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都急切需要钱,我和柏西尔间的友谊在无形中加强了。我们都贪钱,但是世界上又有哪个人不爱钱?
在黑水园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名叫“玛丽”的女士,大家都称呼她“贺小姐”。
老天!在惊人的速度下,我对那位女士产生了仰慕之心。六十岁的我崇拜她十八岁的活力。在她脚下我美妙的天性被贬得一文不值,连崇敬我的内人也变得毫无价值。我们像是道具箱中的木偶。哦,上帝啊,请轻轻地牵着我们身上的线,慈悲地将我们带出这个悲惨的小舞台!
我们在黑水园的起居,由玛丽亲自安排,十分妥当。我曾秘密地看到玛丽详细的日记。
我先从玛丽的病谈起。
柏西尔急着需要一笔钱。他太太有一笔财产,但是在她死之前,他一分也无法动用。柏西尔有无法告人的经济窘境,连我这位密友也无法过度询问他。我只知道有一个叫葛安妮的女子躲在附近,柏夫人和她互通信息。她掌握着柏西尔的一项大秘密,一旦这项秘密揭开,将会毁了柏西尔。他亲口告诉我,除非他太太保持缄默,除非找到葛安妮,否则他将会失去一切。若是他失去一切,那我们金钱上的利益怎么办?虽然我天性勇敢,但想到这一点不禁颤抖起来。
我现在将全部心力摆在寻找葛安妮的事上。我们的财务关系可以延后,可是寻找葛安妮却是燃眉之急。我只知道她长得很像柏夫人,最近才从疯人院中逃出来。我心中开始筹划一个伟大的想法,将柏夫人和葛安妮彼此交换姓名、地位和命运。借着这项惊人的交换,我们可以获得三万英镑,并且永远保守了柏西尔的秘密。
视查过四周的环境后,我直觉想到,安妮迟早会回到黑水园的船屋中。我事先告诉管家麦太太,我要到一个隐蔽的地方去看书,若需要我时可以到那里去找我。我从来不故作神秘,也从来不引起别人的疑心。麦太太自始至终对我充满信心。
我在湖边站哨,大有所获。我并没有遇到葛安妮本人,却遇到了照顾她的妇人。她对我也怀着单纯的信任,并带我去看她所照顾的女子。当我第一眼看到葛安妮时,她正在睡觉。她和柏夫人的相像令我十分震惊。本来我以为她们只有轮廓相像,一看到这张沉睡的脸,一切细节自然从心头升起。同时我那颗同情的心,在看到她所受的苦后,也跟着颤动了。我立即决心将葛安妮送到伦敦去。
我一生中的最好光阴都花在研究药理和化学上,化学的知识对我尤其有莫大的吸引力,我认为化学是人类的主宰。
人们常说心智统治世界,但是什么统治心智?当莎士比亚正在构思《王子复仇记》时,如果在他的食物中加入几滴药物,他便会写出令人不忍卒读的剧本。在同样的情形下,牛顿也会吃掉落在地上的苹果,而不会发明万有引力定律;暴君尼禄在晚餐的食物尚未消化之前,就会变成一个最温顺的人;只要早上让亚历山大大帝吸一口药,下午他将会在敌军面前逃命。幸好现在的化学家都是善良的人,化学的力量仍然被用在最肤浅、最琐碎的事物上。
为什么要说这么一大套道理?
