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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二娥的声音消失以后，汪油嘴方才松弛下来，掏出一个亮晶晶的香烟盒，“啪”地揿开，向我们伸过来：“抽烟。请抽烟。”俨然又是干事的派头了。

唐亚辉抓了一支烟抽起来。我便提起正题。话没说完，汪干事已经在摇头了：“不可能，不可能，我怎么可能偷你的笔记本呢？”

如果他说的是“没有”，我们也许就相信了。然而他说的是“不可能”。于是唐亚辉向我挤挤眼睛：“既然汪干事说不可能，我们只好找周主席谈谈了。”

汪干事又哆嗦起来：“不要不要，让我想想，想想……”然而他闷头抽了两支烟以后，却说他想不起来，实在想不起来了，我这个人记性不好，你们是晓得的……我只好失望地站起身，对唐亚辉说咱们回去吧。

“回去？干吗回去？”唐亚辉很惊讶，“周主席的电影马上就看完了，咱们再坐一会儿不好吗？”

周主席使汪干事的记性立马变好了：“我说我说，舒雁你这个笔记本其实当天就烧掉了。”

“烧掉了？你干吗要烧掉？”我问。

“不是我烧的。”汪干事慌忙摆手，“是个不认识的人。他说他是研究皮革的，特别喜欢那个笔记本，你那个笔记本的面子不是皮子做的吗，他说他想收藏，我就送给他了……”

“鬼话！”唐亚辉说，“你汪油嘴会把东西白白送人？”

汪干事吞吞吐吐地承认那人给了他五块钱。唐亚辉还是不肯相信，说那人既然花了五块钱买去，怎么可能烧掉呢？汪干事急得满头大汗，说我把那天的事情从头到尾说给你们听嘛，你要是再不信，我也没有办法了。

“那就快说，不要浪费时间。”唐亚辉不怀好意地一笑，“周主席的电影怕是已经看到一半了。”

汪干事就急急忙忙说起来，但在百忙之中仍没忘记声明：他拿我那个笔记本是出于革命警惕性，想看看里面到底有没有阶级敌人的“变天账”。他拿着笔记本边走边看路过一座楼房的时候，一扇窗户打开了，有个大人伸出头来，叫他等一下。然后那人从楼里走出来，把他领进房间，拿出五块钱要买那个笔记本。他当时觉得很合算，拿了钱二话没说就出来了，快到家的时候想起那人拿过笔记本高兴得眼睛发亮，像是捡到了什么值钱的宝贝，又后悔起来，觉得自己吃了亏，就转身跑回那个窗户底下，想叫那人再加五块钱。结果看见那人正在烧笔记本，“我见他连皮封套也一起烧了，就回来了。”

我和唐亚辉面面相觑：这件事情太离奇了！但正因为离奇，我断定不是汪油嘴临场发挥编出来的——编造的故事应该比这简单和可信得多。于是我问他那人什么样子。汪油嘴说这我哪儿记得清楚，只记得他说的是外省话，三十来岁的样子。我心里一动，又刨根究底地追问，那人鼻子旁边是不是有个瘤子？汪油嘴想了半天，说没这个印象。我就从身上把塑料钱夹掏出来。钱夹里有两块三毛钱，还有两张照片，我要掏的是其中的一张。但是掏的时候，把另一张也带出来了。我指着薛鹏与我的“双人照”，问他是不是这个人。汪油嘴断然摇头，连声说不是不是，实在记不清楚了。唐亚辉又提起工会周主席，工会汪干事的记忆立刻有所恢复，把手指向另一张发黄的照片：“倒是有点像这个人……”

我登时倒吸一口凉气：真是见鬼了！

他的手指头指着1957年早已作古的徐先达！

正文 第二部（27）

当我把汪油嘴的话告诉方丽华时，她显得很平静。

“烧了就烧了吧，反正我父亲的日记留下来也没有什么用处。至于是谁烧的，既然想不清楚，就别去想啦，咱们总不能老是生活在这些事情的阴影中吧！”然后她转了一个话题，“下个星期你就要下厂实习了，是吧？”

