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谢过她后，目送着她慢慢走进一所粉红色的小房子里。这时杰克红着脸走过来，显得恼火而焦虑，他说：“我们走吧！”
“她说的话算不了什么。”我说，“那只不过是她个人的看法罢了。”
“我看到她脸上满是怨恨，好像我就是警察似的。”
“警察？”我学着那女人的腔调说，“没有人说什么警察，杰克，你要在这条街上待很久，你要到哪儿去呀？”
这时他的脸更红了。
“我很想走上前去敲那扇门，但是现在没有时间了，就像那女士说的，我们现在最好离开！”他边走边说。
从外面看，地处佛罗伦斯大街上的“热舞”俱乐部很是显眼——临街的窗户上有一幅很夸张的奶油蛋糕的广告画，画上的蛋糕被做成一个裸体女人的样子。在敞开的大门上，挂着一条褪色的红色缎子门帘，这儿的装饰带有很明显的色情味道。
我把车停在路边，然后下了车。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杰克问。
“我想跟这儿的主人谈一谈。”
他拍了拍衬衣口袋里的烟说：“我马上就来。”
我边走边想：如果四周是枪林弹雨，杰克这种人绝对不会走上前去敲屋子门的；他甚至不会跟着我到“无上装”酒吧里去——他是个废物！
我独自一人走了进去。
在“热舞”的屋檐上挂着一条横幅——上面有一幅经济餐的图案和女式内衣的模型。当时是中午，屋子里挤满了貌似建筑工人和售货员一类的家伙。坦率地说，他们并不粗野。他们好像十分喜欢在屋子中间凸出的舞台上跳舞，而且是互相碰撞、旋转着跳，就像他们喜欢吃鸡翅和比萨饼一样。
屋里的气氛因烟雾而显得猥亵，音乐声震耳欲聋。但总的来说，这地方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低档。台上的四个舞女穿着古怪的内衣，但是都很年轻、漂亮。
这时，一个上身穿衬衣、下身却围了一块白围裙的男人在门口挡住了我。
“我能帮你做些什么吗？”他上下打量着我，然后围着我绕来绕去，眼睛不怀好意地往我屁股上瞅。
“我想见一下萨尔·伊波里托。”我说。
他转过身去，冲着一个正在把比萨饼往柜台放的人喊道：“萨尔，这位女士要见你！”
萨尔抬起头看了我一眼说：“我们并不认识。”
我走过去，取出一张名片递给他说：“我是玛吉·麦戈温，好像我们之间有些误会。”
“你可能有，但我没有。”他用刀把比萨饼切成几片，“我不想让你们这些家伙在这儿拍摄，这会影响我的生意。”
芬吉曾告诉过我：萨尔长得很丑，又矮又胖，而且秃顶，说话时有浓重的新泽西口音，嘴边还总叼着一支快吸完的雪茄烟。芬吉是个很软弱的人——萨尔骗了她，还占了她不少便宜，萨尔曾向她许诺让我们到这里来拍摄，并预收了我们的押金，而现在他却装得若无其事一般。但我必须让他明白，我并不像芬吉那么好欺负。
我说：“当我们达成协议后，我希望双方都能信守诺言。你曾答应过我的员工在开张前让我们在这儿拍摄，可现在你却打算食言了！”
“食言？”他说，“你说得太严重了吧？”
“你收了我们给你的钱，伊波里托先生，要么你现在好好跟我谈，要么，你就等着和电视网的律师打官司吧！”
“他们和你一样漂亮吗，甜心？”
“不！而且他们绝不会对你手下留情！”
“哦，真见鬼！这条街上有很多跟‘热舞’差不多的地方，虽然都不如这儿，但我想你也同样可以利用那些地方来拍摄。我们这儿正在装修，我看你还不如到别的地方去。”
“我不想到别的地方拍，我只想在‘热舞’拍！我要在这儿搞一个采访，被采访的人以前常来这儿跳舞，所以我想在这里拍——你在协约上已经签了字的！”
他把雪茄从嘴角拿下来，然后调转话题说：“米雪，她长得倒不坏，而且一直在这儿干。”说话时，他的下巴不停地抖动着，“她舞跳得不怎么样，但却给这几招来了不少的顾客。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给她拍摄，她并不是非常漂亮。”
“我没见过她，而且长得是否漂亮并不重要。”我四处寻视着那个叫米雪的人，并几乎肯定地认出了她。她正坐在台边上和一个跳舞的人调情，粉红色的彩灯在她后面旋转着。我想到了拍摄：或许我可以用一下萨尔的音响设备以营造出一种低深的背景音乐来。
