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将小如逼出了眼泪，“所长，我尿不出来。”
我安慰他说，“不要紧，你抓紧时间吃一点东西。”
小如走出厕所，却险些被绊倒，因为他忘了提上裤管。我上前一步，帮小如提上裤管扎好腰带。当小如手上抓着包子和鸭蛋的时候，法官已经在号房外面喊话了：
“请九号房的方立伟、梅小如出来。”
哑巴再次向号房的难友笑了一笑，但是这一次的笑容实在不自然，在我看来比哭还难看。小如一手举着包子，一手举着鸭蛋跟在哑巴身后，亦步亦趋地走出九号房。九号房门口站满了穿制服的人，外一圈是荷枪实弹的武警，里一圈是法官和法警。哑巴主动伸出双手让法警铐了，小如却高举双手愣在原地，我缴了小如手上的食品，法警将小如的手反到身后铐了。这时，小如似乎才明白怎么回事儿，突然一声尖叫：
“我要撒尿。我要撒尿”
小如边叫边用肩膀去撞九号房的铁门，两个武警战士拉起他不由分说就走。不料，小如从他们的手中滑落了，一屁股坐在地上，还是那句话，“我要撒尿。”
那两个武警战士面面相觑，马上就有了主意，他们的手从小如的腋下伸进去，轻易就架起了个小体轻的小如。小如的裤裆湿透了，尿液一路滴过去，直到上了刑车。
刑车的车厢空间蛮大的，临时安装了两个卧位，除了两名法官和法医曾志强，还有我，还有四名持枪的武警，从军衔和年龄判断，四个都是经验丰富的老兵。哑巴和小如一上车，就被曾志强用绑带固定在卧位上。哑巴安静地躺好，还挪一挪身体让自己躺得更舒服。小如可不行，一直在挣扎，还叫“我要屙屎。我要屙屎。”可是，再也没有人能听清小如的歇斯底里了，因为一前一后的警车都拉响了警笛。
刑车的线路是高度保密的，刑车上也没有窗户，因此，我并不知道刑车往哪里走，现在在什么位置。只听得到警笛和小如的喊叫，只看得到哑巴苍白的脸色和小如的挣扎，只感觉得到汽车在摇晃，只闻得到一股逼人的恶臭。不好，小如大便失禁了。曾志强从工具箱里取出针筒，再取出一瓶药液切开，将药液汲进针筒，对着哑巴。在将要注射的一瞬间，曾志强改变了主意，口罩上的眼睛给我使了一个眼色，我按稳了小如的手腕，药液就缓缓注进了小如的动脉。一会儿工夫，小如就安静下来了。
当曾志强要给哑巴注射时，哑巴突然开口说话了。“白达，你告诉我，真的有上帝吗？”
怎么说呢，我不信有上帝，又不愿意让哑巴失望，只好拉住哑巴的手说，“信者有，不信者无。”
“麻烦你转告江守恩，我相信有上帝。”
“宗教信仰是个人的事情，你自己信了就好了，跟别人没关系。”我说，“当然，我会转告江守恩的。”
药液从针筒进入哑巴的身体，在哑巴的身体内扩散，在哑巴的血管中流淌，麻醉了哑巴的神经。
曾志强又分别在小如和哑巴身上各补了两针，直到确保他们神经死亡、脑死亡、心脏停止跳动。最后，两位法官和我、曾志强都在“执行死刑证明书”上签了字。刑车停稳，打开车门，我的眼睛都花了。从装有两具尸体和一泡臭屎的封闭车厢里钻出来，那种情形就好比从地狱一步登上了天堂。等眼睛适应过来，我才发现，我们到了殡仪馆。
殡仪馆的大院里有一株树冠舒展如伞的凤凰木，树阴下有一张水泥圆桌和四个水泥墩子。一面羊皮鼓撂在水泥桌上，一个戴墨镜的年轻人坐在水泥墩上以指甲刮指甲，用来打发漫漫长日。我早就听说殡仪馆门口有一个会击鼓招魂的“癫鬼”，估计就是这个人吧。我想，该不该请这个“癫鬼”招魂呢？该不该有两重含义，一是警察该不该为杀人犯招魂？二是按江守恩的理论，呼救主名的就是基督徒，那么，基督徒需要招魂的吗？这我就不懂了。我想，还是招了吧，这种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万一真有灵魂呢，不招回来哑巴岂不成了孤魂野鬼了？于是，我走向水泥桌，向年轻人咨询：
