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米勒先生，他面临的巨大挑战显然是惟恐避之不及的。看上去，他至少暂时说服了自己，要用传统的“心贴心”交谈诊疗法把妻子拖回本就属于她的笔直而狭窄的道路，任由她在旷野中央漫无目的地游荡也不是个办法。
米勒太太究竟游荡到哪里去了？
在另一个男人的床上？不会。吸毒？酗酒？绝不可能这么一般。
事实是，米勒太太参加过很多婚宴。一个月两三次是家常便饭，有时结婚的人一多，她去得还要频繁。“一个月十次，”米勒先生打电话给我预约第一次诊疗时，他这么说道。“这是最高纪录。就是7月份的事。事实上，如果可以的话，她会一周去十次。”
她每次参加婚宴都会穿得相当端庄典雅。她买来用在婚宴上穿的衣服有几十套，还有各式各样的帽子，春天戴的，夏天戴的，一应俱全——米勒先生称其为帽子，但米勒太太则称其为“我的礼帽”。她为每对新人买礼物，她的很多衣服和准备的礼物都是通过有线电视的家庭购物频道购买的。她从不注册——“哪儿用得着别人告诉我买什么东西？我的天。”她在诊疗时大叫——她似乎常挑一些陶瓷小塑像作为礼物，往往是小狗、小猫之类的，偶尔也会是天使或小孩。
结婚送礼往往价格不菲。“这是她惟一的缺点，”米勒先生为妻子的大方辩护道，这点值得赞赏。在一个结婚高峰月，每对新人都收到了——她是看了一小时的在QVC电视台“买这个没错”清仓大甩卖广告节目后买的——一台闪闪发亮的铬合金家用煮咖啡机，是意大利产的活塞式的，很漂亮。这些煮咖啡机差不多花了她两千美金。
那些负责米勒家所在地区业务的美国联合包裹服务公司的小伙子和联邦快递的小姐跟他们一家子都已经混熟了。
除了多次参加婚礼和越来越多的花销，还有什么问题？问题在于米勒太太在婚礼上一向都是不速之客。一向都是。可她还是坚持认为自己每次都是贵宾，如果有人问起，她则会编出一通详尽却荒谬的理由来。
她常常是在婚礼开始的前一刻才上气不接下气地赶到教堂，然后侧身挤到前排观看仪式进行，她常常坐在第二或第三排，就在新人的亲属后面，而且常常是坐在新娘的一侧，靠近中间的过道那里，接着她会向其他客人招手微笑，好像跟他们很熟似的。
在新人宣誓时，她总会落泪。
好几次婚礼结束后，她会和新娘的家人一起走出教堂，然后一起乘轿车去参加婚宴。
心理诊疗师总会问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是这个男人／女人今天到我办公室来寻求帮助？为什么不是上周，上个月，或者下星期，下个月？这种问题的答案就是我们总爱说的“突发事件”。
对于米勒夫妇来说，寻求心理咨询这一突发事件十分明了。上星期米勒太太参加一个婚礼时，由于新郎脾气暴躁，新娘又不愿和解，于是她被警察硬生生地从博尔德拉多酒店的婚宴上赶走。她突然被赶走是因为她很有礼貌地打断了新人跳舞，又坚持要和新郎跳一曲华尔兹。
“对不起？我想你忘了和我跳舞了，”她拍拍新郎的肩膀，苦笑着说。“你不会介意吧？”她对着一脸茫然的新娘又说了一句。然后，米勒太太就举起双臂，等待着裙摆拂地而起。
而新郎恰恰是博尔德的一名代理治安官。婚宴上一半的客人都是博尔德的治安人员。没人认出穿着黄色丝绸裙的米勒太太。最重要的是，连新娘——她对自己婚礼的每一个程序烂熟于心，就好像一个大厨对自己厨房里的东西了如指掌一样——都没能认出这位身着黄色丝绸裙的米勒太太。
那天晚上，在市里另一头的警察局里，米勒先生把米勒太太保释了出来，警察强烈要求米勒太太接受心理健康诊疗。
所以他们就来我这儿了。
我的诊断？
就米勒夫妇所说的来看，米勒太太是逐步患上精神分裂症的。基于他们的描述，我估计她第一次出现精神分裂症状大约是在二十三岁左右——她二十二岁时结了婚——生下女儿后不久，症状就越来越明显，人也越来越偏执。那时她二十四岁。两年后，她又生下一个儿子，症状更明显了。我怀疑这期间的几年，她家人一直都忽视了她许多古怪又独来独往的行为，——她不参加婚宴时也是独来独往的——他
们刻意把她的很多行为都合理化了。她身边的人往往对她的精神病视而不见，断然否决。
患精神病的是米勒太太，而串通起来、假装此事不存在的则是全家。她的丈夫比尔是个大好人。他们在我这儿待了五分钟，我就发现他是妻子忠实的拉拉队队长以及忠实的拥护者。“只要我能帮上忙的，我都会做，”他说。“无论什么事。”