“过三个月就回来，那时咱们又可以在一起了。”我说。

“那时你也该毕业分配了，可咱们还有个问题没解决呢。这事我一直没提，你也真行，压根儿不问。”

“什么问题？”

“你呀，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她瞋我一眼，“我妈还没点头呢！她可是一直希望我留在身边。”

我心里不禁“啊呀”一声。这个问题早该想到了，但我就是没想到，我总以为只要方丽华点了头，我的幸福就进了保险箱。

我结结巴巴问她怎么办。她欣赏了一阵我的窘态，才抿嘴一笑，说她跟母亲谈过了，母亲的态度已有所松动，同意她把我领到家里去见一面。“时间就定在这个星期天吧。星期天上午九点钟，咱们在故宫城墙的东北角碰头，我带你去我家。你这么紧张干什么？丑媳妇总要见公婆嘛。何况，你这个媳妇也还不算太丑……”

星期天是4月3日。这个日子我永远无法忘记。

那天上午，八点半还不到，我已经站在故宫东北角的角楼下面了。穿着一件斜纹布中山服，扣子扣到领口，手里提着一个花花绿绿的点心盒子，自我感觉像个傻老冒。我想这种感觉是我的衣服领子引起的。领子上的风纪扣掉了，扣不拢，很不严肃地半敞着，当然傻冒！于是我干脆将最上面的扣子解开，将两片衣领压下来，力求使之接近较为潇洒的“小翻领”形状。然而手一松，那领子就重新翘上去，更加不伦不类。我便惋惜地想，要是夏天就好了，夏天我有件短袖海魂衫可以穿，根本没有领子，也就用不着跟这破领子较劲了……

如此这般胡思乱想了半天，蓦然觉得不对劲：太阳已经这么高了，护城河边的树影也越来越短，方丽华怎么还没有来？便向一位戴手表的过路人打听时间。听他说快十点了，顿时焦急起来，伸长脖子东南西北望眼欲穿，最后终于看到一个窈窕的身影在翠绿的柳荫下匆匆而来。没错，就是她！

我张开双臂迎上去，点心盒子在线绳上摇摇摆摆。跑近时发现方丽华脸色惨白，眼睛又红又肿，显然刚刚哭过。我心里“咯登”一下：今天一定出大事了！

“方丽华，你怎么啦？”

“我妈……”她只说了两个字，眼泪又涌出来。

我立刻想起她母亲有心脏病。“是不是你母亲病了？”

方丽华用手抹去泪水，说：“医院党委找她谈话了……”

“怎么回事？”

“我还要问你呢！”她猛地把头一抬，我才看清她眼里充满怨愤，顿时吓懵了。

“你在嘉华大学到底跟人家说了些什么？”

“……”

“你是不是要人家给我父亲平反？”

轰！一个晴天霹雳打下来，我的脑袋炸成了碎片，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没有，没有，我根本没说过这话……”

“那你是怎么说的？”

“我说的话都已经告诉你了……”

“你……”她好像被我气坏了，转身就走。我赶紧追上去，拉住她的衣袖，“方丽华，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说明白好不好？”

她将我的手甩开，顺着护城河头也不回地朝前走，我亦步亦趋地跟在后面，手里依然提着那个可笑不堪的点心盒。走到人少的地方以后，她平静了一点，失神地看着河水，告诉我嘉华大学来了一封公函，说她母亲写了一封翻案信，交给一个姓名不详的北京大学生带去。那个学生在嘉华大学保卫处大吵大闹，说方步岳是他们冤枉的，必须平反……

“这怎么可能……”我大叫起来。

“听我说下去！”她冷冷地打断我，“医院党委说这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要我母亲交代事情经过，翻案信的内容，还有那个学生的名字。我母亲不知道我用她的名义写过信，第一句话就说没这回事。组织上说我母亲不老实。现在我母亲压力很大，可是我们想不出对策，因为我们不知道你在那边是怎么说的……”

