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噢？签证拿下来啦？”
“嗯。”
“恭喜恭喜！”对方没有理会他的冷淡，笑嘻嘻地问，“这么说──就要远走高飞啦？”
“如果……”再一次抓起那些药吞了下去，他说，“那件事……能尽快了结的话。”
“一点问题都没有，不然为什么给你打电话呀。怎么样，我们见一面？”
“什么时候？”他问。
“你看中午好不好？”张文英热情地说，“凯悦对面新开了家馆子，‘生吃牛肉’做得蛮不错，一起去那里吃个饭吧？”
“不必……了，”努力地止住再次袭来的一阵恶心，赵鄂说，“很抱歉我这会儿有点儿……要是方便，下午三点半，我在利顺德大堂酒吧等你。”
“好的!”张文英爽快回答，“就这么说定了。”
那个叫张文英的上海画商是准时到达利顺德大饭店的。他是个五十岁左右的中年男子，身材瘦小，一张典型的南方人的面孔，皮肤细腻的脸颊上泛着一股近似心脏病患者的红润，闪闪发光的秃顶周围，是一圈儿精心梳理的稀疏软发。走进酒吧时，他看见自己熟悉的青年画家已经坐在了那里，就连忙奔了过去。
刚一落座，他便上下打量他的老朋友。顺着他的目光，你会看到那个硕高的漂亮年轻人此刻的装束与在本故事出场时完全不同，彻底是两种截然相反的风格──上身穿了件带有一幅表情怪异的毕加索大头像的黑色短袖圆领T恤，下身是一条鲜艳夺目的黄绿相间方格裤子，赤裸的双脚上套着两只一看就知道是意大利生产的棕红色皮凉鞋，纤细得如女人般的两只手腕上，一边是一只白中透绿的翡翠手镯，另一边是三四串颜色、质地、大小各不相同的珠子。
“唔，这身打扮……才像一个真正的艺术家！”
微微诧异之后，那位画商点点头，用一种近乎长辈的口吻赞许道。
要是我没说错的话，无论是看电影还是读小说，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情形──因为一些你已经知道但故事里的人尚且不晓的事儿，常常会不由自主地为他（或者她）着急。譬如说一个孩子在放学途中被一辆大卡车撞飞了，像一摊棉花似的躺在几十米开外的便道上，而那孩子不知情的父母却还在农贸市场里为1斤茄子或2斤扁豆一毛两毛地与一个卖菜的摊贩讨价还价……
所以我认为──当你看到那天下午这位赵老兄在他的孪生手足悲惨地蒙难之后，依旧这般模样儿，舒舒服服地坐在那家五星饭店里安然地与那个画商喝着朗姆酒时，少不了会有那种感觉。
一番寒暄后，二人进入了正题。
“这是……那件大作的款子……”说话间，画商把一张现金支票递给对面奇装异服的年轻画家，满意地在他那双大眼睛里看到一丝惊诧。“怎么样，现在不生气了吧？”
“就算是吧。”年轻画家微笑着回答，跟着反问自己的经纪人，“不过我想，你一定没有忘记留下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吧？”
“那是当然。”看着赵鄂把支票收进一只款式新潮的黑色皮包，画商得意地说，“……之所以阿拉先斩后奏，实在是这种机会千载难逢，你这辈子很难再碰到这么赏识你的人啦！”
“这位……是干什么的？”呷了一口洋酒，压了压肠胃里的不适，赵鄂漫不经心地问，随即在椅子里转过身，抬手抚摸着旁边一只巨大的花瓶。
“大企业家！”张文英认真地回答。拿起烟灰缸里的一只印有酒店招牌的一次性打火机，他用那种声调高低落差很大的上海腔接着说，“是──生产这个东西的！这位大企业家是温州人，是阿拉妈妈的一个远房亲戚……别看这个东西小小的，值不了几个钱，却行销全世界，可是不得了！据阿拉妈妈这位远房亲戚讲──他曾经在一个美国电影里看到一个蓝眼睛的女孩子点香烟的时候，手里拿着的竟然是他开发的一款产品！”
觉出眼前的这位画家并没有认真听自己说话，上海画商一时感到扫兴，但忽然又想起了什么；“噢！差一点忘了──还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
“什么好消息？”凝视着花瓶上的一个古代仕女，画家心不在焉地问。
“这位企业家──就是阿拉妈妈的这个远房亲戚讲，他打算买下你的全部作品！”
“啊？”这一下，画家吃惊不小。
“而且，”上海人得意地说，“他还把价钱的事情全权交给了阿拉……你看，这不就好办了嘛！”
“噢？……这是真的？”
