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抓住爸爸的皮带，不让他再踱步：“你要出国多久？”
“两年，或者是三年。我们下周将和那些人谈谈。”
“你们要抛下我？”我觉得太阳穴好像被人重重地打了一下，呼吸也变得困难了，“你们不想留在这儿帮我，不管我做出什么决定？”
“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妈妈说。
“你们的房子怎么办？”
“莱尔会照顾好的。”她说。
“该死！”他们原来早就准备好了这次逃跑。我到南方结婚时，也是把房子交给了莱尔。
我仰躺在床边，开始数天花板的砖块，数到20时，还没有找到一个成形的答案。艾米莉一个痉挛，把腿蹬了出来，狠狠地撞在我的肋骨上。我抓住她的双脚说：“艾米莉，谢谢你的提示。”
艾米莉的医生走进来告诉我们对于艾米莉的病情预测，他和我们一样无能为力。爸妈跟在他后面出去了，留下我一个人陪着艾米莉。我猜爸妈也许是要和医生商量一些事情吧。
我打电话到了麦克的办公室里。
“刑事科，我是弗林特。”他听起来恶狠狠的，但这就是他的工作。
“我是玛吉。”我说，声音听起来就像一条挨打的狗那样可怜。
“发生什么事了？”
“你的手怎么样了？”
“有点点痛。飞机没事吧？”
“安全降落。”我告诉他妈妈组织的游行，他笑了。
“艾米莉怎么样？”
“她的病情加重了。医生说她的脑部也许受伤了，但是做昂贵的手术确定受伤部位在什么地方也没有多大意义。艾米莉会随时发生大脑血管破裂。”
“什么时候，是今年的任何时候？”
“还有很多问题，电话里一时说不清楚。麦克，找一个人替代你。过来吧，我需要你。”
一声长长的叹息：“我不能去，宝贝，我找到了一条杀人犯的线索。而且我正在等着法官下达搜查安东尼·刘易斯的屋子的命令。我有太多事情缠身。”
“你整个晚上都工作吗？”
“也许吧。我找到了那个杀人犯藏身的肮脏的地方，只看见他的衣服留在那儿。我把他所有的东西都放到了汽车的车厢里。他不能回家了，他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了，所以我们只需要等待。等到他在街上走累了，嗅到了食物的香味，在某个小餐厅吃饭的时候，我们就抓住他。我在他可能出现的地方都安排了监视者。他会碰见其中的某一个，然后我就把他抓起来。或许是今天晚上，或许是下周。但是在抓到他之前，我不会离开的。”
一段长时间的沉默后，他说：“我看了看你从海克特那儿拿来的枪？”
“怎么样？”
“一把是巡逻用的。其他两把都是废弃物。我不知道海克特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留在家里。”
“也许他从来没有想起过把它们处理掉。也许它们是格罗莉亚的。”
“也许吧，但她否认了。”
“你和格罗莉亚谈起过那架摄像机吗？”
“是的。但是要把它送回来就等于承认她拿了它。所以她就支支吾吾的。”
“吉多可以把编号告诉你。我们可以把它当做一桩民事案件吗？”
“那是我们最后的选择。事情的关键在于，如果摄像机里有一盘带子的话，我们最想要的是那盘带子。我可不想暗示格罗莉亚这一点，因为她也许会在上面做点手脚。也许我可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同样的方法从她家取回来。”
“你进去的时候可别伤着她。”
“我会尽力的。”他轻声笑了，“你还知道些什么？”
我告诉他拉斯维加斯之行是多么的糟糕，然后说：“我与一个房地产商有个约会。今天晚上我会在我的房子里见他。”
“与一个房地产商约会？”
“我想在我们做出决定之前，应该先估一个价。”
“我们？”他说，“我们是指谁？”
“你和我。”
“噢、噢。”
“麦克，我想带着一个确切的答案到那儿。我想念你，我也需要你。”
“太动听了。”他大笑起来，就像一个男人听到有人夸他的孩子特别聪明而发出的那种笑声。“你看看，如果我有逃脱的办法，我就会去你那儿的。如果今天晚上我圆满地完成任务，也许我明天早上就可以飞过去。我们可以停留一会，然后明天晚上一起飞回家。这是我能提出的最好的解决方法，它也比较容易做到。”
“我会怀着希望等你的。”我说。
艾米莉看起来好像睡着了。她的呼吸缓慢而有节奏。我抓住她的脚晃了晃，一点反映也没有。
