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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2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四，傍晚6:30，我与黛安娜一起来到汉娜·格兰特的办公楼后面。五分钟前，我们还在争论，她突然一把把我从办公桌后面拉起来。现在我与她一起来这儿，就说明我输给她了。她把绅宝车瑞典名车。熄了火，还做了番推论。“如果找不到汉娜，早上我们就走不了了。就这么简单。”
她说的没错。
离圣诞节只剩下九个购物日，我和黛安娜·埃斯特维茨计划经落基山脉飞往拉斯韦加斯参加一场周末专题研讨会——黛安娜似乎对眼动脱敏与再加工一种心理治疗方法，用于创伤后早期的心理干预，减轻心理创伤，重建希望和信心。很感兴趣，但我猜那更多是装出来的——汉娜则会好心地在我们离开时，替我们揽下诊所里所有的心理诊疗事务，否则我们是走不了的。
黛安娜把我们在边界航空公司美国国内航线航空公司，基地设在丹佛。订的航班从第二天中午提前到大清早，这样她就能挤出几小时玩骰子了，但计划中这个微小的变动需要汉娜的同意。而汉娜——她有许多典型的强迫症症状，别人不回电她就心情忐忑，像在鞋里踩到一粒硌脚的石子一样——早饭后，黛安娜发给她三条短信，她一条都没回。
“那是她的车？你知道她开什么车吗?”我问道。在这个极小的停车场里，仅有的另一辆车是部银色的大众帕萨特。
“似乎是她的。”黛安娜的语调带着几分嘲讽，我猜她更在意这是辆新车，而不是品牌或型号。黛安娜的绅宝车上罩着一层米灰色的泥灰，与这辆一尘不染的帕萨特形成鲜明对比。其实，科罗拉多秋末的暴风雪会使所有行驶的车辆溅上一层泥，上周末我们就遇到一次。
我下了车，朝汉娜的车内瞥了一眼。仪表盘上整整齐齐，车厢厢底没有薯片屑，杯托里也没有健怡可乐罐。只有后座一本没拆封的《世界时装之苑》才能说明这车不是刚从车商展示厅里抢劫来的。
杂志的邮寄地址栏上写着“H.格兰特收”，收件人地址是百老汇大街办公室。角落的编码显示预订到明年4月将要结束。“是她的。”我说。
黛安娜也走到帕萨特旁。“汉娜看《世界时装之苑》？”
我的反应跟她略有不同；我在想，汉娜会把杂志落在车里？怎么会这么粗心！我说：“我觉得你没有抓住重点。这表明她正在里面接待病人。她一有空就会给你回电话的。”
“这些我不知道。不过我有种感觉，”她说。“不祥的感觉。”
“对汉娜？”
“一点点，但更多是对拉斯韦加斯。”黛安娜声音低沉。她把双骰子赌博看得很重。“我们进去吧。”她说。
汉娜是个社会医学工作者，她的诊所就在百老汇大街最靠近山脉一侧的一排老房子里，离珀尔商业大街也只有几个街区。原本在这儿一排大大小小的房屋中开店的都是律师和会计师，但十几年来，许多心理诊疗师搬到这儿，逐渐占领了这片城区的大部分地皮，把他们统统赶走，然后开办了许多心理健康诊所。被赶走的专业人士只得搬往新建于停车场上的摩天大楼，虽少了份宜人，但与坎宁大道仅隔几个街区，显然多了份实用。
这是栋平房，后门锁着。我和黛安娜沿着一条石板路走下去，路边一小丛丁香花正赤裸裸地等待着寒冬的到来。我们走到房前，上了几级楼梯，走进一间原本很可能是客厅的候诊室。里面开着灯，房间一头坐着一个三十几岁的女人，一头鬈发，浓密得令人吃惊。她坐在绿天鹅绒沙发上一边翻阅《瑜伽杂志》，一边大声嚼着一袋奇多百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经营的主要品牌之一，包括天然薯片、虾条、玉米圈、威化和小米饼等。。我注意到她抬头瞄了我们一眼，接着又看了下手表。
我发现她指尖和头发的颜色几乎一模一样。
“汉娜的办公室是哪间？”我小声问黛安娜。我从没来过这儿。而汉娜是黛安娜的密友，我相信黛安娜应该知道她的办公室在哪儿。
“走廊尽头左侧那间，右边是玛丽的。”
“玛丽”是玛丽·布莱克，医学博士，精神病医师。几个星期前，就在感恩节前夜，她没用人工催产素就生下了三胞胎。玛丽做母亲的时间和产假有所延长，而且才刚刚开始，毫无疑问，汉娜将在这儿单独工作一阵子。
