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试图夺回硬币，然而尼尔斯把我推倒在甲板上，当我站起来时，他已经消失了。
“哥德堡”号历险记 第二部分
埋葬在巴达维亚的35名伙伴
不知不觉到了8月，我们来到了爪哇岛。由于炎热的天气和艰辛的航行，整船的人都筋疲力尽，许多人病倒了。我们来到一个由荷兰人控制的港口，荷兰人在这儿做调料贸易。我们在这里停泊了两周。我们买了新鲜水果。水果有绿色、红色、白色和黄色的。有些味道甜，有些却发酸，还有的像蒜一样辣。
船上的人狼吞虎咽地吃着果实，吸吮着果汁。很快，我们的肚子就开始翻江倒海。我们得了可怕的痢疾。船上满是我们的排泄物散发出的恶臭气味。
两个星期后我们起航出发，不幸的是没有赶上季风。由于逆风，船不得不返道航行，航行到沙巴头岛。10月底我们返回到爪哇岛。我们停泊在那儿等待合适的风向。船员病得越来越厉害。一个星期内，高烧就夺去了6个人的生命。
在巴达维亚的5个月中，我大部分时间和传教士一起坐在船帆下学习算术和读书。传教士说我只要好好学习算术，20年后我就可以在一艘大船上当指挥。这个诱惑人的前景使我勤奋地学习那些枯燥的数字和棘手的字母。我考虑，我是否应对传教士提及我在加迪斯听见的事情。
在巴达维亚期间，第二大班勇·卫利亚森先生病倒了。我照顾了他一个月。当他恢复后，他对我和我的学习产生了兴趣。有一天他帮我做算术。他是个正直的人，所以我决定将我在加迪斯死胡同里听到的事讲给他听。卫利亚森先生严肃地看着我，说我把我的生命都交到他的手中，他希望我还没有将此事告诉其他人。我发誓说我甚至都没有告诉我的好朋友姚纳斯。卫利亚森先生说他得想一想。然后，他再一次强调，如果我听到的事被别人知道，我就会性命难保。谈话后，我感到轻松，因为卫利亚森先生是一位虔诚的人，他目光清澈，有时我看见他友好地和他的下属以及地位卑贱的人说话。
我告诉姚纳斯我的幸运币被尼尔斯抢了去。姚纳斯顿时火冒三丈，他是那种难以容忍不公道的事的人。他迫使尼尔斯把硬币还给我，然而这个家伙冷笑着说，若不是他那天上岸时丢掉了硬币，他倒很愿意这样做。但是他撒谎了，因为几天后我们一起值早班时，我看见硬币在他的衬衫内。
船在巴达维亚维修时遇到了麻烦。我们在好望角外失去了许多船帆。现在塔布朵先生想从荷兰人手中买布做船帆，然而荷兰人却害怕我们侵犯他们的调料生意，买帆布的事一拖再拖，帆布的价格一涨再涨。
在巴达维亚期间，商船为指挥人员和下面干活的人安排了几次打猎活动。一次打猎活动后，姚纳斯显得十分气愤。他想和我说话。我们走向船艏，爬到船艏斜桅上。
“他们打算返航时把船弄沉了。” 他低声地说道。
我的心跳陡然加快。
“谁呀？”
“首领大班和第三大班、船长还有一半的船员。剩下的人他们会分别谈，并允诺给每人分一份利润。回去的途中他们要将大部分货卖掉，然后在维嘎岛附近把船弄沉。这可是一种犯罪的行为。唯一对此事提出异议的、没有被说动的人是一位海军军官学校的学员。”
“你呢？”我问道，“你说了什么？”
“我什么也没说，但我不会卷进这个卑鄙无耻的行动。”炎热的太阳下，他的脸红了起来，眼光坚定。
“我还不是这种人，到广东后，我们要把此事告诉当局。”
“这很危险。”
“人不能像畜生一样生活。” 姚纳斯答道，“安德芒军医明天上午指挥打猎活动，他打算把那些不愿干的人召集在一起，我们一起去吧。”
我说我要考虑考虑。
第二天，卫利亚森分配我干很多活儿。他又病倒了，我没能随他们上岸。下午时分，当打猎的人回来时，安德芒军医被抬了回来。一个从欧肯岛来的水手枪走火，打死了他。
1744年5月28日，我们离开了巴达维亚的停泊处。在这个炎热的岛上，我们把35名伙伴留在那片陌生的教堂墓地。所有的人双手交叉放在胸前，盖着五脚深的沙土，借助指南针，我们让他们永远闭着的眼睛朝故乡遥望着。在死去的人中，有许多是姚纳斯告诉我不愿加入沉船之事的人。在巴达维亚死去的最后一个人是卫利亚森。一个星期四的早晨，我发现他死在他的床上。
澳门、黄埔和广东(1)