“只是……”掏出一张照片递给他后，画商继续说，“这位热爱艺术的大企业家还有一个小小要求，但却是先决条件，当然对你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他希望你能给他画一幅肖像。他说了，酬金由你定，只要画得好，让他满意，花多少钱他不在乎；他还说———如果这张照片不行，他可以派人来专门接你飞去温州，住豪华酒店，往返乘坐一等舱，我想这样的好事情，你一定不会拒绝吧？”
就在上海画商信心十足地朝青年画家望去之时，却忽然在他所熟悉的那张脸上看到一种陌生的神情，跟着就听见这位赵老兄断然的拒绝。
“不！”画家坚决地说。
“不？”这回轮到上海画商吃惊了。
“绝不可能！”他执拗地补充着。
“这……这实在……不可思议……我简直……”
对于画家的这种态度，画商张文英显然没有料到。意识到大把的佣金将要泡汤，不禁一时语无伦次：
“我真的难以理解，这到底……你究竟……是为了什么呀？”
“我是个艺术家，”赵氏兄弟冷冷回答，“不是谁给钱就为谁提供服务的婊子。”
因为第一次听见自己的雇主说脏话，画商有些反应不过来，惊诧之态不可言状，他瞪着眼睛说：
“怎么能这么讲呢？你不是……也需要模特儿嘛，而且还要给人家付钱……”
“那是两回事儿。”画家清高地说。
“可我觉不出有什么不同，况且……算了，我看你面色不好，是不是生病啦？要不我们改日再谈吧。”
“没什么可谈的。”
“那可是一笔巨款呀！”张文英满脸通红地说，“我已经为你算过了，即便不包括……”
“别说了，”画家摆了摆手，“我的钱已经够用了。”
“够用了？可你不是……要去美国吗？”
“是呀，怎么啦？”
“要知道……到了那儿，你的花费会很大的──”画商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买汽车，买房子，购置新家具，装修画室，造游泳池；请人辅导英语，支付女佣、厨师、律师、牙医、代理人的开销；因为身体不够强壮，你还要定期去健美学校接受训练，经常打打高尔夫球；你甚至还要……”
“对不起……”赵氏兄弟打断了自己的经纪人，看了看表，站起身说，“我真的非常感谢你，可时间不早了，我要在下班前去银行办点儿事儿，今天就到这儿吧……”
掏出几张百元钞票放在桌上后，画家就站起了身，潦草地和那个一脸困惑的上海画商握了握手，便径自离开了酒吧。
穿红裙子的女人
走出利顺德的大门，衣着惹眼的赵鄂匆匆地走向停车场。钻进一辆银灰色的奥迪“TT”型跑车后，他打开点火开关，挂上挡，轰轰地驶离了饭店，朝位于小白楼的一家中国银行奔去。
在一个十字路口，赵鄂停下车，等待放行信号。此刻，刺眼的夕阳刚好迎面照到他，于是他便放下了遮阳板。当他习惯地对着上面的镜子梳理自己的长发时，忽然看见仍留在自己脸上的一股愠怒，显然，他还在为那位上海画商而恼火。
虽然这位脚下的油门连接着一台动力强悍的大功率发动机，但因为遇上意外的交通事故，原本两三分钟的路，他足足花了半个小时才赶到那里。而走进那间小小的储蓄所，看见惟一一个开着的窗口排着一条长队，赵鄂不禁为所剩无几的时间而担心。正在焦虑之时，忽然觉出有人在自己的肩膀上拍了一下，一回头，他看见一个穿着红色长裙的女人正在身后冲他微笑。
“这么巧？”那个女人说，用一种只有关系十分密切，才会有的特殊眼神注视着这位赵老兄。
“呃，呃……是你呀……”他支支吾吾地说。
“哼，没想到吧！”女人一副得意的神情。
“是是……”赵鄂搪塞着，“不过我……”
尚在他一脸窘迫，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的时候，女人继续说道：“不用解释，什么也别说，甭想轻易地甩掉我，我就知道──早晚会逮到你……”
赵鄂几次欲开口，但都被这位意外相遇的女人所制止，他只好耐着性子听她絮絮叨叨地说着些二人上次分手后自己生活的种种变故。
终于，他排到了窗口。
“是赵先生呀！”冲他熟识地点了一下头，柜台里边的一个脸色苍白的银行职员接过他递上去的身份证。“一接到您的电话，我就给您办了挂失，现在的小偷实在太多了，幸亏您有密码……”
“怎么？”那位穿红裙子的女人在赵氏兄弟身后惊奇地问，“让人给掏包儿啦？”
“唔，可能是在……，他心不在焉地应承着，从皮包里拿出护照，展示给窗口里的男孩儿。“我要出国，急用这笔钱，能不能通融一下，现在就让我取走？”
“对不起赵先生，”把一张单据递给了他，银行职员起身离开座椅，趴在柜台里面对他说，“尽管我认识您，但这个我可没办法，您知道，银行的制度……”