因为我的行为和动机都被误解了。大家都认为我用化学方法对付葛安妮,认为如果情况许可我还会用以对付伟大的玛丽。这两种都是可恨的想法!我一心只想保护葛安妮的生命,并从一个笨蛋手中挽救了玛丽。我一共使用了两次化学药品,并且根本没有伤害服用的人。一回我跟踪玛丽到黑水村的旅馆,发现她交给被解雇的女仆两封信。我要我太太抄下一封,并将另一封夺来。因为女仆将信放在胸口内,我太太只有在药物的帮助下才能将信打开看后再放回原位。第二次使用相同的方法,是在柏夫人抵达伦敦之时。
我向柯太太建议,为了不让柏西尔找到葛安妮,最好的方法是把她带到伦敦去。这个建议马上被接受了,指定了接送的人和日期后,我便回到大厦中去解决其他问题。
我第一个步骤便是利用内人的忠心。我告诉柯太太,为了安妮的利益着想,她应该把伦敦的住所地址告诉柏夫人。但是这样安排并不足够,我不在伦敦,柯太太可能会减弱对我的信心,也可能不写信过来。谁能够和她搭同一班火车到伦敦并秘密地跟踪她到家?我问自己这个问题,结果答案是——范斯克夫人。
一旦我决定让内人到伦敦去,此行必须达到两个目的。玛丽的护士对她和我都十分忠心,这位护士正是我不可或缺的助手。幸运的是,陆太太是位最有自信、能力最强的护士,并且能够听我指挥。我写了一封信交给我太太,请她带到伦敦给陆太太。
按指定的日期,柯太太、葛安妮和我在车站见面。我礼貌地替她们送行,也礼貌地送内人搭上同一班火车。内人终于圆满完成任务地回到黑水园。她和陆太太一起回来的,并把柯太太伦敦居所的住址交给我。后来事实证明这个做法是多余的,柯太太本就打算将她的住址告诉柏夫人。为了预防将来紧急时使用,我仍然将信保存下来。
在同一天内,我和医生简短地谈论了一下玛丽的治疗情况。他十分傲慢无礼,我忍气吞声没有作出厌恶的表情,等到有和他吵架的必要时,才开始发作。
我的下一个步骤是自己搬离黑水园,到伦敦去办事,另外还要和费先生谈一些事情。我在圣约翰林区找了一间房子,然后到康柏兰的凌雾堡去找费先生。
看了玛丽的信件,我事先得知她建议带柏夫人到凌雾堡去拜访她叔叔,以减轻柏夫人婚姻生活的压力。我觉得这件事有益无害,便亲自到费先生面前,支持玛丽的建议,并为了她的病,特别做了修正:费先生必须劝柏夫人单独离开黑水园,途中在她姑母家过夜,也就是我在圣约翰林区的房子。费先生身心两方面都很脆弱,我很容易地便征服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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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笔钱是一桩非常卑鄙的罪行的代价（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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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我给柏夫人的邀请函回黑水园,发现那位庸医将玛丽的病愈治愈糟糕。她的发烧已转为斑疹伤寒。柏夫人想要到病人的房间里去照顾她姐姐。我和她彼此毫无好感,她愤怒地指责我是个间谍——她是我和柏西尔的绊脚石。然而我却宽宏大量地不亲手加害她,同时也不阻止她自蹈险地。如果她真的去照顾她姐姐,我辛苦而耐心编成的网,可能因而被切断。结果在医生的阻止下,她离开了病房。
我以前曾建议他们到伦敦去请大夫,现在他们采纳了我的意见。大夫到达之后,看法和我一样,认为玛丽的病情很严重，预计在五天后才可能有起色。听完后我才搭早班火车离开黑水园,到圣约翰的家去做最后的安排。我私下探知柯太太没有搬走,于是和陆太太做好准备工作。当晚回到黑水园。五天后大夫宣布玛丽已脱离险境,以后只要好好休养就可以复原。此时正是我等待的大好时机。现在药物治疗已是可有可无了,我便采取和医生争论的态度。他实在是妨碍我的计划的见证人之一,也是必须除去的对象。我和他发生了一场争吵,柏西尔在我事前授意之下,答应不插手阻止。我愤慨地责骂这个可怜的人,然后将他赶走。
