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女儿可以留到大使馆，我负责照顾她。她是不是来看野生动物？我可以找人带她去，不会耽误她的行程。”
梅茵立即说：“爸爸，我跟你一块儿去疫区。”
狄克森还没有说话，史密斯大吃一惊：“到疫区去？黑头发的小姑娘，你大概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那儿是地狱，连航空公司都很难往那儿发航班，因为没有驾驶员愿意去。”
梅茵没回答，看着义父。她来到美国五年，差不多已经变成了一个美国少女，不过有些中国印记是去不掉的。比如，美国的小孩可以直呼父母的名字，这点她就学不来。再比如，她忘不了中国的生身父母，虽然父母死时她才两岁多。生身父母是死于鼠疫，所以她立志要做一个像义父那样有名的流行病学家。狄克森知道她的志向，沉吟一会儿说：
“好的，你随我去吧。”他对吃惊的史密斯说，“我女儿的志愿是当流行病学家，这对她是一次难得的实践机会，正好我也需要一个助手。安全问题你尽管放心，其实在专家眼里，所谓的四级病毒虽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
史密斯大大地摇头，努力劝了一会儿，劝不动，只好认可。史密斯为他们办妥了机票，他们待在候机室里等下一班飞往喀土穆的航班。史密斯问狄克森，这次可能是什么疫情，是拉沙热、绿猴病、黄热病、克里米亚刚果热，还是76年新发现的埃博拉？
狄克森摇摇头：“这正是我要去干的事。不过听你刚才介绍的病情，似乎更像埃博拉。”
梅茵知道，史密斯说的几种病都是非常致命的，尤其是埃博拉，依靠空气和接触传染，在1976年扎伊尔的疫情中，死亡率高达90%。至今尚未研究出疫苗，没有任何治疗办法。史密斯困惑地问：
“狄克森先生，你是专家，能否告诉我，病魔为什么特别钟爱非洲这块地方？凡是欧亚有的疫病，这儿基本都有，像麻风、天花、结核、狂犬病等。更有不少新病毒是这儿独有的，像拉沙热、绿猴病病毒（注：即玛尔伯格病毒）、克里米亚刚果热、埃博拉、昏睡病等，都是一些特别凶残的病毒（注：只有昏睡病是由布氏锥虫引起）。新大陆的情况恰恰相反。发现美洲和澳洲时，土人传给移民者的病只有梅毒，是一种相对温和的病；而移民者带去的天花和流感，却对土人绝对致命，”
他举的例子都很正确，甚至少说了一条：更为凶残的艾滋病。艾滋病是1981年在美国发现的，已经确认它源于非洲。实际上，1976年在扎伊尔扬比库埃博拉疫区，医疗组保存了病愈者的600份血液样本，其中就有艾滋病毒，是在十年后复检时才检查出来的，狄克森差一点为此送命，不过此刻狄克森尚不知情。他的问题让狄克森思索了一会儿，说：
“我不知道。我猜测，可能因为这儿是'旧大陆'吧。这儿是人类的发祥地，很可能也是病原体的发祥地。长期的进化使病原体变得多样化。”
“这就不对了！我知道医学界有一种说法：病原体与人类的关系总体上是趋于温和化的。一方面人类会慢慢产生特异免疫力，另一方面从病原体本身来说，如果毒力过于烈性，让寄主与它们同归于尽，也没什么好处，所以在进化中，温和病原体更容易占优势。从欧亚美澳各洲天花和流感的历史变迁来看，这种说法没错。但为什么这个理论在非洲就行不通？你看，在非洲这个人类发源地，病毒反而更烈性。”
狄克森沉默了很久，老实承认：“我不知道。在这个问题上，专家知道的不比门外汉多。我考虑一下，看能不能给你个说得过去的答案。”
去喀土穆的乘客要进场了，史密斯最后劝了一次，说去疫区太危险，最好让梅茵留在大使馆里。梅茵只是笑着摇头，狄克森也说：“谢谢你的关心，不过还是让她去吧。”史密斯叹息一声，拍拍梅茵的肩膀：
“好吧，祝你一种顺风，勇敢的小姑娘。我真佩服你的勇气。”
他们到了喀土穆，需要转乘飞机到恩扎拉。果然如史密斯所说，没有去那里的航班。狄克森在这方面已经有丰富的经验，找到美国驻苏丹大使馆，通过他们联系到一架警用飞机，专程把他们送过去。去坐飞机时，狄克森悄悄对梅茵说：
“不要在驾驶员面前提疫区的事。”
梅茵看看义父，轻声问：“他们不知道是飞往疫区吗？”
“听他们的口气，大概还不知道，至少不知道疫情那么厉害。如果他们知道，可能就――”他耸耸肩，没有说下去。
