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到底多大年纪？”他有点不耐烦地问。
“我们到楼下去看。”我想，也该让他尝尝与尸体共舞的滋味。
这对他似乎很残忍，但我就是忍不住想这么做。我知道克劳得尔一向最怕进解剖室，我就是要让他不舒服。一时之间，他的表情像掉进陷阱似的。我暗 自发笑，抓起吊在门后的绿色手术服装，迳自往电梯走去。他跟着进了电梯，然而在电梯下降的过程中，他却一语不发，看起来就像是要进医院检查摄护腺。克劳得 尔很少进这个电梯，因为这电梯只通往停尸间。
这具尸体仍保持和我离开时一样的状态。我戴上手套，掀开盖在尸体上的白纸。从眼角余光中，我看见克劳得尔正僵在门口。他只踏进来一小步，勉强 可说他已站在解剖室内。他的目光看向解剖室里的柜子，看着玻璃柜里的瓶瓶罐罐，看着各式各样的解剖工具，但他就是不敢直视尸体。我看过尸体的照片，从照片 上看来一点也不恐怖。距离太远了，血液和血块都看不清楚。对刑警来说，要破解命案之谜就像考试一样。刑警的专长便是寻找线索、抽丝剥茧、解开谜题。然而， 要直接面对解剖台上的尸体，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尽管现在克劳得尔心里害怕得要命，在我面前却得努力做出冷静的样子。
我把浸在水中的耻骨捞起来，轻轻将它分开，然后用探针探弄覆盖住右耻骨表面的胶状物质。胶状物质剥离后，底下的骨头便露出几道平行的凹痕。这根坚硬而细长的骨头形成骨盆的最外缘，和左边的耻骨以胶质物相连。
克劳得尔仍站在门边。我把从尸体身上刮下的骨盆组织拿到灯光下，拉出灯臂对着自己，然后按下开关，把荧光灯打在骨头上。透过放大镜，一些肉眼看不到的细节都出现了。我看着那块弯曲的胯骨，发现了我想要的答案。
“克劳得尔先生，”我头也不回地说：“过来看这个。”
他走到我身后，我让开了些，不要挡住他的视线。我指着胯骨上部边缘的不规则状部分给他看。
我放下骨盆，他虽仍盯着它看，但不敢动它。我回到解剖台前，继续检查锁骨，验证我刚才的发现是否正确。我把泡在水中的锁骨抽出来，开始切开组 织。当我能看到关节部分时，我以手势示意克劳得尔过来帮忙。我一言不发指着锁骨的另一端，它的表面相当粗糙，像耻骨表面一样。一个小小的椎间盘附在中央， 它的边缘明显而没有毁损。
“如何？”克劳得尔问。他的前额已冒出汗珠，看得出他是在强忍紧张，装出英雄气概。
“她很年轻，大概20岁出头。”
我可以解释这些骨头如何透露年龄的讯息，但是他一定不会想听，所以我也懒得提。我的手套上黏上一小团软骨，我把它拍掉，摊平手掌，像个乞丐一 样。克劳得尔和我保持相当远的距离，好像我染上伊波拉病毒似的。他虽然注视着我，但眼神却透露他现在正在心里暗自回想，寻找和尸体年龄吻合的人选。
“伊莉莎白！”他肯定地说，一点也没有询问我的意思。
我点点头。唯一可能的就是伊莉莎白·康诺。今年23岁。
“我想要一份死者的齿模报告。”他说。
我又点点头。
“死亡原因呢？”他问。
“目前还不得而知，”我说：“我得看过x光照片，或把骨头清理干净再检查，之后才能知道。”
我把话说完，他便离开了，连一句再见也没说。我也不指望他说，他能离开我就很高兴了。
我剥下手套丢掉，走出解剖室。我一面脱下手术服，一面对丹尼尔说话。我告诉他今天的工作已经结束，他可以把尸体送去拍x光照片了，正面侧面都 要拍，尤其是头盖骨部分。在上楼时，我在组织学研究室前停下，告诉里面的技师长但尼斯可以把尸体拿去清洗了。我还特别请他小心，因为这次是件分尸案。其 实，提醒也是多余的，这里没有人比但尼斯更会照料尸体。两天后我就可以看到干净完整的头盖骨了。
我利用下午的空闲时光，继续拼凑桌上的头盖骨。虽然残缺不全，但是己足够用来辨识死者的身分了。这个家伙再也不能开装满丙烷的油罐车了。
回到家后，先前在陈尸处出现的那个不祥预感又回来了。一整天下来，我都不去想它，刻意把这个忧虑封锁起来，让自己专心一意，好能进行被害者尸 体的查验工作和拼凑那个卡车司机的头盖骨。现在我已完全自由了，可以开始思想，开始忧虑。我一把车子开进车库，关掉收音机，这些烦心的事情便开始涌现。音 乐一停，忧虑便窜了上来。现在不行！我对自己说。晚点才发作，至少也得吃完晚餐再说。
