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虎雄一提到罗宁，三把火就满肚子气，“好了好了，白达你说说。”
“我认为花季没有离开桃源。”我既不愿得罪老虎雄，又要表明自己的观点，出口就不得不慎重了。“最大的嫌疑人肯定是哑巴，但是，花季不会上他的车；假如花季已经死了，那哑巴为什么要运尸厦门呢？”
老虎雄不甘示弱，“我没说哑巴杀了花季，我只是说哑巴劫持了花季，那么，劫持到哪里去呢？厦门。”
三把火一抹大背头，伟人那样挥挥手，“我看这样，老虎雄带几个去厦门追捕，白达的110就在桃源搜一搜。”
我就带一个助手，自己不配枪械，也不让助手配枪械。助手非要装备手铐与警棍，我勉强同意，但反复强调，没有我的授意，不得随便使出来。巡警大队炸开了锅，他们争论的要点不是你行凶后逃往何处，而是我为什么只带一个人去搜捕。
我们俩开一辆巡逻小面包，停在你家门口，大门洞开的异常让我非常惊奇。进去一瞧，新旧摩托车都不见了，地上丢了一团擦车的抹布。小偷是不会把车擦干净再偷的，从容骑车的只能是主人。可是，你为什么不关门呢？只有伤心透顶的男人、只有破罐子破摔的男人，对自己的家才会这般麻木。我各个房间转转，从书堆翻出牛皮纸笔记本，揣进怀里，再关好大门。既然你是骑车，那就走不远，我想到的第二个地点就是陶氏祖祠。
花季遇害抛尸的传闻穿越重重雨幕，雾气那样弥漫在桃源的街头巷尾，小花伞飘落的地点被描绘成若干版本，成为花季不同死法的有力证据。陶氏祖祠被封、从三把火办公室出来、与妹妹为一个男人争风吃醋，每一个细节都像烘烤过火的连城地瓜干，怎么嚼都嚼不烂、怎么嚼都有味道。你知道吗，第二天的《海峡日报》洛阳纸贵，读者来信版从各单位的报夹卸下来，人们竞相传阅才女花季的绝笔，玩味每一句话字里行间的意蕴。
在你出事的那几天，市委大院里哭声、骂声终日不绝。有的会友甚至摊开被褥睡在市委楼的走廊上，说会款讨不回来，自己回家也没命，不如在这里等死。就在今天上午，十几名会友突破保安的防线，奔向九楼办公室，在三把火面前啼哭下跪。公安局、法院、纪委、监察局，控告书雪片般飞来，信访局更是摩肩接踵、分外拥挤。
尿急偏逢夜壶漏，专案组的通告往街上一贴，浆糊未干，省委组织部的刘处长就下来考核了。我见过这个刘处长，天生一张娃娃脸，带酒窝的笑容充分显示少年得志的自在。不过他一到我们桃源就笑不起来了，那种混乱、那种恐怖，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刘处长根本去不了市委楼，只能在宾馆的房间里找三把火、市长和几个干部谈话。更可笑的是，桃源之大竟然摆不下一张平静的餐桌，要驱车一个多小时跑到连城的石门湖度假村设欢迎宴席。
听说三把火让秘书准备了一架日本进口的数码相机，这玩意儿送礼最恰当，体积小、不庸俗、价格适中，拿得出手又说得出口。然而，刘处长死活不肯接，两人推来推去，刘处长一转身上了车，三把火急了，打开车门塞进刘处长怀里。刘处长摇下玻璃，伸出一根指头勾住长长的带子，数码相机就接近地面了。刘处长探出车门，微笑着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还是你留着用吧，桃源有更多珍贵的镜头需要记录。”
说完，刘处长手指一松，数码相机就落地了；相机一落地，奥迪就绝尘而去。这件事情整个市委机关都传开了，假如属实，三把火这回就算烧到头了。能不能上副厅一个小小的处长说不了算，得省委常委会研究，但是刘处长的话让三把火如刺在哽，娃娃脸上的哪里是酒窝，简直是毒药瓯子。
那天半夜，三把火再次约见我。他让身体往下滑，整个人埋在老板椅中，盯住电脑的液晶屏幕发呆。夜已经很深了，办公室不敢开灯，楼下上访的会友昼夜不散，他们一旦获知三把火在，非冲上来不可。办公室里只有液晶屏幕的紫色微光、电脑主机的小绿灯、手机充电器的小红灯，这些混合的小灯光交织在三把火的脸上，就不是威严的问题，而是有点儿骇人了。见我进来，三把火用眼角瞟我一下，朝屏幕抬一抬下巴。我伸长脖子凑过去，都是些发在政府网站“我要说”的贴子，我每天都要浏览一遍，只是这几天太多了，多到能透过这些贴子感受沸腾的民怨。比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