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你一定知道了。”
从那时起，我们谈话的重点就从罗伊·弗兰迪的生活和死因转到了麦克·弗林特、海克特·梅伦德兹和道格·森尼克的爱情方面，我和她自然也不觉得拘束了。我们愉快地结束了交谈，我觉得更加了解弗兰迪了，而且我对麦克也有了更深的了解。
我本可以整个晚上都待在那儿和玛丽·海伦愉快地聊天，但是我还得去见米雪·塔贝特。于是我们约好了在海克特的葬礼上见面，道了声再见，分手了。
从她家里出来时，正是下班的高峰时间，我向洛杉矶东部驶去，路上的交通状况比我想象的还糟。
米雪·塔贝特是弗兰迪许多女人中的一个，在1974年，弗兰迪因为她而引起非议——她曾涉嫌卖淫和偷窃，因为和她在一起，弗兰迪受到不少牵涉。他的上司曾警告过他，让他离开那女人，但他仍然我行我素。
我曾见过米雪的照片，而且跟她也通过电话。但是照片上的她显得只有二十几岁，这和电话里那像三十多岁的声音大相径庭，这使我很难判断她的真实年龄。
记得第一次请米雪拍摄时，她高兴得几乎跳了起来。她跟我说她曾拍过电影，能重新站到摄影机前真是太好了。但是根据麦克所说，她所拍摄的只不过是帮她拉客人的色情片子罢了。不知她后来为什么改变了主意，又拒绝拍摄了。
米雪住在一所很旧的黄色平房里，她和妹妹弗罗拉及其他几个亲戚住在一起。米雪和她妹妹长得很像，只是个子比她妹妹高些。弗罗拉为婚纱礼物店做计件工作，而米雪则帮助那些退休后在家的老年人提供预订商品服务。
在那间又小又热的屋子里，弗罗拉的缝纫机不停地嗡嗡响着，在这种让人窒息的环境下交谈太困难了。这儿四处都是绿色的雪纺绸褶边，弗罗拉正在做一件礼服，那是一个墨西哥家族为他们的女儿的15岁生日宴会而精心挑选的。米雪破烂的书桌上堆满了布卷和布料，几乎没有地方放电话和记事本。
米雪从厨房拿出两听啤酒并递给我一听。
我接过啤酒说：“我们能找一个安静点的地方谈吗？在这儿，我的录音机只能录上机器声。”
“我必须得在这儿等电话，我们先到门廊那边坐会儿吧！那儿的噪音还算小点。”她带我来到门廊，然后打开窗子，我们一块坐在了折椅上。
米雪现在已是半老徐娘——今年她44岁，但看起来却有二十多岁。长期地吸烟、酗酒和吸毒严重损害了她的健康，但是她还有些吸引人的地方，至少我这么想，她让我想起了“热舞”俱乐部门前的那张广告画：她的头发全是70年代流行的大卷，眼睛画着特别黑的眼线，就像一只浣熊，但是却掩盖了她的大下巴和两只眼睛离得近的缺陷。她曾风光过——那些都已不复存在，但是她却从没有漂亮过。米雪以前当舞女的时候，她接待的客人并不是很多。但我觉得，她对自己却很满足。
开始采访时，我先称赞她说：“你很漂亮，米雪，你不必担心拍摄，明天早点来吧，我们有绝对一流的化妆师，她们一定会把你打扮得光芒四射，而且我保证只拍脸，效果应该没有问题。”
她会意地笑了，好像知道我说了假话。
“明早9点，我们在那儿等着你来，行吗？”我问，“我英俊的男助手吉多会照顾你的。”
“英俊的男助手？”这时电话铃忽然响了，她站起来去接电话。透过窗子我隐约听到她的声音；“我6点钟会去您那儿的，雷诺兹先生，还要别的东西吗？啊，好吧，再见。”
她从屋子里出来时，手里又拿了一瓶啤酒。
我打开录音机重新开始我们的谈话：“谈一谈你的工作可以吗？”
“没什么可说的。”她轻轻抽了一下鼻子，“只不过是一些退休后的老人不能出来买东西，所以他们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他们想要的东西，然后我帮他们去买。”
“这工作挺有意思的吧？”
她显然不这么想，她喝了口啤酒，用手背挡在厚厚的嘴唇前打了个嗝：“现在可不比从前了——我以前的顾客总是很有激情地围着你转，而且他们都是些不错的家伙，比如商人、警察，还有大学生等等。他们对你特别好，还给你小费，有时还带你出去玩。”
“但你现在的工作更稳定、安全一些。”
“我宁愿像以前一样，也不愿意照顾这些老家伙。”她挥了挥手，“但我毕竟已经老了，我时常设想我能够拥有一个像‘热舞’这样的俱乐部，一个真正时髦的地方，那儿不仅仅是让人跳舞和喝酒的地方，那儿就像是我的家。”
这时，弗罗拉从屋里走了出来，伸了伸腰，打了个哈欠。
我问米雪：“你认识弗兰迪吗？”