我走进公寓，听见安全系统的警示声，让人心安不少。我把公事包先放在一进门的地方，随即关上大门，走向街角处的黎巴嫩餐厅，点了一份我最爱 的烤羊肉大餐外带。这是我喜欢住在城里的原因，离我住的地方不到一个街区，就可以吃到世界各国名菜。至于我的体重……哎，就先别提了。
在收银台左侧的架子上放了许多瓶红酒。我的酒瘾又犯了，每当我看到这些酒，就会有千百个冲动想尝滋味。我记得红酒的口感、香气、甘美和微酸 的感觉。我记得红酒在体内燃起的暖意，由内至外，徐徐发散。酒能让我手舞足蹈，在黑暗中燃起希望的火炬。酒能让我充满活力，让我无所畏惧。没错，以现在的 情况，正是需要酒的时候……我在开什么玩笑？我不能停在这里，这是谁摆的陷阱？我赶紧离开酒架前，不让红酒进入我的视线。不行，酒的愉悦只是一时的，付出 的代价却相当昂贵。我已经戒酒6年了，绝对不可以前功尽弃。
我提着食物回家，与我一起共进晚餐的，只有我的猫儿博蒂和蒙特娄的景色。猫儿睡了，蜷缩在我的腿上，发出咕噜噜舒服的声音。当我洗完长长的 一个热水澡，躺在床上时已经10点30分了。在黑暗寂静中，我已无法再压抑思绪。就像细胞一个个都发了狂似的，杂乱的思绪如排山倒海而来，逼迫我的意识非 得正视这些问题，坚持要我思考。我想起另一起谋杀案，同样是年轻女孩被残忍分尸。我清清楚楚地一寸寸看过她的尸体，心中仍存在那时勘验她尸骨时的感觉。她 的名字叫茜儿·托提尔，年纪只有16岁。她被人勒死、痛殴、头被砍断，身体也被肢解装在塑胶袋内，过了一年才被人发现。
时间己晚了，但是我的脑子仍不肯休息。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好不容易才得以入睡。整个周末晚上，那些尸体的数字编号不停在我脑海里跳跃，像幽灵一样，紧紧纠缠着我。
三
戈碧的声音从机场的扩音器里传来，催促我赶快登机。我拖着一个巨大无比的行李箱，在机场的空桥上动弹不得。在我后面的旅客已很不耐烦，但是没有人过来 帮我的忙。我看见凯蒂站在头等舱旅客的行列中，正往我这儿看，身上穿着她高中毕业典礼时所穿的黄绿色丝质洋装。她后来告诉我说她不喜欢这件衣服，有点后悔 选择穿它。她为什么又穿这件洋装？她应该穿她最喜欢的那件碎花图案的洋装才对。还有，为什么戈碧会在机场工作，而不是在大学教书？她的声音透过扩音器，越 来越大声，越来越刺耳。
我坐起来。现在是星期一上午7点30分。窗外光线正亮着，但受到窗帘阻挡，透进来的却很少。
戈碧的声音仍持续着。“……我待会可能没时间打给你，所以想看看人起来了没有。反正，我要问你关于……”
“喂！”我拿起电话，尽量不让自己的声音太虚弱。对方说到一半的话被我打断了。
“唐普？是你吗？”
我点点头。
“我吵醒你了吗？”
“没错。”我头脑还有点昏沉，无法机智答她的问题。
“抱歉。要我晚点再打吗？”
“不、不，我醒了。”我坚持说下去，省得待会又接一次电话。
“你也该醒了，宝贝，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对了，关于晚上的事，我们能不能……”一阵高频刺耳的尖鸣声打断她的话。
“稍待一下，我得先把答录机关掉。”我放下话筒，走到客厅，答录机上的红灯正在闪耀着。我关掉答录机，拿起客厅里的无线电话，回到卧房把里面的电话挂上。
“好了。”现在我已经完全醒了，而且极想喝咖啡。于是我便迳往厨房走去。
“我打电话来是要问你晚上的事。”她的声音有点冷淡。这不能怪她。她快等了五分钟了，就是无法好好把话讲完。
“戈碧，很对不起。我整个周末都在看学生的报告，结果太晚睡了。我睡得太熟，连电话声都没有听见。”我终于完全清醒了。“你刚才要说什么事？”
“是晚上的事。我们不是约好7点吗？我想改成7点半好不好？这些研究计划让我鸡飞狗跳，可能要忙一整天。”
“没问题，改晚一点对我也比较方便。”我用脖子把电话夹在肩上，伸手打开橱柜，拿出咖啡豆罐，舀了三汤匙到研磨机里。
“要我去载你吗？”她问。
“随你高兴，我也可以自己开车去。问题是，我们要去哪里？”我本来想打开研磨机，但是戈碧的声音已经够不清楚了，再打开机器伯什么也听不见了。