在海上航行了一个星期，我们又遇到暴风雨。天空闪着雷电，海面上波涛汹涌，白天的天空变得像最漆黑的夜晚一样乌黑。巨浪从船的两边铺天盖地打下来，尽管有抓手缆绳，我们也无法从船艉穿过甲板，最后我们成功地把帆收了起来，只留下支索帆航行。船被海浪打得东倒西歪。有时，好像桅杆倒竖在上面。我和一个来自塞佛的男孩站在船舵旁，被绳子捆在舵上。他大概比我大两岁，他大声喊叫着。我不知道他到底喊些什么，只看见他张着大嘴，却听不到一丝声音。当我们到达广东时，他说他看见我张着大嘴喊叫，却听不到我在喊什么。传教士站在离我不远的甲板上。
这时，我看见一个人悬挂在甲板主桅杆旁的抓手缆绳上。每当海浪打过来时，这个人的手臂仿佛被拉长了一样。可怜的家伙试图紧紧地抱住缆绳，不让自己掉进海里。一连串的闪电不时地照亮甲板，令人恐惧的雷鸣声和海面上发出的声响交错在一起。闪电中，我看见一节绳子在我面前的甲板上。
也许，我已确信大家都即将在海浪中游泳，所以想都没想，就从捆绑的绳子中挣脱出来，跑上前抓住这段绳子，在甲板上沿着抓手缆绳向悬挂在那边、无法挪动的人跑去。我来到他面前，把绳子捆在他的腰上，把他扯回船艉，我们钻进那些保护我们不被摔到甲板上和落入海里的绳圈里。
回到原处时我才发现，我冒着生命危险拉回来的人是尼尔斯。
几个小时后暴风雨平息了，船长称之为台风。筋疲力尽的船员用最后的一点余力把几张帆升了上去，大部分人都累瘫在甲板上。
台风后，我们忙着把船弄干。船上到处是水，抽水小组拼命地抽水。船吃水太深，很有可能沉下去。我们的鸡被水淹死，两只猫失踪了。一只公羊在暴风雨中被摔在船舱的舱板上，头上的角被折断。许多人脸上或身上青一块紫一块，没有人能够记得起这场暴风雨是如何把这些伤痕留给他们的。糟糕的是，装淡水的木桶有一半被撞坏了。我们严格地定量供水，竟然坚持到了澳门。1744年6月1日我们到达澳门。在看到澳门灯光的那个晚上，姚纳斯失踪了。海面上风平浪静，没有人知道他是如何落到海里的。
在澳门，我们第一次看见这么多的中国人。他们皮肤呈黄色，眼睛向上斜吊，大部分人个头矮小。那些商人做生意时只收白银。他们的船有一把橹，这很难令人联想到我们自己的船。船常常建有几层楼，她们被称为舢船。有钱人衣着鲜艳华丽，留有长胡须，人们很少看见他们的夫人。
从澳门出来，我们继续向广东航行。由于航线水路浅，我们不得不在这条湍急的河上用绳牵拉着船逆流而上。我们将一只铁锚放在一条单桅船上，人们将单桅船用力向前划，直到铁锚的缆绳拉到尽头。铁锚从单桅船上被抛进水中，然后“哥德堡”号上的人开始用绞盘收回铁锚。当船被缆绳拉近铁锚时，铁锚有可能松动，从“哥德堡”号船尾放下另一只铁锚，第一只铁锚再次被放到单桅船上。如此反复地，我们用这种方法缓慢地使船在珠江河上逆流而上。由于许多人生病，我们缺少人手。我划桨一直划得双手起泡、出血。
路上，我们经过三座塔，这些雄伟的建筑物座落在河的两岸。第一座是狮子塔，它是一座六边型、九层楼高的建筑。接下来是对岸的烧酒塔。经过这座塔时，船员都有酒喝。第三座塔和前面的塔一样高，但是塔绘得非常漂亮。
由于河水太浅，船没有一直行驶进广东。我们在黄埔停泊处放下了铁锚，和其他二十多只船停在一起。桅杆的顶部和中部被卸下，船停泊在那儿，船上的装备卸得几乎只剩下桅杆的下部。卸下来的装置被运上岸，放入公司布置好的船具仓房里。我们所做的这一切是为了更容易地卸货和装货。我们也卸掉船上的压舱石。在黄埔，船员们得到新的亚麻缝制的上衣、裤子和圆帽子，有的部位缝有一颗金钮扣。我们换上这些服装，是为了给中国人留个好印象。
澳门、黄埔和广东(2)
我们到达黄埔几天后，广东海关监督官来到船上。他乘坐着一只色彩华丽、带有斗篷的舢船。大班们迎上前，向他表示敬意和欢迎。
广东海关监督官身后跟随了一大批各种不同品级的官员，其中还有几个屠夫。人们奏乐，敲鼓，最后鸣炮致意。广东海关监督官从铺着红色地毯的楼梯踏上船，在一张铺着同样是红色台布的桌子前雅致地坐下。他看上去相当高傲，在丈量船时，说话不多。丈量完毕后，他们定下我们这艘船要交的费用。我们付费后，广东海关监督官给船上赠送美酒。大班们和船长离开“哥德堡”号，随舢船去了广东，剩下的人留在船上由第一大副指挥。十个星期后，第一匹满载货物的舢船划了过来。
在这几个等待和无事可做的星期，船上的气氛令人可怕。大部分船员各自为阵，剩下的人，连我在内，好像是一帮吵闹不休的人群，其他人不愿意与我们搅和在一块儿。打架、用刀捅人的事情发生了好几起。
首批送货的舢船运来了锌，这是一种金属，我们所带的是块状的锌。这些锌被整齐地放进原先用来装压舱石的底舱。把这样重的的货放进最底层，工作非常艰难。这项工作由第一大副亲自监督，返航的路上即使遇到暴风雨，这些金属块都应原地不动。
