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吗？跟她说了没有？’立刚在下面问。
“‘还没有。’
“‘为什么？’立刚挺奇怪。
“‘咳，’我对他说，‘这你还不知道，我怕她拒绝了我。’
“‘唉，说你什么好呢？’立刚埋怨起我，‘你这人，永远是这样儿！’
“‘那你说……她会同意吗？’我又问。
“‘会，一定会。’他回答。
“‘你怎么这么肯定？’
“‘绝对肯定！’立刚说，‘你不知道，当初咱们上周庄，咱俩在火车上谈了那一宿，虽然你说不让我把你的心思告诉她，还让我一通儿发誓，可我心里明白，你其实是希望她能知道，所以回了北京的第二天，我就把咱俩的谈话原封不动说给了她，连一句都没有落下……’
“‘是吗？’我大吃一惊，‘你真的那么说啦？’
“‘真的！’
“‘那……她是怎么说的呢？’说实话，我当时紧张极了，生怕听到什么让我难堪的话。
“‘她当然没有说什么，可我有一种感觉，她一样也喜欢你，尤其……我是说现在……她一定会答应你的，你就放心地说吧！’
“‘噢！是这样呀！’那一刻我真是受到了莫大的鼓舞，可以这么讲，要不是立刚的这一番话，我绝对不敢跟你说，起码，不会那么快就跟你说。
“‘嗨，这件事儿你可要抓紧！’立刚催促我，‘像她这样的好姑娘，你可不能拖得太久，一旦有人占了先，你到时候连后悔都来不及！赶快娶她吧，噢，我在这儿先给你祝福，到时候我就不去参加你们的婚礼了……’
“就这样，我们俩从早上一直聊到天黑，等我从冰冷的地上爬起来时，两条腿几乎已经失去了知觉。
“知道吗，从发生到现在，这件事已经一年多了，可我从来就没有间断过，要不然他根本挺不下来，早就……而眼下……我实在没辙了，赶快去救他吧。拿着……这是……我画的……按照这张图，你会找到他的……”
文茂刚一说完，便因持续的高烧而发生了昏迷。拨打了110报警之后，我跟着又打了120的急救电话。也就5分钟，一辆警车便率先开到了我家楼下。
那个洞
虽然我曾听说但凡是警察──尤其是那些见多识广的资深老警察，必定个个沉稳老练，决不会在一个报案者面前流露什么惊诧或者意外，可当我急切焦虑地把事情告诉那个下巴刮得铁青，从一进门两只眼便像鹰一样盯着我的干瘦男人时，那位身穿便服的探长居然惊得好半天没闭上嘴。
但我必须承认，那个警察还是相当果断。他看了看昏睡中的文茂，当即吩咐副手留下来等待救护车，随即便带着我和文茂画的那张图匆匆出了门，开始了对立刚长达36小时的搜救行动。
文茂是三天之后才醒过来的，而他画的那张图又没有人能看懂，再加上他说的那个看坟的老头已经离开了墓地（如果一开始就找到他，显然一切会简单得多），所以从当天上午，到第二天的半夜，那位探长和之后赶来的八个警察翻越了整个凤凰岭地区的每一座山坡。
根据文茂的描述，他们逐一不漏地检查了能对上号的每一处可疑地点，却都没有找到那个洞。这当中，我并没有参加，而是跟着一个年轻警察去寻觅那位无意中惹了祸的老大爷。
这件事颇费了一番周折，第二天下午，我们才在距阳坊镇镇政府大楼以西8公里的一个村子找到他的家。他当时不在，院子的大门上挂着把大锁。据一群在村头晒太阳的老太太们分析，他一定是去了哪个儿女那里。
“想找着他可不容易。”其中的一个老太太说。我们很快就明白了这一点──虽然他只有一只手，但却有三个儿子、六个女儿，而且都不在本村。因而，在村委会──打听到住址后，我们便心急火燎地驱车前往一个个村子。
几乎是在那位探长结束了拉网式的搜寻的同时，我们在南口找到了他。那是我们去的第八家，他的一个女婿在通往十三陵的路口上开了个涮肉馆。我们到的时候是夜里一点，正赶上停电，足足在黑暗的餐厅里等了二十分钟，那个老头才披着件衣服从一个狭窄的过道走出来。为了争取时间，我们没有更多解释，只是告诉他去救人，便把他拽上了车。
我们朝凤凰岭疾驶。或许是还没有完全从睡梦中醒过来，他显得很迟钝，都快到阳坊了，仍然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您怎么还不明白老爷子，咱们这是去救人！”年轻的警察一边驾车一边说。
“救人？救谁呀？”他坐在后面问。
