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芙蓉花园何芊别墅的车库里，刑警小胡在何芊的汽车里发现了她往返京津高速公路收费发票，陈耳东以此得知何芊去了天津。因为她曾经跟他要过赵鄂的地址，他知道她是为那份保险金去找她情人的兄弟，于是便给赵鄂打了电话。了解到何芊来去的时间表后，陈耳东意识到，除了那名凶手，赵鄂可能是最后见到她的人了。这样一来，他觉得有必要与赵鄂再见一面。
一共娶了6个老婆
5月21日的早上，在刑警队自己的办公室跟梁子和小胡开了个简单的碰头会之后，陈耳东便驱车前往天津。那天上午，不知怎么，京津高速路上车很多，但他依旧开得很快，一路闪着警灯，不到十点就到了金钟路出口。出了收费站，他向市区驶去。
说起来，对于陈耳东来讲，天津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城市，早在上高中的时候，有一年暑假，曾经和几个同学骑了十多个钟头的自行车来到过这里。提起那件事，陈耳东不由有些脸红，说当时他们那支远征军里还有两位女将，但回来后人家都没说什么，只有他落下了毛病──到现在，不定什么时候，左脚就会一阵阵的疼痛。
做了刑警之后，因为工作的关系，陈耳东这些年也没少往天津跑，而两千年的秋天，为了抓捕一个潜逃的抢劫杀人犯，他在南马路的一家小旅馆里整整住了1个月，可以说，天津的每一条街道都十分熟悉。所以，与何芊不同，他没费什么劲儿，就按照赵鄂留下的地址，来到了一座座洋房鳞次栉比的马场道。
当他抵达赵氏兄弟的小楼时，画家赵鄂忽然打来电话，告知自己还在外边办事，正在往回赶，于是陈耳东便下了车，在这条颇有些异国情调的街道上散起步来。
我在前节提到，陈耳东是个喜欢读书的人，兴趣十分广泛，对于天津，也曾作了一番研究。他知道，因为是口岸城市，自从1844年的冬天法国人拉萼尼在自己的炮舰上逼着道光的手下耆英签了《黄浦条约》，天津便修建了第一座教堂。随后，这种带有巴洛克风格的别墅跟着就在五大道上多了起来。105年之后，因为那个名叫陈长捷的傻冒儿不肯向只有44岁的林彪投降，结果自己的13万人马29个小时就让东北野战军给干掉了。而刘亚楼的538门山野炮既轰平了国军从日本人手里接过来的380多座碉堡，也免不了要殃及一些昔日洋人富贾们修建的豪宅。所幸的是那只是一少部分，绝大多数得以保存。在这其中，有相当数量归为政府机关、银行和一些企事业单位所有，余下的则像眼前的这座，变成了普通百姓的居民楼。
就在陈耳东站在便道上，凝视着赵氏兄弟寓所门廊上“1899”的字样时，他听见了一阵轰轰的马达声，跟着看见画家的那辆闪闪发光的奥迪“TT”小跑车停在了自己的切诺基旁边。
“对不起，让你久等了。”
跳下车，赵鄂跑过来歉意地说，随后引着陈耳东穿过马路，上了那座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小楼。
在那间两日之前何芊曾经到访的画室里，赵鄂接待了陈耳东。虽然与上次相见仅仅隔了3天，但陈耳东却发现这位画家完全是判若二人，他面色无光两腮凹陷，一双动人的大眼睛也全然没有了前日的迷人光彩，而那性感的嘴唇上，竟生出一撮难看的燎泡。
尽管这般，就像我曾经告诉过你的那般，赵鄂仍然像以往对待很多初来乍到的客人一样，带他逐一参观了赵氏寓所。除了屋顶上的那间阁楼没有带陈耳东上去，这位画家让他看了包括他们兄弟父母故居在内的每一间屋子。
来到赵湘的住所时，陈耳东站在门厅里漂亮的花砖拼图地板上望着里面卧室与书房相连的套房，不由被那种毫无生气、人去楼空的伤感氛围所感染。随后，二人来到画家的那间兼作会客厅的画室。
看了看何小姐生前曾经坐过的那张吊在白色金属支架上的双人摇椅，陈耳东告诉了何芊的死讯。得知她昨日刚从自己这里返回北京便被杀害，画家不由一阵惊骇。
那一刻，他低下头，沉默了好一阵。再次扬起脸时，叹息着向陈耳东介绍了何芊来了之后与他的全部谈话。不过，出于某种考虑，赵鄂略去了诸如二人曾经在画室里亲吻，以及还有其他更加亲密的举动这样一些细节。但陈耳东却注意到了他们孤男寡女那晚同在一个寓所里，见画家一直闪烁其词，索性直截了当地问他与何芊究竟是分室而居还是同床共枕，终于使他窘迫地说出他们那晚的确发生了关系的事实。