“非得要等一个星期吗，我可是你们的老客户啦……不能提前几天？”赵氏兄弟不甘心地问。
“真的是不行。”银行职员无奈地回答。
沮丧地走出那间不大的储蓄所后，赵氏兄弟一再声明自己的肠胃多有不适，但听说自己的老相识即将飞往外国，那个忽然冒出来的女人却坚持要为他送行，推卸不掉的他只好皱着眉头走入附近的起士林西餐厅。
当他们吃罢了饭，正慢慢啜饮着香浓的咖啡时，女人起身从对面坐到了他的旁边，随即把手放在了他的大腿上。
“怎么样，”摩挲了片刻，她将自己热切的嘴唇贴在他的耳边悄声问，“今天晚上……是去我家，还是上你那儿？”
就在受到了诱惑的这位赵老兄还在犹豫之时，一个年轻警察骑着自行车来到了马场道上那座于19世纪最后一年建造的小楼门口。他看了看门廊一根石柱上的地址牌，便走了进去。
在三楼，年轻警察挨个敲了走廊上同属于赵氏家族的几扇房门，确认主人不在家，旋即掏出一张印有自己姓名和电话的“警民联系卡”，简单地在背面写了几个字，随意选了其中的一扇，塞进了门缝。
与此同时，在一百四十多公里之外的北京北部，位于亚运村汇源公寓的一座写字楼里，一个身材微胖西服笔挺的中年人，正在自己宽大的办公室里苦着脸点燃两个钟头里的第十八支香烟。他身后的一排柜子上，有一尊身披哈达，看上去像是来自西藏的佛像。他的面前是一张一米多宽，两米多长的大写字台。
与何芊谈了话之后，得到两条怀疑线索的陈耳东决定首先调查赵湘曾经工作过的那家公司，而后再讯问她的丈夫。
回到刑警队，他立刻派小胡去了北京市工商局登记科。根据何芊所提供的“投资顾问公司”、办公地址在亚运村汇源公寓、负责人姓“左”这三个条件，一个工作人员很快便在电脑上找到了赵湘生前供职的那家公司。随即，陈耳东便带了梁子驱车前来，并且见到了该公司的左总经理。
“啪”地一声合上了手中的高级打火机，瞥了一眼正在一旁作着记录的刑警梁子，那位左总经理沙哑着嗓子对坐在对面为赵湘谋杀案而来的陈耳东说：
“……总而言之，我讲的都是实话，我觉得你应该相信我。别的就不说了，起码有一点你应该明白──虽然我对这个赵湘恨之入骨，但绝对不希望他这会儿就死，更不会去雇人杀他。况且我也不是黑社会，所作的不过是为了追回那40万美元，一切仅此而已。
“其实这件事也赖我，一开始就应该报案，可不怕你不爱听，我真的是不愿意和你们这帮人打交道。上一次……算了，那件事就不提了……再者来说，你知道，那家报社的记者站就在这座大楼里，那些家伙一天到晚像苍蝇一样四处乱转搜寻着新闻，一旦此事张扬出去上了媒体，公司的信誉肯定会受到影响，说不定我现在正在谈着的一个800万美元的项目也会因此而泡汤。就是为了这个，我才没有报案。
“万般无奈之中，我让秘书找了那家讨债公司。她对他们也不了解，只是在一家报纸上看到他们“清欠债务”、“行踪调查”的广告，便打电话把那两个人约了来。实际上，看见那两位的尊容，我并没有什么信心，根本没抱多大希望，至于他们干了什么，我也不清楚……”
大约与陈耳东谈了两个小时左右，左总经理说：
“要知道……他这么一死，损失最大的就是我。刚才已经告诉过了你，据那家讨债公司说，他们查到习亚兰的确已经逃去了美国，他们对她没有任何办法，但那位牛经理──就是你拿来的照片上的那个叫什么‘强’的人认为，既然赵湘和她是两口子，那个女人就不可能扔下他不管，只要对他不停地施加压力，就可以把钱追回来……”
“照这么说，”陈耳东问，“他们拿走的那40万美元，你相信是在那个习亚兰手上喽？”
“以我对习亚兰的了解……”左总经理回答，“凭她的精明，应该是这样。如果钱不在她那儿，她绝不会一个人先跑……”
“有一点我真的是挺困惑，”陈耳东说，“不管是赵湘还是习亚兰，他们都是你的手下，一个是会计，另一个是财务部经理。而且，要是我没有把先前你说的话理解错，那位习小姐和你还是……那种关系，那么，这两个人在你的眼皮子底下，又是登记结婚，又是办理出国探亲手续，这一切，你真的一无所知吗？”
“这的确让人难以置信，可这却是事实……”
“那么，据你所知，在你的公司里，这个赵湘和谁有什么过节吗？”
“应该没有，”左总经理摇了摇头，“那个混蛋人缘儿很好，跟各个部门关系都不错，而且，公司上下男女老幼几十口子，都和他挺说的来，谁也想不到……噢，对不起，请稍等……”
对敲门而入的女秘书说了取消今晚与某外商的约见，这位姓左的总经理继续向陈耳东诉说自己的懊丧。
