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我其实是很幸运的，如果画家赵鄂早一天启程去美国任教，或者我晚一天大悟大彻，那么一切就真的是很难说，很有可能──这两起谋杀案就不得不让我给长时间地挂起来了。不知道你是不是还记得，就是那天早上，赵鄂将要乘坐美国西北航空公司的‘NW088’航班飞往纽约，所以我正好赶得上在他临行之前，去首都机场跟这位被害人的孪生兄弟再见上一面。
“尽管画家的飞机10点钟才起飞，可不到7点我就到了机场。顺着缓缓的匝道，我上了二层，将车停在了离港大厅外面写有‘国际起飞’的一块牌子附近。下了车，给梁子打了一个电话后，我进了大厅，见时间尚早，就去了一间咖啡屋。
“喝了一杯我这辈子喝过的最贵的咖啡，我便抱着空空的杯子，坐在了靠近门口的一把椅子上。我在那儿呆了差不多一个小时，随后便离开咖啡屋去了大厅。大约8点10分左右，我在海关窗口，找到了那位背着一只绿色的大画夹子、刚刚申报完行李的赵鄂。
“看见他一脸诧异，我告诉他我是来为他送行的。握着他伸过来的手歉意地说还得再麻烦一下儿他──为了抓到杀害他孪生兄弟的凶手，我需要他在临走前给我提供最后一次帮助。虽然他行色匆匆，且十分困惑，但他并没有马上问我让他做什么，看了看表，指着我刚刚出来的咖啡屋说：‘那就去那儿坐会儿吧。’
“因为咖啡太贵，我实在不想花冤钱，只是给画家和我要了两罐可乐，摆在了我俩中间的小桌上。此时，五六个头戴款式相同的旅行帽的香港女大学生忽然涌了进来，原本宁静的咖啡屋立即被她们纤细而噪杂的粤语打破。
“‘首先，我要告诉你──我已经知道了谁是杀害你兄弟的凶手！’当他脱下外衣，正捋着自己潇洒的长发朝一个高个儿女孩儿望去时，我对面前的画家说。
“‘什么？’他转过头，一双白皙的手停在了脸颊两边，惊奇地看了看我，放下了两只长长的胳膊，犹豫着问，‘这个人是谁？能……告诉我吗？’
“‘当然，’我当下肯定，‘要不然我来干什么！不过，我首先要对你表示感谢，你恐怕不知道，要不是前天在天津咱们吃了午饭之后，你让我去你家看了那些画儿，我到现在可能还糊涂着呢。’
“‘那些画儿？’画家一时一头雾水。
“‘没错儿！’我说。
“‘听起来……这真是有点儿玄奥，那些画儿怎么会……’
“‘是有些不可思议，可事实的确如此。’我说。
“‘是吗？我简直都有些迫不及待了！’
“‘这个不用慌，’我跟着说，‘虽然我已经深信无疑，可让我现在就跟你说，我还是觉着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因此还需要你的帮忙……’
“‘我？’他愈发糊涂，‘我不明白……’
“‘你一定知道跟赵湘登记结婚的那个女人吧？’我问他。
“‘你是说……习亚兰？’他不由提高了声音。
“‘是的。’我跟着问，‘你跟她也很熟吧？’
“‘当然了，’画家回答，‘从初中到高中，她一直和我们俩一个班，而且，打高二起，还跟我是同桌……’
“‘这么说，对她印象很深啦？’
“‘是呀？’他说。
“‘没有忘了她长得什么样儿吧？’我有些不放心。
“‘怎么可能！’他立刻回答，‘这么多年了，即使闭着眼，我也能……’
“‘这就齐了。’我满意地点点头。
“‘怎么？难道你认为……是她害死了赵湘？’画家不相信地摇了摇头，随即忽然想起了什么，‘可她……已经去了美国啦？’
“‘难道就不会回来一趟吗？’我反问。
“‘理论上说是有这种可能……’画家附和着，一双漂亮的大眼睛望着我，看上去相当犹豫，“不过……”
“‘事实上，’我对他说，‘当我意识到自己发现了真正的凶手之后，我也觉着这一切不可思议，所以才来找你，请你为我证实一下。’
“‘是吗？’画家一时纳闷儿，‘那么，我怎么才能帮你证实呢？’
“‘是这么个意思，’我解释道，‘要知道，到现在，我还不知道这个习亚兰长得什么样，那天去她家，只看见她一张四五岁的照片，所以……’指了指他放在一旁的画夹子，我接着说，‘我的要求很简单，对你这样一位大画家来说实在是轻而易举──不过是想请你为我给她画一张像。’
“我至今记得当时的情景──听我这么一说，他手里的可乐一下儿就掉在了地上，那些酱油颜色的饮料顿时把邻座一个香港女孩儿雪白的裤子弄了个一塌糊涂。可他好像根本不知道自己惹的祸，连个抱歉的招呼都没打，只是呆呆地望着我，结结巴巴地说：‘你为什么……不去一趟……天津市公安局，那儿……肯定……有她的照片呀？’
