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当时从我嘴里说出来的话竟然是"对不起"。对此我也忍不住笑了，我有什么必要道歉呢？胆小如鼠的我甚至盼着你被吓得大哭起来，孩子一哭，作为父亲的我可能就会少挨点儿打。我在这方面还是很有点儿小聪明的。
冈田哈哈大笑起来，愉快地拍拍我的肩膀，说了声："进来吧。"我刚要领着你进去，他又对我说："孩子最好别进来。"然后冲你叫道，"小兔崽子！在这儿等着！"
一个刚参军不久的新兵能挨长官的打，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件光荣的事。当时我甚至很感动，感动得胸口都发热了。
我跟在冈田身后，穿过走廊到了里面的一个房间。冈田拉开门先进去了，我往里面一看，看见躺在被窝里的洋子把被子盖到鼻子那儿，只留下一双睁得大大的眼睛在外面，调皮地笑着。她的表情充满活力，就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所以我花了很长时间才确定她就是我的妻子洋子。
我糊涂了，弄不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我傻愣愣地站在她的面前，心想：如果这个女人是洋子的话，怎么会那么生气勃勃呢？
冈田抓住我的肩膀往下一摁："坐下！"
我老老实实地坐在洋子身旁。洋子呆呆地看着我，一副没有任何表情的眼神。
冈田突然把盖在洋子身上的被子掀开，洋子"呀——"地尖叫起来。进屋以后，我一直没敢看洋子，她发出尖叫之后我才看她。她赤裸着身子，一丝不挂。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他不是你的丈夫吗？你的光身子没让丈夫看过呀？"冈田说。
这时洋子站起来，夸张地趴在冈田的耳朵边上小声说着什么，说完又嗤嗤地笑。她趴在冈田身上撒娇的样子，我以前一次也没见过。我觉得这个女人离我太远了。
不过，我莫名其妙地有几分自豪。第一次见到的洋子的裸体非常美，非常可爱。那时候我第一次发现洋子像少女一样可爱。
"喂！你是第一次看到你妻子的光身子吗？"冈田哈哈大笑。
我呢，只能趁他不注意，偷偷地窥视一下洋子那有一层薄汗的雪白的肌肤。
"到那边待着！"冈田命令道。
我刚把脸转到一边去，冈田又过来抓住我的头发，把我的头转回来，吼道："你就这么老实待着！"一边吼一边来回摇我的头。我听话地点点头，他又狠狠地把我的头扒拉了一下，然后就去抚摸洋子的大腿。洋子那又白又嫩的大腿曾经是我的骄傲，可是那时候的我只能坐在那里眼睁睁地看着冈田和洋子把那件事干完。
过分地遵从上下级关系的社会必须在我们这一代完结，我们必须深刻地反省那样一个时代。到了你们这一代，就不会有那么严格的尊卑关系了，但是要想真正平等，还需要长期的甚至是艰苦的努力。
如果我的内心深处没有那么多军国主义时代的影响，我也能像一个普通的男人那样思想和行动。在军人的眼里，我们这些人就是虫子、蝼蛄，是一文不值的东西。他们要打就打，要踢就踢，要杀就杀。而我们这些人的妻子的肉体呢，还是有利用价值的。如果我不是生活在那样一个时代，洋子就不会那样对待我了。
我好像天生就长着一张挨打的脸，跟我一起报考研究所的一个朋友也这么说过我。不管在哪儿，我都不算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但挨打的总是我。连我自己都认为我这张脸就是为了那些打我的手长的。逃跑的话一定会有狗追上来，老老实实地待着，人家打起来更方便，我生下来就长着一张老老实实的脸。这样想的话，虽然也有冷静的部分，但是一旦面临那种状况，我也免不了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把一切的一切全都忘掉。我觉得这种时候就是我的脑子出了问题。
我默默地拉着你的手离开冈田家的时候，听见了冈田和洋子在我们身后哄笑。回到家我一边给你做饭，一边等着洋子回来。洋子终于回来了，还带回来一些只有在黑市上才能搞到的东西，一定是冈田给她的。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能搞到那些东西我应该感谢她。但我还是哭着求她不要再到冈田家去了。她一句话都没说，只是一个劲儿地冷笑。
仔细想想，洋子要是索性住在冈田家不回来了，我也没办法。就她还能回自己的家这一点来说，我还应该感谢她。当然冈田家里也许有某些不方便之处。
