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们担心我拍摄的电影与这些被害的人有点儿关联，米雪·塔贝特、琼·琴，甚至于海克特·梅伦德兹都遭到了袭击。我也这么担心，但我没有什么有力的证据。如果我犯了错误的话，我宁愿再犯这个谨慎的错误，警察局会给我们提供保护，但是他们需要24小时把一切布置好。”
兰娜拿起了她办公桌上的电话，然后开始拨号。
“对不起，”我说，“我们既浪费了时间，又损失了金钱。但事情只能这样。”
她摆摆手，示意不听我的道歉。在听筒的另一端有声音响起之后，她的脸色甚至变得比刚才更好了。“我是兰娜，你好盖洛德。听我说，有人杀了那些帮助玛吉·麦戈温制作关于罗伊·弗兰迪的电影的人。绝对的真话。两个人死了，一个受害者正处在严密保护之中。警察局要我们协助他们调查。”她拿起桌子上的闹钟，脸上笑得就像一个美国小姐正在等待给她的玫瑰花和冕状头饰一样，那么甜，那么开心。“现在是2点钟。30分钟之内我可以在通讯卫星上找个地方，赶上6点钟的东部海岸新闻。我们会把它做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在芝加哥5点钟播放，西部海岸4点钟播放，然后在11点钟扩大播放范围。”
我站了起来，没有什么可以阻止这一切发生了。
“等一等，玛吉。”兰娜说。然后她又对着电话重复了一遍，“两条人命，一个人受到严密保护。我们的拍摄现场也受到了突发事件的破坏。我们已经停工半天了。也许我们可以在《人民》上发一篇特写，紧接着再发在《时代》和《新闻周刊》上。我们已经将《滚石》排在上面，但他们的出版计划不为我们服务，那位指派来的记者也说‘不行’。打电话给拉里·金吧。利用公众感兴趣这个优势，我们会加快电影拍摄进程的。”
在门口，我停住了：“我不得不走了，兰娜。警察局给了我一项任务。你可以打电话到我家里找我。”
我发现吉多在编辑室里，把他叫过来。他也像兰娜一样激动，只是表现不同罢了。
“海克特告诉我你曾借给他一台摄像机。”我说，“他还给你了吗？”
吉多舔了舔嘴唇：“我忘记了。那是电视台的财产。你晚上去他家拿东西的时候，没看见它吗？”
“没有。”我知道我的话听起来有点儿不耐烦，“我从海克特家拿了几盘录像带。它们上面大部分有你的标签。我希望你能去看看它们，而且，我还想请人帮忙建立一个所有参与者、有关者的名单。这房子周围有很多眼睛看着我们，有很多耳朵等着偷听我们的谈话。你能和我到家里去吗？”
“当然可以。”他摘下耳机，“你要干什么？”
“把海克特的电脑文件全部浏览一遍。”
他站起来：“去哪儿吃饭？”
“沙托·雅克斯饭店的包厢里吧。”
我们开车上了路。
因为我的和海克特的电脑都是麦克装的，所以打开他的文件毫不费力。
吉多吃着东西，让三台影碟机一起播放着。
工作一天回家后，我有很多的杂事需要处理：从电话留言机上取下信息单；喂食并且安抚鲍泽……同时我又不能冷落吉多，所以我什么都没做好。吉多老把我叫过去看屏幕上出现的什么东西，其实大部分是他自己拍摄的东西。有吉多在屋子里我很高兴，因为我有点儿害怕孤独。
我把电话留言单取了出来：凯茜想要些钱，我的妈妈想打听我坐的航班的信息，布兰迪对我说对不起。还有一个神秘电话，只留下一个电话号码，要我打电话过去。那声音听起来有点熟悉，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恐吓。于是，我先回了这个电话。
“我是玛吉·麦戈温。”
“是玛戈·杜尚斯·麦戈温吗？9月22日出生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医疗中心，旧金山，加利福尼亚？”
“早上9点10分出生。你是谁？”
“那天我们说过话。我是查克·凯伦伯格调查员。”
“联邦调查局的。”我说着以引起吉多的注意，“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也许我们可以互相帮个忙。我知道你准备明天到伯克利去。”
“你是个吓人的家伙，凯伦伯格。难道你不知道，冷战已经结束，共产主义已经瓦解，你也没有必要再跟踪普通市民了吗？”
他笑了起来：“弗林特侦探告诉我你要去的。”
“他也告诉了你我的姓名和我的生日吗？”