“当然认识。”她眨了眨眼睛说，“他长得很帅，人也不错，嗯，他不动真感情，但对如何取悦女人却轻车熟路。当听到他死的消息时，我真是伤心欲绝，我本来以为我们能真正生活在一起呢。”
弗罗拉轻蔑地笑着说：“他那时已经结婚了。”
“他当时跟妻子分居了。”米雪回击道，“他说只要处理好一些事情，照顾好孩子，我们就可以生活在一起，厮守一生。”
“真可笑！”弗罗拉若有所思似地说，“当一个男人刚遇到你时，他们都会这么骗你，有多少个男人跟你说过相同的话呢，米雪？”
米雪生气地说：“罗伊和别人不一样。”
“在这个罗伊死之前，我并没有听你说过什么要和他在一起之类的话。”
米雪反问道：“今天下午5点前你得完成多少件衣服？”
“12件，帮帮我，好吗？”
“给我拿过来吧！”
弗罗拉走回屋里，顺手轻轻把门带上。
米雪靠近我，身上散发出啤酒味、汗味和超市里的那种廉价香水味道：“别听她瞎说，她从没有像我这样的经历，所以当我提到以前的那段日子时，她就嫉妒我。弗罗拉从没结过婚，她这一辈子根本没什么幸福而言，现在又人老珠黄。”
“你结过婚吗？”我问道。
“好多次。但都没持续多长时问。结婚后，男人变得占有欲特别强，想让你赚钱，但你真的去做时，他们又不高兴。”她喝了一口啤酒，然后坐下来问我，“玛吉，你结婚了吗？”
“我不会再结婚了。”
“你的想法可不好。”
弗罗拉从屋子里走出来，手里抱着一大堆绿色的像海浪一样的褶边，她在门廊地上铺了一条白床单，把那些衣服放在上面，然后递给米雪针、线、钩状的扣子和锁扣眼的机器，她说：“每个领子上一个。”然后就不声不响地回屋了。
米雪拿起一件衣服，胡乱找着衣服领子处的拉链。
“很可笑，不是吗？”她穿上针，在线尾处打上结，“这些小姑娘们马上就要15岁了，她们的家人为了给她们准备这宴会，不知要花多少钱——给她们的每一个朋友都做一身衣服，简直像一个婚礼，有宴席、乐队、几百位客人，还有在教堂由神父主持的仪式。花这么多钱，你知道为什么吗？”
“15岁是这些女孩最好的时光。”她开始熟练地往衣领上缝扣子，“她们的父母之所以举行这样的宴会，是因为以后就没有什么机会、也没有什么内容可以庆祝了。她们当中大多数还是学生，但有的女孩在这个年龄就怀了孕，如果这个宴会中有婚礼的话，顺便就由神父给主持了，这样就可以掩人耳目，然后就是生孩子，被老公殴打，整天被老公拼命干。呶，一个15岁的女孩就这样完了。”
“但并不是所有的女孩都这样。”
她在衣服上打了个结，然后咬断线：“对我来说可不怎么样，这并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15岁时，离家出走到北部，在那儿我找到了第一份跳舞的工作，我干得很出色，当然我隐瞒了年龄，我说我已经18岁了。在长滩北部，我开始接客，他们通常给我很多小费。我回到洛杉矶是因为我母亲病了，我在她身边照顾她。”
“米雪，你还记得最后一次见到弗兰迪是什么时候吗？”
“当然记得，那好像就在昨天晚上发生的一样历历在目。”她接着缝扣子，“就在他遇害的前一天晚上，他来俱乐部看我，我已经很久没见他了，那一阵子他到别的地方工作去了。”
“那天晚上，你和他一起出去了吗？”
“没有，当时我正在俱乐部跳舞，他要了一杯酒，一边和几个朋友聊天，一边远远地看着我。”她笑了几声，“我也看着他。那天我有一个在长滩北部认识的朋友也来看我，出于礼貌，我介绍他们认识，事实上，我并不想让他俩认识，因为我的那个朋友打扮起来可是个漂亮女人。”
“他们俩没出去吗？”
“我没看到他们出去。”
“我想最好能找到她，或许从她那儿能了解些情况。”
“这不可能了。”米雪低下头接着缝衣服，“因为她已经死了。”
这时电话铃又响了，她站了起来，抱着手里的衣服去接电话，我隐约听到她最后几句话：“我恐怕得到8点钟以后才能到你那儿，雅洛布先生，我去你那里之前请先别睡觉，你想要买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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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我回到家时，屋子里漆黑一片，静得一点儿声音也没有。我们在这儿住了差不多一年了，但我有时一进来仍然觉得非常陌生，就像闯进了别人家一样。这是一所很漂亮的、老式的南帕萨德纳风格的房子，房主是麦克的一个老朋友。他从祖母那继承了这幢房子，他给我们订的房租很低，条件是我们得帮他把褪了色的屋子重新装饰一下，直到恢复以前的样子。在这房子里我们不能进行大的改动，我们只想暂住一段时间，一接到麦克的退休通知就会搬走。在这段时间里，我把旧金山的房子也租了出去。