“唉──！”长长地叹息了一声，左总经理继续说，“我实在太自信了，不相信那个花了我那么多钱的小女人会背叛我。其实早已经有人旁敲侧击地提醒我她和赵湘的关系不正常，可我还是被她的花言巧语给蒙了……真没想到我在女人身上栽这么大的跟头──我现在可是惨到了家──习亚兰溜之大吉，赵湘这个王八蛋又死了，显然追回那笔钱的希望成了泡影，这个窟窿太大了，即便是像我这样规模的公司，短时间也不可能堵上……”
为了证实自己的话，这位左总经理还请陈耳东见了他公司里的四五名知情的员工，他们均都提供了相同的证词。尽管有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核实，但陈耳东当时还是相信了他。
按照左某秘书提供的一张名片，陈耳东随后去了知春北路的那座塔楼。看了看梁子手上祝强的照片，门房告知，八层的确有这么一个人，不久前才租的房子，不知怎的，今天早上忽然匆匆搬了家。
陈耳东后来告诉我，他当时十分困惑，怎么也搞不清这个祝强跟这起谋杀案有什么关系，如果说为了胁迫赵湘吐出那笔钱，他把赵湘打得折胳膊断腿倒还能让人理解，但很难设想这个只是被雇来讨债的流氓会杀人。倘若按照那位左总经理的说法，这笔钱多半是在那位抛他而去的习亚兰手里，这一点就更是讲不通。
然而，不管怎么说，毕竟这个祝强在案发之时到达过现场，所以陈耳东一直没有放弃对这个人的追踪。
在另一条线索上，陈耳东一时也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5月18日，也就是和那个倒霉的投资公司总经理见面后的第二天，陈耳东决定与何芊那位企业家丈夫黄某见见面，于是一早去了河北省的涿州市。
为了躲过高峰时间的拥堵，陈耳东嘱咐梁子早点儿来接他。可他自己却起晚了，得知梁子已经到了楼下，赶忙草草盥洗一番，叼了片妻子刚刚炸好的馒头匆匆下了楼。
8点整，在当地警局的某位副局长的办公室里，一个准时上班、说话带有浓重的白洋淀口音的矮胖警察，在自己插有两面国旗的桌子后面神情严肃地接待了他俩。
听说是来调查何芊的丈夫黄玉忠，那位副局长显得相当谨慎，告诉陈耳东这位黄某是个了不得的人物，旗下的黄氏乳品集团是该市的支柱产业，其经济效益在全省亦是名列前茅，而且是个民主人士，身为该市某民主党派的副主委。尽管如此，平日此人却深居简出，除了必要的商务和一些推辞不掉的官方活动，几乎不与外界接触，很少有人了解他的私生活。况且他所用之人大都是与自己血缘很近的亲戚，很难在短时间里从他的周围弄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出来。
因此，那位副局长建议陈耳东暂不要与之或者身边的人正面接触，先从那辆可疑的皇冠车下手。于是他派了手下刑警队一位副队长，和一名交通队的警察，以调查一起交通事故逃逸案为名去了那家乳品公司的车队。
在一间车库里，陈耳东找到一辆与涉案车辆款式、年份十分相近的皇冠，但颜色却是浅灰色，而且因为故障，已经三个月没有行驶。于是，几个人又去了车管所查阅该市所有那一款式、年份的黑色皇冠车。他们一共找出35辆，随即，那位刑警队副队长和另外几名当地警察便与他俩一起，一一核实案发之时该车辆的所在。
由于这种皇冠是使用了十多年的老款车，其中不少已经几易车主，排查起来相当困难，那位副队长让陈耳东先回去，把这项艰巨的工作交给了自己的两名部下。但一连几天，陈耳东都没有得到什么真正有价值的线索。
5月17日的晚上
如果你问我，在刑事警察陈耳东忙于侦破赵湘被杀案的时候，他的那位画家兄弟究竟在干些什么，我就必须把时间回到一天之前，也就是5月17日的晚上。
当陈耳东结束了对某投资公司总经理左某的询问的那一刻，赵湘的兄弟赵鄂刚好也和那位从天上掉下来的女人走出了天津最著名的西餐馆起士林的大门。鉴于被问及当晚二人的去处时，画家在饭桌上显得有些暧昧，那个穿红裙子的女人当机立断，毫不犹豫地请他前往自己的住所。
随后，当他那辆豪华跑车闪着灯拐入一条胡同，犹豫地停在一座杂院门前时，你会听到那个女人的一阵不满的抱怨。
“你这人怎么这样儿？”她嗔怪地说，“都已经来过两次了，却连路也不记得，看起来你根本就没把我……”
“不不，”赵鄂连忙解释，“不是你想的那样……”
“不是那样？那又是哪样呢？”女人追问，同时吃吃地笑着，似乎并不真的愠恼。
