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是骗人，哦——，旅什么游，哦——，一分钱票没卖到，哦——，人倒跑光了，哦——哦——。”
徐光华离去的毅然决心被劫波三两下就哭没了，摘了一段手纸，帮劫波揩去泪水。“你也走吧，”徐光华建议，“我们一起走，一走了之。”
劫波“咣”的一声抛下钱箱，泪水又下来了。“你会化验，我会干什么？我读的就是旅游，我就会做导游。要死，我也死在这里。”
劫波并没有死在售票处，因为我轻易就得出结论：平时是断乎没有游客的，双休日守在那里就可以了。双休日一般稀稀拉拉会有几个来路不明的外地人，间或出现一对行装繁杂的情侣。有客人就好，收多少钱是小问题，关键是劫波不再寂寞。
那么，劫波平时在哪里呢？在我的摩托车上。劫波斜背大书包的样子仿佛是个逃学的高中生，里头沉甸甸的，似乎装了十几门功课的书本作业。其实，劫波不是什么逃课生，而是帮姐夫收钱的财神爷；书包里也不是什么课本作业，而是一捆一捆的百元大钞。
在桃源，我不再是个歪脖子搬运工，而是启蒙大众心智的开拓者。我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人们，金钱自我繁殖的时代来临了。此前，纯朴的桃源客家人只知道钱可以买米、买油、买液化气，买房、买车、买自尊心；拙笨的人将钱藏进枕头里，每天晚上细数一遍；聪明的人将钱投进股票、期货市场，企图圆一个发财梦。现在好了，《鸡蛋的梦》一夜之间家喻户晓，这个蛊惑人心的故事是如此简单，简单到文盲都能听懂；这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又是如此深刻，深刻到最精明的生意人都跃跃欲试。
大家都在讲鸡蛋的梦，我自己却被蛋壳困住了。桃汛那里每月要交六百六的会钱；亲兄弟明算账，婚礼上借贷的十万块，还了五万给白达，但每月三千的利息是要我来支付的。面对困境，不需要经济头脑、也不需要挖空心思，凭直觉我就知道“以会养会”。一边靠桃花会得来的现金支付会钱、还借贷，一边寻找新的机会突围。
我的家里盛况空前，从机关干部到果农、从医生到病号、从人民教师到下岗工人，甚至乞丐、甚至妓女，他们手里攥着、口袋里掖着、信封里装着从银行新取的存款、或者刚从客户手中接过的皱巴巴脏兮兮的纸币，被一只看不见的手驱赶到我家。我家像激流中翻腾的漩涡，又像高速运转的摇奖机号码珠，谁也来不及、也不愿意、更不可能若无其事地站在旁边作冷静的思考，就被飞舞的会单迷了心窍。
我家的凳子再也不用擦了，会员的屁股将它们蹭得一尘不染；我家的地板再也扫不干净了，络绎不绝的人流带来数不清的垃圾。此外，我家的墙角总是留有可疑的痰渍、卫生间总有冲不去的腥骚尿液、洁白的毛巾也不知被谁抹得黑不溜湫，到处是喝过的茶杯、到处是踩扁的纸团、到处是水果皮瓜子壳。
新婚的花季忍无可忍，什么也没跟我说，以“要写东西”为借口，住回陶家去了。当然，花季也用不着背一个象征离家出走的行李包，因为她自己的东西全都还在陶家。其实，我知道，花季离我而去还有一层难以启齿的原因：我阳痿了。自从新婚之夜花季问我“你是不是性变态”之后，我的生命之根就从未雄起过，道理很简单，我根本不敢叫花季唱《桃花结》，因为提这个要求本身就证明了我的性变态。当然，花季唱了《桃花结》我就能重振雄风吗？天知道。
很多时候我在黑暗中睁大眼睛看天花板，男人本能的欲望让我如蚁噬虫咬一样难受，更何况是面对着自己心爱的漂亮的女人。我想像着粗暴地扒光花季的衣服，像一个海盗一样征服她，可是真实的情况是跟小姨子如鱼得水，跟老婆却形同陌路。这无论如何是不正常的，这个局面应该扭转，否则，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机会来了，这一天早晨，花季回家来取她的坤包，说要文化下乡。我强行将花季按倒在床上，她开始挣扎，喉咙里发出打噎那样的一串串声音。她伸手抓我的脸，我偏脸躲过去，她的手指抠进我的嘴里了。我挡开她的手，将脸俯向她，我想一定是一张扭曲的脸。花季骂了一声“畜生”，并朝我的脸上吐口水。我感觉到脸上湿漉漉的一片，弥漫着一种甜腥的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