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些问题？这不像你嘛，”萨姆说。“难道你没事时，还帮《询问者》做特约记者？”
“我其实一直都想回避。”
“不幸，你已经陷进去了。”
“我想不通那些雪是怎么回事，你解释给我听听。”
“我也不明白。”萨姆承认。
马洛里肚子疼，比尔和里斯·米勒就留她在家两个人去赴约，那时差不多是6:30，雪还没开始下。马洛里家的电话录音显示，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内，她打过电话给她的几个朋友，都是女孩子，也接过几通电话。第一个打出去的电话是在6:39。最后一个打进来的是在8:50，是她爸爸打来的，问她在家里怎么样，说他们一会儿就回来。
比尔·米勒说他女儿接了电话，并在电话里说她很好。她已经把第二天滑雪的东西都整理好了，正抱着个热水袋看她那天早晨借来的DVD。
“雪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吗？”我问萨姆。
“我没这么说。我只是说我也想不明白。每件案子里面我都会有些地方想不明白。常常这样。”
“为什么她的脚印不见了？”
“我说了我不知道。我不是开玩笑——我真的不知道。”他把一粒花生米弹进嘴里，指着冰说。“你猜，像这种地方，从哪儿搞来钱买那样一部磨冰机？”
那部赞伯尼磨冰机时不时被用来修整冰面，却仍然很新，闪闪发亮。它的表面被漆成了绿色，跟查特酒似的，让我很不舒服。车身上面有很多商标，比美国汽车比赛协会车子上的商标还要多。
“不知道。”我说。
“我退休后，就想在这种地方开开赞伯尼磨冰机。不要报酬，只是为了好玩，也为了孩子们。你会开赞伯尼磨冰机吗？知道怎么启动吗？”
我承认说不知道。
萨姆会开。他向我详细介绍了赞伯尼的历史，就好像他是跟赞伯尼先生的女儿一同长大，经历了整件事似的。我听了很吃惊，倒不是因为赞伯尼的故事，而是我没想到萨姆知道的还挺多。其实萨姆对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一向了解得不少。你要想在这方面跟他比试，输定了。
“你怎么会知道那么多琐碎的小事？”他讲完赞伯尼的故事后我问他。
“我记性好。所以我能做个好警察。而且我不觉得这些是琐碎的小事。”
“不是吗？”
“不是。我只是觉得这个不是经常派得上用场，但算不上是琐碎的小事。”
“你的意思是知道第一部赞伯尼磨冰机是由一辆旧军用吉普改造而来的，有时还挺重要的？”
“是啊。你说不清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所有这些都是知识储备，说不定什么时候有些就派上了用场。得以防万一。”
雪地上没留下脚印的事也一样，我想。
米勒家住在第十二大街的东面，面向几个街区外高耸的山脉。在博尔德的西部，落基山脉有多陡峭？这么说吧，在马路这边你还在平缓的小丘上，而到另一边你就已经在山坡上了。
但那是博尔德西部的情况。在博尔德山谷的那个地方，“向东走”的意思就是下山。向东走一个街区，从他们家朝北走几户人家，新搬过来一家人。米勒一家不认识他们。那是哈特一家，他们春天里搬进了这栋都铎式的房子，两个月不到，他们就已经整理完毕，开始为圣诞节做装饰了——他们用彩灯把房子的正面及整个前院装饰得缤纷华丽。
全家人在面对媒体时都喜欢也的确是常常把灯叫做“点”。那些灯的数量足足有五位数。六幅主要的灯饰画从三英尺到九英尺高不等，其中三幅描绘的是《圣经》故事。另外还有十一幅会变换图案的灯饰画，覆盖了整栋房屋，一直延伸到屋外的树上，上面描绘着弯着腰的小精灵，闪烁的星星，向前迈步的小毛驴，还有正在飞翔的麋鹿。一个有早期人格紊乱症又充满事业心的记者竟然在屋顶不同的地方找出了一百一十六个不同的圣诞老人。在房屋中央山墙一侧的一大块屋顶上，还有一排巨大的拱形红色霓虹灯，向整个街区宣布这是“圣诞节的哈特”。
的确不同凡响。
