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互订终身的新人写下了他们的结婚誓言，还带来了想在婚礼进行时播放的音乐卡带。新娘的誓言留在了三页法律文件大小的黄色纸张上。
新郎没有。
新娘穿着白色的、连着长拖裙的、皇家款式的结婚礼服，很不合身。在波士顿，菲妮斯地下室每年都有一次婚纱一概二百九十九美元的促销活动。她二堂姐像疯牛一样冲进去，终于抢到了这一件。新娘二十二岁，但看上去不到这个年龄。她单纯得就像草原一样。脸上挂着每个女人第一次结婚时都会有的好奇。
从斯普拉贝里一路到十号州际公路上的埃尔帕索，新娘在黄色法律文件纸上写下了誓言，在九十五号公路通往拉斯韦加斯的最后一段路途上，她很勇敢地试图把誓言全都背下来。但在正式仪式上，当她背诵那篇关于永恒的爱的长篇誓言时，仍得时不时看一下稿子。
拉乌尔在重述时很宽容地把这归结为紧张。
新郎二十六岁，穿着从姐夫那儿借来的无尾半正式礼服以及一件前面带褶边的、不配领带的无尾衬衫，很干净，熨过，是兰格勒牌的。一路上，他的头发油光可鉴，被梳成了一撮，滑溜、光亮得像是在冰箱里待过一段时间的鲻鱼。这是他第三次结婚、也是第二次在拉斯韦加斯举行婚礼。他先前的老婆死了，重新娶了一个，但后来又离婚了。从他的行为举止看来，他是那类对爱忠诚、至死不渝的新郎。但从以往的记录来看，他显然不是那样的丈夫。不过他一再向未婚妻保证——包括婚礼上的那次——那些风流韵事将成为过去。
新郎手写的誓词显然抄自于某一流行的标准版本，又把句子的结构做了分解。在拉乌尔看来，这家伙巴不得什么都不干，只是看着霍华德像英国牧师一样主持婚礼。但拉乌尔注意到新娘似乎并不介意她未来的丈夫不擅于写誓言。
婚礼的音乐是一首欢快的曲子，沙妮娅·特温来自加拿大的女歌手，在美国乡村歌曲上取得较大成就。唱的，歌词带着大量的哦，哦，啊，放了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像中了邪似的进入闭合回路就出不来了。拉乌尔没从这调子里听出什么柔情蜜意，但那一声声单纯重复的哦，哦，啊音量逐渐升高，最终还是致使拉乌尔甘心接受这位嗓音轻柔的歌星的含蓄警告，她说唱什么就什么吧。仪式结束后，这对新婚夫妇亲了又亲，手拉着手走过通道，走向守候在外的沙漠般炽热的地狱。拉乌尔庆祝了这对斯普拉贝里夫妇的婚礼，知道了有关他们的一切，也明白他这辈子都不想再听什么见鬼的哦，哦，啊了。
永远都不想。
“霍华德也许是和‘那个婊子’离了婚，但他还在和他的表妹睡，”拉乌尔告诉我。“他喝了点酒，接着又喝了一点。我们在一个拉斯韦加斯商会不想让游客发现的沙龙里待了大半个下午。我听了他的人生传奇和那对来自得克萨斯西部的幸福小两口的有趣背景。不得不夸这家伙一句，尽管霍华德知道是我付钱，他点的还是每天在酒吧里喝的廉价苏格兰酒。他没有因为由我掏腰包，而让服务生新开一瓶麦芽酒。”
“你打听到什么了吗？”
在科罗拉多已经很晚了，将近晚上十一点，我很累。尽管内华达要比这儿早一个小时，可从拉乌尔的声音里听得出来，这漫长的一天和这个冗长的故事把他折腾得够呛，绝不比我好到哪里去。也许比我更累。不过今天的事起码暂时让他不那么失望了。
“他不和我谈雷切尔这个女人。他的小花招瞒不过我，我看得出来他知道雷切尔是谁，但他就是不愿回答我的任何问题，甚至都不愿承认她在他的教堂里出现过。我给他看黛安娜的照片时，他也不愿承认以前见过她，我知道他在说谎。我不知道哪些是谎话，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我知道他在说谎。我开始想，也许我得埋伏在这个该死的教堂附近，等着雷切尔出现，然后让她带我去找黛安娜。”
“我很难过。”
“不，不。就在那时，我想到了。我把说话声放得很轻，从口袋里取出一小堆威尼斯酒店赌场的千元圆形筹码，在面前摞好，然后问霍华德究竟收了多少钱。”
“收什么钱？”我问。
