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显然是说，那天是育空加拿大西北地区与美国阿拉斯加之间的一个地区。
的一天。这是她的叫法。我会在工作时打到地方检察官办公室，问她感觉怎么样。她几乎总是回答，“你懂的，宝贝，今天是育空的一天。”
我帮她们把羊毛毯拉拉好，让女儿和她母亲都能盖到。然后吻了吻她们的前额，把安维尔从床单上抱起，领着它和埃米莉出去撒尿。当这对搭配怪异的狗夫妇完事后，我们又安全地在屋里小转了一圈。然后我看了看留言，真希望有拉乌尔的留言，最好是黛安娜的。
但是一无所有。
我煎了两个蛋，夹在涂有蜂蜜的小麦吐司里，然后端着盘子进了客厅。我站在窗前边吃边往外看，从窗口望下去便是博尔德，我想找出詹尼弗祖父母的房子，想找出第十二大街上那栋靠近山麓小丘，有水上公园而且贵得离谱的房子，想找出百老汇大街汉娜·格兰特被发现身亡的房子。
西边很远的地方，在连绵不断的群山的另一头，拉乌尔也许还在和威尼斯酒店的女保安约会，也有可能他还在赌桌前和赌徒聊天，试图能找到有谁还能记得他妻子？
该死的，在这些亮起的车灯中到哪儿去找鲍勃和他那辆漂亮的卡马罗呢？
答案究竟是什么呢，如果有的话，是在我办公室里那个金科牌的盒子里吗？
我一时冲动想冲进城里找出答案。
我提醒自己，鲍勃写的只是小说的一部分。
是虚构的。
是他编的。
是该等到以后我才能读的。
35
黛安娜极少会流露出对自我的不确定，但在谈到她与拉乌尔的结合时，她总会一脸惊奇。“为什么是我？看看我。看看他。他到底为什么会选中我？”
拉乌尔是西班牙人，橄榄色皮肤，目光敏锐，聪明绝顶，生来就有企业家的革新精神，对金钱的嗅觉如猎狗般灵敏。他的微笑甜似蜜，头发浓如墨，在阳光的照射下却又变成一团金黄色的火焰。他可以教乔治·克鲁尼电影电视明星。如何做到举止优雅，在环境需要时他的一言一行犹如欧洲绅士，他会套上退色的牛仔服和牛仔靴，溜进农场大谈特谈南科罗拉多的水权问题，就好像是他的家族率先切断了与古老的圣路易斯河谷相连的灌溉水道。
就像每一位大屠杀此处特指二战中纳粹对欧洲的犹太人和其他民族实行的种族灭绝。幸存者的后代那样，20世纪的德国纳粹给拉乌尔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恐怖阴影，在西班牙与法西斯眉来眼去的五十年中，拉乌尔遍体鳞伤——几乎要被打入肉体不复存在、灵魂受煎熬的地狱——对永远逝去的亲人的回忆以及落入佛朗哥长枪党手中噩梦般的影像在他的血液里涌动，成为他对权利永久的抗体。
结果怎样呢？拉乌尔有着宽宽的肩膀，只是他对人对事的态度有时会给人留下很不好的印象，即使他长得很英俊。
最终我还是等不及想听最新进展，在上床之前拨了拉乌尔的号码。三声铃响后他接了。
“喂？”他说，伴着拉斯韦加斯的背景声。音乐，车辆喧嚣声。还有别的——嘶鸣，轻微的爆裂声。我不确定那究竟是什么。
他接电话时说出的第一个字饱含期望，每次电话铃响，他都希望电话那头是黛安娜。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于我，拉乌尔的希望正意味着他还没找到黛安娜，于是我的希望就变成了平静湖面上跳跃的扁平石块，同时沉入满是淤泥的湖底。
“是我，拉乌尔，你没找到她？”
他用加泰隆尼亚语说了一些话，听上去像“流氓妓女”，从他唾沫星子飞溅的语气中，我就知道准是脏话，用不着翻译，虽然我一直很想多了解些他母语中的脏话。
“你和酒店保安部的那个女人谈过了吗？”为了能盖过那片嘈杂，我几乎在大吼。
“马利纳知道些事情，”他说。“不幸的是，她得花时间来说。”
“嗯？”我不明白他的意思。
“她是从墨西哥来的，她现在脑子里想的只有她哥哥，还有他从奇瓦瓦位于墨西哥的北部，与美国接壤。到图森那路上发生的事。她想找人倾诉。对某些女人来说，这胜过一切。她就是那类女人。我得一个人演完这出戏。相信我，这是我惟一的办法。”
拉乌尔谈论女人就像他谈论首发股与随机存储器一样绝对权威。我再一次希望他能翻译一下加泰隆尼亚语，但我没说出来。
“你还没打探出什么来吗？”我问。
“还没有。”
