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国务院”二楼会议室中开会的四个人，全都还算得上是年轻之辈，可是他们在华府的地位，却算得上最高阶层的人士。他们的年纪大约是三十五岁左右到四十七八岁的样子，可是从他们一脸的皱纹看上去，却好象并不止这些岁数。他们的工作必须时常熬夜和不断焦虑担忧，才能使他们继续留住在原来的工作岗位上，他们所谈的危机也只限于在这个会议里讨论而已。因为这几个人乃是专门负责秘密行动方案策划人，是所有一切秘密行动的“塔台管制员”，只要他们稍一估计错误，他们放出去的秃鹰就可能会被打下来。他们的上级只质询广泛的目标是成是败，从来不问达成目标的计划和细节；而在他们手下工作的人，也只是负责设计他们所提出来的方案中，所需要的一切后勤支援而已。当一个行动作业开始着手执行之后，唯有这些人才必须随时去洞烛机先，去考虑每一种可能的变化和行动进行之际所可能造成的各种后果；他们就等于是个专门负责“澄清“的中心。每个人都是某方面的专家，每个人都是权威人士。也只有他们，才能对那些负责行动的“秃鹰”们点头示可，放他们飞出去。
可是他们却毫无雷达或天线来帮助他们，他们只能单凭对人性行为反应和投射所具有的深刻认识，来引导他们自己。他们必须审察行为与反应，并不只限于敌方的，而且也包括了他们自己派出去的行动员。不断评鉴审核的工作，乃是一种无休无止的奋斗，而且永远也无法令任何人满意。每通到某件新的突发事件，某个人的反应突然失去常态，他们就必须马上把所有的“可能”、“假如”、“会不会”，尽量归纳和推算出来。他们就如同永远置身于一座违反常态的迷宫中的精神分析家那样，失常的病人，包括敌人，也包括了己方人员。每天都必须投身于惊涛骇浪的突发事件中，去面对、预测、补救，或者企图挽回某些几乎已经注定失败的行动方案。
那天晚上，他们也都同意，目前的危机己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必须立刻加以处理。从罗马贝勒处以最速密电拍来的这项消息中所说的，他们必须再将那份早己封存的注销档案拿出来，重新加以研究和讨论。
他们并没有什么好辩论的事。“布拉瓦海岸事件”早巳获得了“双重证实”，除了国外行动员哈洛克的目睹报告之外，还有一名哈洛克并不晓得的“二号”目击者——马肯齐——所交上的报告，他是中情局派驻欧洲最具经验的情报员之一。他会在事后，冒着生命的危险，潜至出事地点，搞回一些重要证物：被撕碎的衣物；沾满血渍的衣物——经过仔细的鉴定之后，结果十分肯定：是珍娜·卡拉丝的衣服。马肯齐当时就躲在哈洛克伏身藏匿点北方两百尺之外；他的了望点很清楚，目击报告是绝对可信的，证物也是毫无疑问的。叫“卡拉丝”的那名女子，确实已在当晚毕命。虽然马肯齐在将证物从欧洲送回美国的三星期后，已因心脏病突发，死在他的游艇上，也不能对这件事产生任何影响；何况马肯齐的死因早经专家鉴定，是由于自然因素，毫无他杀之嫌。
再加上珍娜·卡拉丝本人，也绝无误杀之嫌。国务卿安东尼·麦锡当初也坚持予以彻查，他们也晓得为什么。因为他跟哈洛克有将近二十年亦师亦友的交情。麦锡曾在普林斯顿大学教过哈洛克，两个人都出生于捷克。安东尼·麦锡原是布拉格一位名医的儿子，于四十年前移居美国，那时正是纳粹的阴影，开始笼罩捷克的时候。而哈洛克的移民美国，却是出之于英美两国情报组织的安排。