我有件苦差事，就是建议米勒夫妇在谈论他们的婚姻生活以前，米勒太太也许应当先接受个人心理诊疗，帮助她解决区分现实及幻觉上的困难。
“有那么糟糕吗？真的吗？”我问米勒先生对他们的婚姻生活感觉如何时，他表现出一种自卫，为自己，也为另一半。“我很爱雷切尔。在那么一大堆事中，这只是个小问题，不是吗？我是说，我们讲的是婚礼，不是癌症之类的大事。很多时候，她似乎一切正常。”
我曾在一个成人急性精神病院的住院部里实习，当时，有个病人令我的挫败感上升到了极点。那是个魁梧的萨摩亚男人，精神分裂使他的语言能力极度降低，只能不断发出“吼吼”的男中音，有时只发出一声，有时则不断重复。除了严重的精神病以及硕大的个头以外——他至少比我重两百磅——他还算性格温和、乐于合作。我们一星期进行数次简短的一对一“心理诊疗”。每次不超过五分钟。他总是听我说话——有时我怀疑他根本听不懂我话里的意思——然后在空中挥动他厚实的手掌，发出“吼吼”的声音，有时他会打断我的话，有时则礼貌地等我把话说完。
偶尔他还会面带微笑，或者瞪大迷茫的双眼。但大多数时候，他总是面无表情。
我的萨摩亚病人已经用了大量的氟派啶醇一种镇定剂，尤其用来治疗包括精神分裂症在内的精神紊乱。，这剂量足以使一头大象镇定下来。诚然我还缺乏经验，但对他奇怪的精神病我已竭尽全力，却只是白费力气。
我的指导老师对这个情况很了解，我坦白地对他说我觉得自己对这个病人无能为力。然后他说的两句话让我终生难忘。首先，他说有些人处于疯狂状态比处于正常状态更好，甚至比我还要好。那个萨摩亚人就属这一类。
然后，他又说从心理诊疗的角度来讲，有些病人得的是癌症。当然，他用了比喻，但当我的临床医术难以医治病人的疾病时，我常常会想起这句话。
那天比尔·米勒带着妻子走进我办公室进行咨询时，我就想与他分享这两句智慧的结晶。他的希望太不切实际了。他把妻子从旷野拉回正常道路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他不愿相信妻子患了精神癌症。我觉得事情可能真是这样，但我也不愿意相信。这是因为他的希望蕴含了无比强大的力量。
虽然我极力想帮助米勒先生，不让他的愿望破灭，但那天，我最终的诊断以及病人需要多加照料的口头处方抽空了房间里所有的氧气。
包括最后一个氧分子。
与躁狂抑郁精神病一种精神上的狂乱，其特点为愉快情绪与抑郁情绪交替出现。不同，精神分裂症是思维或感知的混乱，而前者则是情绪上的混乱。分裂性精神思维会导致一系列认知上的混乱。幻觉、错觉还有妄想都是最为常见的。我们中的大多数都认为，在一个精神分裂患者的世界里，逻辑思维体系会开始瓦解，认知脱离了一般限制，开始受外界的干扰。这就导致了其他人眼中的反常、偏题、反复或者是奇怪的参考内容。
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我的萨摩亚病人所发出的莫名其妙的“吼吼”声。但是错误用药对精神分裂病患者的大脑所造成的伤害是长期的。有时，后果甚至是悲剧性的。
在对米勒太太进行简短的诊断过程中，我发现最大的问题在于她的错觉相当严重——尤
其是她非理性地坚持认为自己是被特邀参加这些婚礼的。虽然她不肯告诉我她受邀的详细内容，但是我在做诊断时，还是把重点放在了这上面。
米勒先生看到我的处方松了口气。对他来说，这就像是在房间里注入了氦气，可以产生足够的浮力，托起他的希望之舟。但是米勒太太对此不满，她和我们争论，还谈条件。她解释说自己参加婚宴是受某种力量所迫，如果把她的这种想法比作火车的话，我真有些跟不上。但事实上，她的想法更接近于不到十岁的孩子开的碰碰车，而不是火车。
五分钟里，她一直在默默流泪，但最终她还是接受了我的建议和她丈夫的鼓励。她丈夫自始至终十分温柔，并且不断保证不管怎样都会陪在她身边，当然我向她保证要解决她的思维紊乱，我的办法是最好的。我确信她完全是出于这些原因才接受的。
当她明白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时，眼中流露出的恐惧是我长期以来在办公室里见过的最令人痛心的。她把头靠在丈夫的肩上，眼中噙满泪水，“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