他的声音听上去很干——我们每谈一次话，拉乌尔似乎就多一分焦虑。电话那头出现的是我的声音，而不是他妻子的，这无疑夺去了他在海上赖以漂浮的救生圈。我能听出希望溜走时他有多泄气；他乘的船一直在漏水，不管那是什么船，他一个劲地把水往外舀，他感到累了。
“赌桌上有人记得黛安娜吗？”
“我把贷款最高额设为五百万美元。我想这能让我在赌场里进出更方便些。”
简直难以想像。“什么？你赌多少的？”
“五个或十个筹码。有时二十个。”
一个筹码一千。“你没输过吗？”我问。
“我表现不错，”他说。我了解拉乌尔，他从不把在赌桌上赢大把的钱当成乐趣。赌桌上的千金一掷和他在各类技术性投资中玩的筹码相比根本不值一提。但想到过去二十四小时发生的事，如果他赢到的钱是从威尼斯酒店的金库领来的，并且是大大一笔的话，拉乌尔或许会找回一丝乐趣。
“有多顺？”
“最好一次玩到了八十个筹码左右。到这个镇上，只有在赌桌上比较走运。”
我吹了一声口哨。“一个筹码一千元？”
“还要减去四千元小费。两个发牌的人也跟着沾了光，拿到些小费。我希望他们能心存感激，接受我邀请他们喝酒。”
那两个发牌的人在遇到了拉乌尔后个个比之前富了两倍。得了那么丰厚的好处，他们应该愿意在换班后和他喝上一杯。
我问：“他们什么时候下班？”
“大概三小时后。到时就知道会怎样了。我没抱什么希望。我塞了些钱给一个女人，让她分别传纸条给这两个发牌的，告诉他们我想找他们聊聊。她说她传了。谁知道呢？他们的老板可能早就警告过他们要注意一点了。”
“令人沮丧的一天？”
“这是他们的房子。他们拿着牌；他们决定赌注大小。我惟一的优势就是我的目的性比他们强。他们还没意识到这点。赌桌上有个人听到我问他邻座有关黛安娜的事后，就递给我一张名片。他是某个购物中心的代理开发商。是那种大型的购物中心。”
“一个赌徒？”
“他心底里差不多是个赌徒。我等他离开赌场后二十分钟打他的手机。我告诉他我是赌桌上的那个人。他说：‘现在不行。’我问：‘什么时候可以？’然后他说：‘我现在有了你的号码，我会打给你的。’接着就挂断了。”
“笨蛋。我想他在耍我。”
“他没打来吗？”
“拉斯韦加斯的夜晚总是充满活力，不是吗？而我呢？我比昨天这时候要老了二十岁。再这样过一个星期，我肯定得换皮纳克尔一种两到四人玩的牌戏，使用四十八张牌的一副纸牌，通过采用轮圈抓牌或形成某种组合计分。玩玩，老玩掷骰子可不行。”
我能感受到他的绝望。我拿着电话，从黑暗的厨房慢慢走到同样全无光亮的客厅，又一次不由自主地停下来，在博尔德那片暮色里寻找第十二大街，寻找米勒家和多伊尔的房子。
我耳朵里听到的是西纳特拉美国歌唱家和演员，曾出演电影《从这儿到永恒》，该片获奥斯卡奖。的歌声和嘈杂的打击乐。还有车辆喧嚣声和警报声。
“你在夜总会？”
“我在贝拉吉奥酒店。在外边，看喷泉。我喜欢喷泉。尽管过于华丽，但我喜欢。你见过吗？”
“只在电视里见过。”
“哪天来看看吧。”
“好。”也许。“和黛安娜一起。”
“和黛安娜。阿兰？”
我心里一跳，他好一阵没用法语念我的名字了。
“我在。”
“如果某个男人和我妻子纠缠不清，你会告诉我吗？”
“什么？你说——”
“是的。除了我之外的男人。我们都是成年人了，不是吗？”
我很惊奇。拉乌尔竟会因别人对不忠的看法而如此轻易地产生情感波动。对于浪漫的爱情，拉乌尔要是没了自信就好比蜘蛛侠忘了该怎样爬墙。
我说：“就我所知，我可以告诉你这事和别的男人没有半点关系。半点也没有。”
“谢谢，我不得不问问。”
“拉乌尔？知道你一直在找的雷切尔是谁吗？她是马洛里·米勒的母亲。黛安娜到拉斯韦加斯想找的就是她。”
他沉默了。电话没有断线；我仍然能听到西纳特拉的歌声和喷泉的声音，还有镇上车辆的喧嚣嘈杂，但拉乌尔没有说话。间隔越拖越长，猛然间我又回想到那天晚上黛安娜在赌场和我通话时还好好的，突然就失踪了。我心跳加速，就像一个青春期少年正拖着灌了铅的双腿追求一位漂亮女孩。
“拉乌尔？你还在吗？”
“我在。”
“我怕断线了。”
“没断；我在想问题。黛安娜是去找那个失踪女孩的母亲？”
“如果你关注新闻里对马洛里事件的报道，你还会知道雷切尔·米勒有精神问题。你最终找到她时，知道这个也许会对你很有用的。”
“我不看那些东西。黛安娜和我说过，但她没提起过这些。她得的是什么精神病？”