休斯顿这时候是下午，正是把我的女儿在宿舍里“逮着”的好时候。我打通了电话，凯茜带着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过来接电话。
“圣诞节我不回家了。”
“为什么呢？”我抑制住心中的感情，用听起来也许很平静的语气问道。
“我将在休斯顿的芭蕾舞《坚果钳子》中扮演白雪公主这个角色。”
“祝贺你！这个消息确实可以改变一些事情。我刚才正在考虑我们是不是要去巴黎和爷爷、奶奶一起过圣诞节。”
“为什么去巴黎呢？”
“我们正在谈论去那儿待一段时问。”
她沉默了一会儿遗憾地说：“噢，妈妈。也许圣诞节你就一个人过了。”
“我会和麦克、迈克尔待在一块的。如果你在休斯顿跳舞的话，我们会在那儿陪你的。”我看了看艾米莉。不管我们最后做出什么样的安排，艾米莉都将第一次过一个孤单的圣诞节。我抓住了艾米莉猫爪一般的手。
“我为你感到自豪，凯茜。”我说。
凯茜开始喋喋不休地说起了她的舞蹈，非常满足的样子。她充满朝气和活力的声音让我陶醉。
艾米莉又狠狠地踢了我一脚。我把她的腿推向一边，她又蹬回来。那一脚并不是自发的反应，我看见她的眼珠又滚回到眼窝里。她脸上的皮肤绷得紧紧的，就好像一个收缩性塑料薄膜覆盖在她的骨头上一样。
我对女儿说：“艾米莉的中风又发作了。你能拿着电话等一会儿吗？”
我一只手抓住床旁边的横栏，防止她掉到地板上。然后，我按动了呼叫护士的按钮，直到我听到跑动的脚步声时才放下。艾米莉正在经受又一次的剧痛。
护士来了，医生就跟在后面。艾米莉弓起背，做着各种鬼脸，嘴里吐出泡沫。在这个恐慌的过程中，我成功地撒了一个伟大的母亲该撒的谎。我什么都没有告诉我的女儿，不让她和我分担恐慌。虽然我努力地做着这一切，但凯茜还是警觉起来。
“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妈妈。”
“医生正在给艾米莉吃一些药。”
“她好吗？”
艾米莉的身体还在晃动，但是肌肉不像刚才那么僵硬了。中风症状正在消失。她的呼吸仍在进行，心脏也没有停止跳动。
“我想她很好，凯茜。”
“姥姥告诉我艾米莉姨姨一直在生病。是感染还是别的什么？”
“只是一点感染。”
“人们都说我与艾米莉是多么相象。”
“在很多方面都像。”我说。凯茜除了像她姨姨一样有6英尺高以外，她们都有着像我爸爸那样的中间隆起的鼻梁，都比其他人聪明。
“我希望姥姥错了。”她说。
“什么？你不想像艾米莉吗？”
“不是这个意思。”凯茜说，“姥姥老是说我们必须注意在艾米莉姨姨面前说些什么，因为谁也不能肯定艾米莉是否能听见或者感觉到。我希望她毫无思维能力。因为我知道，如果她不能动弹或者不能说出她脑子里所想的东西，她就会发疯的。原谅我这么说，我知道她是你的姐姐，你很爱她。但是如果我像她那样全身僵硬，我宁愿死去。那样真比活埋更难受。”
“这样的话居然出自一个孩子之口。”我说。
“天哪，妈妈，我不再是孩子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说，“你像艾米莉，凯茜。不要停止说出你脑子里想的东西。”
她说：“是吗？”
“打电话给麦克、迈克尔，告诉他们你得到了你想演的那个角色。他们会像我一样为你感到骄傲的。我敢肯定我们都会去休斯顿过圣诞节的。”
艾米莉的中风过去之后，她像雪花石膏一样白的肌肤上撞击出一块块的青紫色。她的前额上，子弹留下了一个雏菊形的伤疤。她有着一个真正的黑眼圈，就好像谁曾经用尽全身的力量打了一拳似的。但是她仍在呼吸着。她的心跳非常正常，即使我的已经不正常。
星期五下午剩下的时间里，我都待在叔叔麦克斯在奥克兰的法律办公室里，和麦克斯的合作伙伴——杰克逊·奥尔古德讨论着有关艾米莉的法律问题。
“在今晚回家之前，我们会把签字要用的文件准备好。”杰克逊说，“告诉我你将在哪儿，我会亲自送过去的。”
“在我的房子里。”我说。他给我的拥抱充满了感情。杰克逊曾经对我的姐姐有一股狂热的迷恋。在某种程度上，我怀疑他仍然这样。
他搂着我的肩膀，送我回到了伯克利机场。他对我说：“决定不介入是多么的艰难。我钦佩你的决定，但是你认为你的父母会坚持它吗？”
“他们有理由反对。”我说，“如果他们其中一个人发表一些强烈的看法的话，我会感到一种巨大的解脱。现在我是骑虎难下了。我知道艾米莉也宁愿选择死，而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但是我的父母……谁知道呢？”