他说：“有我在，有我在，有我在。”
诊疗的时间太长了，我都没想到事情会进展得这么顺利，米勒太太当时愿意接受似乎就意味着前方的路将变得平坦无阻。
“不能再参加婚礼了吗？”她刚连说了八个“好吧”，她丈夫又连说了三个“有我在”，才不一会儿，她就又疑惑地问我。“哦，威利威廉的昵称。，这是不是说以后都不能再参加婚礼了？”
比尔——威利——看着我，等我回答。
我说：“是的，恐怕是这样。”
我从头到脚都感受到了她的失望，她悲叹道：“他们会做什么呢？噢，他们会做什么呢？”
我从她眼中看到的不是关切，而是恐惧。她说的不是“我该做什么呢？”而是“他们会做什么呢？”她担心的是“他们”。
当然，我想知道“他们”是谁。是她还没出席过他们婚礼的新娘新郎？还是——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更大——那些在她耳边嘀咕或者大声乞求她去参加婚礼的邪恶的声音。
我不知道。我估计她也不会告诉我。至少那天不会。
当米勒夫妇坐在我办公室里时，我就自认不是市里最适合为米勒太太做个人诊疗的心理医生，我的设备不够好。我把我的基本判断跟他们解释了一下，并且在征得他们的同意后给玛丽·布莱克打了电话——就是在汉娜死前跟她一起办公的那个精神病医生——问
她能否接手这桩紧急病例。
我为米勒太太选一位精神病医生是因为我知道米勒太太的初期诊疗以及之后的长期护理都会涉及到对安定类药物的搭配和处理，而在科罗拉多，这类药物的供应仅限于医学领域。我选玛丽·布莱克做米勒太太的精神病医生不仅因为玛丽为人不错，还因为她来这儿时间不长，渴望接触新病人。我觉得让米勒太太等上几星期再接受诊疗不好。
玛丽欣然同意下午晚些时候就为米勒太太做诊疗。米勒先生开车把妻子直接送到了玛丽的办公室，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同时见过米勒夫妇了。
几个月后，我和玛丽一同去我们的一个朋友家参加夏日派对，玛丽·布莱克对我说——“你
还记得你介绍给我的那个女人吗？那个总是参加婚礼的女人？”——她的意思是对米勒太太的诊疗已经变成了杂乱无章的胡乱对付，传统药物的失败尝试，新型非典型抗精神病化合物的使用以及反反复复的短期、稳定、紧急入院诊疗的大杂烩。
市里的婚礼筹划者、牧师、神职人员、拉比们都听说了米勒太太的事。市里几乎每场婚宴的引座员都有她一张10×8大小的，参加婚礼时的照片，六个月后，她的心理健康诊疗毫无起色，而且几乎每星期六她都会被某一座教堂拒之门外。
这正是我担心的后果。
玛丽跟我讲完米勒太太的事之后，又告诉我另一件事。她说：“我觉得我丈夫不会像她丈夫对她那样支持我。那叫鼓舞，真正的鼓舞，他为她做了那么多……”
玛丽的眼神还告诉我一件事：她知道我心里明白，我欠她一个好丈夫。
比尔·米勒一年多后回来看我。当时刚过完圣诞节，正是1月份，博尔德的金发小公主恰好就在那个可怕的圣诞节被发现死在家里的地下室里。我与比尔只聊了一会儿，大概十五分钟。他来是想感谢我对雷切尔的帮助。我对他说，事实上我觉得自己什么忙都没帮上。
虽然他也知道玛丽·布莱克对她的诊疗并没什么效果——他解释说这是因为他和雷切尔分开了一段时间的缘故——但是我没问的细节他也没提及。我们聊了聊小女孩在圣诞夜被谋杀的事，他还提到这事对他孩子影响很大，然后他问我有没有注意到《照相机日报》上的一则报道，讲的是圣诞节前几天，一名整牙医生在切托卡被车撞死的事。我说我看了这篇报道。他告诉我他目击了这起车祸，我猜他可能正是为了这事才回来找我的。
但是当我正等他具体说说这桩事时，他却接着讲别的事了。他说他和孩子们过得还行，还特别提到说工作进展得很顺利——他刚被提升到渴望已久的职位——他似乎想强调，虽然妻子有病，他们的婚姻也出现了问题，但是他的家庭生活并没有完全崩溃。
虽然我现在记不清了，不过即使当时在谈话结束前，我的确主动要提供一些普通帮助，我也不会感到很吃惊。我说的应该是“如果我能帮上什么忙，尽管找我”。
他好像说的是“谢谢”，就这么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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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小女孩在节假日感到不安？她想妈妈了？她跟汉娜就讲了这些？没别的了？”我对黛安娜说。
