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的咨询都做了记录？”
“我找到的都做了记录，汉娜毕竟是汉娜，她一向严谨。”她重重地吐了口气。“艾伦，我该做些什么呢？”
“简单地说，什么都不用做。黛安娜，你根本不确定那个孩子是否就是马洛里。我觉得你该为那个孩子保密，所以，有关那次咨询，你一点风声都不能透露。”
“一定是她。”黛安娜说。
我没理会她。“咨询中有没有发现她家有虐待儿童的情况？”
“没有。”
“好吧，你得保密，对警察也不能说。”
“如果警方查出马洛里被人绑架了呢？如果她父母收到了什么条子，或被人勒索，我还是不能说吗？”
我思考了好一会儿，三个年轻妈妈在人行道上推着婴儿车从我身边经过，这场面就好像高速公路上货运车并驾齐驱，你追我赶一样。
“如果是这样，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按理来说，孩子被绑架的话，事情的性质就等同于虐待儿童，这样的话你就无须为她保密了。如果真的认定孩子是被绑架的，而你又觉得你能够提供有用的信息，那么从道义与法律两方面来说，你都应该把一切告诉警方。”
黛安娜说：“但警方说是她自己跑了。只要这种说法不变，我就不能按她被绑架的情况出牌。”
商业区街道两旁树上挂着的假日彩灯一个街区一个街区地亮了起来，不出几秒钟，我们面前就出现了一长条弯弯曲曲的灯龙。黛安娜和我注视着这一颇为壮观的景象逐渐呈现在我们面前。
“真美，”我说。“遗憾的是你手头空不出来。”
其实她没心情观赏美景，而我是真的没法观赏——天气很冷，又提着两大袋东西，我的手早就麻木了。
“我想这是要告诉我不能把账单寄给马洛里的父亲。”
黛安娜半开玩笑地说，但我察觉出这玩笑中似乎还带点别的什么，可能连她自己都没意识到。“这倒挺有意思的，黛安娜。”
“什么意思？”
“如果你真想让她父亲知道你掌握了什么资料，从道义上讲，把账单寄给他是可以理解的，这样他就有理由踏进心理咨询室了。”
“你为什么觉得我想这么做？”
“我不肯定。但为了方便讨论，就当作你相信因为汉娜给小女孩做咨询从而了解到的情况将有助于找到那个孩子。”
“如果我真的是这么想的呢？”
“如果没有账单，你正好可以利用这个好机会去跟马洛里的父亲谈一谈，但前提是你能确定那个孩子就是马洛里。汉娜有没有提过她为小女孩做咨询后，账单是怎么处理的？”
“没有，从没提过。但我得先假定这孩子并不希望父母知道她咨询的事，对吧？我了解汉娜，我想她一定是免费为孩子做的咨询。”
“你为什么要假定孩子不希望爸爸妈妈知道咨询的事？”
“为什么？因为孩子没预约就过来了，因为她说过她爸爸有可能怎么怎么，而对此她很不高兴。”
我仿佛成了魔鬼的拥护者。“可如果就是他送孩子来就诊的呢？如果他对她离家的原因心知肚明呢？来做心理咨询的孩子中，99%都是有人送来的，而且往往是父母送来的，很少有一个人来的。”
黛安娜对我的话有些不以为然。“如果真是她爸爸送来的，他应该会告诉警方他孩子最近接受过心理诊疗吧，这是弄清孩子为什么会失踪的重要线索。”
“没错。”
“然后警方会找到那个心理诊疗师，弄清孩子究竟有什么问题吧。”
我知道她接下来会说什么。“除非警方知道那个分析师已经死了。”
“如果他们知道那人正是汉娜，他们就会给那个保管咨询记录的人——也就是我——寄传票，向我要这些记录。”
“没错。如果警方知道，他们会这么做的。”
“可是，现在情况不是这样。没有哪个警察问过我关于马洛里的事，当然我也没收到过什么传票。”她越说越多，步子也迈得越来越快，我得小跑才能跟上。“所以我的结论就是马洛里是一个人去找汉娜的，也就是说她不想她爸爸知道这件事。或者说……的确是她爸爸送她去的。但考虑到他事后对此保持沉默，我觉得他并不想警方知道他女儿接受心理咨询。”
我说：“所有情况你都考虑到了。”
“作为心理诊疗师，这两种可能都让我不怎么舒服。但我觉得前面一种的可能性更大些。”
我们走到百老汇大街，站在一个十字路口。红灯，车辆很多，没法穿马路。我把黛安娜的两袋东西放在地上，举起手，让她看我的手指头都直不了了。我说：“你不介意自己把东西提回去吧？我的手都冻僵了。”
她一副不情愿的样子。
虽然我迟了些才明白为什么她丈夫不愿意陪她逛街，但还是明白了。
