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伊·弗兰迪喜欢注意女人，他对整个南部地区的所有白人女孩都很注意。他和其他人一样也在寻找共和军和他们的老巢。共和军绑架了芭蒂·海斯特。大概他在街上见到了这帮人，而且美国联邦调查局也想查清此事。弗兰迪可能是为了破案而遇害，也可能是因为他带了某个漂亮女人回家而被别人杀害。
“弗兰迪死后不到一个星期共和军就被消灭了。吉罗德，任何一个三十多岁的人都会记得共和军的枪声，布巴里当然也不例外。当时的枪声特别激烈，警方共消灭了六个激进分子，你在这个城市的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听到那房子着火时发出的声音。
“还有一个消息说，当警方包围那所房子时，屋里的人向外开火。这时一个女记者冲上前敲门问：‘你们真的是共和军吗？我能跟芭蒂谈谈吗？’我要把这些真实的事情搬上银幕，现在许多当事人也还在，可你们为什么还要找演员扮演呢？”
我看到史蒂芬在他的电脑记事簿上写了“共和军”三个字。
“那个女记者名叫克里斯汀·劳德。”兰娜说，“别忘了这一点，别的电视网也在做关于这件事的节目。”
史蒂芬在记录时笑了一声。
“也是在那个时间、那个地方，有一个学生很幸运地得到了全额奖学金，他因此得以去北部的私立大学，但是他并不适合在那儿学习，他不会处理人际关系，很快就因为骚扰女生而被校方开除，于是他失望地回到家乡。为了发泄自己的怨气，他袭击大学生，还诱杀警察。到1974年5月10日为止，他一共杀死或打伤至少五名警察和四名学生。他也认识罗伊·弗兰迪。”
史蒂芬把这些也记录了下来。
“当时局势很乱，弗兰迪要处理各种各样的麻烦，那些激进分子给他的脑袋标了价格。”我等史蒂芬记下这些之后又说，“我曾跟你说过弗兰迪很喜欢跟女人在一起，他从不管女人是否结婚或该不该接触。很可能他在和别的女人上床时被别人撞见了。那个凶手可能是他认识的人，可能是个警察，也可能是他的老情人。我们现在还不太清楚。
“弗兰迪有妻子和两个孩子，他们的生活并不宽裕，但每个月他的夫人都为他买人寿保险。”
我放下手中的记录看着吉罗德说：“罗伊·弗兰迪的故事内容很丰富，充满着悬念，不必增加剧情就已颇具吸引力了。”
“简直是一部电视连续剧。”吉罗德眼里闪着光芒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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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罗伊·弗兰迪死以前，他正和另一个警察的前女友住在一起，那个警察叫伯瑞·洛治威。我觉得从他那里可能会了解更多的情况，尤其是在森尼克告诉我那家伙做了许多违法的事后，我更是迫不及待地想见到他。
吉多说拍摄现场的所有准备工作都已经安排妥当，所以，在去拍摄现场之前，我先去找伯瑞·洛治威谈了一会儿。
找到洛治威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就在弗兰迪被谋杀后不久，洛治威为还赌债去勒索别人的事被警方知道，在警方没有开除他以前就主动辞职了，当时他已经变成一个十足的酒鬼。两个月以后，他因酒后开车撞死人坐了几年牢，出狱后，他又因酗酒惹了不少麻烦。后来他戒了酒，然后就不知去向了。
海克特给原来在七十七街警局工作过的人打过无数次电话，查询有关洛治成的情况。一个星期以前，洛治威的一个老上司偶然发现洛治威走进一个名叫“意外胜利”的俱乐部，他随即打电话通知了海克特。
根据海克特所言，洛治威并不想见我，他从监狱里出来后想重新做人，他从不愿提及往事。
我很奇怪，如果洛治威想重新开始，那么他为什么还待在他以前犯有前科的地方？为什么又生活在七十七街警局的管辖区内，而且离罗伊·弗兰迪死时的那所房子只有几个街区之遥呢？
我开车从弗瑞威大街拐到曼彻斯特大街，然后又向东驶了一个街区，到了伯罗德威大街。伯罗德威大街是为蓝领工人服务的商业区，洛克希德、休士和马特尔商场都在这一带。
不一会儿，我就到了瓦兹大街。我把车停在一个杂货店门前，然后步行穿过曼彻斯特大街来到那个俱乐部。