“他也这样问我。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霍华德是个聪明的家伙。他已经被逼到了底线，但他还有些自尊。他其实还算老实。在教堂里，尽管那些仪式很奇怪，但他靠主持仪式为生。他玩高额赌注的扑克游戏，把从中赢来的钱或是其他人们愿意拿来赌的东西用来补贴收入。但他游戏玩得很公平。他是怎么做的呢？他让人们兴奋不已，靠的是演技比他们预想的好。他赢他们的钱，靠的是赌技比他们预想的更高明。那这次呢？我已经知道他是个挺不错的演员，但我不会考虑坐下来和他玩一把得克萨斯扑克牌。”
“然后？”我开始一只耳朵听拉乌尔讲拉斯韦加斯的故事，一只耳朵听格雷斯房里的动静。她睡觉时发出一些声响。那通常是某个不眠之夜的序曲，发展到最后就是我或者劳伦在她一旁的摇椅上打盹到天亮。我默默地祈祷我的小女儿只不过是做了个噩梦。
拉乌尔说：“最终，他告诉我了。我得表明我不达目的是不会罢休的，但他最终说，‘50’。”
“对不起，拉乌尔。我太累了。我没听明白。”
“一开始，我也不明白。我脑子里想到的是雷切尔·米勒一定给了他钱,所以他才让她参加所有的婚礼。我猜她可能一次塞给他五美元或十美元。但他却要我相信她每次付五十美元——就为了坐在那个破旧的教堂，听霍华德装模作样地说‘我现在宣布你们结为夫妇’的场面话。”拉乌尔顿了顿。“你知道在拉斯韦加斯每天平均有多少人结婚吗？153。这是霍华德告诉我的。”
“如果算人数的话，难道不应该是152或154吗？”我问道。“也许你说的是对数；不然这数字不应该是奇数。”
拉乌尔叹了口气：“艾伦，你怎么看？”
我算了笔账。一星期五次婚礼就要两百五十美元。一星期十次婚礼就要五百美元。假设一天五次婚礼，每星期去六次就要一千五百美元。这就意味着雷切尔·米勒如果想尽兴地参加婚礼的话，每月就得花两千至六千美元，也就是说每年要花掉两万四千至七万多美元。
再加上礼物。老天。这个得了精神分裂症、住在拉斯韦加斯大街上的女人到哪儿去弄这笔钱？
我问拉乌尔：“你相信他的话吗？”
“起先我以为他故意说高了数目，想看看这场交易中我能承受的最高价位，想让我坐在沙龙里看他喝苏格兰酒，等我为了某个疯狂的理由，出比雷切尔更高的价钱。你知道，出高于五十美元的价让他回绝她。”
“光是让她在婚礼上转一圈就让他赚了一大笔。”
“那是不用说的。告诉我，雷切尔的病情怎么样了？不用很详细——我不会问那些你们必须保密的东西——告诉我她的病情怎么样了。让我明白就行。”
我没法把雷切尔的具体病情告诉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真的不了解雷切尔目前的精神状况。“如果有人得了雷切尔这种病，要是患病时间和她一样久——症状可能会很明显。比方说我们以十为基数来估算这类人的病情，那么，病得厉害时，如果没有正确服药，她的病可能会发作到两位数。”
“以十为基数？”拉乌尔问道。
“是的。”
他响亮地吹了声口哨。“看，和我想的一样。这种病会令我这样的人害怕，也就是说雷切尔的病已足以使她成为爱在拉斯韦加斯这种地方正常开展活动的严重障碍。有哪个新娘愿意前排有人在她婚礼举行时捣乱呢？”
“霍华德收的是保险金。他让她付完钱后参加婚礼。谁知道呢，没准他对她参加的婚礼还有所限制，也可能会由他来指定。他得衡量哪些婚礼她去了也没事，哪些她去了就会出乱子，影响他的生意。”
“拉乌尔，如果所有雷切尔想去的婚礼她都去了，如果她出的真是那个价钱。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她到哪儿去弄这么多钱呢？”
话还没脱口，我就听到格雷斯房里不停的啜泣声。真见鬼。 “在这镇上？”他问。“能回答这个问题的邪门方法太多了。太多了。”
一想到有人不怀好意地想从病得像雷切尔·米勒这样的人身上捞到好处，我就毛骨悚然。“霍华德最后和你说了什么？”
“只说了她给他钱，他让她参加婚礼。但有一点很有趣——钱不是由她自己付的——而是由别人付的，某个让霍华德坐立不安的人。他不愿告诉我这人的名字。他说，‘即使你请我喝上一天一夜的苏格兰酒，我也不会告诉你名字。’我甚至从威尼斯酒店千元筹码中抽出一块，推到他面前。我说，‘霍华德，告诉我名字和电话号码，它就是你的了。’他拿起筹码，弹了一下，手指从表面掠过，又推回到我这边。
“我又加了两块。堆了个漂亮的造型。他全部推回给我。我又加了两块。他还是推了回来。”
霍华德拒绝了五千美元。我在想，哇哦。“那你接着怎么做的，拉乌尔？”我问道。