“一个小伙子！”年轻警察说。
“一个小伙子？”
见他还在犯糊涂，我再一次向他说明情况，并掏出文茂的照片，打着手电筒给他看。虽然依旧困惑着，但他还是把文茂给认了出来。
“噢……是这个小伙子？你说的没错儿，我们俩的确见过……他人挺好，和我聊了半天呢……”
“都聊什么来的？”年轻警察问，既像是帮他回忆，又像是在审问。
“都聊什么来的？”他喃喃地重复，“那谁记得住呀，老早的事儿了……”
“是不是聊了那个洞？”我提醒他。
“那个洞？……哪个洞？”他反问我，好像对此一无所知。
“什么‘哪个洞’”我焦急地说，“就是你跟他说的那个洞！”
挠了一通头皮，他忽然恍然大悟：
“你是说……我跟他说的那个洞？”
“对！”我们一起回答。
“……要是我没听错，你先头儿说……有人掉进那个洞里头啦？”
“对！”我们又回答。
“就是那个小伙子？”
“不是他，”年轻警察纠正着，而后费力地解释着，“可这事跟他有关……掉下去的是他的朋友……应该说……是他最好的朋友……其实不是掉下去的……是让他给推下去的……他在里边呆了一年多了……一直活着……可现在不一定了……恐怕有点儿悬……”
“算了，”发现那个警察解释不清，我忍不住插嘴，“您就别管那么多了老大爷，您只要带我们去那儿就成！”
“您这可让我为难了！”老人对我说。
“有什么为难的，”年轻警察安慰他，“甭担心老爷子，您显然是误会了，我们不是要追究您的责任，这件事其实与您没关系，您只要把我们带到那儿，您就没事儿了……”警车飞越了一个土坡，重重地落下去之后，他接着说，“现在的任务是去救人，要知道，那个人已经一个多星期没东西吃了……”
“不不，不是那么回事儿，”老人争辩着，“您的话我已经全听懂了，是您现在不明白……没错儿……我是跟那个小伙子说起过那个洞……可我并不知道它在哪儿呀？”
“怎么会不知道？”我大声地反驳道，“您不是还带他去看过吗？”
“什么？……这是那小伙子说的？”
“是呀！”
“我的老天爷，我今天整个儿让你们弄糊涂了！”老人大声地嚷嚷着，“我简直都晕了……这，这怎么可能呀！”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老爷子？”年轻警察问。
“……是这么回事儿，那小伙子的确让我带他去来着，可我当时并没能满足他的要求──我根本不知道它在哪儿，咳！我都不敢担保真有那个洞……那只是我小时候，听我爷爷讲的一个传说……”
关于那个洞实际上并不存在，我是5天后在家中的阳台上向文茂说明的。那时他已经退了烧，正坐在轮椅上望着墙上一只一动不动的小壁虎苦思冥想。
说话的时候，我非常小心，婉转地告诉他不光是那个洞不存在，而且也没有发生那些事──那些关于他没有把立刚送上火车，而后一同前往凤凰岭的事。至于他所讲述的一切，都是他从那个老头嘴里听来的一个古老的故事──清朝某年或者明朝某年，一个赶考归来的秀才发现自己的好友跟妻子有了私情，于是便把好友骗到了山上，并趁其不备将他推下一个深不见底的山洞。我重复这些的目的，是想暗示他──显然他把听来的故事当作了现实，并且安在了自己身上。
“照你这么说……”当那只小壁虎终于忍受不了文茂的注视，飞快地爬走了的一刻，他转过身，诧异地问我，“我现在……岂不是精神失常啦？”
文茂的话，我当时没有回答。那段时间，他时不时就对此提出疑问。我是慢慢地告诉他这一点的，并一直耐心地做着他的工作，以说服他入精神病医院接受治疗。开始时，他根本不愿意采纳我的建议，但后来还是同意了，不过却提出了要求，说无论如何，也要去一趟山上，以便亲自证实一切都是自己的幻觉。
四个半月之后，文茂的脚基本恢复了正常。那个星期六，我、他母亲、他继父三个人一同陪着一瘸一拐的他上了凤凰岭。
在文茂的带领下，我们到达了那座石崖底下。在浅浅的春草中，我发现了被他丢弃的大衣、棉被及一袋袋早已腐烂的食品，（为这个，我事后给那个探长打过电话，他承认那个地方他们没有找到）不过文茂并没有看见，他当时正谨慎地站在光秃秃的石壁面前，一边用手拨开假想中的常春藤，一边愧疚地告诉他的妈妈和继父，他就是在那儿把立刚给推下去的……