“我理解你的处境。”杰克逊说着，压了压我的手臂。
我在他身上靠了一会儿：“在我的一生中，我相信我的父母会为救他们的孩子赴汤蹈火。但现在我的困难是，如何界定对与错，怎样才是救一个人。是在法律意义上活着？还是把人从更深的侮辱中解脱出来？”
“我们是否需要再起草一份建议？”
我摇摇头：“我们先这么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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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周五晚上6点钟左右，我开着爸爸的车到了旧金山。
马克·吐温曾经说，他遇到过的最寒冷的天气是在旧金山度过的一个夏季。整个海湾地区正处于夏季时分。东部和内地的热气遇到海面过来的冷空气，形成一层冷冷的厚厚的雾。整个城市便笼罩在茫茫雾气之中。
我喜欢雾。它使整个大地显得静谧而柔和。奥克兰的炎热过后，西部海湾吹来了沁人心脾的习习凉风。尽管这时正是旅游旺季，又赶上上下班高峰，但我还是选择了从这儿回家。因为只有沿着海湾走，才能听到从海面传来的雾角声。我钟爱这绵沉而浑厚的声音，它有着自己独特的优美的旋律。
把车停在我坐落在马里纳地区的别墅前，我看见莱尔——我的管家，正坐在屋前的斜坡上看着一艘艘小货船从港口启航，开往索萨利托、蒂布尔隆、瓦列霍以及北方的各个城市。小船每天风雨无阻地出航，构成了这里的一道独特的风景。
我走上斜坡时，莱尔起身来迎接我。
“上帝保佑你。”我说着吻了吻他的脸颊。
“保佑我？那么是谁要把这房子从我手中夺走？你爸爸妈妈说了许多好话，叫我怎能拒绝？”
“谁说我要卖掉这房子了？”
“你叫的地产代理人正拿着一堆表格在里面检查损坏情况呢。我真该在他进去时绊他几个跟头。”
我朝房子望去，看见了海，一幅幅美景都从房屋的落地长窗的玻璃上反射出来。单凭这风景，就足以令我下决心把它买下来。换了谁都会这么做的。我看到我的代理人站在屋里二层的楼梯上，和我看着同样的景色，大概心里估摸着就凭这一点这房子应当卖个什么价。我觉得很心痛。
“莱尔，莱尔，我善良的朋友，”我抓着他的胳膊，“我该怎么办？”
“我怎么知道！除非——你带我到玛莎饭店去吃晚饭。至少应该这样吧？”
代理人是我的邻居，多年来我们一直是点头之交。他名叫杰理。这时他下了楼走到房前。
“地震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进去看过了。”杰理说，他把文件夹抱在胸前，“你把它修复得太好了，玛吉。绝对高水平。”
莱尔看起来有点恼怒了，因为大部分维修和装饰工作是他进行的。如果这房子被人看上了，那是他的错。我挽住莱尔，靠在他肩上。
杰理打量着房子：“为什么要卖了它，玛吉？”
“我住在洛杉矶。”我说，“留两座房太奢侈了。这房子闲置着对我们没什么好处。虽然莱尔也把这房子租出去。但还是有损失，我可赔不起了。”
“很可惜”。杰理深表遗憾，“这个时候卖房太亏了，现在是二十多年来最差的时期。虽然大家也在谈论着全国范围内经济情况正在恢复，但是房地产市场仍然很糟糕，看起来还需要几年时间才能转好。你要是现在卖掉，亏得可不是一点半点。你要是有别的办法还清抵押借款就好了。当然，这还得你作决定，如果你真要卖，你知道我会尽最大努力的。但你最好还是考虑清楚了。但凡能想出渡过困境的办法，就别卖。”
莱尔冲着我笑了：“这家伙说得对。”
但我脑子里所想的是我在银行的存款一天天减少。于是我伸出手去握了握杰理的手，暗示他可以走了：“谢谢你抽出宝贵时间来。我会告诉你我们的决定的。”
我进屋给麦克打了电话，向他转述了杰理的意见。麦克说好歹我们又多了点信息。然后他说：“今晚的新闻中你出尽了风头，亲爱的。二频道的《他是谁》节目说，你之所以不能出席评论《死亡的纪录片》，是因为你正在毁掉艾米莉。”
“生活就是‘丰富多彩’的嘛！”我说。
麦克说他肯定不能来了，周五晚上不行，周六早上也不行，于是我们道了别。
莱尔给我看了屋顶的漏水情况。他说：“没我想象得那么糟。只是一点涂料坏了。别人注意不到的。”
我望着上面米黄色的污迹，问：“这些房客给我们带来的损失有多大？”