“我泡过这妞，”萨尔说着，耸了耸肩膀，“她是人尽可夫。”
说着他笑了。我问他：“你还记得罗伊·弗兰迪吗？”
“当然，”他抽了口雪茄说，“他来过这儿，他长得很有型，他们这些人常到这儿来寻找刺激。”他用胳膊肘轻轻戳了我一下，并且淫猥地冲我眨了眨眼睛，“来寻找一种特殊的刺激。”
“他经常来这儿吗？”
“一星期两三次吧。我经常给他们打折扣，这对我的生意有好处——他们可以帮我维持这儿的秩序，甚至会帮我干掉那些捣蛋鬼。”
“弗兰迪也曾经帮你干过吗？”
“他经常这么做。”萨尔满不在乎地说，好像弗兰迪帮他杀人与他毫不相干一样，“很多警察都到这儿来，他只是其中的一个，我记住了他，是因为他出事了。”他停了一下，“而且后来总有警探来询问他的事，弄得我都想关门回家了。”
“现在警察还来吗？”
“我给911打电话后，他们就不来了。”
当他再次向我淫猥地眨眼时，我问道：“我们的协议怎么办？”
“我想，我还是找你们的头儿谈谈吧。”
“我就是头儿，伊波里托先生。”
“就凭你这小妇人？”
可我身高5尺7寸，比他还要高出3英寸。“不是我，就是F·李·贝利跟你谈。”
“你还想要什么？”
“我想和米雪·塔贝特在她经常工作的舞台那儿谈一谈，而且还要实拍。我们打算明天早晨9点开始，那时这里还没开门营业，对吧？如果有什么异议，你可以看看协议书。”随后我又加了一句，“请想一想你的公众形象。”
他转过身面对着舞台。台上有两个女人正在跳脱衣舞，他说：“好吧！谁让我已经收下了你的钱！”
“明智的决定，萨尔。”我四处看了看，然后走出了俱乐部。
从满是烟雾的屋子里走出来后，我深深地吸了几口气，希望烟雾能彻底从我身上除去。
杰克正坐在车里，当我打开车门时，他问道：“事情进展如何？”
“还可以。”我记得我是把车门锁上了，不过也可能是我记错了。“你想在什么地方下车？”我问他。
“我想多陪你一会儿。”他说。
“可刚才你却没有陪我一起进去。”我说着把车开出弗罗伦斯街，“明天我们就要在那里进行拍摄，所以你最好去制片厂和兰娜·霍华德联系一下，在那儿你会见着吉多，他会告诉你一些独家新闻的。”
如果我是杰克，我就会死缠着别人，直到他同意让我继续跟着他，但是杰克却告诉我，他要在八十九大街下车。到了那儿后，我把车停下，让他下去，并告诉他以后我会和他联系。
5分钟后，我已经在返回高速公路的路上了，我约了联邦调查局的侦探在威斯特伍德街谈论有关共和军的事。
在高速公路的北角，我给前夫斯科蒂回了个电话，他用留言告诉我，他已经到休斯顿机场去接凯茜了。
我又给母亲打了个电话，她还在姐姐的病房里。
“艾米莉的病又发作了。”妈妈想显得镇静些，但我仍听得出她很紧张，“刚才已经控制住，现在她基本稳定下来了。”
“需要我马上坐飞机过去吗？”
她回答之前停顿了一下：“不用了，你叔叔麦克斯今天晚上会开车过来。如果你也回来的话，会惊动你父亲的。”
“我尽量在周末时赶回去。”我说。
“真的吗？不过，还是不用了，你不如和麦克多待一会儿，你来了艾米莉也不知道。”说最后一句话时，我听到她的声音有点发颤。艾米莉得这种病已经两年了，每当提起这事，母亲总是伤心不已。
我姐姐两年前在洛杉矶的一条街道上被枪打伤。在那之前，她一直精力充沛，思维敏捷。但是，在昏迷两年之后，她就像索马里忍饥挨饿的婴儿一样，成了一个仅剩血肉和骨骼的空壳，即使她偶尔睁开眼睛，眼神也十分呆滞。
自从被枪打伤之后，艾米莉的心跳、呼吸一直都很正常。直到一个月之前，她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而且不时地伴有各种并发症。我们不知道这些病是怎么得的，也不知道这预示着什么，更不知道该采取什么措施才能挽救她。
在电话里，我和母亲又谈了一会儿凯茜。提起凯茜，妈妈的情绪就好多了，而我也感觉放松了一些——就好像躺在母亲的怀抱里接受她的抚爱。
我又给斯科蒂在休斯顿的家打了电话，通过留言机告诉他，让凯茜到那儿之后马上给我打电话，我真想现在就能听到她的声音。