仆人们是下一个要除去的障碍。我示意柏西尔着手去做。麦太太听主人说要裁员,觉得很惊讶。我们将所有的仆人都解雇,只留下一个笨拙的女仆管理家事;以她的愚蠢,将不至于发现什么秘密。再来便是要将敦厚的麦太太暂时遣开,我们派她到海边去为她的女主人找住所。
现在的环境十分理想。柏夫人因为紧张致病,关在房间内;那个笨女仆晚上留在房内看护着女主人;玛丽虽然康复得很快,却仍然躺在床上,由陆太太看护。房内只剩下我太太、我以及柏西尔。在完美的机会下,我着手进行第二步。
第二个步骤的目的是劝柏夫人独自离开黑水园。除非我们告诉她玛丽已经先到康柏兰去,否则她绝不会自愿离开这栋房子的。为了使她相信,我们只好将玛丽搬到一间久无人居住的空房间中。趁着午夜时分,内人、陆太太和我一块把她挪开,柏西尔不够冷静不能参与。当时的情形真是一出戏里最美丽、最神祕、最富戏剧性的高潮。在我的指示下,当日早晨我们在病人的床褥下放了一张坚实的床板,晚上只要轻轻抬起床板,就可以在不惊动病人的情况下,将她任意搬至他处。我没有使用任何化学药物,玛丽是在病中沉沉入睡。我们事先就将蜡烛摆好,把门打开,我力气很大,负责抬床板头,内人和陆太太抬床板尾。我怀着男人的体贴和父亲般的慈爱,负荷着床板的重量,即使大画家伦勃朗再世,也无法描绘我们的行动吧。
第二天早晨我与内人出发前往伦敦,将玛丽留给陆太太照顾,她答应在房间内陪伴病人两三天。出发之前我将费先生的邀请函交给柏西尔,吩咐他交给柏夫人。我也从他那里得到葛安妮疗养院的地址,以及一封给院长的信,告诉他病人已找到,现在要再交还给他,请他用药物治疗。
我上一次去伦敦时,已把仆人安置好了,此行到达伦敦时便会有人接待,有了这一项聪明的预先准备,我们可以立即在到达的同一天内进行第三个步骤——掌握住葛安妮。
日期是非常重要的。我虽然是一个重感情的人,也是一个精明的人,我将所有的日期全部安排妥当。
一八五○年七月二十四日,星期三,我叫一辆马车送我内人去把柯太太引开。如此一来,我预计可以截到一封柏夫人在伦敦发出的信。柯太太被内人诱到马车上,后来内人假装下车购物,并叫马车将柯太太载走。之后内人回到圣约翰林区的寓所,迎接一位访客——柏夫人。
我随后也搭上一辆马车,带着一张给葛安妮的字条。字条上只说柏夫人已经请柯太太去陪伴她，她们派了一位绅士在门外等着接葛安妮去加入,这位绅士在汉谐尔时曾经救助她,使她免得被柏西尔先生发现。这位“绅士”请一位街童把纸条送进去给葛安妮,然后在附近的门口等待。安妮出现在门口时,这位绅士已经把马车门打开了，等她进入车内,立刻便将马车驶走。
往森林路的一路上,我身旁的女伴并不显得害怕。我表现出慈爱的样子,警告她注意柏西尔先生,并且为她调了一些药。但是我疏忽了替她作心理准备。我带她进入起居室,她看到室内只有陌生的范斯克夫人,立即显得极度紧张。她好像嗅到空气中的危险气氛,突然毫无缘由地伸出双手抗拒。我也许可以抚平她的恐惧,但是她心中的创痛却不是任何人所能减轻的。她的痉挛使她随时有死在我们脚边的可能。
我们请来附近的一位医生,告诉他“柏夫人”需要他的诊治。幸好他是一个能干的医生,我告诉他病人是一位神经衰弱、充满幻觉的人,并要求由内人充当护士在房间中看顾她。这个女人病得太严重了,我们不必操心她会胡说些什么。我唯一担心的是在真的柏夫人到达伦敦之前,这位假夫人就死亡了。
早晨我写了一封信给陆太太,请她在二十六日星期五当天在她丈夫的屋子里和我会面。另外我又写了一封信给柏西尔,请他把费先生邀请信给柏夫人,告诉她玛丽已经先走一步了,并且将她送上二十六日中午的火车。按照葛安妮的病况看来,我最好能比计划早一点接到柏夫人。在不稳定的情形下,我还能有什么新的方法呢?我只能信任运气和医生了。现在我以
柏夫人的名义和别人通信,我自己的感伤情绪暂时被抛到一边。其他方面的范斯克也都黯然失色了。
她经过了一夜的煎熬,第二天早上疲惫地醒来,但是白天时她却惊人地恢复精神。我那富有弹性的精神也随着她恢复了。在第二天，就是二十六日早晨之前,我不可能接到柏西尔和陆太太的回音。除了出意外,不然我相信他们会遵照我的指示去做。我派了一辆马车到车站去接柏夫人,预计二十六日下午两点她可以直接抵达我家。眼见一切就绪后,我便去和陆太太安排事宜,找到两个人开精神失常的证明书。其中一个人是我认识的,另一个人是陆太太认识的。这两个人粗心大意,毫不怀疑,都深信我的话。
在下午五点之前,我就将这些事办妥了。当我回到家时,葛安妮已经死了。她在二十五日死亡,而柏夫人要在二十六日才到达!