“根本就不是我！”

“不是你是谁？嘉华大学说得很清楚，那个学生是个男生，说嘉平话，自称是我的同学。你说，除了你还能是谁？”

啪！我手里的点心盒子掉到地上了。

方丽华接着说：“我今天找你，就是要你把说过的话告诉我，不然我母亲这一关就过不去了……”

“我什么也没说！”

“舒雁！”她痛心地看着我，好像不认识似的，“你怎么这样？我母亲不会说出你的名字的。为了保护你，我母亲已经被停职反省了，你就忍心袖手旁观吗？我真没想到你是这样一个人！”

“我……我……”我撕扯着胸前的衣服，恨不能把心掏出来给她看。

“我知道这事不全怪你，是我让你去的，你说那些话也是为了我，可是我没想到你这样没有勇气，连自己说过的话都不敢承认！”

我终于急了，狠狠一跺脚，不管不顾地喊起来：“我根本就没去过什么保卫处，我只去找过徐伯明，信不信由你！”

方丽华怔了一下，口气有所缓和：“你真的没去别的地方？”

“我只去过嘉华大学的寒假值班室，打听徐伯明的住处，可那儿不是什么保卫处，我早就给你说过了。”

她定定地看了我一会儿，好像拿不准是否应该相信我的话。那一刻，仿佛空气都凝固了，我只能听见自己呼呼喘气的声音。这时我突然想起一件事：那个该死的值班室门上贴着一张白纸，写的好像就是“保卫处寒假值班室”。于是我有点狼狈：

“方丽华，我可能记错了，我去过他们的保卫处……”

方丽华眼中掠过一丝绝望，霎时泪如泉涌。

“可是我……我没有跟他们说过你父亲……”我声音嘶哑地说。

她已经不再听我说什么，双手捂住脸放声痛哭，泪水从指缝间不停地流出来。

“你走吧……”她断断续续地呜咽着，“走吧……”

“我不走。既然事情是我干的，我今天就去医院，把事情向他们说清楚……”

“不能去！”她止住哭声，掏出手绢几把擦去眼泪，声音冰冷地说：“这种事情是说不清楚的。我母亲既然已经否认，我们只能否认到底，根本不承认让你去找过徐伯明。你这一去，不是把我母亲卖了吗？”

我打了个寒噤。

“你既然是这样，我也不问了。我们只求你最后一件事。”这个“求”字使我的眼泪终于夺眶而出，她别过脸，面无表情地看着河对岸熙来攘往的行人车辆，“估计学校里明天就会找我。我什么也不会说，但是他们很可能还会找你，因为赵军必然会想到你身上。要是有人找你，希望你什么也不要承认，就说你不认识我。”然后她决绝地说出一番话来：“另外，以后不要找我，不要给我写信，不要以任何方式和我联系。”

天空在旋转，脚下的大地裂开了，正在将我吞噬。我在撕心裂肺的剧痛中挣扎着呼喊她的名字，不知是在心里呼喊，还是已经喊出了声：

“方丽华，方丽华……我们就这样完了吗？”

然而她已经转身离去，在漫天飘舞的柳絮中渐行渐远，最后，消失在一片迷蒙如烟的愁云惨雾之中……

正文 第二部（28）

从那个噩梦般的星期日到今天，一年半的光阴过去了，我没能再跟她说上一句话，也始终没搞清楚这场突然降临的噩梦究竟是从何而来。

我的第一个怀疑对象是唐亚辉，因为我只对他一个人说过方步岳是冤枉的。我发疯似的冲进地质学院，将正在午睡的唐亚辉从被窝里扯出来，问他是不是干过这事。唐亚辉听清事情原委以后说，他巴不得冒充我的人就是他，那样他就可以去对方丽华解释清楚，从而挽救我濒危的爱情。可惜他没有这个资格，方步岳的事情，除了卓娅芳他没告诉第二个人。他很痛快地承认自己违背了绝对保密的誓言，同时又指出，卓娅芳总不可能冒充一个男生吧？