我走进一楼的工作间，从电话留言机上取下记录：麦克因为要安排葬礼的事要晚些回家；迈克尔在学校要上数学辅导课；杰克·纽克斯特想知道明天早晨在哪儿见面；我姐姐情况很好；我的女儿已经到了休斯顿，我的房客已经交了租金；芬吉需要拄拐两个星期；塞尔有些超时工作的问题；发电机已经换了另一台；兰娜解雇了布兰迪。
在凯茜去休斯顿以后，这幢大房子越发显得寂静，这使老鲍泽也显得孤苦伶仃。它现在大约50磅重，嘴上套着大套，被绳子拴着躺在院门边上，它灰褐色的眼睛低垂着，显得特别可怜。我想带它出去走走，或许会好些。于是我换上一套运动装，牵着它出去跑步，一直跑到公园那儿。
天气变得又湿又热，我感到有些累，所以我放慢脚步，慢慢地跑，鲍泽也懒洋洋地随着我慢了下来。
慢慢地跑了大约两公里后，我又开始大步跑起来。我觉得此时头脑很清醒，呼吸也很畅通，接着我开始向一个上坡街道跑去。这时，麦克的声音仿佛在我耳边响起：“你永远不会成功的，小家伙，在上坡时，你根本跑不快，小宝贝……”一想起这些话，我跑得更卖力了，我跑上街道的顶端，然后在很短的时间内穿过公园跑回了家。
“我们中的某些人就像马一样，不时需要一点刺激才能把事情做好。”麦克·弗林特经常说。
鲍泽这时十分兴奋，它拖着绳子在院子里找到它的水盆喝了几口水，然后跑到巨大的鳄梨树下凉凉的土地上躺了下来，沉重地喘着气。
当我走进厨房时，诱人的饭菜香味扑鼻而来，麦克正在把食物从饭店的包装盒里往盘子里放。
“一个叫布兰迪的人给你打过电话。”他看见我说。
“他听起来怎样？”
“他好像喝醉了。”
“今晚他再来电话，你帮我接一下好吗？我不想现在和他谈，等他清醒后再说吧。”
“你想让我帮你应付他吗？你们怎么了？”
“其实也没什么，他把事情搞糟了，所以兰娜解雇了他。”
“现在我倒成了你的秘书了。”
“你不帮忙就算了，我可以把电话接到留言机上。”
“如果来电话时我在旁边，我肯定会接的，但是我要修一下凯茜房间的下水道。”他舀起一勺褐色的东西问，“这是什么？”
我看着桌上盘子里的东西，努力地回忆我点过什么菜，因为这东西看起来就没胃口，而且从没吃过。麦克递给我一杯冰镇的白葡萄酒，我抿了几口后，觉得自己又饿又累，所以也没在乎是什么菜，随便吃了几口。
“多谢你的酒，麦克。”我说。
“还有你的吻，麦克。”他模仿我的口气细声说。
“多谢你的吻，麦克。”我跟着他说，然后我走过去，拉起他的衬衣，把我湿湿的手放在他温暖的后背上，用我的鼻子轻轻碰他扎人的脖子，“我想饭前洗个澡，好吗？”
“停水了。”他说。
他跟我说过凯茜房间下水管的事，这儿总有一些基础设施需要修理。我只能用瓶装水洗了洗脸和手，然后又回到桌边。
麦克说：“我跟凯茜通过电话了，她一切都好，而且还很高兴。”
“我想她。”
“她会适应那里的。”
“我知道，但是我还是特别想她。”
他冲我眨了眨眼睛，做出滑稽的样子逗我：他竖起脑袋，鼓起腮帮，然后眯起眼睛，眼角的皱纹全都叠在了一起，像个老寿星一样。我忍不住笑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我只想马上扑到他怀里，让他抱住我不放。
吃完饭后，我们把桌子收拾好，把碗碟先放进水池里，等到有水时再洗。
我们一起走出厨房。“你今晚带我去见安冬尼·刘易斯吗？”我问他。
“我想先把水管修好再说。”
“那就晚了。”
他吻了我肩膀一下说：“安冬尼·刘易斯哪儿也不会去，只有天黑后他才会出去和舞女鬼混。”
说到这儿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格罗莉亚·马库斯也会参加海克特的葬礼吗？”
“她敢去，我就杀了她！”
“那样的话，我就可以把这一幕也拍下来。”
麦克上楼修水管去了，我则走进工作室为我对安冬尼的采访做准备。
