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重呀！”我向下喊道。
但这声音释放到大气中音量太小，福尔摩斯用手圈住耳朵，表示听不到的样子。也可能是因为戴着耳套的关系吧。
我用更大的音量喊道：
“跟我乘这艘船一起去日本吧！”
福尔摩斯用双手卷成喇叭状放在口边，也向我大声叫喊着。此时正好响起启航的铜锣声和汽笛声，我完全听不清福尔摩斯在说什么。
汽笛长时间地鸣响着，船只在汽笛声中缓缓离岸。我不再叫喊了，也弄不清福尔摩斯先生最后说的是什么。
不过现在还记忆犹新的是，福尔摩斯向我呼喊以后捧腹大笑，站在旁边的华生先生惊讶地看着他的朋友。
我回到日本后想起这情景，曾做过一番深入思考。华生先生那时为什么露出惊奇的神色呢？但我百思而不得其解。或许，仔细拜读华生先生的大作后，最终能解开这个谜吧。福尔摩斯先生日常最多露出微笑而已，我极少看到他放声大笑。
随着轮船远离码头，已难以看清码头上送行人的面容。但是高高瘦瘦的福尔摩斯的笔挺身影非常显眼，站在他旁边抱着小猫的梅雅莉·林奇，以及一直挥着手的华生先生的身影也历历在目。
我伫立在雾雨中，虽有不如早返船舱的想法，但依然挥着手久久不愿离开甲板。
我一闭上眼睛，福尔摩斯那极富特征的姿势就在我的眼前呈现。他的姿势为西方人所独有，在日本人中是绝对看不到的。
我又想起方才我向福尔摩斯喊话的情景。我怎么会情不自禁地喊出乘这艘船跟我一起去日本的话呢？原来，我去克雷格先生家辞行时，先生对我说道：
“贵国的大学需要西方人教师吗？”我沉默不语。
“如果我再年轻一点，就和你一起去日本了。”
他说罢露出一副怅然的神色，我也是那时候第一次看到他流露这样的心情。我想要说自己也不年轻了，借此安慰他的情绪。不、不，不能说那种话，万一引起他对自己年届五十六岁的感叹，就更不妙了。
不知什么原因，克雷格先生颇厌恶英国人、甚至西方人，福尔摩斯先生就不是这样。虽然如此，又总觉得两人有相似的地方。总之，贝克街这个地方是怪人集中地。
不久，船已驶离到再挥手已毫无意义的地方，我的脑际突然浮现那只小猫的影像。此刻依偎在那英国妇人臂弯中的波斯猫，竟取了我这个日本男子的名字。我对此深感欣慰，此刻我甚至有成为猫的感觉。
“我是猫。”
我情不自禁用日文说出这句话。但觉得意犹未尽，我继续脱口而出：
“吾辈是猫。”
哈哈，我禁不住开怀大笑。这想法太妙了，待我回到日本，一定要以此为题写一本小说。
后记
在全世界福尔摩斯研究者的细心考证下，指出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六十部作品中，福尔摩斯共笑了292次。但多数研究者又指出，这些笑容全部是抑制感情的小声窃笑，读者从未见过他放声大笑。
我写“第六十一篇福尔摩斯故事”，目的就是为了这个，亦即要让他来一回第293次的放声大笑。但在写作过程中沉迷于故事本身的逻辑推理，竟忘了不露痕迹地把大笑情节铺陈进去，到收尾时才想到，匆匆搞出一个不伦不类的结局，在此敬祈读者原谅了。
不得不写此书的另一个理由，与住在贝克街的莎翁研究专家克雷格先生有关（严格来说，克雷格先生住在与贝克街平行的邻街，地址是葛罗斯泰街55号4室）。
明治42年（公元1909年）漱石写了著名的散文集《永日小品》，其中有一篇很精采的文章：《克雷格先生》。兹引用该文章之最后部分：
“我回日本后两年，新到的一份文艺杂志刊出了克雷格氏逝世的消息。报导称克氏为莎翁研究专家云云，仅两三行的介绍文字而已。读到这个消息，我放下杂志，心中想道：那部最终没能完成的莎翁辞典，说不定已成了一堆废纸了吧。”
那么，那几本蓝色封面的笔记簿如今安在？有谁能让这些笔记簿与应该锁在查令十字路柯克斯银行地下金库保险箱里的华生先生的案件回忆资料重见天日呢？
此外，还有一个理由促使我写这个故事。1981年11月17日的《每日新闻》刊登一则简短消息：英国政府出售位于康沃尔半岛前端的地角岬，买主据说是外国人。
回想福尔摩斯时代，亦即维多利亚王朝的后半叶，大英帝国在全球各地拥有许多殖民地，自称为“日不落帝国”。穿着潇洒高贵的服装，当时在煤气灯大道上昂首阔步的伦敦子民，有谁想到英国会沦落到今天的地步？不但尽失海外所有殖民地，甚至把自己的土地拱手送给他国。
而眼花撩乱的东方“魔术”，益增英国人的忧郁感。从日本进口的汽车和电视机，其性能之优异，令他们瞠目结舌。
曾被华生称为最适合福尔摩斯气质的地角岬，竟乞求外国人竞标。福尔摩斯若在地下有知，夫复何言？
福尔摩斯曾经断然拒绝女王赐封爵士称号，莫非他能预见今日英国的衰落？面对荣华富贵，他一笑拒之。这笑，正是那种压抑感情的窃笑。
岛田庄司1984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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