梅茵觉得这件事做得似乎不够地道――欺骗不知情的驾驶员前往疫区。但义父说话时表情很平静，他觉得为了挽救疫区的千万濒死者，即使不得不说几句谎话，上帝也会原谅的。着陆时已经是黄昏。恩扎拉机场只是一段凹凸不平的柏油路，机场大厅则是马口铁皮作屋顶的简陋棚子。驾驶员同机场人员交谈几句，马上知道了疫情的惨烈，脸色变得阴沉。但这架飞机没有自动导航，只能靠肉眼飞行，所以驾驶员们必须在这儿停留一夜，这让他们格外胆战心惊。狄克森倒是暗自庆幸，这样他就可以连夜提取血液样本，粗检之后在第二天让返程飞机把样品送到美国喀土穆大使馆，再转送到 CDC作鉴定。在1979年，对埃博拉等病毒还没有更灵敏的检测手段，只能用间接免疫荧光检测验明特定的抗体，从培养的组织或细胞中分辨出某种病毒来需要时间和专业的设备。早完成一天，就可能挽救几百条人命。
驾驶员在当地的政府招待所住下，父女俩连夜赶往延比奥的医院。虽然梅茵在贫穷的中国长到十岁，但这儿入骨的贫穷仍让她瞠目。医院是一排泥土墙的茅屋，小煤油灯闪烁不定的灯光照耀着二十多个濒死的病人，都躺在泥土地面的草席上，身体僵硬，喉咙里呼噜呼噜地响着。这儿只有一个叫埃迪的医生，别的医护全部弃职逃命了。有些病人有家属陪着，更多是独自躺在草席上等死。狄克森已经看惯了疫情的惨烈，这次也感到震惊，非洲土人非常看重血缘关系，病人都能受到很好的照料，常常有一大群亲戚来医院照料病人，病人死亡后要按风俗清洗死者内脏和身体，全族人都为病人守灵，嚎啕大哭，用灰烬涂在脸上，一般要持续十几天。这种风俗常常造成疫病的大传播，过去，医疗组为了阻止亲戚们来医院，可没少费唇舌。像现在这样撂下病人孤零零地等死的情况是绝对没有的。看来，凶暴的疫病已经冲溃了非洲传统社会的基石。
埃迪是个好心场的医生，黑色卷发，爱喝棕榈酒，生性乐观，不拘小节，能说几句简单的英语。虽然这儿的局势几乎无望，他仍然劲头十足地在各个病房里巡行着。狄克森从他这儿找到了疫情的起因――疫情是几个吃黑猩猩肉的土人引发的，但正是这所医院才造成了疫情的大传播。这儿医疗条件很差，医护们不具备起码的知识，一个针头要用好多次。直到他们来后，埃迪仍在这样干。狄克森感慨地想，现代技术如果落在愚昧的人手里，反倒是疫病最得力的帮凶。就像十九世纪的欧洲，妇产医院成了产褥热的发源地。一位奥地利医生塞麦尔维斯发现并指出了这一点，结果反而遭到医疗界的群起攻击，丢掉工作，在激愤中精神失常。狄克森没时间埋怨埃迪，毕竟他是唯一自愿留在这个地狱里的医生。狄克森只是郑重告诫：以后千万不能这样干了！即使没有多余的针头，用过的针头在重新使用前也必须用煮沸法消毒。
他为梅茵穿上了白色塑料膜制成的防护服，戴上防毒面具。狄克森本人没穿，这种防护服太笨重，又不透风，在非洲的盛夏热得难以忍受，工作起来十分不便。虽然埃博拉十分可怕，但依多年经验看，只要戴好口罩，通过空气传染的几率很小，关键是防止针头刺伤等意外。不过为保险起见，他还是让女儿穿着防护服工作。
狄克森跪在地上检查病人，梅茵端着煤油灯为他照明，两眼圆圆地看着义父是如何工作。依病情看，很可能是埃博拉，是这种病在人类中的第二次爆发。狄克森一边检查，一边对梅茵讲如何临床诊断埃博拉。轻微出血是埃博拉的典型早期症状，但在黑皮肤的非洲人身上，又是在昏暗的煤油灯光下，想要找出皮肤出血形成的微小瘀斑非常困难。狄克森扒开病人的眼皮寻找眼白出血。或让病人张开嘴，在上腭寻找疹子，观察喉头是否肿胀发红。检查完二十一个病人后，他确认至少有七人患的是埃博拉，其余的为疑似。他让埃迪告诉病人家属，把这七个人集中到一个房间里隔离，然后对他们抽取血液。这些工作得赶快进行，因为抽血后还得把血清同红血球分离。这儿没有电，只能用手摇离心机，至少要摇上一个半小时才能把这些血液样品分离完。
埃迪已经连续值了五天班，初步检查完病人后，狄克森强迫他回家休息。现在要对病人抽取血样，狄克森操作，梅茵帮忙按着病人的胳膊，因为很多病人陷于昏迷，无法配合医生。先对七个确诊病人抽血，抽完已经是深夜两点。狄克森父女经历了二十多个小时的旅程，紧接着又是医院的操劳，乏得睁不开眼。狄克森让女儿先去休息，梅茵使劲摇摇头，赶走乏意，在面具后瓮声瓮气地说：
“不，我帮你把血抽完，我不困。”
狄克森心疼地看看女儿，抽血时也确实需要一个助手，就点点头说：“好吧，抽完这几个样本你就去睡。”