那些喜欢到处看看别人怎么做圣诞节装饰的人们肯定会对哈特一家赞不绝口。第十三大街上的车辆常会在哈特家门口排起长队，哈特的邻居，哈特邻居的邻居，对此就不太满意了。
博尔德毕竟是博尔德，争论成了一种娱乐活动。人们开始抱怨说这是光污染，把那么多的电能用于如此华而不实、稍纵即逝的东西会导致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同时当地的一家报纸《照相机日报》刊登了一系列的相关信件，第一封把哈特家的华丽装饰比作基督的陈设，而余下的信件则很有预见性地贬低了那些可能会有这种想法的人的审美观。
“可是，”我问萨姆，“你觉得这些报道真实地反映了人们的想法吗？”
“很大程度上确实如此，”萨姆说。“我觉得报道还算真实。我对福克斯新闻没有太多异议。好吧好吧，那样说不是很正确。还是这么说吧，我对福克斯新闻里就米勒所在那个小区在圣诞夜那几分钟发生的事所做的报道没有太多异议。”
“然后呢？”我问。“解释一下。”
“解释什么？”
“雪啊。”
“不明白。”
“你不明白？”
他笑了。当然不是冲着我笑的。他这么笑就好像是在取笑我的诧异。“就这样？你也无法解释吗？”
他无法解释的是福克斯新闻的直升机在圣诞夜拍下的那一系列镜头。那是九点晚间新闻直播镜头——当晚新闻里还宣布了福克斯城市最佳圣诞装饰房屋的三位得主。哈特一家得了三等奖，他们对此肯定大失所望，但在那晚的新闻里他们是第一个出现的。记录显示那晚直升机是在9:16起飞开始拍摄的。有些观众迫不及待地想知道最终评选结果，只好一直锁定新闻播报，因为直升机得穿过整个城区一直飞到奥罗拉才会拍下大奖得主的镜头。
“雪那时差不多停了，对吗？7:00左右？”我问。
“在我家那儿是这样的。”
“电话录音显示马洛里8:50还在家？”这则消息在这星期前几天时媒体已经报道了。当地一家附属电视台报道了这则消息，好像这消息重要得像有关什么抗癌新药似的。
萨姆还没来得及回答，孩子们就已经上了溜冰场为下半场比赛做热身准备。“为了便于讨论，好，咱们就当马洛里在8:50时的确用过电话。”萨姆说。“比赛时我不想再谈这事了，所以抓紧。我对这个已没兴趣了。”
直升机拍完哈特家的照片后，又倾斜着朝整个小区拍了大约三秒钟——福克斯显示是2.8614秒，他们说多久就多久——第十二大街上米勒家光秃秃的房子也被拍了进去。马洛里失踪两天后，一个精明的福克斯制片人突然想到在圣诞夜拍的那个片子里可能会有些线索。于是他们发起了一场浩大的闪电战，宣称自己拥有“对马洛里·米勒一案至关重要的最新消息。星期二独家报道。锁定九点福克斯新闻”。
“米勒先生和里斯是在9:20左右到家的，对吗？”
“有点出入。”
“差不了多少。”
“差不多。”
“那时马洛里已经不见了。”
“对。但这只是我们的想法。人们忘了一个小细节：事实上，直到第二天早上才有人去找她的。她在时间上有优势。”
“你觉得她9:20还在家里？”
“不是，她已经走了。但我乐意跟你争论一番，挺有意思的。”
福克斯对圣诞夜拍的东西进行了数码处理，拍到的米勒家的画面经处理后呈颗粒状，底色有些偏暗，但是录像很清楚，福克斯就此得出的结论令人信服。
“根据福克斯的录像来看，米勒家周围的雪地上没有脚印。人行道、街道、院子里都没有脚印。从街道到车库也没有车辆驶过的痕迹。”我等着他提出不同的看法，但他却什么都没说。于是，我又问：“屋里的灯亮着，对吧？两层楼都亮着。”
“那又怎么样呢？哪个孩子会记得关灯呢？”
“那时是9:16？”
铃声响了。萨姆说：“其实是9:18，不过干吗要为这斤斤计较呢？我们是朋友嘛。”他指着脚下新磨好的冰层。“比赛开始了。”
“那么你是说马洛里正好在9:18和9:20之
间跑了出去？”
萨姆和善地冲我笑笑说：“也许她就在看福克斯新闻里关于圣诞节的报道，然后算好时间跑出去迷惑直升机。听说她是个聪明的孩子。”
我做了个鬼脸，以示对他这番话的不满。
