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都忘了你们去了哪儿……好像是北宁公园吧？”被爱上的那个问。
“哪儿呀！是水上公园！”冒名顶替的回答。
“是吗？”
“没错儿，我去的我还不知道！”
“哦……瞧我这记性……”那个继续问，“你一直也没有告诉我，那天……你和她都干了什么？”
“唔……”回想了片刻，这位吞吞吐吐地说，“也没怎么着，只是划了船回来，在码头西边儿的小树林儿里……”
而后，两位赵先生便一起发出同样的哈哈笑声。
那天下午──除了提起仙逝的考妣（他们的父母于某年某月某日同乘一架飞机外出旅游，不幸遭遇空难）那一刻曾双双叹息，兄弟俩的谈话还是充满快乐。
但有一点你一定注意到了：截至目前为止，你还尚未听到他们谈起自己。先说说正在走背字儿的赵湘吧，实际上，关于自己眼下的困境，自始至终他也没有和自己的兄弟提及，为了不引出一个接一个的让他心烦的问题，他甚至连已经和他们的同班同学习亚兰登记结婚都没有谈起；而自己即将赴美国当教授这件事，赵鄂也是后来在饭桌上才告诉赵湘的。
来的路上，在进入那个让他心悸的噩梦之前，赵鄂曾经看见一座十分气派的高档酒楼，并且当即打算自己做东在那里与他的兄弟告别，但他却未能如愿──在赵湘的坚持下，两兄弟没有出门，只是在房东提供的简易餐桌上举行了最后的晚餐。
要说起来，赵湘确实无懈可击地做好了与他需要躲避的人打一场坚壁战的准备。如果你看见他厨房里那只一般只有小型超市才会配备的大冰柜（这是赵湘搬来时，惟一添置的一样儿家什），就一定会理解我的意思。他像一个要过冬的鼹鼠那样储藏了大量食物。
因此，5月16日的那天晚上，赵氏兄弟的告别宴会绝对称得上丰盛──下酒菜有月盛斋的牛肉，天福号的肘子，六必居的咸黄瓜，天源酱园的八宝菜等等；主食也相当可口，是来自老家的速冻狗不理包子。
兄弟俩开怀畅饮。喝干了摆在房门口那只鞋柜子上的半箱啤酒，赵湘又返身去了阳台，从一摞整箱的啤酒中搬回一箱来。如果你为他俩的酒量担心，唯恐谁会给灌躺下，就实在有点儿多虑了。
据说，有史以来，无论是赵鄂还是赵湘，都还没有过醉酒的纪录。不光如此，不管喝多少，也不管喝的是啤酒白酒葡萄酒，还是把这几种东西搅和在一起一块儿喝下去，赵氏兄弟也丝毫不会红头涨脸，只不过当每个人的啤酒超过15瓶或者白酒超过1斤时，他们原本就很苍白的脸会显得愈发苍白而已。
虽然刚一拿起筷子，赵鄂便跟赵湘说了他将要去美国某州某美术学院去作为期3年的客座教授，并且暗示不拿到绿卡决不会回来，还向赵湘出示了自己的签证，但赵湘却没有马上接赵鄂的话茬儿，更没有像常人那般大发感慨，诸如“你小子──真幸运，知道这事儿让我多着急吗？”这样一类我们理所应当听见的话。他好半天都没说什么，直到两个人把那一整箱啤酒全都变成空瓶后，才平静地问起自己的兄弟。
“打算……什么时候走？”
“很快，”赵鄂回答，“如果……和张文英的事儿能迅速了断的话。”赵鄂回答。
“张文英？”听到一个陌生女人的名字，赵湘一时有些诧异，“你交女朋友啦？”
“女朋友？”赵鄂纳闷儿地反问，不过很快就明白了过来，“哦，你误会啦，这是位男士，是我的经纪人……”
“你的经纪人？可我记得那个人姓吴呀？”
“那都是什么年月的老皇历啦，早都换了好几个了，这一位是三姨夫的一个朋友介绍的……”赵鄂解释道，“这家伙是上海人，两年来委实从我身上挣了不少钱，就这样还不满足──前些日子，居然不经我的同意，就把我放在他那儿的一幅画儿，拿到杭州给卖了……”说话间，他拿起一只紫红色的美国苹果问赵湘，“……哦，有刀吗？”
“有。”赵湘回答，随即去了卧室，从自己的枕头底下抽出了一把匕首，将刀鞘塞了回去，他握着刀回到了餐桌，把镶着三颗红宝石的刀柄递到了赵鄂的手里。
“喔！”赵鄂一时有些惊诧。
“不错吧，正宗的克什米尔货，”赵湘说，“一个朋友从喀喇昆仑山口捎来的。”他跟着叮嘱，“非常快，小心别拉了手……”
“知道了。”赵鄂看了看锋利的刀刃，便一边削着苹果，一边继续和赵湘说着话。
从刀尖上取下半个苹果后，赵湘渐渐得知了自己兄弟的议事日程不是明天就是后天，赵鄂将和他的那个经纪人见面（来北京之前赵鄂已经给他打了电话），听他为自己的行为做出解释，一旦他们之间的问题解决，赵鄂便一天都不等，尽快确定航班，直接从天津奔赴北京首都机场。