13
我跟米勒一家还有一层关系，这层关系符合任何人对“搭边”的定义，带有“毫不相干”的特质。那天傍晚，我陪黛安娜买完圣诞节的减价商品，当了回夏尔巴人居住在尼泊尔和我国西藏边界喜马拉雅山南坡的一个部族，常为珠峰探险队作向导、搬运物资。，要不是后来又做了一次心理咨询，我根本不会注意到这层关系。我怎么也想不到这层关系的产生会是因为这个人。
鲍勃·布兰特。
鲍勃来我这儿接受心理诊疗已经有两年了，进展缓慢得很，就跟冰川融化似的，而且是在全球气候变暖以前。但我对此既不吃惊，也不失望。依据诊断，鲍勃的基本性格特质属各种中毒性病症的相互渗透和深度混合。要是他有医疗保险——他没有——根据《心理疾病之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由美国精神病学会制定，是美国心理疾病的诊断标准。，保险公司所要支付的金额位数跟威萨信用卡的最高数额的位数不相上下。
这串数字的前五位会用于诊疗他的人格分裂症。他除了有严重的人格分裂，还长期患有抑郁症和轻微的妄想症。他四十三岁，在科罗拉多大学物理系做了二十年文职工作，没什么前途。
他在世的亲人只剩母亲和哥哥两个。长大后，他一直与母亲保持着联系，然而几年前，他哥哥写信告诉他，母亲要搬到科罗拉多南部离他家不远的一家疗养院居住。鲍勃觉得他哥哥写这封信是让他以后别再管他哥哥与母亲的事了，从那以后，他和他们不再联系。
事实是什么呢？很遗憾，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鲍勃收到这封“诀别”信时心情怎样。他回避了我有关这方面的问题，也拒绝谈论他哥哥的那封信。
鲍勃目前没有朋友，也没有女朋友，我也没什么资料可以从中了解到他过去的朋友或者女朋友的情况。他惟一的社交活动就是偶尔参加当地一家拼字游戏俱乐部的拼字游戏比赛。大多数时候，他都喜欢一个人上网玩游戏。
网络，一个匿名的世界，是精神分裂者的乐园。
人格分裂。
字典上另一个与心理学无关的解释是“不相干事物的共存”。一个东西一半是这样，一半是那样的。但心理学上的那个解释却与韦氏字典里的解释毫不相干。在精神病理学上，还有一个与它意义相似的多音节术语，精神分裂，但两者也不相干。与精神分裂不同，人格分裂不是思维紊乱。
绝对不是，人格分裂指的是关系的紊乱。
人格分裂症患者往往从青少年时期甚至更早就表现出不合群，他们情感冷淡，不在乎受表扬或挨批评，往往缺乏快感——无法感受快乐——情感不丰富。
这些与鲍勃的症状正相符，就像一件特制的西服那样贴身。
鲍勃自称是“呆子、笨蛋、傻驴，所有失败者的同义词，都是我”。他头的形状跟船头差不多。我猜他在两三年级时就开始逐渐秃顶了。人们得仔细琢磨，才能弄清楚他究竟有没有下巴。他的眼睛很小，有时似乎就在眼窝里眨几下。这叫人看着真不舒服。刚开始时，我还真让他先去神经科查了查这两颗会动的小球。
神经科医生对此有专门的解释，他对我说“良性”。但晚上给女儿讲睡前故事时，我已经把那个医学名词抛到脑后了。这正是我的风格。
鲍勃很喜欢车，确切地说是过于迷恋他自己的那辆车。他那辆卡马罗车已经开了三十年，这车的大马达还是他从来自朗蒙特美国科罗拉多州一城市。的一个人那儿买来的。那人把这个马达珍藏得很好，表面的乌木亮丽如新。鲍勃每次提到他的旧大马力车——至少每次咨询提到一次——他都让我觉得这是辆“新车”，每隔一两个月，他都会在我耳边唠叨一次这辆车各部件的型号都匹配，不是随便拼成的。
这些话我听了两年还是摸不着头脑。
鲍勃在第十九大街与派恩大街附近租了带有独立车库的房子里的两间，住在车库楼上。他称房东为“老头、老太”，而且从没同他们讲过话。虽然两家的住处相隔不到五十英尺，他每月的房租支票都是寄过去的。
他步行去学校上班，卡马罗车只是偶尔用来去市里兜兜风，或是在周末晚上去希尔等学生常去的地方。有一次，他竟然意识到自己这么做是为了什么，他承认说自己开着宝贝车，在宜人的傍晚去市里转悠是想让周围的人看看他的车多酷，他说他知道其实无论是车还是他自己都极少引起周围人的兴趣，顶多只是被那些学生们嘲笑一番罢了。
鲍勃生来胸口那儿就有一块牛眼大小的胎记，他也习惯了别人的指指点点，对此他似乎已经有了免疫力。老实说，学生们的嘲笑并没有让他怎么难过，让他难过的是他们没有发现他的车很酷。