从那时起到现在，文茂一直住在温泉的一所精神病医院。那儿的条件非常好，按文茂自己的说法，和他父亲相比，简直是一天一地，完全可以称之为是疗养院。
关于他的生病原因，他母亲说这全都因为他的父亲，是遗传。但文茂坚决否认这一点，每当他清醒的时候，他总是说跟遗传没关系，绝对是因为我。因为我，他才生出谋害立刚的念头，从打认识我的第一天起，这种念头便邪恶地缠绕着他，最终令他认为自己真的那么干了……
经过五年的治疗，文茂已经大有好转。但医生认为还不能出院。上个星期四，我去看他，之后见了文茂的主治医生。在一间阳光灿烂的办公室，那个满头白发的大夫说：
“以他的情况，还需要住上一段时间，至于多久，我无法确切地答复你。”
“大概呢？”我问道。
“真的很难说，也许还需要三年五年，也许更长，也可能十年，也可能二十年，你必须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这一点文茂心里十分清楚，并且也称得上通情达理，说但凡不是万不得已，他绝不给我添麻烦。上个星期六，当我问他是否愿意和我回家过年时，他立刻便摇头。不过，听到窗外传来的鞭炮声，他还是受到了不小的诱惑。
“就……全由你决定，”他起身走到装有白色铁栅栏的窗前，望着医院墙外的一群正在放炮仗的孩子们说，“你看吧，我怎么都成，如果你觉得……”
我真的很为难，几天来始终拿不定主意，到底也不知道该不该答应他。
女窃贼
乌黑的眼睛
从礼士路，我骑车去月坛北街，到了那儿拐进洪茂沟，在一座老旧的红楼门口下了车。锁上车，我拿起车筐里的一只尺寸很大的黑色公文包，大步流星地进了单元。
我匆匆地上着楼，像个男人似的一步三个台阶儿。楼道里很暗，楼梯也很残破。才上到二层，中门就开了，一个十八九岁、浓眉大眼、头发染成黄色的男孩儿从里边出来。跟我一照面儿，不由自主他就下意识地往后一退──不用说，这小子肯定进去过，起码是有案底儿，要不绝不会一见着警察就想跑，即使他看见的是一个女警察。
哦，我恐怕得做个说明，一般来讲，我平时并不穿警服，像今天这种情况可谓是绝无仅有。因为工作特殊，我常常需要装扮成各种女人，比如……衣着朴素的女教师，或者那种总是煞有介事地裹着一身丝质套裙、天天打车去外企上班的白领丽人，再或者是那种无时无刻都挂着一张笑脸的女保险推销员。
另外一些时候，我还会穿着缝着一溜儿小红边儿的灰布衣裳、足蹬一双平绒面儿的一字襻儿黑布鞋，扮成一个在四星饭店擦玻璃的外地女工。不过，每到这一刻，我总是有些担心──我这又高又壮的身材实在不像一个初来北京的四川或者安徽小妹妹。
当然了，绝大部分人其实说不清北京人或者具体地说北京女人长得到底与外地女人有什么不同，可我的小学同班同学、现在正傍着一个有奥迪车的大款的小英却总是说有，她一口咬定：“别逗了！就你？一看就是老北京儿，而且……还是在崇文区生的……”
岂有此理！说能看出我是北京人就够夸张的了，怎么还会知道我生在崇文区？鬼才信呢！好在──像我这样的岁数，不少北京女人都下岗了，所以每当我拿着一块抹布穿行于某某饭店的大堂或走廊时，倒也没太引起他人的关注。
瞟了一眼那孩子耳朵上的耳环，我继续上楼，转眼来到四层。怎么说呢，简而言之……出于工作上的需要，我刚刚在这儿租了套房子。
打开锁，我进了屋。不知是天生的，还是职业的缘故，我的听觉极其敏锐──才一关门，就判断出那微小声音是从卫生间里发出来的。
推开那扇带花玻璃的门时，她正徒劳地掰着窗上的铁栅栏。我真不明白──即使你的力气比一条壮汉大十倍，能把它掰开，你又能怎么样？难道你想钻出去，从四层楼上跳下去吗？
看见我，她先是极度的惊慌，而后瞬间就绝了望。或许知道但凡是警察，必定连男带女个个儿都是铁石心肠，她没有跪地求饶，就那么手足无措、微微颤抖地站在加装了防盗栅栏的窗户底下。
她长得很清秀，一张标准的瓜子脸，一双乌黑的眼睛，只是此时充满了惊恐。她的个子很矮，看样子也就1.5米。就算如此，这会儿她也无法把自己藏起来──屋子里的家具太少了，卧室里有张折叠床，可没有被褥，一眼就能看到床底下。床边的一排开放式的方格子书架上摆满了书，只不过已经被她翻得一片狼藉。客厅里一样空空如也，除了一只带台灯的小桌和两把椅子，再没有任何东西。