“不是的。这些信息是我从你的茄克衫上得到的。你看，玛吉，你北上时，也许想拜访一下我的一个老朋友。他的名字叫卡洛斯·奥利里。也许他会有一些有趣的事情告诉你。”
“他也是联邦调查局的成员吗？”
“完全不是。”接着，他告诉我到哪儿去找奥利里，“就在人民公园的榕树旁。耐心点，奥利里有一点害羞。”
“告诉我一个见面的话题吧。”
“奥利里是共和军的成员。”
在我们道别之后，我马上给麦克的语音信箱留了言，叫他打电话给我。
我和吉多看了5点钟的新闻，它与我想象的完全一样：无非是电视网损失xx美元，因受骚扰而停止拍摄之类的话，虽然那些事实都是对的，但我真的不想这个故事这么早曝光。
6点钟左右，迈克尔从图书馆回到了家里。葬礼之后，我还没有见过他。
“还有剩的吗？”迈克尔看着桌子上剩下的一点食物残渣，问道。
“对不起，没有啦。”我把快餐的包装纸卷起来，然后把它们塞回那油腻腻的食品包中，“让我去看看厨房里还有什么吃的。”
我爱迈克尔。他不是我的儿子，所以我不用担心会宠坏他。我用手臂勾住他的手臂，拉他走进厨房，问着他在学校里的情况。
“昨天晚上我和凯茜通话了。”他说，“听起来她很快乐。”
“她很快乐。但是我想念她。”
迈克尔就像他经常做的那样，用手臂环抱着我，这种感觉真是奇妙。麦克时不时会对我说：“如果我在两个人都没有结过婚时遇上你，你会不会看上我呢？”回答是：也许不会。因为我们处于不尽相同的人生阶段中。例如，他第一次结婚的时候，我还在高中上学。因此，当我看着迈克尔的时候，我总是试图寻找他爸爸过去的一些影子。
把父亲与儿子拿来对比总是不能做得很公正，虽然在形体上这两个男人非常相似。迈克尔，这个上等私立艺术学院的拿奖学金的学生，或许会让我避而远之。麦克，这个资本主义走狗的代表，或许不会这样。除了这些，还因为我总是喜欢坏男孩。
我看了看冰箱里面，找到一些鸡蛋、西葫芦和蘑菇，于是提出给他做炒蛋。就在黄油开始融化，我把切成小丁状的大蒜放入锅里的时候，吉多进来了。他越过我的肩膀看了看说：“给我也来一个，好不好？”
“再拿三个鸡蛋来。”我说。
“安东尼·刘易斯的那盘录像带在哪儿？”他问着，一边走向冰箱，“在我们录制好之后，我就再没有见到过。”
我想了好一会儿才记起来：“在楼上我的房间里。我忘记把它拿下来了。”
征得我的同意之后，他上楼去取带子了；又留下我和迈克尔待在一块。
“爸爸去哪儿了？”迈克尔问道，一边磨着咖啡豆。
“他正在保护别人，为别人服务。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家。”我说。
“昨天晚上，我在新闻上看见了一些关于你姐姐的报道。我对那一无所知，到底发生什么事啦？”
“实际上也没什么。明天我会去伯克利看她的。”我把蛋壳扔进垃圾袋，在毛巾上擦了擦手，“迈克尔，明天有什么计划？”
他想了想：“上午上课一直到11点。中午与人商议一件事。下午要在一所高中上数学课到3点。然后，我把斯莱从他的集体宿舍里接出来，给他的足球队当教练。”
斯莱是一个在街头流浪的小孩，在我和麦克结婚后不久，我们把他领回了家。斯莱帮助我们找到了一个杀人犯，麦克就把他留下了，或者是斯莱迷住了迈克尔。我弄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但是他们总在一块玩。斯莱刚刚在我们家的后院里庆祝完他的11岁生日。
“明天你需要我帮什么忙吗，玛吉？”迈克尔问道。
“不用。”我把打好的鸡蛋放到咝咝作响的大蒜上，“但是你要和我一块去就好了。我明天早上坐飞机去旧金山，我在想你是不是有空与我一块去？你这么忙。”
“对不起，那就下一次吧。”他“研究”着我，就像学习他的功课一样全神贯注。吉多肩膀下夹着一个录像带走回厨房的时候，迈克尔又用同样的目光看着他，然后他问我：“你是说爸爸在工作吗？”
“看一看11点钟的新闻吧。”吉多说。
“不用了，谢谢。”迈克尔从食橱里拿出几个碟子，“我宁愿看真实的爸爸。”
吉多拿了他的炒蛋、面包片和咖啡，回到工作间去了。我和迈克尔坐在一起，看着他吃饭。他把盘子放入洗碗机时，我就喝着咖啡。他擦干了自己的双手，拾起他的书，问道：“爸爸好吗？”
“他很好。我想他超负荷工作了，这样他就可以不想海克特。”
迈克尔皱起了眉头：“海克特的葬礼让人心头难以平静，海克特就像我的叔叔一样亲。爸爸不想告诉我他是怎么死的。”
“他不想让你担心。”
他笑了，像是在做着自我否定：“告诉爸爸我已经长大了。”
