萎靡了几日，居然接到了一位吉大学者的电话，说医院有人得了不明的病，疑是中了蛊，邀他一起去查访一下，韦方对蛊确实惧怕了，但这件事上好奇还是占了上风。
那为学者比韦方要长些年纪，模样谦和温顺，谈吐文雅得体。韦方对他颇具好感，遂将心中的疑惑与他说了。
那学者笑道：“你真是有心人！以前也有人来研究过这个东西，但大部分都是过过场，到最后，都去游山玩水了，做了半分不熟的报告，就算完工了。”
韦方羞愧，说：“我也不能调查出什么。”
那学者对蛊也是颇有研究，滔滔不绝地说开了：“蛊这东西不仅困难重重而且错综复杂。困难重重是这个民族对此很忌讳，蛊对苗族来说代表疾病与死亡，而被恐惧与厌恶，传统苗人通常“谈蛊变色”，话题自然难以继续。再加上，苗人对祖先蚩尤的忠诚以及对炎黄及其子孙的憎恨，调查人如果不能得到当地人的喜爱，非但不能取得可靠的材料还有可能遭到残暴的人身攻击。
造成调查错综复杂的局面则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本身的进化，苗族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口口相传难免以讹传讹，其次，苗族的文化由于没有文字记载，属于流动性文化，很容易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你刚才所说的关于苗蛊的矛盾，就是在没有文字记载的情况下，众多述说者取其侧重一面并加以渲染，使苗蛊的的传说如同那树上的枝枝蔓蔓，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繁茂。举个例子：苗族地区儿女要结婚的时候，双方父母都要暗地里对对方进行严格审查，俗称‘清针线’，看其家庭即亲戚干净与否，即有没有蛊。如果发现对方有不干净的嫌疑，就会婉言拒绝，因此早成不少婚嫁上的悲剧，年青妇女只能嫁给家境贫寒，或身体缺陷的男子，而男人们只能跑到很远的地方娶亲。从这个习俗可以看出，懂得蛊术的不仅限于草蛊婆，但是，在现在的很多县里，都时兴着草蛊婆的传说。
就像你说的，汉史中的记载与苗人所说的蛊有所出入——首先是蛊虫：蜈蚣在汉人社会的练蛊过程的想象里是五毒之列，但是，在苗人的信仰里，蜈蚣被看作由蝴蝶妈妈十二个蛋里孵化出的重要的物种，和人类有紧密关系。而蜘蛛的出现往往被视作某种启示，它附带着人的灵魂，如果打死了蜘蛛，那么就会伤害到这个人的灵魂。但是现在，苗文化作为弱势文化在汉文化强大的影响力下，已经开始呈现了一定的消沉趋势，如果现在要一个苗人列举蛊虫时，他们很可能像汉人一样提起蜈蚣、蜘蛛。其次是施蛊的目的：汉人施蛊，似乎是为了蛊惑人心，使其丧失心智，它的蛊已经不能为字面意思所能概括，还包括了迷惑的含义，甚至有史料记载：“因诬言欲作蛊道祝诅，以菟为厌胜之术。”（《后汉书清何王庆传》）这里的“蛊”则是指“用符咒之术毒害人”。而苗人则大体保持了蛊的原意且多为蛊虫相逼——不能将蛊虫放出必被蛊虫所侵害。然而还是有这样被传入的悲剧——因为男子的强烈爱慕，很可能会使他们美貌的心中人成为施蛊的对象，认为男子的激烈是由于女子放其情蛊所致，索性的是，这种说法没有兴起，不然，不知道又有多少女子会因为那些无辜的栽祸而被唾骂成蛊婆。”
韦方大疑：“还有被栽赃的蛊婆？”
学者反问道：“你去调查过蛊婆吧？”
韦方窘，说：“是的，你怎么知道的？”
学者笑：“这种事情传的比风还要快，怎么样，还敢不敢调查下去？”
韦方既对蛊术惧怕，偏又不能甘心，于是咬了牙，半天蹦不出一个字。
学者宽容笑道：“先去看看那个中蛊的人，回去后再慢慢考虑吧。”说着，迈了安稳的步子缓缓走在韦方前面。
看着他安静的背影，缓融在山水之色中，韦方突然有一种舒解的轻松，好奇心不觉又起来了，他小跑追上了学者，带着点点兴奋的神情，问道：“你刚才说——还有被栽赃的草蛊婆，这是真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