负责侦查确认“卡拉丝案”的人。全都晓得不能出任何一点点的差错，所以自从接到贝勒上校由罗马拍来的急电之后，他们也发现事态严重，不能掉以轻心。最重要的，就是目前还不能让国务卿晓得。虽然新闻界都知道国务卿是去度年假，可是事实上并不是这么回事。麦锡其实病得很重，已经有将近五星期没到华府上班了。新闻界虽然有些怀疑，可是却不愿意往坏处想，因为全世界都不会希望听到这种坏消息的。
所以罗马的这件事，也绝不能再去增加安东尼·麦锡的负担。
“我看他是胡思乱想。”医学博士保罗·米勒说。他是个精神病学家。
“他的记录中是否有这种可能的倾向呢？”满头红发，块头很大，却穿了件似乎过大过细皱西装的前秘密行动员欧吉维问道。
“不可能会找到的。”秘密行动局的局长丹尼·史登说道。
“为什么不可能？”坐在欧吉维身边的国际法权威道森说。“难道你是说……他的档案里有被省略掉一部分吗！”
“对。这是好些年以前我们为了安全上的考虑，才这么做的。他的档案很不完全。可是也可能因此正好把欧吉维刚才问的话不幸言中——省略掉的那部分资料里，可能正好有他得过‘狂想症’的记录呢。”
“为什么会如此？”米勒问。
“他可能到最后关头的时候，就会产生狂想症。”
“这是什么意思？”欧吉维很不乐的身体前倾反问道。“话不可能随便乱说！”
“那他为什么又会在火车站看到明明已经死掉的人呢？”道森打岔。“为什么？”
“你认不认识哈洛克？”史登问。
“是在八九个月以前，他飞返华府时，会晤过他一次，他好象是个很能干的人。”
“他本来就是，”史登说。“又伶俐、又聪明、又冷静；很狠，很冷，很毒。可是这完全是归因于他童年时期生活的环境，才把他训练成这种样子的。也许我们要追查的，就是他早年的生涯。”史登说着就将放在桌上的一个厚牛皮纸信封袋拿起来，从里面拿出一份贴有红边的档案夹。
“这是哈洛克早年的背景资料。再近一些的资料我们全都晓得。普林斯顿大学欧洲史的博士，斯拉夫语言学硕士。家住康州格林威治城。是从英国送来美国的一名战争孤儿，被一对叫韦勃斯特的好心夫妇认养，十六年前进入本局服务，是经过安东尼·麦锡的大力推荐。他智慧颇高，聪明过人，外加他能说流利的斯拉夫语系的语言，所以非常适合干秘密行动员。再说，他本来出身捷克，语文能力当然没有话讲。现在我们要看的，则是这些已知资料以前的事。”
“那跳得未免太快太远了，”欧吉维说。“你能否大略先跟我们提一下，免得到时候会感觉太突然和意外。”
“显然我们早已有了一个意外了，”米勒说。“假如贝勒这封电报不是在开玩笑的话——”
“绝对不会，”史登说。“贝勒是我们放在欧洲最佳人员之一。”
“而且他又是属于国防部的人，”道森凑上一句。“他不会有什么过度偏激的判断的。”
“难讲，”局长说。“他是个黑人。”
“可是我要说的，”米勒继续道。“是贝勒这封电文中所附的话，他要我们认真的相信哈洛克所说的事。他强调他一定是亲眼看过那个女的。”
“这是不可能的！”欧吉维说。“这不就表示我们自己砸了锅？！那份资料里到底是讲些什么？”
“童年相当凄惨，”史登边说边翻那份档案。“我们只晓得他是捷克后裔，对吧，可是他当初并非一开始就在英国做孤儿的。他从小就在布拉格打游击，先打纳粹，后来又打苏联红军。所以他一定是从儿童时期，就遭受到很大的压力了。”
“差不多可以回湖到哪一年？”米勒博士说。