舢船返回时带走了我们的银子。几周后，这些舢船又运来首批瓷器。瓷器包装在木桶和箱子里，有时只是裹在稻草垫里。箱子被仔细地装在舱的底层，在箱子空隙间塞上中国根和藤条捆，这样所有的箱子都被稳稳当当地放在舱内底部。
随后的日子里，舢船几乎天天来，船上满载着装茶叶的箱子，箱子多得好像永远也运不完。这些茶叶有便宜的五夷茶、昂贵的白豪茶等，品种很多。最后上船的是装有丝绸的大箱子、装有白酒的木桶和装有调料的小木箱。大班们买了许多漂亮的藤条和漆器家具，还有装在笼子里的漂亮的小鸟和猴子。所有的货物都以最佳方式装在货舱里，直到货舱被塞满。
船员们可以带上自己购买的茶叶和瓷器，把这些东西在哥德堡卖出去可赚大钱。我是偷偷上船的，没有工钱，只有饭吃。因此我向传教士借了几个铜板。我用这笔钱给自己买了几箱便宜的茶叶。传教士说当我们平安到家时，这样的买卖可以让我赚上好几个铜板。
尼尔斯得到了他的工钱，他买了一箱茶叶和一个大瓷盆，他仔细地把它们包装在稻草垫里。在他买的东西中，还有一只灰色的猴子，据说猴子能数到七了。
所有这一切都是如此奇妙无比，然而我们却不能在中国的陆地上自由走动，上岸要受到严厉的监视。因此我们中的一些人根本没有到过广东城。不久，一部分人开始想念大海。尤其当一种杀气腾腾的气氛笼罩着全船时，这种气氛更使得船上的生活成了一种痛苦的折磨。尼尔斯从未提到过一点儿有关在台风中我救过他性命的事。有一次，当传教士提起来，尼尔斯一脸茫然。我确信当时他太恐惧，所以什么也记不清了。
两个月后，传教士要离开黄埔去广东。我得到许可随他一同出行。我欣喜若狂。我们划着一条单桅帆船，穿过一片辽阔美丽的风景区。在晨曦中，平缓起伏的山丘披着一层淡淡的雾，和稻田、丛林交错在一起。到处可以见到带花园的别墅、房屋和色彩鲜艳、有着弓形屋顶的城堡。当我们到达广东时，我的双手都被磨破了。顶着湍急的河流划船并非易事。
快要到广东时，首先进入视野的是聚集在沿河两岸的房屋。这些房屋通常建在木桩上，大都延伸到水面上。单桅船和小船停泊在这些房屋外，这就是这条河上的生活和穿梭不止的活动。我们越接近广东城，一种我们不熟悉的树木被烧着的味道和制作神奇香料的味道越强烈地冲进鼻子里。香料的芳香散发在这条宽畅的珠江的上空。
我们到达广东时，必须在那个唯一允许欧洲人进入的地方上岸，这个地方靠近商馆。几乎所有欧洲国家的大班和商务助手做买卖时，都住在这些商馆里。
澳门、黄埔和广东(3)
传教士指着商馆里一间漂亮的房间。他那间有一张挂有蚊帐的床、三张小桌子和八个凳子。隔壁一间很小的房间是我住的地方，几块简陋的地毯铺在砖头地上。
那些日子里，我经常观察中国商人是如何来商馆的。他们衣着华丽，一副傲慢的样子，身后跟着一大帮随从。
大班们和他们坐在那儿，用小茶杯品着茶，随便闲谈着，话题渐渐地转移到买卖上。
对于我来说，我可以对这个开放区及店铺里的东西进行一番研究。这里布局很有规律。石头铺成的街道平平坦坦，在天气晴朗时，街面被铺上一层棕榈垫子以防阳光暴晒。每一条街都有各自专卖的东西，那边的街上，到处挂着整条的羊和猪，苍蝇很多，臭味难闻。另一条街上，裁缝们都在低头干针线活儿。再一条街上，金匠们正在处理金货。到处都有玩杂耍的人、变魔术的人、演闹剧的人。有些人让蛇咬自己，另一些人为了要钱，自己打自己的耳光，打到脸上出血为止。还有一些人双手支撑在地上倒行，同时吹着竹笛，脚上敲打着小铃铛。一天，在我的身后跟着一个同我年纪一样大的小男孩。他的肩上扛着一根棍子，棍子两头各挂一只死老鼠，他费尽心思地想把它们卖给我。
中国人很善长各种漆器。我曾站在那儿长时间看他们如何用一层又一层的红色漆涂在小小的盒子上。其他铺子大部分干的是充满艺术性的手工缝制活儿。传教士给他的侄女买了两件在背部绣有两只天鹅的刺绣上装。衣服是丝绸的，白色的天鹅映衬在红黑的底子上。我想这件衣服是我有生以来看到的最漂亮的衣服。
满载货物的“哥德堡”号返航(1)
我们离开商馆的那天到了，大班和他们的助手、船长、传教士和我离开了商馆。接我们的是一条舢船，我们顺流而下，船上超负荷地装着大班们买的私人货物。这些东西是丝绸料子、茶叶筐、瓷器箱子、猴子和鸟。塔布朵先生买了十二只异常大的鸟，它们被关在三个竹笼里。当我们回到“哥德堡”号船上时，这些货物被放在后部甲板上。一月份的一天，我们扬帆启航，开始我们漫长的返航旅程。