感叹了一声，赵湘点了点头：“好吧，到时候我去送你。”
“别！”赵鄂当即反对，“千万别，我可不想咱俩在那儿伤心……”片刻，赵鄂接着又说道：
“还有一件事，实际上……我已经决定不回来了……哦，别误会了我的意思———不是说不回来看你，是说我打算留在那儿。这么一来……咱家的房子我就不要了，你全权处理吧，虽然是祖上留下的产业，可以后你一个人住，实在是不实用，况且年头儿太长了，电线水管都已经老化，全都得换；屋顶也不行了，阁楼去年漏雨漏得厉害，这么多问题，那要是动起来工程就大了，既费事儿又费钱，照我看你现在的状况……”
似乎意识到不该过多地评判自己的兄弟，赵鄂忽然打住了话头，他从兜里掏出一只精致的钱包，用两根纤细的手指从一叠各样花色的信用卡的下面拈出一张同样大小的名片：
“这是一家房地产公司，他们打算把整个儿楼买下来，房子已经看过了。背面上的那个数儿是人家出的价儿，不算很高，但也可以了。大沽路利华饭店和市政府中间儿新起了一座塔楼，我去看过，还在26层给你选了套三居室，挺不错，把在东南角儿，站在阳台上一直可以看到西南楼……我建议你买下来，剩下的钱足够你……算了，你自己考虑吧……”
当赵鄂说话时，赵湘一直显得心不在焉，似乎根本没在听，呆滞的双眼透过厨房的那扇窗，始终朝着天边西落的红日凝望。兄弟二人沉默了好一阵，当最后一缕血一般的晚霞消失在市区重叠着的三座塔楼背后，他忽然开了口：
“你真的不能在我这儿住一宿吗？”
T25次是从北京开往青岛的特快列车，发车时间是每晚的10点10分；如果运行正常，会在次日早上的7点57分到达终点。中途将在五个城市停靠，第一站便是天津。
如果你是个来北京办事儿的天津人，一旦错过了晚上7点46分的直达天津的T553，要想当天赶回家，你最好乘坐这一趟，否则就只剩下一个小时后的K101，那样一来，你到天津的时候，就已经是半夜了。正因为如此，除了那些前往德州、济南、淄博、潍坊、青岛的旅客，这趟车上总会搭上不少脸色疲惫的天津人。
对于站在6号车厢门前的女乘务员W小姐来说，5月16日的那天晚上无疑是异乎寻常的。这并不是指当时正在下雨，常年奔波在旅途上的她，早已对各种天气司空见惯，要说的是那一刻她在登车的旅客中，看见了一个让她颇为动心的男人。
照说这位W小姐并不是我故事中的主要角色，理应略去不谈，可因为她在无意中成为了发生在当晚的那起谋杀案里的一个重要证人，我必须为这个仅仅露了一面的过场人物罗嗦几句。
W小姐时年28岁，虽然模样谈不上好看，但也称得上是端端正正，可即便如此，火车19点54分到达北京站时，这把年纪的W小姐却依然待字闺中。究其原委，问题只有一个她长得太高，1.76米的她要想找到能与自己身高相匹配的如意郎君着实不那么简单。
因此，你肯定能够理解，当W小姐看到一个1.84米的漂亮男人正朝自己匆匆走来时，那颗老处女的心将跳动得何等剧烈，而她对他的关注，自然也就可想而知。当他不小心地在湿滑的月台上，一个趔趄摔倒在W小姐面前时，她立刻毫不犹豫地俯下身将他搀扶起来。
如果我的故事拍成了电影，你就会直截了当地在银幕上看见W小姐那一刻对待完全符合自己臆想的意中人有多亲切，而且还能听见她那只有遇到她渴望得到的男人时，才会发出的甜蜜嗓音。
“怎么样，没摔着吧？”
W小姐关心地问，同时抓住与这位美男子距离最近的一刹那，贪婪地朝他望去。于是，顺着W小姐的目光，你会看到那位你已经十分熟悉的赵氏兄弟──一张比女人还白皙的脸，宽宽的额头，高高的鼻梁，性感的嘴唇，眼窝深深、具有极强的诱惑力的一双迷人的大眼，以及头上松软飘逸的乌黑长发。
给了他一刀
某分局刑警队的三级警督陈耳东，是在5月17日的上午接到由市局110报警中心打来的电话。这一天是星期六，当时他正在市公安医院一间阳光灿烂的病房里探视自己一位生病的老上级。趁他匆匆走出医院大门，三步两步地跳上汽车，呼啸着警笛赶往案发现场的这会儿工夫，我大致和你谈谈我的这位警察朋友吧。