我走入联邦调查局大楼，在这迷宫一样的大楼里，我好不容易地找到了查克·凯伦伯格的办公室，他是联邦调查局里研究共和军问题的专家。
凯伦伯格五十多岁，头发灰白，穿了一身灰色的西装。可能是因为长年坐办公室的缘故，他的“将军肚”也出来了。他的任务是收集整理信息，但若想从他那里得到什么却比登天还难。麦克·弗林特帮我疏通了一下，让我获得了这次采访的机会，但我清楚，这肯定是一次非常艰难的采访。
“我们来听听您都打算了解些什么情况。”凯伦伯格戴上眼镜盯着我说，“不过您想要知道的内容我有可能无法提供给您。”
“您还记得共和军的事吗？”我问道。
他会意地笑了，多少显得有些居心叵测：“我的工作就是调查共和军，所以当然记得。”
“就在袭击发生的那天早晨，共和军从八十四大街的房子里搬了出来，后来又搬进了五十四大街。他们前脚刚走，联邦调查局就袭击了八十四大街。我只想看一看关于那房子物品的清单目录。”
凯伦伯格把手放到一个文件夹上，好像生怕我把它拿走似的：“这个要求倒是不过分——如果你说的文件确实在这儿，而且可以随便让人翻阅的话，我会让你看的。”
“我相信您的话。不过，不知道弗林特侦探是否跟您说过，我们的时间很紧。”
“哦，是的。”他坐直了身子说。我知道我想要的文件就在他手底下压着，等他打完了官腔之后，我就可以看到那份文件了。只是现在我们必须演完这出戏。
我笑着问：“你能告诉我共和军的人穿什么样的内衣吗？”
他故意紧绷着脸，以免露出笑容，同时间我：“弗林特侦探跟我提过一部影片，那是一部什么样的片子？”
“纪录片。”我从包里拿出一个笔记本，并把它翻开，“是关于本地一名警察的被杀案，罗伊·弗兰迪警官，你熟悉这个名字吗？”
他点了点头。
我说：“我想这凶杀案一定与共和军有关。弗兰迪是在5月10日午夜被杀的，你负责关于共和军的案子，所以你应该知道那天发生的事。”当我告诉他弗兰迪被杀的地点时，我看到他有所反应地点了点头，于是我继续说，“当罗伊·弗兰迪的尸体被发现时，他的头上裹着一条刚干洗过的36号蓝色拳王短裤，外面用他自己的法兰绒衬衣包着。”
听到这儿，他打开了文件。
我说；“根据他在七十七街警局共用一个更衣室的同事以及许多跟他有染的女人的说法，罗伊·弗兰迪从不穿蓝色拳王短裤，他只穿白色的32号短裤。”
凯伦伯格又翻了翻文件中的记录。
我接着说下去：“除了9毫米伯朗宁手枪以外，那条蓝色的拳王短裤就是惟一可以寻找的线索了，所以我想知道的是，当时那个屋里的三个人当中，有没有人穿36号拳王短裤。”
他摘掉眼镜说：“共和军本来已经惹了够多的麻烦，他们为什么还要杀警察呢？”
“在一次银行抢劫案的审讯中，芭蒂·海斯特供认，当共和军搬到洛杉矶以后，‘辛基’不断地训练他们从事各种破坏活动——每天晚上他们都出去偷汽车或杀警察。在对死去的同伙的悼词中，她说南茜·琳·帕瑞曾告诫她：先把猪杀掉，直到确认它死了以后再去解剖。我想这是他们对杀死弗兰迪再恰当不过的描述。”
“真的吗？”他笑了一下说，“有什么证据呢？”
“除了动机和机会以外，他们还进行了周密的策划。”我在他面前坐下，看着他的眼睛说，“杀人犯把弗兰迪的手枪拿走了，那支枪后来再也没有找到；他的车被扔在贝尔大街南端，车子上的痕迹被处理得干干净净。”
他从文件里抽出一张纸递给我。我的手心开始出汗，心脏由于紧张而怦怦直跳。我想：这对于麦克来讲是一份多么珍贵的礼物啊！它将揭开弗兰迫凶杀案的真相，对于我要拍的片子也会大有裨益的。
那张纸是八十四大街那所房子内物品的模糊复印件，我仔细看着每一样东西：各种杂货、碗碟、褥垫、家具，还有两个纸箱，里面装着许多东西——有男女衣物；在一个手提箱里也装着男式和女式的衣服。除此之外，再看不出什么别的迹象。
我把那张纸又还给凯伦伯格，问：“这些东西现在保存在哪儿？”
他指了指那堆文件的底部，那些东西都是很久以前的了。凯伦伯格站了起来，我想这次采访可能就到此结束了，但我仍坐在椅子上没动。
“你说你负责这案子，能不能给我讲一下屋子当时是什么样子？”我问。
“我记得当时那屋里乱七八糟的。那几个人在那儿住过以后，只留下一大堆的垃圾。”
“解剖报告怎么说？”我问道，“有关于衣物的报告吗？”