他用膝盖轻轻地顶了顶我。“嘿，艾伦，关于你从别处听到的那些事，直到现在，我只是同意你对那些事的看法。其中也许有些是对的，也许有些不对。你应当了解，即使这些想法不包括那些因为我的警察身份才得知的东西，我也无法把我的想法告诉你。但除此之外，你又了解些什么呢？不管是自己跑了也好，被绑架了也好，其实是一回事。你除此之外什么都不知道。不管怎样，没有脚印留下都是反常的。孩子跑掉却没有脚印。这是怎么回事？因为局部气候不同？我猜不出。哦，好像西蒙要打下半场了。咱们为他们加加油。”
西蒙的确上场了，在左侧。两队人马传球时都不如上半场利索了。我正想问问萨姆孩子们会不会不适应赞伯尼磨冰机刚磨好的冰面，他先开口说话了。
“里斯·米勒是个曲棍球运动员，你知道吗？我看他打过几场比赛，打得不错。”
报纸上从没报道过马洛里这个弟弟的兴趣爱好。然后，我又花了好大的力气才不过问到这件案子的其他小道消息。“我不知道。”
“他最近有些麻烦。”
我向前探了探身子，好让萨姆注意到我在看他。“你怎么会知道？因为你是个警察，还是因为你是个父亲？”
“因为我是个父亲。”
“他有什么麻烦？”
“我的天，你今晚真是多管闲事。你没听说他爸爸把他送出城，直到这件事结束才会把他接回来吗？”
“去别人家？”我问，我的确没听说。
“我不应该说的，但确实是这样，”萨姆说。“我不知道如果是我的话，我会不会这么做。这种时候好像最希望跟孩子在一起了。”我刚想张嘴表示同意，萨姆已经开口结束了谈话。“让我们看比赛吧。”
18
离新年还有两天，我为鲍勃增加了一次诊疗，那天他走进来时，手中提着一台立体声唱机。
马洛里·米勒失踪有五天了。
我为鲍勃做诊疗差不多有上百次了，他从来没提过立体声唱机或之类的东西进来。他没说话，只是狡黠一笑，这么一笑，他本来短小的下巴几乎就看不见了。他把立体声唱机放在我们中间的桌上，按下了播放键。一开始，我没听出他放的是什么——最近几年我都没怎么听男子乐团的歌——但我很快听出这是德尔·香农的名曲《逃跑》曾于1961年连续四周登上排行榜榜首。，磁带已经很旧了。
一个逃，逃，逃，逃，逃跑的孩子。
鲍勃对歌曲的品位实在不敢恭维，《逃跑》这一经典之作的翻唱早已泛滥，而且这个男子乐队还着实缺了点阳刚之气。我努力扮演好听众的角色，心里纳闷为什么这次诊疗需要音乐伴奏——而且就算需要音乐，就算非这首不可——为什么不选德尔·香农近乎完美的原唱，而非得听质量那么差的翻录。鲍勃好像一步步都计划好似的，突然又关闭了声道，唱起了卡拉OK。他的嗓音糟糕透了，听上去就像女高音中混杂着什么。原本我办公室里的气氛融洽，他这么一唱，一下子令人毛骨悚然。
歌词本应是：我想知道，我想，想，想，想，想知道。但鲍勃唱的是后面那句：为什么/为，为，为，为什么她要逃走/我想知道她会去哪儿/逃跑的孩子/我的逃，逃，逃，逃，逃跑的孩子/一个逃，逃，逃，逃，逃跑的孩子。
他伸出手按下停止键。
我在想该不该鼓掌。
看来不用。鲍勃又清唱了这么一句，自始至终一个调子地重复那段：“我想知道她会去哪儿/逃跑的孩子。”
我该为他起个调的。
我确信他唱完后，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
鲍勃坐了下来，歇了一分钟后，他说，“我在写些跟这有关的东西。”
“是吗？”我问，试图掩饰自己对于办公室里发生的这一切的惊讶。难道鲍勃在写歌？
“真的。”
鲍勃常玩棋盘游戏，他最喜欢的是拼字游戏，他常说自己象棋下得很好，这点我并不怀疑。我还知道他曾开着卡马罗，专程赶到内华达劳克林的一家赌场参加强手棋由两至八人玩的投骰子棋盘游戏。比赛。在鲍勃眼中，理想的人际关系就是每个人都遵守游戏规则，大家井然有序，即便产生争执，也可以通过参考什么什么指南来协商解决。
毫无疑问，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人为人处世都不按什么游戏规则，也没什么指南可供参考。现实中，鲍勃常常因为别人的行为举止而感到很沮丧。
按照鲍勃以游戏为中心的处世哲学——他显然也把这种处世哲学用于谈话中——现在轮到我说话了。他那声沉闷的“真的”就是他所说的全部，这也意味着又该是我讲话了。看着摆在我们中间桌上的立体声唱机，又想到他在写东西，我觉得现在再提人际交流的实际限定因素这一话题实在不合适，这个话题虽然关键，但已是老生常谈了。我小心翼翼地问：“你在写什么呢？”