过了不久，洋子索性站到街头当妓女去了。穿着冈田给她的华丽的美式服装，围着纱巾，抹着口红，她越来越像个荡妇。洋子堕落成这样，怎么想都是冈田造成的。可是，洋子对于冈田没有丝毫怨恨。
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我根本跟不上时代的变化，我觉得我脑子里的保险丝已经烧断了。我出门的时候经常看见洋子被嫖过她的美国黑人大兵或白人大兵毒打，所以她站的地方经常变化。我几乎每天都拉着你的手四处找她。
那时候，我终于清楚地看到了都市的本质。
不久前孩子们跟着大喇叭做广播体操的地方，学生们一起看电影的地方，居民们集合在一起讨论战后重建问题的地方，转眼间堕落了。既像古代荡妇满街的罗马，又像以前的北京，这个平凡而健康的城市崩溃了。孩子们做广播体操的广场上站着数不清的卖淫妇，可是没有一个人对这种现象提出批评。那么提倡伦理道德的日本，竟然没有一个人对这种堕落叹口气。看来，都市这东西，本来就包含着这些危险的因素。
洋子也吸引着附近的男人们。他们听说洋子当了卖淫妇，也都偷偷来找她。据说战时经常拉响空袭警报的日子里，洋子也没有付出多少辛苦，附近的男人们总是争先恐后地前来帮助她。那时候除了老人，年轻一点的男人没有多少，差不多都跟洋子睡过。所以洋子死在家里的洗澡间以后，我甚至怀疑过是他们之中的哪一个干的。
三鹰这个地区不大，但是各种各样的商店都有。五金店的杉山，木匠大冢，修水管的佐藤，卖玻璃的船桥，这些人当时没有什么买卖可做，都像苍蝇似的围着洋子转。他们跟洋子的关系密切到什么程度我不太清楚，所以只能推测。洋子本来是只卖身不动真情的，大概是其中某一个人动了真情，而洋子又不跟他走，所以才把洋子毒死的。
对了，写到这里我才想起我留下这封信的主要目的：我要把洋子死的时候的情况详细地写出来。
那是一个让人觉得非常不可思议的事件。一想到那个事件，我就感到精神错乱。那个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完全搞不懂。除了不知道凶手是谁以外，作案方法，作案动机，都让我一头雾水。当时，警察到场以后马上断定是自杀，可是我对此表示怀疑。如果是自杀的话，她为什么要把自己反锁在洗澡间里？有那个必要吗？还有，她是喝了剧毒物质氰酸以后身亡的，可是在洗澡间里为什么没有装毒药的小瓶子或杯子之类的容器？另外，当时她在厨房里做饭，切了几刀的洋白菜还在案板上，难道是做饭做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想自杀了？这一点也很难理解。难以理解的理由还不止这些，别的理由以后再说。
我先把事情的经过写下来吧。事情发生在昭和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五日。那时天气开始变得炎热起来，我什么都不想干，就在自己的房间里呆呆地坐着。我不想出去散步，因为我害怕邻居们用好奇的眼光看我。我整天想的都是怎么自杀或怎么把洋子杀了。
到了中午，饭好像还没做好。房间里一丝风也没有，热得要命。我起身到厨房里看了一眼，里面没人，案板上有切了几刀的洋白菜，菜刀放在案板上。我打算弄点冷水冲冲头，就到洗澡间去，拉了一下磨砂玻璃做的推拉门，拉不开，门从里面被插上了。我隔着磨砂玻璃往里看，模模糊糊地看见有人躺在洗澡间的地上，我觉得那个人好像是洋子。再用力拉门，还是拉不开，于是我就一边敲玻璃一边喊着洋子的名字，叫她给我开门，但喊了半天也没有动静。我想把玻璃砸碎了，又怕碎玻璃伤着洋子，就没有轻易动手砸玻璃，而是跑出去找邻居帮忙。跑到外面，我又把手伸进临街窗户的防盗木栏杆里，打算推开磨砂玻璃窗往里看，结果也推不开，窗户从里面被插上了。
我叫来的邻居谷口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他小心翼翼地在磨砂玻璃门上砸开一个洞，伸手进去拔开插销，拉开推拉门一看，果然是洋子在地上躺着呢。衣服穿得整整齐齐的。我和谷口急忙把她抬到起居室安排她躺好，谷口就跑出去叫医生了。不过我看洋子是没救了，没有呼吸也没有心跳，脸痛苦地扭歪了。
死因是氰酸中毒。眼看着就要战败的时候，上级给我们这个地区的各家各户都发了一小瓶氰酸，是让我们在紧急时刻服毒自杀用的，后来回收的时候我没有上交，埋在院子里了。也许洋子喝的就是那瓶氰酸。
我和谷口发现洋子的时候，洗澡间里没有任何异样，一切都跟平时一样。浴缸里没有水，盖浴缸的木板竖在浴缸旁边晾着，不可能有人在洗澡间里面。朝外开的窗户有两个，都是磨砂玻璃的，当时都插着插销。窗户外面有防盗木栏杆。为了让你了解得更清楚，我在下一页给你画了一张图。