尼尔斯对动物很有一套。他和他的猴子在一起玩的时间很长。他教猴子只用前脚走路，他还给猴子缝制了一件衣服。猴子吃的是果仁，他们一起爬横桅索。然而有一天，猴子失踪了。没有人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尼尔斯躲起来独自流泪。我自己呢，常常感到孤独，想家。我还病了一个星期。我试着吃些饭，然而根本无用，全都吐了出去。
我们刚刚航行到珠江河口，就遇上了恶劣的天气。在第三天晚上，海水打在装鹦鹉的笼子上，两只笼子被卷进海里。船上只剩下一只，然而笼子门是开的。天亮时，大班们的鸟就只剩一只在船上。它栖息在帆的缆具上，只要有人爬上缆绳网去抓它，它马上就喋喋不休地叫着躲开。船上对捕捉鸟者下了一道奖赏令。夜里尼尔斯捉住了这只鸟。他得意洋洋地叙述他是如何在夜里爬上网，抓住正在睡觉的鸟腿。他的脸上还留有鸟狂怒进攻的痕迹。他的此番举动得到了奖赏。在第二大副的监督下，他坐下来学习驾船。不久尼尔斯就表现出他作为一个能干的舵手的素质。人们经常看到他站在轮舵盘旁，他移动轮舵时，一只眼睛紧盯着缆绳网，另一只眼睛看着指南针。
尼尔斯用果仁和稻谷喂鹦鹉，很快就和它建立起良好的关系。鹦鹉学会听一种几乎听不见的哨声，一旦听到哨声，它就飞过来站在尼尔斯的肩膀上或是头上。有时当尼尔斯在掌舵时，它还会站在他前面的轮舵盘上。当尼尔斯移动轮舵盘时，鹦鹉喉咙里发出咕噜声，并且极不情愿地顺着那慢慢转动的轮舵盘移动它的脚爪。
返航时，船上如同亚当的方舟，东西比来的时候多得多。从广东出来时，我们带了60只鸭子，24只鹅，20头绵羊，32头猪和620只鸡。我们还不时地看见公司的另一艘船“骑士馆”号。由于“哥德堡”号满载货物，吃水很深，而船是敞开式的，水能流到船上，所以排水小组只好昼夜不停地排水。
离开广东一个月之后，我们在爪哇岛的维尼海湾取淡水。附近都是沼泽地，沼泽地里有很多蛇。有些蛇很长，色彩斑斓。据说一些蛇的毒性能让一个男子汉被咬后，还没有摔倒在地就完蛋了。我在维尼湾还看见了豪尔木提到的那种东西—鳄鱼。起初看见的部分并不多，只是刚刚露出水面的一双恶狠狠的眼睛。然而突然之间鳄鱼扑向岸边，张口咬住一只来到岸边喝水的四只脚的动物。我看见最大的一只鳄鱼有两个男人那样长，一身绿色、坚硬的皮，看上去一副凶恶的模样。
5月份 我们第二次绕过好望角航行，来到大西洋的圣卡塔·海连娜岛。“骑士馆”号在那儿等我们。我们在这里停留了一个星期，船上装了一些给养物，其中有很多母鸡，因为那些从中国带的母鸡已全部成了我们的囊中之餐，当然其中大部分都进了指挥官的肚子里。我们也对船具进行修理，第三桅杆被换上一个新的顶部，还有和杆顶部一起的横桅索、支索和后支索。船上装载的货物重，吃水深给我们带来了麻烦。我们必须一直不停地抽水，木匠们在圣卡塔·海连娜为船做填堵工作，但似乎并不顺利。
离开圣卡塔·海连娜岛后，我们又在紧靠赤道南面的阿森松岛停泊。这儿遍布着一种神奇的动物。这种动物身体包着一层硬壳，从硬壳里伸出一个脑袋和四只令人联想到海豹脚掌的脚。当它受惊时，会把四条腿和头收缩进硬壳内，这样的防身可以用来抵抗强劲对手的攻击。
我们捕捉过这种动物，它们大得需要有两个人抬。一个晚上，我们来到海滩上，在苍白的月光下我们找到这些动物，并把它们翻个身。当它们被置身于这种毫无希望的状态下，我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它们收集在一起，弄到船上。传教士称这种动物为海龟，并一再强调这种动物与鳄鱼截然相反，是一种温和的、吃草的动物。我们用这种硬邦邦的海龟做汤喝。由于当时我们靠近较冷的纬度，有汤喝，可算是其乐无穷。1745年9月6日，“哥德堡”号和“骑士馆”号一同驶进了多佛尔港。
满载货物的“哥德堡”号返航(2)
我们在这儿停了两天两夜。船上的粮舱得到了补充，我们找好了在英吉利海峡领航的领航员。夜里一些船来到我们这儿，大批的茶叶箱，丝绸料子被卸下船。我认出了两位先生，我最早在弯角杯酒店里看见他们和塔布朵先生在一起。这时，我本人也被卷入到这场阴谋中。有人提供给我一大笔钱，让我对所看见的事保持沉默，我发誓永不提及此事。起初，我把得到的金币缝在衣服里，后来又把它们藏在鞋跟里，然而我总不能把它们安心地藏起来，这些钱总使我烦恼，使我良心不安。几天后我偶然看到船长的航海日记，在航海日记中记载了我们在多佛尔港只停留了一天一宿。
