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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夫是谁？”

“沃尔夫是个洋教士。嘉华大学最初是教会办的，学校里还有个小教堂，”里面住的牧师就是沃尔夫，不过他在解放前几个月就回国去了，跟方步岳这件事没有什么关系。方步岳怕的主要是教务长，尤其是在逃往台湾之前那一段时间，方步岳不知为什么，总是躲着这个人，有一次还悄悄对我叔叔说，他有种预感，觉得自己要遭这个人的毒手。所以我叔叔一看见方步岳坐在这个人的汽车里，就认为他是被绑架了。我叔叔曾经向一位军代表谈过他的看法，军代表说，特务的活动往往是隐蔽的，你只看到了方步岳在你面前表现出来的东西，可是你并不知道他跟那个教务长私下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到目前为止，他们的真实关系看来谁都不清楚。这以后我叔叔就再也没对人提过这件事。但是他临死之前还对我说，他觉得方步岳并没有去台湾，而是早已在特务手中遇害了……”徐伯明顿了一顿，突然长叹一声，“如果真是这样，我认为反而好一些，至少比他是特嫌要好嘛，对吧？可是，方步岳既不是共产党，也没有参加地下党的外围组织，特务干什么要绑架他杀害他呢？这一点，连我叔叔自己也无法自圆其说。所以我看这都是他老人家的心理作用，当不得真的，你说是吧？”

我沮丧地点着头，觉得这确实是他老人家的心理作用，同时觉得再谈下去已经没有意义了。只是，为了能够将方步岳的情况完整地带回去，我还需要了解一个小问题：跟他一起走的那人叫什么名字。我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徐伯明马上说出一个姓名。我听了一愣，顺手拿过一张纸，将他说的名字写下来。徐伯明看了点点头：不错，就是这三个字。

我莫名的兴奋就是在这一刻产生的。我望着徐伯明苦笑的面孔，突然觉得事情并不是他说的这么简单，只是我一时说不出道理罢了。

这个道理，我在回家的路上终于理出了一个头绪：我之所以能够将那个名字准确地写出来，是因为我当年摘抄方步岳那本日记时，曾把它写过好几遍。摘抄的内容，现在已是一片模糊，但是有个印象是不会错的——方步岳在日记里每次提到这个名字，都带着一种深恶痛绝的语气。这本日记是方步岳的私密，写的当然是真心话，所以这就是他和那个教务长的“真实关系”。所以徐先达的“心理作用”就未必当不得真！何况还有另外一个姓徐的人也是这种说的：“方先生根本没有去台湾当特务。”这个人看来比徐先达更了解内情，否则他不可能说得这样肯定。

于是我决定晚上去黎明家，向他打听这个人的线索。黎明的家就是刘思秀在十六中的宿舍，卓娅芳家的对面。不过去以前需要认真准备一下，不但要带上“老徐”的照片，还要对我找“老徐”的理由编出一套可信的说法，才能打消黎明的顾虑，否则他恐怕还是不肯说实话……

“舒雁，想什么呢？撞到人身上都不知道！”一声呼喊将我惊醒。我发现自己已经走到北门大桥，面前站着唐亚辉，一手抱着足球，另一只手拍着一个大个子的肩头：“你看这是谁！”

我定睛一看，不由得惊喜地叫起来：“罗大脚！”

“你怎么还叫罗大脚？应该叫解放军叔叔！”唐亚辉说。罗大脚马上擂他一拳：“乱弹琴！”然后笑着向我伸出手来：“舒雁，你好。”

我高兴地拉着他的手，感到他的确有股子“解放军叔叔”的味道：壮实的身躯端端正正的，一双大手温暖而有力，笑的时候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显得很友善很谦和，比我们这些学生娃娃成熟多了。再叫他罗大脚显然是不合适的，但我又不知道他的名字，呐呐地不知说什么好。他察觉到我的困窘，宽容地笑了一下：“我叫罗剑云。”

“你好你好，罗剑云你好，好几年没见，原来你当兵去了。”

罗剑云还没答话，唐亚辉又叫起来：“什么当兵？人家是四个兜的。”

“出洋相！别听他咋唬。你看我身上，一个兜也没有嘛。”罗剑云笑着说。他身上果然一个兜也没有，因为他和唐亚辉一样，都穿着球衣。问了一下，才知道罗剑云是作为体育尖子参军的，一直在军区体工队，这次回家来过春节，被唐亚辉找上门去，硬拉他去铁路局体育场练足球。然后罗剑云又问我从哪儿来。我说去嘉华大学办了点小事。唐亚辉一拍大腿：对了，我们干脆到嘉华大学去练球吧！寒假期间大学里头最清净，不像铁路局体育场，尽是些中学生在那儿挤来挤去。老罗今天你可要教我几手绝活！罗剑云露出雪白的牙齿笑笑说，咱们互相学习互相促进嘛——他的确很像个解放军叔叔。