话筒那端一阵沉默。我能想见她现在正摸着鼻环，思考要去哪里玩的样子。也许她今天挂的是饰钉，而不是鼻环。在她刚穿好鼻洞挂上鼻环时，我一直无法好好专心和她说话，注意力老是放在她的鼻环上，想像这样做得承受多少痛苦。不过，后来我就习以为常了。
“今晚一定要好好玩一下，”她说：“我们找个地方吃露天大餐如何？到亚瑟王餐厅或圣旦尼斯餐厅？”
“很好，”我说：“我想，没有理由要你来载我。晚上7点30分我会准时出现。不过，你能不能再想想别的餐厅，最好带点异国风味的。”
这样直截了当地对话听来很刺耳，然而这却是我们两人习惯的对话方式。这个城市她比我熟，选择餐厅的任务当然是交给她处理。
“好吧，那就晚上见了。”她用法语说。
“晚上见。”我跟着她把这句法文说了一遍。她说完便把电话挂了，这使我有点惊讶，又有点松了口气。每次她打来都会讲个不停，我经常得想一些借口来结束谈话。但是这次却不用了。
在我和戈碧之间，电话一直是我们用来联系的热线。除了她之外，我从来不会和别人讲这么久的电话。这种模式很早就已经开始。在研究所时期，和她 聊天总能让我松弛紧绷的心情；在我女儿凯蒂出生后，无论是喂奶、洗澡或在婴儿床里睡觉，都能让我在电话里兴奋地和戈碧讲上几个小时。有时我们也会分享新发 现的好书，讨论目前所教的课业、学校里的教授、学生。我们几乎无所不谈，彼此都把这当成日常严肃生活中的一个小小调剂。
最近十年来，这个模式已有一点点改变，最近我们已比较少用电话聊天。不管是聚在一起或分离，我们都会为彼此的状况忧愁或快乐。是戈碧帮助我 走过那段酗酒的日子，让我不再靠酒精的力量来为生命添加色彩。是我帮助戈碧走过那段情感波折的岁月，让她无论是在热恋、吵架或分手时，有一个能够倾诉的对 象。
咖啡煮好后，我把它端到餐厅的玻璃桌上，脑海里仍不断出现戈碧的影像。每次一想到她，我便不自觉微笑起来。在学校里的戈碧、在难过时的戈 碧、在恶作剧时的戈碧。她很早以前就自认自己不是美女，因此从不刻意减肥或把肤色晒黑。她不刮腿毛，也不刮腋毛。戈碧就是戈碧；来自魁北克托罗斯河畔的戈 碧；母亲是法国人，父亲是英国人，全名是戈碧尔蕾·马库利的戈碧。
在研究所时代，我们就已经很要好。她痛恨自然人类学，而那正是我的专长；我讨厌人种学，而那却是她的最爱。当我们离开西北大学后，我前往北 卡罗来纳州，而她则回魁北克。那些年来，我们见面的次数不多，全是靠电话维系情感。由于戈碧的缘故，我才得以在1990年在麦卡基尔大学获得客座教授职 务。在我开始兼职担任验尸工作，并且继续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工作时，每隔六周便来回两地跑。去年我才正式结束北卡罗来纳州大学的教职工作，回到蒙特娄担任全 职工作。我很想念戈碧，并且享受这全新的友谊关系。
答录机上闪烁的红灯吸引了我的注意。在戈碧之前，好像还有别人打来过。我把答录机设定为铃响四声后自动录音，没想到四声的铃响和留言居然叫 不醒我。我按下答录机上的播放键，录音带自动回转，然后开始放音。答录机沉默了一会儿，接着发出哗一短声后，便放出戈碧录了一半的留言。还好，只有一通电 话。我把签录机倒回最前面，然后换装出门上班。
法医研究所坐落在魁北克省警察局大楼内，和司法科学研究所共用第15层楼的办公室。司法科学研究所专门研究犯罪行为，和我们一样是司法部最高 的科学技术单位。在这栋大楼从4楼以上的3层楼都是一间间像监狱一样的小房间。一些等待被解剖化验的尸体，就全都存放这里。至于省警局则占用了剩下的八个 楼层。
这样的安排有其好处，相关的部门全都在一起。如果我需要像化验报告或泥土化验资料，只要走过几个回廊和楼梯便可轻易取得。然而，坏处就是大家都离得太近，很容易就被人找到。承办案件的刑警们若需要什么测试报告，都能马上到办公室来找我们。
当我一踏进办公室，克劳得尔已在那里等着我了。他带来一个棕色的公文封，手掌轻轻在上面拍打着。
“我拿到牙齿齿模的资料了。”他语带兴奋地说，开始动手拆开信封，样子就像要揭晓诺贝尔奖的得主。
“我自己来拆。”
他念出公文封外的签名。“纳格元医生。他在罗斯蒙开业。我本来可以更早来的，但是他的秘书却笨手笨脚；—拖了我的时间。”
“要喝咖啡吗？”我问。我虽然没见过纳格元医生的秘书，但是我相当同情她。才一大早就被克劳得尔警官骚扰。