她的身上没有溜门撬锁的工具，只有一串钥匙──她用其中的一把打开了我的房门。
显然是慑于我男人般的拳头，加上我身上的这张皮，她一点儿也没反抗，乖乖地蹲在了屋角儿。当然了，不是她不想跑，门已经让我给锁上，想跑也跑不了。就在我正要给派出所打电话的时候，她忽然崩溃了，坐在地上就哭起来。她的哭声很大，一边哭，还一边问我，能否给她一点时间解释。
“好了好了。”我心烦地合上手机，坐在小桌旁后，指了指小桌对面的椅子，我掏出了香烟，“不妨听听你能编出什么令人伤心的故事，可你得先老实回答我的问题！”
“行……您问吧！”她一骨碌爬起来，哽咽着坐在了椅子上。
“叫什么？”点上烟，我从皮包里掏出了一个笔记本。一时，空旷的客厅变成了临时的审讯室。
“兰红霞。”
“哼，名字还挺好听，”我忍不住说道，“多大年龄？”
“今年21。”
“21？”我怀疑地朝她的脸望去，“我怎么觉得，你至少……也有30了？”
“没有，我只是显老，其实到下个月我才21，我的身份证丢了，要不给您一看您就相信了……”
“籍贯？”
“嗯？”
“我问你是什么地方人？”
“噢……夏邑。”
我一时有点儿茫然：“哪个省？”
“河南。”
“河南？……有前科吗？”我接着问。
“没有。”
“嗬，回答得倒挺利落，我看不像。”说话间，我又掏出手机，“叫……兰红霞对吧？得落实一下……”
“您别打电话了，”她连忙摆手，“我真的没犯过什么罪，只是18岁那年把村长家的电视机偷走卖了。就因为这个，派出所的所长赵大叔要关我15天……”
“哼！”我点了点头，“果然不出所料，一看你就不是初犯……老实交待，什么时候到的北京，来了以后都干了些什么？”
听了我的话，她忽然伤心起来，一边抽泣着一边说：“我是……5号的夜里……搭一辆运煤车从黑瓦窑……来的……”
“等一下，”我打断了她，“‘黑瓦窑’在哪儿？”
“具体在哪儿我也说不清，反正离张家口不远，我是在那儿下的火车……”
“哎？不是从河南来的吗，怎么又跑到河北啦？”
“不是跑去的，”她继而解释，“说来话长了……因为实在受不了，在派出所呆到第七天的工夫儿我就跑了，先是去了武汉，后来又去了长沙……前年的腊月十六，我来北京找工作，在厂桥的高台阶上被人贩子给卖了。”
“卖了？”
“是卖了，这中间被卖了三次，先是江西，后是贵州，跟着是河北……和您说吧，我都数着呢，先先后后一共有16个男人……唉，您知道吗，大虎已经……”
“等等，大虎是谁？”
“噢，是我儿子，已经一岁了，可到现在都不知道谁是他爹……唉，我也不想当小偷儿，可身上一分钱都没有，多亏了遇上老根儿哥……”
“慢点儿慢点儿，”我再次打断她，“这个老根儿哥又是谁？”
“老根儿哥就是袁伟根，永城人，离我家八十里，在西直门火车站南边儿烤白薯。他真是个好人，让我睡在他那儿，可连摸都没摸我一下。要不是他，我就只能要饭了。他也没钱，可我想弄点儿路费回家，这才又干了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没想到才一下手，就栽在了您的手里……”
她说得声泪俱下，有那么一会儿几乎都让我信以为真。可想起自己的职责，我又继续问着问题：
“怎么进来的？”
“用钥匙。”
“钥匙？你是说……你有我房间里的钥匙？”我惊诧地问。
“嗯。”说着，她摸了摸裤兜，掏出一把栓了红绳儿的钥匙递了过来。
我拿眼一瞟，上面的齿牙很新，显然是刚刚配出来的。
“说吧，哪儿来的？”我追问。
这一刻，她显得有些犹豫，两只手绞在了一起。
“我……捡的。”
九千多美元
“撒谎！”我勃然大怒，“你怎么知道捡来的钥匙能开谁家的门呢？”见她耷拉着脑袋，我猛地一拍桌子，“说！”
“是……于姐给的。”她害了怕，慌忙回答。
“于姐？谁又是于姐？”
“上星期认识的，住在站前西边儿的旅馆里，老去老根儿哥那儿买白薯。”
“那么，这个于姐怎么会有我屋子的钥匙呢？”
“我不知道，于姐没说。她可能也不知道您是警察，不然怎么会打您的注意呢？她还说您出差了，肯定不会出事儿，让我找找屋里有没有存折儿，如果找到了，她把上面的钱分我一半儿……”
