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达雷尔再三恳求，库兹想了想，还是决定不答应。他说：“就现在，侦探。”库兹指着老房子和贾里斯·斯洛克姆，口气平和了很多，他压低声音说，“那个人是你的问题，与我无关。我理解你，但仅此而已。现在就请放人。”
奥尔森摇摇头，搔搔耳朵，双手插进口袋，对利曼警官咕哝了些什么。然后他微微点点头，从库兹和警车边走开了。
利曼打开警车后门，把黛安娜扶起来，解开她手上的手铐。如果把黛安娜眼中的怒火聚集起来，足以点燃街对面的蜡烛。
库兹向他的当事人做了自我介绍，然后小声对她说了些什么，我一个字都没听清楚。黛安娜又流下了眼泪。她说：“谢谢，谢谢。”然后，就好像突然醒悟过来，大声号哭道：“天哪，汉娜死了！”
拉乌尔说：“就这样了？”其实他要说的是，“结束了吗？”
我说：“暂时。”
6
我和黛安娜没去成拉斯韦加斯。
汉娜·格兰特的骨灰是在周二埋葬的，葬礼在市中心一个教堂里举行。我在博尔德从没看到过那么多研究心理健康的同仁出现在同一个地方。
我非常理解警察为什么会因此而不知所措。当地媒体报道说警方尚未找到线索。劳伦断言，即使再过一星期，调查也只是原地打转。我的朋友萨姆·珀迪是博尔德的侦探，他通常不与像我这种无权知道案情的人讨论重大案件，但听我提到汉娜时，却转了转眼珠。
这一举动对我来说意味深长。
一天深夜我们通电话时，他向我坦白，“我们听到的都是废话。”他就说了这句。
劳伦发誓说要对我保密，但还是透露斯洛克姆和奥尔森没有找到证人，无法证明这是起谋杀案。汉娜出事当天，没人看到她离开位于博尔德南部的公寓，但她很早就到了拉利斯伯特健身中心健身，并在8:30前离开。时间点基本可以确定。两个目击者记得更衣室里发生的一段小插曲——汉娜洗完澡回来时曾被另一个女人的运动包绊了一下，两人都重重地摔在地上。有关汉娜做完运动，开车离开前更换衣服的时间，这两个证人记得清清楚楚。
另一件事她们也十分肯定。汉娜摔倒时，头肯定撞到了瓷砖地面。有人想帮忙拿些冰块。但汉娜谢绝了；她说她没什么事，要去上班了。
没人看见她到过办公室。几个在出事当天有预约的病人主动去找警察谈话，把凡是对调查有用的东西都告诉了警察。
侦探想不出任何谋杀动机。从汉娜的私生活里也找不到有用的线索。她的财产分文未动，工作记录中也没有病人的正式投诉。
警方没有确凿证据可以证明这是一起谋杀案。事实上，他们拥有的证据太多了。这栋小小的办公楼里满是指纹和脚印。每周都有几十个病人在这儿进进出出。
头发？纤维？所有警察都希望能找到这类东西，越多越好。显然，汉娜的强迫症倾向使她过于强调“干净”，而忽略了“整齐”。调查人员因为汉娜家务管理上的缺陷伤透了脑筋。如果要利用脚印证明的确有人闯入的话，贾里斯·斯洛克姆和达雷尔·奥尔森就得先把所有常客排除在外，这意味着他们最起码要取得所有这些人的指纹及DNA样本，其中包括汉娜和玛丽·布莱克所有的病人，还有其他许多人，比如说送信的那个女人、发送特快专递和联邦快递的那些人，还有附近珀尔大街餐馆里刺着文身、打着耳洞的送外卖的小孩……
玛丽·布莱克是位精神病医生，也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与汉娜在一栋楼里工作。她拒绝向警方提供病人名单，坚持说医生有责任替病人保密。黛安娜受汉娜的委托在她死后替她关闭诊所，她也拒绝向警方提供汉娜的病人名单，也说有责任替病人保密。当警方催逼她交出名单时，她就把库兹·梅特林拉出来帮她解围。
而对于自己是否要提供信息，黛安娜举棋不定。汉娜出事那天贾里斯·斯洛克姆对她的所作所为使她尤其不愿跟他合作。但为了找出与汉娜的死有关联的人，她又不惜一切地希望能提供帮助。至于汉娜病人的名单，黛安娜认为斯洛克姆根本没有资格过问。
出事八天后，博尔德的验尸官公布了一份报告，之前汉娜的死因一直被警方定为“可疑”。验尸官确定汉娜的头部曾于不同时间受到两次重击，并认为汉娜的死因在于头部外伤导致脑出血。他把她的死亡方式归为“未定”这类。他认为，与平滑表面撞击产生的危害，如拉利其瓷砖地面，并不能导致汉娜的死亡。汉娜的死亡是由第二次撞击引起的，而这次撞击来源不明。
