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葡萄树的果实"？
和玛利亚·抹大拉有关的隐喻作品如今受到了极大关注，这也是丹·布朗所著的《达·芬奇密码》产生的连锁效应。在本书中，我们将会分析小说中提到的一些画作，但现在我们先从总体来了解一下隐喻艺术，再详细说明玛利亚·抹大拉的相关作品。
根据语源学词典，“寓言（Allegory）”一词来自于两个希腊语单词“Allos（其他的）”和“Agoria（大声说出）”.寓言是一种比喻性的描述，是为了传达某个潜在的含意，是表面意义之外的含意，有时很难理解。寓言可以通过文字或者绘画来表达，表面上是浅显的故事或者图案，但包含着道德或社会含意。
在《诗篇》中，以色列的主权被描述成一棵成长的葡萄树。这是一个纯粹的比喻，会立刻和视觉形象联系起来。因此，连绵不绝的葡萄树常被艺术家用来代表生命、成长和繁衍的过程。例如《以西结书》中说，“你的母亲先前如葡萄树，极其茂盛，栽于水旁。因为水多，就多结果子，满生枝子。”
在此前的《旧约·创世记》中，多处提到了葡萄园和直系子孙，里面再三说道“结出许多果实，繁衍下去”.《出埃及记》中说，“以色列人生养众鑫，并且繁茂”.在提及大卫王之父耶西时，《以赛亚书》中说，“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在此之前，在《以赛亚书》中，以色列和犹大家族所出的大卫王一脉被描述成主“所喜爱的树”.最后，在《约翰福音》中，耶稣声明：“我是真葡萄树”.
葡萄树这一比喻还被用于极度神秘的圣杯传说中。在13世纪巴伐利亚骑士沃夫兰·冯·艾森巴赫所写的《帕西发尔》传奇文学中，据说圣杯女王“拥有世界上一切完美，不仅有根，还有分枝。这就是人们所指的圣杯。”
葡萄树的果实是葡萄，葡萄又能酿出红酒。圣餐中的红酒永远象征着救世主的血，就这一意义来说圣杯不仅代表一只杯子，还代表一棵葡萄树。古老的圣杯弥撒在今天的教堂中仍在进行。今天的圣餐仪式和古老的圣杯弥撒完全一致。因此，在某些隐喻画中，耶稣的身边常常有一个葡萄酒榨.然而，我们必然会联想到在中世纪普罗旺斯的一些关于圣杯的隐喻画和上面的水印，画面上常常有一个装着几串葡萄的杯子或者花瓶，这些都代表葡萄树的果实和种子。有些画上还有玛利亚·抹大拉名字的首字母“MM”的水印.正是由于这种隐喻，玛利亚·抹大拉被人们奉为种葡萄树和酿葡萄酒的人的保护女神.
根据造纸业的历史记录，普罗旺斯在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世界造纸业的中心.以色列人借鉴了埃及纸莎草纸的基本概念，发明了用棉花造纸的方法。在1世纪朱迪亚沦陷后，一些以色列人逃亡到普罗旺斯，在这里发展起造纸业。世界上第一个水印出现在1282年的普罗旺斯。1912年，造纸业权威哈罗德·贝利写道：这些普罗旺斯的水印就像“思想的化石，里面蕴含着神圣的渴望和传统…它们是极为重要的历史文献，不仅代表了欧洲人思想的进步，还代表了过去的许多隐秘。只要掌握密码，就能看懂它们的含意。”
“13世纪普罗旺斯的圣杯水印”
从这一点看来，这些和圣杯有关的水印以及“MM”水印都是从最早的源头而来，是一个秘密团体的杰作。这些水印仅仅在一百年前才在中世纪的法国圣经中被发现，它们组成了自己的隐喻。表面上，这些圣经和那个时代为教堂印刷的圣经没有区别。但实际上，秘密已经深埋在一页页的纸张中，瞒过了教会当权者和宗教裁判所的修道士们。它们是不容于教会的玛利亚·抹大拉和圣杯的真正遗存。
象征圣婚和生育的符号
虽然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对葡萄酒进行了说明，“这是我立约的血…”（《马可福音》），但早期基督教神父对此有一个更准确的看法。圣瓦伦丁和马库斯（公元150年）等学者认为红酒象征着耶稣母亲一方的后代，而不是指他自己的血。他们坚持认为红酒只象征着女性特征，因为它和智慧（索菲娅）、优雅（查莉丝）以及思想（伊皮诺娅）有关，而这些词在希腊语中都是女性词汇.从这一点上考虑，包含着葡萄酒（救世主的血）的圣杯其实代表着子宫，也就是神圣的容器，1587年关于圣母玛利亚的《劳勒笃祷文》肯定了这一点。因此，在天主教的圣餐仪式之前，原始的圣杯和葡萄酒仪式是象征着母性和生殖的圣餐仪式。
女性永恒的圣杯象征被设计成V字形（一个容器），公元前3500年的圣殿就把这一符号和母亲女神的子宫联系起来了.圣杯之所以和容器联系起来，是因为据说它盛载了神圣的“王室血液”.古代神话中的巨爵和大壶都是盛宝的器物，人们认为救世主的遗存也是象征性地装在一只杯子里。然而，正是玛利亚·抹大拉的圣杯盛载了Desposyni的血脉。正是她成为了被宗教法庭残酷对待的行呤诗人口中传唱的“伟大女性”，他们把她称为“世界的圣杯”.