我很担心洛治威拒绝和我面谈，我惟一可能打动他的就是这该死的短裙。我在俱乐部后面的一间小屋里找到了他，当时他正在清点干洗过的床单与毛巾。我隔着窗户在外面观察了他一会儿才进去。
洛治威跟麦克年龄相仿——大约四十七八岁的样子，但他看起来却像上百岁。生活的艰辛和过量的饮酒使他的脸上布满了皱纹，看来他的健康状况也很不好。他不像这儿的其他人那样穿一身节俭的工作服，而是穿了一身轻便的运动装，上衣印有“夏威夷”字样，下身穿了一条暗蓝色的运动裤，脚蹬一双黑色运动鞋。他灰白的头发留得很短，让人觉得像检阅仪式的警员。
当他听到我的脚步声时，抬起头冲我笑了笑。“你是刚来的吧。”他从里面走出来，“女士房间在楼上，我会带你去的。”
“伯瑞·洛治威？”我问道。
当听到一个陌生人叫出自己的名字时，他不禁吃惊地向后退了一步。
“我有好多朋友都认识你。”我边说边伸出手。
他仔细打量了我一番，然后皱着眉头说：“我想你的朋友我一个也不认识。”
我的这身打扮让他误以为我是一个妓女，但洛治威似乎不是那种好色的人。我把名片递给他说：“我叫玛吉·麦戈温。”
我以为他看完名片之后会把我拒之门外，但他却笑了。
“看来，你不是克里斯汀·劳德。”
“对不起，打扰您了。”我说。
“没关系，不必道歉。还记得共和军的事吗？有一半洛杉矶警察做好准备，用武力解决那六个该死的共和军游击队员。哦，老天！他们的弹药比警察的还多，那个叫劳德的记者直接走上前去敲门，那时，火焰瓶从窗子里飞了出来。”
“我记得。”我说。
洛治威把我的名片放在上衣胸部的口袋里：“海克特·梅伦德兹前一阵子来过，他告诉我有个做新闻工作的人想和我谈谈关于弗兰迪的事。共和军被彻底消灭时，我们还在为弗兰迪难过，这就是我为什么想起劳德的原因。”
他并不是第一个把弗兰迪和共和军联系在一起回忆的人。
他说：“我跟海克特说过，我不想和你谈，那你为什么还要到这儿来呢？你的拍摄人员呢？每个电视台的新闻记者都会和拍摄人员一起进行采访的。”
“我不是新闻记者，确切地说，我的摄制组正在八十九大街进行拍摄，我想海克特已经告诉过你，我在拍一部关于弗兰迪的影片，你能给我讲一下你和弗兰迪之间的一些事情吗？”
“人们发现他死的时候，我就被盘问过一遍了。”洛治威又开始清点他的毛巾，“或许我该给我的律师打个电话，让他跟你谈吧。”
我看着他整理那一大堆东西。他把东西分成了几份，每一份都包括：一条床单、一条毛巾、一小条肥皂和一本《圣经》。我问道：“你住在这儿吗？”
他摇了摇头。“我有地方住，你知道吗，从监狱里假释出来的代价就是在这里做一年的社会服务，我不想过这样的生活，我就离开了这儿，但当我回来后，我发现没有比这儿更适合我的了，这儿简直就像我的家。”他皱了皱眉头，“我想或许我应该静下心来做点什么。每天早晨，我都来这儿祷告，然后待在这儿为那些有困难的人服务，我得一直忙到下午。”他冲我笑了笑，露出了假牙，“我现在生活得很充实。”
“你真难找，你回到这儿多长时间了？”
“三四个月吧，我也不知道会待多久，这次我好像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了——一切都焕然一新了。”
他好像忘记了他说过不想和我说话，于是我试探性地问道：“你现在想在以前的环境走一走吗？”
“就看你怎么想了。”他说。他现在已经没有一点不想谈的意思，完全和我合作了。
“我现在得去八十九大街看看我的摄制组的工作情况，那儿离这儿只有几个街区远，你可以跟我一起去，顺便在路上谈谈过去的事情。”
他的脸忽然阴沉下来。“我跟弗兰迪的凶杀案一点关系也没有。”他喊道。
“这我明白，但只有你了解那地区，你在七十七街当了多长时间警察？”
“六年。”洛治威并不是不情愿一起去，只是出于谨慎，然后他开始整理东西，随后又在本子上登了记。
“当弗兰迪到第七十七街时，那儿的治安一点也不好，二十多年来一向如此，你不该在这儿四处走动。”
“我们现在能走吗？”
“这由我决定。”他怪笑着看了看我，然后调转话题问道，“当你四周都有人在开枪射击，你会和劳德一样上去敲门吗？”
“如果我觉得屋子里的人会跟我说话，我肯定会那么做的。”
他整理了一下上衣，说道：“好吧，我们出去走走！”
我们沿着布罗得威大街向南走。已经下了一早晨雾，现在太阳终于出来了。所有的东西都被太阳照得闪闪发亮，雾气和阳光掺杂在一起，使人闷得喘不过气来。洛杉矶十月份的空气真糟糕，让人难以忍受。