事故当天早上，她曾在健身中心摔倒过，这两次撞击有可能是那时不小心碰到的——一次撞在瓷砖地面上，另一次撞在别的什么上面——或者两次都是由袭击者故意击打其头部所致。萨姆看问题很敏锐，他提醒我还有第三种可能：第一次是在俱乐部摔跤所致，第二次，也是致命的一击，是汉娜在办公室遭人袭击所致。
黛安娜先听到了验尸官的报告。她总是先听到小道消息。我不知道她在验尸官办公室里发现了什么，但星期五一早，她就到办公室来找我，当时我们正好都没病人，她告诉我一个惊人的消息。
“可能是有人杀了她，艾伦。天哪，可能是有人杀了她。为什么有人要杀汉娜呢？”
她哭了，我抱住她。自从汉娜死后，我已经记不清这样子有多少次了。她的泪水并非无穷无尽，但的确是呼之则来。黛安娜悲伤起来，就像八月的季风。之前之后都是晴空万里，丝毫没有预兆，难以预料。
我问了自己一个问题，这问题在之后一阵子，黛安娜每天都要问十几次。为什么有人要杀汉娜呢？
我想不出答案。我安慰自己：汉娜也许只是死于意外，只是健身俱乐部更衣室里一次可笑的意外事件造成了不寻常的后果。
但警方又发现了一些无法解释的异常现象。为什么汉娜的手提包会在办公室地板上？她绝不会把包放在那儿。为什么汉娜的尸体会在玛丽·布莱克的办公室里？她并没有理由去那儿。还有就是，为什么她的衬衫前襟会被折起塞在胸罩下面？
光明节犹太教节日，始于12月25日，延续八天。到了，圣诞节也更近了。
天气变冷了，要找出汉娜的死因也愈发困难了。
媒体对这宗案件的兴趣很快减弱，汉娜的死虽众所周知，但很快变成了，也许一直就是——一场个人的悲剧。
7
如果你碰巧不喜欢购物，不喜欢在圣诞节后疯狂采购打折物品——就像我——并且恰巧你那天不用工作——那是个周末，我不工作——那么，圣诞节后那天你就可以好好睡个懒觉。
或者也许——如果雪神与滑雪仙子串通好，在比弗河上游倾倒了十英寸厚的雪花香槟，你要好的朋友又慷慨地邀请你们去她的巴彻勒峡谷滑雪别墅免费住上两天——那么，圣诞节后那天则可以好好玩一玩。
我和劳伦在前一天晚上就已经把滑雪用具、冬装以及许多已经用了三年的随身物品打包完毕。第二天天蒙蒙亮，我们就起床了，本来还指望能避开滑雪前的交通高峰，因为冬天通向科罗拉多落基山脉的七十号州际公路一向都很堵。劳伦在为我们还没睡醒的女儿格雷斯准备早饭；我则负责把东西都搬上车。当我再次回到厨房，想把冰盒推进车库时，劳伦问，“看到了吗？”
“什么？”
她指着厨房里的小电视机，频道被调到了当地的电视台，这样我们就可以了解滑雪地的交通情况。为什么要知道？我也说不清。如果交通很拥挤，我们会走七十号州际公路进山，如果交通很顺畅，我们还是会这么走。她说：“看屏幕下面。”
我想她指的是滚动字幕，这玩意儿搞得我该看画面时视线却老被它吸引过去，当它讲的是当天的什么重要新闻值得一看时，我又总是视若无睹。从我第一眼看到这些字幕，我就发现自己没法边读这些滚动的文字，边留意屏幕其他地方。我很早就下了结论：我不具备二十一世纪的头脑。
我抱起冰盒，天晓得里面装了什么东西，重得要命。我踉踉跄跄朝门口走去。“没，没看到。”
“说是——”
“博尔德警察局传来惊人的消息，”早新闻主持人打断了她的话。听到这段新闻导语，我的注意力转向了电视，但我又只顾看字幕，因此搞不清两个主持人中到底谁在讲话。“表面看来——具体情况还不清楚——表面看来，真是难以置信，在博尔德又有一个小女孩在圣诞夜失踪了。我们正派记者赶赴现场，马上就会带回更多的消息。琼？”
琼说：“对，真难以置信，这种事情又发生了。对于不熟悉博尔德的观众来说，这儿就跟上次一样，没怎么变，那是八九年前了吧？我们会马上获取更多详细资料，休息片刻后，将为您继续报道。”
劳伦说：“我去看看格雷斯。”
“我起床时去看过她了，亲爱的，她很好。”
“我也看过了，不过还是再去看看吧。”
她匆匆跑向格雷斯的房间。我把冰盒放在了地上。
又一个博尔德小女孩在圣诞夜失踪了。
劳伦踮着脚回到厨房时，已是上气不接下气。“格雷斯没事，”她说。
“好。”我搂住她，轻轻拍拍她的屁股。我们的女儿没有在圣诞夜失踪，然而在博尔德的其他某个地方，有对夫妇就不能这么说了。