1974年，安冬尼·刘易斯还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他在圣·昆延被关了九年，出来后他一直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麦克是通过缓刑处才找到他——他住在一个闹市区东部的精神病过渡疗养院里。
我先给吉多打了一个电话。
“今晚我们要去安冬尼那儿。”我说，“我想能有个人帮我拍摄。”
“我该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那地方可能又小又暗，麦克会和我们一起去，还会带上枪。”
吉多“啊”了一声，显然有些吃惊。
我和吉多曾在一起工作多年，负责一系列国际新闻工作，而且每一次进行得都很顺利。在萨尔多丛林中的一次事故之后，我改行做别的了，而吉多还继续做他的工作。他一直记着我，经常给我写信，并且每年都给我寄圣诞卡。后来，他也改变了主意不干了，起初，他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电影学院任教，接下来我聘用他做了我的摄影顾问，他的学生也作为实习生参加我的节目。现在他有稳定的收入，体面的社会地位，很有责任感，仍然像小伙子一样，做事风风火火。他说他会在一小时内赶到我家。
在吉多来之前，我拿出警方关于安冬尼·刘易斯的文件。他曾因弗兰迪的凶杀案被查过，因为在70年代中期，他曾经诱引并袭击过五名警察，杀死其中三名，重伤一名。而且警察并不是他攻击的惟一的目标——他还杀过两名大学生，还用砍刀砍伤过一名。
刚开始时，警方四处寻找能把刘易斯和弗兰迪的死联系起来的线索，但两人之间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私人关系。随后，警方又开始寻找政治原因。他们调查了安冬尼·刘易斯和一些反对警方的反动组织之间的潜在联系，从黑人穆斯林到一些守旧的党派发现了一些线索。
刘易斯的家被搜查过，并没有什么违法的东西。他们很穷，但是生活却很稳定。我不知道审判机关有没有确认刘易斯是否有犯罪动机，我甚至怀疑刘易斯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或许他心里正在想该如何解释自己的所作所为。
假设一个警察被杀，他的同事们应该会像疯牛一样，不顾法律的约束四处搜查。但是事实却相反：搜查进行得非常谨慎、彻底，丝毫不漏，调查弗兰迪案件的警察从各个方面想把安冬尼·刘易斯联系到这个案子上，他们从没有把他当成一个嫌疑犯，他们一开始就把他当成凶犯来分析。
我拿着文件慢慢踱来踱去，看警方写的那些稀奇古怪的报告。
安冬尼·阿瑟·刘易斯，1952年2月22日出生于洛杉矶，母亲名叫奥菲莉亚·金西，是一个单身女人，共生过五个孩子。金西夫人靠救济金生活，是这个家的顶梁柱。
安冬尼·刘易斯于1970年从公立高中毕业，他的每门功课平均都在3.2分以上，这在当时是很不错的成绩。他向几所本地的大学申请奖学金，但都没成功，后来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里德大学录取了他——那所学校是洛克菲勒基金资助的，专门收取成绩不优秀的学生。他在1970年9月至1972年5月期间在那儿学习，之后被开除。他的成绩单上写着：对待学习没有积极性。
里德大学并没有什么好名气，那只是一所很普通的学校。在与那儿的学生及他的老师的交谈中并没有发现刘易斯与什么反动组织，包括黑色穆斯林有什么关系，别人都说他是一个很喜欢孤独的人，没有什么亲近的朋友。
1972年被学校开除后，刘易斯回到洛杉矶，接下来就很少露面。他母亲也很少看到他，他经常变换工作。从1972年7月到1974年7月，他共做过五份报酬很低的工作。他的同事说他的性格内向、沉默寡言，只有恼怒时才有所不同。有两次，他因与主管发生暴力冲突和对抗而失业，他的老板也因他过去的事而蔑视他。那年七月份以后，他对找工作已不抱什么希望，所以，他对社会及政府开始持仇恨的态度。
到1974年7月，刘易斯已积郁了四年的失望和仇恨，正好当时他遇到了一个儿时的朋友罗伯特·沃特金斯。这个人说服刘易斯接受穆斯林观点，刘易斯把黑色穆斯林的报纸《穆罕默德真言》带回他母亲的家里。“我自小把他养大，一直是基督教徒。”奥菲丽亚·金西对警方说，“他以为自己是什么，竟改成信仰穆罕默德。”