现在要抽几个疑似病人的血。其中一个是老妇，皮肤松弛，瘦骨嶙峋。非洲人不大好判断年龄，她可能是60岁，也可能是75岁。她发着高烧，嘴里说着胡话。在她身上没有发现出血症状，但她是从确认有埃博拉的地区来的，狄克森高度怀疑她也是埃博拉患者。梅茵按着她的胳膊，狄克森把针头插进她的静脉，开始回抽。两人都没想到，她在这时突然翻身，力气大得异常。梅茵可能太疲乏了，没按住，针头滑了出来，剌穿了狄克森左手的手套。
狄克森立即脱下手套，在姆指甲根部发现一滴鲜血，肯定是他的血。这么说，带有埃博拉病毒的针头可能已经将病毒带到他体内。
那一会儿，狄克森的大脑是一片空白。他完全知道这个小意外的后果，1976年第一次埃博拉疫情之后，在伦敦实验室里，一位同事普拉特里做动物试验时也被针头剌伤过。尽管普拉特马上用消毒剂彻底清洗了伤口，后来仍大病一场，几乎送命。好在事发时他是在英国而不是在非洲，能享受最高级的医疗护理。他病愈后，英国卫生部门专意为这桩意外召开一次质询会，会上一位英国官员问，他那时为什么不当机立断，把受伤的姆指剁掉？这可不是玩笑，相比染上埃博拉的后果，剁掉一个姆指是相当小的牺牲。这会儿狄克森没按这个办法去做，多半不是心疼一个姆指，而是怕把女儿吓着。
梅茵的脸色变得惨白，因为自己的疏忽，义父很可能会送命！她的泪珠扑塔扑塔掉下来，在面具上流出两条河。狄克森忙安慰她：
“别怕，别怕。我现在立即消毒，没问题的。”
他把姆指彻底消毒。埃博拉无药可治，唯一办法是用埃博拉患者痊愈后的康复血浆来注射，痊愈者血中有相应的抗体，按理说应该起作用的。他手边就有上次疫情中收集到的血清，虽然不新鲜了，但至少经过仔细的过滤，除净了其中的绿色杂质，用它来注射，至少在心理上是个安慰吧。他用干净针头吸进有抗体的血清，让梅茵为他进行注射。
现在只有等待了。除了祈祷抗体起作用，也祈祷这个老年妇女患的不是埃博拉。虽然心情阴郁，极度疲累，他不能休息，还得完成离心血清的工作。梅茵擦擦泪水，说：
“爸爸你休息吧，我来做分离。”
狄克森知道这会儿没法劝女儿睡觉，当然他也不放心女儿独自操作，就坐一边指导着她，把十几管样品血做完分离，用从喀土穆带来的干冰冷冻起来。手摇离心机摇起来很累人，但梅茵坚持不让父亲换她。她是以此来多少弥补内心的负罪感。这些工作做完后，已经是清晨了，深蓝的天空中残星闪烁，非洲的旷野蒙在雾气中。狄克森硬逼着女儿去休息，他自己不能睡，还要对病人的血清作荧光抗体试验，以初步确定这次的疫情。今天做这个试验格外重要――那位老年女患者是不是埃博拉病人，对狄克森可是生命攸关的。
梅茵毕竟是个孩子，确实坚持不住了，躺在父亲身边的草席上，不一会儿就睡熟。这边狄克森把含病毒的一份血清吸进小瓶里，用来检测病毒的玻璃片已经备好，上面有固定好受埃博拉感染的细胞。把血清滴到玻璃片上，加上荧光标记，然后在显微镜下观察，如果它闪闪发亮，那就是阳性。
狄克森把那位老妇人的试验放到最后去做――把命运的揭晓尽量推迟吧。前面所做的试验有七例是埃博拉，闪闪发亮的荧光实际上宣判了那七个病人的死刑，绝对没救的。等狄克森做最后一例试验时，禁不住嗓子发干，手也微微颤抖。他镇静了自己，慢慢调整着显微镜，玻璃片上，细胞显露出它们的轮廓和细胞核，都呈灰色、绿色和黑色，附着荧光的斑点，但它们没有闪闪发光。是阴性！
狄克森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这次的阴性结果并不能确切排除埃博拉的可能，也许病人尚在发病初期，没有产生抗体。但至少说，他的死刑被缓期了。他真想把这个好消息立即告诉女儿，但梅茵睡得正熟，不忍心唤醒她。就在这个时候，仿佛与他有心灵感应，梅茵抬起头，迷迷糊糊地问：
“爸爸，荧光试验做完了吗？是不是阴性？”
她在睡梦里还在挂念着试验的结果呢。狄克森想吻吻她，不过及时止住了这个念头――他的病情还没最终排除呢。他轻松地说：
“对，是阴性。”
梅茵的睡意一下子没了，跳起来，抱着爸爸的脖子欢呼，眸子里闪闪发光。狄克森赶紧用手挡住梅茵的嘴唇，不让狂喜的女儿吻到自己。
早上，狄克森和梅茵赶到恩扎拉机场，飞机驾驶员已经准备起飞，他们一分钟也不愿在疫区多停。狄克森把包装好的血清和组织样本交给机长，请他务必尽快转到美国大使馆。机长对医学一窍不通，没想到这个包包内装的，恰恰是他们急于逃脱的埃博拉病毒。机长只是随口问一句：
“什么东西这样关紧？”
狄克森面不改色地说：“是我的证件，快过期了，要赶快送大使馆重新签证。”
能够马上离开这儿，机长的情绪好多了，笑着说：“放心，我一定尽快转交。”