“可以回溯到一九四二年六月左右，那时刚好是捷克与纳粹打仗的时候，他出生时间大约是在三十年代，确实日期不详。生在布拉格，原名叫米海·赫维里柯。他父亲原系布拉格一位教授，后来他率领布拉格的地下反抗军，把盖世太保的刽子手头目干掉了。他们的老家是在布拉格市外西南方的一个城镇，叫什么‘利底斯’的……哈洛克从小就是隶属于捷克地下反抗军‘儿童分遣队’的队员，专门负责送信和送炸药、弹药。他是因为母亲被德国纳粹奸杀以后才加入的。晚上跟着他父亲读书认字，白天就在田野山林间练习躲藏和追踪的功夫，练习怎么说流骗过敌人。还有怎么杀人。”
“那么小就学杀人啦？”欧吉维说。
“对。在他十岁以前，已经晓得如何取人性命，如何分辩敌友了。”
“简直难以相信，”米勒博士说：“竟然在三十年前就种下了会爆炸的种子。”
“难道‘布拉瓦海岸事件’会在三十年后，刚好触发这枚炸弹吗？”
“很可能。不论我还想知道更多一些。”米勒博士说，“后来呢？”
“后来大战结束，捷克却更惨。俄国人把捷克吞了。哈洛克的父亲，自从一九四八年三月十号把红军捷克占领军的元帅，马沙里柯暗杀之后，就被捕了。他后来被送往古拉格群岛，自此失踪。地下组织也就因此瓦解了。不过在瓦解之前，组织中的人已经先将小哈洛克送往英国了。后来被英国的情报局送往美国，再来就被韦氏夫妇收养。等哈洛克进普林斯顿读书时，这对老夫妇就死了。那的候，两个人已经差不多六十多岁了。”
“那时候，麦锡正在普大教书。”
“对，”史登说，“幸好有麦锡在，才不至于使哈洛克又变成举目无亲。”
“那么麦锡是否晓得哈洛克的事？”
“全晓得。”史登说。
“这么讲的话，麦锡当初夹在那份‘四○档案’中给哈洛克看的纸条，就可以明了—半了。”
“他当初曾经交代过，假如哈洛克因为‘布拉瓦事件’受刺激过深想退出的话，我们就必须答应他的请求。”
“这我晓得，”道森说，“因此他才会在他那张条子里写道，哈洛克早年遭遇悲惨的事，我想大概就是指他幼年父母双亡的事。”
“好了，你们现在和我—样清楚了，”史登局长说，“米勒博士，你可有什么意见？”
“很简单，”米勒说，“带他回来。答应他任何事，可是千万要先将他弄回来。我们再不能领教任何意外事件了。把他活生生的弄回来。”
“我也同意这样会比较好。”红头发的欧吉维说。
“当然比较好，”米勒说，“‘布拉瓦事件’对哈洛克打击太大，刺激太深了。亲自目睹行刑经过，谁受得了？！也许正好把三十年前的那些童年的梦魇，就此触发引爆了，才会令他变得现实与过去分不清，产生狂想和幻觉的。”
“贝勒电报中也是这么说的。”道森接过话。“他可能会挺而走险而独断独行，不再听命于任何一方的解释与命令。”
“这是绝对可能的，”米勒博士说，“他真的可能什么事都会做得出来。—旦他的狂想症发生后，他可能对现实与幻想很难分辩清楚，随时觉得会有人要陷害他，而加以反击的。”
“你看罗斯托夫在雅典的那件事，会有什么影响？”史登问。
“我们并不晓得罗斯托夫曾到雅典去找过哈洛克，”米勒说，“这也可能是他狂想症中的部分，胡思乱想有个苏联网安全的高级头日来找过他。我们所能确定的一件事，就是那个‘卡拉丝’的确是国安会ＶＫＲ分支的人。为什么象罗斯托夫这种人，会出现在雅典，专程向哈洛克去否认这件事呢？”
欧吉维上身又向前倾。“贝勒说，哈洛克认为那是一次‘抓瞎’。罗斯托夫当时所占的优势，大可以把哈洛克抓起来，运出希腊的。”
“那为什么他没有这么做？”米勒反问：“算了吧，老红，你自己也曾在外国干过十年的行动员，‘抓瞎’这类试探之学，你会不会干？假如你当时明明晓得自己占上风，难道你还不会把他先摆平，往苏联‘卢比安卡’一送吗？！”