我呆住了!
现在是骑虎难下了。在我回家之前,医生已经亲手登记了死亡日期。我的伟大计划出现了漏洞——我无法改变二十五日发生的既定事实。我勇敢地面对未来,柏西尔和我的利益濒临危险,我们除了继续玩下去外,已经别无选择。
二十六日早晨我接到柏西尔的信,告诉我柏夫人将乘中午的火车到达伦敦。陆太太也写信来告知她将在晚上到来。我把死亡的假柏夫人丢在家中,跳上马车,到火车站去接将于三点到达的真正柏夫人。我把葛安妮到我家时穿的所有衣服藏在座位下——它们注定要给复活的柏夫人穿!
柏夫人出现在车站里,车站的人又挤又乱,她提行李时又拖延了一段时间。我满心不悦,深怕她会碰到熟识的朋友。她一坐上马车,第一个问题就是问起她姐姐。我捏造了一些能抚慰她的话,告诉她可以在我家见到她姐姐。此时我家又变成在李斯特广场的陆先生家,我们到达时，陆先生在客厅接待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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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笔钱是一桩非常卑鄙的罪行的代价（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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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访客带到楼上的后房。两个精神科医生正在楼下等候看病人,再开证明书。我保证她姐姐即将到来,才使柏夫人安静下来。然后我将两位医生分别引见给她。等他们一走出房间,我立即进入,告诉她贺小姐的健康情形很危急。
正如我所料,柏夫人害怕得昏倒了。此时是我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寻求化学的帮助。我以一杯加入药粉的水,和一瓶嗅盐解除了她所有的惊惶,并使她能够安安稳稳睡了一个晚上。陆太太及时赶来替她换服装,替她脱去原来的衣服,第二天早上再穿上葛安妮的衣服。一整天内,我使她一直保持半清醒的心情,直到精神医生开出证明为止。二十七日晚间,陆太太和我带着复活的“葛安妮”到疗养院去。疗养院的人很惊讶,但是并没有任何怀疑，这得归功于柏西尔的信、她们两人的相像、葛安妮的衣服以及柏夫人当时的恍惚状况。交完人后,我立刻回家帮忙太太准备假的柏夫人的葬礼。她穿着真柏夫人的衣服,她的行李后来也被送回康柏兰。我带着庄严、哀悼的神情参加葬礼。
我对这件事情的叙述到此为止。我必须强调,要不是我先暴露了一个弱点,我后来就不会在计划上留下一个漏洞。我对玛丽的仰慕是我无法自救的原因。我自信已彻底摧毁了“柏夫人”的身份,如果玛丽或华先生想证明她的身份,他们便会引起公众的责难和失信。我在算计这些可能性时,犯了太自信的错误。我让贺玛丽第二次将柏夫人从疯人院中拯救出来,以及让华沃特二度逃出我的手掌都是犯了错误。然而贺玛丽却是我范斯克伯爵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错误!