按照陈耳东的解释，他绝不是那种不管是否有必要，一旦沾上男女之事便兴趣盎然的警察，之所以对此事关注，完全是为了查案──如果不是何芊的尸解报告涉及到性行为，他绝不会就此刨根问底。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陈耳东此刻对这位画家赵先生产生了什么怀疑，所做的只是要核实一些情况，以排除由此形成的不必要的干扰。
谈起自己当时的看法，陈耳东告诉我，就接连发生的这两起谋杀案本身来讲，这位赵鄂都没有任何可疑之处。
“首先，在他孪生兄弟的案子中，他有充分不在现场的证据。根据那个女列车员的证词，案发当晚，赵鄂的确登上了10点10分发车的T25次列车。况且，作为一个颇有成就、非常富有，数日之内即将出国讲学的著名画家，我看不出他有任何理由要在临行之前对自己的一胞手足下毒手；而就何芊的案子来说同样如此，两个人只是见了这一次，我决不相信赵鄂会毫无由来地杀害自己孪生兄弟的情人，更不要说她的到来是为了来送那笔保险金。因而我推断，何芊的死与赵鄂没有任何牵连，至于他俩的一夜情，完全与两起谋杀案无关。”
考虑了这些因素，陈耳东那日在赵鄂的画室里并没有呆多大的工夫，了解到何芊天津之行只是来给她情人的兄弟送那张保险单，绝大部分时间都与这位画家在一起，除他以外也没有再见其他什么人，陈耳东便起身告辞。
赵鄂将陈耳东送下了楼。站在车前，陈耳东想起习亚兰的家也在附近，便向赵鄂打听具体的住处，赵鄂随即指点了不远的另一座小洋楼，跟着告诉他：习亚兰只有一位年过八十的奶奶，但这会儿不在家，昨天刚刚去了张贵庄，去探望一位比她岁数还大的老姐姐。于是，匆匆地和这位画家握了握手，陈耳东就上车离开了马场道。
当陈耳东的切诺基刚刚驶入高速公路，他便开始思索起自己所面对的这两起接踵发生的谋杀案。鉴于已经初步排除了某投资顾问总经理左某在赵湘一案里雇凶杀人的嫌疑，加之他与何芊并不认识，相互之间也没有任何利害冲突，陈耳东认为何芊之死应该和这位左某没有关系。而与此同时，本案的报案人，也就是被害人的丈夫──那位名声显赫、肩上扛着民主人士头衔的企业家黄某的疑点却立刻上升。
显而易见，他是惟一与两名被害人都有关系的人──一个是他的妻子，另一个是他妻子的情人，从这一点上说，他具有十分充分的动机，虽说黄某在昨天晚上就拿出了确切无疑的自己不在现场的证据，告知案发之时，他正陪同专程从珠海赶来的马来西亚外商一起参观自己的厂房，但这排除不了他雇凶杀人的可能。因而在路上，陈耳东下决心要把这个黄某作为侦破的主攻对象。
但令他意外的是，当天下午，就在他刚刚从天津返回来，正忙碌着与涿州警方联系，要求再次追查那辆曾经在第一起谋杀案发生时，出现在案发现场附近的黑色皇冠车的时候，黄某却携了我在本文开始时提到的那个使用望远镜监视并且跟踪赵湘的人，乘坐那辆车来了刑警队。
于是，陈耳东先后接待了这两个主动前来的人。他先见的是那个皇冠车的车主。
被一只大手狠狠地握了握之后，陈耳东惊奇地得知，眼前这位身体结实、面色黛黑的人原本是他的同行，在河北某市当过多年的刑事警察。就在去年，他参与侦破一起银行抢劫案，结果在案子告破后被“倒查”出有严重的失职之处，成为了当地警局的第一位引咎辞职的刑警。
告诉自己姓周，提了几个他在陈耳东分局里的熟人，这位下岗的警察说起了事情的始末。
大约在一个月之前，周某经人介绍认识了涿州市著名企业家黄玉忠。与黄的第三次见面后，周某接受了黄的嘱托，驾驶着他提供的那辆皇冠车，前往北京秘密监视他妻子的别墅，以查证何芊是否与其他男人有不正当的关系。于是，周某便在案发那日的早上，见到了驾车而来的赵湘。按照黄某的旨意，周某从芙蓉花园跟着赵湘一直到了定安庄西大街丙七号楼后，便把赵湘的准确住址报告给了黄某。
当晚，黄某打来电话，要他前去找赵湘当面谈谈，弄清两个人认识多久，究竟是什么关系，到底仅仅是纯粹的性需要，还是一种有感情色彩的恋情，诸如此类的等等问题。虽说对黄某这种让自己从幕后变为台前的要求感到不太恰当，但考虑已经拿了黄某的一笔相当丰厚的办案经费，这位下岗警察还是照办了，于当天晚上11点50分左右到达了赵湘的住处。
周某告诉陈耳东，当他上了楼，来到赵湘租住的502室的门口时，门是开着的，问了两声，没听见回答，他便进去了，跟着，就在卫生间里发现了赵湘的尸体。
他承认自己没有报案是个严重的错误。之所以如此完全是因为自己的特殊身份和眼下的尴尬情形，他担心那样会给自己带来很大麻烦。可没想到，仅仅隔了3天，何芊本人也被杀了，因而在黄某的要求下，他不得不前来说明情况。随后，他告知了何芊被杀时自己的所在，并且提供了相应证明人的姓名电话。