他嘴巴微张，不知道是想或不想喝咖啡。在这时候，马克·柏格诺从转角处走来，似乎没注意到我4们两个己在这里，他大步走过一间间办公室的深黑 色房门，然后停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弓着腿，把公事包放在大腿上。他的动作让我联想到空手道蹲马步的招式。他保持这个姿势，把公事包打开，翻着里面的物 品，而后取出一把钥匙。
“马克？”我喊道。
他大吃一惊，猛然把公事包关上，整个人跳了起来。
“高级动作哦。”我说，忍着不笑出来。
“好说。”他看着我和克劳得尔，左手提着公事包，右手则拿着钥匙。
马克·柏格诺这个人，全身上下都很特别，总能让人一眼便认出来。在他十五六岁的时候，他的脊椎开始前屈，背部微驼。他的头发微卷，脑袋中央部 分的头发已完全脱落，光滑的头皮在日光灯照射下闪耀着白光。他的眼镜永远是脏今今地，镜片上还有一点一点的污渍。他总是眯着眼看人，然而在看到钞票时却张 大眼睛。这个家伙简直就是活生生的卡通人物，而不是法定的牙科专家。
“克劳得尔先生带来了伊莉莎白的牙齿记录。”我指着眼前的这位警官说。克劳得尔举起公文封，证明我所言不虚。
伯格诺一点反应也没有，他的小眼睛隔着模糊的镜片，正茫然地望着我们。他看起来就像一枝蒲公英，尽管长得很高，但躯干却十分细小，头上还有根根白毛。我发现他根本不知道这个案子。
伯格诺是法医办公室所聘雇的兼职顾问，在这里，每个领域都有特聘的专家，有神经生理学专家、放射线医学专家、微生物学专家，还有牙医学专家。他通常一个星期只来办公室一次，其余时间都在一间私人诊所执业。他上个星期刚好没来，所以不知道这个案子。
我向他简述案情。“上星期有工人在圣米内大教堂附近发现一具尸骨。皮尔·拉蒙斯原本以为是古人的丧葬遗迹，所以叫我去勘验，结果它不是。”
他把公事包放下，听我继续说下去。
“我发现一具无名尸，是被肢解后弃尸的，命案发生时间可能在好几个月前。被害人是女性，白人，年纪大约20出头。”
克劳得尔手拍公文封的速度加快了，而后又停下来看了一下手表。他清了清喉咙，表现一副不耐烦的样子。
伯格诺看了他一眼，然后又望向我。我继续说下去。
“克劳得尔先生和我已把最有可能是死者的人找出来了，个人资料吻合，失踪的时间也近似。他已经跑去把这个人的牙齿治疗记录调出来了，她的牙齿是罗斯蒙的纳格元医生主治的，你认识这个人吗？”
伯格诺摇摇头，伸出他又长又细的手。“很好，”他说：“把资料给我吧，我待会就来比对。但尼斯把x光片拍好了吗？”
“我请丹尼尔做的，”我说：“应该都放在你桌上了。”
他打开办公室的门锁，克劳得尔跟在他后面进去。我从外头看到他桌上已摆着一个棕色的公文封。伯格诺拿起公文封，核对案件编号。我站在那儿，看见克劳得尔在伯格诺的办公室里东张西望，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
“克劳得尔先生，你一个小时后再打电话来问结果就行了，现在请你出去。”伯格诺毫不客气地说。
克劳得尔警官正站在办公室中央，正想开口说话。他抿起嘴唇，硬生生把话吞回去，然后整理一下领带，把腰上的手铐扶正，便调头离开了。我看在眼里，差点就笑了出来。伯格诺在工作的时候，是绝对不容许任何警官在旁窥探的。这是他的习惯，而克劳得尔今天算是得到教训了。
伯格诺把头探出办公室。“要进来坐吗？”他问我。
“好呀，”我说：“你要喝咖啡吗？”今天进办公室后还没喝到咖啡。我们经常为对方煮咖啡，轮流走到位于办公室另一侧的厨房去端咖啡。
“好哇。”他把马克杯递给我。“我先弄这些东西。”
我回办公室拿了自己的马克杯，便沿着长廊往厨房走去。他邀请我进他办公室坐坐，让我觉得十分高兴。我们经常合作，一些像分尸、焚尸、木乃伊化或仅剩白骨的尸体，只要是用一般方法不能查验出死者身分的，就会交由我们处理。我一直觉得和他共事很愉快，显然他也是这么想。
当我把咖啡端回来时，他已经把两张x光片挂在看片灯座上。这两张x光片各显示一部分颚部结构，牙齿的部分是白的，其余则是一片漆黑的空洞。我 想起第一次在树林里看到这剔牙齿的情景，这剔牙齿的形状完整无理，和周遭已烂得令人毛骨悚然的脸形成极强烈的对比。不过，现在透过x光片，看起来感觉好多 了。这是处理过后的成果。两排牙齿整整齐齐排列着，已准备好接受调查。
