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车子停好，走出来摘下墨镜。一切都像老探长兹古特说的那样：两层楼的旅馆，黄绿色，门廊上方挂一面写着“附近有登山运动员罹难”的招牌——它惹人注目，又使人有一种沉痛的感觉。台阶上堆着雪，上面胡乱描着五颜六色的滑雪板。我数了数：７块。有一块还系着冰鞋。
一楼最右边的窗子伸出一张白脸孔，接着两扇门开了，台阶上出现了一个人：他秃顶，矮胖，拖着笨重的身躯，慢腾腾地走到我面前。
他并不看我。阴郁的眼神哀伤而又矜持，他就是旅馆老板、细颈瓶河谷的主人亚力克·斯涅瓦尔。
“那边……”他的声音低哑又含混不清，“出事地点就在那边。”他用食指比划着，“就是那个山顶……”
“弹簧钩断了，”老板含混地往下说，“从２００米高处笔直地摔下来——往死神的怀里摔。也许，他喊过救命，但没人听见，跟着大雪块一道落下去，啊，大地都抖动了……”
“他为什么要去那个地方？”我问，一边打量着四周。
“得让我想想。”老板低下头，用螺旋锥顶着脑门说。
一切都像兹古特说的那样。只有那条狗没有看到，但我注意到台阶的雪块和滑雪板的旁边都有狗的脚印。我爬进车风拿出了一只装满酒瓶的篓子。
“兹古特探长要我向您问好。”我说。
那老板立即从回忆中醒过来，声音也像平常人了，“他近来怎样？”
“还过得去。”我把篓子递给他。
“看得出来，他没有忘记在我壁炉旁边呆过的几个晚上。”
“他现在谈的也就是那几个晚上。”我说，一面又想转身往车照里爬，但老板抓住了我的手。
“别再动手了！”他认起真来，“这是卡依莎的活。卡依莎！”他大声吆喝。
一条牛犊般大约长毛救冻狗马上眺上了台阶。我知道，除了放在旅馆那间陈列室中的零杂物品，这条狗就是死去的登山运动员留下的唯一东西了。我本来想看看这条取着女人名字的狼狗怎样运送我的行李，但是老板用不容反对的手势把我领进屋内。
我们穿过阴暗的前厅，再向左拐入一条走廊，老板用肩膀推开了挂着“账房”牌子的房门。老板等我在安乐椅上坐好之后才推开写字台上的箱子。
“请允许我介绍自己。”他用指甲仔细理着笔尖，“我是旅馆老板兼机械师亚力克·斯涅瓦尔。您自然已经注意到细颈瓶河谷出口处的那几架风车了？”
“啊哈！原来那就是风车？”
“不错。一种风力发动机。全是我亲自设计安装。就用这两只手。”
“您是说……”我含糊敷衍着。
“一点不错，全由我亲自动手做的。”
“行李搁哪儿？”背后有—个尖细的女人声音问我。
我转过身子，门口站着一个２５或２６岁，面颊绯红的矮胖女人，她手里正拎着我的皮箱。
“这就是卡依莎，”老板对我说，“卡依莎！这位先生给我们带来兹古特先生的问候。你记得兹古特先生吧！卡依莎？你当然会记得。”
卡依莎马上脸红耳赤了，她耸耸肩膀，用手掌捂住了脸。
“她会想起来的。”老板向我解释，“她已经想起来了……哦！……就住４号房间吧！这是旅馆最好的房间。卡依莎，把先生的皮箱……这位先生……”
“我叫格列泼所基。”
“把格列泼斯基先生的皮箱拿到４号房间……蠢透了！”在卡依莎出去后，老板轻蔑地说，“这样的女人少见……就这些吗，格列泼斯基先生？”他期待地望着我。
“彼得·格列泼斯基。”我一句一句地让他登记，“警察局探长。正在休假。假期两周。还剩下一周假期。”
老板忙不迭地写着。就在他登记的当儿，那条救冻狗窜进了账房间。它望望我，眨眨眼，突然像一捆木柴似地轰隆一声倒在保险柜旁边，它的头枕在一只爪子上。