回到学校我又去找卓娅芳。卓娅芳说方步岳的事情她没对任何人提起过，包括自己父母，以及方丽华本人。她认为唐亚辉冒充我搞恶作剧的可能性不大，否则他肯定会在她面前说的。使我沮丧的是她与方丽华一样不相信我的话。“这个人不是你又是谁呢？”她说。

最后我认为是徐伯明那里出了问题，因为知情者只剩下他一个了。其实当汪油嘴在照片上指认徐先达的时候，我就想过那个烧笔记本的人有可能是徐伯明。他跟徐先达长得很像，特别是那个特征似的鹰钩鼻子，有可能使汪油嘴将他们叔侄混淆。他那年正好三十来岁，更重要的是他是制革教研室主任，正好是“研究皮革的”。如果真是他将方步岳的日记烧掉了，那么他与方步岳之间就一定存在着某些不为人知的隐情，而他也就有可能出于某种我不知道的动机在方步岳问题上捣鬼。但我马上又推翻了这种想法：徐伯明手中就有那封“翻案信”，上面清清楚楚写着我的名字，如果起因是他，嘉华大学怎么会说我“姓名不详”呢？

过了一天，印国祥果然把我叫去，问我与电气系的方丽华什么关系。说“不认识”当然不能蒙混过关，幸亏我早有准备，“坦言”我对她单相思，总想找机会跟她说话，而她浑然不觉，可能对我还没什么印象。印国祥又问我寒假期间去过嘉华大学没有。我惊讶地反问他我去那里干什么。我看得出印国祥对我的话并不相信，也看得出他拿我毫无办法。

两天以后，我们班出发去毕业实习了。返校本应该是三个月之后，因为文革爆发，六月中旬就回来了。校园里到处一片乱哄哄，大字报大标语令人目不暇接，我根本没看，放下行李就去九号楼敲卓娅芳的门。卓娅芳立刻猜到我的来意，把我带到外面，悄声说你千万不能去找方丽华，你还嫌你给方丽华惹的麻烦太少呀？然后卓娅芳把我走后的情况简单说了一下：方丽华的所谓“翻案活动”一度被电气系当作阶级斗争的典型反映，系党总支还找过卓娅芳，问我与方丽华有没有朋友关系，卓娅芳说她不知道。由于没查出结果，这事本已有些降温，然而文革一开始，方丽华母亲被揪出来，蒲金凤便带头写方丽华的大字报，要她老实交代。“赵军一口咬定你就是方丽华的同伙，现在他对方丽华盯得很紧，目的就是要把你揪出来。你现在去找方丽华岂不是自投罗网？她现在最怕的就是这个。”

卓娅芳领我去看了那些大字报。大字报义正辞严，说她是反动阶级的孝子贤孙，为特务老子鸣冤叫屈大搞翻案活动，继续负隅顽抗只有死路一条！看得我触目惊心。

晚上我们去地质学院找唐亚辉。唐亚辉正在一堆人中间上窜下跳。那群人围在一张方桌周围，形成一个露天演讲会的场面，唐亚辉则扮演着组织者的角色。他不时窜上方桌去鼓动几句，说了几句便跳下来让位于其他人，人家刚说完他又跳上去。每次开头都是一声动情的呐喊：“亲爱的同志们——”

唐亚辉在桌上看见我们，就丢下亲爱的同志们挤出来与卓娅芳紧紧握手，好像久别重逢的不是我而是她。对于方丽华挨大字报，唐亚辉说得很深刻：这些都是你们校党委为了转移群众视线，各个学校都他妈的一个样。他更为深刻地指出，现在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都到最后关头啦，舒雁你怎么还顾得上这些儿女情长的事情？说完见卓雅芳蹙着眉头看他，赶快声明他说的是舒雁，不包括别人……卓娅芳说现在情况很复杂，唐亚辉你最好不要当勇敢分子，小心别人说你反党。唐亚辉“当”地一拍胸口：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早已做好五不怕的准备。然后搬着手指头数给卓娅芳听：一不怕杀头，二不怕坐牢，三不怕开除党籍，四不怕老婆离婚……卓娅芳气得扭头就走。