“癫鬼，招一次魂得多少钱？”
“随便给。”他这样说的同时，羊皮鼓已经披挂上肩了。
癫鬼走到刑车旁边，左手握鼓，右手持槌，双膝并在一起跳，舞步主要是跳跃、俯身等，模仿猴子的动作。鼓声在单调中变化出节奏，据说这样才能吸引鬼魂和不干净的东西。
唉，由由勒哟勒，哇撒切嘛，哦哦撒一末勒，地卜呀西哦，哦撒一末勒；哦，哇哇子切吗，哦哦撒一末色，地卜呀西哦，哦撒一末色。
我根本听不懂他在唱什么，据说这是羌民跳忧事锅庄时的曲调。他将同一首曲子循环返复地多唱几遍。鼓点一收，他把羊皮鼓翻过来簸几下，我明白人，他让我往里面丢钱。我掏出一张百元大钞，丢在鼓里。收了钱，癫鬼又回到水泥桌刮指甲了。
经过了漫长而坚硬的冬天，桃源渐渐恢复了生机，去年蕴藏在泥土下的桃核在阳光的催促下变化形象，长出了嫩嫩的细芽，像一次机密的公布。经过桃花会的重创，桃源人与人的关系空前紧张，春天的到来并没有给人带来欢乐。
罗宁和劫波要来桃源春游，盛情邀请我同行，我正好想给哑巴扫扫墓，就同意了。劫波是个婚纱初卸的新娘，陪同新郎官罗宁来桃源踏青，罗宁身后，是受到奖励旅游的连城地瓜干加工厂一百多名员工。无疑的，导游就是劫波了。
劫波带我们来到桃花街，想在桃花仙子塑像前合影，结果不但桃花仙子飞了，连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三十七个石桃花岗岩雕塑、铺设拼有桃花图案的大理石路面都不见了踪影。倒是标语随处可见：
“恪守信用，履行各自义务，遵守法律和社会公德！”
“积极行动，清账还款，确保全市社会治安的稳定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
“坚决打击一切在处理桃花会期间发生的金融诈骗、抢夺财物、非法拘禁等违法犯罪活动！”
我告诉他们，桃源的领导班子确实存在很严重的问题，一年前省里就发现了，开始调查。桃源市的问题主要是好大喜功，纵容桃花会，支持桃花彩选，将经济建设当儿戏，马上，桃源的三把火被双规，追查相关责任。新任的市委书记要尽快消除桃花会产生的负面影响，树立桃源新形象，显然，桃花街上的雕塑和路面都属于旧形象，归列需要消除的负面影响范围。
桃花坞别墅区更糟糕，哪里有什么“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的美景，错落有致的别墅成了凌乱的农舍，绿化带砌满了厨房与鸡窝，枯死的桃树枝上悬挂五颜六色的衣物，到处是狗粪，到处是垃圾。旅行车根本进不了，我透过挡风玻璃远远一望，就叫司机掉头。
旅游团经过无坟墓碑的时候，我停下脚步，抚摸刻在墓碑上的《桃源新娘》，讲起哑巴的故事。我说，有一个世界上最纯情的诗人爱上了一支歌，一支世界上只有三个女人会唱的客家山歌，于是，这个诗人就爱上了三个会唱山歌的女人；而这三个女人一个爱他，一个想利用他，一个爱他的钱，于是，这个纯情的诗人就成了桃源最有钱的人；而金钱是世界上最毒的东西，于是这个诗人就中毒身亡了。这个诗人是当今世界最后的男子汉。
我的话刚刚说完，劫波向客人唱起了《桃花结》。
唱着唱着她就哭了，再也唱不下去。她的哭声在穿越桃林的风中飞扬，飞扬在客人费解的目光中。此时此刻，唯有罗宁理解我在说什么、想什么；劫波在唱什么、哭什么，他慢慢靠过去，轻轻搂住劫波的腰肢说：
“人生就像这岁岁桃花，一年一开，虽然美丽，却很短暂。”
后来，这支山歌在缤纷的花瓣雨中飘零；
后来，这支诉说爱情的山歌在桃源市广为传唱；
后来，无数的客家女人唱起这支山歌泪流满面；
后来，每一个导游都唱这支山歌、讲哑巴的故事；
后来，无坟墓碑成为一个景点，《桃源新娘》成为经典名诗；