我不确定小报上有没有报道这个。“我知道你问题的答案，拉乌尔，但我不能说。她的病挺严重。只能说到这儿了。”
“有攻击性吗？”
“雷切尔？不可能，绝不可能。”
“为什么黛安娜想找她？”
“我能找出个理由光明正大地告诉你雷切尔是谁，但要告诉你为什么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很抱歉。我不知道这个答案对你是否有帮助。如果我发现它有用的话，我会告诉你的，我保证。”
马洛里的母亲住在拉斯韦加斯，或是住在拉斯韦加斯并且有严重的精神病，这些新闻媒体都曾报道。我没有告诉拉乌尔任何新东西。如果病人告诉心理诊疗师太阳在每天早上升起，这事就没必要保密。心理诊疗师就可以把这告诉别人。
拉乌尔问：“黛安娜被卷进马洛里·米勒那件事了？”
“我不能……”——我在寻找一个合适的词——“……就此发表意见。”
“如果你的答案是否定的，你就能。”
我在心里说，谢谢。拉乌尔说得对极了。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我会告诉他。但我并没有否定，于是他准确无误地推断出了那意味着什么。“我没法反驳你的结论，拉乌尔。”
“这团乱麻——不管它是什么——都是从汉娜的死开始的，是吗？”
我想了想自己该怎样回答。“汉娜的死让许多球滚了起来。”
他答了一句：“如果我的母亲是西班牙人，我就是狗娘养的。加泰隆尼亚有强烈的独立欲望，此句意即说加泰隆尼亚不是西班牙，加泰隆尼亚人不是西班牙人。”从他的语音语调，我就猜出那是句骂人的话，而且就单凭那个“西班牙”，我想西班牙人一定不乐意从这个加泰隆尼亚人的嘴里听到。
36
我很久没去科罗拉多大学的校园了。一月不是我最喜欢的到处逛逛的季节。杜安物理实验室更不是我希望去的地方。但当星期四11：15的预约被取消后，我发现午休的空闲时间延长了不少，足足空出了七十五分钟。于是我决定走出办公室，去大学里走走。
物理楼坐落于博尔德校区东侧，是一座角状的大型现代复合式楼群。楼群中间被车道和别致的石板结构的设计物隔开，原汁原味地展现了校园原有的地中海式建筑的精髓。杜安物理楼周围是几栋晚些建造的人文楼，赫然耸立，和杜安物理楼一样，由混凝土浇铸而成，墙上贴满石板，屋顶镶满红瓦，一闪一闪地向着这块土地上托斯卡纳人的灵魂致敬。
对于杜安物理楼我早有所闻。这是校园里最高的建筑，从孟辛格心理学大楼出来后，穿过科罗拉多大街就到了，一眼就能看到。但是由于自己与物理学，至少与物理学研究几乎搭不上边，我从未有什么理由走进杜安物理楼。当我跨进那道门找鲍勃时，杜安物理楼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它是所规模庞大却鲜为人知的州立大学。布告栏上的大部分内容我都看不懂，更中肯地说，在那一刻之前，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会看不懂，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我闻所未闻的。有个教授要找助手研究毫微微秒光频木梳。另一间实验室要研究如何在冷却至0.1K的超导薄膜基础上开发微卡测定器和辐射测定器，正需人手帮忙。
我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连边儿都摸不着，但我几乎能百分百地确定我成不了他们中的一员。这些在了无生趣的走廊上走来走去的学生——他们赢得了我的敬意，因为，不像我，他们可能有着想要能够诠释布告牌上内容的坚定信念——我常去校园里其他地方转转，已经习惯于遇见那种学生，但杜安物理系的学生看起来更严肃些。
一栋大楼不为人知，而里面却到处是治学严谨的学生？我想鲍勃应该是无意间走进物理系的；不由自主地受其吸引，然后一头栽进去，在这儿他可以生存——对于鲍勃来说，更好地生活不是个能否选择的问题——长久以来，他一直在对下一秒的等待中消磨时光。
在拐错几个弯，走错几间办公室后，我终于知道鲍勃是某个办公室或实验室的办事员或秘书，等离子物理学家就在那儿研究一些匪夷所思的东西。鲍勃的上司是个叫诺拉·萨娜坦格勒的中年妇女，体形就像一大截自来水总管道，她也很想知道鲍勃的下落，对鲍勃的怪癖也有很好的出于直觉的认识。