刘易斯可能改变了宗教信仰，但是他的生活习惯却没有改变：他吸烟、喝酒，还吃烧烤猪肉。我想他加入这个组织可能只是想让自己变成一个有威慑力的人。
1975年3月19日，他的穆斯林朋友罗伯特·沃特金斯被捕了，因无故杀害一名叫搭便车的人而被宣判有罪。
旧金山有一个声名狼藉的死亡使者般的杀手，他杀害白人并给警方送去自吹自擂的字条。当洛杉矶也出现类似的一些犯罪活动时，人们都心惊胆战，以为那个杀手又来到这个城市，或者他又训练出一个和他一样的人。1973年12月12日到1974年11月27日之间，在洛杉矶市内及郊区共发生了七起凶杀案及企图谋杀执法人员的案件，而且有四条街上的凶杀案和袭击事件似乎是同一个人所为，在这些案件中，总共有五人被害致死，三人重伤。
1974年7月14日，星期天，一名西方大学的女学生在学校附近散步。这所学校和俄勒冈州的里德大学差不多，学校条件很一般。那是一个宁静的夏夜，那家伙不知从哪儿冒出来，野蛮地用砍刀向这个女学生猛砍几下，然后就不知去向了。那个女学生拼命反抗，打掉了那人的眼镜，并用手指挖了那人的眼睛，而且也看到了那人的脸，她在医院里对警方详细描述了当时的情况。
学校方面对此事十分关注，学生们也因此人心惶惶。警方经常到学校去询问。并检查每个黑人男学生，甚至包括那些并不和罪犯相仿的男学生，这使学生们气愤不已。
五年后的一天，洛杉矶警方的两名警察詹姆斯·范·皮尔特和克尔特·哈博在校园附近听到有人呼救，他们警觉地四处搜寻了一下，发现一名中等身材、体格结实的可疑男青年，他们让他站住并准备上去查问一番，但是那名男子突然回过身来，用空手道功夫将哈博打倒在地，紧接着，抢过范·皮尔特的0.38英寸口径的左轮手枪开了六枪，把范·皮尔特打成重伤，然后拿着那支枪逃走了。
1974年9月3日，两名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学生一起出去野营时被人杀死，没有目击证人，但法医从一死者尸体中取出的弹壳是0.38英寸口径的枪射出的。
10月6日，曾有一个求救电话打给洛杉矶莱诺克斯分局长官，两名当班的警员赶去调查。大家提醒他俩小心点，因为这次的情况和上次哈博与范·皮尔特遇到的很类似。出于前车之鉴，所以当他俩走近一个可疑的中等身材的年轻人时十分警惕。那人突然使出空手道功夫企图打倒他俩，但这一次他被这两个警察制服了。这个年轻人就是安冬尼·阿瑟·刘易斯，他被抓到莱诺克斯分局，后来被他母亲保释。
半个月后，在一个星期一的晚上，一名在闹市区的州办公大楼负责保安工作的加利福尼亚警员被人用0.38英寸口径的左轮手枪打死。过路人看到一男子从现场离开，他详细地描述了那人的外貌：中等身材，体格较结实。
在九月中旬时，还发生了另一起袭击案件。有一个星期天晚上，一名男子打算去教堂，当他正在倒车时，被一发子弹击中面部，子弹是从0.38英寸的手枪中射出的。那名男子侥幸活了下来，他说：“一个家伙走过来问我几点了，然后‘砰’的一声，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1974年9月27日，是感恩节的前一天，两名英格伍德警局的警察拦住一名年轻的黑人进行询问，这在当时是很正常的，他们小心地向那人走近，当那人想从枪套里拔枪时，两名警员迅速缴下了那支0.38英寸口径的手枪，并逮捕了他。
经证实，那名黑人男子就是安冬尼·阿瑟·刘易斯。从他身上缴获的0.38英寸口径的枪就是从警员詹姆斯·范·皮尔特身上抢走的那支。另外，从被害警员胸部取出的弹头，从去教堂那人脸上取出的弹头，以及两名南加利福尼亚学生尸体中的子弹头和刘易斯所持枪中的子弹均属同一型号。专家经过验证，刘易斯的声音和电话中的声音丝毫不差，那名西方大学的女学生从凶手脸上打落的眼镜也是刘易斯的。
这时我听到麦克已在楼上咒骂那些该死的管道，楼上传来刺耳的敲击金属的声音，然后安静下来。过了不一会，麦克开始哼一支很老的汉克·威廉姆斯的歌曲，我想可能很快就能洗澡了。
吉多来得很晚，大约9点才到。当我打开门时，他说：“你的脸色看来不太好。”
“你打扮得真像一个流氓。为什么穿这么一身，是为万圣节准备的吗？”
“只是为了舒服些。”他穿了一条黑色运动裤，一件黑色上衣，还戴了顶黑色的帽子。他带来一瓶苏格兰酒。
我从他手里接过酒说：“你又想告诉我些什么？”
“你看出来了？”
“是的，因为你又喝酒了。”