正文 第二部（22）

刘思秀的房门虚掩着，透出一股灯光和一片笑声。推门进去，发现是唐亚辉在手舞足蹈地说笑话，把刘思秀和卓娅芳笑得前仰后合，只有黎明还保持着正常的坐姿。两位老师见我来了十分高兴，又是让座又是倒水。互相问候一番后，我便问唐亚辉，你来看老师怎么不叫上我？唐亚辉支支吾吾，卓娅芳含义不明地一笑：他今天是来找我借书，我把书给他以后，过来看刘老师，他就跟着来了。刘思秀对唐亚辉笑着说：想不到你现在这么爱看书了，进步不小啊。唐亚辉窘得一个劲地扒拉招风耳朵，黎明赶紧给他解围：你刚才讲了一半，接着讲吧。于是唐亚辉打着夸张的手势接着讲下去，两位女同胞又开怀大笑起来。

我也在笑，但是带有陪着笑的性质。唐亚辉讲的正是八年前我与他根据那张“藏宝图”寻找“教会的财产”的故事，他把这段往事绘声绘色讲得很滑稽，在我心中勾起的却是无尽的懊悔，因为我把方步岳那本至关紧要的日记糊里糊涂地弄丢了。黎明笑得也很拘谨，还带着一丝不安的神色，我想大概是因为在唐亚辉的故事里，他是作为一个可疑的人物被跟踪的，尽管事实证明这是个可笑的错误，但他听了仍是心有余悸。

唐亚辉的故事刚结束，黎明就迫不及待地开口了，好像急于剖白自己似的：“唐亚辉你是不是记错了，那年我并没有跟一个姓徐的人在公园喝过茶呀。”

刘思秀推了他一下，很轻，也很温柔：“哎呀，他不是说了吗，这一切本来就是误会，你何必过分认真呢？”

“不是我过分认真，”黎明看着我说，“舒雁同学前些时候还专门来信问我这件事情。舒雁，是吧？”

所有的人都向舒雁同学投来疑问的目光。舒雁同学一急，索性把事先编好的所谓理由抛开，直截了当地掏出“老徐”的照片递过去：“黎老师，我问的是这个人。”

黎明只看了一眼，就释然地笑了：“原来是他呀！不错，那年我的确见过他，也跟他一起喝过茶，可是他不姓徐呀！”

“我听见你叫了他一声老徐……”唐亚辉说。

“哦——”黎明恍然大悟，“我明白了。我叫的是‘老薛’，你听成‘老徐’了！”大家又笑起来。黎明继续说：“老薛是我在嘉华大学的同学，跟我在一个寝室住过，那时候嘉平还没解放，学校里上课不正常，我们成天在一起东游西逛……”

谢天谢地，线索终于接上啦！于是我不是陪着笑而是真正地笑了：“黎老师，你这位同学在什么地方工作？”

“不清楚。毕业以后他去了外地，我们就分手了。只是1957年，他到嘉平出差的时候见过几面，后来再也没有联系。那年他好像说起过他的工作单位，不是在西北就是在东北，反正远得很，记不清楚了。”黎明看出了我的失望，就歉意地笑着，好像他欠了我什么似的，“那年我刚犯错误，整天昏昏沉沉的，所以薛鹏刚说完，我就忘记了。”

“他叫薛鹏？”我觉得这名字很耳熟。

“是啊，薛鹏，薛仁贵的薛，鲲鹏展翅那个鹏。”

不错，就是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在方步岳的日记中也出现过，而且，好像跟那个教务长还有点什么很特殊的关系，所以他才会了解内情……

“黎老师，薛鹏是不是有个亲戚，叫裴铭皋？”

唐亚辉听到“裴铭皋”的名字，立即震惊地看我一眼，大概他也想起什么来了。黎明却还是那副欠着人家什么似的笑容：“不可能吧，裴铭皋根本不认识他。那时候裴铭皋是教务长，很大的官，而他只是个历史系的穷学生……”

“历史系”这三个字使我又看见了一条新的线索。“那他一定跟方步岳很熟吧？”

唐亚辉大张着嘴巴望着我。黎明则满脸困惑：“方步岳？”

“当时是历史系的一位教师。”我解释说。黎明还是摇头，于是我将手伸进衣袋，又取出一张照片。“黎老师，你看，方步岳就是这个戴眼镜的。”

黎明看了马上笑着点头：“有印象，这个人我好像有点印象。”

我再次问他薛鹏与此人是否熟悉。

“他们既然是一个系，当然应该是互相认识的。不过，薛鹏从来没有说起这个人……”黎明道歉似的笑着，看来这些年他一直是这样笑的。

正文 第二部（23）

走出十六中的校门后，唐亚辉在我肩上拍了一下：“你给黎明看的是谁的照片？”

“这人你不认识……”

“正因为不认识，所以才问你嘛。今天上午你到我家去，也拿了一张照片叫我爸爸认，就是这张吧？”

“不是……”

“鬼话！你小子肯定有什么事瞒着我！老实交待，这个方什么岳到底是谁？”