他是个40岁上下的中年人，中等个头儿，不胖不瘦，不方不圆的一张脸普通得不能再普通：既没有一双炯炯有神的慧眼，也没有天庭饱满的宽阔额头。至于嘴和鼻子，更是平平常常──怎么跟你讲呢，他的相貌几乎没有什么值得提一提的地方。照我的估计，如果某天你在大街上与这位身着便装的警察擦肩而过，陈耳东非但不会引起你的任何注意，你甚至会对他毫无印象。
说起来，陈耳东也算得上出身于书香门第，他告诉我，他的父亲母亲和祖父祖母都是小学教师。在长辈们的影响下他自幼喜欢读书，兴趣十分广泛，那间狭小的书房里堆满了门类庞杂的各种书籍。在我的印象中，有《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圣经》、《古兰经》和《佛教知识宝典》，还有一些介绍中国各地的庙宇和世界各地的教堂的画册。在一个角落里，我还看见了一本马寅初的《人口论》和梁思成的一本关于城市规划的著作。当然了，绝大部分还是些文学名著，中国的《水浒》、《红楼梦》、《三国演义》，外国的《简爱》、《红与黑》、《悲惨世界》，诸如此类，可以说应有尽有。
当我搬来他的对门，一旦他百忙之中有了闲暇，便常常会把我邀了去，一起喝个茶，谈谈李白、杜甫、贺知章；或者越过大洋聊聊海明威、欧·亨利、杰克·伦敦。
陈耳东是个感情丰富的人，某次阅读我推荐的一个16岁女孩儿写的一篇散文，竟当着我的面儿流下激动的眼泪。平日里他也是温文尔雅，说话不紧不慢，脸上总是一团和气，一点儿也没有你在电视剧里经常看到的警察的那种威严之态。
尽管如此，陈耳东却是个很厉害的警察，破过不少疑难案件，其中包括十年前那起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某著名演员的前妻被杀案。听说他从小就立志将来要当一名侦探，上学的时候十分喜欢看日本的推理小说，到现在仍然能把初中一年级读的横沟正史的《令人恐惧的四月》、《本阵杀人事件》按原章节完完整整地给你讲一遍。他不但记得住里边每一个人物的名字，而且还能记得住所有的重要情节，甚至可以把一些精彩的对话一字不差地背诵下来。
除了记忆力好以外，他还具有敏锐的观察力，据他自己介绍，他从小就喜欢那些检验观察力的智力测验，比如在看上去完全相同的两张画里，找出其中的7个或者8个不易察觉的不同之处的那种，一般对此他都无一遗漏。这个优势在他的警察生涯中着实帮了他不少忙，而在我将要谈及的这起谋杀案里，这一点同样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定安庄西大街丙七号是一座6层红楼。要说起来，它多少有些不同寻常。首先，楼房的地基在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初就打了下去，但由于种种令人费解的原因，直到进入了21世纪，整座楼房才竣工。交付使用后，楼房的三家产权单位又不知因为什么扯上了皮，使得在其后的两年多时间里，只入住了十几户，绝大部分房子至今仍然空置。这种情况，莫说在居民住房紧张到人人皆知的北京实属罕见，即便是在全中国，恐怕也是绝无仅有。
还有，这座楼不属于哪一个小区，只是像一个光棍儿似的孤零零地站在那条胡同里。它一共5个单元，全部对着马路，之间有一道不高的栅栏，里边一条狭长的走道便是院子。入口在尽西头儿，是两扇自打安上就从来没关过的大门。
这便是本故事中所发生的第一起谋杀案的地点。
陈耳东的那辆悬挂警用车牌的蓝色切诺基开到门口时，先期到达的110警察已经封锁了现场，在赵湘居住的3单元门前拉起了一条黄色的警戒线。
见他来了，停在一旁的另外一辆警车打开了车门，从里边出来的是陈耳东的两个部下梁子和小胡。背着一只不大的铝合金箱子的是梁子，他约摸三十岁，也是中等身材；小胡高一些，很魁梧，二十五岁上下，刚从警校出来没多久，手里提了一台最新款的数码照相机。两个人跟自己的头儿打了招呼，便一起进了单元。
“怎么个情况？”陈耳东一边上楼一边问。
“是个租房子住的天津人。”110警察回答。
“天津人？”
“嗯，挺大的个子，小伙子白白净净，长得挺帅，昨晚有人闯进他的屋子，给了他一刀。”
“弄清身份了吗？”
“据房东说，死者叫赵湘，看样子是个在公司上班的白领。”
“谁报的案？”陈耳东又问。