后来，《桃花结》成为男人最不忍听到的山歌，一听到它，就算铁石心肠的男人也要心如刀绞、肝肠寸断。
2005年11月于冠豸山文学院
2007年6月10日定稿
后记：那钱在说话(1)
钱是什么？
我们抱怨收入不理想，抱怨工作压力大，抱怨日子不好过，抱怨孩子读不起书，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其实，所有这些抱怨都是一回事儿：你的钱太少了。
钱，并不是一些纸，它是活物，是有生命的活物。它先是整天在你耳边嘀咕，“我很重要！我很重要！”当你有一点点钱的时候，它又在你耳边嘀咕，“我太少了！我太少了！”钱是会说话的，它在你的内心控告你，而且控告的声音比良心的控告更加理直气壮。比如说，我们俩手头都有10万块钱，你把这10万存到银行，而我则用这10万来投资。假如我用这10万炒房赚了10万，你的10万就会控告你，“你这个笨蛋！”假如我用这10万炒股赚了10万，你的10万也会控告你，“连傻瓜都在赚钱，你为什么不出手？”请问，这时候你还会因为拥有10万块而沾沾自喜吗？这个10万块不再是你的奴仆，它是你的主人，它对你说三道四颐指气使，你呢，只能对它唯命是从。好了，你终于下决心将存款变成股票，结果股市一泻千里，这时，你的股票该控告你：
“你真是一个十足的笨蛋，为什么不早出手呢？”
英国作家恩莱特有一段文字，描述了钱是如何说话的。“现在金钱说了算。金钱原来也说话，只是它压低了声，有点不自在。它对自己说得多，还留心谁在听着。它谴责精鄙。它小心谨慎，生怕说漏了嘴。如今可不一样。金钱扯着嗓门不停地喊叫。它鄙视伪善。它直来直去，无所顾忌。它向稠人广众宣讲，博得由衷的喝彩。它是道德操守的卫士，优雅风度的仲裁。它处处受欢迎，不仅在商店里。”
“钱是什么？”我这么一提，几个做生意的朋友都骂我是疯子。他们中最有钱的一个说：“长两条腿的是正常人，思考人为什么长两条腿的是疯子；活在世上不断赚钱的是正常人，思考人为什么要赚钱的是疯子；知道天上有一个太阳的是正常人，思考太阳为什么在天上的是疯子；知道花钱的是正常人，思考钱是什么的是疯子。”
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什么？就是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可以进入市场，也就是说，按市场经济的标准，不能进入市场的东西是没有价值的，比如良心、正义，比如诗歌、哲学；反之，只要可以买卖的东西都可以进入市场，比如权力、知识，比如姿色、能力。换句话说，用钱来衡量一切不是因为合理，而是因为简单。以钱为尺度，一切的交易都成为可能。
如此说来，一个人的贫穷就是因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出售？这样看问题显然违背了生活常识，我们随便就可以举出无数白手起家的案例。话说回来，暴发户也不是一无是处，至少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长：胆大。所谓“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这些“狼的传人”视诚实为草芥，弃忠厚为弊屐，以监牢为宾馆，只有他们想不到的，没有他们做不到的。这些人塞鼓腰包之后，一定会回转身教训我们：谁让你们贪生怕死，活该受穷。当然，还有一种富人是我们只能眼红不能怀疑的，一生下来就有的东西我们奋斗终身也未必能得其万分之一二。这是上帝的经纶，不在我的讨论之列。