我自我介绍时略去了医生这一段。我告诉萨娜坦格勒女士——她给我的感觉不像是那种愿意让下属或是我这样的到访者称其为“诺拉”的上司——我是鲍勃的朋友，我们约好昨晚见面，但他没赴约，也没接我的电话。
她有些不信：“你是他的朋友？我怎么不知道他有朋友。”
萨娜坦格勒女士直击要害。
我费了好大的工夫才让她重新关注这样一个事实：我不知道鲍勃在哪儿。“今天早上我打过电话。接电话的人说他生病了没来。但他也不在家。我很担心。”
“好吧，坦白说，我也是。我还没打过他家里的电话——鲍勃不会……乐意的。2003年春天那场暴风雪，他有一天也没来上班，但在我的印象中，那是惟一的一次。”
鲍勃上次没去上班有着毋庸置疑的理由：2003年3月的那场暴风雪至今让人难忘，博尔德的积雪几乎有四英尺厚。“他今天没来过电话吗？”
她摇头。“昨天也没有。鲍勃总在自己的桌上吃饭，埋头看书或者玩网络游戏。有时玩拼字游戏。有时下象棋。他从不和其他同事一起玩。从不。但是星期一那天怎么样呢？那天上午11点左右，他告诉我他要出去吃午饭。他直接进了我的办公室，直接走到我桌前，说：‘萨娜坦格勒女士，我要出去吃午饭了。’我很惊讶，也很高兴——我让他好好放松，玩上个一小时。”
“他出去了吗？”
“这小子肯定出去了。他根本没有回来，也没打过电话。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是这样啊，”我一边说，一边回味这句话。这星期鲍勃的这出失踪戏开场得甚至比我预料的还要早。
我和萨娜坦格勒女士一起站在她的办公室里。我发现，她管状的体形正在逐渐分散我的注意力。我发誓，她的大腿、臀部、腰部、胸部和肩膀完全是同一个尺寸。她不是特别胖，看上去像是发育时被迫在一根香肠套子里冬眠了很久。
“听着，”她说，“鲍勃……很特别。很特别——很特别。我从赫尔姆斯转到这儿后就成了他的新上司——赫尔姆斯是历史系。以前我觉得学历史的家伙古怪，但这些物理学家呢？别让我说起头；他们是另类的。而鲍勃，他更是怪胎的典型。我有话直说，请见谅，但如果你了解他的话，你应该早知道。他喜欢和别人保持距离，周围的人很难与他相处，尤其是那些对他的——也许可以这么说——脾
性毫无察觉的人，但他会完成工作。没别的了，我告诉你，真的就这么多了。他只干自己的活。后来我又把他安排到一个实验室，他在那儿和别人相处得还可以。我说这些的意思是鲍勃和这儿的一些人不一样。他比较自由。但不管他……怎么不受约束，我都不会因为这解雇鲍勃。”我注意看了看她的表情，她似乎想到了一些先前没想到的事。“当然，这很合情理。”
“萨娜坦格勒女士，您似乎挺了解他。您能告诉我，在哪儿也许能找到他吗？”
她想了一会儿，摇头。“抱歉。”她边说边往门口迈了一步。“但你只要有消息就会通知我的，对吧？我很担心。鲍勃就靠你了。”
就像是蘑菇。我想。或是块菌。那些寄生类的。
“当然。”我在身后的桌上看到了可再贴便条纸，便在上面飞快地写下呼机号，递给她。“您有消息了也会告诉我吗？”
她说她会的。我朝门口走去，快出门时我停下来，转身看着她。“鲍勃有没有带走他的秋海棠？您明白我在说什么吗？”
她冲我微笑。“我当然明白。你的确很了解他。但我知道你问题的答案。为什么不和我一起去他的办公桌看看那棵可恶的圣诞秋海棠？”
她领着我穿过大厅，走向鲍勃的办公区域。我想，萨娜坦格勒女士年轻时嘴巴一定不饶人，只不过她雄心勃勃，自我约束力又强，才能从一个满口“他妈的”、“该死”的年轻女子转变成一个只说“见鬼”、“可恶”的中年妇女。
那棵圣诞秋海棠在鲍勃桌上的一角，他上司说鲍勃一直把它摆在那儿。我从这棵植物身上知道了一点，萨娜坦格勒却看出了两点。她告诉我，如果鲍勃知道自己会连续几天不在办公室——她说的那几天应该要比大周末还要长——他会小心翼翼地把秋海棠搬回家。搬运的过程复杂至极，包括要用一个啤酒箱底，还要套上棕色的食品袋。她还说如果鲍勃会有一至三天不在办公室，他会把秋海棠和鹅卵石托盘从桌角移到屋子最末端的齐腰高的书架上，就在朝东南窗户边。
“总是这样吗？”我问。