黛安娜沿着走廊走向办公室。“看，”她说。
汉娜办公室的门缝里塞着四张折好的纸条，两张写着“汉娜收”，另外两张分别写着“H.格兰特收”和“H.G.收”。黛安娜拿起了写有“H.格兰特收”的那张，这张纸条看起来是写在了一张日历纸的背面，日历上还印有小布什无意间所说的幽默语句。
“黛安娜，你干吗？”我脱口而出。“这可能是病人留下的，你不能看。”
黛安娜立刻把我顶了回来。“当然是病人留下的，这就是关键，”她说。她看了那张便条一眼，递给我说，“看，汉娜错过了1点的预约。”接着，她抽出写有“H.G.收”的那张。“看到吗？4:30的也是。如果她的车在这儿的话，怎么会错过所有预约呢？呃？这怎么解释？”
我不知该如何解释。
其余两张是更早的病人留下的。显然，汉娜至少错过了上午9点后所有的预约。
狭窄的走廊里，那个一头罗莎娜·罗莎娜达娜美国电视节目《周末快报》的记者，其发型为蓬松鬈发。式橙发的女人出现在我们身后。虽然踩着又高又粗的鞋跟，但要看到黛安娜的眼睛，她还是得仰着头，保持锐角角度。“你们找汉娜？”她问。“我和她约在每个星期四6:15，她从不迟到。”
这女人口气中不只有些恼怒，还有些别的什么。关心？害怕？我不知道。但她说汉娜从不迟到是没错的。汉娜的强迫症在朋友和同事中是出了名的。她以前从不迟到！
从不。
我开始感到嗓子里有点酸；我也有种不祥的感觉。但与黛安娜不同，我的感觉与骰子绝对无关。我用指节轻轻敲了敲门。我这样小心谨慎在黛安娜看来显然太怯弱了；她以美国曲棍球联合会级别的力量用屁股把我顶到一边，握住手柄。
门徐徐开了。
2
汉娜那只崭新的高级黑漆皮手提包巧妙地立在房间的地板中央。拱形提手也恰好竖着。只是包被放在了地板上。
它本不该在地板上的。
看到手提包在房间中央，黛安娜的反应显然与我一模一样。但由于她大脑皮层到口腔的距离比我短得多，她先说出了结论：“汉娜绝不会把包放在那儿。”
黛安娜是指包被放在了地板上。不会。
在房间中央。从不。
汉娜肯定有专门摆放手提包的地方。一个专门的地方。一个合适的地方。我不知道是哪儿。也许是桌子抽屉，或是标有“P”的文件柜里某个更隐蔽的地方。但在任何正常情况下，她绝不会把包放在房间的地板中央。
办公室其他地方都很整洁——强迫症造成的整洁，只有一个例外：汉娜的外套扔在桌上。我看到外套口袋里露出半截卷皱的救生圈美国纳贝斯克公司出品的一种卷糖品牌。糖纸。
那个与汉娜约在6:15、头发颜色像切达干酪原产于英国切达地区的一种特别种类的奶酪。的女人在我们身后，想尽办法往办公室里张望，但她太矮了，被我们挡住了视线。她拍了拍我的后背，我转过身去。
我说：“您好，我是艾伦·格兰戈里医生，格兰特女士的同事。现在我们要弄清楚究竟出了什么事，您不妨先在候诊室里坐一会儿。”我无法完全确定这个女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因此用了安慰人的口气，好似裹在羊毛里的开水瓶，温暖却不烫手。
但无论是我的话，还是语气都没达到预期效果。“现在是我的预约时间，”这女人边抗议，边敲敲手腕上花哨的紫色瑞士斯沃琪手表瑞士名牌手表。表面。我可以听得出她很生气，一想起那袋奇多，脑海中突然闪现出汉娜为她诊疗时努力避免临床回归心理学专用词，指退回到较早的或较不成熟的感情或行为方式。的场面。
“我知道，”我的口气更加平和了。“我知道。但今天情况有点特殊。如果您愿意留下姓名，我保证一旦我们把事情搞清楚，格兰特女士就会打电话给您。我会告诉她您来过。我保证。”
可她一点儿都不满意。“我就在这儿等着，”她说。“现在是我的预约时间。但愿现在不用收费。”
我叹了口气，停顿了一会儿，她又坐回到候诊室的天鹅绒沙发上。她坐下时指尖在深绿色天鹅绒软垫上留下鲜亮的橙色印迹。看她坐定了，我便回去找黛安娜，她正站在汉娜办公室的门口。
我说：“黛安娜，你应该去洗手间看看。可能汉娜滑了一跤或是什么。”
“哦，天哪！”她说。“是啊，我怎么没想到！”她立刻从我身边冲进走廊。