十年前，一句电视剧的台词在民间广为流传：“金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却万万不能。”这句话是财富的誓言，也是贫穷的咒语。它宣布一个崭新的道德标准：在金钱社会，贫穷就是罪恶。可是，在学生面前我还要为人师表，还要愤怒地声讨金钱的罪恶：
“15至19世纪的西方殖民者为了追求金钱，杀戮非洲、美洲的土著，贩卖奴隶，掠夺金银财宝。”
“原始资本积累时期的西方资本家，为了榨取高额利润，对内采用血汗工资制，残酷剥削本国工人，对外发动侵略战争，掠夺海外殖民地的资源。”
“中外历史上，现实生活中，都有不少见钱眼开、见利忘义的无耻小人、贪官污吏，他们为了金钱，出卖人格，出卖良心，贪赃枉法，受贿行贿，偷鸡摸狗，谋财害命。”
后记：那钱在说话(2)
“旧中国的地方老财、土豪劣绅，为了金钱，鱼肉乡民，造成了多少人间惨剧。”
“有良心的作家都无情地鞭挞为富不仁的有钱人。莎士比亚痛斥威尼斯商人夏洛克是冷酷无情的吸血鬼。莫里哀的喜剧讽刺了嗜钱如命的土老财吝啬鬼阿巴贡。巴尔扎克在小说《高老头》中刻画了只认金钱、不认六亲，冷酷无情的资本主义社会。斯蒂芬?金的小说探讨了人类对金钱的贪婪心理。”
最后我总结说，“马克思说得对，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从内心讲，我是热爱金钱的，因为金钱能买到华屋、豪车、锦衣、美食；因为酒壮情色钱壮胆；因为有了金钱就有权力、名誉、地位。然而我又痛恨金钱，因为它永远骑在我头上作威作福。中国古代的贤哲也劝告我要视金钱为粪土，他们认为为富者不仁，君子不言利。可是，我还是抑制不住对钱的狂热喜爱，想到这里，我的内心就会发出痛苦的呻吟：“主啊，我真是无可救药。”
当老师的，总是鼓励学生好好读书，知识就是力量嘛。有学生提问：
“老师，读好书就能摆脱贫困吗？”
能吗？我问自己。“不能。”我说，“但是，读书使人明得失、知兴替，只要努力工作，就有成功的一天。”
“老师，努力工作就能致富吗？”
能吗？我问自己。“不能。”我说，“但是，在你获得金钱的过程中，如果感到紧张或屈辱，在获得金钱之后，就不要指望会生活得怡然自得，因为在紧张或屈辱中得到的金钱，用起来会更加不安和心酸。这就是金钱本身所固有的阴谋。”
“老师，你的意思是没钱也能过好日子？”
能吗？我问自己。“不能。”我说，“但是，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面对国家危亡抛家弃舍、浴血奋战是责任；艰难时刻以坚韧不拔的顽强精神默默奋斗是责任；谦和平淡、以正直和善良行走于人生之路，彰显人性的光辉，何尝不也是责任。”
“老师，我们当代青年的责任是发展经济吗？”
“是发展经济。”我说，“但是，发展经济不等于拼命赚钱。金钱向我们提供了生活的新的可能性，同时也限制了我们，使我们不耐烦、不专注、不打算深入地思考问题，把世界上的一切事情都简单地归结为穷和富。由此，我们会失去对微妙事物的领会，失去对人生的体认，失去对事物丰富性的感受。”
“但是老师，”那个爱提问的学生说，“如果我们没有钱，就会饿死，失去生命就等于失去一切。”
在一片哄堂大笑中，另一个学生说，“老师，你还是教我们怎么赚钱吧。”
“知道怎么赚钱，我还用教书吗？”我说。
我是2005年开始创作《姐妹》的，这一年发生在哈尔滨的“天价医药费”事件给我的强烈震憾就是：我们有些人已经财迷心窍了。139万元的医药费还不包含病人买药的费用，高达千万的专家会诊费用，让我大开了眼界。在相关的评论中，我特别注意到这样的一句话：职业精神失守比天价医药费更令人担忧。