我们起航了。11日我们向挪威西海岸的耐斯特驶去。我们航行经过马士特郎德岛和维嘎岛航海浮标。领航员上了船，我们向哥德堡驶去。领航员和船长、塔布朵先生在舱里待了很长时间。当他来到甲板上时他已喝过酒，兴高采烈。我知道了，尼尔斯是领航员的小儿子。
触礁沉没
当我们扬帆驶向艾尔夫堡的防御堡时，所有的人都来到甲板上。船上的人都刮过胡子，穿上最好的衣服。买鸟和长尾猴的人用一条链子将它们拴住，放在肩膀上或者抱在怀里。大班们、船长、大副们和传教士站在艉楼甲板上。塔布朵先生身穿一件镶金边的深蓝色背心，外面套了一件黄色丝绸外套。他肩上站着那只鹦鹉。它在航行中已经长得像只公鸡一般大。塔布朵先生对他的这只有羽毛的动物非常自豪，到家时，他要把鸟送给他的夫人。
在后部甲板上，尼尔斯站在舵盘旁。那天他身穿蓝色的上衣和蓝色的裤子，头上带着一顶黑色的三角帽。帽子是他在多佛尔买的。我们本应该航行驶过浑勒波荡，那块在新艾尔夫堡旁令人不愉快的暗礁，然后鸣礼炮八声，防御堡将立即回炮鸣礼。我仿佛听见一声微弱的哨声。领航员大声地向舵手发出指令，就在此时此刻鹦鹉离开了大班的肩膀，不安地飞向后部甲板并消失在艉楼甲板下。没有多久尼尔斯跑了出来，那只巨大的鹦鹉站在他的头顶上。它用爪子抓他的额头，尼尔斯大声地喊叫，他似乎像是毫无希望地设法赶走鹦鹉。领航员高声叫着，然而船开始慢慢地离开了航向。领航员又高声重复着指令，此时尼尔斯正在与鹦鹉搏斗，无人知道谁在掌舵。
一阵可怕的震动穿过船体，后部甲板上的人前俯后仰，乱作一团。主桅杆断了，并慢慢地倒向一边。我们撞在浑勒波荡暗礁上，我摔倒在甲板上。
我看见大班的鸟站在前樯上。这时我想起豪尔木的钱袋，就走下甲板，底下空无一人。
我刚刚打开豪尔木的箱盖，发现有人在我背后。我跪在箱子旁，感到有东西滴在我的脸上。我转过身看见尼尔斯那张满是鲜血的脸。他的手挥向我，豪尔木的钱袋从我手里又掉进了箱内。我的一只耳朵上肯定挨了一记木头楔子。周围一下子变得漆黑一片。
当我醒来时，我正俯卧在豪尔木的木箱上。船倾斜的厉害，箱子已经开始在船板上滑动。我头顶上方的甲板上传来可怕的叫喊声，我听到滑轮和吊货的滑轮车的响声，明白人们正在设法放下在黄埔港造的单桅船。我在箱底翻弄了一阵，钱袋不在。我的脑袋发出阵阵疼痛，我爬上甲板，在甲板上我看见塔布朵先生和他的助手们正和四大副一起下到单桅船上。尼尔斯坐在摇橹的位子上，四大副发出划桨的命令，小船便向新艾尔夫堡的防御城堡方向快速划去。几只船从防御堡向我们划过来。船体非常厉害地倾向一边，在前樯上站着大班的那只绿色鹦鹉，它一直不停地叫道：“准备改变方向。”第一艘单桅船很快从新艾尔夫堡到达“哥德堡”号。传教士、船长和我属于那些最后一批上单桅船的人。
全体船员在新艾尔夫堡的堤坝内看着我们那艘撞在浑勒波荡的船。很多人大声地抽泣起来，大班也是如此。不过他的哭泣看上去有点儿假惺惺的。一个身披羽毛的家伙高高地站在屋顶上正时不时地喊叫，它的叫声比它的哭声还要高。这家伙迎风喊着，所有的人都听到它不停地喊道“准备改变方向”，“准备改变方向”，“准备改变方向”。大班难以忍受它的叫声，他先是高声招呼这只鸟，用果仁和杏仁引诱它。然而鸟儿却不愿意下来，仍然站在塔楼上的风标上。然后塔布朵先生要了一支来福枪。枪取来了。当塔布朵先生举枪瞄准时，这只鸟大笑起来，张开翅膀，飞到塔下方的后部，接着消失了。唯一能表示这只鸟曾经存在的纪念是尼尔斯脸上的抓痕。我看见尼尔斯下到一艘船上，这只船马上就要去哥德堡城。几小时后，我本人也到了城里。
尾声
我在城里无处可去，随着传教士到了他姐姐家。她在河边有一栋房子，随后的几个星期我都住在那儿。城里沸沸扬扬地议论沉船事件。一天下午传教士把我扯到一边，语气庄重地告诉我沉船的原因是鹦鹉进攻尼尔斯。他如此不嫌麻烦地向我重复，我明白他也被牵扯到这项阴谋中。
我对在多佛尔拿钱之事一直有一种罪恶感。有一天，我口袋里装着钱来到尤塔河边，在夜幕降临之前，我把金币一个一个地扔进了褐色的水中。
在进行受审的其中一个晚上，我作为证人被传讯上庭。我来到法庭的酒店。酒店里的那些还未成年的姑娘们正在上啤酒和葡萄酒。在吧台和桌边可以看见许多从“哥德堡”号来的船员。船员门都被那些眼里流露出贪婪眼光的有钱人围住，这些人想知道有关沉船及当时所发生的事。