那架破旧的警用飞机在凹凸不平的柏油路上颠簸着前进，让旁观者非常担心它能不能起飞。不过最终它飞起来了，消失在北方的天空。梅茵偷偷看着父亲的表情，父亲显得很平静，没有为刚才的谎话而内疚。当然，那些样本经过仔细的包装，一般来说，机长没有受到传染的可能――如果他过于好奇而私自打开，或者飞机失事，那又另当别论。义父的行事方式对梅茵上了第二课，很重要的一课：
当你全力去实现一个高尚的目的时，可以使用一些不大高尚的手段。
十几年后，梅茵用色相引诱斯捷布什金，或者在孤儿院中偷偷撒播病毒时，都是遵循着这样的道德准则。
对这几个病人的抗体荧光试验连续做了几天，最后确诊老妇人不是埃博拉，狄克森彻底得救了。那时WHO派来的后续部队已经赶到，为首的是海伦，一个身材高大的女人，曾经当过比利时伞兵，是一位雷厉风行又颇具同情心的人。海伦接手后就催促狄克森走：
“走吧走吧，快点带女儿去看野生动物。你们的义务已经完成了，剩下的苦难该由我们来承担。”
父女俩同埃迪医生告别，临走时又去看望了那位老妇人。她已经彻底痊愈了，坐在床上，用手指梳着锈成一团的头发，用他们听不懂的语言同邻床友好的交谈。她当然不知道为她抽血时发生的那一幕，不知道自己的痊愈意味着另一人也被死神赦免。梅茵和父亲相视而笑，心中说不出的轻快。
直到十年后的1986年，那时艾滋病已经发现5年了。狄克森忽然想起那批1976年从扎伊尔抽取的600份血样。那些血样全部做过埃博拉病毒检查，但里面会不会也混杂有艾滋病毒？梅茵那时已经在北卡罗米纳大学毕业，在CDC的艾滋病新实验室工作。狄克森提出建议，并经CDC同意，从冷藏箱里取出这批旧血样，让女儿做了认真的细胞培养。因为血样太陈旧，做起来很难。不过梅茵最后成功了，得出了确实的结果――在这批血样中有0.8%的艾滋病人。
梅茵提取的这些病毒成了艾滋病的原型菌株，对此后研究艾滋病毒的衍变立了大功。此后CDC在中部非洲几个国家做了大规模的检查，结果证明，且不管艾滋病是否来自于密林中的黑猩猩，但至少它已经在中部非洲农村稳定存在了相当长时期，发病率大致在 0.8%－0.9%左右，是一种比较温和的传染病。此后，至迟截止到八十年代末期，它在非洲农村仍保持着这个传染比率。只是在城市中，由于人群生活方式的急剧改变（主要是性方式的改变，出现了大批此地所谓的“自由妇女”，即妓女），它才突然变成一场世纪性灾疫。
在600份旧血清中确认艾滋病毒的那一刻，狄克森与女儿相对苦笑，止不住后怕！幸亏十年前他给自己注射的那管血清不在0.8%之列，否则他就会成为美国第一个艾滋病病人了。回想当年，狄克森看到苏丹延比奥医院用未经消毒的针头重复注射，对埃博拉疫情推波助澜，那时他曾感慨：现代技术一旦被愚昧的医生滥用，就会比原始社会的无医无药还可怕。现在呢，他发现自己其实也是埃迪医生那样愚昧的人，不过层面不同而已。而且以后的科学家们会不会犯类似的错误，谁也不敢断言。今人笑古人，后人复笑今人，问题是谁都不愿把自己摆在小丑的位置。
这对狄克森是一个警示：自视甚高的科学精英们其实远不能把握科学的副作用。科学家能透过表面，看透较深层面的大自然运行机理，也许还能看透第三层、第四层但自然界还有第五层、第一百层、第一万层机理呢，你永远无法穷尽它。
两人离开疫区，匆匆赶往坦桑尼亚和肯尼亚交界处的塞伦盖蒂大草原。塞伦盖蒂在土着语中指“永远流动的土地”，并不是指草原的流动，而是动物的流动。每年夏季，成百万的角马、斑马会从这儿向北迁徒，去马塞马拉湿地，等塞伦盖蒂的旱季过去后再返回。这种行为已经刻印到这些动物的基因中，成了它们永远不会改变的天性。坦桑尼亚政府因为人类的利害曾想阻止它们，在它们迁徒必经之路上树起了重重铁丝栅栏。结果可想而知，浩浩荡荡的动物大军势不可挡地踏平了栅栏，继续它们已经延续百万年的行军，把坦桑尼亚政府的努力变成了笑柄。