“你总是他的孩子。”我说，“帮我一个忙，在我走的时间里，照顾好你爸爸。”
他抱着我说了声：“晚安”，我吻了吻他那希满胡碴的脸颊。
吉多被食物哄着，安安静静地坐在房子的一侧，无聊地用快进方法看著录像。我终于可以去看海克特的磁盘了。
麦克常常告诉我，海克特是他曾经共事过的最好的侦探。他很机敏，做事有方法，有条不紊的。有时候他也把这种方法变得千篇一律，这也使随心所欲的侦探弗林特很烦恼。海克特的工作方法让我很高兴：他留给我一大串姓名和地址，还有他预定好的审讯日期。我打开了打印机，把这两个文件复制了几份。
“玛吉，来看看这个。”吉多正把一盘录像带往回倒。画面上海克特正从他房子里的沙发走到一个摄像机的镜头前。很明显，摄像机是他放在厨房上面的一个柜子里的。画面的范围包括了起居室的大部分和门那边的大厅。吉多开始播放带子，我走进屋子，坐在了他旁边。
海克特穿着运动短裤和一件T恤，穿过他的起居室，然后也坐在了他家的沙发上。他向后靠着，两腿交叉着放好，笑了笑。
“你好，玛吉。你好，吉多。我们曾经对每个人说，我们能够挖掘出罗伊·弗兰迪的故事和那些好好坏坏的日子。我想啊，上帝，除了时间之外我什么也没有，也许我应该赶快利用它。下面发表我的意见吧。
也许我永远不会把这盘带子给你们。这是星期五的晚上，我一个人待在家里。我想我在想念着格罗莉亚，但我又不能确定。也许我只是想找个东西来抵挡一下孤独，因为一个人独处的情景在我看来就像一个毒品一样。
通常，我的生活就装在一个该死的罐头之中。直到下个周末，我才能看见我的女儿们。我真的很想念她们。我试着让自己保持正直、有品德，我已经清醒地过了两个星期，但是我走过的每个地方，我平常交往的每个人都想让我陷入困境。
玛吉，刚才我打电话给你和麦克，想看看你们是否想出来吃顿晚饭，或者去看场电影，但是你们出门了或者你们没有接电话。我开始为自己感到愧疚，这也让我处于危险之中。好了，我开始说吧。
二十年以来，我们一直在谈论着弗兰迪死的那个晚上。每次我们几个从睡袋中爬起，弗兰迪就朝我们走来，就好像肯尼迪被杀一样。肯尼迪被刺杀的那天你在哪儿？我可以告诉你那天在学校我穿着什么衣服：丝光黄斜纹布裤子和一件蓝色的马德拉斯狭条衬衫，以及我午饭吃了什么：一个金枪鱼三明治。那样令人震撼的事件会使你的心永远地定在那儿，你无法忘记。
弗兰迪的死就是这样。你去问任何一个那时在警察局里的警察，他都可以告诉你他听到罗伊·弗兰迪被人杀死后，他自己在什么地方。
我第一次听到弗兰迪死了的消息是他们找到他的尸体的那天中午。那是个星期六。我值早班，应当到10点半才去点名，但是接近中午的时候，警局就把我们全部叫回去了。我还没有上过床呢。
在七十七街警局的更衣室里，每个人都在谈论着弗兰迪。谣言四处散播。开始，我根本不相信弗兰迪已经死了。我以为那些家伙在愚弄我，也许弗兰迪只是睡着了。如果他们说的是真的，如果弗兰迪真的死了，他也一定是在回家的路上出了车祸。他总是喝得醉醺醺的。
然后他们说他是被枪杀的，是麦克告诉我的。他正处在震惊之中。马上，我又想到弗兰迪一定是和另一个男人的女人在一起时被抓住。在弗兰迪的生活中，这样的烦恼屡见不鲜。
点名的时候，上司走进来了。他告诉我们弗兰迪被杀了。弗兰迪的小汽车还没有付款，外面有很多谣言说要解雇所有的警察。那时候，这并不是一个疯狂的想法，因为有很多恐怖组织在外面大声叫嚷，说他们可以充当警察。
那些高级军官希望我们派重兵加强街上的巡逻。还要我们马上和线人联系，查出那些语言是从哪里来的。
弗兰迪之死引起的谣言过了一段时间才沉寂下来。开始时我感觉不舒服，然后我又想整天整天地昏睡。
在不相信之后我的第一个反应便是愤怒。我们都发怒了。很多的关于恐怖组织要取代警察的谣言传遍了整个国家。我想，如果有些受了误导的坏家伙想发动战争的话，我宁愿高兴地加入他们。我在越南做得还可以，我比那些逃避服兵役的共产党员的儿子们更懂得丛林战，我也更愿意把这一切展示给他们。那就是我当时的感觉。
弗兰迪是我的同事。我和那个有点儿问题的家伙——伯瑞·洛治威又分到了一组。我与洛治威相处得很好。很多人都为我担心，担心我怎么去处理弗兰迪一案。因为他们俩曾经有过过节。
我开车去点名的时候，发现洛治威的车在停车场。他没有进来报到，于是我就四处找他。我们都是那种容易发怒的人。弗兰迪的车还是没有找到，谣言满天飞，根本没法控制。他们说他是怎样的堕落，说他的阳具如何被枪击飞……我走到停车场，看见洛治威蜷缩在他车里的后排座位上。一开始我以为他死了，因为他看起来就像死了一样。我打开窗户爬进去，发现他只是醉了而已。天哪，他醉了。