“就在这时候，接到我的电话的梁子带着小胡赶了来，看见他俩坐在了门口，我跟着对他说：‘这个主意的确不错，可我既然已经来了，你还是……’我的话没说完，就被他给打断：‘实在对不起，我这会儿真的是没有这种心情，况且也没有时间，还要去托运行李，办理登机手续……’
“‘你大可不用担心，’我跟着说道，一边伸手把那只画夹子摆在他面前，‘时间完全来得及，用不了几分钟，只需画一张速写就可以，之后我会亲自送你上飞机。’
“‘那又有什么意义！’他焦躁地说，‘你总不会说，要把一张画儿印到通缉令上去吧？’
“‘当然不会。我只是想自己看看。’我温和地笑了笑，但随即就严肃起来，“不过，有一点得声明──我现在不是恳请，而是要求！’
“‘哗啦’一声，他把小桌猛地往我这边一推，看样子连那个画夹子也不想要了。他跟着就站起来，恼怒地大声问：‘如果我要是拒绝呢？’
“那一刻，咖啡屋里所有人全都听见了他的话，包括正在徒劳地用一张纸巾擦拭裤子的女孩儿，那些香港女大学生一齐回过头，就连吧台里的服务员，还有刚刚在另一张桌子上坐下来的两个老外和他们的翻译，也都朝我们张望，只有我那两个手下显得无动于衷，似乎知道我要说什么。
“‘相当不妙，’在众人诧异的注视下，我抬起头告诉他，‘后面的事儿先不说，起码眼下……你是不能上飞机了！’
“‘你到底想要怎么样？’他用一种哭腔儿问我。
“‘很简单，无非是想证实我的一个推断──’深深地吐出一口气，我铁着脸一字一句地说，‘尽管你煞费苦心装模作样地背着这只画夹子，行李里还有若干证明你画家身份的文件和证书，但是我敢担保──你画不出任何可以被认为是出自画家笔下的东西；也就是说──你根本不是画家赵鄂，真正的赵鄂已经于5月16日的那天晚上被自己的孪生手足赵湘杀害，而那个赵湘，也就是那个于3天之后又残忍地杀害了一个无辜并且深爱着他的女人的凶手，现在正站在我的面前！’”
故布疑阵
必须承认，在认识陈耳东之前，我对中国的警察了解甚少，认知基本上是通过媒体的报道和那些没完没了的电视剧。就如偶尔和陈耳东聊起汽车时，他认为“北京吉普”还远不如克莱斯勒的“大切诺基”或者丰田的“霸道”一样，在私下里，我也认为他们办案水平与西方侦探相比，同样有不小的差距。但是，当初听陈耳东把故事讲到了这里，真的是有种见到波洛的感觉。
当然了，我不知道你在此之前是否猜出此赵先生其实乃彼赵先生，反正我本人是一丁点儿也没有想到。
谈到接下来发生的事，陈耳东继续说：
“我说完了这几句话之后，咖啡屋内顿时一片寂静。被惊呆了的人们恨不得连气儿都不敢喘了，全把愕然的目光齐刷刷地聚在了这位赵老兄身上，而那个被弄脏了裤子的香港女学生慌忙就站起了身，惶恐万状地躲到了一旁。
“唯独，两个金发碧眼的老外困惑不解，但那二位也感到空气中令人窒息的紧张氛围，一再悄声向身边的翻译询问究竟。终于，那个男孩儿想起了自己的职责，这才恍然低下头，在聚拢过来的两只大鼻子之间，叽里咕噜地向他们低语着所听到的一切。
“此时，那位身材硕长、模样俊俏的赵老兄像一截儿电线杆子似的一动不动地戳在那里，沉默中，一张原本迷人的脸相继呈现出愤怒、沮丧、伤心和绝望的神情，同时，颜色也渐渐从蜡黄变为了土灰。当大厅里的扬声器发出一声悦耳的叮咚，一个燕语莺声的女播音员分别用汉语和英语催促旅客登机之时，他像一座被消融了的冰山一样，轰然坍塌在身后的椅子上。
“随后，看见梁子和小胡走到自己跟前，他一声没吭，愣了片刻便站起身，把两只沉重的手臂抬到了胸前。梁子给他戴上了手铐。看到咖啡厅门口聚拢了很多人，小胡顺手拿起他的外衣，盖在他的腕子上。
“上了车，他一路无语。而在其后的3天里，任凭你问什么，也始终没说一句话，直到5月30日的早上我第六次提审，他才开了口。
“‘好吧，我可以……交待我的罪行。’接过我给的一支烟，他望了望自己脚上的镣铐，抬起头说，‘可我真的搞不懂，也实在理解不了──这一切，你究竟是怎么知道的？’
“‘说起来，这的确有些不同寻常……’给这位令人不可思议的年轻人点上了烟，我开始了自己的耐心解释：
“‘那天在机场说过，我是在看了你的那些……噢，现在必须纠正──是在看了你兄弟赵鄂的那张画儿──按照你的说法，是多年以前，他在小学6年级画的那张‘并蒂莲’，才把一切弄了个明白。
“‘正像我在他的画室里看到的其他一些画儿一样，这一幅同样是以你们兄弟二人为对象的一件很另类的艺术品。鉴于你本人是画家的孪生兄弟，你对它自然比我熟悉得多，就不跟你重复上面的内容了。但值得一提的是──虽然里边并没有你们俩的脸，所替代的只是两朵盛开的莲花，那却是我惟一能把你们俩区分开来的一张画儿。在那里边，年轻的画家用一些具体的东西来说明哪一位是他，哪一位是你。于是我便得知──画面右侧拿着调色板和画笔的是画家赵鄂本人；左侧拿着乐谱和小号的是他爱好音乐的孪生兄弟赵湘。