最让人感到奇怪的是洗澡间里没有小瓶子或杯子之类的容器。如果洋子是服毒自杀，应该有小瓶子或杯子之类的容器留在洗澡间里，但是什么容器都没有。后来，装氰酸的小瓶子在厕所的垃圾桶里被发现了。喝下氰酸以后多长时间见效我不太清楚，但是总不可能喝下之后还东转西转的吧。按照警察的分析，洋子是饭做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想自杀，就在厨房里把小瓶子里的氰酸倒进杯子里用水溶解，然后把氰酸含在嘴里，再把小瓶子扔进厕所的垃圾桶，再走进洗澡间插好门窗，最后咽下含在嘴里的氰酸自杀。这种解释也太勉强了吧。
按照警察的解释，我无法理解洋子自杀时的心理。喝下氰酸以后就把小瓶子和杯子放在身边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反正是自杀身亡的人了，难道还会考虑什么装毒药的小瓶子和杯子放在身边是不是羞耻吗？为什么还要费事处理那个小瓶子呢？还有，死的地方为什么是洗澡间呢？死在洗澡间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啊。衣服穿得好好的，死在家里的哪个房间都比死在洗澡间合适嘛。
根据警方的现场勘查，固定洗澡间的门框和窗框的钉子都生锈了，不可能被卸下来过，玻璃也没有被卸下过的痕迹。由于插销锈得太厉害，没有在上面查出洋子的指纹。
尽管警察已经认定了洋子是自杀，我还是想不通。最让我想不明白的是洋子自杀的原因。她根本就没有理由自杀。赎罪意识？她对什么赎罪呢？而且看她那样子，连一点儿反省的意思都没有。我跟洋子通过媒人介绍结婚以后，她一直少言寡语，甚至有些保守，是个贤淑的妻子。是战争结束后的混乱状态使她变成了这个样子。她讨厌自己了？这只不过是作为她的丈夫的我的一厢情愿。
如果说是他杀，可以有很多想象。具有杀死她的动机的人大有人在，我就是其中一个。也有可能是为她争风吃醋的男人，也有可能是冈田源三。甚至有可能是跟她发生冲突的女人。
一郎我儿，关于你母亲奇怪的死的经过就给你说完了。你从我以上的叙述中可以推测出凶手是谁吗？她的死当然不是自杀，而是他杀，凶手是存在的。那么，凶手是谁呢？
是的，凶手不是别人，就是我。
杀人动机就不用详细解释了。为了让你能够理解我的杀人动机，我已经在前面啰啰唆唆地写了那么多。我发现洋子躺在洗澡间以后，跑出去找谷口帮忙是明智之举。如果我一个人把玻璃砸了，把门打开，就没有办法证明洗澡间是一个除了洋子以外谁也进不去的密室，我就会被怀疑为凶手。不对，应该说我在隔着磨砂玻璃看见洋子躺在地上之前，就把一切都计划好了。但是，我感到奇怪的是，我跟谷口一起看到洋子的尸体的时候，我心里曾经反复想过，是自杀还是他杀呢？如果是他杀的话，凶手是谁呢？我那时候精神有些不正常，自己干过的事情，就像消失在远方的云霞里了，忘了个一干二净。
我模模糊糊地记得那瓶氰酸是我从院子里挖出来的，我也模模糊糊地记得我多次想过要杀死洋子。但是，七月二十五日上午的事情，我一点儿都不记得了。
在前面我已经承认了很多值得同情的事实，我一点儿都不怀疑洋子是我杀的。可是，让我感到苦恼的是，我说什么也想不起来我是怎么杀了洋子，又是怎样布置了那样一间谁也进不去的密室的。
洋子肯定是我杀的，这一点非常明确。事件发生在我家里，别人没有可能成为凶手。我不恨洋子，我一次都没有想过要恨她，无论她对我做了什么，她都是我最亲的人。但是，我希望洋子只属于我自己。那时候，我已经知道，洋子经常跑到冈田那里去，她的心早就飞到冈田身边去了。于是在我的心里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就算她的心不在这个家里了，她的身体也必须在这个家里，死也要死在这个家里。
所以，我杀了她。我杀了她，但是我是怎么把她杀了的，我却想不起来了。洋子已经死了两年多了，她死了以后我整天想的就是这件事：我究竟是用什么方法把她毒死在密室一样的洗澡间的呢？这就是所谓良心的谴责吧？我的内心充满了痛苦。我多次想到了死。可是，你还小，我不能扔下你不管。我把这些写下来，是觉得将来你也许能解开这个密室之谜。我是解不开了，但是，如果不托付给某个人解开这个谜的话，我死了以后灵魂也不会得到安宁的。两个小窗户都插着插销，外面还有防盗栏杆，谁也不可能从窗户进出。门里面插着插销，里面的人不拔开插销出不来，外面的人不砸碎玻璃进不去。