“房东本人。”警察说，“他上午跑来收房钱，见门没有关严就进去了，结果在厕所里发现了尸体。”
就如你经常在一些电影里看见的情形一样，一走入502室，陈耳东几个马上就对这起谋杀案开始侦查。当刑警小胡从各种角度对着趴在地上的赵湘拍照了一通后，梁子将他的尸体翻了个身，于是你便看到插在他胸膛上的那把尖刀。
随后赶来的现场法医初步推断，赵湘的死亡时间大致在昨晚10点以后至12点之前。陈耳东从一个细心的老人那里了解到，昨天晚上定安庄西大街的雨是10点半才下起来的，而室内一些泥泞的脚印表明，下雨之后一共有4个人到达过现场。显然，凶手就在这4个人中间。
根据被打碎的厨房窗户判断，其中有一人是从阳台上进来的。得知6层没有人住，刑警梁子判断这个人是从楼顶下来，先到了6层的阳台，再到死者的阳台。但他同时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此人攀着雨水管，从楼下一直爬上来。鉴于门锁完好，没有被撬的痕迹，梁子认为很有可能是这个人先进了屋，随即接应了等在门外的另外3个同伙。
赵湘租住的这套一室一厅的房里东西并不多，但却是一片狼藉，卧室立柜的两扇门开着，里边所有的衣物都给扔在了地上，旁边的几只纸箱也全被翻了个底朝天。据此，当陈耳东问及两个部下的看法时，梁子和小胡都觉得入户盗窃杀人的可能性很大。
按照这个思路，梁子把当时的情景作了复原──当第一个人爬上阳台，打碎窗户进入厨房的那一刻，死者正在卫生间里洗澡。他听见了屋里的异常响动，于是关上水龙头准备看个究竟。而此时，这个人已经到了门厅，准备去给同伙开门，发觉卫生间里边有人，顺手拿起餐桌上的一把尖刀，就在赵湘推开卫生间的门的一刹那，他一下子扑了过去，一刀刺死了赵湘。随后，他开门放进来他的3个同伙，在屋里翻腾了一通，拿走了赵湘所有的现金（或许也包括存折）和一些他们认为值钱的东西，便迅速逃离了现场。
尽管刑警梁子说得有根有据，听起来不失逻辑严谨，但陈耳东却不同意自己这位属下的结论，他的怀疑主要有三：
其一，虽说梁子根据门厅桌子上的那些削下来的苹果皮，推测出那把匕首曾经摆在那里这一点没有错，可刀鞘却是在死者的枕头底下发现的，这说明那把刀曾经放在那儿，意味着死者正在防范着什么人；
其二，根据常理，一般不会有4个窃贼一起进入一个普通住宅行窃。这么多的人在案发现场进进出出，很容易被人发现。也就是说，这4个人要么不是一伙儿，只不过在那个时间先后到来。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这4个人的到访就不是为了偷窃；
其三，既然是盗窃，肯定是有备而来，怎么会连屋子有没有人都没有弄清楚，便冒着危险，或从楼顶下来，或从雨水管一层一层地爬上去呢？
这个问题尤其让陈耳东感到困惑。
不过有一点陈耳东非常肯定：尸体解剖表明，被害人的死亡时间为5月16日晚上的10点半至11点半之间。而那场雨是当晚10点半才下起来的，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无论这4个人是否是同伙，显然都是不速之客。那么，他们究竟是为何而来，到底谁是凶手，杀害死者的原因又是什么，这一切陈耳东都还不得而知。
尽管这些谜团尚且需要解开，但他断定这决不是一起在入室盗窃之中偶然发生的命案，陈耳东深信──这位叫赵湘的天津人，一定是死于蓄意的谋杀。
在现场的勘查中，陈耳东等人分别找到了死者赵湘的身份证和驾驶证，一份于4个月前办理的结婚登记证书和他妻子习亚兰的一张身份证复印件，以及一把带有德国大众标志的汽车钥匙等物品。在卧室里，陈耳东在床下发现了那个赵湘曾经凝视过的银质小像框，于是他惊奇地得知死者还有一位孪生兄弟，朝上面两张完全一样的面孔看了片刻，他随后与出租房屋的房东张某谈了话。
哆嗦了好一阵，接过梁子递过来的一支烟，张某才勉强让自己镇定下来。他叹息不该把房子租给陌生人。据张某说，一个月前，他在网上发了一条出租信息，第二天这个赵湘就打来电话。听说他是单身一人，张某就同他见了面。
“我看他一表人才，绝不像那种惹是生非的主儿，又是个单身，就把房子租给了他。当时还觉着自己挺幸运，谁能想到会出这种事儿……”