“写一个故事。我想会是一本小说。还不知道。”
又轮到我说话了。“你写的是有关……什么的？”
我当然是知道的。我希望我弄错了，但我是知道的。
“我知道一些关于那个失踪小女孩的事。小说一开始写的就是这个，但后来很多都是我编的。”
“你知道些什么？”我问，尽量掩饰我的怀疑。
“我知道一些没有报道过的情况。我想我该把这篇小说命名为《逃跑的孩子》。”
又是那首歌。
“小女孩”指的是马洛里，没错？现在使鲍勃着迷的就是她，没错？一定就是她了。
有可能是，有可能不是。在心理诊疗上，“假设”好比白蚁，任何建立在假设上的判断都迟早会因为这些白蚁而坍塌。我现在至少得先消灭一只白蚁，我说，“你指的是马洛里·米勒？你知道她的事？”
“对啊。”他上身向前探去，双肘支在膝盖上，双手在前，十指交叉。
鲍勃的这一举动让我很吃惊。为什么？为了跟我靠近些？他可从来不会“靠近”的呀。人格分裂患者是不愿与他人靠近的，就像害怕蜘蛛的人躲避蜘蛛一样。起先我猜他这么做是为了打开桌上的立体声唱机，再唱一首歌。
但他没碰那玩意儿。这么做另有原因。
我猛然想起又轮到我说话了。“哇唔。”我不知该说什么。
看到我赶上了对话的进程，鲍勃赞同地点了点头。“写她在想些什么之类的东西。谁也不了解。”
他说完这些我就知道，他身子往前探是为了告诉我他的秘密。这应该是诊疗过程中一个可喜的进步。我开始觉得可能是鲍勃克服了重重困难，病情正在逐渐好转，但很快，我又想到别的事情上去了。要是他能说些别的该有多好——性、小偷小摸、一个人的胡思乱想、噩梦。什么都行。
只要别说马洛里。
鲍勃有很多缺点。有些是因为他的病，有些则很难解释。他很冷淡，很暴躁，很偏执。我觉得他是个疑心很重的顽固佬。有机蔬菜都要比他更富有同情心。他的缺点还有很多很多。但通过两年的诊疗，我对他的了解不比任何人少，在我看来，鲍勃至少是个诚实的人。
这就产生了两种可能性。第一，鲍勃的确是在马洛里失踪的事上知道些别的什么，至少对她在失踪前脑子里想过什么有些了解。
第二种可能性？就是鲍勃自以为知道些什么。
但是他有可能那么糊涂吗？人格分裂并不是精神分裂的前兆啊。虽然人格分裂的症状可能会表现为特异思考，但是仅仅丧失联系事物的能力并不会导致丧失正常思考的能力呀。然而我也提醒自己，这并不排除人格分裂会导致严重的思维紊乱的可能。
鲍勃有可能正表现出代偿失调的初始症状，我强迫自己接受这点。这种事情放到平时根本没什么。至少出了诊疗室，不管怎么处理都不会有问题。但那时呢？那时就完全不一样了。那个一切话题的主角，马洛里，还没找到，而且……我发现自己不知该怎么把话说完，又突然意识到又该我说话了，我问：“你知道连警察都不知道的事情？”
他显然不是顺着我的思路来回答的。“我为我的卡马罗租了个车库。我跟你提起过。所以，它到现在还是那么漂亮。”
“是的，我们说起过车库的事，”我压抑住怒火。
“车库就在马洛里·米勒家隔壁。”
他又停顿了很久，时间足够让我反应过来，又该轮到我说了。我对他的话饶有兴趣，但我还是想隐藏我的意图，说些无关痛痒的话，比方说，“是吗？那么巧？”但鲍勃好像还没说完——他是个犹豫不决的棋手，落了棋，却迟迟不肯把手拿开。
他说：“瞧，我还是知道一些情况的。他们说‘知道什么就写什么’。我是知道一点的，至少有一点。”他扮了个鬼脸。我还没来得及问问他为什么要扮鬼脸，他又说话了，“但我不想上电视。”
他还是没有直接回答我先前的问题——“你知道连警察都不知道的事？”——但我觉得答案是肯定的。然而，任凭我怎么努力，鲍勃接下来对马洛里的事就是只字不提。直觉告诉我，要是再隔一个长长的周末，他就更提不起兴趣来聊这个小女孩的事了。我说：“我们明天接着聊吧。”
“啊？”
“这事很重要。你明天还能过来做次诊疗吗？”
“因为她？”
“因为这主意听上去不错。我觉得。”我心里默默地想：一星期之内为一个人格分裂患者做三次诊疗实在是个荒谬的临床策略。
“我付不起钱的。”
“这个我会想办法解决。”
他没有表示同意；他默认了。