“嗯……说说这个于姐吧，她多大岁数，有什么特征。”
“她……40多岁，挺胖的，老爱拿着一把芭蕉扇，穿着一双红拖鞋……对了，她的眼有点儿斜……”
“等等，慢点儿说──是两只眼都斜呢……还是一只眼？”我停下笔问。
“是……一只眼。”
“左眼还是右眼？”
“是……右眼。”
“肯定吗？”我边记边问。
“肯定。”
“很好，”我点了点头，继续问，“她住在哪家旅馆？”
“叫‘顺途’。”
“顺途？在哪儿？”
“在‘羊肉泡馍’和‘卤煮火烧’中间。噢，是地下室……”
“嗯，她跑不了，我会抓住她的！最后一个问题，你给这个于姐干了几次？”
看出她有些犹豫，我接着补充道，“喂喂，别急着回答，想清楚了，自己说出来，和让我们查出来是完全两回事儿，等待你的，也是完全不同的结局！”
“我懂我懂，”她一个劲儿地点头，满脸通红，再三考虑之后回答道，“……两次。”
“真的？”
“真的！”
“再没有啦？”
“我向您发誓！”
“这就对了……”我大声地说，接着又问，“说吧，另外一次是什么时候？在哪儿？”
“昨天夜里，在高粱桥北面的一座楼里。”
“怎么？你是说……交大南门47号楼是你做的案？”
抬头看了我一眼，她颓然地点了点头，满脸心灰意冷。
“也是这个叫于姐的给你的钥匙？”
“是的。”
“拿走了什么？”
“一副金手镯，两只红宝石耳环，三条珍珠项链，都给了于姐，她说等干完了这一次一块儿给我钱。”
“就这些？”
“就这……些。”
“不对吧，”看见她有些犹豫，我皱起眉头翻着笔记本，“我怎么记得事主说……跟首饰一起被盗的，还有大量的美元现钞呢！”
听了这句话，她彻底垮了，一副万念俱灭的样子：“……唉，看起来，什么也瞒不过您……”
“知道就好，说吧，拿了多少？”
“一共9568，”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她接着又说，“这些美元我没有给于姐，自己藏了起来，我想换成人民币留给大虎，您不知道，大虎实在是太可怜，一点儿也听不见……”
“听不见？”我有些纳闷儿，“怎么回事儿，他是聋子吗？”
“生下来就是，可您不知道，那孩子聪明极了……您如果看见他……”说着，她就呜咽地哭了起来，“我打算……我其实……没想到……”
“成啦成啦……”我制止了她。我承认，到了这会儿，我真的是有点儿怜悯她，可我知道此时不是心软的时候，于是清了清嗓子问，“……以上所说，都是事实吗？”
“都是。”
“好好儿想想，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没有了。”
“确实吗？”
“确实！要是我隐瞒了什么，您可以……”
“得啦，别再说了！过来吧。”我招呼她，把笔递了过去，又掏出一盒红色的印泥，“在这儿签上字，再按上手印儿……”
做完了笔录，我押着她去了她的栖身之处。虽然西直门火车站白天晚上都热闹得像庙会，可她那个鬼地方倒是十分背静，我们到的时候一个人也没有，她的那个烤白薯的老乡也没在。其实她很简单，一大叠美元就用报纸裹着塞在铺底下的砖头后面。
因为太厚，我把美元分成了两份，然后塞进了内衣的左右口袋。
我说过──一般情况下我不穿警服──谁都知道，冒充警察是很重的罪行，要不是宝芹……噢，就是这个小女人一直在说的那个于姐斜着眼，拍着她厚厚的胸脯保证，如果要回那九千多美元就分我一半儿，姥姥我也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
所以，脱下那身一直让人揪心的黑衣，呼吸顿时就畅通多了。惟一令我心烦的是她的样子──明白了是怎么回事，简直要疯了。
我实在有点儿可怜她，于是便扔给她两张百元的人民币。
“嗨，”小心地把风衣上的带子在腰间扎紧后我说，“这他妈可是我给你的，按你那个于姐的意思，只能给你丫的一顿拳头！你刚干，还不知道这一行儿的规矩……”
我先走了，出门时外面的人已经多了起来，可没有谁注意到我，除了一辆出租车，不知道从哪儿就冒出来，一下停在了我的脚边。
“去哪儿呀，小姐？”司机在里边问，色迷迷地盯着我那鼓得老高的双乳。