“每次都是他们交了上月的房租，我们接着就用它去修补房屋，结果分文不赚，直到再找到住户。再加上买涂料，做清扫，换掉损坏了的家具……”
“得几千块。”我说。
“是的。”他附和道。
7点的时候杰克逊带着一些文件和一束白菊花来了。我在文件上签署了意见，同意让医院继续给艾米莉输葡萄糖，但不要再用任何机械手段使她苏醒。杰克逊一直很严肃地看着我签完文件。这过程比我想象得要容易。事实上，我甚至感到一种解脱。
杰克逊接下来还要给我父母送一份，最后一份送到医院去。
他走了之后，莱尔说：“该去吃晚饭了，马上行动。”
莱尔选的那个高级餐厅使我不得不换下牛仔裤。我到阁楼上的储藏室里找了一条红色真丝紧身连衣裙，又从抽屉里翻出一条假的珍珠项链。我们打车来到了位于联合广场附近的玛莎饭店，这里的日本料理是一流的，所提供的酒水也是最好的。
我们谈了许多。离开玛莎饭店我们去凯慕博歌厅听爵士乐，然后又到了位于市场大街西部的一个午夜俱乐部听摇滚。和莱尔在一起真好，我觉得随意、舒适，远离那些恼人的电话。真不舍得让这样的夜晚溜走。我们在外面待了很久。
我想我一定是在脱裙子的时候把项链弄断了。周六早上醒来我发现自己睡在起居室里的沙发上，那条裙子皱巴巴地扔在地毯上，仿制的珍珠撒落了一地。我裹上毯子——不知道莱尔什么时候给我盖上的，闻着咖啡的香味来到了厨房。
“昨晚你一定没怎么喝酒。”看见莱尔那平整的牛津衬衫和卡其布裤子，我有点恼怒。我合上百叶窗，挡住早上刺眼的阳光，然后在饭桌旁坐下。
莱尔把热气腾腾的牛奶加进了咖啡杯，端到我面前：“昨晚你把所有秘密都说出来了，我可记住了。”
“抱歉。”我讨厌借酒感伤的人，尤其是我自己居然也这样。“我不记得了，有没有听见我做什么决定？”
“你只说要把一个名叫奥尔加的人给解剖了。这也许是个好主意，但是千万别用我厨房里的菜刀。”他递给我一个汉堡和一盘熏麻哈鱼，“奥尔加是谁？”
“一个统称，指那些专门在发薪水的日子缠着警察的婊子们。”
“哈！”他把乳酪推给我，“忌妒，这是女人的代名词。”
“错！”我说，又把乳酪推了回去，“‘虚荣，这是女人的代名词。’你想说的是，一个充满忌妒心的女人，她比一条疯狗还要更毒，更令人致命。”
“你自己醉得都找不到回家的路了，记这个倒记得清楚。”
我抬眼望着他：“莱尔，莱尔，坐下来，我善良的朋友。”
莱尔在我对面坐下，伸出手来握住我的一只手。昨天整晚他都在讥笑、嘲讽、玩世不恭地对我，而此时，我从他脸上读出了真诚的关注与担忧。“那么你是陷入困境了，孩子？打算怎么办？”
“你指哪个困境？是房子吗？是蚀本出售，还是硬撑着负担它？是我姐姐吗？是干脆让她死，还是把她强留在地狱的边缘？还有麦克吗？”我不得不移开目光，“噢，他妈的，我该拿他怎么办？”
“好了，这回我同意你用厨房里的菜刀，行了吧？”
“谢了。”我说。
“麦克昨晚打电话来了。”他站起来递给我从留言机上取下的记录。从周五晚8：53开始，记录依次如下：麦克说他爱我；女儿又要钱了；凯伦伯格说卡洛斯·奥利里要去人民公园；麦克说想念我；杰克·纽克斯特感到很绝望；兰娜·霍华德想要我在11点的新闻上讲一段话；爸妈打电话来再次强调他们支持我的决定，并且希望我周六回去吃晚饭。午夜时分，麦克又打电话来问我到底去哪儿了。
这会儿时间尚早，我觉得麦克还应该在家里，于是打电话给他，电话铃响到第三声时，一个女人的声音响起：“你好。”
我问：“麦克在吗？”心里希望她告诉我打错了。
“麦克这会儿不能接电话，”她说，“我会给他传个信。”
我说不必，谢谢了，心里乱作一团，居然没问她是谁就挂了电话。
她也许是迈克尔的朋友，也可能是朋友的朋友。我没把这事向莱尔提起。我用最后一口咖啡吞下两片阿司匹林，离开了屋子。
每个周六莱尔都自愿到卡斯特罗的疗养院去帮忙。我上楼洗澡，听见他在放军营乐队的歌曲。他还带了胡桃巧克力——莱尔说多吃是保持好身体的最好途径。
我及时下楼帮助他收拾了厨房。莱尔把东西收进被他擦洗得洁白无瑕的碗橱和抽屉里，我注意到他的手指久久地留恋于那些杯盘餐具上，不舍得放下，好像这是最后一次见面，要永别了。
“先不要收拾你的行李，我还没要把房子卖掉呢。”我说。
他若有所思地笑了笑：“当我65岁的时候，你还会需要我吗？你还能养活我吗？”
“当然。”我是真心的，可事实上我们已经开始动摇了。我像爱我的亲人一样爱莱尔，自从那次地震以后，我们就像一家人似地住在一起。可是，当我们必须分道扬镳时，这种感情还能得以维系吗？麦克退休以后要搬到远离尘世的地方去，到时候会怎么样呢？