伯格诺把从牙科医师那里拿回来的X光片放在右边，把从尸体上拍下来的片子放在左边。他用细长骨瘦的手指在两张x光片上轻轻点着，一个地方接着一个地方，而后调整X光片的位置角度，使这两张并排在一起的x光片朝同一个方向摆着。
他仔细比较这两张x光片，看来各方面均十分雷同。两张x光片都有缺牙齿，齿根发育皆已完成。从牙槽的轮廓弧度看来，左右两张x光片几乎一模一样。但最值得注意的，就是x光片上透出的白色光点，这是补过牙齿的痕迹。无论怎么比较，这两张x光片就像是翻拍出来的一样。
经过冗长的比对检视后，伯格诺从右边的x光片选了一小块区域，与从尸体拍下来的x光片重叠在一起。他标示出的是臼齿部分，两张x光片几乎是完美地重叠在一起。他转身看着我。
“没错，是同一个人。”他用法文说，身子往前倾，一只手肘支在桌上。“当然，正式报告还得等我看完病历纪录后才会出来。”他伸手拿起咖啡。他除了彻底比对x光片外，还会把疑似被害人的病历资料仔细看过。不过，他现在就已经相当肯定了。死者就是伊莉莎白·康诺。
还好，我不必去面对死者的父母、丈夫、爱人或孩子。我曾参加过这种会议，看过他们的表情。他们总流露出哀求的眼神：一定是你们搞错了，是一场恶梦，是有人开玩笑，根本不是事实……最后，当他们不得不接受事实时，他们的世界也在那接受事实的千分之一秒开始整个改变了。
“马克，谢谢你马上帮我检验。”我说。
“要是每个案子都那么容易比对就好了。”他小吸一口咖啡，一脸痛苦地摇摇头。
“你要我去把克劳得尔搞定吗？”我尽量不在话里露出厌恶的口吻，但显然没有成功。他对我会心一笑。
“我知道你一定能把克劳得尔搞定。”
“好吧，”我说：“反正，他正需要一位驯兽师。”
他大笑起来。直到我走回办公室，仍能听见他的笑声。
我祖母总是说，不管是谁，每个人身上都有优点。“只要用心看，你就会发现，每个人都有好的一面。”她老是以柔细的腔调说。奶奶，你要是遇到克劳得尔，就不会这样说了。
克劳得尔的优点就是行动快速。才15分钟不到，他就回来了。
他闯进伯格诺的办公室，我隔着墙壁听见他们两人在大呼小叫，还好几次提起我的名字。伯格诺叫克劳得尔来找我，然而克劳得尔却觉得太费事。他只想知道结果，而现在却又得来找我。因此，当几秒后克劳得尔出现在我办公室门口时，果然铁青着一张脸。
这次我们两人都不打招呼了。他就在门边站着。
“没错，”我说：“就是伊莉莎白。”
他皱了皱眉，但我看见他眼神透露出的兴奋。他有被害人的身分了，可以马上展开调查。我想，他对死者一点感觉也没有，或说，对他而言，这就像一 场游戏。找出坏鬼，解开谜题。我曾听过警探对尸体的挖苦、评论和开玩笑。对有些警探而言，这是转移压力的一种方法，是一种自我保护的系统，好坏他们能面对 凶残的屠杀场面，算是黑色笑话的一种。但是有少数警探，就对死者极漠视，更别提尊重这两个字了。我想，克劳得尔警官就是属于后者。
我瞪了他几秒钟，直到外头一阵电话铃声响起。虽然我真的不喜欢他，但又很在意他对于我的看法。我希望他能肯定我，希望他喜欢我，我希望大家都能接受我，视我为群体中的一份子。
此时，过去教我心理学的兰蒂教授所说过的话，又闪过我的脑海。
“唐普，”她这样说：“由于你小时候父亲老是酗酒，从来就不关心你，因此你很渴望得到父爱；等你长大后，这种对父爱的渴望转移到他人身上，所以你会有想讨好所有人的性格。”
她精确地找出了我的问题，却无法帮我纠正，我必须自己改善。偶尔我也会纠正过，使得一些人一见到我就头痛。现在我和克劳得尔的关系尚未恶化，我知道自己正避免任何冲突。
我深吸呼一下，尽可能小心说话，以免激怒了他。
“克劳得尔先生，你有没有觉得这件谋杀案和两年前的一个案子很像？”
他仍站在门口，紧抿着嘴唇，脖子开始渐渐涨红，慢慢扩散至整个脸部。
“什么案子？”他冷冷地说，尽力保持平静。
“茜儿·托提尔的命案啊，”我说道：“她在1993年10月遇害，尸体被肢解、斩断头部、取出内脏。”我直盯着他说：“而且她的遗骸也是被装在塑胶垃圾袋里。”
他举起双手，在嘴唇前交握，十指相叠，紧托住嘴唇。从他制服里，手铐互撞发出清脆响声。他瞪大眼睛看着我。
“布兰纳小姐，”他刻意把英文讲得字正腔圆：“你应该专注自己的专业领域才对，我们自己会找出辖区里所有犯罪的线索。这两件案子根本就不一样。”