爱追根究底的人可能会提出几个问题,我的回答如下: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范斯克夫人忠心耿耿地为我执行计划?我是在英国结婚的,英国人认为妻子应该毫无保留地爱、尊敬和顺从她的丈夫。
第二个问题:如果葛安妮没有死,我会怎么办?在那种情况下,我便会帮助她解脱,使她获得永恒的安息。
第三个问题:我的行为值不值得严重的谴责?不!我不是尽量避免犯下不必要的罪行吗?以我丰富的化学知识,我大可以致柏夫人于死地,然而我却大费周章,只毁了她的身份而已。比较起来,我还是很仁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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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笔钱是一桩非常卑鄙的罪行的代价（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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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合上伯爵手稿的最后一页时,我必须留在森林路的半小时也到了。陆先生看看手表,向我鞠个躬,我立刻起身离那栋空房子。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听过范斯克和他太太的消息。
离开森林路十五分钟后,我又回到家中。
我没有什么发现可以告诉玛丽和萝娜,便又匆匆忙忙赶到圣约翰林区,去见租马车给范斯克的人,问他伯爵是在什么时候到车站去接萝娜。
地址上写的是离森林路四分之一英里远的“出租马车行”。车行主人是个文明而可敬的人,当我向他解释因为一件重要的家庭事件,我想借阅马车出租登记簿,他立即答应。簿子上登记的日期是“一八五○年,七月二十六日”,登记的文字是:
“加盖马车,租给范斯克伯爵,森林路五号,下午两点钟。(欧约翰)”
询问之下,我知道欧约翰是随行的马车夫。当时他正在马厩内做事,被唤来回答我的询问。
“你记不记得七月末时,曾经替一位绅士驾车,从森林路五号到滑铁卢桥车站?”我问。
“哦,先生,我记不大清楚了。”他回答。
“也许你记得那位绅士。你记不记得去年夏天曾经替一位高胖的绅士驾车?”那人的脸立刻明亮起来。
“先生,我记得!他是我见过的最胖的一个人,也是我载过的最重的一位客人。他带着一只鹦鹉,不停地对着窗外尖叫。”
“你同时还有没有见到一位妇人?”我问。“她长得什么样子?年轻还是年老?”
“哦,先生,当时车站的人又挤又推的,我没有看清她的面貌,只记得她的名字。”
“你记得她的名字?”
“对。先生,她叫柏夫人。”
“既然你不记得她的面貌,怎么记得她的名字?”
那人笑了笑,尴尬地换换站姿。
“先生,老实对你说,那时我新婚不久,我太太娘家的姓和那位妇人一样。所以我问她‘你行李箱上的名字就是你的名字吗?’她回答:‘是的,我姓柏。’我自言自语道:‘我一向记不得绅士淑女们的姓名,但是这个名字却像老朋友一样亲切。’我虽然记不得确切日期,但是我却记得他们两位。”
我相信现在我可以用事实,一拳粉碎整个阴谋。我毫不迟疑地将车行主人拉到一旁,告诉他这本登记簿以及马车夫的证词的真正重要性。我补偿了那位马车夫暂时请假的损失,并且亲自抄一份登记资料请车行主人签名证实。我离开车行时,带着欧约翰一起走,请他为我服务三天。
我已收集了所有需要的资料,包括地方户籍员开的死亡证明和柏西尔先生写给伯爵的信都安全地放在我的皮夹子里。
有了这些证据之后,我的下一个目标指向何瑞先生的办公室。我第二次去拜访他,目的之一是要告诉他我做过的调查,目的之二是要警告他,我将带着我太太到凌雾堡去,让大家公开地接受她、承认她。我让何瑞先生自己决定是否愿意以家庭律师的身份加入这个家庭事件。