“衣物？”他轻蔑地笑着说，“那场大火之后，连几根可以让法医鉴定的骨头都没剩下，更不用说衣服了。忘了它吧！我想除非那三个幸存者愿意和你谈，否则，你可能什么也得不到。”
“他们恐怕不会说出什么的，我知道联邦调查局在共和军里有卧底，可我并不指望你能告诉我有关他们的情况。”
他耸了耸肩说：“你确实不应该抱什么希望。”
“也许是吧。”我又翻开记录的第一页说，“在芭蒂绑架案中，还有另外一个人也被绑架，他是芭蒂邻居家的儿子——当时，他正准备去开屋子门前的车，南茜·琳·帕瑞用枪顶住了他的脑袋，帕瑞用那男孩的衬衣包住他的头，让他躺在汽车后座上，然后用毯子盖住了他。当那些人去绑架芭蒂时，那男孩仍待在车上，他们把芭蒂和他都放在他的车里，然后开走了。
“在奥克兰大街，芭蒂被转移到另外一辆车上，那些人对男孩说感谢他对共和军的帮助，然后就走了，车里留下了那些人的指纹。”
凯伦伯格说：“你认为这些对于我们来说是新鲜材料吗？你以为我们没有进行过全面的调查吗？”
“我知道你们做过全面调查，所以我才来找你。”
他盘起手，仔细盯了我半天，让我感到很不自在。他说：“你从哪儿得到这些消息的？”
“和你一样，通过警方、证人和报纸。”
“我猜也是。”他又坐直了身子，“所以你得到的消息并不全都准确。”
“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那支枪。”他说，“弗兰迪的枪在拉斯维加斯的旧货店出现过，你的警官朋友应当知道这一点。”
“什么时候？”
“凶杀案发生后的几年。”
“在拉斯维加斯？”我心头一震——道格·森尼克那天早晨提到过拉斯维加斯，“那枪是怎么跑到旧货商店里去的呢？”
“那枪的主人死了，所以它可能跑到任何地方。”凯伦伯格递给我一张报告的复印件，说，“他们仍在附近活动。”
“谁？”
“除了那次来洛杉矶的几个人之外，共和军里还有许多狂热分子。在那场大火中，他们并没有全部烧死。”他站了起来，伸出手说，“如果发现什么新情况，给我打个电话。”
“好的。”我说，“希望您也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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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我有一个大学时的好朋友，名叫道尔·伊赛尔顿，她在寻找失物方面很拿手——过去几年里，她在一个大建筑公司工作，负责寻找从建筑工地被偷走的装备。为了寻找那些被偷走的压路机和装货机，她几乎走遍了全国。只要一发现别的工地有自己要找的东西，这个混血女人会立刻爬上驾驶室，并且会毫不犹豫地开走它，没有人敢阻止她。
我到达制片厂后，给道尔打了个电话。
“我希望你能帮我找到一把手枪——是38毫米口径的史密斯·韦森牌的，枪管长两英寸，内装5发子弹的左轮手枪，枪号是328314。”
“你现在有什么线索吗？”
“那枪现在在拉斯维加斯。1974年5月，或者在那之后不久，它在那儿的一个旧货商店里出现过。”
“二十多年以前的事？”道尔笑道，“不会吧，亲爱的，这对我来说轻而易举，你真希望把它搞到手吗？”
“是的，而且如果你能帮我查到是谁、在什么时候、在哪儿找到那把枪的话，我当然更高兴。”
“我会打电话查的。”
“我想知道那枪是怎么从洛杉矶跑到拉斯维加斯的，我可以告诉你一些有关的人名。”我把弗兰迪的事告诉了她。道尔对追寻枪的事很感兴趣，她很希望能尽快查清此事。
“如果我查清此事，”她说，“你得请我吃饭。”
“即使你没查到，我也请你吃饭。”
为了躲避塞尔·丹罗格，我跑到剪辑室里帮编辑剪接片子。这时，麦克从帕克购物中心打来了电话。
“快跟我说会儿话吧！”他说，“我快忙死了，我调查的那个杀人犯还等着跟我通话呢，哎，管他呢，先让他等会儿吧！怎么样，你那儿有什么新消息吗？”
“那个杀手给你打电话了吗？”我反问他。
“没有，是我给他打的，上次他告诉过我他的电话号码，我们这一周一直都保持着联系。”
“告诉他让他马上到警察局自首，要不然的话你就要采取措施。”
“我把他的电话号码告诉你，你跟他说吧！”麦克开玩笑地说。