对鲍勃来说，这是很让他受不了的。
从去年起，他开始常常光顾博尔德的俱乐部和酒吧，每个月都要去好几次。虽然常常去酒吧逐店豪饮，但他每次都喝得不多——他
二十出头时有阵子酒喝得太厉害了，还发誓要戒酒。他也买不起夜总会里的那种酒，而且他也不愿在那些俊男靓女的光芒下走来走去。有一次，我直截了当地问他，“说吧，鲍勃，你究竟为什么要去？”——他终于不得不坦白说他去夜总会是为了“看看那些人”。
我猜他指的是那些女孩子，但他不肯承认。所以我又想到了另一面，鲍勃也有可能是在看男孩子。他从来不当着我的面承认他对任何一类人有暧昧的感觉或是性冲动。
他对自己爱去酒吧的原因就说了这些，他是去“看看那些人”。我不由纳闷：如果这种“看看”不是出于一时的性欲，莫非是窥淫癖？还是出于人类学研究？还是某个神秘的社会学实验？我猜了两年还没弄明白，每个星期二晚上，我做完他的咨询开车回家时，脑子里还在琢磨着他狭隘的生活圈和这样一个事实：他有那么多事我都不知道，真烦人。
我猜那些把鲍勃迷得神魂颠倒的俊男靓女大口喝下特制的鸡尾酒后抬起头，发现鲍勃正对着他们眨巴双眼，一定会跟我一样感到心烦。
我甚至有点怀疑如果鲍勃发现他的猎物已经有所察觉，他就会移开目光，我这么说是因为两年来，在咨询的时候，他和我的眼神交流从来没有超过一秒钟。
据我所知，除了与大学物理系的女上司不可避免的接触外——就是她坚持要鲍勃接受心理诊疗的——他来我这儿接受诊疗几乎就是他全部的人际接触了。当然上网不能包括在内。虽然我估计他更信任我，但我也时刻提醒自己，他对学校上司的信任都是相当有限的，对我的就算多也不会多到哪儿去——在
偶尔的休假期间，他都不肯把他桌上的那盆秋海棠交给她照料。
他对我肯定算不上非常信任，因为他不肯采纳我提出要他接受精神药理诊疗的建议。我提过好几次，但都是轻描淡写。我希望适量的抗抑郁药能让他把悲观的情绪发泄出来，但通过药物改变他那种人格紊乱的可能性似乎很小，我得承认——想通过心理诊疗让他有什么改变的可能性极小。
但这并不是说我会放弃尝试。
鲍勃毕竟还是很信任我的，因为他每星期二下午4:45都会来找我。那是我们关系的根基。两年来，他只缺席过一次，而且四星期前他就已经提前取消了那次诊疗。一星期一次，四十五分钟，我们说好的。鲍勃知道诊疗何时开始，何时结束。但是一百次诊疗后，他对诊疗时会发生些什么只有一个最模糊的概念。
我特地把他的诊疗费调整到原来的一半，这样他就不至于因为没钱而不来就诊了。鲍勃总是在每月最后一次诊疗开始前，不等我把账单给他就把钱付了。他每次都把支票封在同样的信封里，同样的折法，封两次，第一次把信封粘好，第二次再用两条斯科奇牌胶纸封好。
鲍勃的字又圆又小，好在还算清晰。第一次我是用放大镜看他支票上的数字的。我不知道大学信贷协会是怎样看清他的支票的，但无论如何，他们还是看清了。
有时，我们的心理诊疗采用非传统方法。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进行的交流在外人看来更像是社交技能培训，而不是心理诊疗。鲍勃对如何进行人际交流一无所知，跟艾斯伯格综合征与自闭症类似，主要特征为非语言交流障碍，语言交流奇特，社交中的自我倾向，对他人情感的认知化处理没有情感性的共鸣等。患者差不多。有时他是出于好意，但却造成无心伤害。有时他显得非常冷酷，而其实，他只是想自我保护。第一年秋天，我曾花了六次诊疗时间教他如何在学校物理系上班时，对走到他办公桌前说“早上好”或“您好”的学生做出不同的反应。
他过去一直这样回答——“有区别吗？”，对他来说，这个回答再好不过了。
说到在为鲍勃做心理诊疗过程中最令人吃惊的事，那就是随着诊疗次数的增多，我逐渐喜欢上了这个像豪猪一般容易相处的人。用行话来说，就是我对他产生了积极的反移情在弗洛伊德的经典精神分析中，反移情概念是治疗师自己还没有解决的心理情结，在治疗过程中由于某种原因被激活而将这部分内容投射到治疗过程中。。也许正是因为这个，我对他的困境产生了无限的同情。
我发誓要一直留心这事。
14
鲍勃同米勒一家的关系没有表现得很特殊或很有趣。他没有照看过马洛里，也不是米勒太太的高中同学。他跟他们不是朋友关系，也从没在他们的家庭假日聚会上扮演过圣诞老人。其实，鲍勃之所以跟小女孩失踪一案有关，似乎是因为他跟许多其他收看有线电视新闻的观众一样，看了之后心情沉重，而鲍勃似乎更是深陷其中，无法自拔。我担心他再这么下去，就会轮到我因为小女孩的失踪而困扰不已，至少在每星期四十五分钟的咨询时段会这样。