在《姐妹》刚刚完稿的时候，又发生了山西洪洞黑砖窑这样令人发指的恶性事件。道德底线的频频突破表明，追求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机会主义价值观，无疑使公民的道德底线失去了最后的防守能力。
“钱是什么？”德国哲学家齐美尔是一个对金钱有着清醒认识的人，他说，“金钱是一种介质、一座桥梁，而人不能栖居在桥上。”
后记：钱有什么用？(1)
这是一个伪问题，像“人为什么要吃饭”一样可笑。关于这个问题，法国剧作家马塞尔?帕尼奥尔在《托巴兹》中这么回答：
“金钱是万能的，有了它什么都可以做，有了它就有了一切。我如果想要一栋现代化的住宅，装一颗看不出的假牙，想在忌斋日吃肉，在报刊上受到赞美，或者想在自己的床上有个女人，我凭祈祷、忠诚或美德能够得到吗？我只要把这只银箱打开一点，问一声‘要多少？’就什么都有了。”
何止是帕尼奥尔，有无数的作家、艺术家对金钱作出个人论述，比如：
马克?吐温说过，“金钱是那种只要你不死，你就得去挣的东西。”
毕加索表达了他对财富的矛盾态度，“我很愿意像一个有许多钱的穷人那样生活。”
伏尔泰声称，“描写金钱要比获得金钱更容易，而那些获得金钱的人对那些只知道如何描写金钱的人开了个大玩笑。”伏尔泰还说，“当涉及金钱的问题时，每个人都信奉相同的宗教。”
莎士比亚在《哈姆莱特》中有这么一句话，“在这些因富而骄的时代，恶行的美德本身必须祈求宽恕。”
本杰明?富兰克林说得更有趣，“我有三位忠实的朋友：老妻、老狗和现金。”
只是在我的阅读经验中，实在找不出比马塞尔?帕尼奥尔这段台词对金钱更生动的描述了。像我一样，每个作家都可以说出一堆金钱不过如此的大道理，事实上我们都非常渴慕钱，因为没有权势和地位，假如再没有经济能力的话，你就很难存活。
有一次聚会，一位年轻的企业家告诉我，当他发现自己的财富超过一个亿的时候，心里感到茫然，而不是幸福。古希腊神话中，酒神狄奥尼西奥斯答应了迈达斯国王的一个请求，授予他在尘世间最想得到的一种本领：把他碰到的任何东西变成金子。迈达斯欣喜若狂地叫道：“我现在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人，我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当国王伸手拥抱他深爱的女儿时，她立即变成了金子。迈达斯国王才意识到潜在的悲剧，这是他从前未曾考虑到的。
在我的人生经历中，贫穷一直伴随着我，如影随形。小时候，没有饭吃，只能吃地瓜丝和蕉芋渣，我们不觉得苦，因为有未来。从部队回乡，揣着400块退伍金在家务农，我不觉得累，因为心中有梦想。刚来厦门的那年，我们夫妻买不起窗帘，用胶水往玻璃上贴塑料纸；捡一块胶合板钉在木箱上当饭桌，趴在上面吃三块钱的快餐；每天往返两个小时去厦门大学，目的是借用同学家的电脑写《雕版》；从五楼冲到街头回传呼，因为买不起电话；拉一根铁丝晾衣服、横下皮箱写字，诸如此类也不觉得生活有多艰难，因为我们生命中有盼望。我不愿意诉苦，不等于没有吃苦。细细数算，每一次的哀愁，都不是因为贫穷，而是难处难以逾越；每一次的绝望，都不是因为潦倒，而是呼告没有回应；每一次的悲伤，都不是因为困顿，而是结局出人意料。总之，每一个痛苦都是一次心灵的真实体验，都与钱无关。
贾平凹在回答《南方周末》记者提问时说，“在商业化浪潮的冲击下，我们原有的文化传统、民俗风情发生了改变，古老的纯朴的情感正在离我们远去，人性变得异化、复杂、扭曲，在善良的另外一边，人的丑恶慢慢露出来，欲望成为我们行进的动力，我为这一切而感到深深的痛苦。”