“好吧！”我问，“你现在怎么样？”
“我觉得屁股痒得很厉害。”
“回家后，我在你的屁股上压些东西，你就会好的。”
“什么？”
“我——”
他笑了起来。
我问：“你今天晚上还有别的安排吗？”
“看情况吧，今晚我得参加一个关于银行抢劫案的会。那群家伙在五个城市里都抢劫过银行，那五个地方的警察都来了。我们希望能把各个细节都连贯起来调查。”
“我猜你不单纯是为了破那个抢劫案吧？”
“对！我告诉你吧，那些杀手现在对我很感兴趣——有一个男的不断给我打恐吓电话，还有个女的总给我送小纸条。他们想让我调查这案子，现在我已经开始调查了。我有种感觉，那个男的一定是我从前抓过或指证过的人，他们对我有一种强烈的仇恨感。无论怎样，他们说一定不会让我好过。”
“真讨厌！”我说，“那纸条上写了些什么？”
“怎么，你嫉妒了？”他轻笑着问。
“一点也不，像你这么丑的人，才不会有女人跟你呢！除非你有什么可让那个女人利用的。但我并不是很了解你，麦克。”
我听到电话里有打开纸的声音，他说：“那纸条上说他们并不是抢劫银行，而是重新瓜分财富，当时他们告诉过人们趴在地上别动，所以那两个不老实的人被打死是活该，这不关他们的事。”
“你现在对他们的情况了解得差不多了吗？”
他哼了一声说：“我可不想让那些文绉绉的人告诉我什么所谓的大道理，比如说那群抢劫犯是因为家庭问题才犯罪，或者他们只是为了表达对政府的不满才去抢银行等等的托辞，我只知道，不管怎样他们一定会被我抓起来。”
“你真自信。”我说。
“是的。”他在电话那边喘着粗气说，“而且我的态度一直很坚定。”
“没有你办不到的事，今晚回来吃饭吗？”
“我当然要回去了，我还得让你帮我治屁股痒痒的病呢，你忘了吗？”
“我会满足你的要求的。”说这话时我觉得自己的脸好像忽然变红了，于是我赶紧调转话题问，“哦，对了，你找到风笛手了吗？”
“找到了。”他停了一下又说，“我发现了一件很可笑的事情——我在桑塔莫尼卡警局竟发现了有关海克特的报告，我还碰到了那个杀死他的家伙。他母亲说他并没有什么武器，因为她儿子得过精神病，所以她从来不允许家里有任何武器，她还说根本不知道那枪是从哪儿来的。”
“那么那支枪究竟是从哪儿来的呢？”
“我也不知道，不过据说那支枪是在十五年前的一起本地抢劫案中被偷走的。我觉得那可能是一把可扔掉的枪。”
“什么是‘可扔掉’的枪？”
“有时候我们出去执行任务抓住某个人后，如果他有枪，我们必须把他的枪给缴了，即使不逮捕这个人，也要办一些麻烦的手续给枪注册。有些家伙带着枪只是为了防身，当那家伙的手向裤带边儿摸时，你就会开枪打倒他，但当你上前把他翻过来时，你却发现他身上并没有枪。这样一来你就没法说是为了自卫而击中对方，所以，你就得为自己掩饰罪行——把一把枪放到那人身上，你明白吗？”
我听后感到十分震惊，但我尽量不让电话那边的麦克听出来。我从没有当过警察，我无法想象警察这种掩饰自己过失的手段，我也没法做出什么判断性的评论，我问他：“麦克，你有没有这么干过？”
“倒是没用枪干过，但有一两次我用刀那么做过。当我缴获枪后，我总要想些办法把枪处理掉，那样可以免去不少麻烦。”
“或许海克特自己带了枪，可能这也算是一种‘可扔掉’的枪吧？”
“这个问题我也问过别人。当时，附近的一个女人看到他和几个朋友从海滩边回来，他穿了一条运动短裤和一件背心，根本没地方藏枪，而且就算他拿了枪，他也不会蠢得让人从他手里抢走。”
“对罗伊·弗兰迪的案子你也应该了解这么多。”我说。
“或许吧！”
“麦克，你为什么没跟我说过弗兰迪的枪曾经被发现了？”
他沉默了片刻，然后问：“谁告诉你的？”
“联邦调查局的人。”
“在警方的文件里并没有那枪被找到的记录呀！”他说。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说的不对，联邦调查局的人说那枪出现在拉斯维加斯。”
“哦，天那！千万别去那儿找枪，那里很危险！”
“我根本就没想去。”我说，“拉斯维加斯的人太杂。”
“为什么提起它？”
“我想起今天早晨森尼克曾经说过，洛治威跟拉斯维加斯有些关系。”
“你是说赌场？”