在疗养院门口我让莱尔下了车，然后在网络的分支机构停了一下，给兰娜发了封信。我再次沿着海湾向东开去，脑袋还在隐隐作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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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卡洛斯·奥利里熟练地把手里的银丝做成一个耳环圈，然后迅速地剪掉多余的部分。“我为什么要和你谈话？”问我的时候，他连看也没看我一眼。
“见鬼，卡洛斯，这个我可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和我说话呢？”我坐在他旁边的草地上。这儿是伯克利商业中心的人民公园。它曾是平民百姓谈论、参与政治活动的地方，现在却成了那些无家可归者、生活漫无目的者的避难所；同时，它还是一个非法的毒品超级仓库。这里气味怪异，我一会儿也不想在这里多待。15分钟过去，他做好了一副耳环，我们之间却只进行了一些无聊的闲谈。太阳就在头顶上明晃晃地照着，我全身燥热，再也没有耐心等待卡洛斯告诉我一些有用的东西。
卡洛斯建议我再坐一会儿。我拒绝了，站起来说：“今天全国有一半的人想和我谈话，卡洛斯。如果你不想说什么，那么，我还是走吧。”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不要这么生气嘛！”他剪了一下耳环的接合处，把正在冒烟的烟蒂放在他的有水晶珠子项链的盘子里。他大约50岁，由于长期生活在户外，脸上饱经风霜，皱纹很深。他穿着紫色的衣服，戴着一串珠子项链，脚踏一双凉鞋。一脸大胡子使他看起来有些可怕，在伯克利之外的任何地方，他都会被人看作是一个逃跑的疯子。
他眯起眼睛抵挡着太阳光，说：“也许我们有一个沟通的问题。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像你这么漂亮的女人会想和一个像我这样从旧时代过来的无业游民说话？”
“一个叫查克·凯伦伯格的人说你有可能知道一些共和军的信息。”
“凯伦伯格？”
“凯伦伯格。”我重复了一遍。
“噢，我认识他，联邦调查局的。”
“他说，也许你听过共和军说起枪战之前洛杉矶发生了什么。”
“谁？我吗？他一定是找错了人，我不是那个卡洛斯·奥利里。”
“也许是他错了吧。你看，与你谈话真是特别的有趣。但是现在我还有些别的事要干。”我站起来，把包挎在臂弯里，“再见。”
“不要气急败坏地走开，美丽的女士。”他拿起他刚做好的耳环——上面有着长长的水晶悬垂物，递给我，“把这送给你。让我把它们装好，这样它在你的手里也不会遭受散落的命运。”他用一张黄色的纸包好耳环，向上举着递给我：“祝你好运。”
“祝你好运。”我把耳环放入包里，放了10美分在他的手里。
卡洛斯又捡起那还在缓慢燃烧的烟蒂，再次点燃，像以前那样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我走到人行道时，他正随着一种神秘的内心的交响乐而扭摆着身体，好像我根本就没出现过。
我说过，我在伯克利长大，我对这里很熟悉，卡洛斯·奥利里不是我获得信息的惟一渠道。在艾米莉住的医院外举行的游行，让我想起自己还认识那么多人。
我看见了我妈妈的朋友珀尔米特夫人，她正站在她家房子旁边阳光照耀的花园里栽种郁金香。只见她戴着一顶宽檐草帽，着一身斜纹粗棉布工装裤，跪在地上——真是一幅美丽的图画。她卷卷的头发从帽子下面钻出来，太阳在她有皱纹的脸上留下一片温柔的、银色的阴影。
珀尔米特夫人的听力几年以前就开始减弱了。我拿出照相机，在离她大约10英尺远的地方跪下时，她显然没有听见我发出的声音。我已经给她拍了两张照片，她才感觉到我的存在，眼睛转向我。
“噢，玛吉，亲爱的，是你呀？”她一点也不感到惊奇，只是把几绺露出来的头发放回帽子中，“你要我帮你做点什么吗？”
“一看到你我就喜欢上你了，拍尔米特夫人。”当她正面对着镜头时，我把焦距又调了调，给她拍下了第三张照片。然后我把照相机收好，朝她走了过去，“你看起来很美丽。我会把照片寄给你的。”