梅茵在电视上看过角马的大迁徒，非常向往，也许是记忆上的“返祖作用”吧，梅茵像大多数人一样，天然地向往着蛮荒和野性世界。她在电视上看了以后还不过瘾，老对义父说：什么时候能去非洲亲眼看一看？她的心愿最终促成了这次非洲之行。现在，因为在扎伊尔耽误了几天，时间有些晚了，角马的大迁徒已经开始。狄克森租了一辆吉普，提前赶往格鲁美地河等侯角马群，这条河与迁徒路线斜交，是迁徒途中唯一的水源，角马群肯定会经过这里。司机兼向导是一个土着马萨依人，鼻子上挂着奇形怪状的饰物，穿着色彩鲜艳的民族服装。他只会说很少的法语，而狄克森的法语也仅够最简单的交谈。不能沟通时，马萨依司机就露出白牙齿憨厚地笑，恭顺地对客人的连连点头――然后照着他自己原来的想法去做。后来狄克森父女干脆把行程全托付给他，反正这是没法的事儿。其实这位马萨依人已经是部落里少有的“现化代先驱”了。吉普车途中经过一些马萨依部落，这儿完全没有现代文明的任何痕迹，居民住在一种用牛粪砌成的房子里。他们很热情好客，在路边向吉普挥手，群声尖叫，露着白牙齿憨笑。他们虽然贫穷，但都很健康，黝黑的肤色，弹性十足的步伐，洋溢着十足的活力和野性。看着他们，梅茵不由想起扎伊尔那些同样贫穷但却失去了健康的人群，心想两者之间的反差太大了。那时她有一个想法：也许处于蒙昧中的土着人并非不幸福，反倒是刚刚接触现代文明的土着人要承受苦难。
他们在河边停下，车上有毛毯，铺在地上就是简单的床铺。他们吃了干粮，喝水就喝河水。这对梅茵来说已经不啻琼浆玉液，在扎伊尔疫区，他们一直在饮用水中加碘化物杀菌，味道极为难喝。那晚他们乏透了，很快入睡。第二天，太阳升起后，忽然地面之下隐隐传来擂鼓一样的声音。司机兼向导趴在地上听听，指着远方兴高采烈的说：
“来了！来了！”
地平线上腾起大团的烟尘，然后，清晨的阳光照出一片流动的生命，一条肉体的洪流。成百万头角马和斑马以磅礴的气势从南边出现，向格鲁美地河跑过来。草食动物群的周围则是狮子和猎豹，它们不紧不慢地跟在旁边，盯着群体中的幼仔，有时借着尘土的掩护发动一场奇袭。角马和斑马群对此逆来顺受，只有母马扑过去同狮群缠斗一会儿，但这通常改变不了幼仔的命运。等幼仔的死亡已经无可挽回时，母亲们悲哀地嘶叫着，抛下幼仔的尸体，回到角马群中，继续它们的行程。现在它们到了河边，陡峭的河岸下就是它们十分渴望的饮水，但冥冥中的本能告诉它们，河里同样有凶残的敌人――鳄鱼。领头的角马磨磨蹭蹭地走向河岸，走几步，嗅一嗅，嘶叫一声，又退回去，进进退退犹如死亡之舞。身后的角马群也闻到了水的气息，迫不及待地向前挤过来，慢慢将前边的角马向河里挤去。终于，汹涌的角马群将一头角马挤到了水中，它恐慌起来，四肢乱蹬地往回扒，在角马群中引发强烈的骚乱。隐伏在水下的鳄鱼乘势开始进攻，利齿一闪，咬住一头角马的脖子，又用剧烈的翻滚把角马的喉咙撒裂。紧接着又有几头角马被咬死，拖入水中，鲜血在水中扩散，染红了大片的河水。这时大部分角马反而不害怕了，悲壮地嘶叫着，踏着同伴的尸体甚至鳄鱼的身体，汹涌地向对岸涌过去。这中间仍不时留下几个牺牲者，但大批角马顺利抵达彼岸，在岸上蹦跳着甩干身上的水，一刻也不多停，立即向对岸的草地跑去。它们的欢快之情似乎伸手可掬。
马萨依向导笑嘻嘻地看着这个场景，他已经是见惯不惊。梅茵则被深深打动，几乎忍不住自己的泪水。毕竟亲眼所见比电视上的场景更为真切。这是生与死的搏斗，是物种的宿命。尸体侧畔是流动的生命之河，个体的牺牲换来种群的延续和昌盛。这幕活剧已经上演了亿万年，还要永远延续下去。她的心弦被拨动，发出悲凉悠长的共鸣。她不想让义父看见自己流泪，就把脸扭向一边。实际上狄克森的震动也不在女儿之下。
一头角马从鳄鱼的利齿下逃生，摇摇晃晃地爬回这边河岸。它受的伤看来并不重，但晃悠一会儿，最终倒在地下，倒下的地点离这儿不远。作为一个流行病家，狄克森对此很敏感，对梅茵说：
“它像是生病了？走，咱们去看看。”
两人走过去，蹲下去观察。果然是一头病角马，流泪，流涎，口腔黏膜潮红，坏死处呈现深红色的地图样烂斑。倒下时，屁股后还拉了一摊带血色的稀屎，恶臭异常。它看见两人走近，想挣扎着站起来，但已经无力起来了。一头豹子一直在窥伺着这头角马，这会儿慢慢走过来，朝他俩凶恶地呲牙咆哮。向导忙把他们拉到吉普车上。豹子并不打算与人类为敌，衔上战利品迅速撤退，藏身到树丛后。狄克森在车上盯着豹子消失，对女儿说：
“那头豹子其实是在做好事。那头角马得了牛瘟，已经没救了。被豹子吃掉，反倒减少了在同类中传播的机会。”
他向女儿介绍了牛瘟的有关知识。牛瘟也是病毒引起的，是一种急性、高度接触性传染病。以消化道黏膜坏死为主要特征。在家畜和野生动物中都能传播，OIE（动物卫生组织）将其列为A类疫病，它对家畜的危害是毁灭性的，不亚于人类中的天花。梅茵认真听着，没有说什么，等到吃晚饭时她忽然问：
“爸爸，你说牛瘟是高度传染性的疫病，为啥野生角马群没有被牛瘟灭绝？你看，角马和人类一样也属于哺乳动物，身体结构大致类似；它们这样密集地迁徒，挤挤蹭蹭地，比大城市的人群还要容易传染。再说，”她笑着说，“角马社会中没有医学，没有疫苗和抗生素，没有讨厌的隔离服和面具。”
