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张释然地点点头，“对，往后咱们俩合作，我负责收集史料，你来化成大散文。”
花季嘟起嘴，“好说，中午你请客，预祝我们合作成功怎么样？”
老张吓得往后一仰，“呀，叫我请客？陈馆长不请客、范科长不请客、沈主任不请客，叫我请客？你调文化馆更应该请客。”
下班时间临近，新闻部的沈主任正准备率队回电视台，听说“请客”竖起了耳朵。他知道，让陈馆长、范科长、老张请客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为了不殃及自己，赶紧表态：
“花季应该请大家嘬一顿，先进庵门先长老、后进庵门烧火佬，在座的谁不是你师傅？哪有师傅请徒弟的道理？”
沈主任的话赢得了广泛附和，报道组的人恐吓说，“哼，我来写一篇批评稿，署上花季的名字，往《读者来信》一发，到时候哭鼻子求我们都来不及。”
花季把老张的稿子卷成筒一下一下的抽打桌沿，看上去痛苦无比，其实心花怒放，这些小气鬼都往她预设的布袋里钻了。是时候了，花季扎紧袋口：
“我请大家喝酒，喝会酒。”
谢军首先表示质疑，“你要起会？办嫁妆？”
花季用稿子追打谢军，“让你胡说，让你胡说。”
陈馆长煞有介事地清点一遍人头，发现了问题，“人不够啊，还少一个。”
范进一直在静观事态的发展，终于有了出手的机会：“算我两阄好了。”
花季向范进投去感激的一瞥，仅这一瞥就充分肯定了他的付出。其他人见科长带头认标，也就不好退缩了。花季话锋一转，这一转，把范进给转后悔了。花季说：
“其实是哑巴要起会，我才不当什么会首哩。”
这时，大家才注意到角落的我，正放下报纸，笑容可掬地巡视着他们。
相比花季，我起会就难多了。我盘算过，按上次十二人月交六百块的规模，要起七次会才能凑回白达的五万块钱。我不假思索就想到要在同学中起会，可是，有来往的尽是些卖卤鸭的、开杂货铺的、摩托车载客的穷同学，境况好一点的也不过是中学教师，他们每月勉强抽得出六百块，遗憾的是怎么也凑不足十二人。一个教思想品德的初中同学诚恳地建议：
“要不每人月交三百吧，这样，我可以把敲钟的老修、理发的胖子、做饭的米阿姨和校门口补鞋的瘸三拐拉进来。”
“每人月交三百，你知道我得起多少会吗？起十五次。我三辈子都没认识这么些人。”
我骑车离开了教师宿舍楼污水四溢的小院，头也没回。现在，我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店里，可是，跟阿强一碰头，梦想就被彻底粉碎了。阿强说了一句话就走了：
“我在外面已经五起会了，再也拿不出一阄的钱，你看看他们怎么样？”
店里总共就五个人，去掉阿强和我，说什么都是废话。金牙齿瞧出了我在老板面前的难堪，故意高声说：
“哑哥，我是一定会跟你一阄的，从明天起我光吃青菜不吃肉，反正要减肥。”
我偏头露出周润发式的坏笑，猛然捏住她的腮帮子，直到能窥见那颗金牙。收银台上正好有一瓶拧开的胶水，我抓在手上，往她O型的嘴里挤了一滴。
金牙齿挣脱了，又吐又骂，她扔胶水来砸我，我早就骑在摩托车上了。
其实，我不知道要去哪里，只知道要尽快行动起来。细细数算人生历程，曾几何时，我的梦想是做一个“我挥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的浪漫诗人，从未考虑过诗歌与金钱之间存在什么关系。我赞叹过蓝天白云，但蓝天白云一贫如洗，虽然太阳是黄金的颜色、云朵是白银的颜色；我歌唱过春天的美丽，可惜春色身无分文，尽管红花有百元大钞的颜色、绿叶甚至有美金的颜色。我懂了，在金钱成为太阳的时代，诗人将窘迫到没有自己的影子。
停车熄火，自己都愣住了，因为我居然把摩托车骑到桃花庵的山脚下。上山走进庵堂，见尼姑们在打扫卫生，东张西望，就是不见道静师傅的人影。转到食堂背后的空地，意外地撞上了我妈，她头皮发青、一身黑衣的样子把我吓住了。相形之下，我妈倒是落落大方，“你来了？”她说。我本来要叫“妈”，觉得不妥，思前想后什么称呼都没有，干脆直奔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