我们可不想他因为酗酒而被人起诉。也许在其他任何时候，我都会懒得理他。但是因为弗兰迪，我们都紧紧地抱成一团。你知道吗？我们都有一种受保护感。我们集体对抗着那些散布谣言的家伙。
麦克、道格和我给洛治威穿上制服，把他弄到我车里的后排座位上，让他自个儿睡醒。我坐在前面开车的时候，他一整天都躺在那儿呻吟着。有几次我把车开到一边，好让他把东西呕吐到路边的沟渠里。我脑子里想的只是如何找到杀害弗兰迪的凶手，而且自己要活着。
我们——麦克、道格和我经常在对讲机上保持联系，知道彼此的行踪。我们不停地互相问候着：你好吗？你现在在哪儿？在那儿等我，让我看看你。每次点名的时候，看到两个伙伴安然无恙，我就觉得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真想大哭一场。
证据在一点一滴地收集。我们对弗兰迪死亡的大致时间、丢失的汽车有了初步了解，也有了一些具体的目标去寻找了。每次我看见给我提供消息的人，我都会把他拉到一边，询问他，让他放出风去：我们正在寻找一辆绿色的别克牌汽车；有没有人半夜三更在周围听到或看到些什么？我们是这么急切地想找到凶手，因此我们也变得很有侵略性。对任何能给我提供消息的人，我又是威胁，又是贿赂。但是我所有的努力换来的只是一些谣言。
我们分两班值勤。洛治威值早班，他坐在车的前部，但状态仍然不佳。我们在一个酒店停下来，给他买了一瓶酒以便他能熬过夜晚。
11点钟左右，港口区警察局来电话说在爱斯科特公路旁发现了弗兰迪的汽车。我听见麦克的声音在对讲机里响着。他和道格直接去了那儿查实真相。
我又值了半小时班，然后也去了爱斯科特；因为我必须亲眼看见才信。到达那儿时，麦克和道格正停留在弗兰迪的金色汽车旁。
那是一辆廉价的汽车，一种小型的代步工具。弗兰迪厌恶开那辆车，但我们都站在那儿，似乎把那儿当成了一块圣地或者别的什么东西。我们都没有见过弗兰迪在凶杀现场的照片。我们记在心头的就是那辆该死的汽车。
是谁把车推下去的呢？车身上用汽油或者是别的什么东西画了一幅图画。洛治威回去睡觉了，我们三个就站在那儿。那个阴冷潮湿的夜晚，我们谈论着弗兰迪和我们曾经做过的一些恶作剧，谈论着他的孩子和她们如何面对父亲的死——她们只有2岁和4岁。没有父亲的照顾，要长大成人是多么的艰辛啊。
我们都说应尽力留在他的孩子们身边，保护她们两个。但是玛丽·海伦却不这样认为。我们也谈到了她。她面容姣好，长相俊俏。我们想如果现在她没有相好的，她也会马上找一个相貌英俊的男子做伴；毕竟，她和弗兰迪已分居有一段时间了。
我们也说起了自己的家庭，没有了我们他们该如何生活下去呢。麦克的妻子那时候已经怀上了迈克尔。他们相处得不太好——也从来没有好过，但是他很想要那个孩子。麦克说，他再也不准备结婚了，但要是孩子生下来的话，他准备接受下一次挑战。
我有种感觉，我的妻子不准备再让我走进家里。
我们整个晚上都坐在那儿。直到第二天早上七八点钟，才有人来检查那辆车。那个星期天的清晨，在太阳升起来之前，我们三个人又说了一些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的事情。那个晚上，我感觉世界上再也没有人比麦克和道格与我贴得更紧。”
海克特从睡椅上站起来，走出了镜头之外，屏幕上变得黑乎乎一片。
“还有更多的吗？”我问。
“我不知道。”吉多说，“他在一次采访的末尾录下了这段东西。我必须把所有的带子看一遍才能知道。”
麦克9点之前回家了。我到门口迎接他。他看起来非常疲惫：衣领敞开着，领带松松垮垮的，上衣搭在他的右手上。他左手拿着一叠厚厚的还没有分拣过的信——它们已经在桌子上压了几天了。
吻他的时候，我感觉他的脸颊粘糊糊的，还有一股特别的药味。
“吉多找到一盘海克特自己录的带子。你应该看看。”我把手伸向他的上衣。
“带子上有什么？”他问。
“海克特谈到了弗兰迪死后的那天。”我拿走了他的上衣，发现麦克的右手手掌上裹了足有两英寸厚的纱布！我的胃一下子痉挛起来，但我只说了一句，“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宝贝。”
他看起来十分胆小：“安东尼·刘易斯不想出来。我必须把他带的一把刀抢过来。”
“缝了几针？”