“他们找你了吗？没吧？”我问。博尔德每天都得有个检察官随时待命，以防发生什么紧急事件，需要地方办事处派代表出面。偶尔，上头会命令劳伦赶赴犯罪现场，比如去小女孩失踪的现场。
“没，没有，”她边说，边从我的怀中挣脱开去。“如果由我待命，我就不能离开市里了。你清楚的。我去叫醒格雷斯好吗？”
“让我先把东西放到车上再说。她多睡一会儿，我们也能省不少心。”
一小时后，我们已沿七十号州际公路经芒特弗农大峡谷进山，与我们同行的车至少有一百万辆，或许是两百万辆。每辆车上的人都跟我们一样，为了避开交通高峰一大早从被窝里爬出来。这情形，我肯定能想出哪句话来讽刺一下。
车后，格雷斯坐在那把她专用的高科技安全汽车座椅上，翻着一本厚厚的有关博学小狗的硬纸板书。她一边看，一边自言自语。劳伦坐在我旁边，不断地调着收音机频率，希望能听到一些有关那个失踪的博尔德小女孩的最新消息。我其实不在听收音机，一方面，虽然格雷斯的自言自语除了她自己没人能明白，但她实在太可爱了，让人难免想仔细听听她到底在嘀咕些什么；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原因，这些电台主持人谁也不知道最新情况，他们在节目里讲的都是另一个在八年前的圣诞夜失踪的小女孩。
这些节目不断地重提旧事，我早就不收听了。
“是个少女。据说今年才十四岁。”这时，渐渐听不到丹佛电台的节目了，没办法，在山谷里总会失去信号，劳伦跟我讲了一下大概情况。“她父亲今天早上去看她时，她已经不在了。他们本来也计划今天去滑雪。跟我们一样。和格雷斯也一样。”
我想，在家时，我们的格雷斯可是躺在床上的，我感到一股寒气沿脊椎往上蹿，肩膀和脖子直起鸡皮疙瘩。如果她不在床上的话……？
我安慰自己这回并不像上次的失踪事件那么可怕。没那么可怕。
上次失踪的那个女孩才六岁。
上次有人在楼梯上发现了一张可怕的字条。
我自我安慰说，六岁大的孩子不会自己跑出去，事实上也不可能自己跑出去，更何况是圣诞夜，这是很明显，很明显的事实。但我又提醒自己，十四岁的孩子倒是可能的。
十四岁的孩子是会自己跑掉的。这个女孩可能就是自己跑掉了，很有可能。
六和十四这两个代表两个小女孩年龄的数字排成直线出现在我眼前，就好像自动售货机上旋转的符号。它们暂停旋转时，我做了个小小的计算。今天失踪的十四岁小女孩与八年前失踪的六岁金发小女孩恰巧同一年出生。如果那个小女孩还活着的话，这两个孩子或许是同学、朋友，或许会在对方家中过夜。她们两家人或许还曾一起在圣诞节后出去滑过雪。
我又感到一股寒气。
“你知道吗，那家人住的地方离那儿只有几个街区，”劳伦说。她说的那儿是指那个六岁小女孩的家。圣诞节后一天，她父亲在地下室一间空关着的房里找到了这个漂亮小公主的尸体，她的头被打破了，脖子上被人残忍地缠着自制的铁环。”
“具体在哪儿？”
“他们说在第十二大街上。”
三个街区的距离，三个街区和八年的时光把两个同在圣诞夜失踪的博尔德小女孩隔开了。
这时，我们正从高速公路的一块数码显示牌下开过，这种显示牌往往用来提醒驾驶员前方有积雪，小心路滑。但这次更为醒目——是
黄灯警告。它呼吁所有市民帮助寻找一个失踪的孩子，金发，体重115磅，身高5.6英
尺，14岁，没有显示名字。
我的第一反应？我变得很自私。但愿我不认识她，但愿她不是我朋友的孩子，也不是我病人的孩子。我希望能身处事外，减轻我的焦虑。我希望她对于我仅仅是个陌生人而已。
“黄灯警告。”我对劳伦说。“看。”
她一直盯着指示牌，直到我们从它下面开过，然后她转过身来，对着我们的女儿说，“格雷斯，爸爸妈妈真的很爱你。”
格雷斯笑了。
我想，健忘，可以是件非常好的事情。
我的侦探朋友萨姆·珀迪后来告诉我说，他觉得这一切就好像是有人在附近偷偷搭了个巨大的仓库，当失踪小女孩的案子最终被人忘却之后，所有的卫星卡车、微波发送车、各路媒体劣质的便携式帐篷，还有几百台相机、扩音器都被悄悄撤走，为下次发生的事件做准备。
下次是发生在哥伦拜恩的大屠杀指1999年哥伦拜恩中学的两名学生制造的校园惨案。，再下一次是科比·布莱恩特NBA洛杉矶湖人队球星，曾因涉嫌在格地罗拉酒店性侵犯而被伊格尔县警察局逮捕。在伊格尔县的闹剧。科比事件过后，所有的器材都被撤回一个秘密仓库，等待下一次，下一次，再下一次在科罗拉多某市发生大规模袭击事件时，那些小题大做的媒体就倾巢而出。这是萨姆能够想到的惟一一个原因，用来解释为什么这些器材会如此神速地在圣诞节后一天出现在博尔德的大街上。