“总是这样。”她毫不犹豫地确认了我的话。“他从不把秋海棠放在阳光可以直射到的地方。他总是从下面开始浇水。你知道，就是从鹅卵石托盘开始。他知道该怎么养。这东西在鲍勃的打理下一直开着花，从每年的感恩节到春分，都好些年了。人们看了它，总要夸两句，从不例外。”
我早就注意到这棵秋海棠长得很好，花瓣很大。我说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鲍勃本来没打算离开这么久，是吗？”
萨娜坦格勒女士弯下腰，摸了摸秋海棠娇嫩的花蕊。“是的，他没这个打算。我想我应该把它移到书架上，这样鲍勃不在时，它也可以有光照到。鲍勃会这样做。我知道他会。我只是不知道他愿不愿意让我这样做。”
我的视线跟着她的手指移到桌面上，我迅速扫了一眼，看看有没有线索可以知道鲍勃星期一去哪里吃饭了。然而除了圣诞秋海棠，他的桌上找不到任何私人物品。我问：“鲍勃玩游戏时，用的是这台电脑吗？”我指的是那台占了他桌上三分之一空间，根本谈不上走在时代前沿的机器。
“不，他不用这台。他有台笔记本电脑。他每天带着它来上班。很早的时候，他问我是否可以在午饭时间连到校园网上玩游戏。我说可以。鲍勃不骗人。要是他对哪条规章不是很清楚，他就会问。”
她的回答让我有点泄气。“他带着笔记本电脑去吃午饭吗？”
“见鬼，我也不知道。”说着，她开始在鲍勃的抽屉里翻找起来。从我的角度看过去，这些抽屉就像是被神通广大的壁橱管家收拾过似的。
“别看了，”她说，“他肯定带走了。”
“你知道什么能帮我找到他吗？随便什么，只要有助于找到他的都行。”
“我希望我知道，”她说。“真可恶，我真的希望我能知道。”她双手握拳，顶着下巴。“我有些手下非常可靠。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但剩下的那些？我行我素，特立独行。如果他们像鲍勃这样离开一段时间——离开几天——我
理都不理。我会觉得这很正常。是意料之中的事。但是鲍勃？他不属于任何一类。他不中规中矩，也不标新立异。他……”
“你猜我要说什么？我只能说：虽然我不是非常非常喜欢鲍勃，但我还是……喜欢他的。你明白吗？我真心希望他没事。”
我明白。
我挤进了百老汇大街马斯特塔德以卖热狗为主的餐馆，在美国各地都有连锁店。，稍微停留了一下。享受着热狗的香气，我心里稍稍有些不安。回到办公室时，离下一次预约只差几分钟。
37
这个由我一手拼凑而成的下班后的计划算是个好主意吗？很可能不是。但当我一天的工作接近尾声时，我发现自己想不出一个好点子，于是只好拿这个漏洞百出的先凑合凑合了。
原以为要等上一两天才能轮到我走进多伊尔的房子去看房。但我错了。我打了个电话给那个代理人，问她能否带我去看房。她如今已是卖家的全权代表。显然是想到说服我成为买家后的光明前景，她的眼里开始闪动美元符号。她问我什么时候下班。我说6：00。一秒都没犹豫，她就问我6：15是否合适。“您一定想像不到后院的水景，”她连声说。“光水景就值这个价。相信我，它们……”
我没告诉她我早就知道了。
我打给我们的钟点工保姆韦弗，她告诉我劳伦也会晚回家。韦弗让我放心，说她很愿意多陪格雷斯一会儿。我已经打算除了每月的工资，再加给她一小笔奖金。我又打到劳伦的办公室留了语音信息，告诉她晚饭我会带泰国菜外卖回去。
和我见面的女人叫弗吉尼亚·唐纳，她把车停在了多伊尔的房前，这是一辆银色凌志运动型多功能车，豪华型的，从头到尾活脱脱就是另一辆梦幻般的陆上巡洋舰丰田旗下最具盛名的一款车型。。我隔了几户人家把车停在了更北面的地方，然后下车走了几步，在前门的走廊附近遇到了她。
“格兰戈里医生？”见我走近，她绽开笑容。“您马上会彻底爱上这儿。浴室稍微打理一下就可以。不过哦，哦，将来这儿的……”她
又高又瘦——让我想到了“苗条”——穿着优雅，稍带口音，可能很小就移民到美国的。即使不考虑她的姓，我也会猜她来自巴西。她衣柜里的衣服很少会为冬天做调整，她不穿大衣，踩着高跟鞋，来去生风。一句话，一点也不像博尔德人。
“唐纳女士？”