她把一只手伸向我，紧紧地抓住我，逼迫我蹲在她旁边。然后她递给我一把铲子和一小桶骨粉：“我正想着你要路过就好了，你果真就来了，就像以前那些日子一样，还带着照相机呢。有一次，我还问你妈妈，是不是可以给我一张你上学时的照片，这样我就可以知道你长得什么模样。我看见你所有的形象都是你在摄像机后面工作着。”
我笑了：“扛一台摄像机是我惟一的露面方法，现在仍然是。”
她微笑着抬头看我的脸：“亲爱的玛吉，你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孩子，总是知道你想要的东西是什么。”
“是吗？”我把一茶匙骨粉倒入她刚在有护根的泥地上挖的3英寸深的洞里。“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觉得生命是一幅巨大的、没有成形的图画。没有人给我指路，我就在里面徘徊，永远在迷茫中前行。”
“那些年，我觉得你是少数几个精于计算的人。”她温柔地笑着，递给我一根郁金香茎，“什么风把你吹到这儿来的，宝贝？”
“共和军。”
“太可怕了。”她装作惊慌失措地举起了双手，“有很多年没有想起过那群暴徒了。他们是你的新项目吗？”
“算其中的一部分吧。”
“为了讨好你，我想我得帮你点忙。但是怎么帮呢？”
“你知道一些事情。”我又栽好一棵郁金香，“在洛杉矶枪战之后，共和军在伯克利又有过短暂的复兴。”
“短暂而且激烈。”她肯定地说，“他们在整个城市画画、写字，‘那些剥夺人民生命的法西斯分子去死吧！’不是原汁原味的，是吗？”
“你知道他们其中的任何一个人住在哪儿吗？能找个人和我谈谈吗？”
“我想那些还在监狱里待着的人是很容易找到的。至于他们想不想与你谈话，则另当别论。贾奇·盖茨也许能帮你。”她正了正帽子，“你还记得那个盖茨吗？在中风前，他是一个联邦法院的法官。”
“贾奇·盖茨怎么样了？”我问道。
她苦思冥想着，思维都早已越过了贾奇·盖茨，然后说：“还有萨拉·简。”
“萨拉·简·穆尔？”我想了一会儿才记起这个名字，“她向福特总统开枪了？”
“你有一个好的记性，就像你的妈妈一样。”她说，“你应该和萨拉·简谈谈。我相信她仍然在狱中的某个地方。在赎身谈判中，她是海斯特家族和共和军的联络人。我想她是一个簿记员，曾经留在海斯特身边做过一段时间文书工作。她不仅是留在伯克利的共和军的密友，还是联邦调查局的成员和给警察局提供情报的人。”
“我曾听你说起过阿普里尔·富尔吗？”
“没有。真的。和萨拉·简谈谈吧。”
“你是怎么认识这个女人的？”
“这里的人都知道她。她会和我们一起参加‘又一个争取和平的母亲’的游行示威活动的。”她说，“她有一大笔继承得来的钱。我想这就是共和军为什么想和她交往的惟一原因。这个女人为芭蒂·海斯特牵肠挂肚，总是打电话到她家里，企图通过谈判释放她。除此之外，她什么也不说。也许她有一种英雄情结，我不知道。她是那么想救出芭蒂，就在联邦调查局逮捕芭蒂几天后，她就疯了，她企图枪杀福特总统。”
“我还能相信她可能告诉我的东西吗？”
“啊，说得对。”她的目光逐渐黯淡下去，在沉思的时候又栽好了一棵郁金香。然后，她抬起头用她那清澈的蓝眼睛看着我，“我们进屋去，跟享利打个电话。”
珀尔米特夫人撑着我的肩膀站起来，膝盖站直时她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
谈起共和军，贾奇·盖茨在电话里的第一句话便是：“他们杀了人便逃走了。”在他数着受害者的姓名时，我的身上就有一股寒气透过。“默纳·奥普萨尔夫人，一个好女人，是四个孩子的妈妈。在萨克拉门托地区的一次银行抢劫中，奥普萨尔夫人就在射程之内。银行里的目击者说艾米莉·海瑞斯扣动了扳机。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从洛杉矶那儿幸存的三个人是海斯特和另外两个叫海瑞斯的人。一些新兵就躲藏在那儿。他们靠油漆房屋和抢劫银行来维持生计。我相信他们正在募集资金，想把那个杀人嫌疑犯马库斯·福斯特救出监狱。那次银行抢劫计划得很好——一些东西如汽车提前就偷到手了，伪装也早就买好了。他们带着大约两万美金逃走了。”
“还杀了一个妇女。”我说，“你刚才告诉我的听起来和共和军其他的不法行为完全一致。但这不是我所感兴趣的那件案子。奥普萨尔夫人也许不是共和军杀的惟一一个人。”