且不提何瑞先生对我的报告多么惊讶,但是他立刻决定和我们一起到康柏兰去。
第二天早晨我们搭早班火车出发。萝娜、玛丽、何瑞先生和我自己坐在同一车厢中,马车夫欧约翰和何瑞事务所的一位职员坐另一节车厢。到达凌雾车站后,先前往陶氏农场。在大家承认萝娜是费先生的侄女之前,我决不让她踏入费先生的房子。玛丽负责和陶太太商量,那个好女人立即明白我们来康柏兰的目的。欧约翰也受到农场仆人的诚意招待。准备工作弄妥之后,何瑞先生和我一起前往凌雾堡。
和费先生的会谈经过,是段令人厌烦的回忆。费先生以惯常的态度对待我们,我们对他的高傲不加理会。他说阴谋的揭发使得他快受不了了。他像个焦躁的孩子一样哭诉:“有人告诉我,我的侄女已经死了,我怎能相信她又复活了?我当然欢迎萝娜回来,但是你们要给我一段喘气的时间。你们是否认为我快要进坟墓了?如果不是,你们急什么呢?”他反反复复说着类似的话,最后我只好强硬地逼他在两个选择之中选择一个。我让他选择,是在我的提议下由他自己承认他的侄女,或是在法庭之上由公众来认定。费先生转向何瑞先生求救。何瑞先生告诉他,他必须马上决定。他突然一鼓作气,告诉我们他无法再承受我们的骚扰了,我们爱怎么做便怎么做吧。
何瑞先生和我立刻下楼,我们同意以费先生的名义,寄信给那些参加过葬礼的佃农们,请他们第二天到凌雾堡集合,我们又写了封信给石匠,请他到凌雾墓园来磨掉墓上的假碑文。何瑞认为这些信应该读给费先生听,并请费先生签名。
我利用在农场的空暇时间,写了一篇揭发阴谋的简明叙述,附带对萝娜的死提出抗辩。我把文章给何瑞过目,准备第二天再宣读给佃农们听,宣读完后,再将证据陈列出来。
黄昏的时候,我到墓园去,抄下碑文。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萝娜又回到凌雾堡中那间熟悉的餐室里。当玛丽和我领她进去时,所有坐在椅子上的人都站起来。他们看到她的脸后都露出震惊的表情,并且彼此交头接耳。费先生在我的强制下,由何瑞先生陪伴进来。他的男仆跟在后头,一手拿着装着药物的瓶子,另一手拿着一条洒上古龙水的白毛巾。
费先生首先发言表示,我是在他的许可下代表他说话。何瑞先生和他的男仆站在他的两旁,他说:“请允许我介绍华先生给你们。我是一个病人,所以由他代表我发言。今天要讲的事很尴尬,请大家注意听,不要发出嘈杂声。”他说后就退回椅子上,在他的香水手巾里寻求庇护。
在揭发阴谋之前,我先以一段简洁的话作事前的解释。第一,我太太是费腓力先生的女儿。第二,他们在凌雾堡墓园参加的葬礼,是另一个女人的葬礼。第三阶段我才将事情发生的经过简明地报告一遍。我将阴谋的动机都归于金钱,而避免提及柏西尔的秘密。我提醒众人墓碑上刻的日期二十五日,死亡证明书上登记的也是二十五日,然后我念出柏西尔先生二十五日寄出的信,信上提及他太太将在二十六日从汉谐尔到伦敦去。接下来我展示出马车夫的人证和马车租借簿等物证,证明萝娜二十六日确实到伦敦去了。玛丽接着又叙述了她在疯人院和萝娜相遇,并携手逃出的经过。最后我报告柏西尔的死讯以及我和萝娜结婚的喜讯。
我坐回椅子上,何瑞先生以费家合法顾问的身份站起来宣告我的说明与证据是他此生中听过的最简洁有力的报告。此时我揽着萝娜的臂膀站起来,以便每个人都能看清她。我往前走几步,指着我太太说:“你们是否和何瑞先生有相同的看法?”