洛治威说起话来完全是警察说话时的语气，那种语气别人是学不来的，我想这可能是警察必须过的一门考试——如果真有这项考试的话，洛治威一定会拿高分，因为他一路都滔滔不绝，告诉我各种事情应该怎样，而事实却并非如此。他简直是在演讲，我感觉到他一定非常寂寞，十分希望有人能与他交谈，即使是让他谈有关弗兰迪被杀案的事情，他也愿意。寂寞是十分令人苦恼的事，我十分同情洛治威。
洛治威走在我左边，他问道：“你还跟谁谈过这件事？”
“跟弗兰迪的家人和朋友们，像麦克·弗林特、道格·森尼克和海克特。”
“我简直不敢相信海克特竟然死了。”
我只能点点头，因为我突然被他的话噎住了。
洛治威说：“人们都说他是个英雄，他救了一个年轻人，做了一件好事。”
“那个年轻人二十几岁，住在海克特的楼上，”我说，“他有过很长一段精神病史，曾有自杀企图，当他威胁要跳楼自杀时，他母亲去找海克特，她知道海克特是警察，但她却忘了告诉海克特她儿子有枪，那年轻人隔着卧室门打中海克特，然后自杀。”
洛治威摇头感叹道：“海克特真蠢。”
“麦克·弗林特也这么说。”
“弗林特？我有二十年没见过他了，我都快把他忘了。”他扬了扬下巴又说，“弗兰迪、弗林特、森尼克和梅伦德兹——这四个七十七街的骑士，他们很团结，谁也别想拆散他们。”
“你认为你被排除在外吗？”
他耸了耸肩：“我们其实经常在一起，所有的警察下班后都喜欢到曼彻斯特大街和曼恩大街拐角处的酒吧去喝上几杯。但回家之前，必须把自己弄干净些，免得回去被老婆骂。有时候我们喝完酒后不回家，直接到艾尔菲斯的小店里去吃宵夜，或去佛罗斯山上逛一会儿，除非我们身边有女人陪着。”
“你们经常找女人吗？”
“她们都在停车场等着我们。”他笑了，“那儿有不少女人。”
“弗兰迪也找女人吗？”
“他不在街上找，不像弗林特、海克特和我。弗兰迪有几个固定的女朋友：有一个在M·S医院工作，在那个医院我们一起认识了琼；通过一个骚扰电话，他还认识了一个黑妞；还有另外几个女人，但他不经常跟那几个在一起。”
“你刚才说他不像麦克·弗林特和海克特？”
“是，他们俩无法抗拒女人诱惑。”他带着轻蔑的口吻说，“他们根本就不想拒绝。”
麦克原本就很风流，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1974年时，他还很年轻，他与一个十足的泼妇莱丝丽结了婚，但生活得很不幸福。他除了当警察，还做着另外三份小时工，当他每次从警车里出来回家时，都会听到有人骂他“蠢猪”，这其中肯定有什么原因。后来，莱丝丽变了，变得温柔些了，但却没有和他复婚。
或许这只是个谣传，但我感到心情很沉重，仿佛有一个黑洞吸走了所有的空气，让我喘不过气来。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听到麦克的风流史了。我信任麦克，我并不是嫉妒什么，但是，我竟然和一个风流成性的人生活了这么多年，让我真伤心。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现在跟我讲讲琼·琴吧！”
“我不该提起她的。”洛治威说道，“在弗兰迪跟她搞上之前，她曾是我的女朋友。我实话告诉你吧，如果我想杀人的话——当然我没有这么做——我也会去杀她而不是弗兰迪。”
“当弗兰迪和她同居时，难道你不嫉妒吗？”
“为琼而嫉妒？”他否定的语气里带着可笑的意思，好像在说根本不值得这么做，“她长得很漂亮，但是其他方面可不怎么样，人尽可夫，谁都可以上手，根本就不值得为她去杀任何人。”
“琼破坏了你的家庭，而且对弗兰迪的婚姻也没起一点好作用。”我说。
“别把她想得那么有本事。的确有一回，我太太打电话问她我们的关系时，她竟然告了我一状，但我太太和我离婚并不是为了她。我每天都是醉醺醺、脏兮兮地回家，而且拿钱去赌博。因为这些，我妻子才离开我。我并不怪琼，也不能怪弗兰迪，在他和琼搞上之前，我早就不和她在一起了。”
洛治威变得很激动，呼吸急促，脸也涨得通红。
我们沿着曼彻斯特大街往南走。越往前走，房子越破，那里四周都是战前建的低矮的平房。五十年以前，当大战开始时，四处都开始建造防御设施，任何地方都可能成为卧室、厨房或浴室，但任何人都不会觉得这是好地方。经过五十年的居住，这儿已经变得和贫民窟没什么区别了。