狄克森笑了，前几天穿防护服带面具，把梅茵折腾苦了，最后一天她坚决不再穿戴，狄克森只好答应。他说：
“对啊，要是这成百万头角马都带上防毒面具，那才威风呢。”停停他说，“角马社会中也有医学的，那是上帝的医学，是自然淘汰。容易患病的个体很难活下去，不是病死就是被吃掉，于是种群中只剩下抵抗力强的个体。当然这种办法在人类这儿行不通。从希波拉底时代开始，医学就与人道主义密不可分。医学建基于对个体命运的关切之上，医学的目的是一行大写的金字：救助个体，而不是救助群体。”
“哼，至少这些野生动物们活得非常自在。你看这些角马们，多么强壮，多么生气勃勃！看着它们在草原上奔跑，我觉得它们不是肉体生命，简直是飞舞的精灵。所以嘛，依我看来，上帝的医学和人类的医学一样管用。”
这句话让狄克森一愣。他想我（我们）真是瞎子啊，搞了30年的医学研究，却一直闭眼无视这个最明白的事实。现代医学已经发展成无比巍峨的大厦，其成就足以使人类精英们自我膨胀，藐视上帝。但跳出医学的圈子回头看看，就种族的整体而言，人类的健康水平并不比角马强，甚至还不如后者。现在，上帝在非洲的荒野上导演了一场大剧，演员是数百万头活力四溢的生灵。生灵们用形象的语言诠释了上帝的意旨――而且是一个孩子首先看懂了。他叹息道：
“不一样的。”
梅茵不服气：“为啥不一样？”
狄克森苦笑着说：“我说不一样，是因为上帝的医学似乎更管用。在上帝的医学里，个体时刻处在死亡的危险中，但种群就整体而言与病原体的关系是稳定平衡，有起伏，但不会太剧烈，不会因某种原因突然崩塌；而在人类的医学中，虽然个体受到了最充分的保护，但就人类整体来说，与病原体的关系是不稳平衡，有太多的因素会使整个体系突然崩塌，像出现超级抗药病菌、出现新病毒、天花真空突然被打破，等等。”他沉思着说，“真的，科学家该认真想想你提的问题。”他又说，“说到问题，我想起在内罗毕机场，史密斯提的那个问题，现在我可以回答了。”
“是吗？”
“嗯。答案是这样的：病原体与宿主的关系，从总体上说确实趋于温和化，这个观点没错。非洲的病毒因为历史久远，比其它大陆更具多样性――是更为多样，而不是更为凶残。其实它们在原来的宿主种群中，像绿猴、大猩猩等，也是温和的病毒。仅仅因为人类过于剧烈地搅乱了原有的平衡态，再加上非洲病毒的多样性，才造成它们在人类中的凶残。”
那时他举的例证中还少了重要一条：世纪灾疫艾滋病早期在非洲农村中也曾是相对温和的传染病。梅茵沉思着：
“噢，是这样。”
晚上，河边仍滞留着大群的角马，它们大都吃饱了，喝足了，甩着尾巴，在河边悠闲地踱步，幼仔在母亲腹下钻来钻去，玩得兴高采烈。狮群仍在附近，也都吃饱了，卧在河边休憩。角马、斑马和瞪羚此时对狮群视若无睹，甚至敢到离狮群很近的地方玩耍，它们凭本能知道，当狮子的肚子下垂时就表示它们吃饱了，这会儿决不会杀生的。晚霞笼罩着草原，河边洋溢着安祥静谧的气氛，就像白天的屠杀根本没出现过。
他们决定仍在这儿露宿。虽然国家公园的旅游须知上禁止这样做，但――连小角马都不怕狮子，何况是他们？马萨依向导更不用说了，他们历来把狮子角马看成家族的成员。向导铺好毛毯，很快就安然入睡。梅茵和父亲盘腿坐在草地上，仰望天穹，看晚霞渐隐，繁星渐现，一轮新月慢慢升起。四野笼罩在黑暗中，没有一丝灯光，没有人类文明的任何痕迹。大自然已经这样运行了几十亿年，还要继续运行下去，不会在乎一个小小星球上某种渺小生物的兴衰枯荣。
梅茵不知不觉间趴在父亲腿上睡着了，深夜她醒来，见父亲仍保持着同样的坐姿，仰望天穹，目光闪闪发亮。她喃喃地问：爸爸你还不睡？不记得爸爸说了什么，她又迷迷糊糊地进入梦乡。那晚狄克森差不多坐了一夜，日后十字组织的“教义”，就在这个晚上基本成型。他认识到，生物世界经过几十亿年的进化，已经天然达到最稳定的平衡态。如果过于剧烈地干涉就会酿成大祸，实际上人类的多少次疫病都是因社会剧烈变化而引发的，科学所引发的灾难和它对人类的造福几乎一样多。并不是要人类回到角马那样的自然状态，想回也回不去了，人类自从掉了尾巴也就断了后路。人类只能沿“这条路”继续走下去，这是进化的宿命。但至少我们在变革大自然时要保持一颗敬畏之心，要尽力维持原来的平衡态，学会与大自然和谐相处。