“去一个……”钻进车里，把后背舒服地靠在椅子上后我回答，“……远近无所谓，贵一点儿贱一点儿也他妈的无所谓，可必须是环境好、菜做得香的饭馆，最好是……嗨！看什么看！没见过女人的奶子吗？你他妈的倒是开车呀！”
中秋过后的夜晚
中秋过后的一个夜晚（1）
这是去年的事儿。中秋过后的一个夜晚，不是10点10分就是10点15分，前后差不了5分钟，我看见了钟莘。
这其实纯系偶然，通常我不会那么晚到家。除了碰上什么让我怦然心跳能赚大钱的大业务，或者遇到那些爱说车轱辘话的顾客，我一般都会准点下班。噢，我有一间事务所，在区法院北门的马路对面。小屋不大，是那一溜儿同行业门脸儿中最小的一间，即便是讲“建筑面积”，也不足8个平方。虽然很小，可让我弄得不错，里边干干净净，旮旯里还摆了盆俗透了的发财树。大门也很显档次，花了一千多，镌刻着“律师”二字的牌子更是十分精致，是用4毫米厚的纯铜制成的，上面的工作时间为上午9点至下午5点。
我每天很忙，常常要接待不少人，找上门来的，除了极少数因为家里的房子要拆，绝大部分是打算跟老婆离婚。我在这方面颇有点儿小名气，不管我的客户有多么卑鄙，我总能让他遂了自己的心愿，叫那个令他厌倦的女人顺顺利利地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如果你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或者说产生了类似的念头，你一定要来找我，我绝对会鼎力提供法律上的援助。
像大多数老单身一样，除了休息日，我平时几乎不在家里吃饭，总是在办公桌上忙忙叨叨地吞着送餐公司的盒饭。这是中午。晚上呢，要么在法院西墙的“正宗老北京”里吃一碗炸酱面，要么在停车场对过的小饭馆里吃点儿饺子馄饨馅饼什么的。老是这些玩意儿，一年到头。可那天没有，实在腻了，锁了门之后，开车去了流云大厦，端坐在一楼的“必胜客”里煞有介事地吃起比萨饼来。
我本来打算约韦建，可拿起电话时，忽然想起他已经走了。两天前这小子曾告诉我他要去关中拍出土文物。这会儿，多半正在一个什么新发现的秦朝墓穴里。
这里的环境不赖，不是说韦建的古墓，是指我坐着的快餐店，价钱虽然贵一点儿，但总算还能接受。只是，那些粘粘糊糊半生不熟的东西让我好不舒服。我感到上当了，上了韦建的当。他说这儿怎么怎么个好。放下叉子，我给这小子发了一条短信：“怎么样？坟墓里的感觉如何？我在‘必胜客’，你推荐的玩意儿着实不怎么样！”
不过，发是发了，可我并没有什么信心，不知道他在那遥远的黄土高坡上的大坑里能否收到。我没吃饱，又不想再咽那些稀汤寡水的沙拉，结了账，都准备走了，又坐下来要了一扎生啤。
噢，我一般不喝酒。我是指开车的时候。倒不是说我是个律师就有多强的法律意识，我只是担心──万一要是撞上警察怎么办！嘿，结果真撞上了。从“必胜客”出来，刚走到玉蜓桥，就看见一大堆警察──差不多有十多个吧，大部分站在隔离墩的另一侧，可仍有三位举起手臂分别立在我这边的三条车道上。我知道不是冲着我来的，没有太惊慌，不过看见那些穿制服的伙计就站在车前多少还是有些心跳过速。好在我明白──他们只是让我停下，仅此而已。
一场车祸，很严重。对面马路上，一辆17吨的“斯坦利”大卡车翻了，正好压在一辆银灰色的小轿车上。那是一辆“宝来”，牌照号很新，估计没开多长时间。车完全瘪了，驾驶室凹陷得恨不得比机器盖子还低，真想象不出那倒霉的伙计会成什么样儿。
虽然方向相反，我们还是被警察截了下来，以便让一辆吊车从逆向而至。吊车很大，发动机轰轰作响，突突地冒着黑烟，就停在我面前不到15米地方。支起车身后，司机伸出长长的吊臂，越过隔离带去吊那压在“宝来”上的大卡车。我给堵了俩钟头。
我很明智，别看就在眼前，可始终没过去看那“宝来”里的家伙怎么样了。我后边一辆“奇瑞”的司机自以为勇敢，蹿上石礅就奔了过去。我留在原地是对的。那伙计，去的时候双腿蹬蹬地有劲儿着呢，回来就不成了，简直是爬回来的──刚一摸到车门，就吐了一地。他这一吐不要紧，害得我一阵阵作呕，好歹忍着，总算没把肚子里的比萨饼给翻出来。
大约……不是在吊车第七次就是第八次试图吊起那翻倒的大卡车时，我的手机响了。“嘀嘀”两声。短信，屏幕上显示是韦建。