这个问题十分有震撼力。室内最后一排有一个老佃农站起来,其他人也立刻随着起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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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笔钱是一桩非常卑鄙的罪行的代价（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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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挥着马鞭,领头高声欢呼:“她在那里,活生生的、亲切的她!孩子们,叫她吧!叫她吧!”其他人应和的声音真是我所听过的最悦耳的音乐。村庄里的工人和学校的学童,在草地上欢呼着,农妇们簇拥着萝娜,抢着和她握手。她被盛情压得透不过气来,我只好带她到门口,交给玛丽照顾。然后请所有的佃农和我一起到墓园去,亲眼看看墓碑上的假碑文。
大家都拥到墓园中,这时石匠已经在那里等候我们。在一阵寂静中,磨石刀开始在大理石墓碑上刮出尖锐的声音。没有人说话,没有人动,直到“柏夫人萝娜”几个字从墓碑上消失为止。群众松了一口气似地发出轻叹声,好像所有的阴谋终于从萝娜身上消除了,然后慢慢散去。碑文完全磨掉后,已是黄昏时分。墓碑上重新刻上一行字:“葛安妮,逝于一八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我回到凌雾堡时,天色仍然不太黑,何瑞先生、他的职员以及马车夫欧约翰坐夜车回了伦敦。
他们离开时,费先生派一个仆人,传达他的祝贺,并问我们是否打算留在凌雾堡过夜。我回话说我来此的目的已完成了,我们打算回自己的家,费先生以后再也不会见到我们或接到我们的信。我们到农场的朋友家过夜,第二天早晨被热心的村民和邻居护送到车站回伦敦。
当康柏兰山坡渐渐消失在远方后,我又回想起我们所做过的挣扎和努力。也许断绝我们所有希望的贫困,正是激励我们成功的力量。如果我们请得起律师的帮助,结果又会是怎么样呢?也许我们失去的反而会比得到的多。
我们对新获得的自由尚未来得及适应,那位给我木刻工作的朋友又来找我了。他的雇主派他前往巴黎,由于身边的工作无法停下,于是好意推荐我到巴黎去。我毫不犹豫地接下了。因为若不接这个工作,则将一辈子替报纸画插画。
第二天我收拾行李,再度把萝娜交给她姐姐。我也再度认真地考虑到玛丽的前途。我们有什么权利能一直接受她慷慨的付出?为了表示我们由衷的感激,我们是否应该忘了自己,也为她着想?我走之前曾经想和她单独谈谈这个问题。她握着我的手,叫我不要多说。
“我们三个一起度过苦难,”她说。“只有死亡才能将我们分开。沃特,我的心和快乐全系在你和萝娜身上。等你们有小孩后,我要教他们对父母说——我们不能没有阿姨!”
我并非独自到巴黎去,派卡决定陪着我。自从剧院一别,他就一直没有恢复平日的快乐。他想也许休息一个礼拜,可以帮助他恢复过来。
到巴黎的前四天,我忙着赶交给我的工作,然后写了一份报告。第五天我打算和派卡一起去观光和娱乐。
旅馆的客人太多,所以我们不住在同一层楼里。我的房间在二楼,派卡的在三楼。第五天早晨我上楼看看教授是否准备出去。我刚踏上三楼的地板,就看到一只细长、紧张的手从里面将他的房门打开。同时我听到派卡低沉、热切地说:“我记得这个名字,但是我不认识他。你知道他在剧院中的打扮改变得太厉害,我认不出他来。我会将报告交出去,除此之外我就无能为力了。”“不必再做什么了。”第二个声音回答。门敞开,一个脸颊上有疤痕的男人走出来。一周前,我曾看到他跟踪在范斯克伯爵的马车后面。我靠到走道边让他通过,他微微鞠躬答谢。他的脸色苍白,下楼梯时手紧紧地抓住扶手。
我推开门走进派卡的房间。他奇怪地蜷缩在沙发一角,我走近他,他似乎在向后退缩。
“打扰你了吗?”我问。“我看到一个人从你房间走出去,才知道你有朋友来。”
“不是朋友,”派卡急忙说。“我今天是第一次看到他,但也是最后一次看到他了。”
“他带来坏消息?”
“可怕的消息!沃特,我们回伦敦去,我不想待在这里,我真后悔来了。我少年时代的不幸成了我最重的包袱,”他把脸朝向墙壁。“我想忘了它,它却忘不了我!”
“恐怕在中午之前无法回去,”我回答。“你现在想不想和我出去?”