“你别总以警察的口气问我，先听我跟你说。”我说，“在洛杉矶那次袭击之后，那三个共和军的幸存者——比尔、艾米莉·海瑞斯和芭蒂·海斯特被一个激进的体育记者带到了东部。”
“对，那个人叫什么名字来着？他和那个长头发的篮球运动员经常联系，”麦克想了一下，“叫比尔·沃尔顿。”
“先别管那个篮球运动员，这个体育记者的父母住在拉斯维加斯，退休后开了一家汽车旅馆。”
“啊哈——”他打了个哈欠，好像是嫌我讲得太慢似的。
“芭蒂·海斯特、比尔以及艾米莉·海瑞斯在1974年6月到东部躲过一阵子，在途中，他们曾经去过了拉斯维加斯的那个汽车旅馆，之后跋涉去了伯克利。后来他们又第二次经过那家旅馆，那个体育记者的父母一直把芭蒂他们送到纽约州，那对年老的夫妇可真是好心人。”说到这儿我顿了顿，好让麦克有思考的时间，“那三个人出来时带了不少枪，但那个体育记者让他们把枪都留下了。”
“他们把枪都留在了拉斯维加斯？”
“这我也不清楚，但重要的是，他们到过那里，这有很大关系。”
“你相信联邦调查局的话，所以你才认为有关系。”麦克说。
“你能帮我查一下吗？”
“嗯——”他没明确回答我，他问道，“晚饭吃什么？”
我到楼上开会前，先去了我的办公室。我看了看那些成堆的菜单，然后给饭店的对外送饭处打了电话，预定了晚上的一些饭菜。我刚要出去，吉多走了进来。
“从‘滚石’来的那个人呢？”我问。
“塞尔自告奋勇陪他一个小时。”吉多说，“玛吉，我们现在遇到一个小困难。”
“怎么了？”
“那个舞女跟我们不太合作。”他说，“芬吉说她无法跟那女的谈好拍摄采访的时间，我想在明天早晨还没拍那所房子之前拍这个采访，我们和‘热舞’的老板已经商量好了，可是那个女人总是犹豫不定的。她给你打电话了吗？”
“没有。”我说，“等一下我看看能不能劝服她。”我从电脑上查出米雪·塔贝特的电话号码，然后拨通了电话。铃响第三声时，米雪接了电话，她答应在下午跟我见面，但不许拍摄。我挂上电话转身对吉多说：“她会同意的，明天早晨她会准时到那儿。”
“她是紧张吗？”吉多问。
“只是不想拍摄，她觉得自己太胖。接下来你要做什么？”
“我把芬吉留在医院等X光结果。”他说，“我现在想去接她回来。”
“去吧！我们会把米雪的采访安排好的，她并不是弗兰迪惟一的女友。没别的事了，你走吧！”
“今天真倒霉！”
“把芬吉送回家好好照顾她。”我说，“别忘了今晚我们还有一个会。”
“杰克也来吗？”
“他不来。”我说。
当我去找兰娜时，她正独自一人在办公室里看那份资金平衡表。我走进去的时候，她抬头看了我一眼说：“这个会计很不错，她在这方面简直是个天才，你在哪儿找到她的？”
“塞尔？她是你推荐的呀！”
“她是有点儿古怪，但她在工作方面很出色。”
我坐了下来，兰娜好像很奇怪地看了我一眼，说：“我没打电话告诉你吗？我们不用开会了，你已经说服了吉罗德，但这也不过是他暂时的看法，他回纽约后，也许会重新考虑的。”
“我们总会说服他的。”
“下一次就不会这么容易了，我觉得你应该好好考虑一下他说的话，玛吉。”
“哪些话？”
“全部。”
我算了一下，在洛杉矶工作时，有好多时间是在开车时度过的，所以我大部分时间都在思考问题。
下午我很早就开车从弗瑞威大街往回走，向南朝着郊区的英格伍德镇方向驶去。路上有几个歪歪扭扭的路障，使公路上的车行驶得很慢，就像平时塞车一样。路上总是停停走走的，所以我又有时间思考了。
如果你在南加利福尼亚生活过一段时间，你就能学会如何不根据路程远近来计算到达时问。这并不是什么精确的科学，因为道路有时并不是畅通无阻的，有时你会去晚，有时又太早。我比跟弗兰迪的妻子预定的时间提前5分钟到了她家。
玛丽·海伦住在一所很漂亮的单层屋里。那条街上全是这种小屋，屋旁还种了一排排的树。没等我下车，她已经从屋里走了出来。她是一个十分苗条的中年妇女，麦克说当她和弗兰迪结婚时，她非常漂亮。现在她已经44岁了，但还是那么迷人——她烫了头发，虽然只穿了身园丁衣服、牛仔裤，但她仍然显得那么有魅力。
“您是玛吉·麦戈温小姐吗？”玛丽·海伦摘掉棉质的园丁手套，和我握了握手。她好像十分注意我，对我也很热情，但她打量我的目光使我觉得浑身不舒服。
“非常感谢你能见我。”我说，“我知道我们要谈论的话题对你来说很难以接受。”