如今我也不确定自己当时接下来的一系列举动是出于什么原因。也许是因为一个人站在走廊里觉得茫然又愚蠢；也许是出于直觉；又也许是以为“奇多”女士可能会回来，想找个地方躲躲。我不知道。
我朝狭窄的走廊另一边跨出半步，转了转玛丽·布莱克办公室的门把手。我吃惊地发现门没有锁。我忙松开手，可紧接着门自动打开了，好像这栋老房子朝那个方向倾斜了些似的。
只往里看了一眼，我就知道汉娜死了。
我这么说是因为活人的肤色不可能是那种暗灰色，而且活人不可能也不会摆出那种姿势。汉娜仰卧在一张方形皮软凳上，头距离敞开的门只有一码。双腿随意叉开，上身与下身成四十五度角。双腿下方的印度手纺毯上有一摊篮球大小的深色印渍。我内脏的反应告诉我：是血。但我的鼻子告诉我：是尿。
汉娜的右手臂弯曲着，右手拇指被丝绸衬衫靠近腋下的那块布勾着，就好像死亡时在考虑要搭车去哪儿一样。
奇怪的是，汉娜衬衫的左半片前襟被折起塞在胸罩下面，露出了几英寸灰白的腹部。为什么一个女人要把衬衫塞在胸罩下面呢？我摸不着头脑。
汉娜的嘴张开着，一如她的双眼。她漂亮的深色头发披散开来，有八九英寸，正好从脑后一直垂到已脱漆的地板上。
我单腿曲膝，伸出三根手指，用指尖碰了碰汉娜颈部平展的肌肤。我避免直视她深棕色的眼睛，但她的双眼就像一潭深水把我吸引过去。我的指尖移来移去，可怎么也找不到颈动脉。不过这已不重要了；指尖感觉到的冰冷已经告诉我不可能找到了。
汉娜死去已有一段时间。我想起塞在她办公室门缝里的那四张便条，看来那天早晨的某个时候她就已经保持这个姿势了。这很容易计算。我的表显示现在是傍晚6:45，汉娜错过的第一个预约大概是十小时前，即上午9点。我早期曾做过不长时间的验尸官调查员，懂得了一些小知识，尸体在室温下会以大约每小时一度的速度降温。我估计刚才指尖感觉到的温度比我的体温足足低了十度。
但我知道也可能略高或略低。不得不承认，在这方面我的经验还是有限的。我把死亡时间的可能性放宽到前一天晚上，试图回想从一个人死去到尸体发出恶臭大约得过多久。但想不起来。
我有意识地轻轻吸气，就好像从没呼吸过这间房间里的空气似的。空气很不新鲜，还有股酸味，惟一让我觉得不对劲的便是那股尿味。
我知道验尸官推算死亡时间会计算飞行昆虫及其卵和蛆的生命周期，但我立即决定把那些昆虫学方面的计算留给他们去做。
我也足够清醒，知道自己一直在胡思乱想，这样就不用强迫自己去面对事实：我竟然独自和一位朋友的尸体待在她的办公室里。
身后传来冲马桶的声音，紧接着是水流声、开门声和走廊里熟悉的脚步声。黛安娜显然忘了这儿不止我们两个人，她大叫道，“汉娜不在那儿，可我憋不住了。”
我退出房间，看见黛安娜正从洗手间走回来。我们四目相对，我的表情让她警惕起来，并迅速变为震惊。我挡在玛丽·布莱克办公室门前，一把抱住黛安娜，不让她进去。我贴着她的头发，低声说，“你的朋友死了。我非常，非常难过。”
黛安娜听到了我的话，喉咙里发出悲恸又令人心酸的声音。接受现实，拒绝接受现实，以及最初难以置信的悲伤，都融合为长久而忧伤的哀号。
我抬起头，发现那位“奇多”女士正站在走廊另一端，眼泪从她脸上滑下。从脸颊上鲜亮的橙色痕迹，看得出她曾经想拭去悲伤。
但是没有成功。
3
黛安娜和我都赶不及回家吃晚饭了。
我费尽全力才把黛安娜从她朋友那僵硬的身体旁拉开——我还是无法称其为尸体——又
使出浑身解数才说服了黛安娜和“奇多”女士到屋子外面等警察来。
汉娜的死令我震惊，但与黛安娜或是汉娜的病人相比，我失去的根本算不了什么。我不断告诉自己，我不久就可以振作起来。
但黛安娜现在就需要振作。
我用手机拨打了911，与黛安娜一起无助地站在屋前的走道上，她说，“我不想留下汉娜一个人。她不应该一个人待着。让我进去陪陪她。求你了。这有什么不好呢？”
我紧紧抱着她的肩膀，低声回应了她的请求，但现在已记不清说了些什么。我紧紧抱住黛安娜，再次强调：她不应该回屋去。
如果汉娜是在家里病死的，我会领着黛安娜到她朋友的床边，绝对不会阻止她。但现在很明显，汉娜很奇怪地死在了同事的办公室里。以前当验尸官调查员时积累的经验告诉我，在一切水落石出以前，事故现场应当维持原样。
三件事在我脑海中不断重现。