对此，这位风流的年轻人自然也是心知肚明，直到下了车，跟着她走进院子，也没有做出任何解释。女人从小包儿里拿出钥匙开门时，他看见天井里的三五个老太太正抻着脖子朝他张望着。就在他打算扭过头的一刻，其中的较为年轻的冲他说：
“有日子没来了。”
“是吗……哦。”他含混地回答。
在女人的家里睡了一晚，这位赵老兄于第二天早上返回了马场道。因为那个警察选择错了房间，中午时分，他才在他兄弟的房门上发现那张“警民联系卡”。看了看背面上写的几个字，他给警察打了个电话。
“是……刘警察吗？”赵鄂说，“我姓赵，您在我的门上留了张名片……”
“噢，赵先生？”警察说，“您来一趟派出所吧。”
“有什么事儿吗？”他问。
“嗯……还是见了面儿再说的好。”
在派出所后院的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那个前日去往他家的警察接待了他。警察翻了翻桌上的两份户籍档案，看了看上面的两张一模一样的照片后诧异地抬起了头：
“这么说……你叫赵鄂？”
“是。”他回答，一脸困惑地等待下文。
“这个赵湘……”警察把一根手指放在了赵湘的照片上，“是你的孪生兄弟？”
“对。”他回答。
“他目前在北京？”
“对。”
“具体住址是……定安庄西大街丙七号……对吧？”
“没错儿。怎么了？”看到警察凝重的神情，赵鄂的脸上终于也笼上了一层阴云，“你到底要说什么，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
“噢……恐怕，我得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
得知了自己兄弟的噩耗，赵鄂一分钟也没有耽误，连那身显然不合时宜的奇装异服都没有更换，便驾车去了北京。出了收费站，他按照马场道派出所给他的号码，与负责办案的警察陈耳东通了电话。由于陈耳东的准确指点，赵鄂沿着东四环径直向北，在20分钟后到达了北京市公安局某分局的大门口。
看见那辆悬挂“津”字头车牌的跑车，已经等在那里的年轻刑警小胡随即迎上前去。
“赵先生吧？”
当他下了车，正在锁门时，小胡上下打量着他问。
“是我。你是姓陈吗？”赵先生反问，“刚才我们通过电话……”
“噢，不是，”小胡摇了摇头，“对不起，请稍等一下……”
片刻，刚刚向分局领导汇报完工作的陈耳东便和梁子匆匆从分局大楼里走了出来。
我在本文开始时曾经提过，第一次见到这位赵氏兄弟时，陈耳东非常诧异，虽然在此之前已经看过两兄弟的一张合影，但这会儿，还是为他们的相像大为吃惊。当然，他并没有流露这一点，与这位打扮鲜艳，长相跟他一天前所见过的那具尸体完全相同的人握了握手，便叫赵鄂上了梁子的警车，去了三公里之外的刑警队。
某分局刑警队在一条僻静的小街，是一座带院子的二层白色楼房。楼房建造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四四方方，简单得不能再简单，没有任何装饰。虽然门前没挂牌子，但附近的居民都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
鉴于某分局法医处在刑警队大楼的后院，不少像陈耳东这样的刑事警察要在这儿让手头儿案子里的被害人家属辨认尸体。所以，除了经常在自家的窗户里看见一些里头塞了形形色色的各类罪犯的警车进进出出，住在对面的那座楼房里的居民，时不时还会看见一些在警察的陪同之下，嘤嘤抽泣或者号啕大哭的男女老幼走出大门。而当赵鄂下了梁子的警车，跟着3个警察往里边走时，则刚好遇到一个死了丈夫的妇人晕倒在院子当中。
进了楼内，沿着一条长长的走廊，穿过一截连接另一座小楼的甬道，几个人来到太平间。在一间值班室的窗口，法医处的一个警察让梁子在一张登记卡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随即从旁边的一扇门里出来，吩咐他们跟他走。
进了阴森冰冷的停尸房，看了看手中的登记簿，警察在一大排不锈钢柜子上找到了一个号码，随即哗啦一声拽开一只抽屉。
应该说，直到这会儿，赵湘一直表现得相当镇定。不过，当梁子揭开覆盖在尸体上的白布，让他看了一张与他的长相完全相同，但却面色土灰的另一张脸时，他一下子就惊恐到了极点，浑身颤抖地朝自己的孪生手足望了约10秒钟，便突然大叫一声冲了出去。