我们穿过布罗德威大街，来到八十九大街，直接向那个热闹的地方走去。摄影卡车、摄影器材、各种装备挤满了狭窄的街道，街区四周的人都来看热闹。通常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两名安全保卫人员，但我要了五名，他们正忙着维持秩序。
洛治威碰了碰我的肩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不是问摄制组在哪儿吗？这就是了。”
“你想拍一部《飘》那样的电影吗？你竟然用了这么多人！”
“我只需要一名摄影师，但这是一部比较重要的戏。这儿有一半的人我不认识，我也不知道他们要做些什么。”
我们还没有进入那个街区，就听到有个人在叫我，他就是摄制组雇的工作者们的头儿——布兰迪。他向我走过来，皱着眉头，好像有什么事要说，在他身后跟着照明师莫尼卡，也是一脸愁容。当布兰迪快走到我跟前时，莫尼卡忽然停在一棵小树旁，开始哭起来。
我惊异地看了几秒钟，然后问布兰迪：“发生了什么事？”
“没什么，我只是想告诉你，我要坐4点钟的飞机去圣克拉门托。”
“我们今天的拍摄计划安排得很满，我们必须抓紧时间，争取在天黑前完成工作，6点40分太阳就会落山。”
“我不能坐更晚的飞机了。”
我冲他笑了一下，因为我知道大家心里都很不满。我说：“今天很热，你能再帮我给那些待在卡车里工作的人安装些通风设备吗？”
“如果我要坐4点的飞机，我3点就得从这儿走。”布兰迪依然坚持着，“3点我必须走。”
于是，我试图转移话题：“莫尼卡怎么了？”
“她因为我走而难过，她本来为我们预订了房间，因为我妻子要来这儿。但是我儿子要去圣克拉门托参加足球锦标赛，他是守门员。我妻子说，我必须去看我儿子的比赛。”
我对布兰迪说：“如果你有时间预订飞机票的话，你就应该有足够的时间通知我们重新安排人手。”
他开始找借口：“我曾打电话通知过，他们一定是忘了。”
“你想怎样就怎样吧！”我看着布兰迪那涨红的满是胡子的脸，“如果你想这么做的话，那你可以把工作放下，然后去赶你的飞机，但是今天我需要一个工头帮我工作一整天。你是重要的工作人员，协议规定，如果你在拍摄过程中擅自离开工作岗位，我可以马上解雇你，我希望你记住这一点。”
“但是——”布兰迪想解释一下，但什么也没说出来。
他在这一行干了很久，很清楚这里的规矩，所以他没有再抱怨什么。他是一个南方人，48岁，他固执的禀性常使我们无法达成一致，就像刚才，我坚持我的观点，因为我是这儿的头，而他却很固执。如果刚才我们两人谁再多说几句话，很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
我走到莫尼卡跟前对她说：“我们回去工作吧！”然后转身对布兰迪说：“你呢？”
“好吧，继续工作。”他斜眼看着我，然后慢慢走回卡车边。
我不知道是我刚才对他说的话还是莫尼卡的眼泪让他留了下来，看来，在我来之前，莫尼卡已经阻止过他。布兰迪板着脸慢慢地走，大约走了十几米远，他好像忽然恢复了往日的诙谐，追上莫尼卡，开始胳肢她逗她，直到两人都大笑起来，就像看了滑稽表演而被逗乐了一样。
只要不影响工作，他们两人在平时做什么我都不会指责他们。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忽然想到布兰迪的妻子，可能是因为洛治威刚才说起麦克的缘故吧。布兰迪的妻子不错，长得有些像莫尼卡，但年龄比莫尼卡大，而且又生过三个孩子，所以她的体形已是今非昔比，我猜她大概已经察觉到自己的婚姻危机了吧。
“这种情况经常出现吗？”洛治减轻声笑道，“看起来你就像夏令营里的老师一样。”
“有时我也这么想。”
听到我这么说，洛治威笑了。这时，我甚至开始有点喜欢上他了。
莫尼卡和布兰迪走在我们前面——莫尼卡伸出一只手挽住布兰迪的袖子，显示出强烈的占有欲；而布兰迪则不让她这样，他好像从没有完全承认过她是自己的女友，而莫尼卡好像只要能和他待在一起，就特别高兴。
洛治威看着他们，眼睛里流露出一种期望的神情。
我问他：“是什么让这女人如此痴爱那个男人？”
“你是在问我吗？”
“是的，她在这种三角关系中得到了什么呢？她感到满足吗？现在她虽然很高兴，但这样毕竟是暂时的。”
“你也有过这种经历吗？”他问。
“我的丈夫让我懂了许多。”
“是你的前夫吧？”洛治威问道，并抬头看着我。
“是的。”
“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了吗？”