我一边明明知道是自己杀了洋子，一边又提出这样的疑问，真是一个大傻瓜。其实我这一辈子就是一个大傻瓜。你看这封信的时候，我只希望你不要觉得父亲做了什么让你感觉到不体面的事情。说句奇怪的话，不，说句不负责任的话，就我现在的心情而言，我已经感觉不到我的身体是我自己的了。
我想象不出你读了这封信以后会是怎样一种感觉，你对父亲一定感到很失望吧？可是我不给你写这样一封信就感到坐立不安。请对你这没出息的父亲表示一下哀悼吧。
写完以后我不敢再看一遍就要把它装进信封里了。
被多野国夫
昭和二十三年十月十二日
四
在接受军国主义教育，接受强加的愚蠢的价值观的时代，不能说没有健康成长的人。但是，人格彻底被损毁的人也应该有很多。
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人都是人，人与人之间应该是平等的，可实际上，有的人蛮横无理，颐指气使，有的人只能像狗、像猴子一样活着，哪能有这种浑蛋逻辑！
这是为什么呢？我认为都是日语这种语言的构造造成的。想想这也许是一件很难理解的事情，我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就看穿了这个谁都没注意到的问题。
有的人只能使用标准的敬语，有的人则整天说那种毫无礼貌可言的蛮横的话。这两类人的差别可以说是一个地下一个天上。由于嘴里说出来的话不同，这两类人都产生了错觉。一类人认为自己是至高无上的强者，另一类人的人格则从骨子里变得卑下，就像我父亲那样。当时我还是个孩子，所以能够冷静地观看大人们的闹剧。但是，最让我感到气愤的还不是冈田源三那种人。我最痛恨的是那种根本不知道这是闹剧，一天到晚在所谓强者面前摇尾乞怜，靠讨好人家过日子的女人，也就是我母亲洋子那样的女人。
所有的事情都想起来了。我母亲洋子，是我杀的。我对自己过去犯下的重大罪行感到恐惧，于是选择了在忘却中逃避。
父亲是个善良的男人，甚至可以说是善良到可怜。他觉得自己有杀死妻子的动机，结果分不清什么是幻觉，什么是现实，最后认定自己毒死了自己的妻子洋子。父亲太善良了，善良到了这种程度。他不可能想起是用什么方法把妻子毒死的，因为他根本什么都没做。他说是他把装氰酸的小瓶子从院子里挖出来的，根本就没有那么回事。因为那个装氰酸的小瓶子是我挖出来的。父亲所说的那一切，都是善良的产物。
因为善良，父亲每天都在谴责自己根本没有犯过的罪行。在写下这封信两年以后，他终于住进了精神病院。又过了一年，可怜的父亲在医院里自杀了。
我确信，在战争结束后的混乱年代里，我是唯一能够冷静地判断当时状况的人，于是，我按照自己的判断行事，对母亲处以死刑。
现在想起来真是不可思议，国家居然给自己的国民分发毒药！这种平庸而浑蛋的国家确实存在过。自以为冷静的我，也不可能完全跟疯狂的时代绝缘，不可能不受影响。
我把那种叫氰酸的剧毒物质溶解在水里，端到正在切洋白菜的母亲面前。母亲笑了笑，放下菜刀，接过杯子，一口气喝下大半杯。
大概是因为天太热了吧，母亲的额头上渗出细汗。喝下我给她的那杯水以后，难以言状的苦痛在她的身体内涌动，她瞪大了眼睛看着我。那时候我的心里充满了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恐惧，我感到万分后悔。母亲被疼痛折磨得弯下腰，手中的杯子里剩下的毒药水泼在了洋白菜上。
后来我为什么把装毒药的小瓶子扔进了厕所的垃圾桶里，我也不能理解。扔在洗澡间应该更合适。但是，一个孩子的智慧是有限的，不可能事事都想得那么周到。这给我后来的人生带来了不幸。
我把母亲拖进洗澡间，把门和窗户的插销都插得紧紧的，然后像龙虾似的缩在大洗衣盆里，把盖洗衣盆的木板盖好。
我从小身体瘦弱，个子长得不大，知道自己可以勉强在洗衣盆里藏身。我家的洗衣盆比一般的洗衣盆大很多。
那时候我的感觉就是在捉迷藏。当时我是一个孤独的孩子，经常一个人玩捉迷藏，一个人琢磨怎么藏大人才找不到我。其实那时候就是父亲发现我藏在洗衣盆里，我也觉得没什么。首先他不会怀疑是我杀了母亲，再有就是我那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干下的事情的严重性，毕竟我只是一个六岁的孩子嘛。
至于为什么要把母亲拖进洗澡间，现在想起来也很难理解。一个六岁的孩子，不可能先设计一个所谓密室杀人计划，然后再去杀人。恐怕我就是觉得洗澡间是最合适的地方吧。小时候我经常去附近的河边捉小鱼小虾，捉回来以后总是放在洗澡间里。也就是说，小时候我有一个习惯，喜欢把自己的猎物放在洗澡间里。
父亲看见了躺在洗澡间地上的母亲以后，慌慌张张地和邻居家的小伙子一起把母亲抬进起居室，没有发现藏在洗衣盆里的我。我悄悄地从洗衣盆里爬出来，走出家门，在附近的路上用钉子画起画儿来。