“这是莱丽。”老板说，“身上没有跳蚤，可是正在褪毛。”
莱丽哼了一声，把头枕到另一只爪子上。
“我们走吧！”老板站起来，“我陪您去房间。”
我们又穿过前厅，走上了楼梯。
“我们６点钟开午饭，”老板开始介绍，“不过任何时间都有小吃，比方说喝点清凉饮料什么的。晚上９点供应便饭。跳舞、打桌球、聊天，都在壁炉间里。”
我们来到二楼走廊，再向左拐，老板在第—个房门前站住。
“这里面，”他还是那种嘶哑的声音，“请看一下。”
他在我的前面开门，我走了进去。
“自从那个难忘的可怕的日子……”老板的话匣子刚打开就突然关上了。
这房间不错，尽管光线有点阴暗。窗帘只往上卷了一点。床上不知为什么会有一支登山手杖。房间里有一股才抽过烟的烟雾。中间的沙发背上搭着一件防水帆布上衣，沙发旁边的地板上还有一份报纸。
“嗯……”我有点不知所措，“我看，这里已经有人住了。”
老板没吭声。他的眼睛盯着桌子。桌上没有特别的什么，只有一个大烟灰缸，烟灰缸里有一只烟斗。烟就是从这只烟斗里袅袅上升的。
“他还活着……”老板终于开口了，“他真的活着吗？……可是，人为什么又不照面呢？”
我没有接他的话茬，等着他往下说。我的皮箱不知在什么地方；角落里倒是有一只贴满标签的旅行包，但不是我的。
“这里的一切，”老板的口气越来越自信，“从那个难忘的可怕的日子算起，有６年了，一切都照他上山前的样子摆着……”
我怀疑地望着那只烟斗。
“千真万确！”老板像要同我决斗似地，“这是他的烟斗。这是他的上衣。而这个是他的登山杖。‘请带上您的手杖’——我在那个早晨对他说。他只是摇头笑笑。‘可您总不能老把它放在床上呀’——我喊起来，由于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浑身冰凉，‘普尔库阿－帕？’——他用法语回答我。我至今都弄不懂这话的意思……”
“他是说：‘有什么理由不好放呢？’”我给他解辉。
老板伤感地点点头。“我也这么猜想……哦，这就是他的旅行包。我没有让警察局动他的东西。”
“那么这也是他的报纸了？”我说。我看得很清楚，这是一份前天出版的《缪尔新闻》。
“不是，”老板说，“当然不是他的。”
“我也这么想。”我马上附和。
“报纸当然不是他的。”老板又重复一遍，“至于烟斗，用它抽烟的那个人自然也不会是他，而是另外一个人的。”
我含糊地嘟囔：“占用死人的烟斗这可是对亡灵不够尊重的行为。”
“不，”老板若有所思地反驳，“格列波斯基先生，这里的一切都越来越复杂了。不过，这点我们以后再谈吧！我们现在就去您的房间。”
但是在我们出去之前，老板对这间丧屋又扫了几眼，他跑过去把壁橱门打开，又重新关上，还走到窗前用手拈了拈窗帘。我知道，他还打算看看床底，不过他克制了这种想法。我们走到走廊上。
“兹古特探长有一次告诉我，”老板经过短暂的沉默后说，“他的专业就是猎熊什么的。请问您的专业是什么？当然，如果这不是什么秘密的话。”
他在我的前面打开了４号房门。
“我这个专业很没意思。”我回答，“检查渎职、挪用公款、弄虚作假、伪造国家文件……”
我马上就看中了这个房间了。一切都清清爽爽，空气也好，桌上一尘不染，透明的窗子后面是白皑皑的雪原和浅色的山麓。
“真可惜。”老板说。
“为什么？”我不经意地问，同时瞧了瞧床铺那边。卡依莎在那里忙着。我的皮箱打开了，东西一件件放好了，卡依莎正拍打着枕头