“两针。”
“你哭了吗？”
“没有。我一整天都在工作。”
“你在安东尼的屋子里发现什么了吗？”
“还没有。我们现在还没有搜查令。但不管怎样，我可以把他关押到对他的活动有个更好的控制为止。”
“拉斯孔怎么样？”
麦克笑了：“我有点喜欢与那个小子一块工作了。他给了安东尼漂亮的几拳，把他从我身边拉走了。”
我透过纱布的边缘瞧了瞧，看见手掌的中央放着一点黑色的药：“伤口看起来很干净。”
“这不碍什么事。”
“你想这会让你逃脱洗碗这差事吧？”
他笑了起来，把我拉近：“如果我可以洗碗，那么我也可以洗个澡。”
“完全可以。”我吻了吻他的下巴。
吉多插进来了：“叫什么道尔的打电话找你，玛吉。她说她找到了你要的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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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拉斯维加斯正在成为一个真正的城市。
在赌徒云集的商业中心外面，越过那些闪闪发光的回屋顶和令人赏心说目的宫殿式的建筑，是一大片空地——这足以让任何大城市都感到汗颜。这看起来更符合那些逃犯、难民们的口味。
一条新建的商业街占用了莱斯特·奥尔斯沃西家的废物旧货栈，也许就永远埋葬了那个故事——1976年的冬天，罗伊·弗兰迪的左轮手枪是如何出现在这的。芭蒂·海斯特、比尔和艾米莉·海瑞斯这些共和军成员曾经住过的汽车旅馆，已经被一个正在扩建的县级医院收购了。
我站在废物旧货栈上面的停车场里，对准吉多摄像机的镜头，大声读着道尔·伊赛尔顿找到的拉斯维加斯警察局里的报告：“阿妮塔·奥尔斯沃西夫人报告道，她在整理她去世的丈夫莱斯特·奥尔斯沃西的财产时，发现了一把38毫米口径的史密斯·文森牌左轮手枪，编号是328414。奥尔斯沃西夫人说不知道她丈夫是怎样得到这把枪的。拉斯维加斯警察局保管了这把枪，并给奥尔斯沃西夫人一个财产收据。
“财产科对枪的号码作了一次例行检查，证明这把枪为洛杉矶警察局罗伊·弗兰迪的个人财产，但资料说这把枪早已被盗了。”
资料中最后一条注释表明：弗兰迪的枪在被认出来之后，就移交给联邦调查局了。
在镜头前把这一切都说清楚后，我走出了镜头的范围以便吉多拍摄背景。
这时的气温是摄氏39度，到现在我们连早饭都还没吃。
吉多和我碰运气在从洛杉矶到拉斯维加斯的最早一班飞机上找到两个座位，天亮后不久就抵达了，道尔·伊赛尔顿就在飞机场找到了我们。
“我打电话给奥尔斯沃西夫人了。”道尔说着，在租来的汽车里伸着懒腰。“她答应见你，但是她说只记得把枪交上去了。那事过去很久了。”
“我们会试着用一点点现金帮助她恢复记忆力；我可没时间和她逗着玩。”我接过道尔给我的一大瓶可口可乐，“我预定了中午去奥克兰的航班。在那儿我有一个不想错过的约会。”
道尔穿着一身白色的凸纹布衣服，看起来很精神。她伸过手来，帮我理平了我的蓝衬衫的衣领：“我们今天很倒霉是吗？”
“今天太阳打西边升起了。”我说着，把冰冷的杯子放在我的脸的一边，“拿这个报告资料费了很大劲吗？”
“小意思了。”她一脸的不屑，“我在这个城市里干过很多事——城市里的建筑物一天天增多，有很多东西也进进出出的。我只是‘开发了’一下我在这儿的警察局资源，给他们买了几瓶酒，事情就搞定了。希望没耽误事，只是这个报告太老了，它还在档案库里。还有，没有更多的记录，真糟。”
“太糟了！”我应道，“你能查出联邦调查局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吗？”
她摇摇头：“你把找枪这件事告诉我后，我就打电话问我的男人。他提醒我，所有的资料注释都交给了当地的联邦调查局办公室。”
“那个给我暗示的联邦调查局官员也说这是一桩死案。”我摇了摇杯子里的冰，“我有一个经验，有时候你觉得毫无出路时，在另一端也许还有一些可走的路。”
“上帝啊，再次与你合作真是有趣。”道尔笑着，她那黑黑的眼珠闪闪发亮，“如果我半途而废，我将一事无成。对吗？”
吉多加入了我们的对话：“我们现在可以吃东西了吗？”
我看了看自己的手表，然后说：“还不行。”