“‘我知道，你这两天一定还在纳闷儿我从这里边得到了什么。没错儿，要发现其中的奥妙着实不易，直到你将要飞走的那天早上，我才恍然大悟，但凡再晚一点儿，想再见到你，恐怕就得依靠国际刑警组织的大力协助了……
“‘怎么，你仍然不明白？看来我还得再进一步说明──虽然你兄弟的这幅早期作品充满了浪漫情调，可同时却又十分写实：记得吗，在画面上，你是右手拿着小号，左手拿着乐谱；而他呢，则刚好相反，他是右手拿着调色板，左手拿着画笔。据此，我得知了你们二人在生理上惟一一处但却非常重要的不同──他是一个左撇子。
“‘知道吗，虽然我和你接触不多，可毕竟也见了几次，还一起吃过饭，发现了这一点之后，我立刻想起来──无论是使笔还是拿筷子，你都是用右手，那一刻我不禁大吃一惊。意识到你不是赵鄂是赵湘之后，我便沿着假定被害人是赵鄂这条思路，结合赵湘目前的窘迫困境，重新思考两起相继发生的谋杀案。尽管感到难以置信，但我还是做出结论──一旦你真的是赵湘而不是赵鄂，那么，无论是对自己的孪生兄弟画家，还是那个对你一往情深的女人何芊，你都有重大杀人嫌疑。
“‘先谈谈你的兄弟赵鄂是怎么死的吧。5月16日的那天上午，真正的赵鄂从天津来了北京，去美国大使馆领取了自己的赴美签证之后，于下午到达了你的住处──定安庄西大街丙七号。
“‘说起来，这时候的你处境相当不妙，虽然你和那个不久前刚刚跟你登记结婚的习亚兰一起卷走了公司40万美元，但你却未能按照当初的计划，与她双双飞往美国去享用这笔巨款。不光如此，尽管没有拿到一块美元，你却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除去面临坐牢的危险，还要对付自己老板派来讨债的人，为此，你一次次搬家，还将一把匕首藏在了枕头底下……
“‘在和赵鄂的交谈中，两次被拒签的你意外得知他已经拿下了签证。你立刻便起了杀心，虽说我难以理解你怎么能对自己的孪生手足下此毒手，但显然，你确实那么做了……
“‘就在那天晚上，你用某种借口让赵鄂留在家中，自己于9点一刻出了门，飞快地赶往北京站。买了一张火车票后，你在10点钟左右登上了10分钟后发车，开往青岛的T25次特快列车。说起来，你实在是工于心计──为了事后给自己一个无懈可击的证据，你故意在登车之前摔了一跤，以便让那个女列车员充当你不在现场的证人。这一点你做的非常成功，我几乎就被你欺骗了，也搭上你与众不同的外貌特征──一看见你的照片复印件，那个女列车员当即告诉前去核实的梁警官，说她的确亲眼看见了你上了九号车厢。
“‘然而，事实是上了车之后，你并没有寻找自己的座位坐下来，而是匆匆地穿过一节节车厢，飞快地从另一节车厢下了车，于10点45分左右赶回了定安庄西大街丙七号。当然……我尚且不知道你究竟是如何计划自己的谋杀的，是打算在夜里趁他熟睡后再下手，还是另有其他让人无法想象的安排。不过，当你打开门走进房间时，你忽然发现他正在洗澡，你立刻意识到这会儿正是一个天赐良机，于是便取了那把本来是为防御他人的尖刀，在他正要走出卫生间的那一刻，一刀刺死了他……
“‘为了扰乱警察的视线，你故布疑阵，打碎了厨房与阳台之间的那扇窗户并伪造了入室盗窃杀人的现场，留下了自己的身份证和衣服后，穿上赵鄂的衣服，拿起他的护照和他所带来的东西出了门。而就在这时候，你忽然发现有人上来了，无路可逃的你只得跑上六层躲避，看到你老板雇用的那两个人进了你的房间后，你随即飞快地跑下楼，迅速地逃离了现场。你又重新返回了北京站，当然，你这会儿肯定赶不上11点10分发车的K101了，要是我没猜错，你多半是在北京站的候车大厅里转悠了一宿，然后乘坐凌晨4点12分发车的4411次回了天津……
“‘根据我掌握的情况，你在房间里只呆了5分钟，如果稍稍拖延，就给那两个人撞上了。从这一点上讲，你的确是很幸运。正是这两位和其后出现的另一个你至今还没有见过的不速之客的意外出现，转移了我的注意力，分散了你在其中的嫌疑，否则，我或许就能早一点儿抓到你，那样一来，你的那位何小姐可能就死不了了……
“‘对于你为什么要在杀了自己的孪生兄弟之后，紧跟着又把一个非常爱你的女人害死，我真的是想不通，别的就不提了，光是那份你在不久之前买的那份人寿保险，就让我好一通儿犯晕，可虽然如此，我还是明白了这里边的原委。