和开始时提台立体声唱机进来相比，他离开时要正常得多了。这次，他又像前几次一样请求我允许他从办公室后面的落地窗直接走出去。其实，他也可以先走到我跟黛安娜合用的那个厅，然后穿过候诊室出去，但这样就有可能碰到别人，而大多数情况下，鲍勃是不愿意这样的。我当然同意，然后他一把抓起东西走了出去，没说“谢谢”，没说“再见”，也没说“明天见”。
我一直看着他，直到他穿过这栋老房子的后院，从南面的破篱笆艰难地侧身出去，消失在远处坎宁大道的人行道上。
看着他慢慢走远，我这才感到奇怪，刚才讲到马洛里和他知道的事时，自己干吗要那样逼他。可如果我是个赌鬼，刚才我一定会下注打赌鲍勃所谓知道马洛里的事只是幻觉而已。
想到这儿，我感到很难过。但不管怎么样，很快我就会知道更多了。
第二天为鲍勃·布兰特做的将是那一年我做的最后一次诊疗。
19
黛安娜知道的不少。
“你那位人格分裂病人把立体声唱机带来了？”黛安娜问我。那时，我俩正利用短暂的诊疗空隙时间一起冲向我们办公楼仅有的一间洗手间。
我从没跟黛安娜讲过鲍勃患有人格分裂症。但她是个机敏的诊断医师，而且她去候诊室接她的病人时，跟鲍勃有过一两次颇为尴尬的接触，由此她根据《心理疾病之诊断与统计手册》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我装出不太情愿回答她问题的样子。“对，上一个来接受诊疗的病人把立体声唱机带来了。还放了首歌。隔着墙你也能听见吗？”
我放慢脚步，好让黛安娜能先走进我们那个不大的厨房。可她冲进隔壁的洗手间时，都没停下来谢我一声。
“什么歌？”她在里面问。
黛安娜就是想聊聊天。她其实对放什么歌并不感兴趣。看到她心情好些了，我也很高兴。自从汉娜死后，她很少开心过。
“《逃跑》。”
“德尔·香农的歌？”
“不是，是一个男子乐队翻唱的。”
“拜托。哪一个啊？”
我很吃惊，她还在用“拜托”这个词。“我哪会知道？我也就偶尔听听拉菲儿童歌曲创作歌手，歌曲风格极为广泛，在儿童歌曲界享有盛誉。和摇摆家族澳洲四人乐队。四成员分别身穿黄红蓝紫四色服装，以演唱欢快的儿童歌曲而深受儿童和家长的喜爱。的歌罢了。”
“你很快就会开始听男子乐队，而且比你料想的要快，那时你会怀念你听拉菲的日子。跟马洛里有关吗？他放歌与马洛里有关吗？”
里头传出冲马桶的声音。黛安娜那么强的联想天赋让我心惊。“你怎么会想到这个呢？”
水流迅速流过洗脸盆排水口的声音。门终于开了。
“因为我是心理学——家，”她说，就好像这能够解释她不凡的洞察力似的。
“什么？”
“没什么。他会不会得了艾斯伯格综合征？你的病人？那个唱机先生。”
黛安娜的洞察力又让我吃了一惊。还好，我有心理准备。“单纯地从社交角度来看，有这个可能。但是他的症状正符合人格分裂症的特点。”
“你知道，这个现在正流行，诊断性艾斯伯格综合征。人格分裂都是上世纪60年代的事啦。”
“是啊。”我从她旁边挤进洗手间。谈论对鲍勃的诊断时，我总感觉不自在，而且，我快憋不住了。
“要咖啡吗？”她问。
“不用，谢谢，”我在门后一边乱摸拉链，一边大叫。那时要是再想到来点其他什么液体，特别像利尿剂那种，可真是自虐。
黛安娜说：“警方还没确认汉娜为马洛里做诊疗的消息。但我觉得他们会知道的。”
“都过了那么久了，我觉得他们不会知道了。”上完洗手间，我感到浑身轻松，真是太舒服了。大声说话都好像会破坏了这种享受。
“你觉得她是自己跑掉的吗？”黛安娜问。
“是的。”
“我从汉娜那儿知道的事也应该让别人知道。”
我走到一边去洗手，没有回答。我不知该如何回答。过了一会儿，我说：“如果这件事能让别人知道当然好，可是你不能说。”
“太多人自以为了解那家的情况。媒体、警察，可能还有马洛里的父亲。而事实是很多人都掌握一点点情况，但没人互相通气。也就没人了解事情的全部。”
我一边擦干手，一边考虑她的话。我得承认她说的还是有点道理的。虽然我可以说，换成其他任何家庭，任何情况，这番话都是对的，但米勒家是个特例。尽管法律及媒体对他们的私生活强加干涉，但还没人知道米勒一家在圣诞夜之前究竟做了什么。