他告诉陈耳东，刨去看见尸体这一回，他与赵湘不过是在看房子的时候见了一次，关于自己的这位房客，只是听说他在一家公司上班，其他情况一概不知。
与房东张某谈完了以后，陈耳东便开始对这座楼上的邻居逐一访问。他先从赵湘租住的三单元开始，但却一无所获。算上赵湘，3单元只有3户人家，5层只住了他自己，另外两户分别在2层和3层。其中，2层是一个在附近一家酒店上班的服务员，案发时间正在当班，今天早上才回来。据她说，三层是一对退休工人，最近一直住在女儿家照看外孙。
随即，陈耳东和梁子小胡分头去了1、2、4、5几个单元。因为是周六，这座楼上的住户基本都在家。可梁子和小胡几乎是空手而归，既没有找到一个目击者，也没有听来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只有陈耳东有所收获，一个专门从事二手车买卖的人向陈耳东提供了一条线索：昨晚他11点50分返回家时，曾看见一个男人行色匆匆地从院子的大门里走出来，上了一辆黑色骄车急急驶离。
出于职业的习惯，当这位旧车经纪人的车灯照亮那辆停在附近的汽车时，他不但注意到它的厂牌、款式和年份，而且注意到了所悬挂的“冀”字头车牌。因为曾经买进了一辆牌号近似的车，他还知道这辆1993年生产的黑色皇冠属于仅距北京70公里的河北省涿州市。不过他同时又让陈耳东十分扫兴，就在那个人走出大门的一瞬间，他刚好关掉了车灯，除了告诉他那个人是个中等个头的男的，别的什么也说不上来。
三枚指纹
当陈耳东忙碌着对赵湘的邻居们进行访问时，他的同事们也在紧张地工作着。
虽然凶器上没有留下指纹，不过技术队一个年轻警察却根据梁子从案发现场取回的两只杯子上一共找到了三枚指纹。第一枚是死者本人留下的；第二枚后来被确定为属于死者的孪生兄弟；第三枚虽然模糊不清，但经过电脑分析，并且和全国范围的犯罪分子指纹库进行了认真比对后，与一个叫祝强的刑满释放人员的指纹基本一致。这一位，便是我在上文提过的曾经对赵湘施以老拳，替人向他讨债的家伙。
通过公安系统的局域网陈耳东了解到，这个叫祝强的人家住吉林省某县某村，31岁，身高1.82米，体重95公斤，已婚，有一女，曾因打架斗殴被判刑。接到梁子打去的协查电话，当地警局立刻派了两名警察前往该村了解情况。据知情的村民说，祝强的确在北京，因为跟媳妇的关系不好，已经一年多没跟家里联系了，连他父母都不知道他现在到底在哪儿。在这种情况下，陈耳东探长向局里申请了对祝强的通缉令。
根据在赵湘房里的一张停车场发票，梁子在那座停车场找到了赵湘的汽车。在后备箱里的一个文件夹中，他发现了死者的一本护照和一些申请出国的个人文件资料，因而陈耳东得知赵湘曾经欲前往美国，并且被拒签了。同时，他还发现了赵湘前不久刚刚买下的一份人寿保险合同。上面的“受益人”一栏里有两个名字，与被保险人的关系分别为“兄弟”和“朋友”，都是我们已经认识的人，一个是他的孪生手足青年画家赵鄂；另一个是住别墅的女人何芊。
看到前者时，陈耳东立刻便想起了那个银质的小像框，而对于后者，他不免有些诧异，在惊奇他买了这份保险之后没多长时间就惨遭厄运的同时，更对他把妻子以外的另一个女人写在上面而困惑。当梁子给天津市公安局打了电话，告诉他死者的妻子习亚兰已经于3个月前去美国探亲后，陈耳东一时若有所思。
随即，他让梁子设法联系死者的那位孪生兄弟前来北京办理后事，同时叫小胡继续追查那个叫祝强的人，自己前往距东北四环路大约5公里的一座名曰“芙蓉花园”的别墅小区，探访那位被赵湘写在保险单上的女人何芊。
抵达小区大门后，他顶着栏杆停了车。落下车窗，拿起保险单向一个保安念着上面的门牌号码。看见他戳在风挡前的金色盾牌，那个穿制服的小伙子立刻放下手中的登记簿，恭敬地俯下身详细地指点了一番，随即扬起了栏杆。
进了小区，在两边都是一座座漂亮别墅的小路上连续拐了两个弯儿，陈耳东来到了何芊的院子前。他微微诧异地看了看里边的那座3层小楼，便按下栅栏门上的门铃。来的路上他已经打过电话，刚一报上姓名，门锁就自动打开了，对讲机跟着传来女主人一声温柔动听的邀请：
“请进吧，陈先生。”