“是的，是的。我很抱歉。我一兴奋就忘了礼节。这栋房子，它……”她伸出手和我握了握。“抱歉，能等我一会儿吗？”她按下了手机上的快速接通键。“是的，是的，格兰戈里医生在这儿。我们正要进去。好的，好的，是。我很确定。格兰戈里医生。没错，在第十二大街。谢谢！”唐纳女士转身面向我。“考虑到丹佛某些倒霉代理人的遭遇——我相信您听说过——我们不得不在个人看房前先确认您的身份。我希望您能理解。这是……”
“当然。”
她很快走到上锁的信箱前，取出前门钥匙，打开门，让我先进去。“我很不愿意像现在这样房子里还没摆放什么家具，还没怎么布置，就拿出来给人看。但……”她叹口气，“我已经尽量想办法让房子的主人去租点东西，你知道，只不过是为了……有了合适的家具，整个屋子就会让人眼前一亮……”
唐纳女士显然习惯了说话只说一半。但不管怎样，我很感激她讲起了多伊尔。我立刻问道，“房子的主人住在市区吗？换了套大房子吗？”
她领着我穿过狭窄的房门，进入卧室：卧室里的红橡木地板上满是刮痕，窗户仍是旧式单页铁框的，壁炉也不起眼。“住在市区？不，不。不是这样的。但我们经常联系。经常联系。我向他保证只要一降价就会有回应，顶多等上一天。他松口了，事实上——他已经降过一次价。别误会，我完全是为他好。您住在博尔德吗？”
这个问题明摆着希望我回答“是”，然后我就能为她创造轻松赢得房产交易三连胜的机会：买主从代理人手上把房子买走，接着授权该代理人负责销售他现有的房子。三重委托——卖家，买家，卖家——和如瀑布一般源源不断的房产交易会。
“是的，我住在西班牙山。不过我在市中心商业大街附近工作，就在沃尔纳特。想想最近的交通，开车真是越来越……”想了好久，我最终敲定一个合适的词，“累。”
听到我透露的信息，她按捺不住兴奋。西班牙山的单子？如果说出一个比这更值钱的小区名称，她的反应也会近乎疯狂。但在博尔德，没有一整块地皮能比西班牙山更让当地房地产供应商激动不已了。在西班牙山，“有存货”一般是指那儿只有一间待售的房子。在我宣称自己住在山谷另一边很珍贵的一块地上之后，我瞬间感受到屋里的气氛有所改变。
唐纳女士知道她必须把手头的房子脱手给我，但又不能触动我离家的感伤。她不动声色，伪装得很好。“我能不知道吗？”她说。“这就是住在这儿，住在希尔的好处。离哪儿都近：肖托夸美国纽约州肖托夸市。，市区，绿化带，山区，收费公路，购物中心。这个地段真是太……”
完美？
我见她眼睛盯着我的左手，于是猜出了她的下一个问题。“您结婚了？”
“是的。”
“有孩子吗？”
“一个。”
“西班牙山？”她沉思。“山上很美。我有些客户等了好几年想……那儿视野非常……”
开阔？那儿的房子也很……贵。我可没勇气告诉她我住的是整个居民区为数不多的普通房，即使按博尔德的标准也是最普通的那种。她会失望至极的。
“是的，那很不错，”我说，一边打量着这间普通客厅的墙壁凹陷处，一边纳闷：我在多伊尔的空房子里乱逛到底想找什么。我从客厅走到同样很普通的餐厅里。唐纳女士跟在我后面。
“大小正合适，不是吗？”她说。“这儿有足够的空间来……”
放一张桌子？办一次家庭聚会？
厨房最近刚整修过，一个小角落被专门辟出作为吃早饭的地方，而且靠着大窗，正对着院子，很不错。一间食品储藏室本来就不大，却硬要辟出一小间洗衣室。重修后房子的质量和它的要价并不相称。那些新的细木家具和家用电器都可以在博尔德租借服务公司的仓库里找到。
唐纳女士显然和我想的一样。“这儿有些新的厨房工作台面，可能是石头的，也可能是混凝土铸成的，你得再加工加工……”
什么？我分不清楚。“是的，”我说。我开始了解，要卖出这套房子对她来讲真是个大难题。她想把这栋房子在博尔德的冬天卖掉，卖点是院子。然而院子里没有绿色植物后，看上去并不怎样，精美的水景被抽干了水分子后，也很一般。
我们很快逛完了楼上的两间卧室和另外两间相邻的小浴室。她先前的说法十分正确：浴室需要一把大锤和一名优秀的设计师。主浴室四面墙都用上了齐胸高的长条塑料板。颜色很像格雷斯得了鼻窦炎后鼻子里流出的液体。
当我对房子的热情不再高涨时，唐纳女士对于她房产买卖前景的热情也开始降温，但她仍顽强地抓住最后一丝希望不放。“地下室的家庭影院和令人惊叹的后院都是这栋房子的两大亮点。你想先看哪个？”
不等我回答，她就打开了后门旁边的两个开关。院子立刻亮堂得像度假胜地。我的目光迅速被那天晚上在黑暗中看到的花岗岩瀑布所吸引。
“很不错。”我说。