“不，不，还有，”黛安娜说。“拜托，我现在全凭记忆。当时这事也没什么特别，我没做任何记录。整个咨询过程大概也只有五分钟。天哪，我应该做些记录的，真的应该。”
“你还记得什么吗？”
“小女孩和汉娜说她妈妈有严重的精神病，几年前离开了博尔德。小女孩没什么机会跟她联系，很想她。汉娜猜测她妈妈患的是躁狂抑郁精神病或是精神分裂症，但她所掌握的资料并不多。她担心小女孩也会出现同样的症状。”
我想告诉黛安娜其实我已经知道了。我想告诉她米勒太太参加了那么多的婚礼，她的漂亮帽子，那些在家庭购物网上购买的礼物，错觉，还有耳边的那些声音。我想告诉她我觉得米勒太太得的是精神分裂症，不是躁狂抑郁精神病。
但是我说：“黛安娜，你不能对别人提起此事。除非你有理由认为她家有，或可能有，虐待儿童的情况，你才能透露她到汉娜那儿做心理诊疗的事，否则，还是什么都不要讲。”
“但她不满十五岁，未经父母允许是不能接受心理诊疗的呀。”
“你肯定吗？”我问。
“对。”
黛安娜经常对看似错误的事坚定不移，但我觉得这次黛安娜是对的。“即便这样，我不知道她作为病人的特权是否会被剥夺。”
“但有可能会。”
“你连这个小女孩到底是不是马洛里都还不能肯定。你要想确定她的身份就会侵犯病人的权利。天知道这事会不会惹上律师，如果惹上律师，那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不管怎样，现在就是不能侵犯病人的权利。如果明天他们起诉你，那么直到明年山杨树开花，你都没法答辩了。你应该比我更了解律师。”
“你什么意思？你娶了一个人，而我，”她顿了顿，有意强调，“我嫁了个地中海海神。”
我不想跟她兜圈子。
“如果她死了怎么办？”黛安娜问。
妈的。“黛安娜，你知道她——”
“不，不，我不知道，不知道。但如果她死了，如果她真的死了，我想我是否可以——”
“不，你不可以——即便死了也得保密。如果她父母问起，你不想说也得说。因为他俩很可能有权处理她的财产，包括病历，但是——”
“为什么他们会问起？如果他们并不知道她接受过诊疗，又怎么会问？”
“没错。”
在与劳伦结婚前，我跟黛安娜就已经搭档共事了。我们了解彼此的想法。但这次谈话我们像打乒乓般推来推去，着实令我感到尴尬，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都掌握一些资料，可都不知该如何处理，既不想一人独占，但又不知道能否告诉对方。
“小女孩还对汉娜说——”
“等一下，我想跟你当面谈谈。我今天傍晚有个病人要看。我要进城的。你有空吗？”
她叹了口气。“我刚想去商场买些圣诞后的打折商品。如果不早点去，东西就被别人挑光了。”
到珀尔商业大街买圣诞节后的打折商品？那我宁可静静地坐在椅子上欣赏一组小夜曲。
“跟拉乌尔一起去？”那是我的主观愿望。派对越糟糕，我就越希望拉乌尔陪着她去。圣诞后去购物听上去就是一场糟糕的派对。
“去买东西？跟我？你没开玩笑吧？他才不会跟我去买东西呢。”
这可不是件美差；拉乌尔是个聪明人。我忍住没有叹气。“好吧，那你会去什么地方？我到那儿接你。”
我跟黛安娜一起办公的那栋不大的办公楼非常普通——就好像街边匆匆走过的路人，而绝不是油画中雍容华贵的贵妇人，它坐落在沃尔纳特的西端，是一栋二十世纪初期的维多利亚式建筑，离珀尔商业大街只有几个街区。圣诞节与新年之间是清仓甩卖、疯狂抢购的时节，这种时候，想在博尔德市中心找到停车位的可能性就好像被一头大白鲨吃了一样微乎其微，所以黛安娜想把她的绅宝车停到我们办公楼后面，然后再去市中心西侧的第九大街和珀尔大街淘便宜货。我有个病人要看，也得把车停在办公楼那儿，所以我提议3点在佩泊康购物中心门口碰头。
商业大街人字形砖砌人行道旁照不到阳光的地方还能见到脏兮兮的雪，这还是圣诞夜刮暴风雪时留下的，虽然是冬天，但出了太阳倒是挺暖和的。我坐在街边，享受着下午没病人时短暂的闲暇时光。大约3:10左右，黛安娜拎着两大袋东西，慢悠悠地向我走来。我上前给她一个拥抱，亲了亲她的脸颊，然后她要我帮她提一袋东西。在许多方面——大多数，并不是全部——我和黛安娜看起来像老夫老妻。