沿着一条不长的鹅卵石小路，陈耳东上了廊子，当他推开半掩的白色宅门，刚一走进何小姐的别墅，便在大厅的墙上看见一幅巨大的婚纱照，于是发现这个女人是一个有夫之妇。尽管这种照片大都经过精心地美化和修饰，但上面那位身穿雪白西服的新郎官还是未能掩饰自己年过半百的事实。
即便知道时下有不少年轻的女孩儿嫁给了有钱的老头儿，可身着一身粉色丝绸衣裤、窈窕秀丽的何芊从楼上下来的一刻，陈耳东还是感到如鲠在喉，同时，也对她和死者的关系猜出了几分。
虽然在电话里陈耳东告知了自己的警察身份，并声明是为公事而来，但何芊并没有马上站在那儿询问他造访的来由，依旧礼貌地点了点头，转去厨房端来一杯加冰的饮料。在一扇足有六米高的巨大落地窗前，她招呼陈耳东在一把精致的欧式扶手椅上就了座，自己也挺着她那总是让男人们分神的高耸胸脯，忐忑地端坐在这位身穿便衣的警察对面。
进入正题之前，陈耳东先和她夸了一通儿这座房子，并询问了一些诸如物业费和供暖的问题。何芊一一做了回答。她告诉陈耳东，这座带有前后花园、两间车库的房子有360平米，上上下下一共有三间客厅、四个卫生间、两间书房、六间卧室，可老公在外地，绝大多数时间，她都是一个人住在这里。
陈耳东还得知，她的丈夫是一个出色的民营企业家，干的是乳制品行当，所生产的某某品牌的加钙纯牛奶在北京的很多超市里都可以买到。就到底是该喝纯牛奶还是该喝鲜牛奶这个问题一番讨论后，陈耳东终于说起赵湘的事。
得知赵湘的死讯，何芊先是大吃一惊，随即便嘤嘤地哭了起来。
陈耳东后来告诉我，凭着直觉和多年办案的经验，他相信这个女人的伤心是真的。谈到自己与死者的关系，何芊倒是十分坦诚，当下便承认自己是赵湘的情人。她告诉陈耳东，她是在两年前的春天，在地坛的庙会上遇到赵湘的。当时她刚刚新婚一个月，可一见到赵湘，立刻便被他所倾倒。
“如果我能早一点儿认识他……”她哽咽着说，“我绝不会嫁给任何人……”
听她这么说，陈耳东不由再次环顾装修豪华的别墅大厅，看了看那座可以从左右两侧上楼的楼梯，和天花板上那盏耀眼的水晶吊灯后，他朝婚纱照上的新郎官努了努嘴：
“他知道你们的事吗？”
何芊摇了摇头，用一张纸巾揩拭着泪水。
“你能肯定？”
“肯定。”何芊回答，“我们的事儿……谁也不知道。”
“这么说……”陈耳东问，“也包括那个习亚兰啦？”
“习亚兰？”何芊纳闷儿地抬起头，“谁是习亚兰？”
“怎么？”看见何芊一脸困惑，陈耳东不由感到诧异，“怎么？难道你不知道？”
“不知道，她是……？”
迟疑了一下，陈耳东说：“赵湘公司里的一个同事，也是天津人，四个月前，他们领了结婚证。”
听他这么说，何芊顿时涨红了脸。
“他没有告诉你？”陈耳东问。
“一点儿也没有……”她难过地摇摇头。
发现何芊对习亚兰一无所知，陈耳东不由若有所思。片刻，他问道：
“能不能告诉我，你和他最后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
“就是昨天呀。”何芊回答。
“昨天？在哪儿？”
“在我这儿，”她回答，“他一早就来了。原本说好要在这儿呆一整天……可十点钟左右，他的兄弟打来电话，说是从天津来了，两人说好下午见面，所以吃了中午饭，没一会儿他就走了。
“什么？”陈耳东顿时意外，“昨天他兄弟来啦？”
“是呀。”
“是那个叫赵鄂的吗？”他想起保险单上的名字，眼前浮现出那个小像框里的两张完全一样的面孔。
“是的，”何芊回答，跟着补充道，“赵湘只有一个兄弟，和他是双胞胎。”
“你见过他？”
“从来没有，只是听赵湘说过。”
“唔……”陈耳东点了点头，“知道他是什么时候走的吗？”
“不知道。”
“那么，赵湘走了之后，你没有跟他再联系？”
“昨天没有，我怕打扰他；可今天，直到刚才，我还在给他打电话……说实话，我真的觉得他可能要出什么事儿……”
说到这儿，何芊再次潸然落泪。
“噢？”陈耳东一时感到意外，“怎么会有这种感觉？”
“我一直觉着他有些不对头……”
“为什么这么讲？”
“他好长时间没去上班了……而且……”说到这儿，何芊有些犹豫。
“说下去。”陈耳东鼓励着她。
“他似乎……做了什么亏心的事儿……”她吞吞吐吐地说。
“是吗？能不能再具体一点儿？”
“这个……我没有把握，只是一种感觉，如果说错了……”
“没关系，随便说说而已。”
“好像……与钱有关。”