几年以后，我在家后面的菜地里，发现了我扔掉的那个装氰酸的小瓶子。那个年代，人的粪便总是被当做肥料直接施在菜地里。小瓶子没盖盖子，里面也没有毒药了。可是我扔的那个小瓶子里还剩着毒药，盖子也盖得好好的。所以那也可能不是我扔在我家厕所里的那个小瓶子。
但是，这个小瓶子让我鲜明地记起了临死之前痛苦万状的母亲，鲜明地记起了泼在洋白菜上的毒药水。于是，我眼前绿色的蔬菜全都变成泼上了毒药水的蔬菜。在我的意识深处，蔬菜就是毒药，绿色就是毒药。打那以后，我不敢吃蔬菜，后来又发展到绿色恐惧症。
很久以前已经发黄的一封信，解开了我长年解不开的谜团。但这不是我所希望的，我的心情很不愉快。
当时我还那么小，怎么会犯下如此大罪呢？现在分析起来，恐怕是因为同情父亲吧。我犯了罪，受到惩罚的应该是我，可结果受到惩罚的却是父亲——上帝给我们父子开了一个大玩笑。多少年来，我一直在逃避自己犯罪的事实。
我不想要孩子的原因也清楚了——我怕孩子，我对孩子抱有一种几乎可以说是本能的恐惧。
我的虚弱体质和绿色恐惧症，如果是对于我杀人罪行的惩罚，那就太轻了。是的，怎么想都觉得太轻了。所以我马上意识到这只不过是更大的惩罚的导火线。
我在街上偶然碰到了经常给我看病的医生。他问我是否已经在服用PPS和Ｈ·Ｃ。我愣了一下，问他PPS和Ｈ·Ｃ是什么。他说："奇怪呀，一个月以前我就告诉您的妻子了，吃不了蔬菜就去药铺买PPS和Ｈ·Ｃ，常服这两种药可以补充维生素Ｃ，她没给您买吗？"
医生的话让我想到一件可怕的事，我的心凉透了。我一直都非常相信我的妻子，所以想到那件可怕的事的时候受到的打击更大。
我去调查了一下。妻子背着我买了巨额人寿保险，而且都是她娘家出的钱。妻子早就等着我死呢。
这是一种复仇，是上帝在利用我妻子为我母亲报仇。妻子还年轻，我死了以后她可以利用到手的巨额保险金开一家店什么的，开始新的生活。
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我一点儿都不生气。我现在已经到了父亲住进精神病院时的年龄，我的内心深处有着跟父亲同样的善良。这是我犯下的罪行，我应当受到惩罚。
我下班回到家，妻子用跟平时一样的笑脸迎接我。家里没有鲜花，没有绿色植物，今晚的餐桌上，大概也没有蔬菜吧。
我信步走到阳台上。太阳已经落下去了。远处那一点点绿色变成了黑糊糊的颜色，眼前是水泥和玻璃组成的煞风景的都市。恐怕没有比我更适合住在这样的都市里的人了。
常务理事疯了
（由Lonelygod00手打）
一
我以前在西荻窒住，所以经常去荻窒的一家烤肉店喝酒。那时，我经常碰到一个英俊的青年。不知道为什么，我很喜欢这个青年，见过几次面之后，就跟他聊上了。
青年的名字叫吉敷。我问他在哪里高就，他告诉我说，他是东京警视厅一课的刑警。我吃了一惊，对他更感兴趣了。
我喜欢看推理小说，尤其喜欢看以前那些古色古香的侦探小说。我期待着能从吉敷那里听到散发着大正时代（日本史学界把1912-1926年这段时间称为“大正时代”）气息的犯罪奇谈，所以经常去荻窒那家烤肉店，指望着能碰到吉敷。也许是因为他的工作太忙吧，难得在店里见到他，去五次也不一定碰见他一次。
那大概是昭和五十五年（1980年）夏天的事吧。那是一个闷热的夜晚，我不想回我的单身公寓一个人喝闷酒，就又去了那家烤肉店。这回总算碰到了吉敷，我们一边喝啤酒一边聊起来。
我自封为当代小泉八云（1850-1904 生于英国伦敦，是旅居日本的英国人，原名Lafcadio Hearn 到日本后与岛根县松江中学的英语教师小泉节子结婚，加入日本籍，在东京大学担任英国文学教授。他从妻子那里听到许多日本民间故事，便着手用英文改写成短篇小说，集结成《怪谈.奇谈》一书，后由平井呈一译成日文，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小泉八云因此成为日本怪谈文学的鼻祖）。在东京发生的罕见事件，犯罪奇谈，几乎没有我不搜集的，我甚至把搜集这些东西当成自己的工作。我把自己搜集到的各种不可思议的事件讲给吉敷听，他好像并不反感，于是我越讲越起劲。这个事件是小说创作的好素材啦，这个奇怪的事件不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发生啦，放高利贷的遇到了强盗啦，三角恋引起了杀人事件啦……我一边说还一边感叹：这些事件都太一般了，不刺激，没意思，怎么就没有一两个珍奇怪闻呢？
吉敷开始只是微笑着喝啤酒，听我这样说，才开口说话。
“怎么没有？今年发生的事件就都挺奇怪的。”他说。