“你认为我能告诉你些什么？”贾奇·盖茨问道。
“一些姓名。他们待在洛杉矶的时间里，任何一个可能与他们有过接触的人的名字。”
“我会去找一找，但是否有人愿意与你谈话我并不抱希望。在杀人方面，法规并没有什么限制。”
“如果你听到什么，你可以通过珀尔米特夫人告诉我。”
挂上电话的时候，我一定把失望留在了脸上。珀尔米特夫人坚持要我走之前再喝一杯茶。在答应一定打电话联系后，我们互致道别。
我穿过校园走向艾米莉住的医院，心里充满了怒气，想对每个冲我走过来的人发泄。道路上仍然留着许多标语，有两个城市警察正看着它们。游行者还站在人行道的旁边，我走上街道的时候，他们一句话也没有对我说。四周没有看见一个新闻工作者。
前门旁边的架子上有一张当地的报纸，头版头条写着：艾米莉·杜尚斯·林格斯已濒临死亡。
艾米莉过了一个安静的晚上。我帮助护士给她洗了个澡，然后费力地给她穿上一件新的棉衣服。
艾米莉以前曾是一个杰出的运动员，像我一样，是一名跑步、游泳运动员。她6英尺高的身体上，没有一点多余的肥肉上下左右晃动。现在，那薄薄的一层肌肉仍附着在她的骨头上，但已经明显地萎缩了，变得松弛而丑陋。除了一对石头般坚硬的乳房仍然高高地耸立在她的胸脯上以外，以前的那些东西在她身上荡然无存。
当我谈到艾米莉全身上下没有一处可以晃动时，也包括她的乳房。她的胸廊上除了纽扣外，空无一物。在她遭枪击的几周以前，由于一些我永远也不会知道的原因，我那务实的毫不追赶潮流的姐姐通过外科手术装上了两个充满盐块的巨大的乳房。
就在她毫无知觉地一点点失去自身拥有的东西时，这些人工制作的模仿的附件却依旧安然无恙。我想象着她被埋葬了亿万年后，这些东西仍然坚固异常地待在那儿。然后，我就莫名其妙地放声大哭起来。
脑海里闪过这幅荒谬的图画时，我第一次接受这样一个事实：艾米莉将要走入棺材。在我的脑子里形成这幅图画之前，一切都是不真实的。现在图画出现了，五颜六色的，令人惊奇地清晰：艾米莉穿着刚给她套上的衣服被埋葬了，网眼状的紧身胸衣上凸现出两个小山丘般的乳房。艾米莉真真正正地要死了。
我吻了吻艾米莉冰冷的脸颊，然后拿起了那个装着法律文件的夹子。文件上，在我的签名之下，有着院长的签名，表明他对这个事实的正式的确认。我拿好它，走出屋子。
我真的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好。我的父母此时一定在为他们的超级旅行做着准备，我也不想一个人坐在他们的房子里。他们希望我去吃晚饭，那只不过是一次正式的送行。或者，我可以走着去机场，坐第一班飞机回南方。
和卡洛斯·奥利里谈了那次话之后，我的精神变得极度紧张。在洛杉矶，我还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做；可是我又无从着手。我被我和珀尔米特夫人、贾奇·盖茨的谈话搞糊涂了，不知道他们俩谁才是真正的疯子。我已经得出一个结论：每个与共和军有关的人都是一门加农炮，无法认识清楚。
想不出该干些什么，我又走入校园，过了物理大楼，来到菲比·阿珀森·海斯特园林。我坐在一张石头长凳上，这时，我想起了奥利里给我的耳环，于是，我把它拿出来。
耳环做得很漂亮，虽然在我看来有点儿大，但很有趣。想起凯茜也许会喜欢它们，我开始重新包装。这时候，我发现了包装纸上写的东西：杜尚斯小姐，过来，一点钟。爱你的，凯伦伯格。上面还留有索萨利托市的一个地址。
我和奥利里坐在公园里的时候，从没看见他碰过什么书写工具。这条留言足以激起我的好奇心，我开车来到游船停泊港，登上了一艘开向索萨利托市的渡船。
渡船离开停泊地时已经过了3点。等我找到索萨利托市的那个地址时，已是将近4点。它是一艘停泊在一个长长的港湾里的可供住家的船。站在船上，旧金山海湾那边的天空一览无遗。时间太晚了，我不敢肯定凯伦伯格是否还在周围。
这只船非常的新，木头经过精雕细刻，装着彩色玻璃。敲门的时候，我都可以听见里面的话语声。
一个中年男人穿一件高尔夫衬衫和一条卡其布短裤站在门口，冲我微笑着：“你好，漂亮的女士。进来吧。”
“也许是你应该出来，卡洛斯·奥利里。”我说。他的大胡子和散乱的头发是我对他模模糊糊的印象。
查克·凯伦伯格出现在他身后：“你迟到了。但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给你留了些午饭。进来吧。”