“与钱有关？”陈耳东一怔。
“是的，因为……他是会计。”
“……这样呀！”陈耳东忽然有所悟彻，赞同地点点头。
随后，他想起了死者那本被拒签了的护照，于是问：
“你知道……赵湘要去美国吗？”
“去美国？”何芊又一次红了脸，“他去那儿干什么？”
“这么说，这件事儿他也没跟你提过？”
“从来没有！”
“嗯……”不解地摇了摇头，陈耳东又问，“那你总该知道，赵湘在什么单位工作吧？”
“他说是一家‘投资顾问公司’。”
“具体的名称呢？”
“这个我不知道，只知道挺大的……不过听赵湘说，公司在亚运村……要是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在汇源公寓……”
“汇源公寓？”
“哦……他曾经提起他的老板，我记得那人姓左。”
“姓左？”
“对。”何芊肯定地回答。
关于死者赵湘的情况，陈耳东在何芊那里基本就了解了这么多。随后他谈起赵湘的那份人寿保险。何芊表示，她对此毫无知晓，听说自己将得到一笔数目不菲的保险金时，更显得大为惊异。
说话间，她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于是连忙表白，很明确地暗示自己是个百万富婆，银行户头上的钱，足够她下半辈子花的，连这座房子也在她名下，言下之意她绝不会为这点儿钱铤而走险。她主动地告诉陈耳东──昨天晚上，从下午六点起，她就一直在小区的另一座别墅与另外三个女人打麻将，直到夜里两点。
“如果你需要核实，可以给她们当中的任何一个打电话。”说着，何芊在一张便签上写下了那三个女人的名字和电话号码。
“有件事，”不置可否地接过了那张便签，陈耳东对何芊说，“我还得再问问你……”
“什么事？”何芊有些诧异。
“你确信你丈夫不知道你和赵湘的事吗？”
“当然！”何芊毫不迟疑地回答，随即又补充，“不过知道不知道……这件事儿肯定跟我老公无关！”
“你怎么这么肯定？”陈耳东反问，面无表情地说，“要知道，他可是有动机的。”
“这个我明白……”何芊一时有些焦躁，“所以我才……可从上个星期五到现在，我老公一直在珠海和一个马来西亚外商谈合资的事儿。我估计，最少可以有七八个人能为他证明，其中有他的秘书、司机、两个副总经理、还有……”
“这些我相信，”陈耳东挥手打断了她，“但这并不能说明什么，像你丈夫这种身份、这种地位的人，如果想做某些事儿──尤其是一些需要冒风险的事儿，完全不必亲自出马，也许跟谁说一声儿，或者打个电话就成了……”
“这么说……”呆呆地愣了好一阵，何芊问陈耳东，“你真的怀疑他？”
“倒不能这么讲，”陈耳东回答，“只是想告诉你，一旦有必要，我可能要和他见见面……”
“什么？”何芊吃了一惊，“你要见我老公？”
“恐怕是。”陈耳东点点头。
“那样一来，岂不是意味着……”话还没有说完，一缕愁云便倏然掠上何芊的眉头。
自然，陈耳东非常明白眼前这个女人的为难和苦衷。不过，因为职责所在，他对此实在是无可奈何，类似这种因涉案而意外揭出的让人难堪甚至无法收场的尴尬之事，在他多年的警察生涯中所碰到的也不是一两次。
按下心头的一阵惜香怜玉，他望着窗外草坪上的一簇盛开的月季花说，“能不能告诉我，你丈夫的尊姓大名？”
“黄玉忠。”何芊神色黯然地说，“如果你真的想见他，可以去他的公司，昨天晚上他打来电话，说他明天一早就回去……”
“噢？”陈耳东跟着问，“他的公司在什么地方？”
深深地叹了口气，何芊软软地回答：
“河北，可离北京并不远……我经常开车去看他──从这儿一出门就上东四环，到了南四环上京开高速公路，也就开个70公里就到了。”
“70公里？”陈耳东一怔，猛然想起赵湘楼上那个旧车商提起过的那辆黑色皇冠车，“你说的该不是……涿州吧？”
“就是那儿。……怎么，这也有什么问题吗？”何芊纳闷儿地问。
以上便是陈耳东与何芊见面的全部过程。据他说，他只跟这位住在别墅里的女人谈过这一次话。
另一位赵氏兄弟
姑且，你容我先把陈耳东和他的同事们办案的那些枯燥繁杂的过程放一放，说说这起谋杀案发生之后，本故事中的另一位赵氏兄弟的一些情况吧。