“不错？想想水流溅到花岗岩上，想想那溪水声，那池塘里的鱼儿。还有花儿啊，鸟儿啊。到春天，我想你会觉得这儿……”
令人吃惊？
“地下室呢？”我问道。“楼梯在哪儿？”
地下的空间没有地上的那么大。家庭影院倒是够宽敞的——估计有十五英尺长二十英尺宽——但整个地下室还没有两间家庭影院那么大。一个普普通通的化妆间，一间器械房和一间又长又窄的储物室构成了楼下地层的整个布局。离储藏室顶端三分之一处有个带铰链盖子的很宽的通道。
“用来放东西的吗？”我问道。
“是槽隙天花板上面或地板下面高约二英尺可使工人进入维修管道、电线及设备的槽隙。。”唐纳说。
“可以进去看看吗？”我问道，握住门把手。
“当然可以。”
我掀开遮阳篷式的盖子，朝里面看了看。通道大约三英尺高，里面很干净。整个空间的地上都铺满了几密耳用于测量金属线直径的长度单位，等于0.001英寸
。厚的塑料板。
“是氡吗？”我问道，尽量表现得很感兴趣。
她点头。“别担心。在控制范围内。完全受到控制。我有所有相关资料，放射性已经减弱到安全标准，邻居们都会想去买的。真的，它……”
随你怎么说。我关上槽隙的盖子。
“你看到家庭影院里的投影仪了吗？”她问。“那可是一流的伦科牌的。还有，是的……是
的。全都到位了。所有的电子设备一应俱全。音频，视频，全齐了。天龙牌的，B&O的。可都是世界顶尖品牌。家具也是。用不着我说，你也能看出这些都是活动躺椅，可以随意调节，而且他们不是La?Z?Boy牌那种货色的。全都是原装的，绝对货真价实。电子设备，表面抛光材料，所有的一切。在这方面他可从不省钱。房子的主人对他的家庭影院，他……”
我对她嘴里讲的器材并不了解，也不感兴趣。有些人无法想像在地下室看DVD会是怎样一番情形，但我不像他们，我可以假装自己正坐在电影院里。我宁愿能和妻子、女儿还有小狗在卧室那台老掉牙的录像机前围成一圈看录像。
“哇，”我说，尽量表现得很感兴趣。
“哦，我忘了，这个屏幕……”她抓起我的手，领着我走到家庭影院另一侧，一大幅白色电影屏幕挂在墙壁上，外镶的一个木框雕刻得十分华丽，而且很有光泽。我猜是红木。“怎么，不碰碰吗——有指纹，指纹。我忘了这个是谁做的——一个很了不起，不，很伟大的人。我记在便条上了。这个和斯皮尔伯格好莱坞著名导演。家私人电影院的屏幕一样，他家在……一模一样，像是……最好的。我向你保证我办公室里有这个人的名字。我可以找来告诉你。我会的。第一件……”
事？“哇。”看上去很像电影屏幕。斯皮尔伯格知道他在干什么。
我对着空白屏幕瞪了一会儿，觉得时间差不多了，就领着唐纳上了楼梯。当我们走出前门时，我把自己对这栋房的看法告诉了她。“我想它对我们家来说或许小了点。”
她对这早有准备。“哦，我知道，知道，但它的发展空间呢？你可以找一个优秀的建筑师想办法把楼梯往上移一点，转眼间你就能把二楼拓宽。想想底下被遮去的门廊和从搂上新的主套房往下看的风景。想想吧！你将拥有看得到弗拉提伦的露天平台！还有橱柜呢？哦，用不着我来说了吧，对吗？你很有……”
远见？
晚上很冷。风从北边的萨斯喀彻温省加拿大中南部一省。刮来，吹得脸上阵阵刺痛。
唐纳女士把钥匙放回信箱里，她坦言说非常想向我展示其他一些“东西”，尽管“那儿的价格要比这儿贵上一两个等级”。我婉言拒绝了，虽然私底下我很好奇在博尔德房市通货膨胀到无可救药的情况下，一个“等级”需要多少个数字来填补。告别时，她递给我一张名片，也向我索取我的名片。
“很抱歉，”我说，“我身边没带。”
这话半真半假。我的确没有带。
但我并不感到抱歉。
我沿着蜿蜒的小路送她到那辆凌志车前，和她握了握手，向她致谢。从她的左肩上——在
马洛里·米勒家楼上的窗户那儿——
我看到了前天晚上我和萨姆闯入后院时看到的人影，我想是同一个人。
唐纳女士见我在看。“真可怜，”她说。“那女孩的父亲一定很……”
痛苦。
38
“要在这儿找到真相，就好比要从修道院里找出安全套。也许会有一些散在周围，但真要找到它们可没那么容易。”
拉乌尔在和我讲拉斯韦加斯，讲他这一天是怎么过的。他的说话声听起来很疲倦，就像我那刚学会走路的女儿过了睡觉时间还没睡时的声音。拉乌尔有着企业家的特质，天生就是个乐观主义者。我从未想过会看着他在绝望的大海里挣扎，感觉像在做梦一般。