“没有。”我不想提起那些烦心的事情。有一次在酒吧我看到一个女人坐在麦克的腿上，她叫奥尔加，麦克现在还和她有联系。
莫尼卡已经陷入了我们所说的“三角关系”之中。我真不明白，难道那些可爱、乖巧的女人们对于布兰迪、麦克或其他的男人来说真是那么必不可少的吗？
我拿出35毫米的摄影机——我总是把它放在包里——替前面的两个人拍了个镜头，通常我的摄影机里总有摄不完的东西，我总是回去后再把它们分类。
吉多把摄影机和灯光器材满满地摆在狭窄的小院里，看到我们来后，他咕哝了一句什么，我没听清，但我知道肯定是捉弄我的话。他的周围挤满了观看拍摄现场的围观者，使他觉得没有地方伸脚。
1974年，当弗兰迪被发现死于这所偏僻的房子时，122号已经是一所被烧毁的房子了。不久以后，这所房子又被重建起来——有三间屋子，还有一根长长的刷着白漆的烟囱。这房子没有什么复杂的装饰。
房子是面西建的，所以在太阳落山之前，我们没有多少时间进行拍摄了。
“这附近的人都叫它‘鬼屋’。”洛治威说，“弗兰迪是在这儿死的，而且共和军也是在这儿被消灭的。从那以后，没几个人愿从这儿经过，户主说她不会再重建这屋子，因为她常在晚上听到屋里传来尖叫声。”
“你听到过那尖叫声吗？”
“总是听到，有时还会看见蛇和蜘蛛。”他抬头看了看昏黄的太阳说，“这六年来一直都觉得很朦胧。”
“我听说你有件麻烦事。”我转过身背对着院子审视了洛治威一会儿。他跟我讲话很直爽，所以我也单刀直入地说：“弗兰迪死的那天晚上，你也在那个酒吧喝酒。”
“别人也这么跟我说过。”他好像并没因为我提出这问题而变得厌烦，“即使那天我在那儿，我也记不清了，有一段时间的事甚至一点儿都想不起来了。”
“那天晚上你还记得你跟弗兰迪说过话吗？”
他摇了摇头说：“没说过。”
“你是不是和弗兰迪一起离开的，或者——跟着他？”
他面无表情，冷冷地说：“你想知道是不是我跟着他，然后趁机杀了他，之后我把车开到几里外的地方，把一切弄得毫无漏洞后回了家？如果你愿意听的话，我还可以给你讲得更生动些。简直岂有此理！”
“你第二天醒酒时是在什么地方？”
“在一辆轿车的后座上，我可能当时要回七十七街睡觉，但我的拍档怕我惹麻烦，就帮我穿好衣服，把我塞进车里。”
我知道这些事，我也知道当时他的拍档是谁，我说道：“海克特是个很不错的朋友。”
他不再说话了。
跟电视网签约后，他们派了一个人做我的私人秘书，她叫芬吉。这时她一手拿着一札记录，一手端着一杯可乐向我走来。她把两样东西都递给我说：“今天有你几个电话，兰娜说2点钟在她办公室开会，让你去。你母亲也打来电话，听起来她的情绪不是很好，但她知道你不在，就什么都没说。”
“我母亲吗？”我翻了一下记录，电话是从姐姐的病房打来的。芬吉正在等我的吩咐，我赶忙问：“她没说有什么急事吗？”
“没有。”
“过一会儿我会给她打电话的。哦，芬吉，这位是伯瑞·洛治威，请对他讲一下为什么签署这份弃权书以及与我们做摄影采访的三个原因。”
芬吉把可乐从我手里拿过去递给洛治威，对他说：“第一，如果你不同意，玛吉就会一直缠着你，直到你被迫签署为止。”
洛治威碰了碰我的胳膊说：“你母亲没教过你求别人办事时要用请字吗？”
“当然教过，不过我觉得，如果你真想帮我，就算我不说请，你也会愿意的。”
洛治威笑了起来，他看着四周那些忙忙碌碌的人。看得出，他喜欢这儿，他会和我们签约的，因为这样他不但可以在这儿四处逛一下，而且这比他坐在那儿数床单和毛巾要有意思得多。
我问芬吉：“滚石的人来了吗？”
“来了，那边和吉多在一起的人就是。”
这时接待室的门开了，芬吉在我们前面走了进去，随即便听她说：“哦，塞尔，你来了。”
我曾经在一周以前见过塞尔·丹格罗，自那次见面后我就再也不想见到她。她是一个注册会计师。看见我后，她打了个招呼，然后冲我们走过来。
“玛吉也在这儿。”她说，听上去，好像她一开始就没看见我，或是说我根本就不应当在这儿似的。塞尔四十开外，头发已灰白，但举止却像个孩子一样，让人觉得她就像一个无知的傻大姐。
她伸手递给我一份棕色硬皮的资金平衡表，同时隔着我跟洛治威打了个招呼。对于一个没见过面的人，她显得太自来熟了。她站在那儿等着我夸奖她或说些感谢的话。以前我曾对她说过好几次，资金平衡表应该直接送到兰娜那儿去，但她总是不听——无论我在哪儿，她都要先让我过目一遍。
塞尔很聪明，工作有能力，人也不坏，但是大家都讨厌她。我想这肯定是因为她总希望得到别人夸奖的缘故。我真希望每一次我碰上她时，都能有一个像芬吉一样的人帮我去应付她。