赵鄂在停尸房外间的一个水池上呕吐了足足半个钟头（这一次显然不是因为食物的问题），直到把他回到天津后惟一在起士林所吃的一顿饭连同苦胆全都吐了个干净，陈耳东才与梁子好歹搀扶起他来，连拉带拽地拖进门外的一间办公室。
他像一摊烂泥似的趴在一张桌子上哭着。陈耳东和梁子在两边劝慰着，说了些诸如人死不能复生一类的话，见没有效果，索性由他而去，两个人到一旁的水池清理被他分别溅在衣襟和裤脚上的呕吐物。而后，陈耳东来到走廊，打电话给涿州警局的那位刑警队副队长，询问他那里是否取得某些进展。
当陈耳东失望地收起手机，再次回到屋里时，那位痛失兄弟的画家已经停止了哭泣，正独自坐在桌边，呆呆地朝窗外一堵爬满青藤的墙凝望。听见有人走了进来，他慢慢地扭过了脸，看到陈耳东湿漉漉的衣角，顿时充满了歉意。
“真是对不起，”他愧疚地说，“我实在……”
“没关系。”陈耳东不在意地说，随即坐在了桌子的对面。
见梁子已经做好了记录准备，他打开手中的一些材料问道：
“你叫赵鄂，对吧？”
“对。”他回答。
“死者……的确是你的孪生兄弟赵湘？”虽然已经十分肯定，可陈耳东还是这样问道。看到他木讷地点了点头，他接着问，“能不能和我说说他？”
“当然……可以，”赵鄂犹豫着回答，“……你想知道些什么？”
“无所谓，”陈耳东说，“只是随便聊聊，想起什么，就说什么吧。”
陈耳东后来告诉我，自打接手了定安庄西大街丙七号的案子，这是他和死者的孪生兄弟的第一次见面。他们大约谈了两个半小时。关于赵氏两兄弟的许多事，都是在这会儿了解到的。其中包括两兄弟的家庭背景，他们的成长过程，各自的艺术特长；二人目前不同的职业，以及他时下正要前往美国，去一所美术学院做客座教授这些情况。
这位赵氏兄弟还告诉陈耳东，如果不是遇到一些意外（指的是他的存折被盗一事），此刻他应该正坐在了飞往纽约或者波士顿的航班上。
在谈话中，陈耳东着实感到这两位双胞胎兄弟实在是与众不同，在很多方面都令人匪夷所思。别的暂且不提，光是哥儿俩的那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就让他无法理解。
按照赵鄂的说法，虽然他们是孪生兄弟，但也不知道究竟是因为什么，两个人便越来越疏远。尤其是这两年，几乎已经没有来往，以至于相互之间连最基本的东西都不了解。
看起来赵鄂的这种说法倒也的确是真的。陈耳东发现，赵鄂不但不知道赵湘拿了自己老板大把的美元这件事，甚至不知道赵湘现在究竟是在什么地方上班，至于赵湘与习亚兰的一切，赵鄂还是从他这儿听说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呀？”赵鄂懊恼地说，“赵湘怎么跟习亚兰搅在了一起，居然两个人还结婚了？我前天在他那儿呆了整整一个下午……直到晚上走……这么多的事儿，他连一个字儿都没提……”
赵鄂还告诉陈耳东，似乎习亚兰的家里也不知道他俩的事，“这实在有点儿奇怪，”赵鄂说，“昨天早起我还看见了亚兰她奶奶，那老太太也没对我说呀？”
听说赵湘也曾经打算去美国，并且被拒签了，赵鄂更是非常吃惊，而得知赵湘有可能是因钱财上的问题招致这场飞来横祸，更是长吁短叹，他表示──如果数目不是太大，依照他的能力，多半可以为自己的兄弟解决难题，那样一来，或许赵湘就可以摆脱困境，而不至于……
为了弄清案发当晚是否还有其他人和赵湘见过面，陈耳东让赵鄂留下了指纹，以便与现场杯子上的指纹相对比。随后，尽管知道问题提得不是时候，陈耳东还是问了赵鄂前天是何时离开的定安庄西大街丙七号。
对此，虽然有些吃惊，可赵鄂还是配合了陈耳东的工作，告诉他自己是5月16日的晚上九点一刻离开的，而后乘坐10点10分发车的T25次火车返回了天津。
就像他的很多同事一样，在侦破一起起重大杀人案之中──在锁定侦查对象之前，刑事警察陈耳东总是怀疑一切。他不相信任何人，即便是死者的妻子、丈夫、子女、父母也不会轻易放过。理所当然──也包括他的孪生兄弟。因此他当时竟板着脸，毫无人情味儿地要求赵鄂为自己的话提供证据。
与大多数因私乘坐火车的旅客相同，赵鄂也没有保存一张没人报销的车票。不过，生气地皱了一番眉头后，他忽然想起了一个重要的情节，告诉陈耳东说──临上车之前，他曾经因为月台上的湿滑而跌倒，或许那趟车的6号车厢的那个高个儿女列车员能为他作证。