“祝你好胃口！”这小子说。
我读着信息，想象着他到底是在发掘现场，还是在一个什么县城的小招待所。哦，我们刚刚见过面，两天前的那晚，他在我家坐到半夜。没什么新鲜的，除了告诉我他要去陕西拍殉葬品，以及比萨饼如何不同于麦当劳如何不同于肯德基，谈话的内容都是老一套，无非是自打我俩上次分手后到现在，他又找了多少个多少个女人，这个女人怎么怎么回事儿，那个女人怎么怎么回事儿，白天怎么着，晚上怎么着，各自有什么不同，诸如此类吧。
每当这时，我常常装出漫不经心，甚至常常对绘声绘色的描述表示厌恶，就好像我真的是一个正人君子。我这人挺虚伪，实际上我很愿意听他说，尤其是……那些方面。但这小子从来都很可恶，总是说到关键地方就收了嘴，令我恼火。
嫉妒。我是说我。当然我不承认。没错儿，无论谁问我我也不会承认。可说实在的，我的确挺嫉妒他。别看我表面声称对自己的清静的生活十分满意，并且哀叹他在女人堆儿里疲于奔命，我其实很希望能像他那样，只是我总做不来。妈的，这小子！他究竟是怎么干的？我真的是不明白。
那天夜里，12点以前，韦建一直很兴奋，脸上充满了快乐，要么炫耀自己，要么嘲讽我。他对我过的这种名副其实的单身生活感到无法理解。“你小子，真应该去医院看看。”他说，“要不就是身体有问题，要不就是脑子有问题……”跟着就是一通儿让人恼火的坏笑。可一过12点，不知怎么他就伤感起来。
这也赖我，我不该提起中秋，不该邀他到阳台上看八月十五的月亮……噢，其实不是，其实是八月十六的月亮。我那时有点儿饿了，忽然想起冰箱里还搁着一个星期前买的两块月饼。
咬了一口“大三元”的“红莲蓉”，韦建低下头，片刻，提起了钟莘。
“不知道怎么了……”他说，“这些日子，我一阵阵想起她。”这简直破天荒，我真有点儿怀疑我的耳朵。更让我惊诧的是，他还后悔不该跟她离婚。
“唉！”他叹息着，“你不知道──好多事儿我从来都没跟你说过……那会儿我……其实她……如果后来……”他语无伦次，先是盯着手中的月饼，随后抬起头，久久凝视天上圆圆的月亮。
经过第十次或者第十一次的努力，卡车终于被吊了起来。出了这么大的事故，那大家伙并没有什么事儿，只不过碎了一只后视镜，撒了一地粽子大小的砂石。10只轱辘重新落地之后，一个警察爬上高高的驾驶室，轰轰地开走了它。那辆像被人一脚踩扁了的易拉罐似的“宝来”也被装上了一辆卡车。至于两位司机──我是说开大卡车的和开“宝来”的，前者早已经彻底傻了，像个木头人似的被塞进了警车；而后者──就是据说整个上半身甚至包括两条大腿都给挤烂了的那位，我看见两个穿白大褂的把一只大塑料口袋扔进了救护车，估计那便是他了。
“走，走！快点儿，别愣着！”
尽管我喝了一扎生啤，可警察依旧冲我挥手，要我马上上车。这使我觉着那家伙多少有些愚蠢，同时生出一种类似占了什么便宜的快感。不仅这般，我还感到自己很幸运──不光是说喝了酒居然还能堂而皇之地在警察的注视下驾车而去，更重要的是没有大卡车翻在自己的车上。
中秋过后的一个夜晚（2）
我真为那只剩下两条小腿的伙计而深深地叹息。目睹了惨剧，每个人的车速都不由自主地慢了许多。我亦如此，小心地爬上匝道，慢慢地过了桥，驶入辅路。
路边有一间大型洗浴中心，屋顶上闪闪的霓虹灯让我的心绪好转了许多。拐了两个弯，看见了小区的大门，我愈发平静下来。进了小区，我朝自己的楼下驶去。没想到，一辆挂着“冀A”牌照的桑塔纳占了我的车位，我不得不继续往前开，一圈圈地在小区里转悠，最后停在了28号楼底下。
我就是这一刻看见的钟莘。她站在一辆黑色的“爱丽舍”后面，弯着腰收拾着后备箱，好看的臀部一时令我的恼火消去了许多，更让我把那起骇人的车祸忘了个干净。只不过，“爱丽舍”撩起的后备箱盖子挡住了那盏橘红色路灯射出的光线，我没能看清她的脸。
我下车的时候她刚好直起了身。多年未见，加上她比原来瘦了起码两圈儿，我当时竟没有认出她来，之所以走过去完全出于一个男人的本能。我这么说你一定能理解──男人就是这样，一看见女人需要帮助十有八九会情不自禁。当然了，得有一个前提，也就是说———她一定得是一个漂亮的女人。