鉴于自己也是一位有多年工作经验的刑事警察，周某告诉陈耳东，以他判断，当他看到赵湘的尸体时，赵湘起码已经死了40分钟。另外，尽管很多事他还无从知晓，但凭着他的感觉，他相信这两起案子的凶手是一个人。
在他之后，陈耳东又见了何芊的丈夫。
就如昨晚在案发现场一样，在刚刚成为鳏夫的黄某脸上，陈耳东并没有看到什么明显的悲哀。只是像一个赔了大钱的生意人那样紧锁着眉头，不同的是，两只疲惫的眼睛底下一摞厚厚的眼袋完全被覆上了黑色。
颓然地坐在一把椅子上，他开了口：
“三天前，当有人向我汇报，北京的一个警察来查一辆黑色皇冠车，我就知道你怀疑上了我。其实那会儿我就想找你谈谈。可小周对此顾虑重重，说毕竟他当时没有报案，虽然已经被免了职，但他仍然不是一个普通百姓，一旦被追究刑事责任，处境将十分不妙。正因为如此，我才没有那么做。不管怎么说，他是为我惹上的麻烦……我相信，刚才小周已经跟你解释了我派他去找那个天津小子的原因，就这个问题，我认为应该跟你再详细地说明一下……”
掏出一盒中华烟，黄某散发给屋里的3个警察，被一一拒绝了后，他自己默默地点了一支，在一阵烟雾中继续说道：
“我完全是在偶然之中了解到小芊有外遇的。大概是在3月的下旬吧，有一天，因为一个做超市生意的朋友突然病故，我来北京参加他的葬礼。在八宝山完了事儿，我想起有一些文件需要拿到涿州去，便临时决定回一趟别墅。当时小芊不在家，几天前跟着她的几个姐妹儿上新马泰旅游去了。到达别墅那会儿，我左手的邻居正在搬家，等我取了文件，锁上门刚要离开时，那个即将搬走的小子喊住了我。
“那是一个满嘴跑火车，张口就是几个亿的主儿，有一次说首都体育馆要被拆除，问我愿不愿意参与投标在那儿兴建的一座比吉隆坡双塔还高的大厦；另外一次说海南岛的三亚要建一个亚洲最大的鳄鱼养殖场，问我是否有兴趣承包开挖800亩水池的土方工程；还有一次居然说──爱沙尼亚有一艘比停在小梅沙的‘明斯克’还长出50米的航空母舰要出售，问我能不能找上几个人，联手把它买下来……
“跟我告了别，那小子忽然问我是不是有什么天津亲戚，随后我便得知———已经很久了，隔三差五就有一个长得挺帅的大个子小白脸儿驾驶着一辆天津牌照的汽车前来拜访小芊……
“我当然知道那小子的话十句有八句的不能信，但我却觉得他最后说的这件事儿是真的──显然，这样儿的故事不是随便编出来的。
“听说小芊有了情人，我那种难受劲儿真的是没法形容。知道吗，我这辈子一共娶了6个老婆，第一个死了。在小芊之前，陆陆续续娶了四个，都让我给开了，也不知是怎么搞得，不是这儿不满意就是那儿不顺心，没一个不让我烦的。只有小芊，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一看见她，心里就别提多舒坦了，长相、举止、说话没有一点儿不喜欢的地方。我真的是为找到这么一个好媳妇而庆幸，时不常就幻想能早一天告老还乡回到别墅，养几朵花种几棵草，每天晚上和小芊坐在花园里聊聊天儿……
“得知了这件事儿，我真的是气昏了头，接下来的第一个念头是跟小芊离婚。可这种想法没能持续3天，小芊还没回来，我就泄了气。意识到到我将不得不再娶第七个老婆，我实在是感到筋疲力尽。况且，我发现我真的是喜欢小芊。一想到从此便再也看不见她，却知道她每天晚上在跟别人睡觉，顿时就心如刀割。
“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才找人监视小芊的。我想弄清那个小兔崽子的一切……噢，似乎我不应该这样称呼一个已经死了的人──我的本意是要跟这个小天津谈谈，可之前必须知道他是怎么回事儿，能不能拿钱来了断。如果可以，究竟有多大的胃口。我的用心实在良苦，我不想让小芊发现我已经知道这件事，所以才让小周先秘密跟那个小兔……那个小天津见一面。我其实是很谨慎的，根本没有去找那些不三不四的人，而是让你们的一个同行，一个辞职的警察去做这件事。说起来，我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没想到节骨眼儿上他却让人给扎死了，跟着就是小芊……
“当然了，我明白你不一定相信我的话，没关系，你尽可以对我进行调查，我会全力配合，只是不希望你因为在我身上浪费过多的时间而放跑了真正的凶手──可以说，这就是我来找你的原因。”
僵局
与黄某和那个下岗警察谈话之后，陈耳东的调查一时陷入了僵局，不但定安庄西大街丙7号的案子仍没有结果，芙蓉花园这一边同样毫无进展，虽然梁子和小胡挨个问了那天巡逻的保安，却没有人在案发之时，发现小区里有什么不速之客。