汉娜死在玛丽·布莱克的办公室里，而不是她自己的办公室。
汉娜的手提包在自己的办公室地板中央。
她的衬衫被向上折起塞在了胸罩下面。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那位一头鬈发的女士走到一边，脱掉鞋子。她坐在屋前通往木质走廊的楼梯上，双手托着下巴，几乎一动不动。泪水已经不流了，只剩下一脸的震惊。
“你确定她死了吗？”没过多久，这个问题黛安娜已经问了不止一遍。我解释说我已经测过脉搏，汉娜的皮肤也已是冰冷的了。紧接着又重复了一遍。
但我对那摊深色尿渍只字未提。
“她不喜欢全身冷冰冰的，”黛安娜坚持说。“汉娜不该挨冻。她不喜欢冬天。也许该找条毯子。我能找条毯子。我车里就有一条。拉乌尔叫我在车里放条毯子以防……”
我好不容易把黛安娜安顿在形状像肾一样的水泥长椅上，长椅周围有些杂草，紧挨着前面的小路，离街不远。之后，我走到一码以外，取出手机，按下快捷键，拨通了妻子劳伦的电话。她是博尔德县的代理地方检察官，这会儿应该刚刚下班回到家里。
“嗨，是我。真高兴你在家。”
“怎么了？”
她觉察出有点不对劲。
“汉娜·格兰特，”我说。“记得吗？”
“黛安娜的朋友。”
“本来她要在我们去拉斯韦加斯时替我们打理诊所事务的。可她死了。我们刚刚在她办公的地方发现了她的尸体，现在在等警察来。”
“天哪！你们还好吧？”
“还好。打个电话给拉乌尔，好吗？告诉他黛安娜要晚点回家。说不准多晚，你知道这种事情的程序。可能要有一会儿。”拉乌尔·埃
斯特维茨是黛安娜的丈夫。“黛安娜很难过。她们是好朋友。”
劳伦暂时放下悲伤，开始办正事。她的本行就是跟警察、法庭、律师和坏人打交道。“你和黛安娜需要律师吗？”
“不，不需要。黛安娜发信息给汉娜要她帮忙打理诊所事务，但汉娜没回复。我们有点担心。后来一走进办公室就……发现了她的尸体。就这样。”
“你肯定？先想一想，别急着回答。”
我想了想。“我肯定，就这样。”
“她是怎么死的？”
“不知道。没看见血。可能是自然死亡，但我的直觉告诉我不是。她死的时候姿势很滑稽。”我仍在想地板中央那只黑漆皮手提包和折起塞在胸罩下面的衬衫前襟。“有没有什么原因会使一个女人把衬衫前襟折起塞在胸罩下面？”
“什么？前襟？”
“对。”
“不知道，我想不出。”
我听到刺耳的警笛声正从珀尔商业大街南部迅速向这边靠近。
我说：“警察来了，宝贝儿。我得过去了。”
“我会打电话的。保持联系。我爱你。”
“我也爱你，”我说。黛安娜走到我身边。我说：“劳伦会打给拉乌尔，告诉他究竟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她问我。“我们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四辆警车开了过来，第一辆开到路边，又加大马力开上人行道，把路堵住。车上跳下两个我不认识的巡警。从他们脸上的表情看来，对于到百老汇大街这个地方，他们要么是对调度员告诉他们的原因感到难以置信，要么就是希望调度员搞错了。我走上前去自我介绍，告诉他们是我报的警，然后解释了我们在屋内看到的一切。
一个警察走向前门去证实我的口供是否属实。另一个则与我们三个目击者站在外面。一分钟后，两个急救医生开着醒目的厢式小车来了。他们也进去核实我已知道的情况。每个人的每项行动前后似乎都伴随着对讲机里的低语声。
对我来说这都像慢动作。我在想：有人死了，我们应该快点。现实显然不同：人已经死了，快有什么用？
不到几分钟，又来了一些巡警，简短询问了先到的那两个警察，接着，又有两个警察拉开一条长长的犯罪现场隔离带，一直拉到房前路边的大树，把两边的大房子和花园都围在里面。司机们都呆呆地张望着，交通很快就堵塞了。
说是倒霉也好，说是娶了个检察官太太，或是有个警察朋友的副作用也好，我曾见识过许多犯罪现场，也了解将会发生什么，因此，对于黛安娜、“奇多”女士和我很快被隔离开一点都不惊讶。
两位女士分别被安置在两辆警车的后座上，我则被带到隔壁修复得很好的有着维多利亚风格的建筑前。我站在正门走廊那儿，看着那群警察分散开来。两个提着一大盘隔离带朝屋后走去。留在房前的几个明明是在干等，却装做在干什么重要的事情。急救人员也在等着。