颠倒的男性象征（一个倒转的V）代表剑刃或者角。它通常被描述成一把剑，但是它在寓言神话中最有力的象征是独角兽。在《诗篇》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诗句“你却高举了我的角，如独角兽的角”.
如果我们把这两个符号点对点地摆放在一起，把女性符号置于男性符号之上，就得出了这样的一个标记“X”.这个两性结合的符号在很早以前就被用于代表洞房的神圣和谐。它是神圣的十字架符号的起源，在耶稣时代之前很久就是浸礼的标志。《死海古卷》已经证实，它被画在为耶路撒冷叹息哀哭的人的前额上（《以西结书》），在宗教团体中它是最高等级的标志。
由于受到罗马人的影响，一个新的十字架诞生了，圣彼得创造的教会使用的是垂直的拉丁十字架，横木的位置偏高。在那时，早期的十字架成为罗马人眼中异端的标志。因此，这种所谓异端的符号流传到今天就成了肉欲和恶魔的象征。青少年不宜的影片被划为X级片。而且这一观念已经被灌输进了学校，教师都用“X”来表示“错误”.
虽然圣彼得在公元64年受难时的十字架已经成为垂直的拉丁十字架，但早期X十字架随着圣彼得的弟弟安得烈的事迹保留下来，这种X十字架被称为圣安得烈十字。圣安得烈在黑海附近的佩特雷被处决。在塞西亚人西迁到爱尔兰和英国最北部之前，圣安得烈就在佩特雷为他们传道。结果，圣安得烈成为苏格兰的保护神，而他的十字架也成为苏格兰人尊崇的圣安得烈十字。苏格兰（和英格兰不同）在当时并不是罗马的领地，因此主教们对于这里再现古代象征图案非常不高兴，他们想出了一种自圆其说的办法，声称圣安得烈肯定是在X形十字架上受难的。
我们必须研究一下宗教裁判所时代的宗教艺术品，尤其是从1252年起，教皇授权他们拷打、秘密审判和用火烧死所谓异端的时代。虽然X被认为是异教的符号，许多绘画中还是聪明地使用了它。在波提切利的《圣母子》中，一个天使的胸口绑了一根X形的红丝带；在他的另一幅作品《读书的圣母子》中，圣母玛利亚的紧身胸衣上也有一个红色的X；在安吉利科教士的《不要拥抱我》的耶稣复活画面中，玛利亚·抹大拉前面的草地上有三个杂乱的红色X标记。
V形符号的变体在纹章中是以锯齿形式出现的。这些圣杯的象征是排列成一行的连续不断的V形或者杯子的形状，这就形成了圆齿状边缘的图案。圆齿状代表王室的后代，画家们用这种图案表示直系子孙。在所有关于玛利亚·抹大拉的母性和圣杯的绘画中，最明显的就是卡拉瓦乔的杰作《玛利亚·抹大拉》。这幅肖像画是意大利王子潘菲利的藏品。它完成于1595年，正在沉思的抹大拉还是一头标志性的长长的红发。她做了一个哺乳的姿势，突出了她怀孕的体形。就在她裙子的前方有一个贝壳形的杯子，让整幅画的寓意更加完整。这幅图上的圆齿状扇形边是象征着圣杯的后代。
扇形标记一直都和爱之女神以及海中生育女神相关，玛利亚·抹大拉和阿芙罗狄蒂都是如此。波提切利的名作《维纳斯的诞生》就是这一类绘画的典型作品.在中世纪，圣杯骑士团的盔甲内也带有扇形图案。这在建造罗斯林教堂的圣卡莱尔（后来转化为“辛克莱”）家族的苏格兰式盾牌中可以找到。银色的盾牌上镶着边缘为锯齿状的黑色十字架。在今天爱丁堡附近的罗斯林教堂中还有类似的石雕。圣卡莱尔（Saint-Clair）源自拉丁语SanctusClarus，意思是“神圣之光”.