“这事跟你没关系……”

“舒雁！你小子太不够意思了！你以为你不说我就不知道了？这个方什么岳就是写那本日记的人，对不对？”

“唐亚辉，这事我不能告诉你，你也别问了，好不好？”

我以为我这样义正辞严地一说，问题就解决了。然而我忘记了人类的好奇心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之一。这种力量表现在那些杰出的人物身上，便是求知的渴望，驱使他们千百年来孜孜不倦地探索宇宙的奥秘；而表现在唐亚辉身上，则是没完没了的纠缠。直到我逃进自己家门，还听见他在外面骂我真他妈的不是东西，“老子再理你老子就是王八蛋！”

然而第二天早晨，我还在天井里刷牙，他就登门了，一副洋洋自得的样子，完全忘记了他昨晚说的话——他一进我家的门就将自动获得“王八蛋”的身份。

“舒雁！咱俩做个交换，保证你小子高兴得满地打滚。”

“什么交换？”我保持着应有的警惕。

“你把你那些神神秘秘的事情统统告诉我，不许有半点隐瞒和保留，然后呢，我给你一件东西……”

“无聊！”我把牙缸里剩下的水往他脚下一泼，返身进了房间，王八蛋马上跟进来。

“不肯说，是不是？那你可别后悔！你知道我这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吗？”他意味深长地拍拍棉大衣的口袋。那个口袋鼓鼓囊囊的，但我断定不会有什么值得我“满地打滚”的内容。

“是一堆破烂。”我说。

“对！确实是破烂。具体说来，是一个破本子，上面写的字就跟狗爬似的，你猜是谁写的？”

“我不猜。”我说。我哪有心思理会他的破本子！

“就是你小子写的！你把方什么岳日记里头的东西抄在这个破本子上了……”

“快给我！”我大叫一声，向他的那个口袋扑去。他捂着口袋转身就跑，边跑边喊：“你不是说我无聊吗？”

随后我们在天井里展开了一场搏斗，吓得奶奶从厨房跑出来跺着小脚拼命叫喊。我们只好松开手，坐到谈判桌边来。

“你既然把这个本子给了我，就算我的私有财产了。你要我还你也可以，但是必须先满足我的条件，否则你就休想！”唐亚辉的态度像个真正的王八蛋。鉴于那个本子的极端重要性和武力夺取的明显不可能性，我别无选择，只能答应王八蛋的无理要挟，在他赌咒发誓绝对保密否则不得好死以后，我将所有的事情全部告诉了他。

王八蛋的好奇心得到充分满足后，便从口袋里拿出一个揉得咸菜似的旧本子。本子两面都写着字，的确“跟狗爬似的”。正面是我当年的大作，《可爱的校园》、《谈谈我的老师》之类，背面则是我抄下的日记，一共九则。看完之后，我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唉——，要是徐先达当时手里有这本日记，并且把它交到军管会，方步岳就不会是特嫌了！”

“你怎么这么肯定？”唐亚辉很感兴趣地眨着眼睛。

“你看嘛，这上面处处都是证据，说明裴铭皋如何千方百计迫害他。时间也对得上，因为日记里有这么一句话：‘民国卅八年的报纸早已是谎话连篇’。你想想，民国三十八年是哪一年？”

“1948年。”

“不对，是1949年。”

“好好好，就算1949年。又怎么样呢？”

“方步岳最后这篇日记，日期是12月1日，而他坐在裴铭皋的汽车里离开嘉华大学是1949年12月4日，中间只隔三天，也就是说，三天之前裴铭皋还说方步岳是‘奸党’，三天之后，就把他带走了，这不是绑架是什么？”

唐亚辉眼睛一亮：“你说方步岳是地下党？”

“地下党倒不见得……”

“那裴铭皋为什么要迫害他？”

“这个问题日记里也可以看出来：裴铭皋是沃尔夫的帮凶。”

“沃尔夫？这日记里哪有什么沃尔夫？”

“你看这儿，”我胸有成竹地指给他看，“这儿写得很清楚：‘无怪乎众人皆假其名呼之曰狼’。这里说的‘狼’就是沃尔夫。”然后我不无得意地告诉他，这个问题是我悟出来的。沃尔夫这个姓很常见，英文写法是Wolfe，但它与另一个英语单词Wolf发音相同，而Wolf的意思就是狼。所以方步岳才会那样写。

唐亚辉意味深长地看着我：“舒雁，我发现历史的错误正在重复。”

“你什么意思？”

“当初我断定日记里的‘黎明’是一个人，而今天你在重演我的错误，区别仅在于，你说得比我还玄乎！”唐亚辉说完就得意地大笑。

我知道跟他争论这个问题，就象当初争论“黎明”问题一样，是不会有结果的。“好吧好吧，这个问题咱们先放在一边。但是，不管怎么说，任何人看了这本日记，至少不会认为方步岳是特务吧！可惜徐先达没见到这本日记……”