鲍勃因为马洛里的案子而不知所措，我发现这点时，并没有十分激动。他告诉我他已经深陷其中时，我默默恳求：不，请不要这样。从临床诊疗的角度出发，鲍勃已经有太多的困扰。他同时患有那么多病症，没必要再对他说上一大通，让他多一层困扰。从自私一点的角度出发，我已经开始希望——就像大部分博尔德人一样——就让小女孩失踪一案随风而去吧，就当萨姆和他那些志趣相同的同事们说的都是对的，这根本不是什么失踪案。且不谈从黛安娜那儿听来的最新情况，我们希望马洛里·米勒仅仅是个普通少女，因为促使少女离家出走的众多糟糕的原因之一而自己跑掉了。
可我没那么走运，从鲍勃第一次说出她的名字——“那个马洛里，你猜她是跑了还是被绑架了？”——我就意识到我们得花上若干个星期二咨询的时间，就有关她的最新消息及她本人的故事喋喋不休。从他仔细翻阅《询问报》和《星报》开始——不是他买的；他从学生会那儿找了些被扔掉的杂志回来——我就开始被迫听他讲关于马洛里的小道消息，而这些消息从稍稍正规一点的消息渠道是得不到的。
这些我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因为鲍勃曾因科比的事困扰不已，后来又是迈克尔·杰克逊的事，当然还有斯科特·彼得森的事。这回也差不多。
我很不情愿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我发现，无论我怎么努力，我似乎都不能摆脱马洛里·米勒的阴影了。
圣诞节和元旦之间那周的咨询跟以前的几次一样，鲍勃显得心不在焉，我们常常冷场。令我吃惊的是，结束前他提出一个以前从没提过的要求，问我能否在那星期的后几天再见一次面。
我是否看到了“圣杯”《圣经》故事中耶稣受难前与十二门徒一起吃逾越节晚餐即“最后的晚餐”时用的杯子，后来给了亚利马太人约瑟，现在多指渴望得到但又不易得到的东西。——在对一个人格分裂患者诊疗的过程中出现的转机与希望？几乎不可能，但我仍欣然同意在星期四，也就是那一年的倒数第二天再为他做一次咨询。
15
那天晚上，我帮格雷斯洗澡时，电话响了。劳伦接了电话，她讲了几分钟，然后走进浴室，把一条毛巾和无绳电话一起递给了我。“黛安娜找你，”她说，于是，陪格雷斯在浴缸里玩耍时的快乐心情转为了这通电话带来的不确定的愉悦。
还好，并非完全出乎意料。
“嗨，”我边打招呼，边走出浴室，穿过卧室，来到窗前，正对着山。月光下，山上还没融化的雪泛着荧光。
“我在想，”黛安娜说。
“嗯。”
“汉娜的事。”
我一点也不吃惊。从汉娜死后我们已经谈了十几次。我们会再谈十几次，然后也许再谈十几次。我的这个朋友喜欢把喜怒哀乐都大声说出来，她还在想着汉娜的死。
“这种事得花时间，黛安娜。一直如此。你知道，尤其是一年之中的这段时间，节假日更不容易忘掉。”
她叹了口气。“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把一通用来安慰人的话咽了回去，又说，“没事，你接着讲。”
“如果她是因为跟马洛里·米勒见过面才死的，那怎么办？如果她就是因为那时见了这个孩子一面才招致杀身之祸，那怎么办？”
“嗯……我在听。”
“别这样，我讨厌这种口气。你觉得我疯了？难道你没这么想过？”
“实话告诉你，我真没这个想法。”其实我想到过——那么一瞬——但我不能这么承认，否则一不留神，又会惹得黛安娜的多疑症发作了，就好比把一条恶犬放进了一个洞穴，而里面住着一条龙。
“汉娜可能是被谋杀的，对吗？有这个可能吗？”黛安娜声音低哑，感觉像有什么阴谋。我不明白。
“你在家吗？”我问。
“对。”
“你说话怎么那么小声？”
“我也不知道。不过说这种事时总该小声点的，不是吗？”
“没事，我只是有点奇怪。”
“回答我的问题吧。”她还是说得很小声。“汉娜有可能是被谋杀的，对吗？”
“对啊。”验尸官的结论是死因“不明”。这无法说明汉娜是被谋杀的，也无法说明她不是被谋杀的。我们都知道黛安娜对这件事早有猜测。
她把她的推理全盘托出。“斯洛克姆找不出谁有谋杀汉娜的动机，对吧?”