“圣卡莱尔家族的锯齿状黑色十字架和银盾”
如今，圣卡莱尔的中洛锡安郡被拼作“Roslin”，但是罗斯林教堂还沿袭了传统的拼法“Rosslyn”.在凯尔特人时代，这里本来被称为“RossLynn”，意为有一条“瀑布”（Lynn）的“岬地”（Ross）。但和穿过格拉斯通伯里的南北玫瑰线毫无关系，因此《达·芬奇密码》中的这一说法是不正确的。罗斯林和格拉斯通伯里经度不同，因此不可能在同一条经线上。
抹大拉绘画作品中的寓意
《达·芬奇密码》一书中说，列昂纳多·达·芬奇在他的壁画《最后的晚餐》中加入了玛利亚·抹大拉，让她取代了其中一位使徒。虽然这一说法极大地增加了小说的可读性，但实情并非如此。绘画中的隐喻从来就不是粗糙的，或者过分隐蔽的，出自大师达·芬奇之手的作品更加不会如此。正如我们在卡拉瓦乔的作品中看到的扇形杯子一样，它虽然很深奥，但通常也很醒目。要看懂这些隐喻，你必须能认出这些符号，并理解它们的含意。符号和象征手法常被运用在绘画中表达一定的含意，就像书中的说明性文字一样。“悔过的抹大拉”中的头骨、书、镜子、珠宝和蜡烛无一不是象征手法的运用，这几乎可以称为绘画中的速记，它们都有固定的象征意义。
和抹大拉有关的隐喻还有“红蛋”，在无数肖像画和其他作品中都能找到这一象征。在耶路撒冷的圣玛利亚·抹大拉俄罗斯教堂中，有一幅玛利亚·抹大拉拿着一颗红蛋站在罗马帝国皇帝台比留面前的绘画。在这幅画中，抹大拉穿着白色的修女服，这在抹大拉的绘画作品中很常见，尤其是在源自多明我会和圣芳济会的绘画中。蛋常用于早期基督教的复活节庆祝活动中。和葡萄（有时是石榴）一样，蛋也是生育和新生命的象征。
在664年英格兰惠特白的大公会议上，罗马教会的主教们第一次战胜了传统的凯尔特教，取得了教义上的首次胜利。会上主要争议的焦点是艾欧斯特节，即古老的春之女神的节日。会上决定把这个节日的风俗融入基督教的主流框架内。这样做的目的是把耶稣受难和复活与犹太教中的逾越节分开。艾欧斯特节的日期恰好和耶稣复活的日期吻合，因此是理想的替代品。
根据《旧约·利未记》中的规定，逾越节（庆祝以色列人逃出埃及的节日）是在尼散月（阳历的三四月间）的第十四天，即春分后的第一个满月。从尼散月的第十五天起，犹太教徒要连吃七天未经发酵的面包。
惠特白大公会议做出决定后，基督教复活节的日期就变得更复杂了，它有可能是3月22日到4月25之间的任何一个星期日。因为按规定它是在春分后的第一个满月后的第一个星期日。教皇在664年的会议上要求复活节必须是星期日。这就意味着每年复活节的日期都不相同。最初，犹太人神圣的安息日就是如今的星期六，但罗马天主教会中融入了许多太阳崇拜的习俗，而且作为把罗马教会和早期拿撒勒派基督教分离的又一手段，主教们决定把基督教的安息日定为星期日，即太阳日（SunDay）。
尽管在北半球艾欧斯特节的日期和复活节以及逾越节很接近，但这个源于凯尔特人的节日并不是犹太人庆祝的逾越节，跟耶稣也没有任何关系。它实际上是庆祝生育的节日。然而，天主教会战胜了所有传统习俗。它成功地分离了逾越节和复活的关系，同时也破坏了古老的凯尔特传统。
因此，艾欧斯特的女神符号被纳入新的框架，复活节也成为基督教和异教的混血儿。艾欧斯特节有一个长期传统，就是在节日当天送给朋友和家人色彩鲜艳的彩蛋。这个在春天举行的活动象征着女性的生育。人们正是从艾欧斯特（Eostre）一词创造出了现代女性荷尔蒙的名字“Estrogen”，即雌激素。
玛利亚·抹大拉和红蛋的联系也正是从古老的艾欧斯特传统而来，和她的瓶子一样，红蛋也常用在她的肖像和其他绘画作品中。《启示录》把罗马的迫害描述成毁灭“她残留的种子”.从这个意义上说，抹大拉拿着红蛋站在台比留皇帝面前象征着：随着耶稣的复活，生命将延续下去，种子将繁衍不息。
由于抹大拉是第一个发现耶稣从坟墓里复活的人（《约翰福音》），她成为基督教复活节的象征。但由于复活节最初是西方异教女神的节日，教会必须编造出一个合情合理的故事把这个节日和福音书的教义联系起来。据说抹大拉从朱迪亚来到罗马和皇帝台比留见面。她把一个蛋送给皇帝当礼物，并且告诉他耶稣已经复活。于是台比留说这是不可能的，除非这个蛋马上变成红色。话音刚落，抹大拉手里的蛋就变成了红色。复活节的彩蛋因此成为被广为接受的传统。这个故事很迷人很浪漫，但它并不能解释为什么抹大拉要跨越地中海行程1500英里去给皇帝送一个蛋。