拉斯韦加斯警方对拉乌尔妻子的失踪依旧不感兴趣。他向他们施压，想确定究竟怎样黛安娜才会被认定为“失踪”。一个侦探告诉他，“像这种情况，当然是要超过一个长长的周末才算数。到目前为止，埃斯特维茨先生，她只不过是离开了。一个长长的周末。”医院里还是没有名叫黛安娜或是长得像她的病人。拉乌尔绝望了，他在当地雇了一个私家侦探，那家伙花钱的速度显然要比找寻黛安娜的下落要快得多。他至今只查到了雷切尔的地址。他去那儿找她，但是没人。
马琳娜，那个威尼斯酒店保安部的女保安，她怂恿拉乌尔在挤满当地人的市中心附近给她买了顿早餐。两人边吃边用西班牙语交谈。拉乌尔知道了她兄弟被亚利桑那移民规划局扣留着，知道了他怎么到了那儿——至少马琳娜说他是那样到的——至于马琳娜对整个事件的看法，他也了解得相当清楚，但就是不知道赌场的监控录像带里到底录下了些什么。
吃完这顿不顺心的早餐后，拉乌尔开始把调查目标转向爱在拉斯韦加斯婚礼教堂。当他把在那儿发生的故事一五一十地讲给我听时，我感觉倾诉的过程正让他渐渐放松。
在拉乌尔的故事里，那个爱在拉斯韦加斯婚礼教堂的牧师叫做霍华德·J.霍顿。他曾是个受过专业训练的演员，年轻时在百老汇大街小有成就，甚至在荒诞剧《英国大兵之歌》中担任过主演的替身。后来，他就来到了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寻找发迹机会，霍华德在好莱坞并没有像多数人一样混不下去，而是一直跌打滚爬到三十七岁。他在情景喜剧和警匪片里混过几个小角色，偶尔在大制作的故事片里说上几句无关紧要的台词。近二十年里，他在电影里为肖恩·康纳利调鸡尾酒，被阿尔·帕西诺用枪击中，还不知羞耻地和莎朗·斯
通调情，接着被男主角的一顿老拳打得连连讨饶。
拉乌尔觉得这几部电影自己都没看过。
这些小角色没能把霍顿扶上他梦寐以求的一线男星的位子，得到的角色的年龄也远赶不上他的脸老得快。为了填饱肚子，他最终沦落到在餐厅剧场表演，后来又来到了拉斯韦加斯。在拉斯韦加斯，他主持了几场脱衣舞秀，又吸上了海洛因，还很有英雄气概地和那个“狗娘养的婊子离了婚”。后来在一场扑克牌游戏中，他赢得了爱在拉斯韦加斯婚礼教堂39%的股份。那次他和几个当地人一直从星期三晚上的鸡尾酒时刻打到上午近中午，或是中午近下午——霍顿记不清了；这类游戏通常都会玩到第二天。
霍顿四十七岁了，是个牧师，在爱在拉斯韦加斯教堂已经做了将近七年。日子不顺的时候，他自我安慰说，现在这份工作起码可以填饱肚皮。
霍顿的英国腔和贵族式礼仪都是为前来拉斯韦加斯参加婚礼的游客准备的，完全是噱头。在内华达持续不降的高温下，他身上那套面料十分光滑的维斯蒂曼特意大利奢侈服装制造商，1979年开始成为阿玛尼的授权制造商之一。牌套装除了做戏外别无他用。这身套装是他在一场扑克游戏中从一个来自亚特兰大的男同性恋者手上赢来的。那张桌子除了霍顿以外挤满了外地人。他告诉拉乌尔一个很有趣的故事，讲他们赌完后交换衣服，脱得只剩下内裤。霍顿贡献的是一条他最喜欢的短裤和一件很旧的汤米牌巴哈马系列的丝织衬衫。
拉乌尔向我保证以后会抽空告诉我后来谈了很久的、那条亚特兰大人的皮带的事。
“你保证？”我说。
“当然。”拉乌尔再次承诺。
城市的游客正一本正经地准备观赏奢华壮观的场面，而霍华德在爱在拉斯韦加斯主持的婚礼却很安静，很朴素，很精致，至少感觉上是这样。在爱在拉斯韦加斯，所有在这儿对上眼的游客都可以成为夫妻。这儿不需要埃尔维斯的扮演者，也不像太阳马戏团1984年由一群加拿大街头表演者成立，现今已成为国际奇迹。里反对穿着异性服装，这儿只有爱国的英国贵族的满腔热情。他一心想着把自己对于最棒的英格兰教堂的理解带到内华达的沙漠。
拉乌尔想问有关黛安娜和雷切尔·米勒的事，所以他等着与霍华德单独谈谈。现在他要么在屋外停车场上受着华氏93度高温的煎烤，听说这温度在一月份十分罕见，要么就在有冷气的教堂里找个位子坐下，舒舒服服地观看专程从得克萨斯的斯普拉贝里开车赶来的年轻情侣的婚礼，在拉斯韦加斯喜结良缘。斯普拉贝里就在米德兰的外边，离敖德萨位于得克萨斯州的一个小城镇，与乌克兰著名城市敖德萨同名。不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