我喝着啤酒，看到了尼尔斯坐在一张桌旁，一个姑娘坐在他的腿上。他大声地笑着。我看见他用手指抚弄着一个皮制的钱袋，钱袋与豪尔木箱子里的钱袋神奇般的相像。我不由得火冒三丈。我手里拿着一个啤酒瓶子来到他坐的地方。没等他转过身来，我把瓶子打在他的头上。他站起身，一副害怕的神情。有人抓住了我的肩膀，我看见尼尔斯飞快地向门口跑去，我赶紧追上去。
刚一出门，我抓住了他的两个衣袖，给了他一拳。他挣脱后跑到了街上，没有注意从街的拐弯处有一辆四匹马拉的车子正全速的驶过来。尼尔斯根本没有机会躲开。那四匹马被惊得跳起来，马车猛烈摇晃。当车子驶过去在不远的地方停下时，尼尔斯已经一动不动地躺在石头街上。
我跪在他的身边，从几扇窗子里透出的光线中，我摸到那个用一根线挂在他脖子上的硬币。我扯断线后，把硬币塞进口袋里。就在这时，我看见他手里拿着的东西，这是豪尔木的钱袋。我一把抓住钱袋。当一位有钱的先生从马车上下来走到我面前时，我正好站起身。他问发生了什么事，我说一个“哥德堡”号的水手喝醉了，不幸躺在车轮下。很明显，他已经死了。
第二天，我去马斯特户格。在那些简陋的房屋和店铺中寻找豪尔木的寡妇，傍晚时分我找到了她。她白发苍苍，正坐在炉子前。我告诉她我是谁，并把豪尔木的钱袋放在她的手中。她打开钱袋，钱袋里有相当一大笔的金币。寡妇说豪尔木在前几次中国航行中，曾做过几笔好生意。他带的这些钱本应该用来买茶叶和瓷器，然后打算在他的出生地哈朗德买一个农庄。
正当寡妇叙述时，从门口走进一个年轻的女孩。最初我没有认出她来，然而她一眼就认出了我。这个年轻的女孩就是在迈塔姑妈家干活、半年后离开的女佣。她所遭受的毒打使她不能再待下去。我明白她是豪尔木的女儿，她的名字叫昂娜。我脖子上挂着豪尔木的带孔的硬币。她一看到硬币，就告诉我她小时是如何玩这枚硬币的，她的父亲开玩笑地说：“有一天你将和那个得到硬币的人结婚。”
海难事件的调查开始了，人们叙述船的航向是如何指向浑勒波荡，如何做好等待的准备，鹦鹉怎样飞到舵手的脸上，船是怎样在那时搁浅的。没有人对这次事故负有责任，领航员所负的责任也是微不足道的，不久就从监狱里释放出来。在整个调查过程中，我对我的同伴进行一番观察。事情很明显，我们都受贿，而且还定了攻守同盟。调查后我羞耻得像一条狗。第二天，昂娜·豪尔木领我在哥德堡城里看了看。一个星期后，我用从传教士那儿借来的一点钱买了一个小戒指。然后我出发去看望我母亲。我沿着海岸线向南走。我听到松树上传来一种熟悉的声音，这是大班的鹦鹉。我大声招呼它，它立刻飞来站在我的肩膀上。“准备改变方向！”鸟叫道。“准备改变方向！”我应道。
在秋高气爽的秋天，我和这个有羽毛的伙伴一边走一边这样交谈。天气晴朗，万里无云。我的右边是波浪起伏、哗哗作响的大海；左边是来自广东的伙伴。它不时地叫道“准备改变方向”。
附录 瑞典的东印度公司(1)
在欧洲，很久以前就有来自东印度和中国的调味品、丝绸和具有异国风情的商品。这些商品被长途跋涉地运到西欧，主要是给意大利的商人和富人。
自从16世纪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发现了通往东方的海路之后，这些商品就越来越普及，需求量越来越大。第一个东印度公司是由葡萄牙人于1587年建立的。瑞典17世纪时就计划建立一个相同的贸易公司，然而军备和战争阻止了这项计划。英国东印度公司和荷兰东印度公司是两家最大的东印度公司，建于17世纪初。这两家公司在本土都垄断着与东印度地区的经商权力。
因此那些想在东印度买商品，却未能在公司取得席位的商人们，试图在其他国家建立东印度公司。瑞典的东印度公司是由一位极其富有的商人考林·康拜尔与亨瑞克·修尼，尼科拉斯·沙尔格廉一起提议创建的。亨瑞克·修尼与国会和当地政府有良好的关系，此外，他还是瑞典人，这一点是取得特别许可的一个条件。
建立一个东印度公司的请求在国会和在社会的讨论中引起了强烈的抵制。人们认为瑞典应该自力更生，尽可能减少进口外国货物。此外，很久以来对“奢侈和过分富裕”就有禁令。现在国家最重要的产品如：木材、铁和柏油要被卖掉去换取茶叶、瓷器和丝绸等奢侈品。人们相信这将毁掉瑞典国家财富。而且从各种角度来看都是充满危险。