“我从那堆筹码里抽去了四块，轻轻一推，剩下的那块滚到了桌子另一头。我说，‘换个问题。男人还是女人？’
“‘什么？’霍华德问我。‘一千美元？那就是你想知道的？’我说没错，他真的要好好考虑一下。他很顾忌那个付钱让雷切尔参加婚礼的人。事实上，他考虑的不是要不要告诉我那个人的性别，而是要不要拒绝我的一千美元。最终，他拿起筹码，放进衬衫口袋，就好像那是一盒火柴。他说，‘这人’是男的，而且不是你想怎样就能怎样的。”
“就这样吗？”我问，“这就是你用一千美元得到的吗？”
“生意场上，你不是总能在关系刚建立时就赚到钱的。一开始你签订合同，建立工厂，确保渠道。我花了一千美元让霍华德帮我办事。而且我把可疑人的范围缩小了一半。”
“你准备怎么找那个男人？”
拉乌尔叹了口气。“你记得丹佛那个叫诺姆·克拉克的家伙吗？以前为《落基山新闻报》写过东西的那个？”
我记得他。“那个戴眼罩的闲话专栏作家？”
“对。对，我认识他——在科技兴盛时代，他报道过我。他现在住在拉斯韦加斯，他认识所有人。一会儿我要下楼和他见个面，喝一杯。希望他能帮我找到霍华德口中的那个男人。”
格雷斯时高时低的呜咽声突然爆发成一阵哭叫，就凭那个猛劲我敢打赌，她的肺一定被临时换成空气压缩机了。
不需我多说，拉乌尔知道对话到此结束。我以最快的速度冲向格雷斯的房间，心里祈祷着要在劳伦被吵醒以前让她安静下来。
39
睡了四小时后，接下来的四小时我一直预感又有什么糟糕事会发生。同时，在这四小时里，大部分时候我都在想，有这种预感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
我从来没有十分坚定过。
如果病人打我办公室的电话，会有语音留言告知他们，如有紧急情况可以直接呼我。病人呼我的频率是多少呢？糟糕的时候，一个月一两次，次数太少，弄得我呼机上一出现陌生号码就会心神不宁。所以，在星期四早晨上班的路上，当我不紧不慢地走到百老汇大街和贝斯莱恩路的交叉口时，呼机突然震动，显示出一个陌生的号码（303）443-，我一下子变得很紧张。
号码的前三位是443，表明是从博尔德打来的。我只知道这些。
一进办公室我就立刻回了电话。
“我是艾伦·格兰戈里，”我说。“有人呼过我，我回个电话。”在这种情况下，我不用“医生”这个称呼，因为我不能保证呼我的人接电话。很可能是其他人接的。如果是别人接的，一贯谨慎的我就会对自己的职业保密。
“您这么快就回电话真是太感谢了，”电话那头的男人说。“我是比尔·米勒。”似乎是怕我不知道他是谁，他又说，“马洛里的父亲。”
我想，真是悲哀，他居然用女儿众所周知的失踪案来迅速说明自己的身份。更悲哀的是，他是自愿的。
“米勒先生，”我边说边尽量争取时间，心里在想他打给我究竟会造成怎样的后果。“我能为您做什么吗？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您能抽时间给我安排一次咨询吗？这……很
重要。”
“嗯，嗯，”我搪塞过去。这种情况下，我能说出这两个字已经算是很不错了。
“如果可以的话，就今天，”比尔·米勒说。
我在想，他是要我“今天”给他答复呢，还是约我“今天”和他见一面？
如果你让我给心理学工作者执业资格考试出道伦理题，或者为临床心理学研究生综合考试出道有趣的伦理难题的话，我可想不出有什么题目比眼前的两难处境更难的了。
“您抽得出时间吗？”他问。我当时不知所措，但他很好心地故意装作没发现这点，“我随时都可以。”
这个让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的问题并不在我的日程计划之内。我那天的工作日程其实和往常差不多。一般来讲，只要我愿意少吃一顿饭或是下班晚一些，我还是可以挤出时间来应付一起急诊的。
然而，我面临的问题是我不知道自己能否以心理医生的身份与比尔·米勒见面。职业道德把这个原本简单的我们俩能不能有空见面的问题复杂化了。
我对这个道德难题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比尔·米勒不能被当作病人对待。但我又不能确定这个突然的判断是否正确。情况很复杂。我很快就得出结论：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从未遇到过如此复杂的情况。