“那酒是给你的，玛吉，我想你或许需要喝点什么放松一下。”
“你觉得我很紧张吗？”
“是的，我觉得你太紧张了，必须把压力减轻些，否则会受不了的，来一杯吧！”
我打开酒瓶喝了一小口，深深地吸了口气，并抹了抹眼睛说：“多谢，吉多。”
“不用谢，我们什么时候去采访？”
“麦克正在修水管，他一修完我们就出发。”
“那个叫米雪的舞女呢？她同意了吗？”他问。
“是的，明天早晨9点她就会去的，对她多关心点，行吗？”
“为什么？”
“因为那样她才会表现得更好一些，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人关心过她了。”
我们坐在工作间里，一边看报告一边喝苏格兰酒，吉多正看着我记录本上关于刘易斯的记录。
“这家伙共杀了多少人？”他问。
“法庭只判他杀了一个警察。”
“他没被判处死刑吗？”
“在1974年没有死刑犯，那时局势已稳定下来。因为他神经有问题，所以被定为二级谋杀。后来他又因两起蓄意攻击他人案被判刑，刑期为20年。但期间被多次减刑，关了9年就被放了出来。”我把酒瓶递给吉多，“看起来你一点也不担心，是吗？”
“哦，我吗？”吉多喝了一口酒说，“你不是说麦克带枪去吗？”
“是的，只是为了安全起见。”
他皱着眉头，好像认为这种做法不妥当，他问我：“你想让我做些什么呢？”
“尽量照清楚他的脸。”我说。
“因为他长得不错？”
“你会知道的，那就是我需要的那张脸。”
我们谈论了一会儿灯光以及吉多所带的一些仪器的问题，吉多把它们放在了吉普车的后面。当我们上楼去找麦克时，已经快9点半了。
麦克正在凯茜的浴室里，他上身几乎全部扎进水盆下的小橱里。
“找到毛病了吗？”我问道。
他拿出一团湿漉漉的头发说：“我清理了一下管道，但这些该死的管子怎么也接不到一起去。”
“需要帮忙吗？”吉多问。
麦克气喘吁吁地从里面钻了出来，坐在地上，他的手上满是黑糊糊的油灰，脸上也抹得到处都是，他笑了笑说：“你好，吉多。”
“你好。”吉多把酒瓶递给麦克，“关于海克特的事我很难过。”
“我也是。”麦克把酒瓶放到一边。
“他的家人同意让我拍摄葬礼的过程。”吉多说，“你同意吗？”
麦克抬头看着我。
我说：“我们没有关于弗兰迪的葬礼的任何资料，所以我想用海克特的来代替一下。”
“我没意见。”麦克钻进水盆下说，“打开水龙头，我想检查一下有没有漏水的地方。”
“我们马上就有水了吗？”吉多打开水龙头时我问。
“好了，先开一会儿。”麦克就像在一个很深的山洞里说话一样，声音听起来仿佛是妖魔鬼怪的回音。
我问：“我能先洗个澡吗？”
他们俩一起打量着我，麦克说：“别麻烦了，我们要去的地方并不怎么样，不用打扮得那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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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刘易斯的小屋大约10平方英尺，就像一间单人牢房。幸好吉多在天花板上安了一个聚光灯，否则这屋里简直暗得像地窖一样。
安冬尼·刘易斯坐在他那张窄床的床头上，聚光灯正好照在那儿。当他初次抬头时，看起来长得还不错，但只要他一转身，光线照在他的右半边脸时，就活像一只怪物——他的右脸上有几道很深的刀疤，更令人作呕的是他的右眼是一个闪着红光的假眼球，就像玩具店里用莱茵石做的玩具龙的眼睛一样。
刘易斯抬起手挡住照着他的强光。
“你现在身体好吗，刘易斯先生？”我问。
“还好。”他往后拢了拢头发，整理了一下病号服的领子，转了转身，尽量避免灯光照在他的假眼上，“或许不久以后好莱坞的制片人就会发现我是个天才，我将是他们所见到的最成功的明星，他们还会和我签下一百万美元的合约。”
麦克轻蔑地说：“你有了一百万又能怎样，刘易斯？”
“我会把这可恶的地方拆掉。”
下面的大厅里有人吵吵嚷嚷的，就好像几个人在吵架一样。我隐约听到一句“让那帮混蛋离我的病人远点”。
这是一所很古老的过渡疗养院，发出一种老房子才有的霉味。这儿很脏，住了很多人——在应该住一家四口的空间里竟住了十二个人。缓刑处和一个公司签订合约后，那个公司买下了这幢老房子。他们把这房子尽可能地分为多个小间，供那些精神不正常的患者居住。在合约里规定，每周进行一次思想教育，每天吃两顿饭。