我决定什么都不管。
一直到节礼日每年的12月26日或圣诞节后的第一个周日。这一日传统上要向服务业雇员赠送圣诞节礼物。的中午，格雷斯一直享受着，或是忍受着她在“滑雪学校”的第一天，我一直在努力追赶劳伦，她滑得比我好得多，尤其是在这种最适宜滑雪的雪地上，她沿着比弗河上游的戈尔登伊格尔森林边缘滑得飞快，她滑的路线还没人试过，因为之前雪地上没有滑过的痕迹。
在博尔德，也就是我们下方三千英尺的地方——这是萨姆后来告诉我的——相机已经各就各位，高科技卫星及微波发送车纷纷在发送信号，制片人也都已开始选择地势，好让主持人站在最佳位置播报晚间新闻。
从上次在博尔德发生这类事件起，一些报道员已为人们所熟悉了。还有一些也可以认出来，因为这期间整个国家发生了不少悲剧，如发生在钱德拉·利维联邦政府女实习生，与加州民主党某议员有不正当关系，2001年神秘失踪，2002年发现其尸体。、伊丽莎白·斯马特犹他州十五岁少女，被绑架半年后才被警方解救。美国总统布什为此签署了一项儿童保护法案。、莱西·彼得森一怀孕妇女，被丈夫斯科特·彼得森杀害后，尸体被抛弃在旧金山外的海湾。这一杀妻案轰动了全美。身上的事，华盛顿周围环形公路上的一些狙击手开枪打死无辜者的事，科比·布莱恩特一群人在格地罗拉酒店闹出的事，还有迈克尔·杰克逊最近为了什么被指控的事，还有其他案件。
还有……
在美国，从不缺少这类事件。
每件新发生的惨案上升为一宗特大新闻事件时，电视、报纸、网络、杂志就会无休无止地出现令人厌烦的报道，有的是针对这宗案件，有的则是针对所有以前的受害者和罪犯，还有就是针对虽然没有嫌疑但显然无比好奇的大众。
一定有人是被迫关注这一切的，对吧？
我猜自己一定会厌烦最近发生在我家乡的这次暴行——罪犯的暴行和媒体的暴行。我决定什么都不管。
我决定了，真的。
我和劳伦下午才在比弗河旁一家叫斯普鲁斯萨德尔的山间大饭店里吃了午饭。我还记得科比遇见那个年轻女人的地方离这儿只有几个山头，而那个结束这出闹剧的法院离这儿也只有一步之遥。
劳伦选了一张靠近悬挂式电视机的桌子。这样，她就可以了解博尔德小女孩失踪案的最新情况。我坐在一边，心想她对这件案子如此感兴趣，是出于为人父母的同情——或
是刻意让自己产生一种能够为人所理解的做父母的悲痛——又或者纯粹出于检察官的职业兴趣。我仅仅做了些猜测，绝对没有把自己的妻子想成窥淫癖者的意思。我猜不出，便去了趟洗手间。回来时，我发现劳伦刚合上手机。我背朝电视机坐了下来。
这样，我正好面对着格地罗拉酒店。
“你打给谁了？”我问。
“办公室。”
“噢，你都问到什么了？”我其实并不想了解这个，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这么问。也许这跟我开玛丽·布莱克办公室的门是同一个原因。
“这是我的工作。以后我可能得管这件事。我需要……你知道……这个小女孩……是否……”
不是太糟，只是有点儿令人生气。“我知道，”我说。我探出身子，轻轻吻了她的唇，防晒唇膏把她的嘴唇涂得又滑又亮。“那你问到什么了？”
我的老毛病又犯了：不想知道答案，却还要问。我说服自己我只不过是出于好心：劳伦想找人谈谈。
“眼下发生这些事，他们不知该从哪着手。但由于上次发生的事——你能想像到——他
们非常，非常小心。虽然谁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但他们像对待重案一样处理现场。小女孩的家人都很合作。到目前为止，案发现场还是被保护得很好。总的来说，还算不错。”
当然，她是指与上次案发现场一片混乱相比，这次要好得多了。上次出事的那个美丽的金发小公主以前还常常穿着迷人的牛仔装，跳着唱着到我家来。
“警方怎么说？这算是诱拐吗？”
“有些证据证明是诱拐。但有些又证明不是。”她环视四周，看看是否有人在偷听我们讲话，然后把自己稍高的嗓音降低了几分贝。“现场没发现什么危险物品，也没有字条之类的东西。没人打电话来索要赎金。也没发现强行入室的痕迹，但有些血迹。”
“多吗？”