这其实不难理解，芙蓉花园有一百多栋别墅，却只有十几个保安，况且何芊的别墅紧靠着小区栅栏，外面便是一条僻静的环小区柏油路。极有可能，凶手是从那里翻越了栅栏，进入了何芊的别墅。
另一方面，尽管这座别墅小区入住率很高，但刨去何芊丈夫黄某提及的那个已经搬走的侃大山的邻居，其他挨着何芊的几个住户都是些忙得不能再忙的老板类人物，除了周六、日，几乎没有人白天在家。显然凶手熟悉这一点，所以才选择了中午这样一个最为安全的时间作案。可这个人究竟是谁呢？陈耳东却毫无线索。可以说，那两日他的每一分钟，都是在焦虑与彷徨之中度过的。
因而，他决定要彻底整理一下头脑里的杂乱思绪。那天晚上，回到家中的他在老婆孩子睡了以后，就把自己关在了他那间小书房。为了保持清醒，他喝了足足半筒铁观音，还把准备送给老岳父的一套礼盒咖啡拆了包，这两种分别来自东西方的不同兴奋剂着实起了不小的作用，一直润滑着我的这位警察朋友的思维，使其高速运转。
就如你曾经在某外国电影或者某中国电视剧里看到的那样，陈耳东在一张白板上（那是他从儿子屋里搬来的），用一支红色的画笔把两案中所有与被害人有牵连的人一一罗列出来，不管他或者她与他（赵湘）或者她（何芊）是否有矛盾有利害冲突，是否有解释得通的杀人动机；也不管他或者她在两起谋杀案发生之时是否有不在现场的证人证据，不论三七二十一，统统再做一次彻底的分析。
于是，在那块原本陈太太让陈公子随意涂鸦的园地上，便出现了一串编了号的名字、一些缺少标点符号并且相当不完整的简短附注。不过，说是“一串”，其实他一共也没写上去几个。恐怕你已经注意到了，在这两起谋杀案当中，与两名死者有关系的人其实非常少。
被陈耳东写上去的第一个是赵湘的老板，也就是那个某投资顾问公司左总经理，继而是被他雇佣的那个正在通缉的刑满释放人员祝强。而因为那些已经跟你说过的种种原因，没一会儿，他就给这两个人打了“×”。陈耳东觉着，不论以什么角度或者思维方式考虑问题，总不能背离客观逻辑。别的暂且不提，起码———倘若认定这两起谋杀案是一人所为，或者说认定是在一人指使之下，那么，何芊之死必定与这两个人无关。自然，这一条线索应该在排除之列。
跟着，陈耳东又写了黄某，这一位让他踌躇了好一通儿。虽然曾经被这一位的坦坦荡荡、极富真实感的冗长之说而感动，但到了这会儿，他依旧对他免不了疑心，不管怎么说，这位制造牛奶的河北乡镇企业家、肩上扛着民主人士头衔的大亨，是惟一与两个受害人均有利害关系的人。思考这条线索时，陈耳东真的是反反复复。但最终，他的直觉超过了理性，他决定相信黄某的话。
由于找不到一个符合逻辑的犯罪嫌疑人，他不禁寻思──会不会还有什么他根本没有想到的可能呢？另外，还有一点──当初勘验定安庄西大街丙七号赵湘的住所时，在现场发现了一共四个不同的脚印，而到现在，他还只是知道有那个受雇于赵湘老板左某的祝强及其同伙，和被何芊丈夫派去的前警察周某这三个人，而对于那第四位，却仍然一无所知。
谈起自己当时的困惑，陈耳东对我说：
“因此，茫然地离开了画了一只只圆圈儿方框叉子箭头以及若干问号惊叹号的白板，我再一次把自己埋进两起案子的卷宗里，重新翻看一份份材料和一页页与诸位当事人的询问笔录。
“忽然间，我在其中发现了一个我曾多次向你提及，但却始终被我忽略的名字，这就是不久前与赵湘登记结婚的那个女人──当初与赵湘一起卷走自己公司巨额美元的同谋习亚兰。
“那一刻我意识到：是不是我把一切搞错了？会不会有这样一种可能──他们俩拿走的那40万美元其实并没有被她带到美国去，相反，却一直在赵湘的手上？因为赵湘没有拿到签证，习亚兰只得一个人先走。当赵湘第二次被拒签，出国的希望已经成了泡影，便想一个人独吞这笔钱，作为自己独自为此承担风险的回报。
“随后，赵湘的这种心思很快就被习亚兰察觉，于是她便悄悄地回了国。当然，对于赵湘而言，她毕竟嫁给了他，不管怎么说，二人总得见上一面。所以，接到习亚兰打来的电话，他便告诉了习亚兰自己的新住址。5月16日的那天晚上，就在死者的那位画家兄弟走了没多久，习亚兰便赶到了定安庄西大街丙七号，然后杀死了自己的新婚丈夫！
“当然，照此推断，很多具体的细节和问题还无法解释，诸如：她究竟是按时到访还是提前赴约；为什么赵湘会在那一刻洗澡；还是他其实根本没有洗澡，这连同阳台上那扇被打碎的玻璃窗，都是她为迷惑警察而伪造的一种假象；到底她是怎么迎面给了她未婚夫一刀对方却没有做出任何反抗，这一切发生在她拿到那笔钱之前还是之后；既然随后不久那个受雇于赵湘的老板左某的祝强，和那个为何芊丈夫做事的下岗警察便相继赶到了那里，那么她的时间可以说相当短，这么一会儿的工夫，无论是张口要，还是自己动手找，她都难以做到；更重要的是──如果以那笔巨额美元为依据而怀疑习亚兰杀了赵湘，那何芊之死又怎么解释，难道说她与此事也有牵连？她同样也死于习亚兰的刀下吗？