“‘说起来，这两起谋杀都具有很大的偶然性，比如赵鄂，如果那天他拿到签证后没有去看你，或者去看了你但并没有手握签证，估计你就不会对他下此毒手了；而对于何芊来说，同样也是这样──如果你当初没有把她列为保险的受益人，或者她接受了你的这份“遗赠”没有不辞辛苦地跑一趟天津，恐怕也就躲过这一劫了，可偏偏……
“‘谈到这儿，我必须再回过头来说说那些让我困惑的事儿。比如，像你这样一个利欲熏心到了极点的人，为什么在冒充自己的兄弟赵鄂时，要拒绝领取那笔保险金而将其拱手让给何芊呢？这个问题看起来让人费解，可你只要仔细地想一下，就不难找到答案──在此之前，也就是你买保险的时候，你还没有一个谋杀自己兄弟的计划。那会儿你完全可以称之为一个有情有意的人。但随后，当你意识到可以用自己孪生手足的生命换取自己毕生的幸福之时，你的人性立刻被从灵魂深处跳出来的邪恶所战胜，于是你便对赵鄂下了手。而之所以后来又跑来北京杀何芊，完全是出于安全的考虑，你非常清楚──作为你的情人，她对你实在是太熟悉，你因此担心一旦你们见了面，一起去保险公司，她会识破你的庐山真面目。你完全是不得已才放弃这笔钱，以避免与何芊见面。可你没想到，出于对你一片痴心，这个女人同样也对此拒绝，并且还亲自驾车给自己情人的兄弟送了去……
“‘我不知道她是在什么时候看出这种令她惊悚的玄机的，是你们刚刚相见的一瞬间，还是同床共枕之后，但我肯定她一定知道自己是跟谁在一起。与此同时，你也看出了这一点。以我的猜测──如果你能够立即就走，或许你会放她一条生路。可是，你却走不了，原因很简单──由于你不是赵鄂，自然也不知道他的大笔存款的密码，为了拿到那些钱，你只好去银行挂失，这样一来，你就不得不焦虑地等上一个星期。
“‘按照我的推断，你应该是在5月17日，也就是杀害了赵鄂的第二天办理的挂失手续，而何芊是两天之后去找的你，你担心自己在其后的这5天之中被她告发，于是，那天驾车将她送上高速公路之后，你便跟她的后面来了北京。只是，你没有驶入芙蓉花园的大门，而是将车停在了紧靠她的别墅的小区栅栏外面的小路上。因为握有她给你的钥匙，翻越了栅栏后你顺利地进入了别墅，用对你孪生兄弟赵鄂同样的方式杀害了她之后，你又原道回到车上，随即驾车返回了天津。
“‘需要说明的是──当我5月26日那天早上去机场见你时，这些尚且还是我的推断，但现在我已经拿到了证据，我的同事梁警官昨天第三次去了京津高速公路收费站，终于找到了案发那天当班的工作人员，虽然那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儿，却是一个车迷，她对你兄弟的那辆银灰色的奥迪“TT”小跑车印象颇深，而且，不但记得是天津车牌，还记住了后3位号码……’”
尾声
以上便是我所讲述的故事。按照我的警察朋友陈耳东的说法，这是他十几年的警察生涯中，为数不多的一次靠推理破获的案子。虽说在某些细节上与事实多少有些出入，但总体来说，尤其是关键的问题，他都是正确的。当然，有些问题，陈耳东并没有跟你仔细说明，可你如果从头回顾一下我的叙述，就会发现有很多事我其实已经代为交待过了。比如，赵湘本不认识赵鄂的新经纪人张文英，连这位是男是女都不知道，但赵鄂告诉了他一切，包括这位是上海人，使得赵湘刚一在电话里听见他的一口上海话，就知道此君是谁了。而且，你一定可以回想起那天是他先到的利顺德大饭店，他必须如此，要不然，说不定便会露出什么破绽。
说到这儿，你自然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当初那位画家要匪夷所思地拒绝张文英提起的那个极为诱人的条件──仅仅为某生产一次性打火机的“大企业家”画一幅画像，就可以将“他”的全部作品高价售出。不光是这些，你还可以想起来──因为根本不认识，所以他那天在银行里遇到那个穿红裙子的女人后，才会那般支支吾吾，以至于随那个女人前往她的住处时，同样也不知道她究竟是住在哪儿……
正如陈耳东所言，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位赵湘的确可以称之为是“幸运”的，尽管险象环生，问题一个接着一个，但却都被他一一解决；而另一方面，他又是最为不幸的──如果他那天没有把陈耳东留在他兄弟画室，或者说即便是把他留在了那儿却没有那么久，再或者说即便那么久而陈耳东没有去琢磨赵鄂的那张“并蒂莲”……等等等等，也许他就逃脱了。