当塞尔满怀希望地等着时，我翻了翻那些图表说：“谢谢你，塞尔，很不错，如果你能帮我把这些东西马上送到兰娜那儿，我将不胜感激。”
“你是说现在？”塞尔看起来很失望。
我把手搭到她肩膀上说：“兰娜现在非常需要这些资料。”
“那好吧，听你的。”她冲洛治威眨眨眼睛，慢慢走到她那辆破旧的大众牌汽车旁。
“多谢了。”芬吉说。她看着塞尔离开后说，“我都快被她弄疯了，这该死的妇人！”
这时，吉多喊我，于是我朝他走去。
我身后充满了嘈杂的声音。发电机嗡嗡地响着，摄影车和拖车里的空调声以及电灯、录音设备，还有电扇的声音不绝于耳，所有的谈话都听不清楚。我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耳边的噪音有多大。突然“嘭”的一声，全场都静了下来。
我大喊道：“布兰迪！”这时他正在一辆卡车旁，莫尼卡紧跟在他身后。他抓起器材堆里的一个灭火器，向发出声音的地方跑去。
一缕灰白色的烟雾从安置在一辆发电车尾部的大发电机上冒出来。布兰迪第一个赶到那儿，他拉开保险环，把灭火器对准那发电机，但是发电机并没起火，只是发出一股难闻的烟味。
“负荷量太大。”他说，“保险烧断了。”
“你能修好吗？有没有后备电源？”我问道。其余的人都挤过来看发生了什么事情，芬吉则趴在我背上。
布兰迪看了看发电机说：“我们可以重新换一台发电机，但是用电量太大还会出问题，会造成很多麻烦，特别是对计算机系统会产生不良影响。我们必须在电力恢复前仔细检查各个容易出现问题的环节，这大概需要一两天时问。”
“你的飞机几点起飞？”我紧紧盯着他的眼睛，直到他局促不安地避开我的目光，“不论是人事或仪器方面的新安排，我都可以很快搞定。现在最好查一下这玩意儿出了什么毛病，省得以后再出现类似的麻烦。”
这时吉多说：“再有一个小时太阳就要落山了，妈的，看来今天的拍摄任务完不成了。”
芬吉拽了拽我的胳膊。我回头看到她正在揉自己的左脚。她说：“我把脚扭伤了。”
我蹲下来，脱掉她的袜子，看到她的脚踝处有一块高尔夫球般大小的淤紫的肿块。洛治威也看了看说：“你最好去医院检查一下。”
芬吉的脚痛得很厉害，我心里很难过。布兰迪正在满头大汗地检查，他说：“任何东西超负荷工作都会受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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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芬吉把冰袋敷在脚上，然后用纱布包裹起来，吉多一会儿就要送她去医院检查。伯瑞·洛治威走过去和莫尼卡搭话，我本想在他离开之前进行一次采访，但这时那个从“滚石”来的名叫杰克·纽克斯特的人朝我走了过来。
“我想在这段时间寸步不离地跟着你一起工作，不知你是否同意？”
“只要你别跟着我回家，我就同意。”我说，“你知道我们正在拍什么吗？”
“兰娜·霍华德告诉我一些情况，刚才吉多又跟我详细讲了一下。”
他是一个中等身材的中年人，看起来没什么恶意，脸上胡子拉碴，衣服似乎已经几天没换了，脚上穿一双牛仔靴——是路易斯牌的，曾经很流行。他上身穿了一件蓝色工作衫，袖子挽到胳膊肘，身后还背着个破烂的背包。当兰娜告诉我他准备来这儿时，我第一个想法就是：他一定很招人烦；第二个想法是：把他推给吉多。但是现在芬吉受了伤，我得考虑重新安排这个人了。今天下午，我需要完成芬吉记录“在案”的好几件事情，也就是说，我必须单枪匹马去做好些自己从没做过的事。而且更为麻烦的是，我还要到好几个繁杂的娱乐场所去，而吉多又是一个很讨女人欢心的人，所以，除非迫不得已，我是不会带吉多去的。
考虑到杰克·纽克斯特可以陪我一起去，于是，我拉开吉多的吉普车车门，并邀请杰克和我一起坐到后座上。吉多开车把我们送到我停车的杂货铺门前，然后带着芬吉向医院驶去。
从吉多的车上下来时，我心情挺不错。吉多在车上不停地抱怨布兰迪没安排好电力供应，以致错过了最佳拍摄时问。“拍摄黑白片时，一定要抓住时机，光线是至关重要的。”他说。
芬吉好像并不介意他说什么，对她来讲，吉多的话似乎总是正确的。
我请杰克上了我的车，他边系安全带边说：“芬吉的脚好像痛得不厉害。”