我让麦克开始提问，因为我喜欢海克特曾帮我们做过的那种警察式的提问。麦克和刘易斯以前也有过几次接触，所以我想他们两个进行问答肯定很有意思，而且也有拍摄价值。
麦克双臂环抱胸前，倚在墙上沉思着，这场景看来不错。刘易斯正坐在灯光下，那灯光也照到了麦克，麦克的脸有一半在阴影里，显得很有个性。虽然他的姿势和问话显得漫不经心，当他转过身对着刘易斯准备提问时，他的手枪反射出一些光亮，让人觉得他很有威慑力。
“刘易斯，我听说你是一个很精明的家伙。”
“如果我很精明的话，我在这儿干什么？”刘易斯神经质地一笑。
“你跟我说过，你曾在俄勒冈的某所大学学习过，那儿很美。”
“如果那儿不下雨的话的确不错，我从没见过那么多雨水，我没有雨衣，所以身上总是湿漉漉的。”
“你在那儿学什么？”
“学习无宗教论宣传。”刘易斯笑着说。
“1972年，”麦克说，“女孩们都留着长发，穿着迷你裙，你在俄勒冈交过什么朋友吗？”
刘易斯的笑容忽然消失了，好像被刺中了伤处：“我不是到那儿交朋友的。”
“那你到那儿干什么去了。”
“去减轻被歧视的黑人兄弟的痛苦。”
麦克问：“你的眼睛是怎么搞的？”
“被打瞎的。”他转过身去，很不自然地用手挡住了那半边脸，“一个猪猡把我的右眼打瞎了。”
“你是说一个警察打的吗？我听说是你自己用一支铅笔把眼睛挖出来的，你是这么对精神病医生说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刘易斯急促地喘着粗气。
“用一些东西挖出自己的眼睛一定很痛苦。”麦克说，“从中你得到了什么？”
“看到了真理，我的这只瞎眼比你们健康的眼睛能看到更多的真理。”
“可能是吧！”麦克仍然很轻松地站在那儿，“你有一个带铅笔的什么东西，是吗，刘易斯？你没用铅笔威胁过你的公派辩护律师或别的什么人吗？”
“我威胁过假释期间的一个警察。”
“你想从县监狱逃走，所以你把一支铅笔抵在她喉咙上用她做挡箭牌。”
刘易斯转身背对着麦克，但摄影师仍拍到了他自鸣得意的笑容。“差不多吧，当时铅笔是惟一能当做武器的东西，我花了一年时间才得到它。”
“在审讯中谁为你作过证？谁是你的品德信誉见证人？”
“是雷·邦德雷克斯和哈罗德·泰勒。”
“他们是干什么工作的？”
“是两个从监狱里获释的家伙，一个在洛杉矶，一个在旧金山。”
“他们也杀过人吗？”麦克问。
“我不知道。”刘易斯耸了耸肩。
“你明知道他们也干过，你真聪明呀。你因为谋杀执法警员而被送上法庭，而那两个为你作证的人则是全国最著名的谋杀警察的犯人，你难道就找不到一个老牧师或者是一个经纪人为你作证吗？”
“我认为杀掉一只猪并不是犯罪。”
“啊哈，”麦克挪开倚在墙上的肩膀，放开环抱在胸前的手，他的右手离手枪只有不到两英寸的距离，“你和邦德雷克斯及泰勒还用铅笔干过别的坏事吗？一些暴力事件？”
“我教他们怎么从监狱里逃出来，还教他们怎么利用那些家伙检查牢房的机会制服他们，怎样抢走他们的枪并逃出去。邦德雷克斯和泰勒用铅笔就像警察用枪一样。”他用拇指和食指比作枪的样子说，“我从他们那儿抢走枪，只是想试验一下我的本领，知道吗？”
“你真的试验了吧？”
“是的，而且非常成功，除非当时那儿有三个猪猡，但我当时只遇到两个。”
“你曾用空手道功夫夺走范·皮尔特警官的手枪吗？”
“你是说在西方大学那儿吧？”
“是的。”
“哦，那是非常典型的空手夺白刃。”
“在范·皮尔特之前，你有没有用空手道功夫对付弗兰迪警官，你也夺走了他的枪吗？”
刘易斯看起来很困惑，他挥了挥手说：“对于这个人我什么事都不知道。”
“如果杀一个警察不是犯罪的话，那你还担心什么？”
“这不是我干的，我什么也不知道，我也用不着担什么心。”
“你在县监狱曾跟你的牢友说过这是你干的。你告诉过不止一个人，说你杀了弗兰迪，你很详细地叙说了你是如何用空手道功夫打倒弗兰迪警官，如何抢走他的枪并把他绑了起来。然后开着他的手动式换档杆的车把他拉到八十九大街，并打了他六枪。”
“你竟然相信那些胡言乱语。”
“如果我听到那故事，我会信的。”麦克说，他的语调还是那样低沉而又平稳，“你怎么知道弗兰迪警官的车是手动式换档的。”
“如果说开着手动式变速的车，就显得更像男子汉。”刘易斯耸耸肩说，“那样更可信一些。”
“你告诉他们你杀过警察后，你在那所监狱里的地位有所提高了吗？”