他的话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是巧妙的计划性犯罪吗？”
“那方面的也有。”吉敷稳健地回答说。
我说，我想听的是都市里的怪谈奇闻，而且想听逻辑性很强的怪谈奇闻，否则我是不感兴趣的。
听我这样说，吉敷笑了。“前两天就发生了一件符合您要求的事件。事件发生在位于日比谷的一家商社，可以称得上是怪谈奇闻了。”
“真的？” 我向前探了探身子，激动得心跳都加快了。
“一天早晨，那家商社的职员像往常一样去商社上班。一个女职员走进常务理事的办公室一看，只见那位一向被认为很有能力的常务理事，正傻乎乎地盯着办公桌上的一只高跟鞋在那里发呆，哈喇子流了一桌，怎么叫他都不理，看起来是疯了。”
“哦？怎么知道他是疯了呢？”
“眼镜耷拉到鼻子下面，哈喇子流的到处都是。送到医院里一检查，说是精神异常。”
这仿佛是爱伦坡或柯南道尔的故事。当代东京也会发生这样的事件吗？我着了迷似的听了起来。
以下是我把从吉敷那里听来的故事整理出来的一篇小说。吉敷说他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件，我呢，也是第一次听说这样的事件。四年过去了，我依然能够回忆起刚刚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所受到的震惊和感动。
我现在关心的是这篇小说的读者们。相信各位也会像那位常务理事那样经历一场极端的恐惧。各位当心啊，千万别像那位常务理事一样被吓得变成疯子。
二
位于日比谷的那家商社的大楼是一座古旧的建筑。日光灯管裸露在天花板下面，原本是白色的天花板被整天吞云吐雾的职员们熏得黄黄的，四面的墙壁到处是细小的裂缝，不少地方涂料剥落。职员们用的办公桌也都破旧不堪了。
但是，常务理事犬童慎太郎的办公室却非常漂亮。墙壁贴的是高档壁纸，堪比高级公寓的卧室，进口豪华家具一应俱全。丹麦制造的成套沙发茶几，英国制造的办公桌，不一而足。现年四十一岁的犬童常务理事，每天都坐在办公桌后面的高级皮椅上，抽着菲律宾特制的印着犬童名字的高档雪茄。
靠墙摆着的菲律宾红柳桉木的酒柜里排列着高级白兰地。在这家商社，只有犬童一个人享有在上班时间喝酒的特权。
常务理事的办公室位于五楼。窗户下面，可以看到一片很大的绿地。绿地呈锐角三角形，有草坪，也有树丛。围着绿地的是单向行驶的马路，不时有车辆通过。
在高楼林立的大都市里，不知为什么会有这么大一片绿地，形状虽然不是很规整，也谈得上奢侈了。三角形的顶角处还有一个小喷泉呢。
犬童刚成为这间办公室的主人的时候，绿地上还有花坛，从五楼看下去，五颜六色，非常漂亮。东京奥运会之前，一度酝酿在绿地上做一个花卉钟，后来不知怎么没做成，再后来花坛也没人侍弄了，只剩下一片草坪。草坪周围镶着水泥砖，中央部分有树丛。
这块绿地在高楼林立的闹市区可有人气了。日比谷公园离这边远了点儿，一到午休时间，在这一带的公司上班的穿着制服的女职员们，就三三两两地来到草坪上坐下，吃饭聊天。
犬童慎太郎是个很有才干的人，工作上可以说严格得有些冷酷。虽然有好色的缺点，一般而言还算是一位温和的绅士。
不过，他有一段极不光彩的历史。二十岁那年，从九州来到东京的他，因为没有学历找不到工作，就去轻井泽那边打工卖冰棍儿。那时他过得还很不顺利，自暴自弃。还在九州的时候，他就多次被关进少管所，不在少管所的时候也是被监管的对象。他是为了逃避监管跑到东京来的。
昭和三十五年夏天的一个暑热稍退的下午，犬童穿过一片蝉鸣阵阵吵得人心烦意乱的树林，来到一座非常清静的别墅前。周围看不见过往行人，只有一个穿着黑色高跟鞋、白色超短裤、白色纯棉衬衫的姑娘在悠闲地荡秋千。
犬童走进那姑娘，以卖冰棍儿做幌子跟她攀谈起来。谈着谈着了解到别墅里没有姑娘的家人在，犬童兽欲大发，把姑娘按倒在草地上强暴了。
如果犬童只强暴姑娘这一次，罪过还可以说是轻的。
那姑娘是一个大财阀的女儿，名叫育子。犬童强暴了育子之后并没有放过她，而是一直在调查她的底细，回到东京以后依然继续偷偷调查。
后来，育子嫁给了有名的小池外交官，改姓小池。犬童得知了这一消息之后，利用小池育子不敢声张的弱点，千方百计地敲诈她
现在看来这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可是在六十年代，名门家的媳妇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也要隐瞒这种见不得人的事。小池育子被犬童敲诈了大量钱财，甚至背着丈夫卖掉了她父亲死前留给她的土地等遗产。