不过，当后来侦破了这两起接连发生的谋杀案之后，陈耳东接受电视台的采访时，他一再声明自己并非有多么睿智，一个劲儿地说他不过是在偶然之中破的案。尽管这样，那个女主持人仍旧对他好生赞誉。最后，她冲着摄像机，神情严肃地警告着某些人，让他们以此为鉴，说了些“正义必定战胜邪恶”类的铮铮话语。就我本人而言，我对中国的司法程序了解不多，在我的印象中，一般抓到杀人犯，很快就给枪毙了。其实不然，出于种种原因，有时候可能会拖上一段日子，这位赵湘便是如此。陈耳东告诉我，案子移交给检察院之后，他便被借调到了公安部，因为工作繁忙，很长时间都没有顾上过问赵湘的事儿。实际上，关于赵湘的结局，陈耳东还是一年之后，在报纸上看到的。
如果我的故事拍成了电影，那么，你便会在影片即将结束的时候看见一架喷气式客机迎着一轮红日，呼啸着从北京首都机场的跑道上腾空而起。如同本故事开始时那样，银幕的下方第二次打出了字幕：
2004年5月16日。
当镜头展示了这架已经飞上了蓝天，正在云雾中穿行的飞机后，场景会由“日外”转为“日内”，于是──你这时候便置身于飞机的客舱里。跟在一位身材优美，正推着车向旅客提供饮料的空姐的背后，你随即就会在一个靠窗的座位上看见因公赴某地出差的陈耳东。
“先生您好！”漂亮的空姐向陈耳东打着招呼，“请问您用点儿什么，是红茶还是咖啡？”
“噢。还是……咖啡吧。”
道了声谢，陈耳东把空姐递过来的咖啡，摆在面前小桌上凹陷的圆形槽里，打开一张当日的《北京晨报》。瞧了一眼头版上关于美军虐待伊拉克战俘的最新情况，以及昨晚发生于平安大道上的一起严重车祸，他忽然在第二版的右下角看到一条消息：
“本报记者报道：昨天，经过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终审核定，又有一批民愤极大，罪大恶极的杀人犯被依法处决……”
随即，在公布的名单中，陈耳东发现了赵湘的名字。
洞
北漂
我是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认识立刚和文茂的。1998年的春天，像很多下定决心要来北京闯荡天下的女孩子一样，刚刚走出学校大门的我把老妈给的一叠百元现钞塞进她缝在我内衣上的一个小口袋，在一个身穿制服的女列车员的再三催促下，与月台上挥泪不止的双亲大人告了别，提起一只带有两个轮子的小箱子，义无反顾地踏上开往北京的火车，开始了我“北飘”一族的生涯。
因为读研的时候学的是国际经济法，我原本期望在北京找到相关的工作，比如在某外资企业，或者某大银行当一名法律顾问，再或者去某外国律师事务所当一名律师，可结果却与我的初衷大相径庭，想去的地方一家也没去成，最后竟阴差阳错地在“新奥尔良”外语培训学校当了一名全职英语教师。
其实说起来，这份工作不错，薪金很高，大大超过我的预期，相对也比较自由，除了每周的12节课，其它时间全由自己支配，我真的挺满意。当然了，凡事不可能一帆风顺，开始之时，我还是遇到了一些困难，尽管不是什么大问题，可也挺麻烦，怎么跟你说呢……从某种意义上讲，我那会儿似乎并不太适合当老师。
哦，你可别以为我的水平不高无法胜任。绝不是。我的英语非常好，尽管一步也没踏上过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土地，但那位从伯明翰归国任教的大学教授恰好是我的老爸，我从小便从他那儿学来一口纯正的英国腔。另一方面，我的笔杆子也相当不错，还是在大二的时候，就曾为《译丛》杂志翻译了一篇名曰《海浪》的小说。
那是一个旅居卡昂的德国女人用英语写的。她的名字非常长，按我的译法，叫──露西多尔·莎比娜·诺伊曼·冯·卡特琳。她是个游泳宿将，曾经试图从瑟堡下水横渡英吉利海峡，虽然没有成功，但仍然很出名，据说在上一世纪的六十年代整个欧洲都家喻户晓。
她小说里的情节大都是她自己的亲身经历。就如同她的名字很长一样，这位体魄强壮的女作家喜欢用一些结构复杂的冗长句子，长到让人无法忍受，时不时就把我折磨得发疯；真是让我难以忘记，到现在我还能给你背上一句：
“来自英格兰西北部坎伯兰高原湖区的一阵湿润的熏风掠过爱尔兰海和威尔士以及布里斯托尔湾和康沃尔半岛，夹带着来自金斯布里奇港口里的那一艘艘只有150吨排水量的小型渔船正在卸货时所产生的一股股鱼腥味儿扑面而来并一直吹向身后的奥尔德尼岛……”
