过，而阿尼斯科维茨好像又告诉了自己的旧情人罗德钦科？我们可以设想，一条消息经过十道转手之后，会被变成什么样子。”
“好吧，那卓娅·斯米尔尼亚金娜呢？要知道她对塔什科夫也是这样说的。”
“得了，尤尔，你有时候真叫我可怜。一眼就能看出你结婚得早。积习难改的老光棍们经常欺骗自己的女友，煞有介事地对她们谈论自己的妻子。这是为了暗示姑娘们不要拿结婚来纠缠，你想想，自己编造出一个残废妻子多好！没有任何奢望，同时又有一副高尚的苦难圣徒的面目。”
“不，阿霞。我有点不相信。”科罗特科夫接着说，“也许，他同自己的妻子没有登记？什么时候同居了，就开始共同的生活，没有来得及登记结婚，女人遭遇不测，他们继续住在一套宿舍里，他照料她。不能把她赶走。或者不想。她跟他甚至可以不登记，因而在民警分局和区经济管理局没有这方面的资料。”
“好，我们马上来验证。”娜斯佳同意，“派我们有魅力的米沙尼亚去看看，这套房子里有什么。又有什么不在现场。”
“先不用管。斯米尔尼亚金娜肯定，往热斯杰罗夫车库里放炸药的那天夜里，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同她在朋友的宿舍里，从晚上7点到早晨10点。先检查其他的日子，顺便说一句，沃洛霍夫是个相当可爱的人，第一次要求，就给我们拿出了自己的安排表。表上确定了所有的约会、访问等等。一个精神非常专注的同志，他往前几乎一个月的时间都一一写下，分配合理，计划周密。我昨天看到这份日程表，今天派谢卢亚诺夫去找人谈话，我积了一堆事情，我想一下子写完这一沓纸，所以同科利卡对换了。”
他沉思地喝完一大杯茶，然后摇了一阵头。
“说到底还是你不对，大姐。”尤拉说，“如果沃洛霍夫没有一个残废妻子，那他为什么要在别的地方同自己的情人们幽会呢？带到自己家里去得了。你想一想，他许多年都同加利娜·捷列辛娜在阿尼斯科维茨的家里幽会，为什么？”
“管他为什么。可能，他的父母还在世，老人性情严厉。他一点也不老，总共才51岁，所以完全可能有爸爸，有妈妈。不错，她们没有同他登记，但是正如你所知道的，什么也说明不了。他们可能住在他那里。他有点怪。我不喜欢这个沃洛霍夫。”
一天的剩余时间就在现实工作中过去了，等娜斯佳醒悟过来，已经8点多钟了。在她考虑是直接回家呢，还是写完情况时，响起了礼貌的敲门声。是米沙·多岑科。
“什么事，米申卡？有什么高兴事？”她问。
“我不知道，这能不能让你高兴，不过，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完全是独身生活。既没有同居的女人，也没有父母。邻居们担保，他们多年来有了问题都去找他，这是任何医生分内的事情。此外，沃洛霍夫的父母以前确实跟他在一起住过，但是近十年基本上住在另一个城市，离小女儿更近一些，因为她有家庭和三个孩子，老人照看着外孙子。”
“也许，早先曾经有过妻子？”娜斯佳抱着一线希望问。
她多么希望为沃洛霍夫奇怪的行为找到一个简单的合乎逻辑的解释。然而有关他的情报越多，他的行为就越是难以解释。
“邻居们肯定，他根本没有妻子。连同居的女人也没有。诚然，他们看见过，时不时有女人来找瓦列里，但她们中间从来没有一个人在他的家里住过。最多是他允许她们留下过夜。”
“邻居们的话可靠到什么程度？”娜斯佳追问。
她在大城市长大，一辈子都住在多单元住宅的楼房里，所以对住户知道邻居的情况太多一向表示怀疑。莫斯科人彼此之间早就变得冷淡漠然了，甚至往往都不知道同他们住在同一层楼的人叫什么名字。
“您真让人扫兴，阿娜斯塔霞·巴甫洛芙娜。”多岑科笑笑，“我可不是随随便便和人谈话，我找到了一位为了优厚的报酬给沃洛霍夫收拾房间洗衣洗被的妇女。”
“她当然会在今天就告诉他，民警分局来人问他同女士们的关系了。”
“这倒未必。我是个记者，正在搜集单身男女的材料，由于这位妇女是单身，于是我才去找她谈谈。记者访谈，就这样切入题目开始的。而后把话题引向单身男人，就很容易了。她主动把一切都告诉我了。而且她一次也不提沃洛霍夫的姓，只说，她的邻居是个招人喜欢的人，医学博士，真想不到，如此这般……我把谈话录音给你留下，您自己听吧。”