金钱的重要价值基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生活在一个金钱被过度看高的世界。其实，拼命追求没有实用价值的东西只会对我们真正追求的目标带来干扰，令我们分心。金钱并没有使富人的生活更丰富，他们也许拥有私人游泳池，游泳的却是保安；他们肯定拥有别墅，独守空房的往往是保姆，因为富人最容易陷入的生活悖论就是，“为了挣钱我才这么劳累。”
托尔斯泰有一篇小说叫《一个人一生需要多少土地》，说的是这么一个故事，在俄罗斯的外省有一个贪婪的地主，他用一生的时间来掠夺土地。等他死的时候，他侵占的土地已经需要骑上马来丈量了。他要死了，佃农们在原野上已经为他挖好了墓穴。“让我最后一眼看看自己的安息之处吧！”这位骄傲的地主说。于是，佃农们将他抬到了墓穴边。面对墓穴，地主在一瞬间突然明白了一个朴素的道理：一个人的一生，其实只需要从头到脚六英尺长的土地。客家话说得好，“家有万石粮，一日只吃三餐；家有千间房，一夜只睡三尺。”
后记：钱有什么用？(2)
钱钟书认为，发现了快乐由精神来决定，人类文化又进一步。发现这个道理，和发现是非善恶取决于公理而不取决于暴力，一样重要。公理发现以后，从此世界上没有可被武力完全屈服的人。发现了精神是一切快乐的根据，从此痛苦失掉它们的可怕，肉体减少了专制。精神的炼金术能使肉体痛苦变成快乐的资料。于是，烧了房子，有庆贺的人；一箪食，一瓢饮，有不改其乐的人；千灾百毒，有谈笑自若的人。所以我们前面说，人生虽不快乐，而仍能乐观。
正如《诗篇》所说，“悲痛可能会持续一整夜，但是快乐会随着黎明而到来。”
后记：《姐妹》与钱(1)
《姐妹》投稿到杂志社的时候，遇到一个难题：没有编辑相信这是真实的。“怎么可能呢？”“人怎么会这么蠢呢？”无奈，我只好将政府通告、红头文件、清会办简报复印几份寄给他们。这回他们相信小说的真实性了，“但是，”他们在电话中说，“读者怎么会相信这么离奇的事情呢？”后来，我又给他们邮寄一些报纸，用来说明“烂会”的悲剧在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省份大面积地重演。其实，现实情况比小说中表现的更糟，许多老乡读过小说稿后都摇头说，“更惨，惨多了。”
我老家连城烂会的时候，我是连城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天天跑的就是清会烂会的报道，耳闻目睹的就是父子反目、兄弟成仇、夫妻离异的新闻。与现实的惨烈相比，所有的文字描述都显得苍白，我当时就有一个念想，尽可能多地收集资料，将来也许能派上用场。当时，广播电台由我和蓝春轮流编辑新闻节目，知道我的用意后，蓝春也把有价值的材料给我留着。动笔创作的时候，清会办的李元健、水蜜桃基地的吴德祥、电视台的余兴辉又陆续给我邮寄一些有效证据。
当然，《姐妹》写的不是永安，更不是连城，绝对不是。“桃源”这个地方在我的梦境中，在人物的活动中，在读者的想像中。我不能怀疑读者将对号入座，因为那是对读者智慧的侮辱：读过初中的人都知道小说是虚构的。
法国存在主义作家让?保尔?萨特在《门关户闭》一剧中有一句名言：“别人就是（我的）地狱！”在他看来，人与人的关系，从根本来说，只能是矛盾冲突的关系，而不能是息息相通的关系。美国“垮掉的一代”认为，到20世纪中叶，对人的信任已经完全丧失。从前停留在概念的阅读，因为有了烂会，所有的疑团都解开了。
烂会风潮使编辑困惑，金钱却是一个与生死、爱情一样古老的文学母题。金钱作为小说的主题，就像宗教和性一样，自从出现人类文明以后，就占据了读者的好奇心。在《不变的欲望》一书中，詹姆斯?巴肯写道，“作为一种手段，我认为金钱绝对是一种工具：它现在可以实现任何一种异想天开的怪念头，创造或者扼杀一切事物。在目前这种极端重视手段的情况下，它又一次经历着转变，以达到一个绝对的目的。货币的价值并不根据它的实现愿望的力量来评估，更确切地说，金钱就是人们所有希望的目标。金钱被尊崇为我们时代的上帝。”