欧吉维先不搭腔，瞪着精神病学博士米勒好一阵子。“不会，”他冷冷说：“因为我终会放他一马的——只要我愿意——只要我不让别人晓得明明是我占了上风。”
“可是贝勒在电文中却一再强调，他相信这件雅典所发生的接触。”道森突然插口把话题引回来。
“但这可能是因为哈洛克绘声绘影描述得很逼真的缘故！”
“你怎么有把握说，一定是狂想症，而并非真实的遭遇？！”史登也反驳。
“……答应他任何事情……”欧吉维喃喃自语道：“简正他妈的好象商品广告！”
“我只晓得一件事必须提醒在座各位，”道森冷然插口。“哈洛克晓得的内幕太多，只要他稍微对外揭发一点点，我们也会蒙受很大的损失——不论国内和国外——只要被苏联探到一点就惨了。即使密码、眼线、情报来源等等，全部都予以更改掉，彬影响还是会很大的。”
“所以我们今天才会召开九这个紧急会议，来决定到底应该怎么办，用什么方式请哈洛克回来？”
“抱歉，头儿。”红头发的欧吉维说，“他不会吃这一套的。只有一个方法，行得通与否我说不准。”
“什么方法？”史登局长说。
“我。”
“怎么说？”
“因为哈洛克认识我，而且他晓得我也是决策人士之一，除了麦锡之外，他大概只可能相信我。”
“有时候，老红，我发现你实在很难以想像。”
“没什么好难以想像的；你们也看过我的健康报告。再过五个星期，我就要开始变得更痛苦了——癌细胞已经蔓延了……你们也看到我体重现在减轻得很厉害，原来的衣服现在变得这么宽松，还能拖多久，谁都不晓得……与其坐在这里等死，不如让我跑一趟。除了国务卿之外，也只有我能出马去说服哈洛克回来。”
文登瞪着红头发的人望了半天。
“你很有说服力。”他说。
“这并不是说服不说服的事，而是只有这么办。”欧吉维突然站起来。“我马上回去，打行李，直奔安德鲁空军基地，替我安排一架军用飞机到意大利去，免得我搭民用客机的时候被苏联国安会的耳目发现。由安德鲁直飞布鲁塞尔，再由那里转飞意大利帕隆巴拉空军基地。再发电报叫贝勒来接我……称我的代号为‘阿帕契红番’。”
“‘阿帕契’？”道森有点搞不懂。
“最好的追踪者。”
“假设哈洛克愿意跟你联络，”米勒说，“你预备怎么跟他说？”
“没什么好说的。只要他走到我一个手臂长的近距离内，我就可以逮住他。”
“他也很有经验哪，老红，”史登提醒他。“他不会那么毫无防备的，何况他很难缠。”
“我有东西制得住他，”垂死的人边向门口走，边回头说，“而且我也很有经验。我没有把提的话，绝不会轻易出手的。”他说完就走出去将门关上了。
“我们以后可能再也见不到欧吉维了，”米勒对另外两个人说。
“我晓得。”史登说。
“你认为他能找到哈洛克吗？”道森说。
“我想可以，”史登说，“他会逮住他的，他交给贝勒，然后再由我们罗马的几位大夫，先替哈洛克治疗一下。欧吉维可能等办完这件事以后，就会找个地方躲起来等死。他说过，他绝不会甘心住医院去等死的。他要自己解决。这也是为什么我会这么肯定，他一定会找到哈洛克的原因。老红之所以愿意这么做，也有其他的原因，我很清楚。他当年眼睁睁的看过许多同事因为掩护他——从土耳其的伊士坦堡到北非——而死于非命。自己又因为干这行，弄得妻离子散，与他的家人失去联络已经有五年之久了，所以他才不想再让他以前的一位同事——哈洛克——再出差错。我们的‘阿帕契’，希望在他临死之前，再去做一次他最后的追踪，设下他最后一个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