奥尔斯沃西夫人家的惟一一块阴凉地是屋子旁边的快腐烂了的帆布活动小屋。但我们必须待在外面，她说，因为屋子里乱糟糟的。虽然她家的窗户上挂着一个空调，我却并不想和她争吵。如果这个院子比房子里更赏心悦目的话，那么不管里面有没有空调，我都不想进去。从小院子的景象来看，她把她死去的丈夫的一点点废物带过来了：修理工具，用坏了的家具，一箱箱的旧杂志，还有手臂那么高一摞的各式各样废物，都与停车线平齐了。
吉多脱下他白色的T恤，把它浸泡在漏水的花园水管下。在他扛起摄像机之前，又把T恤罩在他的头上。小屋那边的沙漠反射着刺眼的太阳光，吉多一个劲地抱怨着这么高的温度会破坏他的录像带。与此同时，奥尔斯沃西夫人和我清理出一块地方来，摆上了两张折叠椅。
我坐在奥尔斯沃西夫人旁边，两条大腿紧紧地夹住一块冰，躲闪着穿越千疮百孔的帆布小屋射来的光箭。这些光箭里居然还夹杂着一丝微风。我们到达这里的时候，她家小屋旁边的温度计表明阴凉处的温度已是摄氏40度。15分钟后，当我们开始谈话时，已经有41度了，而且还在往上升。
“我的丈夫死后，我必须卖掉一部分财产。”奥尔斯沃西夫人的手在那罩着她白色卷发的发网上摸了摸，“我猜，那把枪成为他的东西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得到的。”
“你为什么把枪交到警察局去？”我问着，给吉多的摄像机一个侧身。
奥尔斯沃西夫人直视着摄像机，口齿清楚地说：“我把枪交上去是因为法律的威力。”听起来她好像正在背诵一段古老的箴言，“上帝啊，因为我不能说谎。”这样的回答对我来说真是太正确不过了，但却毫无用处；我花了钱，所以我不能这么客客气气地对待她。
我猜她该有八十多岁了，但我没有问。早上8点我们敲门时，她已经穿戴好了，正在浇仙人掌。她很勤劳，我想。谈论起她的孙子孙女时，她兴致高昂；但问及她的丈夫时，她很害羞，充满了警惕。
我又试了一次：“吉多和我就站在你家的废物院子里面。他们什么时候建起这商场的？”
“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她的目光越过沙漠，似乎莱斯特的地方还在那儿，“十年吗？也许是十二年。那个商场比莱斯特的废物院子不知要漂亮多少倍。”
“告诉我你丈夫做的生意。”我说。
“它就像另外一个废物院子。”她用一块纸巾轻轻地拍打着她那扑了粉的脸颊，“卖一些小玩意，杂货。”
“他从哪儿进货？”我问。
“进货？”她笑了，“你是说，他的废物？”
“所有东西。”
“他走出门在街道上找到的。或者有些人给他一些东西交换或让他代销的。找到那些废物不成问题，找到买主才是问题呢。”
“他经常买卖一些火器吗？”
“不。”她说着，变得警戒起来。“莱斯特留了几把枪以作防身之用。但他不是这种商人。他没有卖枪的执照，连一把枪也买不起。”
我向她靠近了点，看见吉多把镜头也对准了我们。“莱斯特是怎么得到罗伊·弗兰迪的手枪的？”
“我不能说。”她又把目光投向沙漠。“当然，那把小手枪也不是我那天上交的惟一一把枪。还有一把卢格牌手枪，一把机关枪。”
奥尔斯沃西夫人还说，她也记不清楚她是否遇到过掩护芭蒂·海斯特那些共和军成员的汽车旅馆老板。二十年的时间太久远了，人总是很难再记住往事。
道尔开车送我和吉多去联合大厦。与每个东部的城市一样，那些房子都特别的新。从那个同意与我交谈的地方官员身上，我一无所获，从其他人身上也一样。虽然道尔在一旁鼓动，但一个死去的洛杉矶警官在他们眼里什么都不是。
带着一些我认为有趣的电影胶片，带着一个有着太多遗失的碎片的谜，我离开了拉斯维加斯。
我对谎言感到了厌倦，甚于任何可恶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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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我坐飞机到了奥克兰，然后开车从旧金山的海湾地区高速公路到了伯克利。
像拉斯维加斯一样，伯克利的商业中心也是由一条一条的街环绕而成，但是面貌却大不相同。拉斯维加斯极尽繁华奢侈、富丽堂皇；伯克利却多多少少是由很多东西组成的和谐的“混合物”。街上有摆小摊的嬉皮士，有乘车过桥直达旧金山的衣冠楚楚的雅皮士，还有大批的学生，他们和谐地相处着。
夏塔克大街、电报大街、本克罗弗特路，这几条环绕着校园的主要街道，在我到达的那个暖和的星期五都是车水马龙，人声嘈杂。加利福尼亚大学秋季学期刚开学几周。我兴致勃勃地走在人群中，听着这熟悉的、我深爱的街头声音，就像听着我爸爸的摇篮曲一样，陶醉在其中。