同意为比尔·米勒诊疗的理由是什么呢？这很容易回答。虽然时间不长，他曾经也是我的病人。他目前的状况——至少我了解的那些——别人都知道,又如此不幸，这些都会促使他寻求专业帮助。无论是因为深有同感还是出于怜悯，我都应该帮助他。
拒绝为比尔·米勒诊疗的理由？事情会从这儿开始变得棘手。从道德上来讲，心理学家必须避开专业上所谓的“双重关系”。这本质上是一项与利益冲突有关的规定，是为了让心理诊疗师能自由地为病人的利益最大化而努力，避免因竞争力而使问题复杂化。这项规定实际上就是要求心理诊疗师不能在病人的生活中同时扮演两个角色。
简而言之，这就意味着我不应该为我的女理发师做心理诊疗。我也不应该参加由我的病人发起的读书小组。
很简单，不是吗？
通常情况下是很简单。但不妨尝试一下把这些简单的规定运用到我和比尔·米勒的关系上。从早上接完他的电话直到最终答应中午和他见面，我一直都在尝试着这么做。
可我还是没能把这个问题弄明白多少。
我有一个好朋友是博尔德的警察，他参与了比尔·米勒的女儿圣诞节失踪案的调查，这算不算一种双重关系？
我不知道。但这种关系似乎疏远得风马牛不相及。
我的搭档接手了一位很可能是死于谋杀的心理医生的工作，而几星期前，这位医生曾为比尔·米勒的女儿做过惟一的一次心理诊疗，这算不算是一种双重关系？
又一次，在棋盘上，我和比尔·米勒的地盘之间又被一片空白所隔开。
我看见一位病人把车停在米勒隔壁邻居的车库里。这算不算是一种双重关系？
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单个看，我觉得“不是”。我的病人和比尔·米勒的女儿聊过天，还把她当作朋友。这是我所了解的鲍勃和米勒家的关系。其实也谈不上是什么关系。
我的搭档兼好友黛安娜在拉斯韦加斯旅行时失踪，她去那儿是想和比尔分居的妻子见次面，这算不算是一种双重关系？
我完全不知道比尔·米勒和这些事有什么关系。
我的搭档黛安娜是我的好朋友，我充满热情地把她的丈夫也看作好朋友，而他正忙着寻找比尔·米勒分居的妻子，这算不算一种双重关系呢？
很可能不是，原因是相同的。
但我不能百分百地确定。我不清楚我是否应该考虑相加效应。如果a不大于z，b不大于z，c不大于z，那我是不是得考虑a+b+c是否大于z？
研究生院里没学过这样的道德代数。
我先把比尔·米勒的难题放在一边，提出了一个现实问题：黛安娜还没消息，但是她本来预定星期四回办公室和病人见面。尽管我和黛安娜在一栋楼里上班，可工作上我们没什么关系：我不清楚她有多少约好的病人，也不知道其中任何人的名字。
我得找个既不得罪人又充满同情心的方式来通知黛安娜的病人，告诉他们黛安娜那天不在办公室。我的办法是在我们那栋小楼的前门上贴一张便条，那儿是病人入口处。上面写着：致与黛安娜·埃斯特维茨医生预约好的各位：
埃斯特维茨医生因紧急事件必须暂时离开办公室。
她无法亲自取消预约，但她今天不在办公室。
回来后她会与各位单独联系。
她对您的理解与宽容表示感谢。
艾伦·格兰戈里医生
在字条最后，我又匆匆写上一句：如遇紧急情况可与我联系。当然，我留下了呼机号。
我回了电话给比尔·米勒，最终和他确定预约时的情形就和那张留给黛安娜病人的便条一样含糊。“比尔，我不知道我是否应该和你见面。我可能会有道德难题。”
“怎么了？”他问。“我们很久没有谈过了，嗯，有好几年了。”
“这很复杂，”我说得有气无力，“甚至连我自己也不清楚这到底算不算道德难题。我只是担心可能会是。”
“好吧，那你看这样行吗？”他说。“我们定个时间。在这期间，你可以随时考虑你的道德问题。见面后我们谈谈。我会把我的事告诉你，然后由你决定你是否可以帮忙。”
这听上去很有道理。我记起比尔·米勒多年前陪他妻子来看病，似乎他那时总是头脑冷静，通情达理。我提醒自己这样说的话有些过头了。
“11：45怎样？”我问。
比尔·米勒晚到了将近十分钟。我白天的空档时间不多，安排了和他见面，我的午餐时间就被占用了。趁着他还没来，我忙从桌子里的紧急储藏处掏出一块补充能量的东西，狼吞虎咽起来。
“又见面了，啊？”他边说边坐到我对面的椅子上。“雷切尔不在，坐在这儿好别扭。那天我永远忘不了。”