“好几滴。我电话里就问到这些。已经是第三第四手资料了。”
“她会不会是自己跑了呢？”
“看上去有可能。警察正在联系她所有的朋友，恰逢学校放假，难度不小。她有些很要好的朋友都出城了。”
“但她的家人觉得她可能是自己跑了？”
“我想是的。显然，家里的情况比较复杂。之前这个小女孩的情绪有些起伏。详细情况我也不知道。”
问下一个问题时，我无法正视她的眼睛。我用手把前一个人撒在桌上的盐推向一边，堆成一个由钠组成的小斜坡。“他们把地下室没人去过的房间都检查过了吗？”
几年前另一个小女孩的尸体就是这么被发现的。在阴暗的地下室里一间很少使用的房间。她父亲悲痛至极，找到她后，把她的尸体抱上楼，所有人都看见了。
“查过了，至少查了两次。这次的情况不同。好像说房子很漂亮，但没有那栋宽敞气派。只有一间小小的地下室，还有一间跟我们一样的小房间，底下就是铺管道的地方了，他们都查过了。”
“两次？”
“三次。”她苦笑了一下。
“谁查的？”
“我办公室的人，安迪。”
“警方有谁查了？”
“一大队人马。萨姆和露西也去了。”
“萨姆肯定不高兴。他以前从不用管这码事，还因此而洋洋得意。”
“我觉得没人会高兴，”劳伦说。“记者们见人就问，他们只能把路都给封了。你知道每个侦探都会被人仔细观察，就像在显微镜下似的。”
或是在麦克风前。“贾里斯·斯洛克姆也去查了？”
她一把握住我的手腕，打断我的话。“宝贝，我们在度假。别再说这些事了。”她拿起了手机。“我想打个电话问问格雷斯在滑雪学校怎么样了。我是不是很疯狂啊？”
“你是个母亲，可以得到特许。”
她打了个电话。格雷斯在滑雪学校挺快活。这个并不让我感到吃惊。随着她慢慢长大，我对她越来越了解，也从中得到了许多快乐，我发现我们的小女儿能很好地克服困难。
劳伦合上手机。我问，“你体力还好吧？”这是我用来询问劳伦多发性硬化症的问法，较为安全与直接。凭我以往的经验，在这种难得的好天气，滑几小时的雪后，她的腿就会变得跟煮过头的芦笋一样。我们已经一路爬上山，滑了几小时的雪。
对劳伦来说，这已是相当大的运动量了。
“我很好。我要脱掉这些靴子，吃饭时把腿抬高。这样会好些。”
我信吗？不信，“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下山去吃。你知道，我们明天还可以滑一整天。星期二上午也可以。今天不必那么急。”
“我很好，艾伦。我要赶在雪被别人滑光前到巴彻勒峡谷的顶峰试试。我喜欢那儿。”
我只能跟她争，但无法说服她。饭店里的食物被摆成了一长排。我站起身，“你歇会儿，我去拿点吃的。你要点什么？”
两天后，星期二，我们很晚才吃完早饭，之后便开车下山回博尔德了。
滑雪让人感到愉快。与往常不同，劳伦滑雪时精力充沛，这也算是赐予她的节日礼物吧。而格雷斯则在滑雪学校一直待到星期一下午，现在她已经可以——从水平长十一英尺、坡度为两度的斜坡上——像扫雪机一样慢慢滑下来。我跟劳伦兴致勃勃地花24.95美元为格雷斯刻录了一张DVD，庆祝她取得如此大的成功。
中午的韦尔山口并不很拥挤，艾森豪威尔隧道入口处的交通情况越来越差，但还算不上瘫痪。我们是在分水岭的东侧。我吃惊地从后视镜中看到那些大卡车似乎就要失控了，因为它们从坡度大约有七度的山顶公路上开下来时，气闸就已烧坏了。
格雷斯和劳伦从科珀山一路睡到戈尔登山。
在我们滑雪的四十多个小时里，我成功地避开了——几乎完全避开了——媒体对小女孩圣诞夜失踪案的大肆报道。劳伦告诉过我一些新消息，但由于我的努力，在我们离开的这段时间内，我对传出的新消息几乎一无所知。
对于这点我很得意。
但当七十号州际公路开始沿着弗兰特岭变成弯道时，当丹佛城区冬天棕色的薄雾开始在远处出现时，很显然，短暂的假期就要结束，我不得不正视现实了。我关了奥蒂斯·雷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最具影响力的灵魂乐歌手。的CD，调到KOA台，这是丹佛市的一个调频电台，它有足够强的功率把模糊的信号送到弗兰特岭山麓小丘的缝隙中。没过多久，我便听到了一则最新消息——“博尔德悲剧事件的最新消息”——这让我明白那个叫马洛里·米勒的小女孩还没找到，博尔德的警察还是把此案定为“失踪案”，而不是“绑架案”。