我们并肩走着，太阳在我们身后慢慢落下。我帮她提的那袋东西重得很，估计她把能买的全买下了——不论是石头还是金砖。
“你知道，这不关我的事，”她说。“就像一贯发生在你身上的那些事。神秘小女孩和汉娜的事，谋杀、绑架、警察、罪犯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我似乎是被卷进去了，但你才是处理这些事的专业户，与我无关。”
我想争论说汉娜是否被谋杀还有待调查，马洛里的失踪更可能是她自己跑了，而并不是绑架。但黛安娜的总体论调是没错的。我似乎注定会碰上一连串的倒霉事。
“如果你是这么想的，那对我来说，这些事也是甩都甩不掉的，黛安娜。”
她沉默了一会儿。也许她没听清，没完全相信，也许她把我的话当作一种出于同情、令人不快的敷衍而不予理会。
最终，她回答道：“可以肯定的是，你无法摆脱汉娜的事。我知道，我知道你当时在场。还有，你跟另一件事也有关系，但这仅仅是因为我把你给拖了进去。听着，如果你希望我跟别人而不是跟你说这事，我可以理解。但我真的需要有人帮我出出主意，告诉我接下来该怎么办，对于这种乱七八糟的精神诊疗，我只知道你是很有经验的。”
乱七八糟的精神诊疗？我又想跟她争论，但考虑到就算争论了也没什么用，我说，“事实上，在我们谈话以前，我已经陷到马洛里的案子里去了。”
这回她听进了我的话。她的声音变得警觉了起来。“你说什么？”
我摇摇头，继续往前走。“我也需要向你咨询，我跟你一样，搞不懂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们像步兵一样前行，她渐渐走不动了，突然停了下来。我察觉后便也停下来，转身面向她。越过她的头顶，在西南方弗兰特岭顶峰那儿，太阳的余辉明亮而温和。我脸上感到微微的暖意。
“告诉我。”她说。
这句话有所省略，是心理诊疗的速记术语，表示“继续”或“别停，接着说”或“憋在心里有个屁用，有话就说”。
“我是认真的——现在是正式的咨询——你
不能对别人讲。”
“拜托，”她说。
我希望自己正戴着太阳镜而不是把它放在衣服口袋里，太阳光太强，我不得不眯起眼睛。拜托？“你答应不对别人说了？”
“我在考虑。艾伦，你陷入了最不可思议的事情。我在想，我是不是也要锳这个浑水。”
她在跟我玩游戏。“当然要，”我说。
“对，没错，我这个人不怕罚，好吧，说吧。”她扬了扬下巴，把头歪向一边，好像做好准备接受什么审判似的。我刚要开口，她就改变了主意。“等等，让我猜猜。”她做了个鬼脸，就像是个调皮的学生模仿别人玩深沉，她这样玩了几次后终于说道，“算了，我不玩了。”
“几年前，我为米勒夫妇，也就是马洛里的父母做过心理咨询。就一次，但时间很长，超过两小时。他俩是一同接受诊疗的，我很快发现米勒太太的个人问题……很严重，我把她介绍给玛丽·布莱克继续进行诊疗，同时结合药物诊疗，这以后我就再没见过他们俩。玛丽接手了这个病例。后来米勒先生曾回来感谢我的帮助，但我从没见过他们的孩子，也记不得是否听说过他们的名字。”
黛安娜是个聪明的女人。她立刻做了丰富而合理的联想。“有可能那就是马洛里听说过汉娜的原因吧，对吗？我打赌这个发了疯的母亲在接受心理诊疗时把马洛里留在了候诊室里。你说是吗？要是汉娜看到马洛里一个人待在候诊室里，一定会跟她聊上几句。你知道她是这种人。她们会成为朋友的。特别是见马洛里常常一个人坐在那儿的话，可能性就更大了。一定是这样的。”
“对，”我同意。“有可能。”汉娜待人友好就和她的强迫症一样远近闻名。我很容易就能想像出汉娜在候诊室里，蹲在地上，陪一个或孤单或害怕的小女孩聊天，直到她妈妈做完心理诊疗。
嗨，宝贝儿，你叫什么？
我叫马洛里。
我叫汉娜，你在等妈妈？
“拜托，”黛安娜重复道。
黛安娜又开始朝着商场走去。我跟在她后面。“拜托”是黛安娜新学的一个词。我开始希望这词会像微软设计的大多数东西一样，注定会被淘汰。
我说：“我愿意用我的抵押贷款打赌，她的病情并不稳定，一直处于失衡状态。几年前，雷切尔·米勒毁了玛丽·布莱克为治愈她的病所做的每一项尝试。”
黛安娜显得有些不安，她说，“为什么你要说‘失衡’？几乎每个人都是说‘错乱’。”