“她去医院检查就用不着参加接下来的那个烦人的采访了，采访对象是一个名叫萨尔·伊波里托的小老板，他开了一家名叫‘热舞’的俱乐部。”我边说边发动了汽车，“你会喜欢那儿的。”
“‘热舞’俱乐部？”杰克有些茫然地问。
我学着那家俱乐部广告牌上的话说：“这儿有好多一流的漂亮姑娘，她们全都是国色天香。”
杰克笑了：“恐怕这些广告词只对一部分人起作用。”
“可能是吧。”我看到绿灯亮了，便开车驶过路口，“在我们采访前还有一些时间，你想四处逛逛吗？”
“随你的便，我跟着你好了。”他把一盒空白磁带插入录音机。
我把车拐入曼彻斯特大街，对杰克介绍说：“如果从这个杂货店开始以半英里为半径统一圈的话，就能路过第七十七街警局和发现弗兰迪尸体，也就是共和军被消灭的那间房子，以及弗兰迪最喜欢去的酒吧。我希望我的影片能把这四个地方联系起来，这种拍摄技巧并不容易，如果想把这样的节目搬上荧屏，简直跟发现弗兰迪的死因一样难。我打算用直升飞机来试拍，看看航拍能否达到这种效果。”
“你在这儿说了算，是吗？”杰克笑着问。
“当我工作时如此。”
“我们现在去哪儿？”
我说：“我想看看共和军搬到郊区前借以藏身的那所房子。”
杰克拍了拍衬衣口袋说：“抽支烟可以吗？”
“最好别抽，这个城市的空气已经够差了。”
杰克什么也没说，把手从口袋上放下来，看着窗外。
我从曼彻斯特大街街角驶过四个街区，来到八十四大街，在西833号门前停下车子。
在共和军搬到这里并被消灭在另一间房子后，也就是联邦调查局派人包围并袭击他们之后不久，八十四大街的这所房子就换了主人。屋子原来的木板外被涂上了白水泥，所以现在这间屋子看起来就像一个被冻坏的柠檬蛋糕——没有一个拐角是垂直的，矮小的门廊也破烂不堪，好像天一热，它就会化掉一样。
我把车门玻璃摇下来，说：“这就是共和军用来藏身的地方，弗兰迪也是在这儿被杀的。”
他仔细观察着这间屋子，然后问道：“是共和军杀了弗兰迪吗？你认为这种可能性大吗？”
“有这种可能。”我说，“从我一开始调查这件事起，共和军和弗兰迪的死因之间的联系就让我感兴趣，这很有可能是他们干的，这种可能性比其他的——比如情杀、仇杀或他妻子为了保险金而杀他等原因更让人相信。对我来讲，共和军是一个比较熟悉的话题。据我所知，芭蒂·海斯特也是在1974年1月被他们绑架的。”
“我对警察被杀的事没什么兴趣。”杰克耸了耸肩，毫不在意地说，“我一般只关心比较重大的事情。”
“不是我让你到这儿来的，杰克，是你来找我的，你的车在哪儿？如果你能马上下去的话，我不胜感激。需要我给你的上司写个便条吗？跟他说明是艺术观点不同才让你回去的，免得你挨上司的骂。”
“哦，不，”他赶忙道歉，“对不起，我刚才说错了，我很愿意听听这个故事。”
杰克打开他的背包，拿出一架尼康相机，说：“我想拍几张这房子的照片，我们还有时间吗？”
“有。”他们会因照片而付给他更多的钱吗？我这样想，同时告诉他，“我们还有5到10分钟时间，拍吧！”
我们下了车，杰克从不同角度进行拍摄。我靠在车上，很想进去看看屋子里到底是什么样子。虽然我根本不可能进这屋子里拍摄我的剧本，但是我可以重新制造出这样一个场面：芭蒂·海斯特和另外两个生存者——威廉姆和艾米莉·海瑞斯一起走出那黄色的屋子，然后告诉我那天晚上罗伊·弗兰迪都遇到了哪些事情。
我开始觉得整个拍摄过程对我来说太个人化了，甚至有些失去了客观性。
1974年，芭蒂·海斯特还是一名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学生，我的父亲巴克利是那所大学的一名教师。那时，我经常在校园里的一片小树林里玩，那片树林是以芭蒂的曾祖母——弗比·艾伯森·海斯特的名字命名的。威廉娜·罗德菲是她的女儿，也是这所大学的奠基人。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海斯特家，但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听说过芭蒂，直到那次她毫无防备地被共和军绑架。
那些所谓的共和军成员只不过是几个中产阶级的孩子，他们的头儿是个十足的骗子，名叫多纳德·德夫里兹，在一次工人造反活动后，他称自己为“辛基”。他教新成员们如何宣誓，如何用枪，还带领他们从事叛乱活动。