我本能地想先安慰一下比尔，对马洛里的不幸表示同情，同时再自责一番，因为我没治好雷切尔的病才酿成了她的悲剧。但我没有这么做。我默默地想：为什么隔了这么多年，我们重逢时他最先想到的是分居很久的妻子，而不是女儿刚刚失踪的悲剧。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于精神诊疗师来说，在心理诊疗过程中，最困难的就是必须时不时地遏制住人性自发的善心。如果我一见面就对比尔·米勒他所处的境遇表示同情，或是对于他的不幸不加掩饰地流露出怜悯，或是给他一个热情的拥抱，在他背上拍一下，再说一句热情如火的“嘿，好家伙”，不知不觉中我可能已影响了他想拿起话筒的欲望。
所以我等着。其实我把手伸到背后去够我精神治疗的箭囊时，大多数时候，我最后都抽出最钝的那枝箭，上面有“闭嘴，等下去”的记号。
“我打赌你很想知道我为什么会在这儿。”比尔说。
“是的，”我很平静地回答。“我很想知道。从这儿开始讲挺不错的。”
比尔穿着一条法兰绒毛料裤，一双高档的平底皮鞋，还有一身簇新的和他眼睛颜色一样的蓝色礼服衬衫。他的运动服上装不很新，但看上去像是开司米的，剪裁精良，呈褶状下垂。他没系领带，在博尔德男人很少系领带。
“你有什么道德问题？”他问道。这个问题很友善。他可以问一个我说过会让我很忐忑的问题。
“解释这些内容会让我陷入另一个道德困境。这些道德问题得靠我自己来解决。如果我做出了决定，我会告诉你的。”
“但是很显然，为了这次会面，这个问题你已经考虑得很仔细了？”
“我希望能更好地了解你为什么来见我。这也许会让我的事没个定论，也许会把事情理清楚，让我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计划就是这样。
比尔闭上了眼睛，时间在一秒一秒地过去。五秒，十秒。终于，他睁开眼睛，直直地看着我。他带着痛苦的神情说，“两天内你到我家附近两次。为什么？”
40
就像一位结结实实挨了一记上钩拳倒在拳击台的地板上、直愣愣地盯着头顶上的强弧光灯、听着裁判数“八，九，”的拳击手一样，这时他有很多种选择。我也是。
我可以把手伸回箭囊里去拿那枝比较安全的“闭嘴，等下去”的箭。
或者我可以说一些既与诊疗有关却又傲慢无礼的经典语句，比如，“这不是我的事，比尔，这是你的事。”
或者，当然，我也可以彻底撒个大谎：“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然而，几乎完全是出于本能，我做了另一个选择，这样我可以赢得时间来思考，同时，它进一步拉宽存在于我与病人间、并且有必要继续存在的鸿沟。至于为什么我会出现在他家附近，我是这样回答的：“你就是因为这个才来的，是吗？比尔？”
“可是，我不认为这是巧合。”
“什么意思？”我真的被他的迅速回答给弄糊涂了。比尔·米勒究竟想暗示我出现在他邻居家和什么是巧合？我真想知道。“你说的巧合是什么意思？”
“你为什么在两天内和两个不同的人去了我邻居家两次？”
他显然不急于回答我的问题；我自然也不会回答他的。我不可能对比尔·米勒说我去他邻居家是因为我担心我的另一位病人和我搭档兼好友的离奇失踪。
“这次见面——”我在我们俩之间挥了挥手“——算是专业诊疗吗？你来这儿是为了心理诊疗，还是为了别的？”
他犹豫了很久，让我意识到他在犹豫，同时也说明了他不得不考虑如何回答我的问题。
我说：“这个区别很重要。如果我们要合作，这个区别很重要。”
“是的，是的。这当然是专业性的，”他说，“我需要您的帮助，格兰戈里医生。但我也很关心为什么你最近这几天会……离我家这么近。”
这样的顾虑对他而言算不算合情合理？如果算合理，我可以说出理由，如果不算，我同样也可以说出理由。但合不合情理是关键吗？“如果往前倒退三天，比尔，你还会考虑打电话和我预约进行心理诊疗吗？”
“这是什么意思？”他吞吞吐吐地问。
“你说这两天看到我去了你邻居家两次。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们今天谈话的起因，或者说在那以前你是否考虑过向我寻求帮助。”
妈的。我说了一大通，只给了他一张如何回答的示意图。