但是亨瑞克·修尼指出，正是这种贸易，才使其他国家得到发展。通过把大部分货物转手卖给其他国家获得高利润，国家将可以收集到资金，建造许多新船；瑞典的商人和海员将会获得丰富的贸易经验，将在大海上航行。
尽管瑞典在17世纪是一个强国，然而，在18世纪初期，与欧洲那些文化领先的国家相比，它还只是一个贫穷的农业国家。在南欧和西欧，用来发展文化和科学的资金都是通过与外国文化贸易获得的。当瑞典政府意识到他们可以加入到这种能使国家繁荣的贸易时，就不惜一切地为外国富商在瑞典经营这种贸易提供方便。
五个经营贸易特许状
1731年6月14日“亨瑞克·修尼&公司” 得到可在好望角海峡以南地区所有港口经营贸易的特别许可。许可的条件十分优厚：15年内可以与印度和中国独家进行商业贸易。上交给国家的费用是每1来斯特付100道尔的银币，加上每1来斯特重的货物付2道尔的银币。(1来斯特重2.5吨) 。
所有的船都要尽可能地在瑞典境内建造，所有的远征也应从哥德堡出发。公司董事会的成员应该是瑞典公民。国家极为热心地支助这个企业。康贝尔和其他的外国人不费吹灰之力轻而易举地成为瑞典公民，这样他们就能够帮助经营公司。
瑞典东印度公司在持有5个特别许可状的情况下一直经营到1815年。一个特别许可状为一个周期，在这个时期内，公司可以垄断，也就是说有独家经营的权力。每一时期长达15年或者20年。当一个周期结束后，东印度公司将建立一个新的公司，组建一个新的董事会以及得到一张新的特别许可状。
在前三个许可状时期，贸易辉煌繁荣。在第三个许可状期间，爆发了美国独立战争。战争使得英国、荷兰和法国三家最大的竞争对手，全身投入于战事之中。此时，瑞典可以向整个欧洲供应低价买进的茶叶，获得了高额的收入。
公司的赢利是建立在把运回的货物出口给其他国家的基础上。7/8的商品转手出口给英国和荷兰，而这两个国家本身的东印度公司比瑞典要大得多。这是一个脆弱的基础，只要这些国家一旦改变他们的贸易政策，就足以摧毁这一切。
在第四个许可状时期，贸易开始崩溃。此外，国家对公司船收取的税越来越高。再加上公司其他的经济问题和与俄国的战争，这一切使得公司第四个特别许可状期的经营破产了。在第五个，也就是最后一个特别许可状期，没有一艘船被派往中国。随后，在东印度的商业贸易自由化了。
附录 瑞典的东印度公司(2)
哥德堡的繁荣
公司为此项贸易特别建造了许多船。总部设在哥德堡。不久公司在哥德堡建造了一栋大楼作为办公室和仓库。所有的船都在哥德堡外的克里帮码头泊船。大约一年半后，当满载着茶叶、瓷器和其他贵重商品的船返回来后，在公司大楼里，这些商品被拍卖出手。
和荷兰及英国的东印度公司相比，瑞典的东印度公司并不大。荷兰人在公司经营期间有400艘船，雇佣了10000多个人。瑞典公司只有37艘船，雇佣的人员约1000名左右。我们不敢肯定公司是否对瑞典的发展起了某种重大的作用。然而对于哥德堡城来说，公司的影响却非常重大。城市日渐繁华，董事会成员中的许多人慈善捐款。沙尔格廉医院和查勒摩士工程学院就是用捐款建造起来的。
二、航行
在74年的经营中，公司进行了132次航行，只有3次航行到印度。印度当时被英国公司控制，英国人不想在印度有其他竞争对手。他们成功地削弱了瑞典的贸易，使得瑞典公司只能继续航行到对所有国家开放的广东。除此以外，公司还几次航行到孟加拉。
通常，每次同时派出两艘船。人们在哥德堡外的克里帮码头给船装备。船上装的货有木材、铁、柏油和零碎的杂货，如钉子、斧头和灯等等。这些东西将在西班牙的加迪斯港卖掉。水手舱里的水桶装满了淡水，圆木桶里装的是肉和鲱鱼，面包和其他几个月内所需要的食品被仔细排列在一起。木匠给去势的公牛、绵羊、猪和母鸡做了围栏，人们装上了干稻草。船员作了登记后，被用小船送到大船上。最后公司的董事检阅大船，大班们在八声礼炮中上了船，人们将铁锚收起。
船于年初起航，目的是正好能赶上印度洋上的季风。如果没有季风的帮助，船是无法到达中国的。
最通常的航线是从苏格兰的北面出发，因为船从南面航行穿过英吉利海峡困难重重。寒冷、黑暗和暴风雨使得这个地带成为那些航行最为艰辛的地方之一。公司的几艘船都沉没在那儿。“芬兰”号在暴风雨中逆风航行了两个月后，不得不返回挪威，进行修理和补充供给。
航行的第一个目的地是加迪斯。人们把船上的货卖掉换取西班牙银币，因为中国只收白银。人们给仓库补充供给，给木桶添加淡水。