虽然那些共和军成员都是大学毕业生，而且家庭情况都不错——他们的父母都是医生、教师、富商、经理或工程师之类的，但是他们却都一事无成，最后还被坏人所利用。他们当中大多数人都缺少家人的关心，得不到家庭温暖，甚至没人教他们做人的道理。
比如说南茜·琳·帕瑞，她家境原本不错，但她自己却不争气——先是嫁给一个没什么成就的音乐家，后来两人一起染上了毒瘾。为了弄到买毒品的钱，她不惜出卖自己的肉体，还学会了小偷小摸。后来共和军帮她戒除了毒瘾，但是却把她引上了另一条犯罪的道路。上高中时，南茜曾当过啦啦队的队长，此后，她又成了共和军的领导成员之一。
据说南茜在加入共和军后总是十分兴奋。在杀害奥克兰公立学校的校长马库斯·福斯特时，她竟然大笑不止；在芭蒂的绑架案中，她杀死了芭蒂·海斯特的情人，当时同样也是开怀大笑。
弗兰迪被杀那天，附近的人们曾听到六声枪响，随后看见一辆1968年或1969年生产的里维埃拉牌轿车从弗兰迪被发现的房子那儿扬长而去。有人还看见车内坐了大约三四个人，当车开走时，车内有人正开心地大笑。
芭蒂·海斯特只比我大几岁，当她被绑架时，她正跟情人住在一起。我家离他们住的地方很近，我当时很害怕，不知道她遇上了什么事。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无辜的女孩被恐怖分子绑架了，她的父母几乎痛不欲生。几个月后，当我听说芭蒂参与一起银行抢劫案时，我几乎难以相信这一事实。
绑架案发生的时候，我正热衷于青年人狂热的革命活动，虽然那时没有认真考虑过参加什么革命军一类的组织——当时那些异常危险的激进分子，至今仍令我记忆犹新。我姐姐当时也是一个颇有能力的激进主义领袖，他们四处进行地下活动，希望以此来改造世界。这些做法都充满了罗曼蒂克的色彩。芭蒂当时很漂亮，她也参加了这个组织。在我当时那单纯幼稚的头脑里留下的全是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另外，那时我父母对我看管很严，而芭蒂的父母则对她完全放任自流。
到1974年5月为止，共和军所犯下的罪行包括：杀人放火、抢劫银行、绑架撕票以及非法持有大量武器等等。在西伯尼亚银行抢劫案发生后，警方对共和军的搜捕工作达到紧锣密鼓的白热化程度。当我的名字出现在学校优等生名单中时，芭蒂也同时上了被警方通缉的名单目录。
曾经有一段时间，共和军的九个主要成员聚集在圣弗朗西斯科的一间满是蟑螂的破屋里——那里闷热异常，住在里面让人觉得透不过气来。他们没有充足的食物，衣服又脏又破，加之周围的邻居爱多管闲事，所以他们就从那儿搬到了洛杉矶。到达洛杉矶后，“辛基”继续指挥他手下的喽罗们进行犯罪活动。
他们开着车四处招摇，后来在1974年5月9日，南茜发现了这间破屋子，不久，他们就搬了进来。屋子一共有两个房间，每月租金七十美元，而且没有电，但对于他们来说那算不上什么问题。当他们搬进去的时候，一共带了二十多支枪、六千多发子弹和几副手铐。他们发誓要同生死、共患难。
我倚在车上，想象着这帮中产阶级的年轻人刚搬进来时的样子。他们迫于压力搬出原来的住所，这还是他们一个月来第一次走出那所房子。如果是我，恐怕就做不到，我宁愿抽空逛逛超市什么的。
这时一个老妇人站在路边，盯着我和杰克，她的眼神很奇怪，好像在盯着两个垂死的人。“白人从来不到这儿来。”她说。
我抬起头向她走过去。“您在这儿住了很长时间吗？”我问道。
她两手环抱在胸前反问：“你来这儿想干什么？”
“只是看看那房子。”我说，“曾经有几个白人住在那里面，您还记得他们吗？”
“他们都死了。”她说，“你们最好离开这儿！”
“看来您还记得他们。”我接着问道，“您就住在这附近吧？您以前见过他们吗？”
她皱着眉回头瞥了一眼那所房子，然后说：“他们招来了警察，警察来到这儿，盘问了很多问题，包括一些私人问题。”
“警察来这儿以前，你知道他们的身份吗？你见到过他们吗？”
“你是谁，为什么问我这么多问题？”
我拿出一张名片递了过去。她小心翼翼地用两个手指夹过去，好像生怕名片有毒似的。她仔细看了一会儿，然后摇头说：“我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没看见过。”她把名片扔进手提包里，眼中又露出那种看死人般的眼神，“我说过，你们最好离开这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