要说起来，我的朋友陈耳东的确是一个办事认真的警察。为了排除赵鄂的嫌疑，他还真的让梁子于当晚前往北京站的月台，去找我在前节所提到的那位W小姐了解情况。鉴于我曾经告诉过你的那些原因，虽然梁子出示的是一张照片复印件，但W小姐一眼便认出了那个让自己颇为心跳的意中人。
总之──那天的谈话，陈耳东并没有从死者的这位孪生兄弟口中得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而关于赵湘那份人寿保险，他同样也是第一次听说。虽然那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但那只是对常人来说，而富有的画家却并不打算接受。
“就……全给那个叫……什么‘芊’的女人吧。”赵鄂说，“既然赵湘把她的名字写在了上面，显然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况且，即便是没有她，这笔钱我也不想要，我怎么可以通过我兄弟的死而从中获利呢？”
一阵感动之后，陈耳东与赵鄂提及他兄弟的遗物处理。被害人留下的东西并不多，除了盥洗用具，被褥，几件衣服，一些书籍和一台电脑，还有一辆汽车。赵鄂叹息着告诉陈耳东，那辆汽车是自己送给兄弟的，他打算雇个人开回天津去。除此以外，别的东西都不要了，他不想再看见它们，免得再一次伤心。
谈到赵湘的身后之事，赵鄂愈发黯然，说他简直受不了那种刺激，因而他正在考虑是否委托一家丧葬公司替他为自己的兄弟送行。
见到这种情形，像以往遇到某些情况适合的被害人家属一样，受了一所警察学校之托的陈耳东随即小心地谈起他兄弟的遗体事宜。一阵痛苦后，赵鄂表示，他愿意将遗体献给国家。
一听此言，陈耳东立刻代表那所警察学校法医系的全体师生对他表示感谢，随即让梁子拿来一份相关文件，看着他在上面签了字之后，便用力地与赵鄂握了握手。
真的不是他吗？
后来陈耳东和我讲述赵湘的案子时，曾坦诚地说自己那些天的确是一筹莫展。虽然很快便找到两条可疑的线索，却都没有取得进一步的突破。
首先，尽管在现场发现了刑满释放人员祝强的指纹，但在找不到犯罪动机的情况下，他再三分析，还是不能确定此人是凶手。而另一方面，从表面上看似乎何芊的丈夫有充分的理由雇凶杀人，却没有证据。虽说有人在案发之时于现场附近发现了那辆车，可他的涿州同行协查了该市所有与那位旧车商看见的年份、款式相近的35辆黑色皇冠，除去其中已经过户到外地的3辆和另外下落不明的2辆，剩下的30辆均被一一排除了嫌疑。
陈耳东说，他当时的思维真的是有些混乱，既不能从现有的线索中得到进展，也不能按照那种“从犯罪的受益人那里寻找罪犯”这一常用的法则。他的意思是：那位猝然殂谢的赵湘生前买了一份高额保险，但理应得到这笔巨款的两个人却都拒绝接受这笔意外钱财。被害人的孪生兄弟所陈述的一番话我已经向你交待过了，要说的是，这份保险的另一个受益人何芊同样也不愿意接受。虽然陈耳东让小胡把保险单给何芊送了去，可她随即就给陈耳东打了电话，说她要亲自前往天津，将其还给另一位赵先生。
谈及何芊的天津之行，陈耳东告诉我，在心理研究这方面，他一直认为自己多多少少有些过人之处，可是到现在，他也没有弄懂当时何芊去天津的真实目的──是仅仅为了把这笔钱归还给他的惟一亲属，还是出于某种想法，想要见见这位未曾谋面，但却与自己情人长得完全一样的另一个赵氏兄弟……
何芊是在赵湘被杀的第三天，也就是5月19日的上午出发去天津的。别看这位钱口袋殷实时间富裕的年轻女人曾经到处旅游，大凡中国好玩儿的地方全都去了，但却从未到过这座距离北京最近的大城市。而且据说，除了时常赴涿州探望自己繁忙的企业家丈夫，那是她惟一一次驾车去外地，也是她生平跑过的最远路程。
头一回下天津卫，刚一从宜兴阜出口离开高速公路，何芊就晕了头，她边走边停边打听，好歹在下午时分抵达了位于马场道的赵氏寓所。
泊好车，她穿过马路，上了那座小楼。像两日前到此的那个天津警察一样，何芊也依次敲了油漆斑驳的一扇扇紧闭的房门，均未得到回音，她从小皮包里掏出一张事先写好的纸条，选了同一扇门塞了进去。
在街上，何芊拿出了一本《天津旅游指南》，踌躇了片刻，伸手拦了一辆在北京早已绝迹的黄色面的，告诉司机她要去“狗不理”。因为过了用餐时间，那座全国闻名的饭馆里冷冷清清。失望地咽下了两个小包子，她在一个服务员的指点下去了附近的劝业场。