“我在想，”黛安娜说。“玛丽·布莱克会不会找我谈话？”
我打开门。“谈什么？”
黛安娜半个屁股坐在厨房的桌上。她捧着一大杯咖啡小口抿着。“米勒太太，马洛里的妈妈。”
“当然不会。为什么要谈她？”
她没理会我的问题。“那她会找你谈话吗？是你把米勒太太介绍给她的。”
“我把她介绍过去后，就再没看过她的心理健康记录。”我从黛安娜身边挤过，在我们的小冰箱里找些含有咖啡因的东西。“你想通过跟玛丽谈话了解些什么呢？”
“我不能跟她父亲谈。所以得想个办法把一切都串起来。”
“‘一切’指的是米勒家的情况？”
“对。”
她回答得那么简单就好像还没说完。我猜她藏在心里的另一半话应该是有关汉娜的死以及不断的悲伤，因为那些警察——尤其是那个令人讨厌的混蛋，贾里斯·斯洛克姆——没
有尽全力找出杀死汉娜的凶手而悲伤不已。
黛安娜依旧坚信汉娜是被人杀害的，凶手就在某个地方。
但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她认为现在跟我一起去找出凶手是不明智的。我也找不出什么理由来反驳她，所以就静静地想了想这几年我处理的一些棘手的案子，希望从中可以找出“把一切串起来”的方法。
但我能想到的只是怎样不重犯以前的错误；我一个好主意都没有想出来。我说：“有时根本就没有把一切都串起来的方法，黛安娜。有时我们忙乎一阵后，才发现自己知道的东西别人早就知道了。这都很正常。”
她的回答？“这咖啡不新鲜。你什么时候泡的？”
“午饭前。”
她把咖啡倒进了下水道。“我知道会有人来找我谈话，让我填些表格。”
“谁？”我知道我又要大吃一惊了。
她在柜子里乱翻一通，拿出一卷薄荷口味的米兰诺饼干。“我还没去成拉斯韦加斯呢。”
我纳闷饼干到底藏到哪儿去了；心想早上我怎么就没找着，但很快我意识到她可能不是在开玩笑。“黛安娜，你不会吧。”
“不会？看着吧。这儿冬天那么冷，你不会没注意到吧。那边很暖和。那边的双骰子赌博游戏每天二十四小时都有。不想去吗？”
她走出厨房，穿过大厅朝她的办公室走去。
我把头探出门。“你在开玩笑吧？快告诉我你在开玩笑。”
她转向候诊室去接她的下一个病人时，扭了扭屁股，以此作为回答。她回头大声说：“从记录来看，我也觉得他是人格分裂。艾斯伯格综合征，我的……”她又扭了扭屁股，以此作为结束。
20
新年前一天的下午又多加了一次诊疗，但这次鲍勃没带立体声唱机来。
我一点也不吃惊。事实上，我倒有些希望他会表现得很平常，就像根本没跟我聊过马洛里的事一样。
鲍勃把他背上那只老式的诺斯菲斯牌的皮底背包搁在地上，在我对面重重地坐下。他一年到头都穿着那种蓝色，领口处有纽扣的牛津布衬衫，外面再罩一件已经穿得很旧的、羊毛衬里的粗斜纹棉夹克衫。他懒得把外套脱掉。鲍勃有两件夹克衫。这件有羊毛衬里的是冬天穿的，另一件没衬里的则是春秋两季的。
他没跟我打招呼。从我到候诊室把他接进办公室起，他就没往我这儿扫过一眼。他看上去疲惫不堪，神情恍惚。我不由地想，为这么一个总是尽力与他人保持距离的精神病患者再进行一次诊疗是否明智。
我说：“你好啊，鲍勃。”
他的目光越过我的左肩，直愣愣地定在了我身后那堵墙上。我真想转过身，看看到底是什么那么吸引他。但我知道那儿除了油漆，什么都没有。
可以这么说，如果你查一下我最近一百个病人的家族史，你会发现不少人的童年比鲍勃更为不幸。我这么说不是指鲍勃小时候所承受的痛苦微不足道，我只是想从一个更为客观的角度来说明问题。
但那些病人现在的心理状况比鲍勃要好得多。对我来说，这就意味着鲍勃现在的心理问题并不完全是由他不幸的童年造成的。
鲍勃的父亲脾气坏极了，后来听说他还喜欢动手打人，对此我并不吃惊。在鲍勃四岁时，他就抛弃了他们。鲍勃的哥哥与母亲住得很近，在高中曾是个足球明星，在大学里也很有名气，现在是个成功的税务律师。鲍勃心里很清楚，虽然他们两兄弟曾在同一屋檐下长大，但他们从不属于同一世界。
他的姐姐比他大五岁，鲍勃一直认为她几乎是个圣女。在他父亲抛弃他们一年后，死于白血病。那天鲍勃正好开始上幼儿园。
她是早饭前死在家里的，可母亲坚持要鲍勃在开学这天去学校。