我们都因这起莫名其妙的死亡事件被判了刑，刑罚就是等待，直到一辆没有标记的车送来侦探。
我有点希望从侦探车上下来的是我的朋友，萨姆·珀迪。
这是出于自私的一面。
出于无私的一面，我希望他今晚不上班。
4
萨姆今晚不上班。
重案组的当班侦探刚走出车门，一眼就被我认出了。淡黄色皮肤，方下巴，小眼睛的那个是贾里斯·斯洛克姆。一年多前，我去第三十三大街公共安全大楼的侦探办公署找萨姆时，曾在长廊上碰到过斯洛克姆，萨姆把我介绍给他。等我们走出电子窃听区去别处吃饭时，萨姆又说，“斯洛克姆是个混蛋。”
我也认出了斯洛克姆的搭档，尽管之前我并不知道他是个警察。他跟我一样，是个忠实的业余自行车运动迷。在博尔德的后街，或在附近的峡谷，我们每年都会碰到几次。今年9月，我们一同参加了几次攀登弗麦尔山的即兴组队训练，令人十分难忘，但之后就再没碰到过。他是个讨人喜欢的家伙，不怎么争强好胜，他的双腿和肺功能似乎是专为攀登陡坡而生的。他比我年轻，比我强壮，也比我帅。我只知道他叫达雷尔。
我正一个人站在隔壁的门廊那儿，两个侦探慢慢走过人行道，在负责记录的巡警那儿登记了一下。我看到巡警朝我指了指，然后他俩就爬上房前的斜草坡朝我走来。
我想起了萨姆对斯洛克姆的评价，便先向那个自行车手侦探打招呼。“嗨，达雷尔。今晚真糟糕啊。”我伸出手去。“我是艾伦，艾伦·格兰戈里。记得我吗？”他不记得了。“几个月前，我们不还一起爬弗麦尔山的吗？我有几次看到过你骑车。”
达雷尔想了一会儿，终于认出了我。“艾伦？哦，嗨。你，呃，跟这事有关？”他举起左臂，朝汉娜·格兰特尸体的大致方向挥了挥。
“很不幸。是我发现了她。汉娜。她是我的同事。曾经是。我是心理学家。”我发现最后一句完全说得莫名其妙。我猜达雷尔肯定也有同感，便又说，“汉娜是个社会工作者。”
“你就是报告方？”他发现不该用警察用语，就说，“那个打电话报警的人？”
“是的。”
斯洛克姆走上前来向我问话。他的闯入就如同有人在感恩节晚宴优雅的氛围中突然打了个嗝。“坐在那儿，先生。对，就坐在你身后的台阶上。在我们来向你问话前请保持沉默。知道了吗，先生？”
出于某种原因——也许是他说话时像校长般的口气——我不由得怀疑他反复使用“先生”是否出于真心。
贾里斯·斯洛克姆可能没认出我，这并不奇怪，但还有一种更令人不安的可能，就是他记起我们先前见过面，并决定对萨姆·珀迪的每一个朋友都很苛刻。
五十英尺外，一个好女人的尸体躺在那儿。在来往车辆的间隔中，我可以听见黛安娜在那辆巡逻车后座上哭泣。“奇多”女士似乎仍像刚刚失去世界上惟一的朋友。把这一切放在一起会怎样呢？我绝对没有心情听贾里斯·斯洛克姆侦探的“我是老板，你应当惟命是从”的废话。
“你是——”我问。我的语气显然不是“我愿意合作，侦探”。
达雷尔侦探的警徽夹吊在皮带上，非常醒目。斯洛克姆却没有。虽然我问的是他的同伴，但达雷尔主动回答了我的问题。他正忙着熄灭我和斯洛克姆之间已经点燃的怒火。他说：“这是贾里斯·斯洛克姆侦探。这位是艾伦……”
“格兰戈里，”我说。
“我和他有时一起骑自行车，”达雷尔向斯洛克姆解释说。
“那很好。现在坐下，艾伦·格兰戈里。我们一会儿回来和你谈话。等着我们，明白吗？”
“我还没看你的警徽呢，”我不该这么说，但还是说了。
斯洛克姆找不到警徽夹。他把每个口袋都翻遍了，然后又挨个儿拍了一遍。最后，他气呼呼地吐口气，吼道，“肯定在车里。”
斯洛克姆要是想把那几个字里的火气抽掉，就得用辆手推车或牵引式挂车才行。
“我可以等，”我说。“去车里拿。我想看证件。这是我的权利。”
我和斯洛克姆本人都知道他不会照我的吩咐，偷偷溜回他那辆大福特车，在车里摸索着找他的侦探徽章。他冷冷地白了我一眼。“我说了，坐下。”
我说：“我站着挺好。”
他朝我迈近一步。“我说坐下。”
我差点就说出“他妈的”，我的下嘴唇已经贴到下齿龈了。
达雷尔察觉出有些不对劲，好像他对斯洛克姆或是对我真的很了解似的。我知道他真正了解的那个人不是我。
“够了，”他说。
他是冲着我俩说的。