过了十五分钟，我的车开在九十三号高速公路上，正要进入科尔克里克峡谷，小女孩的父亲威廉出现在电台中。这是现场直播！他请求女儿回家，请求绑架她的人放了她，或是两者都有。他对女儿说，不管怎样，问题总能解决的。
他的恳求让人心碎，但我没有听全。我被某个东西分了心：他的名字。
老天，我想，我在博尔德认识一个名叫比尔·米勒的人。
8
详情总免不了会被泄露出来。
我通过和劳伦的谈话又了解到一些事。虽然她在新年假期结束以前都不用回办公室，但还是每天都和同事保持联络。根据她的说法，在起初关键的那几天，负责调查此案的侦探内部分成两派：一派相信马洛里是自己跑掉的，而另一派则认为她是被诱拐的。这么一来，舆论也自然分成了两派。
警方内部也流传着不少谣言，劳伦发现，大多数人认为是马洛里自己跑掉的。
电视及报纸对背景信息进行了大量的报道。一小时接一小时。与披露的极少数事实真相相比，背景信息太多了。不过这只是我的个人看法。四千名记者、摄影人员还有制片人是不可能搞错的。
真的是这样吗？
马洛里和她的爸爸，还有十二岁的弟弟里斯一起住在希尔第十二大街。米勒一家人分居两地，妈妈在孩子们很小时就从博尔德搬走了。警方已经找到她，但发现她对女儿的失踪不能提供多少有用的信息——她似乎连媒体都躲过了，这真够叫人吃惊的。
人们对圣诞节晚上发生在米勒家的事知道多少呢？
圣诞节晚上，马洛里一个人在家。他们一家本来是应邀去朋友家吃晚饭，但后来马洛里说肚子疼，所以就只有米勒先生和里斯两个人去了。米勒先生本来也不打算去，但马洛里坚持说她一个人留在家里没问题。
米勒家里的物证有些反常。靠近后门有扇窗，既没窗帘，也没上锁，但米勒一家说这窗一直都这样。警方认为即便是强行入室，也不大可能通过后面这扇窗进来，更何况没有其他证据能证明是强行入室。
从马洛里在二楼的卧室开始，血滴顺着楼梯往下延伸，里屋有扇门可以通往厨房和其他房间，离那扇门几英尺的地方，血迹突然没有了。对血迹的DNA检测结果还没出来。初步判断这正是马洛里的血迹。楼上马洛里与里斯共用的那间浴室乱得一团糟。据报道，里斯曾告知警方，“即便对马洛里来说” 浴室那么乱也是少有的。
血迹与乱糟糟的浴室能否证明那儿曾发生过搏斗呢？显然，那得看你问谁了。
电话录音显示，从她家人出去吃饭到8:50她
爸爸打电话回来，马洛里一直在家。她爸爸在出门这段时间里一共打了四次电话回家。他们大约在9:20左右到家。
马洛里留了张字条在厨房台面上，感谢圣诞老人让她度过一个愉快的圣诞节。字条上写她已经上床睡觉了。因为第二天要去滑雪，她得早点睡，这样明天才能有个好精神。
字条里没有提到肚子疼。
米勒先生和他儿子一致认为字条写得很急。马洛里平时常在信件和学校作业本上画满花和心的符号，还常常有XXX——吻你，吻你，吻你——然后再签上名字，而她这次只草草地写了个M，平时她的签名要么全部是小写的花哨的“mallory”，要么就是小写的充满自嘲的“mall”。
里斯回到自己的房间，米勒先生关上房门，关掉圣诞树上的彩灯，10点前就上床睡觉了。
第二天一早，比尔·米勒就进了他女儿的房间——他说是4:30——因为他计划开车去斯廷博特温泉，而且里斯坚持要在索道开动前排上队，因为这样，他就能在新鲜干净的雪地上试试新滑雪板了。但马洛里不在房间里。从今年夏天她开始在外面扩大交际圈起，她就常常很晚睡觉，而且不叠被子，所以根本无法判断她是否上床睡过觉。
她为滑雪准备的衣服叠得整整齐齐，放到包里，搁在了地上。
米勒先生的第一反应是他女儿在前一天晚上溜出去了——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然后由于某些原因，天亮前没能赶回来。他猜她可能是在某个姐妹家睡着了，他正想打给她的好姐妹卡拉时，里斯发现有血迹从她卧室一直滴到浴室。
比尔·米勒找卡拉的电话号码时，里斯打911报了警。
据她的两个好朋友，卡拉和塔米所说——她们因为要对着摄像机被采访开心得不得了——马洛里有个泪滴状的背包不见了，这个包常被用来当作手提包，而不是书包。还有她的手机、钱包和记事本也统统不见了。这本记事本很重要，因为马洛里把什么都往上记。上面很可能记有她朋友的电话号码、周末安排，还有她最近的心情故事。这两个女孩子还告诉警方说马洛里有写日记的习惯——她们看过一些，但最近没有看——警察没能找到日记本。