每个新学年的开始，我最爱看的集体莫过于大一新生了。他们在开课前的一星期到来，大部分都是他们原来所在学校的优秀毕业生，心里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他们被家里送入这个大家庭，内衣内裤里还绣着自己的名字。在他们回家过感恩节之前，他们的新衣服都变成了一样的红灰色，因为谁也没有时间去洗衣服。他们的头发也没有理、脑袋里装满了刚学完一半的课程，这足以让他们形成自己半成熟的观点。他们昂起头，准备向他们的父辈坚守的东西发起进攻。在5月末他们的第三个学期结束后，他们有所分化，或变成在学习上失败的人，或成为新生中的优秀人物。
天气炎热，但比起我刚离开的沙漠，它又太温和了。我在冷饮店停了下来，买了一杯新鲜的水果雪泥，这也让我找到了一个逗留的理由，看看来来往往的人群。我脱下我的亚麻布茄克衫，披在肩上；把那溶得很快的雪泥举在前边，以防它滴在我的衬衫上。
我姐姐住的小型医院在校园的西北部，离我家不到半里远。我走上夏塔克大街，准备抄最近的路穿过校园。也许我可以在物理系停一下，向几个老朋友问声好呢。但我还有充裕的时间，于是我绕道而行，踏上了校园南边的宾尼大街。我在2603号前面停了一下，芭蒂·海斯特就是在这儿被绑架的。
路旁的香柏木表明芭蒂曾经住过的屋子年代久远了，但它的状况仍然很好。对于大部分学生，乃至年轻的老师们来说，这样的房子都不是他们住得起的。
我现在可以理解，芭蒂这种舒适的生活何以会激起那群没有任何优势可言的人的愤怒。绑架芭蒂的人既不贫穷，也不疯狂。他们和她一样，都是那种中上层阶级家庭娇生惯养的孩子。
四周特别安静。据说1974年芭蒂，海斯特与绑架者在晚上搏斗并大喊大叫的时候，四周的邻居一副冷漠无情的样子。就像罗伊·弗兰迪死的那个晚上，西部八十九街122号的邻居们没有一个出来帮忙一样。这两个案子都用了同样的方法，有着同样令人愤慨的大胆：尽管反抗吧，大叫吧，因为没有人会来帮助你。
想象着芭蒂的恐慌，我浑身也起满了鸡皮疙瘩。走进校园的时候，我总是和人群在一块儿，并不断地看着我的前后左右。
校园要比街道上凉快。那些荫蔽着地面的古老的树木就像罩在头上的一个深绿色的天幕。树林中，橡树和枫树的叶子开始由绿色慢慢地变成黄白色、浅橙色。地上洒满了闪亮的树叶。即使在这个非常安静、平和的地方，我仍然有种幽灵附身的感觉。
我沿着草莓河向上走——它把偌大的学校的中心区域等分成两部分，呼吸着森林里飘出来的带着绿色香味的空气，我终于到了我父母住的山顶。医院就在山的下面。
妈妈已经告诉过我游行的事了。我希望看见一些标志，哪怕是一辆新闻采访车。我看到一群人在医院那儿时，感到很惊奇。但是我仍然直接朝着争吵的人群走过去。
任何标语的目的都是为了得到大众媒介的注意。这个游行的组织者对新闻界有着熟练的控制。
我拐过街角的时候，那儿已有了两部新闻采访车；就在我走到街区的一半时，第三辆车也来了。
一个头发蓬松的女人在我面前挥舞着一把“救救艾米莉”的小旗帜。如果不是一架摄像机正停留在她身上，也许我已经挥拳把她打倒在地。
走向医院前门的时候，我拒绝看那些不断地朝我喊叫的挥舞着小旗帜的人们。但突然，一个人伸出手来，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回过头，用不屑的眼光死死地盯着他。
“你好，亲爱的。”他的语气中充满鼓励之情。我被弄了个措手不及，用了几秒钟才认出这个煽动民众的人是奥古斯特·珀尔米特。他是原子能物理学教授，现在已经退休了，是我父亲长期的同事。
站在他旁边的、穿着一件柔软的粉红色套装毛衣的是珀尔米特夫人，我母亲最好的朋友。她的标语上写着：“侨民也是美国人。该是解释事实真相的时候了。”珀尔米特夫人的网球鞋和她的毛衣很相配。她朝我眨眨眼，然后走到人行道上，挥舞着她的标语。当一架摄像机转向她的时候，那个“救救艾米莉”的标语就被挡往了。
我走了几步，到了她的身后，用一种非常亲密的方式向他们问好。这种问候方式只在爸爸和妈妈的三重奏鸣曲小组、他们的桥牌伙伴、他们的同事、以前的学生和邻居中间使用。
“独身生活是惟一的答案”，这张标语被弗雷沃·沃尔什举在头顶，她今年82岁了。我走过她的时候，她左右摇摆着标语，轻声说：“亲爱的，不要相信它。”