不光如此，这位冯·卡特琳小姐还常常把德语和英语弄混，比如将“Whirl pool（英语：漩涡）”写成“Wirbel（德语：漩涡）”，害得我不得不一次次地去查德语词典。尽管这样，我还是完成了下来，并按那位未曾谋面，从始至终通过E-mail和电话联系的编辑的要求如期交了稿。
也就是说，此工作我非常胜任，之所以说“不太适合”主要是指我的外在条件。这么一来恐怕又要引起你的误会，很容易让你认为我是个丑姑娘，甚至怀疑我有某种缺陷，比如一只眼──左眼或者右眼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向外倾斜；要不然就是额头长着一块让人难以忍受的黑色胎记，因而不得不一年365天用一绺刘海极不自然地遮遮掩掩。
你千万别这么想，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事实上，我长得相当不错，不但没有什么无法祛除的黑色胎记，光滑白皙的脸上连半粒小米儿大的“豆豆”都找不到；我的两只眼睛也完全正常，而且又黑又大，按照我那位沉迷于电脑游戏的小堂妹的说法，简直可以与《心跳回忆》里的一个叫“藤崎诗织”电脑女孩儿相媲美。
我从来没有玩过那个游戏，不知道她说得是不是真的，不过我知道我的眼睛的确挺迷人，它们总是给我惹祸，还是高中的时候，就不止一个男同学因为我仅仅看了他半秒钟，便固执地认为我正在向他传递爱的信息。有一阵子我真的很狼狈，为了纠正这种谬误，常常跟这个解释完了又跟那个解释，让那些没影儿的事儿折腾得筋疲力尽。所以，我完全可以大言不惭地告诉你──尽管杭州是个出美女的地方，但我仍然可以凭借一张好看的脸蛋儿脱颖而出，要不然，那家影视公司为什么会单单选我去拍广告呢。
那是高一的第二个学期，有位制片人曾经三次来我家说服我老妈签约，但她担心影响我的学习，最终还是拒绝了。去年春节，我回家的时候我老妈还提起这件事，说她很后悔，说当时要是让我去了，可能一切就会改变，说不定，我这会儿早就成为某一种化妆品或者洗发液的形象代言人了。
当然这只是我老妈的认为，只能说是一种假设，我私下里觉得我恐怕还红不到那种地步。但不管怎么说，我也称得上是个漂亮的姑娘。我深信，即便是“新奥尔良”那些对我持怀疑态度的学生们，谁也不会否认这一点。
我十分肯定──如果在大街上，一旦我出现，无论他们当中的哪一个──但凡他的女朋友不在身边或者一不留神，他都会迅速地扭过脖子，直至我上了公共汽车或消失在街角。不光是男人，不少女人也是如此，我常常感到自己同样受到女人的关注。我坚持认为———她们看到我时，会像看到一朵美丽的红玫瑰那样感到快乐。
不过，这只是在大街上，到了新奥尔良的课堂就不一样了。我的好看的模样却成为了我的问题。很多人说我缺乏信任感──我不光是长得好看，而且显得太年轻──尽管我那一年已经24，可却依旧像个刚刚成熟的少女，这每每使我的那些学生们第一次与我相见时一片哗然。在不少人眼里（几乎是所有的人），怎么看我也只有十七八──最多超不过十九去。因而，每当我第一次开课，抱着厚厚的课本走上讲台之时，把教室塞得满满当当的那一张张陌生面孔上总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沮丧和疑问。甚至有一回，在我开口之前，我竟然听到有人失望地大声喊着：
“啊？不会吧！”
……好在，靠着实力，我一般很快即可摆平事态，大多只需半个小时，或者更短，仅仅一刻钟而已。但我仍然要过那一关，每一次与新生见面都是那样──包括立刚文茂那班学生。哦，当时简直一片混乱，一个穿戴时髦，长相却十分古怪的女孩子一下子就趴在了桌上，那个后来去了新西兰的胖子更是夸张，加之他坐的那只椅子一条腿有毛病，咣当一声便摔在了地上。说到立刚和文茂，两人更是吃惊，谁也没想到，一刻分钟之前在学校门口遇到的那个“小同学”就是他们的老师。
是的，在走进教室之前，我们已经见了面。当时在离“新奥尔良”大门只有25五米的存车处，而我为了新买的自行车不再一次被人偷走，正费力地用一把大锁把我的新车锁在路边一根水泥电线杆子上。就在这一刻，一辆红色吉普在我身边戛然而止，两边车门同时打开，麻利地跳下两个高大的男人──左边是立刚，右边是文茂。
“这位小姐……噢，这位同学，”开口的是立刚，他就这样问我，开始了他生平和我的第一次对话，“请问……你知道‘新墨西哥’在哪儿吗？”
我记得很清楚，那是四月下旬，一个春风和煦的晚上。因为连连受到校长先生的夸奖，我的心情十分愉快，不但没有介意立刚先是“小姐”后是“同学”这种称谓上的随意改动，还笑眯眯地跟这位连校名都没弄清楚，就糊里糊涂跑来上课的新学生开了个玩笑：