找不到记事本和日记本，就意味着失去了有关马洛里生活状况的最有价值的资料。手机也很关键，因为里面存储着马洛里认为重要的电话号码。
街对面的邻居克兰德尔一家报告说在圣诞夜还没下雪时，他们看到有人在米勒家门口的人行道上“溜达”。他穿得厚厚实实，一直在这条街上走来走去。他们知道的也就这些了。
表面上看来，这仅仅是桩青少年出逃案，媒体对此案进行了大规模报道。而其中也有新奇又有趣的杂闻：不少全国知名的主持人都迫切希望能对米勒先生进行一次专访，但他统统拒绝了。比尔曾在一个慈善长跑的组委会中认识了当地一位名叫斯蒂法妮·里格斯的电视记者。比尔只接受了她的两次简短的录像采访，偶尔也会有人拍到他独自站在门前院子里的镜头。每次他都表示自己很爱女儿，并且恳求她回家，至少打个电话回去。
他又说，如果有人抓了她，请把她放了，拜托。
他没有每次都想上报纸电视，这点让我很钦佩。
我觉得他的语气就像很肯定女儿是自己跑掉的一样。
主要负责此案的两个侦探都已上了年纪，萨姆对这两人印象不错。但我一个都不认识。另外还有几支小分队帮忙。
贾里斯·斯洛克姆和达雷尔·奥尔森负责向附近邻居询问情况，查找线索。
另两个侦探负责弄清案发过程中具体的事件及时间。他们是萨姆·珀迪和他的搭档露西·坦纳。
9
我们一家三口去滑雪的那几天，由黛安娜帮忙打点诊所事务。
我从邻居阿德里安娜那儿领回我们的狗，把滑雪工具从车上拿下来放好，然后连忙打了个电话给黛安娜，告诉她我们回家了，我也要开始工作了。“我们已经下山了。没你的事了。有谁打过电话来吗？”我问。
“没有电话。你的病人表现都很正常。玩得怎么样？”她敷衍地问。
“好极了——雪积得很厚，天气很好。就是时间过得太快了。你跟拉乌尔圣诞节过得不错吧？”
“不错，你现在有空吗？”
“有空。”我说。我察觉出有些不对劲。黛安娜的口气有些严肃。几乎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我猜我们又要提到汉娜以及为什么有人要谋杀她的事了。
“我想向你咨询些事。”她说。
“像临床诊疗那样？”
“对。”
“好啊。”
“我不是开玩笑的。这次咨询不是闹着玩的，要认真对待，艾伦。我今天对你说的话你可不能告诉任何人。”
我当时正站在厨房里，看来得找个凳子坐下了。因为黛安娜的口吻听起来是要坐下好好谈一谈。
“当然。”
天哪，我想。会谈些什么呢？
“这次咨询的内容就是有关一次咨询。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这样。”
“我准备好了，黛安娜。”
“你知不知道过去汉娜常常跟我谈起她碰到的病例？她吃不准时就会拿来问我。”
“这点我不吃惊。你很出色嘛。”
“我有经验，但这不是关键。她出事前几天曾在下班后叫我一起去喝酒。当然这没什么，我们每个月都会出去喝一次。”
“很好啊。”
“她想跟我讨论一个病例——是前一个星期五她看的一个孩子。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个孩子的名字。现在也不确定。”
黛安娜讲的事并不罕见。心理诊疗师们经常相互咨询，而且不透露病人的姓名。
“然后呢？”
“奇怪的是——也就是汉娜想问我的——这
孩子是自己来的。她父母并没有事先预约。这孩子自己来到她的办公室，在候诊室里等着，想要咨询。”
“没有预约？”我问。据我所知，博尔德的心理诊疗师都是需要预约的。
“没有。”
黛安娜不为青少年做心理诊疗。我倒是偶然会做做。我说：“一般都是父母来联系，然后先来谈一会儿。那个孩子一个人来，这本来应该引起注意。”
黛安娜清了清嗓子，她不喜欢我老说些废话打断她。她说：“这我知道。”她的口气不只是责备我故作谦虚，她其实还想说，就算没吃过肥鹅肝，还能不知道鹅长什么样吗？
我努力回忆科罗拉多有关心理健康方面的法案，我记得不需要父母事先同意，独自接受诊疗的最低年龄为十五岁，但我不肯定，得查一下。
“这孩子多大？”
黛安娜回答说：“十四五岁——我不肯定。但我能保证汉娜说的是‘青少年’，只是……”