犬童利用从小池育子那里敲诈来的钱，跟几个朋友一起开了一家商社。由于他出资较多，轻而易举地坐上了常务理事的宝座。他还盯住了总经理的位子，相信过不了多久自己就能当上总经理。
犬童好色，几近一种病态。他有漂亮的妻子，还有两个分别读中学和小学的孩子，但是，他玩弄的女人越来越多。他把办公室布置得那么好，就是为了招女人来。他不愿意去宾馆，嫌花钱太多。在办公室里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是一个很爱算计的家伙。
犬童在工作方面也是有一套的。他经常吹嘘自己是英雄好色，在管理上，他确实有手腕，能让部下老老实实地为他的商社卖力。
他敲诈了小池育子巨额钱财之后，并没有放过她。他在轻井泽强暴小池育子十五年之后的昭和五十年，得知作为驻法国大使馆外交官夫人的小池育子回国的消息之后，就胁迫她和自己发生肉体关系。
小池育子是个非常软弱的女人，她害怕以前的事情败露，就答应了犬童的要求。她已经分不清自己是受到胁迫还是搞婚外恋了。实际上犬童并不是个坏男人，而且仪表堂堂。小池育子越来越轻易地答应犬童，越来越难以向自己的丈夫坦白了，也许是因为外交官夫人的生活太憋闷的缘故吧
犬童的胆子越来越大，大白天也敢把小池育子叫到办公室里来。小池育子最初表示反抗，不管怎么说，白天那么多男女职员在商社里工作，常务理事的办公室跟职员们的大办公室只隔着一道墙，实在没有心情在这种环境里做爱，而且自己还是一个有名誉有地位的外交官夫人。
犬童与其说是喜欢在这种危险的环境中做爱---也许是真喜欢---倒不如说是因为小池育子只有白天才能离开家。别的女人可以晚上带进办公室来，可是小池育子晚上不能来，那样的话会引起很大的麻烦。另外，不去宾馆花冤枉钱，也是他固有的消费观念。
犬童的要求更加过分了。常务理事的办公室两边都有门，一边通向职员们的大办公室，一边连着后门的走廊。从后门进来，不用在传达室登记就能直接进入犬童的办公室。犬童命令小池育子走后门直接进办公室。如果小池育子说不来，犬童马上就威胁说，要把以前的事情告诉她丈夫。这是他的杀手锏。
小池育子哭哭啼啼地听从了犬童的命令。犬童在他的办公室里，在光天化日之下，贪婪地享受着小池育子那高贵的肉体。常务理事的办公室跟职员们的办公室只隔着一道门，两次都没有被任何人发现。
成功之后的犬童胆子更大了。第三次完事以后，犬童按住准备起来穿衣服的育子，要求她在这里过夜。
育子哭着求犬童放她走，因为晚上她丈夫回家以后发现她不在会起疑心的，不，晚上六点保姆要来家里做晚饭，自己不在家不行，万一事情败露，问题就严重了。
但是犬童就是不放她走。育子把内衣穿好，刚要伸手拿连衣裙和大衣的时候，犬童一把抢了过去。
育子隔着沙发跟犬童抢衣服，沙发被碰倒，撞在办公桌上，发出巨大的响声。办公桌上的打火机滑落下来。
育子不由得停止了争抢，门外有很多男男女女的职员在忙忙碌碌地工作，这样抢下去肯定会惊动他们。
犬童趁育子一愣神的工夫，跑到墙角打开保险柜，把育子的连衣裙和大衣塞进去，关上保险柜的门，胡乱转了几下密码锁。只穿着内衣的育子站在倒下的沙发旁边发愣。
犬童慎太郎的性格非常古怪。他是个刚愎自用的人，有时候却跟小孩子似的。也许是因为小时候没有得到过母爱吧，他经常像一个爱撒娇的孩子，一旦有人把他喜欢的玩具拿走，就会进行激烈的反抗。
眼下，这位已经四十一岁的常务理事就像孩子保住了自己喜欢的玩具，笑嘻嘻地对育子说：“哈哈，你回不去了吧，你总不能穿着内衣在大街上走吧？”
“够了！”育子厉声喝道，“你脑子有毛病吧？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现在有事要出去一趟，晚上七点回来，你一个人好好在这儿待着，等着我回来。我一回来就放你回家。”
“那怎么行？那样的话我八点才能到家，那时我丈夫已经回家了。你难道不知道吗？那样是不行的！别闹了，快放我走！”
“你给家里打个电话不就行了嘛！”犬童指了指办公桌上的电话。
“你那个电话是直拨的吗？”
“不是，得通过总机。”
育子长叹一口气。“那不行！”
“不过，五点半在总机值班的那个女孩就回家了，那时候是直拨的了。”
“那太晚了！”
“那你就这么回家吧。这边这扇门连着走廊，后门一直到晚上九点都开着。”
“求求你了，别再折磨我了！”
“要不你就开那扇门，门那边就是大办公室，有很多女职员在那边办公，你求她们帮你找一条裙子来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那我做不到！快把衣服还给我！”