“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已经很久没想起弗兰达了，直到你打来电话时，我才又记起我生命中的这个人。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拍关于弗兰迪的影片呢？”
“那部片子主要描写70年代中期发生在弗兰迪身上的遭遇，影片的主旨是要反映当时正处于崩溃边缘的社会状况。”
她笑了笑道：“我关心的是自己的事。你想从我这里了解些什么？”
“每个认识弗兰迪的人对他都有不同的看法，我想听听你的。”
“我会尽力而为的，你只要用汤姆·李·琼斯在片中饰演罗伊，并加上一大段床上戏就行，相信我，如果你想拍关于弗兰迪的片子，你就得加入床上戏，汤姆·李是比较合适的人选。”
“我知道，可是我不拍那样的片子。”
她皱起了眉头。
“我拍的是一部纪录片，我想拍下你谈论弗兰迪的镜头。”
“拍我？”她脸红了，然后笑着说，“好吧，然后你再把我写进和汤姆·李的床上戏里。请你先进来，我去倒两杯咖啡。”
她领我先进院子，来到了日式的小花园里。花园里有各种各样的花草，院子里有一条小水道，水道旁用樱桃木搭了一个小桥，这样的构造看上去就像一个小茶馆。
“邻居们在背地里说我很狂。”她把我领进那个“小茶馆”，在那儿的一个小桌子上放了一大罐咖啡和几个杯子，“但是我的孩子都已经长大了，而且我又没有丈夫，一周只工作四天，所以我有很多时间自己支配。”
她倒咖啡时，我打开了录音机。她在每个杯子下面都垫上了杯垫。
“今天我只想跟你随便聊聊。”我说。“然后我们再进行拍摄，你同意吗？”
“随便吧。”她点了一下头，“反正我有的是时问。”
我听后笑了。她坐得离我更近了，仔细地看着我的脸说：“你并不像我想象中的那样。”
“别人也总这么说。”
“你看起来并不适合干这行。”
“是吗？”
“你这么漂亮，为什么和一个警察混在一起呢？”
我关掉录音机，仔细地端详着她，我也不知该如何回答她，我说：“好了，现在我该问你问题了。”
“你那天打电话时，我就知道你是谁。我现在还经常和莱丝丽——也就是麦克的前妻通电话，几年以前她就告诉过我你和麦克的事。有一次，我们出去租了几盘你拍的片子看，看完之后，我们都被感动得哭了，那些片子拍得很不错，你们不拍喜剧吗？”
“不拍。”
“真可惜。”她搅了搅咖啡说，“你去参加海克特的葬礼吗？”
“去，麦克还得上去致悼词。”
“可怜的海克特。”她轻轻地摇了摇头，“生活好不容易变得有点规律，而且他又不再酗酒了，可偏偏出了这事。”
“我从没见过他喝酒。”
“你很走运，他喝醉时可不怎么样。”她喝了一口咖啡说，“我也会参加他的葬礼，到时我会找你，那儿肯定有很多了解罗伊的人，我想他们或许可以告诉你一些情况。我并不知道他做的所有的事，我也不想知道，但是我很愿意介绍给你一些了解他的人。”
“多谢。”我说，“可能你不想回忆他以前的事。”
“是的，但是我的孩子们却总是问他们父亲的事，他们对他几乎没什么印象。现在我又有了外孙，他们又要问关于祖父的事情，我真希望有人能帮我告诉他们有关罗伊的事。我实在不想再欺骗他们了。”
“欺骗？”我重新打开录音机。
“罗伊死时，孩子们还小，到她们上高中时，我又结了婚。但我的第二个丈夫却一点也不像一个父亲，孩子们感觉不到一点儿父爱。我就时常跟她们说罗伊很爱她们，他是世界是最好的父亲。但是事实上，罗伊总是特别忙，根本抽不出空来顾及孩子们。如果他现在还活着，孩子们很可能会恨他，因为他根本不配做父亲。但是他死了，所以他成了英雄。”
“你对此感到不满吗？”
“当然不满了！在孩子们的心里，他就像耶稣一样，而我每天都替他们做饭、收拾屋子、做家务，孩子们崇敬的不是我而是罗伊。我现在已经无法改变我对她们讲过的事，所以我想让你告诉她们真相。”
“什么真相？”
玛丽·海伦说得很激动，我还以为她下面一定会说出什么污言秽语，但她却露出讥讽的笑容说：“罗伊·弗兰迪有一双你从没有见过的、最大的、深褐色的、像沙皮狗一样的眼睛。”
“是他的眼睛招来了这么多麻烦吗？”