“新墨西哥？当然是在美国啦！”
“什么？……哦，你理解错了小同学，我的意思是……嗯？噢！对不起，是我弄错了！”掏出了听课证，他急忙纠正自己，“不是‘新墨西哥’，是‘新奥尔良’，我说的是那个英语学校……”
这便是我们仨的第一次相见。那一刻，无论是跟我说了好几句话，以为我是高中生的立刚，还是站在一旁一言未发的文茂，都没对我太在意，谁也没想到第一节课还没上完，他俩便会在课堂上一齐爱上我。
虽然如此，这两个男人却不是同时向我表达爱意的，谁先谁后完全归结于各自性格的迥异──当机立断的立刚一个星期后便向我发起了进攻；而他的决定做得更早──当我为了镇住那些尚且没有把我放在眼里的新生们，正用语速极快的英语介绍自己之时，立刚便在课桌上低声说要追求我；但文茂却完全称得上是贵人语迟，直到一年半之后，才向我敞开心扉。
1999年的夏天
在那之前的三个月，也就是1999年的夏天，一个炎热的下午，我和文茂在“老树皮”见了面。那是间颇有情调的咖啡屋，坐落在阜成门西大街，从马路对面的胡同拐进去，没多远就是“新奥尔良”。当初每每下了课，我们三个常常要到那里小聚一番。
文茂打来电话时，他和我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他没有说明见我的原因，可我却清清楚楚──那一天，立刚正好失踪一年整。
那天的课有点儿拖，我去晚了，到的时候文茂已经坐在了那里。看见我，他站起身笑了笑，伸手招来服务员。有好一阵子我们沉默着。除了对服务员说了“咖啡”两个字，文茂几乎没再说什么。我也同样，我一直在想立刚，望着眼前熟悉的小桌，那只浸泡在矮脚酒杯里的红色蜡烛，那把横在我与文茂之间的椅子，蓦然就想起他来。我想起他和我之间的很多事，尤其想起他和文茂第一次邀我到这儿来的那个晚上。
“小安老师……街上有间不错的咖啡屋，我们想请你去那儿小坐，能赏光吗？”
说不定是什么时候，也说不定是在哪儿──也许是某个寒冷的夜晚孤独地坐在床前，也许是某个燥热的下午挤在公共汽车上，我总会想起立刚那天对我的邀请，听见他的声音，看到他脸上那难以拒绝的真挚。
当然，我也想起了当时站在他身后的文茂，他的那种生怕被拒绝的窘迫之态让我记忆犹新，我感到难于启齿说“不”，所以迟疑了片刻便答应了，在两只硕长的手臂护卫下穿过车辆如梭的马路，跟着他俩走进这座覆裹着一块块树皮的小房子。
我承认，在走进这间咖啡屋之前，我从来没有接触过像立刚和文茂这样的男人。尽管在大学里也曾与几个高年级同学交往，他们不乏被我的室友们称之为“英俊小生”或“帅哥儿”，但那是两回事，立刚和文茂给了我完全不同的全新感觉。不过，虽然我告诉你他俩是同时爱上我的，但我可没有马上爱上他俩──即便是立刚，也不是一见钟情，每次在教室的最后一排看见他，除了脸色苍白、身材颀长，和总是与比他个子更高体魄更加魁梧的文茂同来同去形影不离，并无其他印象。
但是，当我们第一次围坐在那张小桌之后，我的感觉就不同了，很快我就发现我喜欢立刚。他知识渊博、谈吐风趣，是那种极富感染力的人。与他在一起，每一分钟我都感到十分快乐。我爱听他所说的每一句话，无论他讲什么，即使是那些我过去根本不感兴趣的枯燥话题，我都被深深吸引。
我最喜欢的是立刚那双坦荡而又深邃的眼睛，当他在经过短暂的沉寂，从桌子的对面注视我时，我一下子就感到心跳加速，顷刻便被胸中涌起的阵阵激动所窒息。就是那一瞬间，我生平第一次尝到恋爱的滋味。
每当想起那次会面，我仍然记得当时情景。开始时大家都很拘谨，似乎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于是便搜肠刮肚，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地想起什么就说什么。不知怎么，我们就扯起了历史，从夏商周的“断代”扯到上个世纪初大清帝国的覆灭，还探讨了数千年前日本朝鲜到底是不是和我们同族这样一些复杂的问题。立刚解释了一切，包括为什么日本的文字里有不少汉字，为什么一个韩国古装电视剧里，朝鲜人不但完全使用中国的汉字，穿的也是一模一样的中国官服，张口都是孔孟之道等等。
我们一直侃侃而谈，用一些漫无边际的高谈阔论掩盖着内心之中的情感涌动。我说的“我们”仅限于我和立刚，不包括文茂；自始至终，他几乎都没说什么。由于当时──无论是立刚还是我，谁都不知道文茂的心思，所以着实冷落了他，以至于有一阵子简直就忘记了他的存在。