果然，比尔在回答前参考了一下示意图。“我一直在考虑。看到你出现在隔壁，所有的事情浮出水面了，很多以前的回忆，没解决的问题，你知道，还有发生了这些事后的……感受。所以我决定打电话，安排一次见面。但我觉得有权知道你为什么如此频繁地出现在我邻居家。我有权。”
他有权得到解释吗？这是个有趣的问题。如果我真有兴趣买下多伊尔的房子，这很可能让我成为比尔·米勒的邻居。如果我和他成了邻居，双重关系的道德约束肯定起作用。不管以前我们有没有心理诊疗关系，不管他女儿有没有失踪，我都不可能为隔壁邻居提供心理诊疗。
我决定告诉他一个足够充分的理由好打消他的顾虑。
“比尔，我可以向你保证，我去你邻居家和你以及你的家庭没有任何关系。”
真是这样吗？事实上，我并不确定。
“你准备买那栋房子吗？”比尔问道。
这个问题总算不难回答。“不，我不准备买。”
“可你和那个挂牌卖房子的女人在一起。”
“我再说一遍。我没打算买那房子。”
“那你为什么和她在一起呢？”
“我去那儿和你以及你的家庭没有直接关系。”那有间接关系吗？要讨论是否有间接关系就得牵扯到鲍勃·布兰特以及他与马洛里隔着栅栏的对话。这个间接关系问题的答案要么记录在鲍勃给我的金科牌盒子里的纸上，要么没有。我的筹码仍押在“没有”上。基本没有。
我接着往下说。“假定有段时间内我们都觉得合作愉快……”
“好的，”比尔说。
“我能帮什么忙？”我迅速瞥了一眼时钟。十二点半我还得去候诊室接病人，时间不多了。
“我压力很大。”
我只能凭空想像。
“我睡不着，体重也在下降，一点也没胃口。”
难道就像逃犯有的一系列症状一样？沮丧，焦躁，受伤后的紧张。想想比尔的生活状况，他会这样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我那时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去假定比尔·米勒的病因。但我提醒自己不能这么做。
我大声逼问，迫切想知道他在想什么。他回答得很笼统——“事件”，“孩子”，“工作”。我试图让他回答得更详细一点。他却只和我绕弯子。
抵触——心理诊疗学的“长城”，这使得那么多病人不愿谈及他们最敏感的话题。我觉察到抵触了吗？——可能吧。我决定试一试，看看他究竟抵触到什么程度。“她情绪怎样，比尔？”
“你是说我女儿吗？”
不是马洛里。我女儿。我点头。
“节日对她而言是种折磨。总是这样。今年也如此。节日一直让她备受折磨，自从……”
我把后面没说完的话说完：自从她母亲弃她而去后。
“这是怎样一种折磨呢？”我问道。
“她变得紧张，孤僻，易怒。她毕竟还是个孩子。”
比尔也变得越来越焦躁和孤僻。想想媒体并没有报道过马洛里不安的假日情绪，随着这次谈话的最后一点时间悄悄溜走，我决定不再进一步试探比尔究竟会抵触到什么程度。我们暂定下星期一再见。我告诉他，如果最终我感觉自己的道德顾虑严重得让我无法继续进行下去，我会打电话给他。
比尔·米勒直到离开办公室都没提过一次他女儿的名字。
那对他来说是太痛苦了吗？
我不知道。
41
让我欣慰的是，门上的便条没白贴，黛安娜的病人没有一个在候诊室里干等。
直到四点。
四点，我出来接待一名预约好的病人，却遇上了不止一个急于见我的人，而是两个。
这位不速之客一头干酪色头发，在汉娜·格兰特死的那天坚持要见她的精神诊疗师的正是这个女人。我想起黛安娜告诉过我说她已经开始为这个女人做心理诊疗。她是为了见她才来这儿的吗？
我和那个本来约好四点见面的年轻男人打了声招呼，说我一会儿就回来，然后领着这位“奇多”女士走向大厅。走到离我办公室还有一半路，可以肯定从候诊室听不到我们说话时，我问道，“您看到我贴在门上关于埃斯特维茨医生的便条了吗？她今天不在。”
“我看了你那张很傻的便条。我有权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汉娜死后的这几个月，她的急性子一点也没改。“很遗憾，她临时有事离开了，”说到“很遗憾”、“临时”这些词时，我有点结巴。
“什么意思？”
“她回办公室后会打电话给您。”
“汉娜出事时你也这样说的。”
她说得没错。汉娜出事时我是这样说的。
“很抱歉，”我真的很抱歉。“我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我理解您的心情，格兰特女士遭遇不幸后，确实很难让您再接受这样的事。”