“至少有一部分原因。他跟女人很有缘，当女人看上他时，起初他会显得很害羞，然后那些女人就会上来勾搭他。我也是这么认识他的，但我不那么容易受骗。”她向后靠了靠，凑近我耳边轻声说，“他的性能力是我所见过的最棒的一个，如果他肯卖身的话，他一定能赚大钱。”
“你爱他吗？”
她面色不悦地说：“我们在一起只是为了享受性的刺激，而不是为了爱情。莱丝丽说她和麦克也是这样，我们从不否认这一点。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要到外面找女人，外面的女人也不是为了爱情才和他们在一起的。”
我很明白她说的“他们”是指什么人，但我不想再听到有关麦克的什么事情，我告诉自己：麦克已经跟过去一刀两断了。尽管有时事实并非如此，但我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
我说：“根据警方的报告，在罗伊死的那天，你和他——”
“在他死的前一天我们在一起睡过。”我看到她似乎很以此为荣。玛丽·海伦说：“那天，他又去找那个在医院工作的婊子，他背着我与她私通，但我却是和他睡过的最后一个女人，这很可笑吧？”
“他死以后的那段日子你很难过吧？听说你要把孩子们留给罗伊的父母，自己去参加和平队①。”
①是1961年成立于美国的一支主要以年轻人为主的组织，其组织成员多数被派往发展中国家做事。
“是的。”她挥了挥手说，“两个孩子要靠我养活；再加上我没有工作；有太多的事又得由我来处理。我当时希望马上出去，我想，就算和平队因为我有孩子不让我参加，我也非去不可。”
“那么你是怎样度过那个艰难的时期的呢？”
“麦克、莱丝丽、森尼克和他的前妻、海克特和另一个我记不得名字的女人常来帮助我——他们带着我出去散心，还经常陪孩子们玩。麦克肯定我们的抚恤金马上就会发下来，我知道如果保险金能发到我手里，我们就不会露宿街头了。”
玛丽·海伦眼睛盯在一株巴西木上说：“刚开始，我简直被吓坏了。他死后的那几天，我一直在想——我丈夫可能还会回来跟我团聚，我想象着他能回来并对我说爱我。但他却死了。要马上接受这个事实很难，刚开始有人帮你的时候，你觉不到什么，但是接下来的几个星期真是难熬极了。”
“你能谈一下罗伊的保险吗？”
“已经有好多人问过他的保险金的事了，我难道会为了保险金去杀他吗？罗伊有两万一千美元的保险，因为是意外死亡，保险金多了两倍。这四万二千美元看来好像很多，但真正用时，你就会发现并非如此了。我用分期付款的方法买了这所房子——我先付了第一笔钱，但后来房子价钱却上涨了。我们要生活，还要吃饭，我建立了大学基金会，又买了一辆车。剩下的那一小部分保险金我存在了银行里。为了帮我照顾孩子们，福利部门又发给了我们抚恤金，但这些抚恤金还没有罗伊的工资多，所以，我仍然得出去工作。相信我，我并不是一个富有的寡妇，但是我过得却很充实，因为人们现在对我要比以前我是一个被冷落的妻子时好多了。”
“以前你曾想过离婚吗？”
“离婚？”她问道，接着她倒了一些咖啡，“如果一个女人明白离婚后有多寂寞，那她一定还是觉得当寡妇好。”
“我不这么想。”
“我听一个离过婚的朋友说她的事，但是我不相信，直到我亲身经历以后我才知道，原来我认为会成为我终生朋友的他，却像躲鼠疫一样地躲着我。”她愤愤不平地说。
我说：“你不会因为他冷落你而去杀他，对吧？”
“如果你被逼到绝境的话，什么都可以成为杀人的理由。”
我感到一丝冷意，转过脸拿出了笔记本。
她拉过我的手轻轻拍了一下：“别担心，玛吉，他们总会安定下来的。森尼克就是，他离了三次婚，但后来他找到了心爱的人。麦克也一样，我觉得现在最快乐的或许就是麦克了，我没跟他聊过，但我感觉得到。如果罗伊现在还活着，他一定会去做心中渴望的事。他活着时总做一些不安分的事，这就是为什么罗伊和海克特被杀的原因。”
“海克特不是这么死的。”
“是的，如果不是因为那个叫格罗莉亚·马库斯的女人，他也不会死——海克特离开妻子和那个女人鬼混在一起。你可以问问麦克。”
“我见过她。”我说，“我们四个人曾一起出去过几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