“有很多人说‘顾客’，但我说‘病人’，你知道为什么吗？‘病人’一词来自拉丁语，它的意思是指‘遭受不幸的人’，这对我们来说更适合。”
她笑了，语调变得有些嘲讽，“我打赌如果有个新顾客走进你办公室，整天听你分析拉丁语，过不了多久，她就会变成那个‘遭受不幸的人’了。你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其他人说的是‘错乱’？”
“对。”
情况也许并非如此。黛安娜爱在这类事上钻牛角尖，而这种事往往并没有多大实际意义。不管怎样，我很快就想出了应对的答案。“想一下，这个词由两部分组成，失、衡。你不认为这更符合我们每天所做的事吗？”
我用余光察觉到黛安娜对我的回答不屑一顾，就像刚才她对我的取笑一样，取笑我对高中所学的拉丁文只记起了那么一点点。我自我安慰，她对丈夫拉乌尔就政治事件所作的评论同样不当一回事，对我这样也就没什么了。
谢天谢地，她不再钻这个牛角尖了，她说，“可能你不知道，她在拉斯韦加斯。小女孩告诉汉娜说她妈妈在拉斯韦加斯，会定期打电话来。而她爸爸并不知道她们母女间保持的联系也像他们夫妻之间那么频繁。这是引起冲突的原因之一。小女孩不知道该怎么办。”
“拉斯韦加斯？”我问，但与其说这是个问题，还不如说这是个“啊哈”式的感叹。我在想，雷切尔·米勒当然在拉斯韦加斯，她那么爱参加婚礼，除了那儿，她还能去哪儿呢？
“你好像并不吃惊嘛，艾伦。她平时赌博吗？这是不是造成她的病症和心情焦虑不安的部分原因？”
“她不赌博，”我说，我不会上她的当。“她老是去参加婚礼，这就是这对夫妇寻求心理诊疗的原因。雷切尔·米勒参加了许许多多的婚礼。她自认为是所有婚礼上的特邀嘉宾。这就是她假想世界的中心所在。我估计她患上了幻觉症，但她在我们那次诊疗过程中并没有承认听到什么声音。而她的丈夫告诉我说她的确听到些什么。”
“妄想精神分裂症？”
“我曾一度这么认为，但你知道吗，诊断标准改变了很多，我不知道现在该下怎样的结论了。”
“混合思维以及精神紊乱？你是这么想的吗？”黛安娜问。
“差不多，是的。”
我们已经走过了四个街区，走到了商业区的最东面。我们站在路口，等着绿灯亮起好穿过第十五大街走到珀尔大街还有阳光的一侧。我说：“你是要继续往前还是调头？”
“无所谓。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走到丹佛。我只想听你多说点有关马洛里母亲以及那些婚礼的事。”
我花了不少时间向她解释米勒太太对婚礼的错觉，黛安娜也提了很多问题，有些与心理有关，更多的则是关于婚礼的筹备，比如衣服啦、礼物啦。
关于心理和婚礼两方面的问题我其实知之甚少。她接连问了几个问题后，我开始转换话题，“我见到米勒夫妇就那么一次。我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如何听懂她的故事，怎样为他们安排一次和他们走进这间办公室时所期望的截然不同的诊疗上。”
“还有婚宴？”黛安娜问，她对我不了解实情的借口置若罔闻。
我说是的，雷切尔也去参加婚宴。我还把她在博尔德拉多酒店参加婚宴，后来被警察赶走的事也告诉了黛安娜。
黛安娜还有一大堆问题。我说关于婚礼的事我几乎一无所知，黛安娜便责备我，说我为他们做了很长时间的心理诊疗，肯定还有什么不肯透露。
黛安娜终于问完了关于米勒太太以及她出席婚礼的问题，接着轮到我提问了，在她告诉我汉娜曾为一个有可能是马洛里的小女孩做心理诊疗时，我就想问这个问题了。“你觉得马洛里有没有可能自己去拉斯韦加斯找妈妈了呢？就汉娜曾告诉过你的情况来分析，有没有这种可能？会不会现在发生的这一切就是这样？”
“有可能。汉娜强调说这个小女孩很想妈妈。她好像说了好几遍，让人不得不觉得奇怪。汉娜着重提到了这对母女的关系以及父女之间的不和。”
“这也许可以用来解释她为什么会在圣诞节那天肚子疼，”我说。“还有她对节日的不安，对母亲的思念。”
“身心失调？”
“为什么不是呢？如果她已经不安到得自己寻求诊疗，她就绝对有可能因此而出现众多症状。”
走了几步后，她又停下来。那时我们已经一路走到了第十八大街，离停车场差不多已有十个街区远的距离了。我也停下来，转过身，面向西。12月底的黄昏，分水岭和公路上只剩一缕斜阳，商业大街上的行人开始变得稀少。
“她母亲是个什么样的人？艾伦？有没有可能是她把马洛里带走了？”黛安娜问。