我不理他轻视的态度，继续说道：“被害人都是女性，都是在最近一年内遭杀害。尸体都是残缺不全，并且……”
他再也克制不住情绪了，脾气终于爆发，破口对我吼道。
“神经病！”他用法文骂道。“你太……”
他紧缩嘴唇，把快到嘴边的脏话吞了回去。很明显地，他正再度努力控制自己，恢复冷静的态度。
“你大概反应过度了吧？”
“你自己想想吧。”我不屑地说。我起身把办公室的门关上，整个人因愤怒而颤抖起来。
四
坐在蒸气室里流汗的感觉应该不错，像个绿花椰菜一样。但这只是我的想像。那天我气了一天，健身房并不符合我的期望。运动虽让我稍微消了气，但还是感到 心烦意乱。刚才我随着健身房的音乐，把地板当成克劳得尔，用力地踩着。克劳得尔果然是混蛋。猪头、智障，这两个字眼最适合他了。我虽然觉得这两件案子有关 系，但就仅止于此。我脑子里一点头绪也没有，根本无法把杀人凶手揪出来。伊莉莎白·康诺、茵儿·托提尔，这两个名字不断在我脑中盘旋，就像在餐盘里滚动的 豌豆。
我换了一条毛巾，让脑子重新回想一下今天的事件。克劳得尔离开后，我去找但尼斯，看伊莉莎白的骨骼处理好没有。我要一寸一寸检查，找出死者 曾受过的伤害。不管是挫伤、割伤，什么伤都不能放过。然而，被害人尸体被切割的方式让我感到有些困惑。我得再仔细看那些被肢解处的切口。然而，处理尸体有 —定的程序，被害人的骨骼得等到明天才会处理好。
接着我到档案室去，找出茜儿的案情资料。我花一整个下午研读警方笔录、验尸报告、毒物报告和相片。在我脑海中，一直有东西挥之不去、纠缠不 休，坚持这两件案子有所关联。不需回想，上件案子的细节便自动浮现。然而，使我不由自主地把这两名被害人串连在一起的，除了同样是袋尸命案外，似乎还有别 的原因。我想找出这两件案子的关联。
我拿起毛巾，擦拭脸上的汗水。我指尖的皮肤已开始起皱，显然我无法在蒸气室里待太久。尽管广告宣传蒸气浴的效果很好，但我最多只能待20分钟。其实5分钟就够了。
茵儿·托提尔是在我开始全职工作的那年秋天遇害的，至今不到一年，年仅16岁。今天下午，我把验尸照片散放在办公桌上，但其实我根本就不需要这些照片。她尸体的样子我仍记得清清楚楚，记得她被送进法医停尸间那天的每一个细节。
那是去年的10月22日，法医室正好举办狂欢派对。那天是星期一，所有员工齐聚在会议室里，喝酒狂欢，这是我们每年秋天的传统。
当所有人都在会议室里时，我注意到拉蒙斯一个人在讲电话。他举起一只手遮住空着的耳朵，阻隔派对的噪音。我一直看着他。当他挂下电话，目光把 会议室里的人都扫过一遍，随后停在我身上，招手要我过去。他还把伯格诺也一起叫来，然后告诉我们刚才电话里的消息。他说，在5分钟前，楼下的停尸间送进来 一具尸体。死者是一位年轻女孩，身上有被痛殴的痕迹，并且被分尸成数块。由于死者身上没有任何身分证明，因此他要伯格诺去勘验死者的牙齿，要我去检视死者 骨头上的刀痕。
解剖室的氛围和楼上的欢乐气息形成极强烈的对比。两个警察站得离尸体远远的，一个制服警员拿着相机在一旁拍照。技工一语不发地把尸体搬上解剖台，一旁的警探也沉默着，面色相当凝重。这次没有人敢开玩笑，解剖室里唯一的声音，就是照相机拍摄解剖台上尸体的快门喀嚓声。
死者被肢解的尸块摆上验尸台，按照人形摆放着。摆放的位置都对，但是由于失去连接点，角度有点偏颇，使得死者看起来就像可让孩子任意扭曲的玩具洋娃娃。只不过，这洋娃娃的样子令人毛骨悚然。
她的头部被从脖子上处部分切断，切口的肌肉如罂粟般红。伤口附近苍白的皮肤稍稍卷起，像是不敢接触那腥红鲜活的肌肉。她的眼睛半张，右边鼻孔仍残留着干涸的血痕；金黄色的长发，如今湿漉漉地贴着头皮。
她的身体自腰部被一分为二，上半部的手肘弯曲，双手曾被反缚起来，成为典型的入殓姿态。她的右手仍依附着躯干，未被完全砍断，在切口部位的乳 白色的肌腱突了出来，像一条断掉的电线。显然凶手砍第二次便成功了。技工把她的左手臂摆在头部旁边，与身体分离；手掌上的五根手指弯曲着，像一只大蜘蛛的 脚，令人不寒而栗。
她的胸前被纵长地切开，从咽喉直到腹部。她的双乳垂在肋骨两旁，重量把切口的肌肉左右拉开。身体下半部是从腰部一直到膝盖，两只小腿并排摆在原来的位置上。由于失去膝盖关节的连系，摆在解剖台上的这两条小腿往外侧倒，脚趾头指向左右两侧。