“咳！”唐亚辉在桌上拍了一下，“活人还能让尿憋死？你现在把这个本子交到嘉华大学去，不也一样吗？”

“哎呀我的老祖宗，事情哪有这样简单？这本子上的字太难看了，一看就知道是小孩写的，我把它交上去，谁会相信是方步岳的日记？”

“你可以重抄一遍嘛，你现在的字不那么难看了……”唐亚辉笑眯眯地给我出主意。

“废话！重抄一遍也不是方步岳的字。嘉华大学肯定能够找到方步岳以前写过的东西，比如旧档案旧书信什么的，对照着一看，就知道不是他的手迹。只有把方步岳的日记原件交上去，经过笔迹鉴定，才能作为证明。可是这本日记被我搞丢了……”

“准确地说，是被狗日的汪油嘴偷去了。”唐亚辉今天好像很讲究用词严谨。

“那还不是一样？我真是他妈的该死，干吗要带着它去踢什么足球……”我懊悔不已。唐亚辉同情地看了我一会儿，又出了个主意：“要不咱们去找找汪油嘴？”

“找？到哪儿去找？”我觉得唐亚辉简直是异想天开。汪油嘴早已不在嘉平了。他的初中生涯是以几门功课不及格结束的，所以没拿到毕业证，他在家里呆了一阵以后，外地有家工厂来嘉平招工，他就报名走了。

唐亚辉却说：“当然是到他爸那儿去找啰，他说不定也回家来过年了。”

“找到了也没用，他肯定早就把这本日记丢掉了……”

“那也不一定。比如说你这个作文本吧，我以为早就不在啦，昨天晚上却在家里翻出来了。所以咱们还是去碰碰运气吧，反正也没什么坏处……”

十分钟后，我们向街口的茶馆走去。今天与昨天一样，又是个难得的好天气，茶馆一片热热闹闹行将过年的气氛，茶桌一直摆到了敞开的铺面外边。几个顾客懒懒地靠在竹椅上，尽情享受着暖烘烘的阳光。其中有个穿新衣戴新帽的汉子，怀里坐着一个小男孩，父子两人穿着同样颜色的新衣新帽，都在打瞌睡，神态惟妙惟肖，煞是有趣。我们观赏了一会儿，便见汪油嘴他爸提着铜壶走出来逐桌斟茶。自从初中毕业以后，我们便不大敢在他面前提起汪油嘴，一提起来他就脸色发紫，仿佛我们成心气他似的。因此，当我很有礼貌地叫着汪伯伯，问他汪得财回来没有时，心中有些惴惴的。

不料汪伯伯却笑得很灿烂，带着几分神秘几分狡黠反问我们：“你们两个当科员没有？”我们不禁愕然。汪伯伯突然将声音提高八度：“你们还不晓得哇——我们汪得财当科员啰！”

那对打瞌睡的父子被他猛然惊醒。父亲睡眼惺忪地茫然四顾，儿子则抗议地哇哇大哭。汪伯伯毫不理睬，又问：“你们两个活学活用没有？”唐亚辉噗地笑了。汪伯伯却爆发出新的亢奋，音阶也提高到川剧高腔的水平，显然是要让整个茶馆的人都听见：“我们汪得财，又当科员又要活学活用，忙得很，哪有时间回来过年嘛……”

回来以后，唐亚辉躺在我的床上大笑不止，我却越想越绝望，懊悔得直捶脑袋。唐亚辉笑够了，就爬起来劝我：“别打啦，别打啦，再打就把脑壳打烂啦。你的脑壳有什么错误？不就是装了点资产阶级世界观吗？改造世界观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用不着这么着急嘛……”

“滚你妈的蛋！”

“你这个急性子总也改不了。”唐亚辉大大咧咧地笑着，“还是听我给你再出个主意吧。这个作文本虽然不是方步岳的日记，但它的确是日记的内容，对不对？所以你可以写个情况说明，把咱们怎么找到那本日记，后来又怎么丢了它这个过程说清楚，连同作文本一起交上去，请组织上调查，不就行了吗？”

“这个情况说明怎么写？说是我把日记的内容抄下来了，又是抄得断断续续的，谁看了都会怀疑：你抄这些东西干什么？说是方步岳因为一张图才遭殃的，却又拿不出这张图来，无凭无据的事情谁会相信？怎么查得清楚？只会说我是胡编乱造的！你纯粹是他妈的出馊主意！你的神经是不是短路了？”

人和人的神经不一样。有的人挨了如此痛骂会真的短路，有的人挨了骂却会碰撞出智慧的火花。唐亚辉就属于后者。他在我的骂声中眨了一会儿眼睛，水平突然超常发挥，说出一番宏论来：