“你应该能理解，这么多的疑问让我一下子就琢磨透肯定是不可能，我当时只是意识到，既然这位习小姐同样也有犯罪的动机和可能，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落实她是否在两起谋杀案发生的这几日回过国。
“于是，第二天一早，我便让梁子和小胡兵分两路，挨着个儿地去一家家国内外航空公司，查找是否有一个叫习亚兰的中国女人近期从美国飞回来或者飞回美国去，随后，我又一次开车去了天津。因为从那个画家口中得知习亚兰有一个奶奶，我想找找那个老太太，看看她的孙女习亚兰是不是真的回来过。
“其实，从理性上讲，我那第二次天津之行几乎是没有必要。后来破获了这两起接连发生的谋杀案之后，有一回跟我的那位生了病的老上级一起钓鱼，他曾笑着对我说：‘你小子，就是邪门儿，都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也不琢磨琢磨，换了你，如果是为了杀人而回来的，还不完了事儿就跑，能去回家看你奶奶吗？再说了……这点儿事儿，也值得费着油又跑一趟？给当地派出所打个电话，让他们了解一下不就齐了嘛……’
“说实话，我这人在想问题时可能是跟别人不大一样，尤其是在办案的时候，一方面，你可以把我看作是一个过于认真的人，而另一方面，常常会不依据理性而凭着一种直觉去处理问题。具体到这件事上便是如此──也不知道怎么了，当时总觉着那一趟可能会得到什么收获。不过，按照本来的想法，是打算快去快回，根本没有想到会在天津呆上整整一天……
“我是在5月24日第二次去的天津。考虑到习老太太已经80多，我没有贸然前往，而是先去了当地派出所，找了个民警一起去拜访老人家。
“你已经知道了，那个自始至终我也没有见过的女人的家也是在马场道上，与赵氏兄弟的寓所只隔了两座带花园的洋房和一个不大的邮局，也是一座有年头儿的小楼。与那个民警交谈了几句后，我们就一块儿去见了习亚兰的奶奶。
“在一间光线明亮，陈设典雅，半圆形的会客厅里，小心地坐在一对不是清代也是民国年间制造的太师椅上后，我和那个民警与那位衣着整齐，精神矍铄的老太太聊起了天。那个民警说，我们的造访并没有什么公事，只是路过这里，顺便来看看，了解一下她时下的生活状况，是否有什么困难等等。
“虽然已是古稀之年，但习老太太身体相当硬朗，言谈话语、举手投足仍旧像一个中年妇人，全然不见那种耄耋之态。她十分健谈，可很少提及自己，用一把看上去比她岁数还大的紫砂壶给我们沏了一壶乌龙茶后，便抱着一只纯种的泰国短毛猫，用地道的天津话，娓娓地跟我们描述她对邻里之间一些矛盾的看法。
“我一直认真地坐在那里，听着老太太提起的一个个陌生的名字，还有她对自打那位老所长那年退休，就再没有见到前来拜访她的民警的感慨。说起来，我虽然还称不上见多识广，但也决不是孤陋寡闻，多年来同形形色色各种身份、各种背景的与犯罪有牵扯的人打过交道，可那一刻我还是有点儿反应不过来，怎么也无法把习亚兰那样一个女人与这位令人肃然起敬的慈祥的老祖母，以及眼前随处不透出格调高雅的古朴环境联系在一起。
“……终于，那个民警找到一个合适机会谈起了我所关心的话题。20分钟后，我发现习老太太也不知道习亚兰与住在附近的两个赵氏双胞胎里的一个结了婚。了解到习亚兰去美国是为了继承老太太小叔子一份‘微薄遗产’的同时，也得到了我这一趟来要确认的一件事──自从习亚兰4个月前走了之后，至今没有回来过。
“谈到她一直牵挂的宝贝孙女，习老太太把我们引到一张挂在墙上的黑白小照跟前，她不无遗憾地告诉我们，说原本有不少她的照片，可为了不让她一天到晚总是想念自己，她的孙女在临行前全给收了走，这是她惟一拥有的一张。听老太太这么说，我不禁认认真真地朝那上面望去──那是一个约摸四五岁、头上对称地别了两只发卡、身穿整齐水手套装的小姑娘，圆圆的小胖脸上，一双黑大的眼睛正诧异地望着我，似乎对我的到来充满疑问。”
两朵莲花
陈耳东二人是临近中午告辞了习老太太的。因为急着赶回北京，他谢绝了那位天津民警一起吃午饭的邀请。不过，当他驾着车，行驶在天津市区狭窄的马路上时，忽然就有了一种白来一趟的感觉。他一时颇不甘心，犹豫了一阵，决定再与赵湘的孪生兄弟画家赵鄂见一面，于是便给赵鄂打了电话，说自己又来了天津，问他是否有空一起坐坐，顺便再谈谈案子。