“午饭？”我说，“你的邀请也太不诚心了吧，凯伦伯格。是什么使你认为我一定会来呢？也许我几天都不会看到你的小纸条。也许永远不会看到。”
凯伦伯格不再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而是高兴地笑了起来：“我就知道你会发现我的小纸条的。我只是没有想到你反应如此迟钝。”
“我有很多事情要做。”我说，“假如这样做是不是会更简单一些呢？比如在麦当劳或者别的什么地方约定一次见面；而把公园里发生的戏剧性的一切和这张纸条都省略掉？”
“太冒险了。”卡洛斯说。
“对谁太冒险了？”我问。
“在和你谈话之前，卡洛斯必须先检查你一番。”凯伦伯格说，“他已经知道你没问题了。相信我，他为你担心甚过于你为他担心。是不是，卡洛斯？”
我从这张脸看到那张脸：“你们真喜欢做游戏！”
“这可不是游戏。”卡洛斯递给我一张我们俩在公园里的照片。它照上了我全部的脸，但焦点却是在我身后那个人身上。“想起了什么人没有？”
“天哪！”我大叫一声，照片上是杰克·纽克斯特从一个杜松树篱后面偷看，“他是怎么找到我的？”
“你又没有注意隐蔽自己。”卡洛斯说。
“他是一个新闻记者。”我说，“记者常在这一带鬼鬼祟祟地活动？”
“你检查过他的证件吗？”凯伦伯格问道。
“不，没有。”
卡洛斯闪到一边：“进来谈吧。”
我跟着卡洛斯，凯伦伯格则跟在我后面，走进了一条黑暗而狭窄的通道。它夹在两个卧室和一个洗澡间之间，通向一个巨大的、亮堂堂的、有着很高的屋顶的起居室。室里三面装着从地面直至天花板那么高的玻璃。厨房、餐厅、休息的地方都在这间大屋子里，没有再分割开。在这里可以饱览旧金山海湾奇妙的景色，欣赏远处从浓雾中升起的城市地平线。红木甲板延伸到屋外，海水轻轻地舔着它。
“比明信片还要美丽。”我说。
“完全正确。”凯伦伯格附和道。他肥胖的身躯坐到一个弯曲的白色沙发上，拿起一块只吃了一半的三明治。“局里要照顾自己的人——这艘船是没收了的贩毒者的工具。”
我又一次看了看卡洛斯：“你是联邦调查局的？凯伦伯格曾经告诉我你还是共和军的一分子。到底哪个是对的？”
“都对，又都不对。”他走到冰箱前，拿出来一个罩着的碟子和一瓶可口可乐，“两者加起来才更接近。你喜欢吃芥末，是吗？”
“当然啦。”我说着，坐在凯伦伯格的旁边。
凯伦伯格微笑着坐在那儿。卡洛斯显得很有节制，递给我一张亚麻布餐巾，并放好了盘子。盘子上放着一个萨拉米香肠三明治和土豆沙拉。我打开了苏打水，问：“下面干些什么？”
凯伦伯格往前靠了靠：“我希望你能够尊重卡洛斯匿名的要求。”
我的脑子里早已算好屋里的光亮程度和拍摄屋子时摄像机的位置。这艘船太适合于拍照了，但也更容易泄密。卡洛斯脱去衣服，他看起来长得不错，甚至可以算得上英俊。
我说话了：“你们现在什么东西都没有告诉过我呢。从我们以前进行过的谈话来猜测，凯伦伯格探员，我身上有你们需要的东西。把信息透露给大众媒介可不是你的作风。在我们谈到最关键的地方之前，先把最基础的东西讲好吧。我要介入的是什么事？”
卡洛斯和凯伦伯格交换了一下眼神。然后，卡洛斯说话了。
“在米雪·塔贝特被刺杀后，我们开始对你的拍摄计划感兴趣了。”
“我们指谁？”我问道。
“爱你的政府。”凯伦伯格吃了满满的一嘴，嘴角边还留着一些生菜。
卡洛斯的眼珠动了动，但马上又笑了：“你在打听共和军的事。从一开始起，甚至从还没有一个共和军之前，凯伦伯格和我就主管这件案子了。”
“一个共和军都没有之前，你们怎么会对他们感兴趣呢？他们根本不存在呀！”
“不，他们存在。那个特殊的团体产生于一次误导的监狱权利改革运动中，也就是在这次活动中，共和军的大部分成员互相勾结起来了。他们进入监狱，询问一些大案要案，以为他们可以从统治者手里救出几个人来。
“他们开始搞监狱改革，后来发展到以被压迫者的名义进行恐怖活动。他们看起来根本不像被压迫者，于是他们把脸抹黑，戴上非洲式的假发：南茜·琳·帕瑞，帕特里奥·索尔蒂西克，安杰拉·阿特伍德，卡米拉·霍尔，比尔和艾米莉·海瑞斯。白人罪犯教他们这么做，然后他们像老的D.W.格里菲思电影里拍得一样逃跑了。”
“像什么一样伪装着？”凯伦伯格大笑起来。
“黑脸。”卡洛斯说，“格里菲思老是用涂了黑脸的白人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