船绕了一个大弯才航行到大西洋，目的是为了能够利用洋流。在最后几个特别许可状期间，船通常驶进好望角为仓库进行补充。不过，最初有被滞留在那儿的可能。
几乎所有的瑞典船都要在爪哇岛的新湾(NEW BAY) 停留。他们在那儿补充新鲜的淡水，装上水果和蔬菜。由于一部分水手已死亡或者病倒，在这里通常也招募一些新水手。
在印度尼西亚外的水域中，水流湍急，变化多端。如果船没能赶上时间，季风转变了方向，就根本无法向北行驶。如果想要一鼓作气航行到广东，只要顺着季风航行一周即可。“哥德堡”一号就是错过了季风。他们成功地慢慢航行进越南外边的沙巴头岛，然后被迫返回爪哇岛的巴达维亚，在那儿他们等待了5个月。
在驶过中国海后，人们通常先在曾为葡萄牙殖民地的澳门停留。然后，人们在珠江逆流行驶到离广东几千公里远的黄埔。随后大的帆船就再也无法向前行驶。
船在广东停留5个月，在货舱里，那些价值昂贵的商品被整齐地排列到仓房的顶部，货物之间的缝隙被塞满，货物被贴上封条。这些封条只有当船到达哥德堡后才能启封。然后人们给船装上6个月返航的供给和活牲口。现在，所有的这些货，加上船上粗大的铁锚缆绳，还有船员从中国买进的私人货物都被放在两层狭窄的甲板上，因此，离开广东的船着实是一艘满塞货物的船。危险更大，航行更为缓慢。
返航时，人们还在爪哇岛停泊，给船加淡水，以及根据需要补充船员。如果船不在好望角停留，就直接驶向圣·海列纳岛，然后再去那紧靠在赤道线以南、无人居住、光秃秃的阿森松岛。所有的船都在这 座岛上停泊，目的是捕捉海龟和采一种维他命C含量很高的植物。在那儿还有一个信箱。人们常常在信箱里给后面来的船留言。
附录 瑞典的东印度公司(3)
人们穿过英吉利海峡航行到哥德堡外的克里帮码头。船上的货物用小船送到大码头运河边的大仓库里。在那儿，货物将被拍卖给市民和来自欧洲的商人。为了对船员表示感谢，公司组织大型的庆祝活动。这种庆祝活动可以长达一个星期。一部分船员在过赤道线时所交的部分“过线钱”，也用于庆祝活动。
三、船
关于东印度船的内部结构，没有任何的详细说明。现有的设计图纸和当时的模型大部分只是船的外型。人们必须对其他所保存的商船和当时的航海描述进行比较。
约在1750年前建造的东印度船似乎属于17世纪时常用的那种船。位于后部甲板和艏楼之间的部分是敞开的，可以通到下边的炮台甲板上。后部甲板是主桅杆周围船艉主甲板的一部分。艏楼是主甲板的前部。
在炮台甲板的下方是一块完全被遮盖的甲板，甲板下面是那些大的货舱。
约在1750年后建造的东印度船的主甲板是连在一起的，在原先敞开的部分沿左右船舷造了一个中部甲板。甲板上留有一个用木栏杆围起来的大装货口，在经过寒冷和潮湿的纬度位置时，大装货口被防雨布和木板遮盖上。
尺寸
在公司经营期间，共有37艘不同的船。这些船全都是在瑞典建造的。
通过船的装载力可以比较出船的大小。装载量的单位为来斯特，一个来斯特约为2.5吨。最初建造的船也是最小的船，如“佛烈德利居斯十二世 苏西艾号”有200来斯特。“哥德堡”号340有来斯特,在第四个特别许可状期的船中“王后” 号为最大，可装载542来斯特。一艘可装450来斯特的船约长45米，宽13米。主桅杆从甲板量起约40米高。造这样一艘船的费用约为130000道尔银币。
我们要感谢佛烈德利·亨利，是他改善了造船工艺。人们从而可以建造大一些的船。由于在最后三个特别许可状期间，国家对每艘船收取固定的费用，所以建造大船颇受人们的赞赏。
大部分船的名字都是对王室成员或对祖国表示敬意:“乌勒丽卡·艾雷奴拉王后”号，“古斯道夫王子”号，“王位继承人阿道尔夫”号，“斯特哥尔摩王宫”号等等。
大炮
人们用礼炮和欢呼声来庆贺王室的庆祝活动。在18世纪的船上，礼炮放得很普遍。
当一艘船的大班或负责人上船、下船时，人们都要鸣炮8声或者16声，以示欢迎与尊重。当一艘船进入港口，另一艘船前来迎接时，也要鸣炮表示敬意。
所有的船都备有20—30门大炮，船员们必须时常练习，学会使用大炮。因为，随时都有可能与海盗或者恼羞成怒的竞争对手相遇。为了自卫，人们曾有几次作了备战并且发炮表示警告，但从未发生过战斗。最好的情况是，只要将军旗升起，就能吓跑海盗。从远处看，印度公司的旗子与海军军旗没有两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