“不对！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这些事情毕竟不是你编造的，而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对不对？实实在在的事情总会留下影子，这些影子就是凭据，你只要能够一五一十写出来，就不怕查不清楚！首先我就可以给你当证人嘛。除了我，还有好多人也是了解情况的。比如说发现日记那天，陈胖鸭、小数点、汪油嘴他们几个都在场，他们都可以作证嘛。所以当时的场面你一定要详详细细写出来，那样才有说服力。后来我们寻宝的事情也是有旁证的，当时卓娅芳她们还笑话我们嘛，我还向魏骏骐打听过居香必岛嘛。这些过程你也要写清楚，一直写到汪油嘴怎么偷了那个笔记本。你不要摇头，我知道你的意思，你是觉得这样写会冤枉他。你可以不说日记一定是他偷的嘛，你只要把那天的情况点滴不漏地写清楚就行了，这总不算冤枉他吧？明眼人一看这份材料就知道应该找谁调查，说不定一调查就把日记找出来了呢！总而言之，你这个情况说明不能写得干巴巴的，要把所有的人、所有的事、所有的情况都写出来，这些东西都能提供调查的线索。”说到这里他的灵感进一步迸发，用语也空前地精辟起来，俨然有点格言的味道了：“特别是细节！只有细节才会产生真实感，才能引起身历其境的感受，因为细节是编造不出来的。所以你千万不要遗漏任何细节，不管你是否意识到它的价值！”

今天的唐亚辉真是令人刮目相看了！

“你今天说话怎么像个作家似的？”

我一说他胖，他还真的喘起来了：“什么叫‘今天像个作家’？她不是早就说过我可以当作家吗？”

我费了点劲才明白这个“她”是指卓娅芳。看来这小子革命要成功了，怪不得这样神采飞扬。

“你的意思，是不是写成一篇回忆录式的东西？”

“对了！”“作家”在桌上一拍，“就是要写成一篇回忆录。不要怕长。反正这个寒假你有的是时间嘛，慢慢写呗。要不怎么办？总不能让你的方丽华永远背黑锅吧？”

唐亚辉走后，我决定立即实施他的建议。不管我的“回忆录”对于嘉华大学是否有足够的说服力，至少对于方丽华是很有意义的。她看了这篇东西，对于父亲的所谓“特嫌”问题，就可以做出自己的判断，痛苦的心灵就可以得到安宁了。

我在家里找到了一个未曾用过的笔记本，封面是天蓝色的，绘着几朵雪白的云彩，云朵之间印着五个字：“飘逝的记忆”。我觉得这几个字很符合我的心情，就在桌子旁边坐下，闭上眼睛想了一阵，然后在笔记本上写下这样一句话：

“九年后的今天，回忆初中时期那段往事时，我首先想到的是那天下午的文学课。”

正文 第二部（24）

寒假结束时，我的“回忆录”已经写到丢失咖啡色笔记本那个倒霉的日子。我当然没有把它交到嘉华大学，而是带回北京交给了方丽华。至于下一步是否要交给组织上请求调查，我想应该由她们母女看了以后再拿主意。

交给她的地点，还是学校背后那片寂静的树林。林中的积雪本已融化了一半，太阳落山的时候又冻结起来，在脚下发出干硬的咔嚓声。我向她详细说了在嘉平了解到的情况，特别是徐先达临终前说的话。方丽华身子突然摇晃一下，软软地瘫在一颗树上，好像一下子失去了力气，眼睛也闭上了。然后，浓密的睫毛下滚出两颗晶莹的泪珠，像露水流过洁白的花瓣，将她的容颜打湿了。

我第一次看见她落泪，顿时慌了神，笨拙地伸出手去扶她，不知怎样才能拂掉她的悲痛。她猛地扑进我怀里，将头埋在我肩上，无声地啜泣起来。

时间在那一刻凝固了。我只感觉到她的身躯在我怀中轻轻颤抖。也许过了很长时间，也许只有几秒钟，我终于说出一句话：“方丽华，我让你伤心了……”

“舒雁，”她在我耳边轻轻说，“我很感谢你，真的……”然后，她忽然在我肩上吻了一下。

写到这里，我的记忆又模糊了，因为这刻骨铭心的一幕后来在我梦中出现的次数太多，以至于我早已无法分辨梦境与现实。我只知道，在那个黄昏的树林，在那片血色的夕照之中，我曾经真真切切地拥有过她的吻，尽管只有一次，尽管是吻在我的衣服上，但是，我毕竟曾经拥有过……

那天方丽华没有回学校，而是带着我的笔记本回了家。过后将笔记本还给我时，她已经从悲伤的情绪中走出来了。

“舒雁，你这本‘飘逝的记忆’弄得我挺不好意思的，几乎都不敢拿给我妈看。”

“怎么啦？”

“你干吗把咱们第一次见面的情况也写进去了？”

这段往事本是从我笔下情不自禁流出来的，但我给自己找了个理由，说我之所以写出这些细节，是为了让人看了有真实感。

“真实感倒是有。我看了以后，得到了很大安慰。我妈看了也很感动，叫我替她谢谢你。不过，她说这本笔记千万不能交上去。”

“那你父亲的问题怎么说清楚？”