咳，其实那一刻，不管是谁，但凡想个两三秒钟，就会明白自己的“义举”很难说能得到什么回报。我是指那种男人女人之间的东西，不会有什么，也就是一句谢谢，顶多如此。这多半不能满足你，远远不能，可在那种情况之下，你大都来不及想自己究竟会得到什么就去做了。很多人都这样，而像我这样一个再过十天就要过32岁生日的老单身就更是如此。我感到义不容辞。关上车门，我挺直了腰板朝她走过去。
“我来吧！”我边走边对她说，奔向那两只放在地上的箱子，不等她表态就抓住把手。那两只箱子很沉，重量远远超过她的能力，连我都感到有点儿力不从心，我站的位置不合适，身体过于倾斜，第一次都没提起来，不得不重新调整了重心才把它们放进车里。为这个我曾经困惑──她是怎么从楼上搬下来的。
我很久没有提过这么重的箱子了。上一次是帮我小姑，这一说就远了──那会儿还上高中呢，送她去尼加拉瓜。当时她不想让机场看出那箱子已经超重，可我却没能装出一副轻松的样子，就在我吃力地把它从行李车上搬下来时，一个穿制服的女人叫住了我，把那箱子送去过了称，害得小姑花了一大笔行李费。
不知是“爱丽舍”的后备箱有点儿小还是那两只箱子太大，倒腾了半天，我才关上后盖。之后，我殷勤地拔下钥匙递给她，这才认出她来。
“啊？钟莘！”
我十分惊诧，真有点儿反应不过来，一时竟不知自己身在何处。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要给韦建打电话，“嗨！知道我看见谁了吗？”那一刻，我似乎听见自己对着电话说。不过，兴奋的我同时又有些扫兴，估计我这么一问，十有八九韦建会猜到。这不光是因为这小子的精明，是因为他刚刚告诉我他想找钟莘，就是八月十六那天──中秋过后的夜晚。
“我一直想见见她。”韦建说。在阳台上。当然了，是他伤感了以后。“这种想法老是在脑子里转悠，差不多有一年了吧……”他喃喃地说，我老是梦见她，每一次情形都差不多……她在果园里，穿着一件白色的纱裙，站在一棵苹果树下……哦，也不一定，有时也不是苹果树，梨树桃树柿子树什么的，总之……她站在一棵什么树底下，慢镜头一般地向我招手……”
对我来说，直到现在，韦建始终是个谜。我是指那些内心深处的东西，真难以判断他的感情世界。绝大多数时刻，在对待女人的问题上，我认为他是个冷冰冰的家伙，我甚至可以说，这小子相当残忍。要知道，我这么讲绝不是耸人听闻，完全是有根有据：有个学计算机的女学生，身材挺漂亮，按照韦建的说法儿，她是他的模特儿。我后来在他出版了的“艺术人体”摄影画册上看见她那两只丰满的乳房。那个女孩儿十分年轻，刚上大二，不是成都的就是重庆的，跟他睡觉的时候还是个处女。可这小子，没俩礼拜就把她给甩了。结果女孩儿不干，又找他来，可敲了半宿门他都没给开，硬是让那痴情的小女子在楼梯上坐到天亮。
对我的痛骂，他显得不以为然，还坦然地说什么：“长痛不如短痛，反正我也不可能娶她。”这就是韦建，够狠的吧。你不难想象，当我听他伤感地说那些怎么怎么梦见离婚五年的前妻时，心里有多么的不理解。
其实我也知道，他倒也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铁石心肠。不定什么时候也会多愁善感，偶尔对了他的胃口，看一部感人的电影时也一样会眼圈儿发红。而有一回，他在我的事务所里碰见一个委托我向前夫讨要生活费的女人，得知她的女儿只有14岁就患上了肺癌，整整一个晚上，这小子一直在长吁短叹。只是，我从未见他哭过，直到两天前那个夜晚。当他看注视了一阵对面楼上一扇扇亮着灯的窗户，把脸扭过来时，我看见他潸然泪下。
“有件事……从来没告诉过你，”韦建唏嘘着说，“钟莘曾经怀孕，可她没告诉我，自己去医院给做了。”
这便是他伤心的原因。他说，如果他俩没离婚，他的儿子或者女儿就会活着，现在已经4岁了。韦建承认这都怪他。钟莘的嫂子事后跟他说，钟莘本来想告诉他，可拿到化验结果那一天，他刚好提出跟她分居。
“说真的……这件事我的确不知道，”韦建痛哭流涕，“如果她说了，我绝不会和她分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