“对。”我可以欣然赞同黛安娜的观点，斯洛克姆没查出作案动机，而且我还知道他也没能查出凶手的作案手段和时机。案件三要素他一个都没查出来。
“那么，如果动机在于马洛里告诉了汉娜某些事，某些需要保密的事，那会怎样呢？”
我想了想。不可能。时间上不可能。汉娜在马洛里失踪前一星期就死了。
“那她会说什么呢？”
“不知道。我认为你能够……猜得到。这是你的专长，我可不行。”
专长？但愿这词跟“拜托”不同。不管怎么样，我不能发挥我的“专长”要让黛安娜失望了。马洛里可能告诉汉娜什么秘密，我真的一无所知。
劳伦在浴室里大叫：“宝贝儿，帮我去看一下炉子，我在煮东西。”
我嗅了嗅，一股诱人的香辣果子酒的味道，我顺着香味进了厨房。冒着热气的苹果酒里掺着根肉桂枝和一些丁香。黛安娜打来电话时，劳伦正在准备晚餐。我把煤气关掉，但就站在附近，这样香气就能扑到我脸上了。
黛安娜等得不耐烦了。“你还在听吗？”她问。
“我在想事情。”其实我脑子里想的是要不要往果子酒里加点威士忌或者朗姆酒。
“想出来了吗？”
我说：“要是汉娜在马洛里失踪后才出事，你这样考虑可能还有点道理，但汉娜是先死的，而且是在马洛里失踪前一个多星期就死了。”
“你肯定觉得我疯了。”
她总算不问问题了。“没有，打电话以前，我也没觉得你疯。”
“有意思。”
“从你跟我讲的这些来看，她们俩应该没讲到什么要紧事，没什么事值得杀汉娜灭口。”
“她提到她爸爸‘可能怎么怎么’。记得吗？”
“但问题在于她的意思可能是她爸爸要她学中提琴，或是转学，或是戴矫齿架。谁知道呢？汉娜没说明白啊。”
“我以为你会知道的更多，艾伦。”
那当然，这是我的专长。我说：“抱歉。”
“你不想管这事，是吗？”她问。
黛安娜这么问并没有责备我的意思。她只是太晚才意识到我不想同任何跟博尔德最新的小女孩走失案有关的事扯上关系。
“我是不想，但我会管。”
“是因为格雷斯吗？”
“我想有一点。”
“还有呢？”
“我正关注这件事。我不想八年前的悲剧重演。这种事太恐怖了，我现在是个父亲了，所以……”我本想承认自己在这件事上并没有竭尽全力，但那样的话，黛安娜肯定不会放过我的。其实我想与马洛里·米勒这件事彻底划清界线。
她口气软了下来。“好好想想吧。也许你能想到什么。至少把这事放在心上，好吗？”
“好吧，”我说。“我会考虑的。”
格雷斯吃得一脸果酱，劳伦裹着法兰绒睡衣，纤细的脚上穿着一双乌格牌羊皮棉拖鞋。我捧着一大杯热气腾腾的果子酒暖手。我们三个坐在客厅里的长沙发上，一起读着关于女孩、鲜花、小狗还有小伙伴的睡前故事。
格雷斯一边听着故事，一边咯咯地笑。
劳伦一天忙下来声音有些沙哑，听上去却平静而舒缓，我抱着格雷斯，比平时抱得更紧了。
格雷斯去睡觉了，劳伦悠闲地沉浸在台球游戏中——要是我们有些桌子、椅子，而不是这张锦标赛规格的台球桌——这间房本该是用作餐厅的。然后我走下楼，到地下室开始做室内山地车运动。我很快热完身，可能太快了点，因为不一会儿我就达到了想要的速度。
我在想，要是一个十四岁的小女孩到我的诊所来要求接受心理咨询，我会怎么办？
马洛里很可能对汉娜说过这事“很重要”或类似的什么话。我想，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每一个心理医生，没有谁会在这种情况下拒绝这个小女孩。为什么呢？因为“很重要”说明这事有可能跟虐待儿童有关。而且一个孩子要报告这类事，那么成人，特别是心理方面的专业人士，就有责任仔细倾听。
我还在想，大约十年前汉娜应该在候诊室里遇到过一个小女孩，现在看着眼前这个站在她办公室里的十几岁的女孩子，她会想起她吗？马洛里的话有没有让她想到些什么呢？
还记得我吗？我是马洛里。
我尽量设身处地地去考虑问题。我会在十年后记起这个孩子吗？或者更进一步，我还会认出这个孩子吗？
我想不会。米勒这个名字没什么特别的。而且孩子长得快，有时才几年，我朋友的孩子就会长得变了个人似的，让你认不出来。阿德里安娜的儿子乔纳斯去年一年就完全变了个样。萨姆的儿子西蒙甚至在几星期内，就从一个小毛孩长成大孩子了。