我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我把体面的副词都给用光了。
“她离开多久了？”
“站在我的立场，恐怕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那就改变你那该死的立场。”
她那个满头鬈发的脑袋几乎就要顶到我的下巴了。头发有一股味道，让我想到了令人皱眉的印度餐馆。“我可以——”
“我才不管你可以做什么 ，你检查过黛安娜的办公室没有？”
黛安娜，而不是埃斯特维茨医生。“没必要检查她的办公室。”
“那么你知道她在哪儿。真见鬼，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很遗憾黛安娜没能前来赴约。她一有空就会立刻打电话给您。现在还有人等着我。请原谅。”
我把她带回了候诊室。
“这事还没完。”那女人离开前说了一句。
在和我的病人见面前，我冲回大厅，抓起钥匙，打开黛安娜办公室的门。里面没人，我松了口气。
“杰伊？”我恢复镇定后回到候诊室，对约在四点的病人说，“进来好吗？很抱歉开始晚了。”
我今天的最后一个预约从五点开始。我深吸一口气，告诉自己还有四十五分钟，今天马拉松式的诊疗就要结束了。我踱着步子穿过走廊，然而，我再一次发现有两个人而不是一个人在等着我。
一个是我约在五点的病人。一年前，这位三十八岁的妇女在我的治疗下，抑郁症有所好转。她最近被查出患有乳癌后，严重的忧郁症又开始复发，于是就来找我帮忙减轻病症。她的上臂还留有中央静脉人工血管化疗前，医生通常会先为病人植入中央静脉人工血管，避免病人因化疗而得静脉炎，也能使化疗更方便。，正准备接受第二阶段的化疗。她坐在候诊室里，两手叠放在膝盖上，眼睛闭着，若有所思，大概是在感叹人生的反复无常。
那一刻，我对她的同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
另一位等在候诊室里的是我的朋友，萨姆·珀迪。他穿着工作服——在冬天就是一条很旧的羊毛裤，一件长袖衬衫，一条领结有点松动的领带和一件运动型外套。说到那件外套，就算他愿意捐赠，慈善机构也会把它扔到破旧衣服堆上。他以往穿的夹克总是很不合身，加上他最近体重轻了不少，那件外套穿在他身上就好像是沙发上罩了个糟糕的沙发套。那天，萨姆的裤子是最近流行的那种，领带也是。这些年，萨姆没几条领带，单从上面的污渍我就能辨认出哪条是哪条。但这条是新的，很有品位，最让人吃惊的是，它看上去好像还是丝绸的。
我猜萨姆的新女朋友过新年时带他逛了街。我敢说他家里一定还有条他不知该如何搭配的丝质短裤。
萨姆在看《纽约客》，漫画让他咯咯直笑。他抬头看我时，我一脸很不满的表情。他微微摇了摇头，扁起嘴，这样一来，双唇全被胡子给遮住了，他又做了个小小的手势以示“一切都很酷”，很像垒球裁判不诚心地做了一个表示“安全上垒”的手势。
我又摆出了一副很生气的样子。
他敲了敲手表。
我耸了耸肩，把那个女人领进了我的办公室。
四十五分钟后，我的病人离开了。我走回候诊室。萨姆已经靠在椅子上睡着了，脚边堆了五六本杂志。
“嘿，萨姆，”我说。
他没做声。
“萨姆，”我又喊了一声，声音稍微提高了一点。
他还是没反应。
汉娜·格兰特的尸体四肢张开，倒在皮革沙发凳前，这样一幅色彩鲜明的画面突然从我眼前一闪而过，我说, “哦，妈的。”然后立刻冲到房间最里面。
“骗到你了，”他忽然笑道。他肯定很久没用剃须刀刮过胡子了，脸上都长出了胡子茬。他可能和我一样累。
“你这傻瓜，”我说。“到这儿来干吗？”
“我偶尔会过来转转，好把杂志看完。你们这儿的东西真好，不像我那牙医的办公室。你真该看看他办公室里都有些什么玩意儿。”
我脸上露出了怀疑的表情。
他站起身来。“我请你吃饭，”他说。“走吧。”
“萨姆，劳伦在等我——”
“她不会等你了。我已经和她说过了。今晚你手上有自由通行证，可以和哥们儿一起出去消遣消遣。”
“真的？”我有点不相信。
“真的。”
“走过去还是开车去？”
“走过去。”