她淡然一笑：“说不清楚，就不说呗。我妈给我说了整整一夜，我也想明白了。既然父亲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了，再说什么都没有意义。何况别人根本就不会相信，只会说我们想翻案。这种事情，从来都是怀疑一个人容易，相信一个人难，组织上已经形成的看法，怎么可能因为你写的这些东西就改变了呢？”

今天看来，方丽华母亲这番话是完全正确的，否则文化大革命中就不会遍地都是“特务”，而且他们越是证明自己不是特务，别人就越是硬要说他们是特务。然而当时我还没有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没有经风雨见世面，不懂得这个道理。我把唐亚辉的理论搬出来，说有真实感就有说服力，足以证明她父亲的确留下了这样一本日记。

方丽华却说：“正因为这样，我妈希望你把这本笔记烧了。”

“烧了？”我以为我的耳朵出了毛病。

“她说她看得心惊肉跳，因为我父亲日记里提到了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还有那张莫名其妙的图，就像……就像真的有什么秘密勾当似的，可他从来没在信上说过这些事情。要是有人看到这本笔记，要我妈说清楚是怎么回事，我们这一辈子都休想太平了。”

“是这样呀……”我沮丧地摩挲着手里的笔记本，“真的必须烧掉吗？”

“这只是我妈的意思，可是我觉得烧掉太可惜了。你这本笔记写得挺好的，就像一本相册，记录着你童年的生活，而且……”她的脸突然红了，“而且也有我童年的影子。我希望你把它保存起来，别给任何人看，只作为咱们两人的秘密，留着咱们以后回忆童年的时候，一起来看……”

她紧紧地依偎着我，声音渐渐低下去。我闻到她头发上一股清香的气息，心就怦怦地跳起来，呼吸变得困难了。

“舒雁，”她深情地凝视着我，“你也别替我难过。我让你了解父亲的情况，并不是想给他平反，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能够有今天这个结果，我已经很满足了。反正咱俩既不想当官，也不一定非要入党，就这样平平常常地过一辈子，不也挺好吗？”

这声“咱俩”，分明把我和她的命运连在一起了。霎时间，一阵狂喜铺天盖地汹涌而来，将我整个儿吞没了……

正文 第二部（25）

至今为止，我已经历过二十二个春天，以后大概还会经历同样的数目，甚至更多。但是，1966年那样的春天，此生还会再有吗？

那个春天对于我是短暂的，因为四月初我们班就要到工厂去毕业实习，所以我与方丽华在一起的时间只有一个短短的三月。然而这个月的每一天都很甜蜜。如果我能选择的话，我愿意用一年去换回那个三月中的一天。

最甜蜜的是对未来共同生活的勾画，一勾画我们就互相感到惊异。方丽华惊异于我居然没有任何具体的设想，包括毕业以后的去向。我则惊异于她把什么都想到了。她说我最好是争取回嘉平，我们系统在嘉平有三个单位，都与我的专业对口，特别是其中有一个部里直属的设计院，规模不小，我们学校每年都有人分配到那里去，所以我回嘉平应该是有希望的。

“那你呢？”我问。

“小傻瓜！设计院里也有我们电气专业呀。明年我也争取分配到那儿去，咱们不就可以天天在一起了吗？”

人生美好到这种程度，就到头了，无以复加了，没法再设想下去了，大脑也就抛锚了。过了一会儿，我才听见她的声音飘过来，像一阵轻柔的风：“到时候你可要到车站来接我。我打听过了，这个设计院离火车站挺远的。”

我想象着在月台上迎接她的情景：她从车厢的窗口探出头，调皮地咬着下唇向我微笑，就像现在这个样子……唯一的遗憾是还要等上一年零四个月，等地球再自转五百圈。我恨不能心里伸出一只手去，将这个日子一下子拉到眼前。

地球当然只能一圈一圈地转。为了望梅止渴，我便与她谈嘉平怎么怎么美好。我说嘉平历史悠久，有许多古迹，挺有意思的。她说到时候你要带我一处一处去看。我说嘉平的图书馆书挺多的，小时候我经常去。她特别高兴：那就更好啦！咱们可以到图书馆去办个借书证。我心里浮起和她手拉手一起走进嘉平市图书馆的画面，都有点不敢往下想了，就转而说起嘉平的气候和物产：嘉平冬天不怎么冷，夏天也不太热，你去了以后就知道了。嘉平还是鱼米之乡，盛产大米，据说产量特别高……

“对了，”她忽然把头一偏，很认真地问我，“大米饭你会不会煮？”

“我只煮过稀饭。”

“咱们也不能老喝稀饭呀。”

“我还会包饺子，”我赶紧说，“帮厨的时候学的，就是不会擀皮。”

“擀皮我会。可是嘉平街上有擀面棍卖吗？”

“不知道……”

“那我还是从北京带一根去吧，到时候你别忘了在信里提醒我一下。”想了一下，她又问：“你会用搓衣板吗？”

“搓衣板？不会用。”

“我也不会用。”她叹口气，说：“可是我妈说，大件东西光靠手揉不行，得用搓衣板。赶明儿我得学学，学会了再来教你……”