天津市和平区有一条街叫马场道。如果你去过那里，就一定知道马路两旁有不少年代久远的老房子。或许你还记得在离一个十字路口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具有拜占庭风格的灰白色三层小楼，带有四根石柱的门拱上镌刻着“1899”字样，那便是我故事里的两位主人公，赵氏兄弟的府上。
据马场道派出所的一个退休警察说，这座宅第颇有来历，原为贵州路上的老西开教堂一名法国神职人员所建，上一世纪三十年代被赵鄂赵湘的曾祖父购得。小楼占地面积不大，算上门前的院子约有200平米。由于家境的破败，赵氏家族先后卖掉了一层和二层。到了赵氏兄弟的父亲那一辈儿，只拥有三层上的6间房屋和屋顶上的一间阁楼。
唔，就让我带着你进入小楼黑暗的门厅，沿着一磴磴早已被踩秃了棱角的木头楼梯攀上三楼，来参观一下那一间间有一百多年历史的老房子吧。
虽然赵氏兄弟的父母已经故去多年，但他们各自的屋子仍然被兄弟俩保持着他们在世时的原样──你会看到他们床上平平展展的卧具，父亲那间里，一张配有欧式转椅的旧式硬木写字台上，摆放着已故赵先生曾经用过的烟斗和仍然闪闪发光的水晶烟灰缸，旁边是他多年收集来的一些小件儿古玩；而母亲房里窗台上的一盆盆鲜花依旧开放，那台老钢琴的琴盖还打开着，上面搁着一本纸页发黄的李斯特或者肖邦的琴谱，如果赶上整点，还会听见赵夫人生前最为喜爱的那只德国座钟叮叮咚咚地演奏一首不知名的古典乐曲。
我的警察朋友陈耳东告诉我，为了调查所负责的那两起接连发生的谋杀案，他曾经两次赴天津去马场道的赵氏寓所，并且有幸被邀请参观赵氏兄弟父母的这两间屋子。当时，他真有种进了什么名人故居的感觉，同时对两兄弟对父母的孝顺充满敬意。
除了已故赵先生夫妇的两间房子，剩下的四间便为兄弟二人所有，其中两间是他俩的卧室，另外两间分别是赵鄂的画室及赵湘的音乐屋。只不过，下决心不吹小号了之后，赵湘拆掉了屋内的隔音板，改作了书房。
如果我的故事拍成了电影，并且由我来当导演，我一定会充分利用一种被称之为“蒙太奇”的玩意儿，向你展现在同一时间里，身处不同地域的赵氏两兄弟的各自境遇：你刚刚看见那一位的尸体在北京被警察装上了汽车；我就给你一个带着解放桥的海河全景──告诉你已经到了天津；大约三五秒钟，你会很意外地看到一只马桶的特写；就在你莫名其妙的一瞬间，镜头开始上移，跟着你就看到了从本故事一开始就认识了的那张熟悉的脸。
于是，你很快便知道这是在赵家寓所。到了这会儿，你已经不再像当初那样迷茫，清楚地知道此赵君非彼赵君，是悲惨遇害的赵湘的孪生兄弟，即将奔赴美国讲学的画家赵鄂。
不过，此一刻这位画家相当痛苦，一张原本便非常白皙的脸愈发苍白，两只迷人的大眼显得黯然失色。他张大着嘴局促地喘息着，一缕难看的口水正沿着他漂亮的下巴缓缓淌下。
鉴于我一般不喜欢直接表现那种让人恶心的场面，当他即将继续呕吐时，我会立刻把镜头甩到他摆放在寓所某处的一些药品，只是让你听听从卫生间里传来的一两声难听的画外音罢了。
当然，你知道我的警察朋友陈耳东刚刚接手那起谋杀案，此时正在案发现场忙着寻找罪犯留下的任何蛛丝马迹，不可能这会儿就通知被害人家属，所以你断定赵鄂还不知道自己的孪生手足赵湘已经魂归西天，自然也不会认为他的呕吐和赵湘的死有什么关联，多半会认为他的肠胃有些不适──不是昨天的啤酒喝得太多，就是他兄弟冰柜里的那些速冻食品出了问题。
我估计你会这样觉着。换了我也会这么想。而作为知情人，我应该告诉你──自打从北京回来，这一位一宿没睡，一直呕吐不止。
接下来你会看到，当他无力地从卫生间走回房间，抬起沉重的手臂正准备把七八片儿药送进嘴里的一刻，忽然被一阵倏地响起的电话铃声惊得浑身一颤。犹豫了一下，赵鄂还是放下了那些药，走过去伸手拿起听筒。
“赵鄂吗？”有人问。
“我是。”他强打着精神回答，瘫坐在一把椅子上。
“噢，听出阿拉是谁了吧？”
虽说他此时十分虚弱，且精神萎靡，可出于种种原因，听见那位一口的上海话，他还是笑了。不过他马上想起了什么，于是冷冷地问：
“张文英吧？”
“是的是的，”对方回答，又问，“从北京回来啦？”
“嗯。”
“怎么样？事情……办得还顺利吗？”
“顺利。”他依旧冷冷地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