在抹大拉的肖像中，她常常以一头红发或浅红色头发示人。前拉斐尔派的维多利亚时期画家，例如但丁·加百列·罗塞蒂和弗雷德里克·珊迪斯常常把火红的头发作为抹大拉的标志。这一传统始于文艺复兴时期，当时赫拉班和弗拉津的雅各的作品占据主流。虽然在1世纪时叙利亚加利利女性多为黑发，但红发象征着抹大拉与生俱来的权利，从外形上表明了她的皇族身份，
红发是某些著名贵族家族的外形特点。欧洲王室起源于高加索地区，从喀尔巴阡山脉慢慢扩张到里海。最近出土的古代木乃伊证实，他们的确是红发或者赤褐色的头发.当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为国王、女王或者王室成员画像时，用权杖、徽章和华丽的服饰就能表现出画中人的尊贵身份，但要表现抹大拉的身份就没有这么简单了。因此，红发就是表现她贵族身份的最佳途径。
除了红色，抹大拉的头发通常还被画得非常长。在绘画、雕塑和浮雕中，常常可以看到她极长的头发完全或者部分包裹着她赤裸的身体。在2001年2月的《国家天主教报道》上，一位神学教授对此发表了一篇文章.她认为抹大拉的赤裸和长发是因为文艺复兴时期画家对于色情的追求，是“开拓一种画风的方式”.当然，这只能表明作者对于艺术家们这样表现抹大拉的原因一无所知。
然而在一个更权威的论断中，这位教授讨论了为什么抹大拉的事迹能够助长女性成为传教士的趋势。她在这一点上的论述非常正确，抹大拉在早期基督教的地位相当高，2世纪的教会作家希波吕托斯把她称为“使徒中的使徒”.
关于抹大拉的头发，9世纪有一篇伪作《被赐福的隐居者玛利亚·抹大拉传略》出现在意大利。它解释说抹大拉在耶稣升天后在阿拉伯沙漠隐居了30年15，因此长出了无与伦比的长发。这居然成为中世纪教会的权威解释。而且教会用同样的说法来解释马大、埃及的玛利亚和其他所谓悔过女性的故事。她们的衣服也腐朽了，只能以长发蔽体。
事实上，抹大拉的长发形象有另一个来源，就是产生了《长发公主》等加洛林王朝浪漫神话故事的文明。抹大拉的这一形象是对教会把她诬蔑成淫荡女子的明确抗议。
在《长发公主》的传说中，她把金发编成长长的发辫，王子就是顺着辫子爬到塔上来救她的。但在获得自由之前，她的长发被女巫剪去，暗示她失去了处女的贞操。长发的重要性在于就算她是全身赤裸的，也能用长发进行适当的遮蔽。虽然她在身体上或者精神上被剥夺了穿衣的权利（这其实是一种象征手法，象征抹大拉被教会迫害），但拥有长发的处女从不软弱。她保护着自己的尊严，不到适当的时候，她的身体和灵魂从不会完全裸露。这一传说的原形来自4世纪时受难的罗马圣徒阿格尼斯。由于拒绝在13岁时嫁人，她被剥光衣服严刑拷打。但是她用一头长发遮住自己的身体，阻挡捕捉者的目光。17世纪的巴洛克风格画家朱塞佩·德·里韦拉传神地再现了这一画面。
因此，画家们常常把抹大拉描绘成以长发蔽体的形象，在乔托和波提切利的作品中，或者描绘她到达普罗旺斯的《日课书》中都是如此.教会传统的抹大拉形象是一个轻佻的妓女，但摆脱了偏见的画家们很快为她确立了一个真实的温良的形象。这一类型中最伟大的作品现存于德国蒂芬勃朗的抹大拉教堂中，是由15世纪的勃艮第画家卢卡斯·莫泽尔所绘。画中，长发蔽体的抹大拉正和马赛教区的主教拉撒路谈话。这幅画是杰出的系列作品《抹大拉》中的一幅，该系列其他作品还包括抹大拉在贝瑟尼为耶稣涂油和她后来从海上到普罗旺斯的场景。
在欧洲的许多教堂中都有对抹大拉生平进行描述的绘画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是现存于阿西尼的圣弗朗西斯科大教堂抹大拉礼拜堂中的壁画，这是乔托·迪邦多纳于14世纪20年代创作的。在法国的沙特尔大教堂里，绘有抹大拉肖像的彩色玻璃窗年代更早（13世纪初）。