这两个侦探回来时，我已经空等了将近一个小时。据我观察，这段时间里，他们或是分开，或是在一起，反正大部分时间都跟“奇多”女士和黛安娜在一起。起先，我很奇怪他们为什么不到办公室里面去查，汉娜和证据都在里面，但后来我想到他们可能在等搜查令。
与此同时，我又冷又累又饿，又难过又气愤又着急，如果坐在台阶上而不是在正门走廊打转，可能会舒服得多。
但我还是站着。这是面子问题。或是不屈的象征。诸如此类。
关于发现汉娜尸体的来龙去脉，我讲的并不复杂，等我和斯洛克姆心中的怒火稍稍平息了一点后，我很容易就从这两位侦探的问话中察觉出斯洛克姆和奥尔森主要对我陈述中的两个方面颇感兴趣。另外，我还从自行车手达雷尔的警察证件上看到了他的姓，还有中名的首字母C和R。
第一个方面是什么呢？为什么我会走到走廊另一边去开玛丽·布莱克办公室的门？我坚持实话实说——我不知道。我就是不知道。这种事是自然而然的。
然而，给不出答案我就脱不了身。这两位侦探——要么是好警察达雷尔·奥尔森，要么是自然就成为反面人物的斯洛克姆——在我们相对简短的谈话中至少问了我五遍为什么去开玛丽·布莱克的门。我回答了五次，他们似乎还是不满意。我告诉他们我也想找到更好的解释，可是找不到。
两位侦探的第二个关注点与我关系更密切。今天黛安娜把我从办公室里拉出来，开着她的绅宝车来到汉娜办公室。他们想知道之前的每小时、每分钟，我都做了些什么。
“什么？你是指从我起床开始吗？那么早？”斯洛克姆再三强调我必须详细说出一整天去了哪些地方时，我有点不屑一顾地问道。
“当然，”他回答道。“假定在那个时间段你也有目击证人。”他的眼神冷冰冰的，脸上不带一丝笑意，但他突起的颧骨足以证明他有多得意了，他自认为暂时处于上风。
那晚我已不止一次地想，天啊，萨姆，你说得没错。斯洛克姆是个混蛋。
“事实上，我的确有个目击证人。我希望你能准确无误地把这个名字记下来。准备好了吗？”
他瞪着我，好像不愿意照我说的去做，倒是想拿根长棍子打我一顿，但他还是拿起了笔，笔尖在笔记本上方打转。
为了让他写起来方便，我把每个音节都重读了，我说，“今天上午，我的目击证人是博尔德县检察官办公室的代理地方检察官劳伦·克
劳德。”我慢慢报出家里的十位电话号码，又着重说出了劳伦的办公室电话。“请给她打个电话。我能确定，她准会很兴奋地告诉你们她丈夫今天早晨是几点起床的。”
斯洛克姆停下了笔。
达雷尔·奥尔森向后退了一步，这么一来，他的同伴就看不到他在笑了。
我说：“我现在要回家了，侦探先生。如果有其他问题，我想你应该知道怎么能找到我。”
斯洛克姆快速向我这边走过来，或者说就是朝我冲过来，但达雷尔上前一步，在斯洛克姆做出会令他后悔的事前先开口了。“搜查令到了，贾里斯。走，我们进去看看会发现些什么。”
我没有马上回家。我看到黛安娜的丈夫拉乌尔正在警方隔离带外面走来走去，就把下午所有的事都告诉了他。他太紧张了，我说的话他没听进去几句。拉乌尔·埃斯特维茨的许多亲戚都在佛朗哥西班牙法西斯主义独裁者，西班牙长枪党党魁。统治西班牙时期丧生，因此，当他看到自己的妻子缩在警车后座，被执法人员连珠炮似的问话时，他不太能接受。
“她没被捕吧？”他问，他呼出的热气在寒冷的空气中形成一团团水汽，就像漫画里的那样。虽然英语是他的第二语言——实际是第四或第五语言——拉乌尔的英语比查尔斯王子都好，只是美国的司法体制有时会把他搞糊涂。我只会说英语，虽然水平不及查尔斯王子，而且美国的司法体制有时也同样使我感到困惑，但我毕竟是土生土长的美国公民，我觉得有责任把程序解释给拉乌尔听。
“不，他们只是问问她发生了什么事，看到些什么而已。马上就好了。她没看到多少，是我发现了汉娜的尸体。”
就在这时，斯洛克姆从警车上跳下来，我以为他要到后座去扶黛安娜下车。显然他没有接受伙伴的建议去屋子里四处查看一下。
“看到了吗？”我转身对拉乌尔说。“好像已经结束了。”
黛安娜突然大叫道：“把你的爪子拿开！”
拉乌尔的声音变得很难过。“我看未必。”
我又转向警车。斯洛克姆已经把黛安娜拖下了车，然后顺势把她按倒在警车上，面朝后挡板。她被迫双腿开立，与肩同宽，双手又被扳到背后，戴上了手铐。