我平生头一次发现，原来做饭洗衣之类的琐事也可以具有这么多的诗情画意，令人无限向往！

我突然想起一个大问题：“要是我不能分配到嘉平怎么办？”

“到时候咱们再商量呗。”

“商量什么？是商量我到哪里去，还是商量你以后去不去？”

“当然是商量你到哪儿去啦。至于我以后是不是也去那个地方嘛，让我想一想，”她举起食指朝着额头灵巧地绕了两圈，然后猛地在我额上戳一下，“就要看你怎么表现啦。你去了以后必须每天给我写信，一封也不能少，不然我就不去，气死你！”

于是我觉得分配到什么地方都不重要了。重要的只有一件事：我可以天天听到这个好听的声音，天天看到这对心爱的笑靥，天天享受被她戳额头这种心醉神迷的感觉……人世间还有比这更灿烂的未来吗？

和她分手以后，我经常会问自己是不是在做梦。如此巨大的幸福，真的就这样降临到我头上了？命运怎么对我如此慷慨？上帝怎么对我这样偏心，竟把本应分属于大家的幸福集中起来，统统赐予我一个人了？

于是我在所有的人面前都有点不好意思，仿佛真的独吞了他们的幸福似的。终于有一天，谢天浩在食堂问我，为什么老是傻笑？

“是吗？我在笑吗？大概是今天这天气……”我说不出个所以然，便反问他：“呃，你今天干吗一脸的忧国忧民？知你者谓你心忧，不知者谓你何求！”

“我求的是下星期一的发言稿。”谢天浩叹口气，说下星期一班里要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会，廖桂兰又布置他发言。

“这叫能者多劳嘛。你看了那么多费尔巴哈黑格尔，你不发言谁发言？”

“不对不对。”谢天浩一个劲摇手，说正因为上次讲用会他谈到了费尔巴哈黑格尔，廖桂兰说他没有联系活思想，不算“活学活用”，叫他补课，并特意交代他这次发言的内容必须是 “狠斗私字一闪念”，做到“立竿见影”。

“那你不提费尔巴哈黑格尔就行了嘛。”

谢天浩又摇手，说问题不在费尔巴哈黑格尔，问题在于他不知道这种“活学活用”的言应该怎么发。他说“一闪念”他倒是有，比如早上不想起床呀，不喜欢吃馒头觉得像块海绵咽不下去呀，“可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与毛主席著作根本联系不起来嘛。再说这些‘一闪念’也用不着‘狠斗’——早晨我在床上挣一下就起来了嘛，这玩意儿（他晃晃手里的馒头）我一使劲就咽下去了嘛，叫我‘狠斗’什么呢？舒雁你当过几年学生干部，这种事情肯定有经验，你帮我出出主意好不好？哪怕举个例子启发我一下也行么！”

谢天浩是个干任何事情都很认真的人。我见他眉头拧成一团，深感同情，也想认真地帮他出点主意。一想才发现根本没有主意。因为我虽然如他所说“当过几年学生干部”，却一直是学生会的干活，从没有“狠斗”过什么，也就没有经验可言。所以我跟他蹲在地上合计了半天，也没有合计出一个值得“狠斗”的“闪念”来。

正文 第二部（26）

直到星期一下午，讲用会开始以后，听了两个女同学的发言，我才茅塞顿开，明白了“一闪念”是怎么回事。

第一位女生的“一闪念”是在做值日生扫地时发生的。她说她扫着扫着，看见地上有一团沾满鼻涕的废纸，很脏，很恶心。围绕着要不要将这团废纸扫掉，她头脑里展开了两种思想的激烈斗争。于是，带着这个问题，她学习了毛主席著作，从几条语录（其中最切题的是有关“脚上有牛屎”那一段）中受到了深刻教育，然后她想起了一系列革命先烈的光辉榜样，以及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阶级兄弟还在水深火热之中……等等。总之她想了很多很多，最后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把那团废纸一举扫进了簸箕。

第二位女生“活学活用”的模式大同小异。主要区别是引起“一闪念”的事件有所不同——她的思想斗争是在看到装开水的保温桶龙头没关严，开水正在一滴一滴漏出来时发生的。后面学习领袖著作的过程基本相似，只是引用的语录换成了“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以及“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然后她就想起了战争岁月许多感人的事例，最后终于伸手关上了那个龙头。她说：“这时我才真正发现……”

“发现桶里的开水早就漏光了！”杨永远在我后面咕哝一声。好几个人吃吃地笑了。马兴旺转过头，目光冷冷地扫过来，笑声顿时消失。那女生的脸却突然涨得通红，难堪的样子使我禁不住心生同情。我知道她们也是不得已。谁都不可能因为扫不扫废纸、关不关水龙头产生什么思想斗争，别说“一闪念”，连“半闪念”也不会有的。但是她们不这样杜撰又怎么办呢？她们正在争取入团呀……