把文件放进保险柜，正准备回家，娜斯佳突然明白，她显然对自己的力量估计过高。昨天一整天她的体温不超过37.5度，她过于高兴，上班太早了。坐在办公桌边时，症状不太明显，但是她一站起来，沿走廊走上二十来米，可恶的虚弱让人难受极了，两腿发软，两眼发黑。“看来，我这样走不到家。”她伤心地想着，返回自己的办公室。就在这时，像是故意作对似的，戈尔杰耶夫出现在走廊上。
“这是什么意思？”他困惑不解地问，“你为什么往回走啊？”
“忘了点东西。”娜斯佳想脱身。
“是吗？那你看看我。”上校要求。她顺从地转向他，尽量装出一副无辜的神色。
“你很会撒谎，娜斯塔霞，”维克多·阿列克谢耶维奇说，“也许，你在办公室同另一个人是这么回事。不过不是同我。你的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
“瞧你说什么，一切正常。”
“哦，你打开自己的办公室，我们进去看看，也许你真的把他忘了。开吧。别侥幸了。”
她打开门，戈尔杰耶夫跟着她进了办公室。
“你坐下吧，”他命令道，“老老实实地坐着。我先找个有车的人。如果你这家伙再敢发着烧来上班，我就把你赶出去。你另请高就吧。没有你我已经够头疼的了。你不会站着生病，就躺下，别给人添乱。”
“我会，”娜斯佳开始辩解，“我一直是有病不躺下。你好像不知道。只是这一次比较厉害。这一次的病毒不一样，是一种非常厉害的病毒。”
“病毒，病毒，”戈尔杰耶夫埋怨道，“一个蹩脚的舞伴，你知道吗……”
他摘下话筒，拨通了什么人的电话并说好，大约过半个小时把娜斯佳直接送回家。
“你今天能不能行行好？”上校问，“难道只有这样才能表现出同犯罪现象作斗争的样子吗？”
“当然，比表现更甚，”娜斯佳笑了，“在阿尼斯科维茨被害案上，我们往前进了一大步，离揭露并抓出凶手只差五厘米了。”
“只差五厘米是什么意思？”戈尔杰耶夫皱着眉头说，“你们从这五厘米要漂到哪里去？”
“再后退一公里。完全出于偶然，我们找到了一个配角，他好像有每次发案时都不在现场的铁证。奥里山斯基今天详细询问了他，当然，暂时把他作为证人。他不否认与阿尼斯科维茨相识的事实，然而，得知阿尼斯科维茨被杀的消息时他大为吃惊，做出全然不知情的样子。他交给侦查人员一本日记，说，请搜查我全身，直到不想查为止。我同奥里山斯基商定，暂时不问捷列辛一家的事。我们首先查清楚，在修女马尔法小姐和护士梅利科娃遇害时，他在哪里同谁在一起。同时，把他与酒鬼罗曼诺夫斯卡娅对比一下，然后再问孩子们和加利娜的事。我还没有见过这位医生，但科罗特科夫和奥里山斯基一致告诉我说，他绝对镇静，对周围发生的事情反应都很自然，就像一个无辜的和完全不知情的人一样。一言以蔽之，俄罗斯的劳伦斯·奥利佛。”
“娜斯塔霞，别迷在刑事组合里了。我理解，你想把一切都做得滴水不漏，以便漂亮地一下子让这位医生招供。但是别忘了被绑架的小姑娘。既然我们至今没有收到绑架者的消息，看来，她不是人质，只有这位医生才能告诉我们，什么人为什么要绑架她。”
“我明白，维克多·阿列克谢耶维奇，但是要知道，如果不好好地压倒他，他还是不会说。他表面上各方面都清白，如果我们操之过急，会把事情办砸。他反而会轻易脱身。我们实际上没有任何他的把柄。再有，您记住，我对您说出了自己对所有的谋杀和绑架都干净利索的怀疑。他有帮凶，尽管这家伙巧妙地骗过了我们的米沙尼亚。我想顺便对您说一句：米沙从远处看着沃格霍夫并且确信，他把在医院院子里看见的那个人变成了‘萨沙叔叔’——这个人肯定不是沃洛霍夫。那个替身的外表酷似肖像，但是却不是他。而米什卡的眼睛像金刚石，他在这类事情上是不会错的。这么说来，如果罪犯是沃洛霍夫博士，他至少有两个帮凶。而这已经是一个小组了。如果我们现在不小心的动作惊动了沃洛霍夫，小组就会陷进泥潭，消失得无影无踪。接下去我们就不得不放过博士，因为查无实据。”
“你说的都对，娜斯塔霞。没有什么可以反驳你，但是有一个理由是今天最重要的。姑娘，娜塔莎·捷列辛娜，我们不能磨蹭。到此为止，孩子，时间到了，你慢慢下楼去。天蓝色‘日古利’，你的朋友祖波夫开车。你别发抖，他今天情绪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