抹大拉在艺术作品里的另一个象征是白鸽，白鸽在许多和圣杯有关的作品中都出现过。罗塞蒂的《圣杯》就是这一类作品的典型。在古代，白鸽总是和女神伊师塔、阿施塔特和阿芙罗狄蒂有关。它尤其代表女性的纯洁，而且它口中衔的月桂树枝是和平的象征。它还是一个特定的宗教象征，长期以来一直在基督教宗教画中代表圣灵.因此，它并不单单代表抹大拉，还常用于代表圣母玛利亚和其他女圣徒。
哈米吉多顿（审判日）的由来
我们已经初步了解，在艺术作品中的隐喻是一种很有效的艺术表现形式，简洁清楚。有时艺术家们想让所有人了解隐喻的含意，有时它们只是为了给某些特定的人传达讯息。就像耶稣曾经说过的：“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马可福音》）
在波提切利的作品《圣母子》和《圣母颂》中，婴儿耶稣都抓着成熟的开口石榴，这并不是偶然的。在他的《读书的圣母子》中，耶稣拿着三枝金箭，这也不是画家的突发奇想。这三支箭是深奥的象征符号，代表秘密的炼金术士。这类象征完全不容于正统教会，但它们并不是偶然出现在画中的。绘画大师画的每一样事物都有特定的含意，无论人们是不是能马上领会。
有许多画都被命名为《寓言…》，但是大多数都是在画家死后，由于人们看不懂他们所要表达的意思，又没有现成的名字，所以随便起了个“有寓意”的名字。真正的隐喻总是非常清楚地呈现在画面中，但是有时它要传达的意思以我们所受的教育无法领会。
在艺术领域中，真正的隐喻大师被公认为纽伦堡画家丢勒（1471-1528）。他最杰出也是最著名的作品就是为1498到1511年出版的《TheApocalypseofSaintJohntheDivine》，即《新约·启示录》，所画的十五张木版画和两张扉页。我们曾经提到过希腊语的Apocalypse意为“启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揭示”.
《启示录》和圣经的其他篇章区别很大，因为它采用的并不是简单易懂的编年史叙事方式。它更像是一本幻想集，似乎圣约翰坐在剧院里，看着事情在他眼前一幕幕发生。实情也大致如此。《启示录》可以说是按年代顺序排列的《福音书》和《使徒行传》的续篇。它被夹杂在圣保罗、圣彼得的书信和其他增补资料之间，导致它的地位降低。事实上，《启示录》应该放在《使徒行传》后面，其他资料和信件不过是《新约》的附录。圣彼得和圣保罗的书信之所以取得优先位置是因为君士坦丁的罗马教会是在他们的教义基础上创立的，君士坦丁不过是个有名无实的领袖。罗马教会创立的基础早已不再是早期基督教所遵循的耶稣的教义。因此，它实际上已经是“教会教”，而不是“基督教”了。
起初我们对《新约》中居然有《启示录》大惑不解，因为它遵循的是1世纪时的早期基督教教义，讲述了耶稣复活后的事迹以及玛利亚·抹大拉和他们后代的情况.但是，罗马教会的这一行为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策略。由于《启示录》晦涩难懂，他们可以在讲道坛上随意曲解它的真正含意，为己所用。当然，这只在一般信徒无法拥有自己的《圣经》时才起作用。
1947年在库姆兰发现的《死海古卷》让我们对于前福音书和福音书时代的信仰、习俗、仪式、教义、哲学体系和传统都有了更深的认识。那时的基本信仰是宇宙是由两个主要精神——光明和黑暗组成的。光明代表真理和正义，黑暗代表错误和邪恶。宇宙中这两种力量的平衡是靠天体运动来实现的。人出生时天体的位置将决定这个人心中光明和黑暗的成份各占多少。光明和黑暗的宇宙之战也因此永存于人类世界中，永存于自我和他人中。
上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控制着这两种主要力量，但对于向往光明的人来说，必须通过一条充满斗争和艰辛的长路。这两种力量对你进行最后判决的时刻就是这条路到达终点的时刻。后来，这一时刻被称为审判日。据说在这一时刻接近时，黑暗会聚集力量制造“最后的诱惑”.人类会自然地被这一诱惑吸引。想走上光明之路的人这时就会用祈求来抵抗诱惑：“让我们远离诱惑，让我们远离邪恶”.