梅茵当时并不了解义父在心灵上的净化和升华，但她感觉到了。早上义父摇醒她，说：起来吧，你看非洲的拂晓多美！景色确实美，向上升腾的雾霭中，远处动物们的影像扭曲流动，恍如梦幻中的精灵。义父的笑容同样美，笑容是从心底深处流淌出来的，他脸上焕发着奇异的光彩。
注：本节对非洲疫区的实景描写，参照了美国病毒学家约瑟夫·麦克科密克和苏珊·费希尔－霍克所着《第四级病毒》。
3 2012年春天 中国南阳
狄克森的葬礼在第三天举行。金市长亲自去看守所作保，为两名在押被告人请了假，让他俩也去火葬场参加了葬礼。几名十字组织的成员自然都来了，还有薛愈，除此而外没有旁人，吊唁大厅里空荡荡的。火葬场的氧气炮轰鸣着，哀乐低回。老狄克森的项上的十字架被取下，交给梅茵，他的遗体在异国他乡变成一坯温热的骨灰。梅茵把一半骨灰就近洒到了河里，另一半骨灰托苏珊女士带回美国。虽然义父是一个世界公民，没有地域和国家的概念，但那儿毕竟是他的故乡，他若地下有灵，回到故乡还是会感到更亲切一些。
第二天法庭开庭。薛愈早早到了，为金市长占了一个位置。孤儿院今天轮到陈妈来，她坐在薛愈另一边，担心地絮叨着：梅院长咋样？会不会判刑？梅院长真是祸不单行，婆家奶刚去世，干爹也死了，自己又要坐牢，一个人咋受得了这么多祸事呀。
今天金市长也来得很早，坐下后，陈妈认出他，忙俯身过来，把那些话又说了一遍。金市长安慰她：
“判刑不判刑得法院说了算，不过看上一次开庭的情况，也许会轻判的。”
“那就好，那就好。”
昨天市政法委牵头，市委、市政府、公检法有关人员碰了碰头，认为这次法庭审判的主要目的――彰示中国的清白――已经达到，既然如此，对梅茵的判刑可以不必太苛求。如果她的律师能让她脱罪，那就不妨送个顺水人情，反正梅茵的作为并非与人类为敌，意图还是好的。再说，她最主要的罪名――从国外偷运天花病毒入境――缺乏有力的证据。碰头会上公诉方的态度也有所软化。
那几个外国人也来了，仍坐在原地，中间仍然空了一个位置，无疑是为死者留的。老人死了，但他仍活在众人心中。后排的记者们有些认出了金市长，指着他窃窃私语。被告、公诉人和审判员们都到齐了，宣布开庭。审判长问：
“被告方上次说要对天力公司实验室的病毒样本重新鉴定。请你们提供第二次鉴定的结果。”
被告人律师苦笑道：“已经用不着了。我的当事人决定把无罪抗辩改为认罪。”
法庭中平空落下一个炸雷。听众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薛愈震惊地望着梅老师，身边的陈妈怀疑地问：小薛他说啥？他说梅院长有罪？前排的几十名中外记者非常困惑地互相问：被告表示认罪？下面吵吵的声音太大，法警过来让他们肃静。另一名被告孙景栓显然也很意外，不解地侧脸盯着妻子。梅茵的律师满脸无奈，明明白白是在告诉别人：那是被告自己的决定，跟我无关。
也许最困惑的人是金明诚。上次庭审对被告非常有利，市里又和检察院做了沟通。昨天他去探望过梅茵，把这些情况隐晦地通报了她。在这个关头她怎么会突然表示认罪？
审判长的惊讶显然也不在众人之下，他扭过头同左右审判员低声说了两句，转过头来问被告：
“被告，你确实承认有罪吗？”
梅茵平静地说：“对。我确实从俄罗斯偷运入境了天花病毒。给我提供病毒的威克特科学家斯捷布什金并没有做过减毒工作。所以，在偷运入境时，它确实是烈性的四级病毒。”
“你这样做是什么目的？”
“我是执行义父狄克森的教义――用实际行动打破科学造成的天花真空。此后我对这些天花进行了十几年的减毒培养，但并不是把它们变成减毒活疫苗，而是培养低毒的、可以在自然界独立生存的病毒。这种低毒性病毒是一个新的医学概念，是否需要我做一点解释？”
她问审判长，后者点点头。她说：
“先说活疫苗。与死疫苗、抗****、类****这类免疫方法相比，活疫苗有很大的优势：它在病人体内能够自我繁衍，这样能充分发挥生命体的优势，免疫效果比较长久。但是，'生命体'的优势在活疫苗身上尚未得到充分发挥，因为它必须首先在工厂里培育出来，所以仍是相当低效的办法，也难免受制于'人'的因素，无法形成人与自然的稳定平衡。比如说，如果战争中断了疫苗生产、储存和分发的链条，疫病就会复燃。而低毒病毒就不一样了，它们在自然界有较强的生存能力，能够排挤原来的强毒病毒，形成低毒的优势种群。它们能使人轻微发病，病人痊愈后会获得对这种病毒的终身免疫力。总之一句话，培养低毒病毒、主动投放到自然环境中，用这个方法可以加速病毒的温和化，打破危险的天花真空。”