赵鄂爽快地回答了，告诉陈耳东他这会儿正在民航售票处确定自己飞往美国的航班，听说他快到了解放桥，便约他在滨江道和大沽北路交口的登瀛楼饭庄见面。
陈耳东和赵鄂几乎是同时到达那家餐厅的。当他停了车，刚刚从车里钻出来，赵鄂也正跟出租车司机结账。
见赵鄂没有开着那辆跑车来，陈耳东便在饭桌上询问原由。赵鄂告诉他，因为要出国，他已经把车给卖了。叹了一口气，随即又补充，还有他当初给自己兄弟买的那一辆也卖了。提到一周前猝死的孪生手足，赵鄂不由一阵黯然。
一见此状，饭桌上的陈耳东只得暂时咽下那些关于谋杀的话题，只是说自己来津是为了见见习老太太，又问了问当日的美元牌价（此前赵鄂曾经提起刚刚在银行为自己的美元帐户办理了“威萨卡”），以及他究竟是前往美国哪一州，是什么学院，具体到那里讲什么课，准备何时走，乘坐哪一家航班等等一些问题。
赵鄂一一作了回答，最后告诉陈耳东，自己准备后天就走，乘坐当日上午10点在北京首都机场起飞的美国西北航空公司的NW088航班飞往纽约。
说到这里，画家忽然抑郁起来，沉默了好一阵，他才开口。
“如果还有什么问题，”这位悲伤的画家像女人一样拭去了眼角上的泪水，抬头看了看表，低声对陈耳东说，“就一起回家里谈吧，只是你可能要等一阵子，我不知道你会来，约了一家房地产公司来签售房合同，房子对方已经看过了，耽误不了太长时间……”
“噢，没关系，”陈耳东回答，随即不安地说，“倒是我觉得有点儿不好意思，你马上要走了，这么忙，实在是太打扰……”
“哪儿的话！”赵氏兄弟连忙说，“我是一个公民，协助警方破案是应尽的责任，况且你是为了……”说话间，他招来了服务员，像对待一个老朋友那样伸手按住了正在掏兜的陈耳东，“不不……我来吧，就你那点儿工资……”
拿出一只鼓鼓的钱夹买了单，他挽着陈耳东的手臂走出了餐厅。随即，他上了陈耳东的车，指点着他朝马场道方向驶去。路上，他解释了自己卖房子的原因，除了那些他曾经向赵湘提到的理由，主要还是因为赵湘已经去世，谈到这一点，他一时显得非常无奈。
“其实房子本身好办，说卖也就卖了……”他苦涩地说，“可家里的很多东西真是难以处理，比如我爸爸珍藏的那些古玩，还有我妈妈的那台斯坦威钢琴──那是我的外婆小时候她爸爸给她买的，据说全天津只有两架；还有一些别的，就说谈不上多值钱，但却有纪念意义，比如我兄弟的小号，尽管他一直扔在阁楼上，那也不能不要了呀；还有我的那些画儿，我的那个经纪人倒是一再表示要替我代理，可我不想交给他，原因是……不过还好，我昨天刚刚和我的一个堂叔讲妥，他住在杨柳青，家里的房子多，同意暂时先把东西搁在他那儿，我总算有了着落……”
抵达即将出售的赵氏寓所时，陈耳东看见有3个扎着领带，衬衫雪白的男人正等在小楼门前。下了车，与其中一个拿着文件夹的人握了握手，赵鄂招呼众人上了楼。鉴于是两拨来客，他把陈耳东安顿到自己的画室歇息。递过一筒冰凉的饮料，歉意地笑了笑，便跑去另一间屋与那几位房屋商洽谈生意。
虽然这位赵鄂声称不会耽误很长时间，但陈耳东却在那间画室里足足呆了3个多钟头。为了打发时间，他无一遗漏地看了画家赵鄂的风格不同、题材各异的几十幅作品。
“尽管我是个喜欢艺术的人……”他后来对我说，“可在那种情况下，根本没有那份儿闲心。我一直坐在一把摇椅里苦思冥想着自己的这两起案子。直到他推门进来，说还要去那家公司签合同时，才站起来去欣赏那位画家的一幅幅杰作，要不是这样儿，绝不会注意到那张画儿……”
陈耳东告诉我，在此之前，他一直囿于脑海里的种种寻常观念，并且以此作为前提去思考着所面对的那些并非寻常的一切。所以他始终不得其果，正是因为看了那张画儿，他终于大彻大悟、幡然猛醒。
说到这里，陈耳东并没有马上告诉我他是如何根据那张画儿侦破了这两起令他困惑的谋杀案，他相当拿糖，一直吊着我的胃口，以使我不得不耐着性子仔仔细细地听他其后的破案过程。
因为有着出众的记忆力，陈耳东绘声绘色地向我讲了其中的十几张画儿。虽说我未能有幸像他那样去赵鄂的画室里参观一番，但仅凭他细致入微的描述，倒也真觉着自己好象亲眼看见了似的，那一刻，不禁为那位画家的艺术才华和丰富的想象力而感叹。
按照陈耳东的说法，我故事里的那位青年画家笔下大多是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