在触目惊心下，我注意到她的脚趾甲涂了粉红色的指甲油。这个女性的相同点引发我心里的伤痛，很想拿白布把她盖起来，尖叫要所有人不要再骚扰她。然而，我却只能站在这里看着，等着对她再次侵犯。
就算我闭上眼睛，也能看见她头上锯齿状的伤痕，这显然是被钝器打伤的。我还记得她颈部的瘀青位置、仍能想见她眼球出血的情况。她眼球上有小微血管破裂的血痕，这是颈静脉受到强大压力下的结果，这是被勒死的人典型的症状。
我一想到她的悲惨遭遇，便让我感到一阵心惊。这个小女孩，是她母亲怀胎十月所生，在细心养育下长大，曾参加过女童军，去过夏令营，上过主日 学。她的早逝使我满心伤痛，她还有许多未参加的舞会，还有许多未喝的美酒。我们自认为是文明社会中的一员，是20世纪最后10年的北美人，我们誓言旦旦要 让所有人都过得幸福快乐。然而，她却只活了16年。
我擦掉脸上的汗水，把湿漉漉头发往后拨，停止思考，不再想解剖室里的伤痛记忆。然而，那些景象却在心里渐渐融化，使我无法把它们从自己的思 绪里分离，像有生命一样。我一直怀疑，我有许多童年的回忆其实是从老相片看来的。相片混入记忆中，产生一种模糊的回忆，影响了现实中的我。然而，相片也许 是回忆过往的最佳方式。至少，我们很少在悲伤的时候拍照片。
蒸气室的门开了，一个女人走进来。她对我笑了笑，点点头，解开浴巾在我左边的椅子上坐下。我拿起毛巾，起身向淋浴室走去。
博蒂一直等着我回家。当我进门时，它便在玄关看着我，白色的软毛在黑色的大理石地板上泛着柔和的光泽。它看起来似乎有点烦躁？难道它也体会到 我的情绪？也许是我多想了。我检视它的食盆，猫食已经快没了。我觉得很惭愧，连忙把食盆装满。博蒂看我把食物装满，便满意地走开。它眯呜两声，翻滚了几 下，便轻易地睡着了。它的要求并不多，而且非常容易满足。
离和戈碧约定的时间还有一个小时，所以我先在沙发上休息一会儿。上完健身房和蒸气浴，使我整个人都快虚脱了。不过，完全发泄精力是它们的好处。我现在觉得很轻松，心理的状况不算，至少在生理上是如此。在过去这种时刻，我一定会想喝杯酒。
傍晚的阳光照进屋内，透过米白色的窗帘，屋内呈现一片柔和的光彩。这是我最喜欢这栋公寓的地方，在紧张现实的世界里，这里是我最爱的宁静港。
我住的公寓位在一楼，是这座U型建筑中的一栋，三排楼房围起来的区域，是共有的中庭花园。每排房舍每层只有一户人家，这样可以不受到邻居的干 扰。在我的客厅里，有一扇法式落地窗可打开通往花园。在这扇门的另一边还有一个小门，通往我自己的小花园。在城市里，这个花朵绿草繁茂的花园就像一颗罕有 的珍珠，过去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竟然能拥有像这样的花园。
一开始，我有点犹豫这么大的房子该不该一个人住。我从未独居过。大学毕业后我便回家，而后嫁给被得，生养凯蒂，从未一个人独占整栋房子。结果证明，我根本不必担心，而且还非常喜爱这样的生活。
一阵电话铃声把我从半梦半醒间拉回现实，我在头痛昏沉中接起电话。话筒传来的却是电脑语音，是卖墓地的推销电话。
“可恶！”我边骂着，边把脚伸下地板，从沙发上坐起。这就是一个人独居的缺点。
另一个缺点是和我女儿分隔太远。一想到她，我便拨电话过去。铃声才响了一次，她就接起电话。
“妈，你好吗？很高兴你打电话来，但是我现在不能和你说太久，线上还有另一通电话在等着，我晚点再和你联络，好吗？”我笑了。这个凯蒂。她总是那么忙碌爱玩。
“没关系，反正我也没什么事，只是想和你打声招呼而已。晚上我要和戈碧去吃饭，明天再和你联络好了。”
“好，代我亲戈碧阿姨一下。对了，你不是很重视我的法文成绩吗？我今天考了一个A。”
“很好，”我笑着说：“明天再和你聊吧。”
20分钟后，我已把车子停在戈碧的屋子前。她屋子对面竟然奇迹似地有一个空车位。我把引擎熄火，下车。
戈碧住在圣路易广场旁，这个可爱的广场位于圣罗伦街和圣丹尼斯街间。在广场四周围绕着许多房子，这些房台的造型皆不相同，家家户户的树篱也别 具特色，颇有旧日建筑的遗风。这些屋主把房子漆得五颜六色，在院子里种满茂密的夏日花朵，使这个地方看起来就像迪士尼卡通里的景致。