我突然猜出了接下去要谈什么。但我不喜欢这个谈话的方向。相当讨厌。我感到黛安娜在暗示汉娜·格兰特曾给马洛里·米
勒进行过心理诊疗，之后不到一星期，汉娜就死了，再过一星期，马洛里就失踪了。我说：“你该不会觉得汉娜的那个神秘病人就是马洛里·米勒吧。”
“可现在看来正是这样。”
其他许多疑点开始像伞兵一样空降到我的头脑中。为什么马洛里不跟她父亲说一声就寻求诊疗呢？为什么她要找汉娜？汉娜有没有为她做第二次诊疗呢？汉娜做出诊断没有？马洛里有什么烦恼的事呢？马洛里想自己跑掉，汉娜有没有说过什么呢？
最主要的问题在于：我能不能不要再听到关于这件案子的任何消息了？
但是黛安娜似乎非得把我拉到这件案子里，我没料到她会接二连三地问我问题。“我不能跟别人说这事，对吧？汉娜跟我讨论的就是这个。我建议她静观其变，看看这孩子接下来会怎么样。现在，我想问问你，我这么做对不对。”
我想了想她描述的特殊情况。正当我沉思时，黛安娜打破了沉默：“方圆一千英里，你是最疯狂的诊疗师。如果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做，那没人会知道了。”
我没理会她的话，并不介意它是褒是贬。我说：“你应该不能再对别人提起这事，但最终还得看这个小女孩对汉娜说了些什么，还有她到底几岁。为了遵守法律，我觉得你现在应该把自己当成汉娜——你跟汉娜一样从看到那个小女孩起就有责任为她保密。你是不是在考虑要不要告诉警方？是吗？”
“是的，我还在想是否还要去看看马洛里的父亲。我想他有兴趣——”
“也许你不能告诉他。除非出现虐待儿童的情况，否则你不能告诉他人。即便现在你可以肯定这孩子就是马洛里——看来你也不能肯定——我觉得你不能向别人提起这孩子来过诊所的事。”
我以为她会跟我争执。但她没有。她问：“你想知道她说什么了吗？为什么会去诊所吗？”
“要我给你出主意，也许我必须先了解些情况。”我是这么说的，“但我并不想知道。”
黛安娜停顿了一会儿，然后说，“我知道的也不多。这个小女孩在节假日会感到很沮丧。她想妈妈。”
10
虽然你在博尔德能看到来自世界各地形形色色的人，但它毕竟只是个小城市。在这样一个小城里，每个人似乎都会认识那个某某人，这个某某人又认识某某人，而那个某某人与失踪的小女孩多少有点干系。那年圣诞与元旦之间的一周里有不少无聊的谈话节目，太多了，而谈论的都是那些关系的疏离度。
我的朋友兼邻居阿德里安娜是博尔德的一名泌尿科医生。她很确定地说过这出戏里的一个主要演员——一个与米勒一家，或者与执法小队中某个稍有名气的人物有干系的人——是她的病人。我在骑自行车时认识了两个朋友，他们的女儿跟那个失踪的小女孩是同一个俱乐部的——U15俱乐部足球队。劳伦法律助理的儿子跟小女孩也是同龄，而儿子最好的朋友以前常去失踪小女孩的家里除草。
诸如此类。
就像我刚听说马洛里的父亲名叫比尔时所怀疑的那样，我也同米勒一家搭上了边。我会跟他们搭上边纯粹是因为时间。几年前——我
得查查记录才能确切说出是多少年，但我估计是八九年，甚至是十年十一年——
我曾为马洛里的父母做过心理咨询，仅那一次。隔了那么久，我竟然还记得那么清楚，也许是因为当时我的诊断结果实在令人沮丧。
米勒先生是硬把他妻子拖进来的。他们一进来做自我介绍时，我就看出来米勒太太很不情愿进我的办公室。她的样子就好像一个孩子为了躲避看一次牙医，宁可发誓再也不吃糖一样。她就差没使劲跺脚了。
我诊疗方面的直觉也因为她的外表而变得更敏感了。任何一个长期与重度精神病患者打交道的专业人士都能察觉出她的脸色有些憔悴。她的发型、化妆、穿着——每样都有那么一点点不同寻常。我为他们做咨询时正值9月宜人的初秋时节，米勒太太穿着一套羊毛套装，提着一只草编包，拖着一双已经磨损了的平跟鞋。她戴着一副又大又亮的贾姬式太阳镜贾姬即杰奎琳，肯尼迪总统夫人，当年曾委托一位眼镜设计师帮她设计了一款大尺寸的胶框墨镜，从上世纪60年代至今仍十分流行。。单看每个部分，都很不错。至少过得去。但在一个舒适的秋日把这些凑到一块儿，如此装扮也许只有米勒太太自己才能完全明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