“其实，说穿了也就无所谓可惜，”老板说，“您有必要打听这么多莫名其妙的事吗？这些事都叫人伤心，叫人的血液流动加快。还叫人冒出一个又一个的希望，使人着迷。但是，一旦弄清楚，就索然无味了。”
“您真是一位诗人，斯涅瓦尔先生。”我还是不经意地说。
“当然，当然，”老板说，“哦！您已到了家里了。您料理一下，好好休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楼下的滑雪板、桌球、各种东西都供您用，有必要可直接找我。如果现在想喝点什么——我是说清凉饮料，找卡依莎好了。请接受我的敬意。”
他走出去了。
“要点什么吗？”卡依莎问，“您有什么吩咐？”
我望着她，她又耸耸肩膀和用手捂住了脸。
“还有哪些人住在这里？”我问。
“哪些人？摩西先生和夫人。他们住１号房和２号房。３号房也是他们包了的，不过，没人住。夫人是一位大美人，大家的眼睛全盯着……”
“是这样啊！”我鼓励她说下去。
“西蒙纳先生也住旅馆里。喏，就在对面。有学问。大家都打桌球，爬墙。全是调皮鬼，就是有点精神病。”她又脸红了，还习惯地耸耸肩膀。
“还有哪些人？”我问。
“迪·巴恩斯托克先生，还有几个马戏团的人……”
“迪·巴恩斯托克？真是他本人吗？”
“不知道，也许是吧！还有布柳恩……”
“布柳恩是什么人？”
“他们都骑摩托车。穿短裤。也是个调皮鬼，太年轻了。”
“是这样啊！”我说，“您讲完了？”
“还有几个人。才到。就是有点……他们光站着。不睡，不吃，就这么站着过夜……”
“听不懂。”我老实地承认。
“谁也弄不懂。大家全站着。他们读很多报纸。前几天迪·巴恩斯托克先生的一双皮鞋丢了。我们找呀，找呀，都找遍了，还是没有。有人把皮鞋带到陈列室去了，就丢在那里。还留下了脚印。”
“什么脚印？”我急于弄明白她在说什么。
“湿的。就用湿脚在走廊上走路。他们还喜欢打铃叫我。一会儿是这个房间，一会儿是那个房问。我来了，这些房间又一个人没有。”
“好，行了。”我叹了一口气，“我不明白您说的什么，卡依莎。现在我最好去洗个澡。”
我把烟头丢在烟灰缸里，拿一块浴巾去淋浴间。走廊上一片寂静。从什么地方传来桌球的撞击声，毫无疑问，这是“调皮鬼”在那里发精神病。他叫什么来着……好像叫西蒙纳。
我发现淋浴间的门就在楼层过道上，门在里面锁上了。我迟疑一会，小心翼翼转动着门把。就在这个时候，有人迈着笨重的脚步，不急不忙地穿过走廊。我想，我当然可以下去，到一楼的淋浴间去，也可以不必下楼。先滑滑雪也好。
我无意间踏上通向屋顶的楼梯。到屋顶看看景致倒不错。听说这地方的日出和日落都有一种无法形容的美。反正淋浴间被人恶作剧地锁着。不过，赖在这淋浴间里不走对人会是谁呢？对，这里面没人，什么声音都没有……我又一次转动着门把。得！让他和淋浴间见鬼去吧！反正洗澡来得及。我掉转身子回自己的房间去。
我立即感到我的房间变了样。在刹那间我就明白：房间里弥漫着一股跟陈列室一样的烟草味。我马上看了一下烟灰缸。里面没有烟斗，只有一堆混杂着烟草末的烟灰。我不由想起了那些站着过夜的人。他们不吃不喝，只会留下脚印……
我忽然听到长长的呵欠声。莱丽懒洋详地从床底下爬出来。它狡黠地望了我一眼，伸了一个懒腰。
“啊哈，这么说是你在这里抽烟了？”我说。
莱丽眨眨眼睛，摇摇头，好像它要把苍蝇赶走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