“衣服在保险柜里。”
“快打开保险柜，把我的衣服拿出来！”
“密码我忘了，不过嘛，到了晚上七点就能想起来。”犬童说着拉开衣柜，拿出一件大衣穿起来，“育子，我走了，今天晚上你就当我的妻子吧。偶尔当一夜也不坏嘛！这两扇门呢，你从里面锁上，谁也进不来。我跟外面的人说，我出去一趟。暖气开着呢，你这样也不会觉得冷吧？书架上有书，你找本喜欢的看，等着我回来。还有，这衣柜里没有女人穿的衣服，都是男式西装。你要是想穿一身男式西装回家，另当别论！”
犬童说完转身走出常务理事办公室，关门之前看了育子一眼。只穿着内衣的育子无力地坐在沙发上，低着头无声地流眼泪。
犬童看着育子那可怜的样子，一瞬间觉得自己做得有些过分，但转念一想：反正育子也没有上学的孩子等着她去接，没关系吧！
但是七点钟犬童回到办公室的时候，小池育子不见了。大办公室这边的门是开着的，肯定是从这边出去的。于是犬童就向一个加班的职员打听，那职员说六点左右，有一个女职员拿着衣服进去过。这时候，那个女职员已经下班回家了。犬童想，育子大概是着急回家，就向那个女职员借了一套衣服吧。
第二天早餐，犬童把那个给育子送衣服的女职员叫到办公室来，问她是怎么回事。那个女职员说，昨天下午六点，她刚要下班回家，一个男职员把她叫过去，说是常务理事办公室里有个女人，求女职员帮忙。她过去一看，常务理事办公室的门开着一条缝，里面有一个女人，把身子藏在门后，对她说要借一套衣服。
犬童是个色鬼，经常把女人领进办公室乱搞，这在商社是尽人皆知的事情。女职员说这些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忌讳，厚颜无耻的犬童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
“那时候是几点来着？”犬童问。
“六点左右，天快黑了的时候。”女职员回答说。
“是这样啊。她说什么时候来还你衣服了吗？”犬童又问。
这时候女职员表现出疑惑的神情。“这个嘛……”
“嗯！怎么啦？”
“我把衣服拿过来的时候，她已经不在了。”
犬童吃了一惊。“不在了？回家了？”
“可能是吧。”女职员说。
光着身子回家？犬童话到嘴边没有说出口，打发女职员回去了。
犬童拉开衣柜，想看看是否少了什么衣服。可是，他的衣服太多了，到底有多少套连他自己都不清楚。而且，他经常带女人进来，某个女人留了一套女装在这里也说不定。
昨天晚上七点回到办公室的时候，走廊那边的门是从里面锁上的，大办公室这边的门没锁，这说明育子是从大办公室这边出去的。每天晚上都有职员加班，育子从这边出去，一定会被人看见。他想问问那些加班的职员，是否看见一个女人从他的办公室里出去了，又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就没去问。
这件事发生在一九七九年十一月，打那以后，犬童慎太郎不知为什么开始自重起来，没有再给小池育子打过电话。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到了发生那个可怕时间的一九八零年七月二十八日。
三
犬童常务理事有一个习惯，中午休息的时候总是靠着窗前，看着楼下那片三角形的草坪。草坪上总是有一些在附近的公司上班的女职员，脱了鞋三三两两地坐在一起聊天。犬童喜欢看她们穿着丝袜的脚。
七月中旬以后，天气越来越热，这是下了班就想喝一杯冰镇啤酒的季节。
犬童在想喝冰镇啤酒的同时，还想跟小池育子幽会。已经有八个多月没见面了，该见一面叙叙旧了。
犬童想见小池育子是有原因的。七月二十四日星期四那天，犬童收到了一封信，寄信人是小池育子。犬童一边急急忙忙地撕开信封一边想：为什么会突然来这么一封信呢？报告近况？打个电话不就行了嘛，有什么必要特意写信呢？
信封里只有一张便笺。犬童还没看信的具体内容，一看上面的字先吃了一惊。说是吃惊也许不太合适，反正犬童心里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字写得很生硬，写字的时候好像用力很大，大多是平假名，汉字很少，不像是一个有教养的四十来岁的女人写的字。
犬童又看了看信封上的字，字写得也是歪歪扭扭，直愣愣的，字的大小和角度也不匀称。
不管怎么说，先看看写了些什么再说吧。
信是这样写的：
犬童慎太郎先生：
我给你写这封信，是想问你一件事情。七月二十八日晚上，我到你们商社去，请你在办公室等我。不到晚上我出不去。别忘了，七月二十八日。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