《姐妹》中有关桃花会的描述存在这样一对矛盾：所有参与过标会的人都认为写得不充分，而所有不了解标会的人都认为写得太夸张。标会与烂会的情形让我想起马尔克斯的中篇小说《一件事先张扬的谋杀案》中那对抄起杀猪刀、在镇上到处叫嚷要杀人的维卡略兄弟。与其说维卡略兄弟急于杀死纳塞尔，不如说他们是急于找到一个人出面阻止他们杀人。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桩理由本不充分、连杀人者也不想实现、因事先大肆张扬的谋杀案竟然没有阻拦地在众目睽睽之下发生了。同样的，没有人相信标会能滚大利润，但是大家都全身心地投入进去了。
从众心理表现为：在一个文明的世界里，大众使非理性得以继续存在。个体屈从于他不能控制的群体情感，就好像我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制止一场流行病一样。那些想做大事业的会首必须求助于人们的感情，而不是求助于理解。疯狂行为所唤起的是众人的崇拜，而不是他们对金钱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我相信所谓的“社会感染”，只不过是一种集体催眠的延续。
《姐妹》着重写了哑巴与花季三姐妹的关系，明眼的读者一看便知，哑巴的爱情是病态的、非正常的。在哑巴与花季的婚姻关系中，金钱所及的范围比夫妻之间所能想像的要大很多，甚至操纵了夫妻彼此之间的态度。婚姻中，有关金钱的冲突有两种：显性差异——由于夫妻双方的金钱观与花钱的习惯不同；隐性差异——真正的冲突原因隐藏在金钱观的背后。相反的金钱观意味着婚姻中无尽的烦恼，哑巴与花季也不例外，他们夫妻怎么处理金钱所引起的争执，比有多少钱吵架来得频繁。
后记：《姐妹》与钱(2)
在婚姻关系中，钱一旦太多，婚姻容易徒有其表，所谓“男人有钱就变坏”；钱一旦太少，婚姻容易画地为牢，所谓“家贫万事衰”。婚姻的长久与稳定是需要排除一些金钱因素的，尤其是在这个欲望社会里。
对金钱崇拜这种腐朽的社会风气的讽刺鞭挞莫过于晋朝人鲁褒写的《钱神论》一文了，文中似乎赞美了钱的神通广大，实则充满讽刺揶揄之意。鲁褒的《钱神论》对金钱的神通从不同侧面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对“有钱可使鬼推磨”，“金钱万能”，处处崇拜孔方兄的腐败的社会风气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嬉笑怒骂，冷嘲热讽，堪称奇文。
“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钱之所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诤辩讼，非钱不胜；孤弱幽滞，非钱不拔；然仇嫌恨，非钱不解；今间笑谈，非钱不发。
有钱可使鬼，而况于人乎？死生无命，富贵在钱。何以明之？钱能转祸为福，败为成，危者得安，死者得生。夫钱，穷者能使通达，富者能使温暖，贫者能使勇悍。君无财，则士不来；君无赏，则士不往。”
钱是没有罪的，有罪的是人。当钱成为我们生活的主宰，免不了要一声叹息。这本书就权当是我的一声叹息吧。
作者：吴尔芬
2007年8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