按照鲍勃的描述，他的母亲忽冷忽热、捉摸不定。我猜，要是她走进心理诊疗室，再出来时就有可能被诊断为301.83型边缘性人格分裂症患者。
一个人在童年时碰上这些已属不幸。但更不幸的是，我发现他总会遇上更糟糕的事。
一直如此。
如果说鲍勃怪异不定的性格并不完全由他不幸的童年造成，那他的本性、他家族世代的基因遗传会不会是成因呢？有可能。
然而最大的可能是他的遗传特性和不稳定的家庭生活这两个重要因素的相互结合，还有基因结构之间无法预知的相互影响，最终导致了鲍勃现在的性格。
但对此我并不肯定。我惟一的慰藉就是对于他的一系列病症，从孤独症到人格分裂，我已经做了很多努力，从中我获益匪浅。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再遇到鲍勃这样的病人时，我就能应付自如了。
鲍勃说：“多伊尔的房子卖出去后，我就得帮我的卡马罗车另找个地方了。”
多次诊疗后，我发现鲍勃常常莫名其妙地冒出一句话，开始我们的交谈，就好像在他的脑海中，我们已经就这个话题聊了很久，和我在一起时——也许他只是漫不经心，但这样的可能性不大——他是有目的地，下定决心要把他心里所想的说出来。我只是奇怪，前后呼应、过渡、衔接这些必不可少的修辞手段为什么在他的讲话中全都不见了呢。要把鲍勃彻底治好，还有一大堆事要做，就目前来说，跟上他的思维节奏也是我的职责之一。
然而，那天最引我注意的是鲍勃并没有以马洛里为话题开始我们的谈话。
“多伊尔是……？”我问。
“租给我车库来停我那辆卡马罗车的人。”
鲍勃很不耐烦地为我把这个简单的事实又复述了一遍，好像是被迫这样做似的。虽然那星期他提过车库的事，但我能肯定此前他从没提过多伊尔这个名字。
“他要卖……？”我猜他要卖车库。
“他的房子。秋天起就已经开始出售了。等他真的卖掉了，我肯定得重新找地方停车了。”
鲍勃把车停在马洛里家的隔壁。这栋房子是一个叫多伊尔的人的。
有意思。劳伦从没跟我提过这事。我也从没在报纸上读到有关这事的花边新闻。博尔德的《照相机日报》上没有，丹佛的报纸上也没有。
在马洛里失踪前，这栋房子已经开始出售了。我在报纸上看到过详细的报道吗？不知道，有可能。我提醒自己，我可不是专门研究这起案子的。
鲍勃很担心没有车库停放卡马罗车。
需要核实。
“鲍勃，你跟这个叫多伊尔的人说过话吗？你知道他怎么安排……那个车库的吗？”
对于鲍勃来说，凡是跟人际交往有关的事，即使是理所应当，他也不会去做。
“他要卖房子。外面已经竖起了招牌。有什么好问的？两个月前他就搬走了。那地方真不错，我可买不起那样的房子。”
鲍勃的回答比平时急躁些。我发现自己很小心翼翼。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但我明显感觉到自己说话十分谨慎，“他把房子卖掉后，你得另找地方停车了吧？”
鲍勃的下嘴唇抵着尖尖的上门牙，又松开，这么做了三四次，他说，“其实我不用付钱给他。”
又轮到我了。“你不用付钱？车库的钱？”
“唔……你知道，他帮有钱人造喷水池啦，池塘啦，小溪啦，瀑布之类的东西。那是他的……他的生意，做得很不错。我指的是，他最起码买得起那栋房子，对吧？那房子的地下室里有个家庭影院——一个真正的家庭影院。看上去……绝对是个看电影的好地方。实在太棒了。他生意一定做得很好。我帮过他几次，多数是在周末。他就让我把车停在他的车库里，还让我看过几次电影。这难道是他的三部曲？哦，那是交易。那肯定是交易。我也许是吃亏了。我不知道。我当初应该仔细考虑一下的。”
认识鲍勃两年了，可我不知道任何有关多伊尔的事，也不知道他周末帮忙造水池的事，那些有钱人为了自己贪图享乐，竟然如此糟踏沙漠地带稀有的水资源，仅仅是为了装饰他们的豪宅。对于眼前这个男人，我还有多少没了解的呢？
凭我的经验，对于像鲍勃这样的人，我不了解的事往往多得惊人。
“三部曲？”我问，试图避免冷场。
“知道《指环王》吗？”他向我解释，当我是笨蛋一样。
“当然，”我想自己真是自取其辱。当然。鲍勃还能知道什么别的三部曲呢？“我不知道你为别人工作，鲍勃。”