比如，他画了一个垂钓的少年神情漠然地坐在水流湍急的溪边：如果你猛一看，会认为少年的脚下是一条硕大无比的鱼，但若仔细端详──那原来是一位枕在一块石头上安睡的裸体女人；她侧着脸躺在一片与她身体颜色极为相近的秋草之中，周围几根或弯曲或细长的枯枝恰好摆成了鱼的轮廓；而鱼的眼睛其实是女人堆在头顶的一团黑发。
又比如：他还画了一条无头无尾、长蛇一般迷乱地缠绕着的绳索，虽然栩栩如生，逼真得像一张电脑制作出来的三维图片，但这条绳索在客观宇宙中根本不可能存在，那仅仅是画家脑海里的一种臆想，是一种视觉上的欺骗，世界上没有人能将它穿插成那样；还有他画的那些与此异曲同工的一组组不断拐弯的楼梯，看上去那些楼梯彼此相连，顺着它，你从地面走上到墙壁，再从墙壁走上屋顶（当然你此刻是倒挂着），可如果你认真观察，便会发现这其实也是骗局──尽管那些台阶一磴也没有断，可楼梯并非真的连接着……
除了以上所说，青年画家赵鄂还有不少令人诧异的自画像，诸如人面马身或者人面牛身；即便是人面人身，且四肢也完全正常，英俊的脸庞两边却生着一对精灵般的尖耳朵；而一旦五官完好，脊背上便会插了两只蝙蝠的翅膀。
鉴于他还有一个与自己相貌完全相同的兄弟，陈耳东总是不能确定究竟哪一个是他自己，哪一个是他的孪生手足；而对于那些兄弟俩一起出现的双人像──那些安插在两只企鹅身上或者悬挂在一棵苹果树上的两张完全一样的脸，陈耳东更是无从判断。
不过，其中有一幅例外。只有这一幅，画家让陈耳东把画儿上的两兄弟区分出来。当然了，陈耳东依旧不可能找到画中的两兄弟相貌上有什么差别──事实上，画家赵鄂在这幅同样以他和自己兄弟为题材的作品里，根本就没有他俩的相貌。
鉴于这幅画儿的重要性，我认为有必要将它详尽地向你描述一番。
这幅画儿只绷了内框而没有镶外框，为80cm×80cm正方形标准规格。与众不同的是，这是赵鄂画室里惟一一件有名字的作品：在画儿的底部右侧，画家用与内容相近的颜色写了“并蒂莲”三个字。依旧是十分另类的风格，即很抽象又很写实。背景是一池不讲透视关系的碧绿荷叶，星星点点缀着一朵朵含苞欲放的花蕾。画面的当中，是两朵盛开的并蒂莲花———那便是画家和自己的兄弟。他们身着绿色套装，被变形了的细长的身躯紧紧挨在一起，替代了原有的花茎。是的，这幅作品没有赵氏两兄弟的相貌，画家直接把那两朵莲花插到他们衣扣整齐的衣领上作为他们的脸。之所以陈耳东看出了他们两个谁是谁，根据在于两兄弟各自手中的东西。
陈耳东知道──画面左侧的那一朵是刚刚被人谋杀了的赵湘，他右手拿着一支放着金光的小号，左手握着一本封面带着小号标志的乐谱；而画面右侧的那一朵是画家赵鄂，他右手拿着的是一个涂满各色颜料的调色板，左手握着的是一支约一尺半长的大号画笔。
其实，我的这位警察朋友对绘画，尤其是西方绘画的认知实在是不甚了了，水平仅限于知道《蒙娜丽莎的微笑》是达·芬奇画的；一看见画面朦朦胧胧，到处斑斑点点，就认为是“印象派”；还有──曾经听说一个叫凡高的人在神经失常后，竟然割下自己的耳朵送给一个跟他开玩笑的女人。
尽管如此，陈耳东还是从这幅画儿里看出许多东西。比如，他看出与画室里的其他作品相比，这一幅的笔触和技法似乎不够成熟，并且那种靠小号、画笔一类的具体玩艺儿来代表各自的构思和表现方法也实在有些稚嫩直白，再加上它的名字──很少一个成年男人会以此来比喻他与自己的兄弟，显然画这一幅画儿的时候画家十分年轻，不知道“并蒂莲”在文学上一般都指恩爱夫妻。虽然这么讲，陈耳东还是被那张画儿所表达的手足间的真挚情感而触动，想到那两朵盛开的莲花现如今已经孤独一只，心中一时生出阵阵感慨。
从那家房地产公司签了合同回来后，看见陈耳东正对着那幅画儿凝视，画家告诉他，这是自己小学六年级那会儿画的，现在看来着实幼稚。不过，鉴于他小时候的作品很少保存下来，可以说绝无仅有，便一直没舍得把它扔掉。
要说起来，那天陈耳东并没有和那位赵鄂谈多长时间。两人刚刚坐下没几分钟，画家的经纪人张文英就赶了来，赵鄂又抱歉地让陈耳东再等他一会儿，随即跑去另一间房子与那个上海人说话。
由于看了那些画儿以后，陈耳东隐约地感到自己受到了某种启示，同时意识到自己需要完全换一个思路面对自己的问题，于是他起身离开了画室，准备向主人告辞。当看到画家正在为自己的全部作品的售价到底是550万，还是480万而跟经纪人激烈地讨价还价时，陈耳东没有进去打扰，在门厅里写了张简短的便条，便悄悄离开了赵氏寓所。
陈耳东的第二次天津之行基本就是这样，至于他到底从画家赵鄂的那些充满玄虚的绘画作品里受到何种启示，并在其后一举侦破了他负责的这两起令人困惑的谋杀案，我想还是让你亲耳听他自己谈谈吧。