“不,我想在这里等。但是我们最好今天就回去——今天就回去。”
我离开他时,心里确定他下午一定会回去。前一天晚上我们本来计划去圣母院大教堂,那是我到巴黎最渴望去参观的地方,于是我一人前往教堂。我顺着河边走向教堂,途中经过一家殡仪馆,门口挤了一堆吵闹的人。
如果不是人群外围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对话被我听到,我会继续往前走。他们刚从殡仪馆出来,并对四周的人描述死者是一个非常高大、左臂上有个疤的男人。
我一听到这些话,便和其他人一起走进殡仪馆。当我在派卡门口听到那席话,并见到一个陌生人从他房中走出来时,我心中已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而现在事实正在我面前展开。另外一个寻仇的人,从剧院门口一直跟着范斯克到巴黎来,这个寻仇的人已使他付出生命来赎罪。我在人群中慢慢往前挤,最后终于看到玻璃罩下的死者。
他躺在那里,无人认领、无人认识,让一群好奇的法国人在一旁嘲笑。这就是残酷罪行的可怕下场!他那宽大、坚定的脸紧绷地长眠了。法国群众举起手,惊叹地尖叫道:“他长得很不错嘛!”他是被刀或短剑刺入心脏而死。他身上除了左臂外,其他部分都没有伤痕。左臂上的伤是以两刀画成的T字,和派卡手臂上的烙印完全一样。从死者身上的穿着看来,他已经知道自己处境很危险,而想借着服饰乔装成法国工匠。
他的尸体被人从塞纳河捞出来,身上并没有任何文件可以证明他的姓名、身份或地位。在这种情形下,根本无法追查杀他的凶手,也无法发现他如何被杀。其他人在瞎猜他被暗杀的原因,我自己心中也在猜。我曾经暗示过那个脸上有疤的人是兄弟会的会员,而“T”字是代表意大利文中的“叛徒”。他们在死者臂上留下“T”字伤痕,是表示兄弟会已经在叛徒身上找回了公道。
我见到尸体的第二天,有人写了一封匿名信给他太太,请她去认尸。范斯克夫人将他葬在法国的一座墓园中。直到今日,范斯克夫人仍然不曾间断地送花到伯爵的墓上。她在凡尔赛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不久之前她为亡夫出版了一本传记。传记并没有写出他的真正姓名,也没有说出他过去的秘密。整本书几乎都是在赞扬他的美德和能力,并细数他得到的许多荣誉。关于他的死亡只提了一点点,最后结束的句子是:“他一生为了维护贵族应有的权利而努力,并且为了自己的理想而殉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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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笔钱是一桩非常卑鄙的罪行的代价（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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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巴黎回来后,已过了一个夏天和秋天,生命中没有太大的变化。我们过着简单、恬静的生活,我稳定的收入也足以支付生活上的开销。
新年二月,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是个男孩。母亲、妹妹和魏太太来参加小儿的命名宴会。柯太太过来帮忙萝娜照顾事宜,玛丽是孩子的教母,派卡和纪尔摩是他的教父。我这里要附带说明一点：纪尔摩出国一年后回来,他赞成以前拟的那篇叙述以他的名义书写。
等到小沃特六个月大的时候,出现了一件值得记载的事。
那时我被派往爱尔兰,为当地一份即将出版的报纸画插图。我出差的两个礼拜中,一直和我太太及玛丽保持固定的联系。到了最后三天,我的行程不定,所以没有收到任何信件。我结束工作后便连夜赶回家,到家时已是早晨了,我很惊讶居然没有人来接我。萝娜、玛丽和孩子在我返家的前一日就离开了。
仆人交给我一张我太太写的字条,字条上只说他们到凌雾堡去,玛丽禁止她写出原因,她要我一回到家,立刻跟去,她们愉快地在康柏兰等我,而且不准我有任何忧虑。我在当日下午到达凌雾堡。
我太太和玛丽在楼上那间曾经作为画室的小房里。玛丽坐在我以前常坐的椅子上,孩子坐在她膝上吮着玩具。萝娜坐在画桌旁,翻着一本我以前为她画的册子。
“你们来这里做什么?”我问。“费先生知不知道?”
玛丽回答说费先生已经中风死了。何瑞先生将死讯告诉她们,并且劝她们马上到凌雾堡来。
我模模糊糊地预感到有重大变化。还没完全弄懂之前,萝娜已悄悄走到我身旁,看着我脸上的惊讶表情。
“亲爱的沃特,”她说。“你真要我们向你解释来这里的原因吗?如果真要解释,我只好打破禁忌,重提以前的事了。”
“没有必要,”玛丽说。“我们只要未来!”她举起咯咯笑、双腿乱踢的孩子。“沃特,你知不知道他是谁?”她眼中闪着幸福的泪光。
“我再糊涂,也认得出他是我的孩子。”
“孩子?”她轻松愉快地叫道。“你就这样称呼一个英国绅士吗?你知道你是站在谁的面前吗?当然不知道!让我介绍你们两位显赫人物互相认识:这位是华沃特,这位是凌雾堡的继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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