“我猜也有可能。什么事都有可能。但是——”
“警方应该已经查过了，对吧？他们应该已经去拉斯韦加斯找到她母亲，并调查孩子是否在那儿，她母亲是否回过博尔德。”
“对，”我说。我还在想博尔德的警察们到了拉斯韦加斯一定会发现这个母亲有多么失常。
黛安娜随意地拍拍我的肩，把另一袋东西递给我，我像个傻子似的接了过来。
我们开始朝着山的方向往回走。西面的天空比东面要亮得多。她说：“准备好了吗？”
不论这个问题具有多大的跳跃性，我都能明白她的意思，毕竟我们是那么多年的朋友了。“当然，那么，这个小女孩还对汉娜说了些什么？”
12
太阳在落基山脉后面渐渐落下去后，天变得越来越冷。微风变成了刺骨的寒风。黛安娜也察觉到了，她的两大包东西都在我这儿，她可以戴着手套再把手插入外套口袋中。
我的手套在车里，手已经冻得跟一块生熏肉差不多颜色了。
“小女孩担心她爸爸‘有可能怎么怎么’或‘已经怎么怎么’。她给汉娜的感觉就是无论这‘怎么怎么’究竟是什么，她都很反感。孩子觉得她得为这事或别的事做点什么。”
“‘有可能怎么怎么’？这是小女孩的原话吗？”
“我记得是这样，当时的咨询不是很正式——我
没有刻意去记住什么。我不知道后面会发生那么多事。”
“‘别的事’是什么意思？”
黛安娜耸了耸肩。“我当初应该问一下的。但我没问。她和朋友之间也有点问题，跟一个男孩也有过些摩擦。”
“男朋友？”
“我猜是的。”
“你当时觉得这是常见的青少年问题吗？”
“当时我是这么觉得。”
“她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
“汉娜也不清楚。”
“她是突然来的？”
“就是这事。我也这么问过汉娜，她觉得小女孩好像有什么急事，但她不肯承认。”
“秘密？”
“不知道。”
“假期？”
“汉娜没强调那个部分。不过我想有这可能。”
“警察应该要了解这些情况，”我说，“博尔德最近两宗最大的……”
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汉娜的死以及马洛里的失踪。黛安娜说了。“案子。你要说的词是‘案子’，‘重案’也行。”
“不管了。两件事之间潜在的联系——重大联系，警方会想知道的。但现在除了你，没人知道。”我说。
“还有你，”她提醒我。
“主要是你。如果你不告诉警方的话，那就太可惜了。”
她向前跳了一步。为什么？谁知道？“我打赌那个笨蛋斯洛克姆想知道。如果他知道我有情况不告诉他，他可能又会把我铐起来，让我蹲监狱。”
我觉得不仅斯洛克姆侦探想知道，黛安娜·索耶②③美国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凯蒂·库里克②、杰拉尔都·里韦拉，还有奥普拉③也都一样，更别提《询问报》、《太阳报》、《星报》等报纸了。
当然还有比尔·米勒。
我觉得黛安娜仍对贾里斯·斯洛克姆侦探怀有敌意，这是她继续哀悼汉娜的方式之一，虽然可以理解，然而那时把这个事实告诉她肯定不妥。跟她相处了那么多年，我学会了对她察言观色。
“拉乌尔要我起诉斯洛克姆。我跟你说过吗？”
“为什么？”
“他不管。他管他叫‘那个小法西斯’。‘我们起诉那个小法西斯吧，宝贝，’他就是这么对我说的。他有时真像个典型的美国人，虽然我这么说，他听到会不高兴。”
我说：“拉乌尔太闲了。他应该开家新公司，或者找些别的什么做做。”黛安娜的丈夫是个著名企业家，他不是在别人刚起步的技术公司里帮忙，就是在忙着筹备资金设备，成立一家自己的新公司。
当我们从第十五大街走回商业大街的人字形砖砌人行道时，黛安娜问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我该怎么办？”
“汉娜留下了什么纸条吗？”
“她在遗嘱里说如果她有什么不测的话，要我帮她处理关闭诊所的具体事务。但我没找到任何有关那次诊疗的字条。什么都没有。”
很少有心理诊疗师足够有远见，会在遗嘱里立下关于死亡的条款，但汉娜做到了。我说：“她知道保尔·温曼的事吧？”
“对，她知道。”保尔是黛安娜的朋友，是个心理学家。几年前，他在布雷肯里奇滑雪时撞在树上送了命。他的猝死让别人很难处理他手头的案子和病历，这件事让博尔德的心理诊疗师们暂时搁下手头的工作，开始考虑如果自己突然死了，手头的案子该怎么办。