门“砰”的一声推开了，唐亚辉气喘吁吁地把头伸进来：“舒雁在不在？”

出来以后，我问他什么事。他说今天下午他们学校开大会听报告，他在主席台上突然发现了汪油嘴。

“汪油嘴给你们作报告？”我感到不可思议。

他说作报告的不是汪油嘴，是几个老太太，都是外地工厂里的职工家属，由工会系统组织起来到处讲怎么活学活用，不知怎么被他们学校请来了。他在大会休息十分钟时找了汪油嘴，才知道其中有个老太太是汪油嘴所在工厂的。该老太太有手绝活——不识字却能背出一百零八条毛主席语录，因而获得了巡回讲用的资格。然而老太太没出过门，乃由工会主席全程陪同，而工会主席的公文包又需要有人全程拎着，于是工会的汪油嘴干事就跟着来了。

“舒雁，想不想去找他狗日的？”

“当然想！可是我怕他不会对咱们说实话，笔记本丢了第二天我就问过他，他根本不承认是他偷了。”

“再碰碰运气嘛。不过这会儿他们已经离开学校了。”

“那到哪儿去找？”

“你别急嘛，我已经问清楚他们住在哪个招待所了。”

唐亚辉所说的招待所位于朝阳门外一条小胡同，找到那里时已经过了七点半。大楼门前挂着很壮观的牌子，上端是两行密密麻麻的定语：中华人民共和国某某工业部某某工业局某某工业公司，下面才是五个言简意明的大字——第一招待所。进得门来，发现房子的内部式样很古旧，地板、楼梯、甚至房间的隔墙都是木板做的，当年可能刷过油漆，如今早已洗尽铅华露出本色。

我们请服务台的女孩查查汪得财住哪个房间。汪精卫的汪，得到的得，发财的财。戴眼镜的女孩一听就笑了：这名儿怎么像个老财迷？真逗！然后查了一通，说老财迷没查到。你们说的名字倒是有一个，住328，可人家是德才兼备的德才，你们找的是不是这个人？

我们想汪油嘴既然成了汪干事，说不定也已德才兼备，便踩着吱嘎作响的楼梯爬上三楼。唐亚辉一上楼就说要小便，邀请我一同如厕。我说我在外面等你吧。他便钻进厕所去了。不一会儿听到厕所里面突然喧闹起来，正想进去看看，就见唐亚辉搂着一个人的肩头出来了。那人比唐亚辉低一个头，在他怀里拼命挣扎着，一面苦苦哀求：“……不要不要，求你了，求你了……”

那人的脑袋扭来扭去，一时看不清面孔，但那熟悉的公鸭嗓使我听出他就是汪油嘴。唐亚辉将他搂得很紧，十分亲热的样子：“好说，好说，都是老同学嘛，好说……你看舒雁也来了……”

事后唐亚辉告诉我，他在厕所里发现有个家伙将脸贴着板壁，正透过小洞偷看隔壁的女厕所，抓住领子提起来一看，原来是工会干事汪油嘴同志。不过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个情节，因而不明白汪干事为什么面色如土，特别是当唐亚辉说到他房间去坐坐时，他双膝一弯，几乎要在走廊中间跪下了：“不要不要……屋里有我们周主席，你一说，我就完了……”

“嘘——，”唐亚辉将食指压在嘴唇上，“小声点！我怎么会说呢？我们是找你叙叙旧，顺便问件小事情，只要你肯配合，就没事。走吧，咱们总不能在这儿说吧？”

汪油嘴的房间果然是328。走到跟前时，意外地发现屋里有女人在说话，隔着门听不清楚，只觉得那声音很尖锐很激昂，推门进去，才发现是从桌上的半导体发出的——那收音机正在愤怒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

收音机旁边坐着两个人。汪油嘴首先向我们介绍一位秃顶的胖子，说这就是我们工会的周主席。周主席很有风度地和我们握手：“坐坐坐！哈非，哈非！”边说边去拿温水瓶，我才明白他说的是“喝水”，赶快挡住他：“周主席你别忙乎，我们不哈非。我们是来看老同学的，坐一会儿就走。”

汪油嘴又向我们介绍另一位干枯瘦小满脸皱纹酷似核桃的老太婆：“这是我们厂的蒋二娥同志。” 蒋二娥同志立即绽开皱纹说出一段话，像是表示欢迎，我费了点劲才明白过来，她说的是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于是知道她便是那位能背一百零八条语录的奇迹创造者了。

“汪干事，”周主席从衣架钩摘下帽子，一边问，“今天晚上的电影你就不看了吧？”

“不看了，不看了，”唐亚辉抢着回答，“汪干事刚刚看过电影。”

汪干事顿时打了个哆嗦。好在周主席毫无察觉，他把帽子戴正以后，朝我们点点头：“那你们坐会儿。”然后朝老太婆把手一挥：“那我们就向电影院，前进！”老太婆立马拐着小脚跟他往外走，顺口又说出一段语录：“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仿佛在向我们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