“是的，我们在那儿成了上层人士。”刘易斯又开始感到得意了，但是看到麦克的脸时音调又降了下来，他抬头看了看屋里没被灯光照到的阴暗地区，“但是，听我说，当时有好多警察被杀了，我当时可能正在杀别的人，你不能把弗兰迪的死推到我头上，那些向你告密的人只是为了让自己从这件事情中摆脱出来。”
“为什么我一提起弗兰迪你就变得这么敏感？”
“因为弗兰迪不同于其他人。先生，我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为什么弗兰迪与众不同？”
“我也不知道。”
“1974年5月你在哪儿？”
“让我想一想。”
“洛杉矶袭击案发生的那天晚上你在哪儿？”
刘易斯坐了起来，又笑了：“那事你不能推到我身上，那得怪特警部队这帮猪猡。”
麦克坚持问：“那天晚上你在哪儿？”
“在英格伍德工作，当时在烤汉堡，我们在收音机里听到了那消息，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客人走进来说他在停车场看到了那场面，所以我记得很深刻。”
“那儿离事发现场有多远？”
“三四里吧。”
“你曾因在英格伍德的一次枪杀案而坐牢，你在英格伍德住吗？”
“不，我只是在那儿工作了一阵儿，我住在一个大剧场的旁边。”刘易斯说，“在费格罗拉大街。”
“在南加利福尼亚大学附近。”麦克说，“你是开车去工作吗？”
“哦，我从没有过车。”
“那你怎么去英格伍德？”
“我坐公共汽车到费格罗拉大街，然后在曼彻斯特大街换车。”
“你几点下班？”
“我记不清了，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不过一般都很晚。我不喜欢下班高峰时等那些堵在马路上好久不动的车。”
“据我所知，你乘坐的公共汽车是从费格罗拉大街发出的，而且路过离共和军起初躲藏的房子不远的地方。你在等车时曾到那小酒馆里喝过啤酒或者买过香烟吗？”
“可能去过，我记不清了，有好多事我都记不清了。”
“你现在正服用药物治病吗，刘易斯？”
“是的。”
“你经常吃药吗？”
“或多或少。”
“如果你忘记吃药怎么办？”
这时刘易斯第一次抬起头来看着我，然后拍了拍脑袋说：“在这儿，我有一些伙伴，你可以去问问他们。”
“你为什么弄瞎自己的眼睛？”
“我不喜欢我所见到的一切。”
“你曾用砍刀袭击过一个女孩，她挖了你眼睛一下，是不是？”
“她简直像头母牛。”
“她所做的一切让你感到很不光彩，所以你就像她一样，直到把你自己的眼睛弄瞎了，对吗？”
他闭上眼睛说：“这该死的臭三八，让我永远不得安宁，她的叫喊声每日每夜都在我耳边响起。”
我背对着门，紧挨着吉多站着，可以清楚地从监控器上看到所有这一幕。刘易斯深深地低着头，麦克转过身，用期待的目光看着我，吉多则满意地咧着嘴笑了。
我叫道：“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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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我洗澡之前，我把安冬尼·刘易斯的带子放进卧室的录像机里看了几分钟，这时麦克拿着工具盒进来了。他看了一眼电视，然后扮了个鬼脸。
“我喜欢这样进行采访，我喜欢你的声音和你提问题的方式，你能再帮我几次吗？”我说。
“随便你，从电视里看我自己显得很酷，不过我希望你能习惯。”
“是的。”我说，“就好像从一面镜子里看到一个胖一些的你一样。”
“哦，我可不喜欢从镜子里看自己。”
他的话音刚落，我忽然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当他下楼放工具时，我在录像机后接上了一根视频线。我先看了一会儿刘易斯的带子。如果单纯为了拍刘易斯的节目，这片子不错，但是事实上，当这部弗兰迪的电影被剪辑时，这片子就会被剪成很少的一部分。
我听到麦克吹着口哨从楼上下来了，我把刘易斯的带子从录像机里拿了出来，又迅速地放进一盘空白带，并打开了开关，然后走进洗澡间放洗澡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