我惊呆了。“不要，拉乌尔。”我只能挡在拉乌尔前面，阻止他穿过黄色隔离带卷入这场冲突。我稳稳站住，双手顶住拉乌尔厚实的胸膛。终于，他退了回去。
十秒钟后，我打电话找到劳伦。“快叫库兹到这儿来。贾里斯·斯洛克姆好像因为什么原因逮捕了黛安娜。”
劳伦说：“斯洛克姆？天哪，他最近太不像话了。”
显而易见，大家的结论都是一致的。
5
库兹·梅特林就住在街角那儿。
我站在隔离带外张望，看到库兹走过山上最后一段斜坡来到人行道上，这段斜坡从马克斯韦尔直通百老汇大街。尽管隔离带周围聚集了一大帮伸长脖子傻看的人，他还是很容易被认出。库兹身高有6.9英尺。
我看了看表，距贾里斯·斯洛克姆给黛安娜戴上手铐，并把她粗鲁地推回警车后座还不到七八分钟。
我指着街角对拉乌尔说：“那是劳伦叫来的辩护律师。”
“好快啊。他真高。”
“他人很好。几年前他帮劳伦处理了那事，你也知道的。嗨，库兹！”
库兹没有停下脚步，也没有招手。或许他的头稍稍抬高了一或两毫米，也只有这个能说明他听到我叫他名字了。他身穿西装，我猜他早晨去市中心上班时，穿的也是这件——西
装是海军蓝偏黑色的，还有暗灰色的条纹。白衬衫像是新上了浆，黑皮鞋可以算是整个街区最亮的东西了。
再加把漂亮的长柄雨伞或是根手杖来装饰这身行头也不会显得不合适。
我们握了握手。“晚上好，艾伦。最起码我到这儿很方便。12月能有这样的天气已经很不错了。没刮大风雪。我心中的感激真难以形容。”
“你这么快就赶来，多谢了，库兹。这位是拉乌尔·埃斯特维茨。拉乌尔，这位是库兹·梅
特林。”
“幸会，埃斯特维茨先生。我了解你的职业。”那是库兹特有的用来表明他不担心报酬的方式。“是你的妻子被拘留了？”
“在那辆车里。”拉乌尔指了指那辆警车，那车正停在草坪上，斜对着汉娜出事的那栋楼。
“你想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吗？”我问。
“我只知道有人在这儿奇怪地死了，别的就不大知道了。如果你们俩有谁与死者关系亲密，请接受我的哀悼，”库兹毫无诚意地说。他抬起长腿，跨过隔离带，他走上草坪时甚至很有王者风范。他停下脚步，转身对拉乌尔说，“给我点时间来解决。一切都会好的。会好的。”他又向前走了一步，扭过头来对我说，“劳伦说我要和贾里斯·斯洛克姆打交道。真的吗？”
我点点头。斯洛克姆侦探的人格明显有缺陷，我考虑了一下对此发表评论是否明智，还是决定不再做什么，以免把事情搞得更糟。
“斯洛克姆真是……难对付，”库兹说。萨姆·珀迪跟我说过斯洛克姆是个混蛋，劳伦也讲过类似的话，但他的这种表达似乎骂得更凶。
“今晚我一直这么觉得，”我回答道。
我百感交集。悲伤、愤怒、失望、恐惧，好在库兹来了。但我是那么急切地想要知道即将要发生的事，甚至愿意马上掏出钱包，取出信用卡里所有的钱买张票观看，不过，我后来免费观看了这一切。
库兹立刻大步走向警车，走到那个奉命监视黛安娜的巡警面前，那警察继续在车后座上吸烟。库兹毫不迟疑地迅速逼向他，一点也不客气，直到快踩着他的脚趾才停下来。警察是个黑人，还年轻，身高大约6.2英尺，警号210。
库兹高出他许多。
库兹一开始就先自我介绍了一下，才几句话，就逼得那警察直往后退，好留出点空间来呼吸。可他本来就靠在车上，想退都没法退，只能伸长脖子来看到库兹的脸。我感觉这个视角就像站在拉什莫尔山美国著名的总统山，因有四位总统的巨型山石雕塑而闻名。山脚抬头看山顶。
巡警不等库兹再开口就高声喝道：“后退，先生！后退！马上！我警告你！”
警察的手想去碰枪套。
我屏住呼吸，本能地拉住拉乌尔的手臂，不让他做出什么英勇或愚蠢的事来。我认识他很久了，知道他两种都做得出来。
库兹当然没有后退一英寸。他不怕那警察对他动手。如果那个警察想动手，他会奉陪到底。警察的话不容分辩，但库兹也毫不示弱，还提高了几个分贝以示强调，“我是她的律师。我要和我的当事人讲话，警官。警官……”库兹向后仰了仰，去看警察的姓名牌——“……利曼，很高兴见到您。我的当事人——就是受您保护的这位——今晚不会，也不愿意再接受侦探们的问话了。”