在《启示录》中，曾预言光明和黑暗（也就是善与恶）的最后大决战会发生在哈米吉多顿，也就是在美厉多的顶点，巴勒斯坦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古战场。这里有一个军事要塞守卫着加利利山南边的耶斯列平原。
《战争手则》详细描写了将要发生在哈米吉多顿的光明力量的孩子和黑暗力量的孩子之间的这场大战。以色列各部落是一方，罗马人和其他异教徒是另一方。这将是一场暗无天日的人类战争，代表光明的以色列和代表黑暗的罗马帝国不死不休。
后来，这一古老信条的基本观点被采纳，但被罗马教会篡改了。预言中的哈米吉多顿大战从这个精确的地点移到了全世界。因为自从君士坦丁大帝把自己推到基督教领袖的地位上以后，罗马（也就是古卷中的黑暗力量）为了自己的利益篡夺了光明力量的权利。
为了让罗马教会的主教们拥有绝对权威，教会下令说明审判日还没有到来。只要遵守修改过了的罗马天主教会的规定，就能获得主教的允许进入天国。以前的巴勒斯坦山顶要塞哈米吉多顿被说成了一个有超自然力量的地方，哈米吉多顿也成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词。它暗指一切事物可怕的结局，惟一一条救赎之路就是完全顺从罗马教会的规定。这是历史上最天才的政治手段之一。直到《死海古卷》被发现之后，哈米吉多顿的真正意义才被世人所知。
抹大拉所受的痛苦和折磨
我们已经在《启示录》中看到了玛利亚·抹大拉的流放和逃亡。许多画家记录下了公元44年她从海上到普罗旺斯的历史事件。但表现她遭受痛苦和折磨的画都在哪里？表现无情的罗马帝国“向她残留的种子宣战”的画在哪里？谁画下了主的后人遭受迫害的寓言画？
1961年，法国出版商约瑟夫·福瑞特出版了一本世界上最贵的书。它只此一本，以10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个收藏家协会，如今保存在一家瑞士银行的保险库里。在此之前，这本书曾被包裹在塑料泡沫中在全世界展出。书名叫《圣让的启示录》
这本书的一切都独一无二，它的羊皮纸书页是手工制作的，雕花的青铜封面上镶嵌着宝石。全书是书法家手工抄写，重达463磅（210公斤）。许多世界最著名的画家授权它使用他们的真品画作。约瑟夫·弗瑞特是著名的绘画作品出版商，他出版过毕加索、郁特里罗、高克多和其他画家的作品。他所做的最著名的事就是出版了但丁的《神曲》，里面有100张超现实主义画家萨尔瓦多·达利的木版画。
达利再次被弗瑞特选中为《圣让的启示录》作画，他创作了一系列水彩画、拚贴画、蚀刻版画以及其他形式的作品。这些作品的共同主题就是折磨和迫害，达利运用钉子作为象征，使耶稣受难这一事件存在于启示录的方方面面。达利创作出一幅无与伦比的杰作，表现教会对玛利亚·抹大拉后代的攻击。他在上世纪60年代完成了这幅作品，取名为《抹大拉的生命》（见图8）。它拥有真正的启示录风格，无所顾忌地表达出其中的隐喻。画面上的抹大拉身体残缺，罗马人的钉子残忍地钉进她的腹部。加图8《抹大拉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