“只是运运土而已。”
“你是指这些事情并不重要？”
“有什么重要的事？铺乙烯基衬里，搬石块，排水管，安水泵。都很容易。但人们付给他很多钱。你应该去看看他的院子。四周环绕着小径，还有假山。一个大水池，一条小溪，一座小桥，两条瀑布，还有那些鱼——哇，真是太棒了。为了这些东西，我们运掉好多泥土呢。我喜欢开那辆小拖拉机，红猫牌的？那种感觉真叫人兴奋。”
“就这些吗？”
“我告诉过你，他搬走了。在房子卖掉前，我帮他看房子。铲掉路上的泥土，扫扫地，检查检查定时器、灯之类的东西。我想我会回去好好算一算。我可能吃亏了。”
就算他真的吃亏了，他好像也没有很沮丧。
如果鲍勃有情感，我想知道他要表达的是哪种。是因为失去车库而恼火？是因为不能再做修建喷泉之类的兼职而难过？是因为怀念跟多伊尔的什么关系？
所有这些？我不知道。
“你会怀念它吗？”我问。我故意用了“它”。这样，鲍勃可以自己选择“它”所指代的东西。车库，工作，朋友。由他选择。
“怀念什么？”他问道，立马戳穿了我的把戏。
为了努力保持平静，我便问了一个很明显地有所省略的问题。我说：“我不知道。你觉得你会怀念什么呢？”
有时鲍勃会半摇头做出反应。他会把头转向一边——我觉得总是右边，但我没有证实过——然后开始摇头，而在鼻子转回到中间位置时便戛然而止。这个姿势生硬又不优雅，他的脸会像是突然撞到了哪个透明障碍物一样一直抽搐着。通常他嘴里还会发出鲍勃特有的“嘘……”的声音。
几年前，我的另一个病人也会做出同样怪异的举动。我觉得那挺稀奇的，就好像同时认识两个肘部长出第六只手指的人。
那天——我再次逼问他，如果多伊尔卖掉了房子他会怀念什么，之后——鲍勃把头转到一半戛然而止，并发出“嘘……”的声音来强调他有点被激怒了。
跟往常一样，我把他这个小小的舞蹈动作视为不耐烦的表现。要是其他病人，我自己想想也就算了，但对于鲍勃，我得尽量把一切都表现出来。人类的行为对他来说已经深不可测了，更不用说思想了。
“你不喜欢我的问题？”我想一步步让他了解我的想法。
“我不喜欢任何人问任何无聊的问题。”
鲍勃说“任何人”是为了缓和一下气氛，不想我把“无聊”误认为他对我个人的不满。他学会了表达不满应对事不对人，我将这点视为我诊疗过程中的一大进步。要是在别的时候，哪怕看到鲍勃在同情心方面微不足道的进步，我都会得意不已。
但那天不会。我知道又轮到我了，但我决定沉默。鲍勃接下来要说的会说明些什么。
我察觉到鲍勃正等着我在我们现实里的棋盘游戏中走下一步棋。许久后，他把目光从我身后那面引人入胜的空墙上移开，偷偷向我瞥了几眼，接着又看着自己的手。眼神又开始迷离了。
这总是让我毛骨悚然。
终于，他对我不遵守游戏规则，搅乱他那个世界的秩序也无可奈何，他说，“现在还不安全。我不知道自己陷入了什么。太快了。”
嗯？“什么太快了？我不大明白。”
“有很多东西我没得到，”鲍勃说。
我们到底在聊什么？“因为多伊尔要卖房子吗？”
“我搞不懂周围都发生了什么事，你知道，怎么发生的……这可能是一个错误。我稀里糊涂被牵扯进去了，是的，被扯进去了。这种事不常有的。”
“你是不是又在讲马洛里的事了，鲍勃？”
他又半摇了摇头，大叫，“嘘……”
21
在心理诊疗时，我总是——几乎无一例外——考虑得很周到。我的一言一行都是经过斟酌的。诊疗时我很少会胡乱说话或鲁莽行事。我这么说不是指在我事后反省时，从不觉得自己给出的建议不恰当或是说得实在愚蠢。我只是想说我每走一步都目标明确，即使这一步是否可行充满争议，但至少是经过我再三考虑的。
但我接下来问的这个问题却着实没经过大脑思考，就好像在汉娜·格兰特出事那天，我穿过走廊去转玛丽·布莱克办公室的门把手一样。我说的是：“为什么不谈谈多伊尔的事呢？”
多伊尔无疑是相当重要的。鲍勃的生活缺少人际交流，然而不管怎样定义人际交流，他跟多伊尔有所交流是显而易见的。在这次心理诊疗过程中，对于这个病人，对于他的问题，他与多伊尔的交流是至关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