你根本不是画家赵鄂
“实际上，我是在第二次从天津返回北京的两天之后，才把一切想了个明白的。在此之前，我一直没有理出头绪。
“第二天一早，不到七点我就去了刑警队，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一边想着画家的那些古怪的画儿，一边再一次打开两起谋杀案的卷宗，一页页地翻看。一个小时后，梁子小胡前后脚走了进来，两个人各自拿出一张写了一串航空公司的名单，告诉我都没有找到习亚兰曾经回国的线索。大约10点钟，我接到110打来的电话，说在丽择桥长途汽车站发现两个形迹可疑的人，其中一个，很像是被通缉的祝强。
“20分钟后，我带着梁子小胡赶到了那儿，在一辆即将发车的长途大巴上，抓到了那个祝强及同伙。
“回到刑警队，我们分别讯问了这两个小子。他们的口供完全一致。那天中午，找到了赵湘的新住处之后，二人当晚便再一次去他家逼他还钱。他们是10点50上的楼，与那个前警察周某一样，他们说，当时门也没锁，还开着一条缝，于是这两位门也没敲就进去了。那个祝强看见桌上有酒，便给自己倒了一杯，可还没来得及喝下去，他的同伙儿就看见了躺在卫生间里的赵湘，二人随即落荒而逃……
“正像我跟你说过的那样，其实这会儿我已经基本认定这两个小子不是凶手，之所以要抓他们是因为他们到过现场，是指望能从这俩嘴里了解到一些新的情况。我基本上没有什么收获，不过还是得知，就在这俩刚进屋时，曾听见外面一阵脚步声，有一个人从楼上下来，急急地跑了下去。
“记得我曾经告诉过你，这座楼的住户很少，而赵湘的那个单元只有三户，除了他自己，一户是住在二层的酒店女服务员，另一户在三层，是一对退休工人老两口。也就是说，六层没人住，显然这个人是凶手。
“我推断──当祝强二人正在上楼时，凶手刚好离开赵湘的房间要下楼，听见有人上来，被堵在楼梯上的他只好跑上六层暂时躲避。我的这个推断完全正确，如果你看了凶手在被捕之后所交代的供词，就会发现它与事实几乎是丝毫不差。但这是后来，当时这一点对我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对于这个人究竟是谁，我依然一无所知。
“这天晚上，我再一次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意识到自己是睡不着了，我沮丧地从床上爬了起来，像一个夜游神一样，在客厅、厨房、卫生间和儿子的屋子之间滞留、往返着。到了后半夜，我又一次去了我的小屋。再三犹豫，好不容易戒烟了的我还是打开抽屉，拿出那条一直没有舍得送人的‘精品中南海’。拆开了包装，点燃了一支后，我开始了对这两起谋杀案的最后一次苦思冥想。
“鉴于那两本卷宗里的材料并不多，不过是几位当事人的询问笔录，分别由梁子、小胡写的案发经过，两份法医处的验尸报告和一些相关文件，我几乎已经全部背了下来，于是便回想着每一页上的内容，见过的每一个人，他们说的每一句话，当时的一些具体情形等等……
“不知为什么，我的思绪又回到画家的那些令人费解的画儿上──那神情异样，看似钓鱼实则在怀恋女人的少年；那些由线条、颜色、构图、光线组成的解不开的绳索和无法攀援的楼梯；还有那些古怪的画家本人，和那些由他兄弟二人两张同样面孔组成的自画像；这一切，有时会无章无序地在一秒钟里，飞速旋转着在眼前一闪而过；有时又像电影中的一系列被定格的镜头，一帧帧地出现在脑海；最终，我的思绪停留在画家少年时期创作的，也是惟一被我看懂的那张‘并蒂莲’上，就是那一刻，我忽然就觉得眼前一亮……
“那天早上，当我推开烟雾笼罩的小屋里的窗户，看到东方一缕红色的曙光之时，我不禁被自己做出的结论激动得一阵阵颤抖。
“忘了是在哪一本书里看到过这样一句话，说‘真正的艺术是有灵性的’。那一瞬间，我真的是深深地领悟到这一点。当然了，这时候我所意识到的真相还仅仅是我的推理，一些猜想和疑问还有待逐一找到证据或者核实，然而此刻我已经信心十足胜券在握，需要解决的只是若干具体问题罢了。不过，解铃还须系铃人──无论是猜想也好疑问也罢，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再一次去见那位让我蒙受启发的画家，我深信，在他的帮助下，所有的疑问都会迎刃而解，随之我便会迅速抓到凶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