即便汉娜没有忘记那个小女孩，这段记忆对她也没什么帮助。她不可能知道玛丽·布莱克给雷切尔·米勒做诊疗的事。
可是为什么马洛里提到她父亲时那么含糊其词？
最让我困扰的是：为什么这个孩子会坚持要做心理咨询，却又对她家里的事闪烁其词？
我做了几个有关诊疗的较有把握的假设。
汉娜可能直截了当地问马洛里家里有没有人吸毒特别是酗酒。但她没跟黛安娜提到过这些，显然那就是说，如果她问了这个问题，马洛里的回答令她很满意。
如果马洛里说出她母亲有精神病史，我猜汉娜会直接或间接设计一些测试，看看这个孩子有没有遗传了她母亲的精神病。如果是这样，那马洛里通过测试了吗？
我不知道。可能吧。未知数太多了。
劳伦在台球桌上传来忽重忽轻的撞击声，我听了会儿那声音，又把注意力重新放到自行车上。我提醒自己现在所做的一切只是无端的猜测。
马洛里说过她爸爸“将会怎样怎样”。
那他到底会怎样呢？
这跟马洛里对假期产生忧虑有关吗？
还有，为什么马洛里要选择在那天去找汉娜呢？这个问题问得好。
我连还过得去的答案都想不出，更别说什么妙解了。
16
科罗拉多人最受不了灰蒙蒙的天。
别的天气都可以忍受，惟独灰蒙蒙的天，让人受不了。
科罗拉多位于北美大平原，靠近落基山脉弗兰特岭，属内陆沙漠性气候，每年的六七月份酷热难当。当地人对此却几乎毫无怨言。他们自我安慰说虽然室外的温度高达华氏103度，但毕竟只是干热。
也许你会问他们怎么受得了那十年一次的暴风雪，那气温连续零下的寒冬，还有那凛冽的寒风？其实这些都没什么，谁让这儿是地球上最适合滑雪的地方呢？
也许你还会问，那么每年一二月份从山间刮来的风速高达每小时一百英里的奇努克风此处指冬春两季从落基山脉东坡吹下的干燥的西风或北风。呢？嘿，弓着身子走就行了呗，不就一点儿风吗？
高尔夫球般大小的冰雹呢？夏天的狂风暴雨呢？这是沙漠地带，需要湿气。
要是见不到阳光呢？
如果连着两天都是阴霾的天气，人们就开始抱怨了，每个人都会变得急躁不安。交警不再指挥交通了，人们对狗也变得凶巴巴的。要是第三天还是阴天，甚至——但愿不会这样——第四天天空的颜色还是像水泥似的，那么差不多所有的人，特别是当地的居民，就会问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要遭受这般惩罚。有些人如果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甚至会偷偷看看自己的身份证，心想难道自己是被发配到像西雅图、克利夫兰或是布法罗那些终日不见阳光的地方了。
其实也不能说这儿终日阳光普照，但至少给人的感觉是这样。旅游局的人提供的数据是这样的：一年之中至少三百天是晴天，阳光比圣地亚哥和迈阿密还要充足。我不清楚这是否属实，但有一点我能肯定：在科罗拉多，每天早晨醒来我都有理由相信这天的日照时间会足够长。
只要哪天是阴天，就会让人感觉很不舒服。如果连着两天都是，那和一场小灾难没什么两样了。
要是超过两天，那就得引起警惕了。
那天傍晚，我跟黛安娜在商业区边走边谈米勒一家的秘密，太阳落山了，然后那星期里——那是圣诞节和元旦之间的一星期，也是马洛里失踪后的一星期——后来的几天在气象意义上是寒冷的。星期四，天空阴沉沉的，还飘起了雪花。星期五的天气把人们都给玩弄了一番——云朵移动得很快，太阳的轮廓时隐时现，那温暖的阳光还没来得及触及地面就已消失殆尽，人们别想在地上找到一点点太阳的影子。星期六，雪花断断续续地飘了一整天，寒风从怀俄明一路呼啸而来，傍晚时分下起了鹅毛大雪，篱笆那儿开始有积雪，那些胆敢直面北方的矮墙就像长在了雪里。
这一切看来，就好像太阳从我们这儿消失了——也许是永远消失了。
一大帮记者在博尔德外面扎了营，他们仍在等待，或者说是在期待有谁在博尔德的某个地下室里找到一具被绞死的尸体，但愿不是这样。
马洛里·米勒还是没找到。
我被拖进她失踪的泥潭里，越陷越深。
每个人火气都不小。
每个人，但萨姆·珀迪除外。
萨姆是有理由暴躁的。我们做了那么多年的朋友，他脾气一直很坏。他的经历也算坎坷。他刚刚度完假，这是他重做单身男人后的第一个假期。前不久，他刚庆祝自己成功熬过了心脏病突发后的第一年——他告诉我，心脏那玩意儿换了个方式跳——另外，他总算连续十二个多月没有长出新的胆结石。