尽管是这样，我那天对文茂同样也非常好感──我们走出咖啡屋，打算分手的一刻，夜空中忽然淅淅沥沥地飘落起小雨来，正在我为难之际，一直沉默的文茂忽然开口：“你开车送送老师吧，哦，老师的自行车就交给我。”
那天晚上，文茂真是辛苦至极，我们刚刚拐上阜成门桥，大雨便在滚滚惊雷中倾盆而至，一时间，马路上水花四溅，顷刻便汇成汪洋。我当时真的很过意不去，时不时就回头从吉普车的后窗张望着，文茂一直紧紧地跟在后头，就好像是一个赛车运动员。行至白塔寺时，他的车轮不知压在了什么东西上，失去控制的他顿时腾空而起，摔入一尺多深的雨水中……
从那以后，虽说我爱的是立刚，可文茂也在我的心里同样有一席之地。每逢我和立刚单独见面，我总会自觉不自觉地提起他来。立刚也喜欢和我谈论文茂，他的很多事，都是那会儿立刚告诉我的。
自儿时起，文茂便是立刚的朋友。两人同年出生，都长我五岁，只不过文茂比立刚大了两个月。他们是邻居，六岁那年一起拉着手上了小学，从此同窗十二载，直到立刚上了大学，二人才分手。
每逢说到这儿，立刚总要为文茂惋惜，说如果不是那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文茂一定能与他一起考入北师大。退一步讲──即便发挥不正常，第一志愿不成还有第二志愿，再怎么也不会名落孙山。可偏偏……
匪夷所思
这事儿说来也是凑巧，文茂的爸爸患有精神分裂症，从打文茂两岁起，就一直住在位于房山的一所精神病医院里。恰恰那年五月，正是要劲儿的时候，文茂爸爸住的那排病房需要翻修，无奈之中，他妈妈只得将他爸爸接回了家。
那天夜里，文茂的妈妈上夜班，文茂负责看护，可他后半夜坐在椅子上睡着了，他爸爸趁机溜出家门，跑到铁道上阻拦从湛江开来正要驶入西站的K158次特快列车，结果可想而知──除了一顶让气浪吹落到路基之下的老式军帽，文茂“太可怕了，”立刚说，“如果不是亲身经历，你根本无法想象……”
立刚讲述了他如何陪着文茂赶赴出事现场，如何惊悚地从八百多米的铁轨上捡回他爸爸的一块块血肉，又如何同他和他的妈妈一起去火葬场办理后事，看着文茂抱着一只黑色的骨灰匣，把他爸爸塞进万安公墓一个狭小的格子……
“知道吗，”立刚说，“我一直把文茂当作自己的亲兄弟。”他甚至告诉我，一旦两个人陷入绝境，比如说在大海上翻了船，他会毫不犹豫地把惟一的一只救生圈让给文茂，而让自己消失在茫茫大海中。他的话令我感动不已，我甚至都产生了嫉妒，因而故意绷着脸，佯装生气地给他出了一个老套的难题：
“如果那时还有我，我也掉在了水里……你那惟一的救生圈给谁呢？”
“当然给你啦，这还有什么说的！”立刚立即回答。
我至今记得当时的情景。听他这么说，我忍不住笑了。可立刚却非常认真，竟然告诉我他已经和文茂讨论过这个问题，而他得到的回答十分明确，文茂说──为了我，他可以牺牲一切。
“你难道看不出来，”立刚问我，“他也非常爱你吗？”
那一刻，我真是大吃一惊──这实在匪夷所思，一方面是说文茂的痴情，另一方面是这些话居然出自立刚的口。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直到现在，仍然百思不得其解，以至于某一天不得不这样认为──或许立刚在冥冥的潜意识之中知道自己不久便将永远地离开我，希望在他消失之后，我能从文茂的爱之中得到幸福。
你一定还记得，1998年的那个多事之夏。尤其对长江下游南方诸省的不少人来说，完全是灭顶之灾。那场百年不遇的洪水，一夜间便使一个个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不过，我的家乡杭州是出海口，再加上我老爸老妈住在市中心那座塔楼的22层上，我一点儿也没有替他们担心。而就身处北京的我本身而言，一切更是相距甚远。
据我所知，有史以来，除非追溯到上古时期，被历代皇帝所选中的这座皇城还从来没有被洪水袭击过。我当时完全称得上高枕无忧，除了意识到应该捐一些款给那些被人从树上救下来的孩子们，根本想不到这场灾难会与我产生什么联系，更想不到我会在那个8月永远地失去立刚。
每当回忆起我与立刚分手的那一刻，我总是难过万分──虽然我叮嘱他要小心，但却不知道他真的正面临着危险，更不知道那将是我俩的最后诀别，因而在“新奥尔良”的大门口，我没有与立刚拥抱，只是微笑着摆了摆手，看着他俩上了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