“警方有她的工作安排吗？”我问。
“汉娜只写首字母，跟我们一样。他们得把她的工作安排和收费记录或是诊疗文件相对照，才能搞清楚她都看了些什么人。库兹正帮我应付警察，不让他们看到保密的资料。”
“汉娜的记录中还有别的什么重要的吗？”
“没有。帮她关闭诊所，剩下的只要按程序办就行了。我去看过她的几个病人，收了诊疗费，回答了一些有关汉娜的死的问题。我决定接手几个案子。哦，我有没有告诉过你我打算去看一下汉娜出事当天也在场的那个女病人？”
“那个发型很怪的女人？”那位“奇多”女士。“你要帮她做诊疗？”
“对，她问题很多。想到这点，我为她做诊疗应该不会太让你吃惊吧。她变得有点像南希·德鲁南希·德鲁侦探丛书的女主人公。，一个劲地想自己的心理诊疗师究竟怎么了。”
“发生这事后，你去看她不觉得有点怪吗？”
“你不会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吧。”
我无法确定。心理学家是不能为之前已有关系的人做诊疗的。比方说，我不能为格雷斯的学前家庭教师做诊疗。但我不知道如果双方同时出现在某处可能是谋杀现场的地方是否算得上“之前有关系”。以前所有关于职业道德的讨论都没提到过这种情况。
我不想把黛安娜逼疯，所以我不再犹豫，我说，“没有，我觉得其他的没问题。”
“好，不管怎样，我已经把汉娜的其他几个病人介绍给了市里的心理诊疗师。你别难过，我没有无视你的才华——他们都只要女分析师，宝贝儿。但大部分病人都想暂时停止诊疗。最难办的是告诉那些对此事一无所知的人她死了，又是怎么死的。”
“想像得到，”我们又向前走了两步。“你会跟她谈谈吗？”
“跟谁？”
“马洛里。”
“什么意思？”
“有没有可能她会打电话来，而且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噢，我的天。”
“嗯？”
“有可能。我接到过两次很难应付的电话……一个女的……很年轻——我猜是个科罗拉多大学的学生——她要找‘格兰特’医生。我忘了自己当时有没有问她的名字。我告诉她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她挂了，噢，天啊。”
“她是什么时候打来的？”我问。
“上星期，可能是星期一。天啊，我可能就是跟她在说话。”
“你还记得说了什么吗？”
“我当时心里很烦，”黛安娜说，她的声音突然变得很空洞。“我可能没处理好。汉娜的病人问我她是怎么死的，我……”
“透露她有可能是被谋杀的？”
“不仅仅是我，艾伦。每个人——那些报刊——不仅仅是我……”
我拍拍她。“没关系。”
“那孩子真的很难过。我本想提出跟她见个面，但她挂了。”
黛安娜在马洛里失踪前几天可能跟她谈过话，这意味着什么？可能什么都不是，但有可能马洛里搁下电话后就相信她的心理诊疗师被人谋杀了。
“另一次电话呢？你说你接到两次难对付的电话。”
“另一次是一个男人打来的。他想知道病历记录会怎么处理。我回答说会由我来保管，并向他保证我会绝对保密。他也没有告诉我他的名字。他问我如何才能拿到病历记录，我跟他讲了。他不要我帮他介绍别的分析师。他真是……急躁。”
我没有立刻回答。黛安娜接着说：“提到病历，汉娜的律师——那个帮她立遗嘱的人——在
圣诞节前几天曾打电话给我，问汉娜有没有留下记录好准备账单。”
“给她病人的账单？”
“对。”
“真无礼。那个律师是谁？”
“他叫杰里·克兰德尔。我不认识他。他只处理一般事务，通常不接手离婚的案子。”黛安娜的确接过很多有关离婚和拘留的心理案例；她认识市里所有的私人律师。“我也这么告诉他这样太冷漠了。他说他受汉娜委托，有责任帮汉娜追回应收账款，这是她的财产。”
“信托责任归信托责任，我可不想收到我已故的心理诊疗师寄来的账单。”
“他是律师，和我们不一样。先让我说完吧。”黛安娜不等我说好，又接着说，“我告诉他我会查一下，然后再联系他。那段时间你们去滑雪了，我就查了查汉娜的工作日程，与她最近的咨询记录做了对照，然后就把应收账款明细给了他。我做这事时没找到那个孩子的咨询记录，汉娜肯定没收她钱，这是惟一一个没有写在工作日程上的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