这番话专业性太强，听众的表情表明他们都没听懂。能听懂的人，除了孙景栓和几个十字组织的外国成员，恐怕就只有薛愈了。他受到很大震动。这是个全新的概念，如果梅老师真的能做到――从南阳的天花疫情来看，她基本上做到了――无疑是个历史性的变革，其意义不亚于当年琴纳发明牛痘疫苗，弗莱明发明抗生素。同时他也感到震惊，震惊于她说的“主动投放”，这四个字的内在含义太可怕了。但审判员们和听众们显然还没从眩晕中清醒，没有意识到这句话意味着什么。梅茵微笑着说：
“这段话比较艰涩，举几个浅显的例子吧。如今人们常用的脊髓灰质炎疫苗就是活疫苗，在长期的使用中，大量活疫苗排泄到自然环境中，现在已变成了自然环境中的优势种。当然这只是无意中成就的低毒病毒，而我是有意这样做。再举一个医学之外的例子，美国林业部门多年致力于防范林火，但防范措施越成功，森林中可燃物的堆积越厉害。等到超过临界值就必然引起一场大火，任何防范都无济于事。所以，美国有关部门在经历了几次巨型火灾后，已经改变了观念和办法，即放任林火燃烧，甚至有意来一些低烈度的纵火，及时耗尽森林中的可燃物质，破坏灾难发生的临界状态，以此来预防损失更大的巨型火灾。这种方法其实与投放低毒病毒的方法完全一致。”她以一句话做结束：
“世界上各种事物的机理都是相通的。”
审判长终于理清了她说的话，极为困惑地问：“你是说――孤儿院的天花病毒是你有意投放的？”
梅茵直视着他，平和地说：“对，我想点一把小火来烧毁非常危险的天花真空。我说的低毒病毒就放在那次集体生日的蛋糕里。”
又是一道无声的霹雳。刚才她在对低毒病毒的作用娓娓而讲时，很多人在内心里是赞同的，特别是文化程度较高的记者们。但只有这时，他们才意识到那个方法真正意味着什么，都感到不寒而栗。这句话也如闪电一样，划破薛愈脑海中的迷蒙。他早就怀疑，为什么这儿实验室的天花漏泄，从时间上是紧随着美国的天花袭击，未免太过巧合。如果是主动投放，这事就能解释通了――梅老师是想借美国的疫情，趁乱投放低毒天花病毒，这样不易为人察觉，可以减轻社会的敌意，操办者也不至于获刑。她的这个计谋几乎成功了，只是在老狄克森死后，梅老师才决定把真相和盘托出。还有，梅老师接受张主任质询时曾说，那次她带薛愈参观实验室时曾打开过菌种冷藏箱，无意中造成了漏泄。不，当时她根本没有打开过。薛愈是做了伪证。他这样做，在潜意识中是为了逃避某种可能，这种可能性他当时甚至不敢深想下去！
身边的陈妈听不懂梅院长刚才的话，但最后一句话听懂了。她转向薛愈，两眼木呆，喃喃地说：
“小薛，梅院长她说啥，把天花病毒放到生日蛋糕里？我一定听错了。小薛，我是听错了，对不对？”
薛愈不敢直视她的眼睛，回过头，与另一侧的金市长相对苦笑。陈妈从他的表情中知道自己没有听错，她平素敬为圣母的梅院长确实在孩子们的蛋糕上撒了病毒。她的理智和感情都受不了这样的打击，愣了一会儿，大哭着跑出审判厅。
她的举动在大厅里激起一阵纷扰。法警让肃静，继续庭审。审判长这会儿也很困惑，依案情的审理情况，特别是上次案件研究会上形成的共识，他已经准备轻判梅茵。但这会儿她突然当庭认罪，承认走私病毒及投放病毒的具体罪行，那事态发展就只能向另外的方向走了。他问：
“被告是否承认，你有意向孤儿院投放病毒，从而造成了马医生的死亡和梅小雪等人的毁容？”
金市长和薛愈都一下子掉到冰窖里，这句话实际上意味着梅茵是“故意杀人”。孙景栓也悲哀地看着妻子，他完全清楚妻子的心理脉络，理解她为什么这样做。但这样一来，她的结局就非常悲惨了。孙的律师李岩轻咳一声，示意孙景栓镇静，越是这样，越是要把自己同她撇开。梅茵的律师这会儿完全成了局外人，只能怜悯地看着当事人一步步向深坑滑去。没办法，她完全清楚这样做的后果，但她执意这样做。上次庭审时，杜律师几乎已经打赢了这场官司，但现在他空有一身屠龙之技，却无处可用。
梅茵回答：“我并非有意，但我在投放低毒病毒时确实能预见到这种后果。为了让投放的病毒有足够的'唤醒免疫力'的作用，它必须保持一定的毒性，对绝大数人无害，但对少数特别敏感者仍能造成伤害。其实还有一点，低毒的天花病毒在自然环境中也有可能变异出烈性病毒来，虽然可能性较小，但不能完全排除。上帝憎恶完美，任何人、任何办法都不可能十全十美。这是没办法的事。”她直视着审判长说，“我并不想以玄谈来为自己脱罪。我对马先生的死和梅小雪的毁容负有全责，我愿意接受法律的严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