我估计了一番，在所有的标语中，“救救艾米莉”的标语占了四分之一多，并且在每个拐角处不停地移动。没有什么大的新闻团体认真地对待这群明显是小打小闹的人。那些反对、阻止游行的人也是我从没有见过的“友好和温柔”。
我一路上笑着上了楼梯，来到了光秃秃的医院的走廊。走进艾米莉的房间，看见我的父母时，我的情绪又变了。他们两个都累得灰头灰脑的。
“谁组织这次游行的？”我问道，依次吻着他们俩。
“你的妈妈。”爸爸说。
“我想在记者们走后，得招待他们吃一顿便饭。”我说。
“在珀尔米特家。”妈妈笑了，“我们也邀请了记者来。只是一顿便饭。”
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
我进来，打断了爸爸的踱步。在我坐在艾米莉的床头，没有挡住他的路后，他又开始踱起来。
爸爸有6英尺5英寸高，长手长脚的。他从房子的一边走向另一边时，腿的胫部和手的肘部总是发出声音。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艾米莉陷入危机的话，我们该告诉医院怎么做？”爸爸说。
“你们两个到底讨论些什么？”我问。
“就这个。”爸爸说，“最后的决定要由你来做，玛吉。因为最终，一切的后果都会留给你来承担。你妈妈和我都已经活过了上帝给我们的时间——70岁。如果我们授权医院救艾米莉脱离危险期，那么我们就必须准备让艾米莉活下来，再负担30到40年——考虑到她的年龄和健康状况，这是有可能的。她可以轻松地比你妈妈和我活得更长，亲爱的玛戈，那么你就得一个人孤零零地负担艾米莉的生活。”
“妈妈？”我向妈妈求助。她正在给我的姐姐艾米莉做一周一次的修指甲，很少抬头看我。
“我知道了。”我说，“你们两个正为这个争论，你们想我投最后的一票。”
“我们没有争论。”妈妈把艾米莉的长长的指头弯起来，用药液轻轻地按摩着。“我们连话都没有说，怎么能够争吵呢？”
我看了看爸爸，他线条分明的脸上眉头紧锁；又看了看妈妈，她的脸上一副傲慢而冷漠的样子。
宽容——他们50年婚姻的巨大的力量——让他们在我的姐姐艾米莉的生存问题上，又一次走向和解。爸爸和妈妈把这个连所罗门也值得思考的问题留给了我，让我进退维谷。
从我的其他家庭成员那儿，我也得不到什么帮助。在过了一个失败的看望艾米莉的两天假后，叔叔麦克斯回到了他自己家里。我的侄子马克正在进行他环绕地球的研究生步行之旅。两周之内，他不会到达他的下一个联系地点。当然我还有女儿和麦克的建议，还有艾米莉以她的方式告诉我的东西。
当我还是一个小女孩时，我就和我的姐姐在水泥管里爬来爬去。和她兴致勃勃地谈论一些事情。此刻，坐在硬梆梆的医院的床头，我的脑海里就浮现出这些童年时的情景。
“艾米莉，”我怀念着她的聪慧，“你是家里的医生。我们正在决定你的生命，请给我一些力量吧！”
艾米莉一言未发，她两年以来一直没说过一句话。
我按照医师教我们的方法，抓住了她的小腿，把它们拉直了一些，然后给她按摩着腿肚子。她的小腿就像一块牛排那样坚硬而多筋。我又做了几次。看起来，我每做一次，她的腿就少了些肌肉，多了一份抵制，从来没有什么反应。
艾米莉的进食、排泄都由导管来完成，用人工保持一种生理上的平衡。两年以来，她已经成功地完成了那些决定性的环节：呼吸、让心脏不停止跳动。意识到艾米莉再也不会恢复任何智力和思想时，我们都同意不再给她人工的维持生命的治疗，不再试图让她恢复知觉。
两年以来，艾米莉就这样拖着，躺在医院护理室的床上。她的身体慢慢地恢复着知觉，但她这种持久的健康却迅速地让家里濒临破产。
两年以前，我们都认为，如果艾米莉自身的机体停止作用的话，就不会有什么奇迹发生。聪明的艾米莉如今没有了会思想的头脑，对我们来说只是一具僵尸。但奇怪的是，一段时间以来，我们都习惯了艾米莉的这种样子。我们爱抚她，同她说话，围绕着她调整家庭生活。
我看见了挂在艾米莉床边的排泄管里，有几条细线般的红色——受感染的标志。
“我明白了。”我说，“我知道艾米莉想说什么。她想让我保证，不管发生了什么，她都能得到我的帮助。”
妈妈冲我笑着，我等着他们赞扬我的陈词滥调。但妈妈却说：“爸爸告诉你了吗？他正考虑法国的一份顾问工作。巴黎南部有一片好极了的工业区，可以乘坐城市高速铁路到市区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