尽管今晚在外面溜达有些冷，我们还是走到了位于珀尔商业大街那一头的太阳花饭店。要不是萨姆心脏病发作，我估计他永远都不会踏进太阳花饭店一步。太阳花饭店称得上是回归自然的绿洲。当他选择了这个吃饭地点时，我已经不是一点点怀疑，但我只是把这放在心里。事情总是和表象不一致，这家与众不同的饭店正好就应了这句话。我们走了几个街区才谈起孩子的事。萨姆抱怨说西蒙既要完成曲棍球计划，又要兼顾滑雪的日程安排，都快把他的父母给逼疯了。但我能看出来，只要不过火，萨姆其实很高兴自己的儿子正越来越热情地投入到各种活动中去。
女老板一开始推荐了一张位于饭店正中的餐桌，这个位子是再好不过了。但是萨姆拒绝了，要了远处角落里的火车座饭店里有桌子和位子的座位区，位子的高靠背作为隔离物。。我们刚被领到他选中的那个偏远角落，他就坐上了那张面向餐厅巨大空间的长凳，留给我的座位对着一面砖瓦墙，墙上装饰着大幅有情色意味的图画，画的是几个生茄子和一些熟了的无花果。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到了D.H.劳伦斯英国诗人、小说家、散文家。和艾伦·贝茨电影《恋爱中的女人》中的主演。。
接着我知道了：我是联想到了电影《恋爱中的女人》。想到过去，我微微一笑，又偷看了一眼无花果。“说真的，你这是干吗？”我问道。
“西蒙有谢丽照顾，所以我想和你好好聚聚。”
“嗯？在太阳花饭店？你真以为我会相信？”
“我很心痛，”他说，只是盯着菜单看。“甚至连向朋友表达一下心意都不可以。你想吃什么？看看——”他指着主菜单，“——所有的东西随你点，随意点，想怎么点就怎么点，只要你高兴就行。”
“卡门最近好吗？”我暂且不问这次见面的目的。我不急；迟早会知道的。“她帮你挑买的领带？”
萨姆抬起头，飞快地扫了餐厅一眼。我想我看到他点了点头，虽然动作幅度小得不能再小。
我必须忍住不要亲自回头看。突然，达雷尔·奥尔森出现在我旁边。两秒钟后，贾里斯·斯洛克姆站在他身后。
42
“嗨，伙计们，”萨姆冲着那两个侦探打招呼。他没有装出一副很惊讶的样子。对于这一点我还是应该称赞他一番。
我瞪了萨姆一眼。他扮了个鬼脸，做了个手势以示“嗨，一切都好”，和我问他为什么跑来我的候诊室看杂志时的样子一样。
“挪点地方出来，”他对我说。
我滑了过去，很快就紧紧贴到了墙上，被达雷尔·奥尔森一挡，无处可逃。
萨姆和贾里斯·斯洛克姆的胸和肩膀比我和达雷尔宽得多，这样一来，桌子另一头就完全没地方了。女服务员走过来，拿走我们的饮料单，显然是因为感到桌边的紧张气氛，她没有调情，也没有露出笑容。我们都要了啤酒。四种不同的牌子。再一次说明了我们不是一起喝酒的好朋友。
“你们几个饿吗？”萨姆问道。
“没错，”达雷尔说。“我喜欢这地方。”
一道谜题解开了：达雷尔早就选好了这家饭店。我把菜单推到他那边。我自己已经没多少胃口了。我瞪着萨姆问道：“这是干吗？斯洛克姆侦探，如果要再面谈一次，你该先问问我的律师。我们甚至不该——”
他迅速回击。“这个我很清楚——”
萨姆打断斯洛克姆的话，让他不要插嘴，“叫他贾里斯，艾伦。在这儿大家都是朋友。”
什么？
斯洛克姆又试了一次。“我完全了解我应该通过你的律师来讨论……那件事。我一直热切地希望能有机会和梅特林先生谈谈。但我和达雷尔来这儿不是为了汉娜·格兰特。”
要不是脑子里还想着萨姆那句“在这儿大家都是朋友”，我可能早被他对库兹那句莫名其妙的嘲讽给惹怒了。我们是朋友？我们什么时候成朋友了？如果我们到这儿不是谈汉娜，那我们要在这儿谈什么？真是活见鬼了。在那一刻，我想到了鲍勃·布兰特，接着我没有特别对着谁说：“该你了。”
“嘿，我先来，”萨姆说。“这次小聚是我的主意。”
我眯起的眼睛和皱起的眉头已经足以让萨姆明白，到目前为止他精心编排的聚会没有一点让我满意。
“得先说些背景，”他边说边继续假装跟我们像朋友一样，一起喝啤酒，一起品尝松脆的三角豆腐饼。“贾里斯和达雷尔负责调查马洛里·米勒失踪案的部分案情。我和露西负责弄清时间线。他们奉命沿着两个最可疑的方向追踪：一处是隔壁的空房——目前待售——另外就是女孩可能最后去了她母亲那儿。”
“那么，这是要谈马洛里？”我问道。尽管语气是怀疑的，但我知道自己这样问就意味着妥协。我本应该把我的酒钱扔在桌上，扭头就走，把这三个博尔德警察都甩得远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