广场上弥漫着一股特殊的气味，从广场中央的喷水池传来，有点像郁金香的味道。喷水池周围有铁制的栏杆，约膝盖高，上面饰有长钉和精美花边， 把水池和四周的房舍给区隔开来。这里的房台很像维多利亚式的建筑，风姿绰约而不失端庄，显然在肇建之时费了一番心力。走在这里，我感到十分舒服，觉得像这 样优美的居家环境确实能放松忙碌一天后的心情。
我看着戈碧的房子。它矗立在广场北边，从亨利茱丽叶街数过来第三幢。凯蒂曾说这幢房子很俗气，就像那件我们不愿意在新春派对上穿的晚礼服。看来她的建筑师也无法阻止戈碧疯狂的想法，只好把她的点子融进设计图中。
这栋房子有三层楼，外观是棕色的石材。在一楼有往外凸出的大窗台，屋顶上方盖成六角形的塔楼。塔楼上铺有椭圆形磁砖，使塔楼看起来就像美人鱼 的尾巴。塔楼上还开了一扇摩尔式的窗户，还用雕花铁栏杆做为装饰。房屋的基部是方形的，但上部却逐渐骤升为圆宫形。房子里每一扇木门都雕花刻饰。在一楼的 凸窗左边，一个铁栏杆从一楼直通到二楼的走廊，栏杆所雕的花纹，倒有点像广场中央喷水池的栏杆。在走廊两侧的花盆里绽满早开的6月花朵，每朵都大得超过应 有尺寸。
她一定在等我来。我还没走过对街，就看到她房间的窗帘拉上，随后大门便开了。她向我招招手，然后转身锁上大门，精力充沛地扭转两次门把，确 定已把门锁好。她蹦蹦跳跳走下铁栏杆扶梯，身上长长的衬衣被风吹着，像一张大三角帆。她还没走近，我便先听到她身上首饰传来的声音。戈碧喜欢珠光宝气的东 西，今晚她在足踝上套上一个小银环，每走一步，银环便发出叮当声响。她打扮得就像学生时代的嬉皮。这是她惯有的穿着方式。
“今天过得好吗？”
“很好。”我随口说。
我知道这并不是我由衷之言，但我不想提谋杀案，不想提克劳得尔，不想提破灭的魁北克之旅，不想提碎裂的婚姻关系，不想提任何会影响今晚心情的事。
“你呢？”
“也很好。”
她摇着头，头上的发绺也随之晃动。尽管她也说过得很好，但我感觉到她也和我一样，不想提任何不愉快的事。我突然感到有点难过，但旋即把这情绪撇开，和戈碧一起刻意遗忘任何伤痛之事。
“那么，我们上哪吃饭呢？”
这不是刻意把话题转开，因为我们根本还没开始有话题。
“你想去哪呢？”
我开始思索这个问题。我经常想食物就在眼前的样子，以此来选择餐厅。我的心志无疑喜欢实景，可以这么说，用食物来想像较为生动，而不是菜单或冲动。今晚，我想要来点红色够份量的食物。
“意大利菜？”
“好哇。”她想了一想：“亚瑟王街的‘韦瓦迪餐厅’如何？我们可以坐在户外吃。”
“太好了，这样我也不会浪费掉这个停车位。”
我们斜越过广场，走过草地从阔叶林中穿过。几个老人坐在长椅上，凑在一起聊天。一个戴着浴帽的女人，拿了一大袋面包屑，一边喂鸽子一边对它们 说话，好像把鸽子当成小孩，要它们不要抢，一个一个来。两个警员正走在广场中央的十字走道上，他们双手背在后面，边走边谈笑，不时还会停下来打闹。
我们经过广场西边的水泥凉亭。我看着凉亭入口上刻的“韦斯巴芗”这几个大字，心中再次感到奇怪，为什么这里要刻这位罗马皇帝的名字。
走出广场后，我们穿过拉弗街，经过亚瑟王街入口的一排水泥柱。一路上我们沉默不语，这并不寻常。戈碧不是沉默寡言型的人物，她总是会无厘头地冒出一推馊主意和鬼点子。然而，今晚她却完全赞同我的提议。
我用眼角偷瞄她，仔细观察。她并没有魂不守舍，只是有点焦躁地在人潮拥挤的大街上走着。
这是个温暖而潮湿的夜晚，亚瑟王街上挤满了逛街的人潮，人群从四面八方涌来。每家餐厅都是门窗敞开，桌椅杂乱，似乎总是来不及收拾。一些穿着 棉衫的男人和裸露双肩的女人，坐在露天餐厅色彩鲜艳的遮阳伞下，谈笑风生。还有许多人在门口排着队，等待侍者带位。我加入韦瓦迪餐厅门口排队的人群，而戈 碧则已迫不及待地跑去买红酒了。
待我们坐定后，戈碧点了阿尔弗雷多白脱奶油饭，而我则叫了一份嫩煎小牛肉片和意大利面，忠于我先前对红色的想像。在等沙拉送上来之前，我吸 着沛绿雅矿泉水，默默地坐着。偶尔我们也会说几句话，动动嘴巴，但讲的都是言不及义的事。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沉默。尽管在一对已习惯彼此的老友身上，这样的 情况并不寻常，但我们就是聊不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