这番独白的音量使所有人的视线都集中到警车上，包括贾里斯·斯洛克姆。他当时正在前廊上，随后马上紧握双拳，朝警车大步走去。库兹肯定感觉到他过来了。他转过身，跟斯洛克姆打招呼，“见到您总是让我很高兴。我的当事人真的被拘留了吗，侦探？”
在离库兹五英尺远的地方，斯洛克姆停了下来。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保持距离——也许是保持足够远的距离就不用去握库兹已经伸出的手了。斯洛克姆试图想控制事态的最新发展：一个高大、威严的辩护律师穿过隔离带，看上去就像在为那些围观老百姓的利益发表演说。斯洛克姆的嘴张开一厘米，又合上了。
情况不妙。
“还没决定吗？是吗？也许我可以帮忙，”库兹奚落道。他用词礼貌，更聪明地是语调也显出敬意。但每个人，特别是斯洛克姆，都知道这是奚落。
斯洛克姆又一次张开嘴，但还是没出声。最后他咕哝了一句。“我正在这儿调查一宗很离奇的命案。”
库兹迅速回答。“您真好。作为一名纳税人，您如此……尽责，我要为您鼓掌。但此刻命案发生地既不是这儿，也不是那儿，对吗？您知道的，手头的问题，简单得很。”库兹弯下腰，冲坐在警车后座上的黛安娜笑了笑，然后又把注意力转回斯洛克姆身上。“我的当事人有没有被拘留？有，还是没有？”
库兹的声音穿过12月凝重的空气，就好像他正在环球剧场伦敦著名大剧院，因上演莎士比亚剧而闻名于世，已成为英国文化象征之一。中央舞台上演一出悲剧。
“她没有被捕。”
“啊，但我问的不是这个，对吧？”他愈发显得像《亨利四世》里的奥利维尔英国演员、导演，扮演过许多莎士比亚戏剧人物，曾在《亨利四世》等剧本中演出。。“我在问您我的当事人有没有被拘留——有，还是没有。”
我听不清斯洛克姆的回答。我猜他说的是“目前，她……嗯，要留下接受问话”。
“感谢您澄清了这件事。不过从现在起，她将正式拒绝您进一步问话的请求，所以依我看，她随时都可以走了吧。”库兹弯下腰，摆出一副注视警车后座的架势。他又装出很恐惧的样子问道：“她被铐住了吗，斯洛克姆侦探？”他报出了贾里斯的姓，这样一来，周围的民众就知道谁是被嘲笑的对象了。要是他接着读出斯洛克姆的警徽号码——如果他戴了的话——我也不会吃惊。“这怎么可能？她真的被铐在警车后座上了？难道你打算带她去监狱登记？”
“她不与警方合作。”
库兹伸出手腕，用最浑厚的男中音反驳道，“是吗？如果博尔德警察局选择这样的方式对待守法公民，我也会像我的当事人一样拒绝跟警方合作。”
“梅特林先生，”斯洛克姆恳求道。
那时，我倒是对贾里斯·斯洛克姆产生了一丝同情。库兹做得有点过火了。
库兹对斯洛克姆的恳求视而不见，他故意伸出手腕，展示他那法式翻边袖口，看看斯洛克姆敢不敢给他再戴上一副不那么雅致的“袖口”。“你是不是也想把我铐上？难道现在对待公民行使默哀这种宪法特权，政府部门就采取这种政策？”
我敢说当时贾里斯·斯洛克姆最想做的就是把库兹·梅特林铐上，但五十几个围观者迫使他按捺住更出于本能的冲动。
显然，在和他的搭档合作时，达雷尔·奥尔森所起的最重要的作用就是要洞悉斯洛克姆是否将与博尔德的任何一个居民发生冲突。达雷尔再一次沉着地履行了他的职责。他冲上前，一把拽住斯洛克姆的胳膊，把他拉到屋子那边——远离库兹——跟他面对面争论了半分钟左右。我听不清他们的话，但不管达雷尔·C.R.奥尔森在吼什么，我对他的敬意已无限膨胀。待两位侦探交涉过后，斯洛克姆走上门廊，大步跨进了汉娜出事的老房子。
奥尔森走到库兹跟前，压低声音带头与他讲话，希望他能消消气。他说话时摊开双手，掌心向上，就像一位西班牙绅士在尽力安慰同伴。我听不清他说什么，但他至少讲了一分钟。
库兹回答时却没有压低声音，仍像在做精彩的演讲一样。“不，侦探。不是过一会儿。是马上。我要你们打开我当事人的手铐，放了她。就现在。朋友的死已经让她悲痛欲绝。没有任何理由延长她的痛苦。我向您保证今晚的问话到此结束了。”
奥尔森微微低下头，又说了一遍什么。看来他还是坚持表现得恭恭敬敬，试图给这次冲突稍稍降降温，但尽量也不完全顺了库兹的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