他还在学着如何独自照顾他儿子西蒙。
由于马洛里·米勒的事，他现在又不得不加班加点，接手这个节日里最引人注目的案子。这事也不是非他插手不可，肯定不是非他不可，毕竟他只是众多侦探中的一个。
但是萨姆心情不错。与他在明尼苏达艾恩岭曾是明尼苏达州最大的高级铁矿出产区，虽一度没落，但开采及提炼含铁度较低的角岩已成为目前重要产业。的家里所遭受的一切比起来，博尔德阴霾的天气根本算不了什么。说到身体健康？他对此已经看得很透了，感觉自己已经竭尽全力——合理饮食和体育锻炼——好控制病情。婚姻呢？除了些小摩擦，对于离婚这件事，他跟谢丽都很平心静气。他的收入够开销吗？当然不够——萨姆曾直截了当地说：“我住在该死的博尔德，钱怎么会够用呢？”萨姆的儿子西蒙？他是个好孩子。虽然父母的不和使他不得不承受一些痛苦，但是萨姆有信心他能挺过去。
我也这么看。
马洛里·米勒的案子？从一开始，萨姆就认为孩子是自己跑了，他已经把“帐篷”搭在了“别太毛躁，她自己跑了”的“营地”里。但他是个称职的警察，除非上司跟他讲了，否则他打算彻查此案，就好像孩子真的被某个神秘的入侵者绑架了一样。
我了解萨姆的私生活。我知道萨姆工作如此努力不是因为他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而他对待生活积极向上则是因为一个女孩。
其实是一个女人。她叫卡门·雷诺索。她是个警察，侦探，十分出类拔萃，住在加利福尼亚拉克纳海滨警察局附近，她跟萨姆正在恋爱中。他们是一年多以前一起调查一宗连环杀人案时相识的。
这个故事说来话长，和我也有关，我乐意把自己想成是他们的介绍人。
萨姆和西蒙有机票，或者说是航空公司的电子机票，反正他们会飞到约翰·维恩国际机场去和卡门还有她的女儿杰西一起过新年。杰西在加利福尼亚大学读书，她答应会带西蒙去迪士尼乐园玩。
在萨姆的世界里，不管灰蒙蒙的天还是碧蓝蓝的天，同样让人感觉凉爽。
年底的一个星期三晚上，我在博尔德高速公路旁一个新建的溜冰场里和萨姆见了面，天灰蒙蒙的，西蒙所在的小队在打比赛。西蒙跟他爸爸不同，打的是后卫，比赛结束后他在一个队友的家里过夜，我和萨姆则出去找了个地方喝了点酒。我们很久没一起出去了。
也许那些贴在溜冰场大门上的海报本应该引起我的警觉，但跟博尔德大多数人一样，我对此已经熟视无睹了。海报主要有两种。都是标准的8.5×11大小的。鲜黄色的纸上写着醒目的“失踪！”字样，还印有马洛里的黑白照片，照片上她正从蹦床上跳起，下面是简短的特征描述。另一张是白色的复印纸，附有一张彩色照片，是学校的摄影师所拍的众多学生照中的一张。大大的粗体字写的是“你见过她吗？”
没有，回答很简单。
我没见过她。但是马洛里失踪才短短几天，我看到她的海报就已不下几千张。志愿者们把博尔德所有垂直的平面都贴满了，有些水平面上也贴得满满的，黄的，白的，更多的是黄白都有。
整个博尔德都成了马洛里的世界。
黄白交织的马洛里的棋盘。
我对海报本身熟视无睹，但海报上的信息还是引起了我的注意。“失踪！”和“你见过她吗？”就像恐怖电视连续剧下面的字幕一样萦绕在我脑海中，像烦人的电话铃声一样在耳边盘旋，挥之不去。
马洛里的两张照片——一张微笑，很满意的样子，另一张则很淘气——这些照片给我的感觉比那些大字标题更为微妙。她的照片在我的前意识里徘徊，让我噩梦不断，因为我也是个父亲。我不止一次从梦中惊醒，感到害怕与无助，总有一种不祥的感觉笼罩着我——出事的差点就是我女儿。
萨姆去年一年瘦了很多——我估计足足有三十多磅——但脸还是胖乎乎的。他变瘦主要是由于药物的原因。几年来，他有过轻度的心脏病、肾结石和胆结石。他现在为了跟病魔作斗争，调整了饮食。
他发誓戒掉炸面包圈、熏咸肉和麦片粥，去年一年他都没怎么吃汉堡包和炸薯条。他学着自己烧菜做饭，还要我陪他一起跑步，好参加春末的博尔德长跑比赛，跑完他的第一个一万米。