在那里，何芊漫无目的逛了几个小时，给自己买了条杭州产的真丝围巾，还给自己的准小叔子或者说准大伯买了一只漂亮的领带夹。疲惫到走不动了，便在一家书店里买了一册介绍天津风貌的摄影集，拐进附近一间冷饮店消磨时间。直到晚上9点，见赵鄂仍然没有打来电话，于是便打包带了杯桔子汁，返回赵氏兄弟的住所。
一个小时后，何芊在楼梯上见到了自己所等待的人。
在一盏老式吊灯发出的柔和之光的照射下，吃惊地朝眼前的一张熟识无比的脸望了片刻，何芊向这位另一个赵氏兄弟介绍了自己。不等对方开口，她又局促地说明了自己唐突造访的原因。一阵诧异之后，归来的主人深深地叹息了一声，便把她让进了屋。
虽然这是一个令人伤心的时刻，但在画家赵鄂的画室里，何芊却没有表现出过分的悲哀。把那份保险单连同那只包装精美的领带夹递到画家的手中后，她并没有与画家谈起他的兄弟，而是欣赏起墙上地上随处可见的一幅幅油画作品。那一刻她似乎十分专注，当抚摸着米隆那尊著名的《掷铁饼者》的雕像复制品时，还向画家表示了自己对两千多年之前古希腊人的艺术天才的感慨。
看得出来，何芊在艺术方面是个内行，见到赵鄂临摹的《维纳斯的诞生》，不仅知道原作出自十五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意大利画家波提切利之手，还知道维纳斯最初的落点是东方的塞浦路斯岛。她甚至还告诉画家，画面右侧那个体态丰腴正准备给赤裸的维纳斯裹上一件紫红色长衫的女人，是迎接她的山林女神……
或许是这位画家实在是与自己的情人太像了，娓娓地结束了与他关于绘画的谈论之时，何芊的眼睛里忽然呈现出一种异样的恍惚。她凝视着他问：
“你难道……真的不是他吗？”
听何芊这么说，一直矜持着的画家顿时泪眼潸潸。低下头，沉默了许久，他起身去了一旁的酒柜，为何芊倒了一杯马提尼，然而他递给何芊时，何芊却顺势把他拉到自己坐着的那张秋千般的摇椅上，她捧起那张自己既熟悉又陌生的脸端详了片刻，便与他亲吻起来……
当我的故事讲到这里，说句实话吧，我真不知此时此刻，对于这位感情丰富的何小姐，你将会作出如何评判，我其实也是如此。而当我得知那天晚上她在赵氏寓所与自己情人的孪生兄弟一起过夜这件事，更是不知道说些什么好。
不过我想──倘若你得知仅仅在第二天，这位何小姐便被人夺去了年轻的生命，成为本故事中第二起谋杀案的被害人，你一定也像我一样，没有心情再去对她的品行说长道短。
何芊是在她第二天，也就是5月20日的早上从天津回到北京后遇害的。据报案人，也就是何小姐的丈夫黄某声称，那天晚上，他从涿州返回别墅，在与三层卧室紧邻的一间步入式更衣间里发现了她的尸体。
法医鉴定，死亡时间为当日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之间，而根据画家赵鄂的证词，何芊是早上9点离开的马场道，而后由他驾车引领着穿过市区，于半个小时后到达了高速公路入口。
照此推算，即使她像一个男人一样开车速度很快，起码也要在上午11点才能返回位于东南四环路的芙蓉花园，这也就是说──何芊刚刚到家，便被凶手杀害了。因此，当陈耳东问及刑警梁子的看法时，梁子当时断定──十有八九，在何芊进屋之前，凶手已经藏在了别墅里。
与她的情人相同，何芊也死于一把尖刀。经确定，属于别墅厨房刀架上的一套价格不菲的德国成套刀具中的一把。
从很多方面看，这两起凶案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何芊死的时候也是一丝不挂，虽然尸体解剖说明何芊在死前12个小时内曾有过性行为，但别墅里却没有发现搏斗过的迹象，屋内所有的贵重物品一样没少，死者塞满了现金的钱夹就摆在距尸体只有两步远的一只五屉柜上。据此，陈耳东初步排除了入室抢劫强奸的可能。
现场勘验表明，她当时刚刚洗完了澡，正在她脱下浴衣，打开壁橱寻找所需的衣服时，躲在某处的凶手悄声无息地从走廊溜进来，将那把尖刀从背后刺入她的心脏。
根据刑警梁子的检查，别墅的所有门窗及前后两扇宅门的锁具均没有受到破坏，显然凶手不是强行进入别墅的，要么是主人给开的门，要么是自己持有别墅的钥匙，而种种迹象表明，后者的可能性更大。因此案的被害人与三天前发生在定安庄西大街丙7号的另一起谋杀案的被害人关系密切，且杀人的手段极其相似，陈耳东认定这两起案子的凶手是同一人，于是决定两案合一一并侦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