虽然他从没向我承认过，但我知道，他想在各方面完善自己，除了为锻炼好身体以外，他最近先是分居，后又离婚，后来又在加利福尼亚找了个新女友，这些都是主要原因。萨姆成熟稳重，是个办事认真的好警察，也是个称职的父亲。但他还想做个体育爱好者，因为这样，他就能找到女朋友了。
那晚之前，我从没见萨姆观看他儿子参加任何体育竞技比赛，我想当然地以为这没什么意思，尤其是曲棍球比赛。萨姆有一点蛮横——据我看，有能力的警察都有点蛮横，因为他们必须这样。此外，萨姆还有明尼苏达人生来的傲慢，因为他们自称比任何当地的——他们指的是美国人——裁判都要精通曲棍球，这些裁判最多也只不过是在科罗拉多的某个大仓房里系上冰鞋，穿上外套而已。萨姆声称加拿大人有打曲棍球的禀赋。
我怕他那臭脾气迟早会惹事，而且我担心再这么下去，萨姆就会成为那种爱给年轻人热衷的体育运动冠以某个老掉牙的名字的家长了。如果是这样，我会不好意思跟他坐在一起，随时换到离他尽可能远的座位去。
萨姆总能让我明白是我错了。他在场边大声叫出的每句话都充满了鼓励。他知道西蒙每个队友的名字，并且对他们的击球及传球毫不吝啬地给予喝彩，特别是对他们的站位及防卫更是大加肯定。他甚至还鼓励对方的球员。
他还两次朝裁判叫好：“嘿，吹得好！”
中场休息时我问他：“你是不是忙着查案都忙疯了？”
“没有啊，”他说。但他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如果那种事能拿我怎么样，那我早在你办公室里上吊自尽了。”他说这话时，自己也笑了；萨姆对心理诊疗没什么好感。然后他压低声音，把大脑袋瓜朝我凑近了些。“还有人认为有谁把她带走了，这样的人还不少，但事情不是这样的。她是个有问题的孩子，艾伦。孩子自己跑了，就这么简单。可那些媒体，还有，你知道的——之前发生在另一个小女孩身上的事——使他们在这个案子上花了过多的人力物力，非得找出那个藏在背后的入侵者，他们记下了所有的一切证明自己是对的。可是一切，或者说几乎一切，都表明她自己跑了。
“嘿，一个十四岁的女孩离家出走了？真叫人难过。特别是在圣诞节发生这种事。但这种事情谁也说不准。这次它发生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城镇、错误的街区和错误的环境之中，所以现在全世界的人都在看着这家人的悲剧上演。但仅此而已：这只是一个家庭的悲剧。我担心她跑掉以后会不会出事；这种想法让我失眠。她会不会掉到阴沟里去？会不会被谁撇在某条高速公路路边？或者落到哪个流氓手里？我想，要是我知道她出了什么事，肯定会伤心不已。想问我的建议吗？随它去吧。”
可能他是对的。但黛安娜告诉我汉娜·格兰特曾为马洛里做过心理诊疗的事一直浮现在我脑海中。我没法就这么“随它去”。
“那么邻居克兰德尔一家看到的那个人怎么解释？那个下雪前在小区里闲逛的家伙？”
萨姆做了个鬼脸。“如果这些人真那么热心，为什么他们不在看到那人时就打电话给我们？可能那人只是在圣诞节大餐后出来散散步。也有可能他的孩子在挨家挨户地唱圣诞歌，他只是出来看着他们。你知道出了这种事后，人们都自以为知道一切。”
“那血迹呢？”我问。
萨姆斜着眼睛看着我，似乎这个问题让他吃了一惊。“西蒙去年夏天在后门那儿擦破了脚后跟。我的天，竟然流了血。他单脚跳着，到处找我要我为他包扎，等到他找到我时，房里已经到处是血了。我到现在还没把血迹擦干净呢。我不是个好管家，我也决不愿让那些家伙到我家检查这些血迹。米勒家里有些血迹，但这不能说明他家发生什么大案了。嘿，我打赌要是我带些发光氨一种化学制品，只要与血液接触，即使是数年前的血迹也会发出蓝绿色光芒。去你家的话，我肯定也会把你家弄得亮堂起来。”
“那么，那些雪又是怎么回事？”
17
雪。
上星期六是圣诞节。那天晴空万里，很冷，但是华氏二十四五度的温度在冬天还算是高的。很快，冷空气来了。傍晚7点左右，雪花飘了下来。一开始，雪就这么下着，地上积了三英尺厚，9:30左右风向转了，雪停了一个小时，接着又一刻不停地下着，地上的雪越积越厚，直到第二天清晨才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