卓娅芳的担心很快应验了。几天以后，各个学校的工作组都开始有组织地清算“反党分子”，气氛迅速地有序和森严起来。唐亚辉宿舍外面的大标语上，每个字都像斗那么大：“唐亚辉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我们寝室也全军覆没，原因是谢天浩写了一篇大字报，由我们集体共享了署名权。福建佬洋洋洒洒一口气写了九张纸，八张半都是谈理论，最后剩下半张纸没写的了，他便加了几句话，说是向校党委进一言，希望党委站在群众运动前面云云。这一言便把我们言成了“反革命小集团”，从而使马兴旺比过年还高兴，终日念叨着“时候到了一切都报”，声音拖得很长，就像在唱歌。

方丽华没向谁“进一言”，但她的麻烦显然升级了。针对她的大字报越来越多，措词也越来越杀气腾腾。有张大字报着重敦促她交代“如何与本校××系的××策划于密室”，我一看便知道“××系的××”说的是“工艺系的舒雁”，因为那张大字报的署名中有赵军。滑稽的是几天以后赵军本人也受到了敦促，蒲金风们质问他为什么长期以来一贯包庇方丽华。后来的后来，我才从卓娅芳那里知道，赵军的父亲被作为黑帮分子揪出来了，还在外省的报纸上点了名，他一夜之间从革命后代变成了黑帮子女，故而遭此一劫。

这段时间几次遇到方丽华，有时在路上，有时是在开全校大会的时候。无论旁边有人没人，她从不向我这边瞥一下，我不知她是出于谨慎，还是对我表示鄙夷。我想可能二者兼而有之。

八月来临的时候，工作组突然撤走，随后人们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的“进一言”就成了革命行动。我想方丽华的所谓“翻案”问题也该一风吹了，我终于可以去找她了。尽管我不知道嘉华大学那桩怪事应该作何解释，但我总觉得，我和她之间的一切不可能就这么结束。只要能跟她说上话，向她坦露心迹，她即使一时不相信我，最终也会原谅我的。等到她母亲的灾难平息下来，乌云就会消散，美好的岁月就会回到我们身边。

然而到处都没有她窈窕的身影，方丽华好像突然从校园中消失了。最后还是卓娅芳告诉我，方丽华的母亲在医院天天受批斗，方丽华怕母亲出事，所以工作组刚走，她就回家去守着母亲，从此再没来学校。这时卓娅芳已经相信我不是嘉华大学的肇事者，答应一旦见到方丽华，就将我的心愿转告她。

在焦急的等待中熬过了二十多天，一个烈日当头的中午，卓娅芳突然来找我。一看她的脸色，我就预感到发生了可怕的事情。而当她说出来时，我感到整个世界都崩溃了。

卓娅芳说方丽华今天和她姨妈来到学校，匆匆收拾了自己的东西就离开了。卓娅芳当时没见到她，后来听她寝室的同学说，上个星期有一群中学红卫兵到医院造反，把方丽华母亲挂上黑牌子揪上台批斗，她母亲心脏病突发，当场猝死了。她的姨妈闻讯从上海赶来，料理丧事后决定把方丽华带回上海住一段时间，她们今天离开学校后就直接去火车站……

我不知我是怎么走回寝室的，只记得洒满球场的阳光是黑蒙蒙的，好像被墨汁浸透了，并且特别冷，一直冷到我心里去了……

我病了一场。后来卢秋生说我把大伙儿吓坏了，因为我分不清他们谁是谁。病愈后我感到这个世界有点陌生。我知道方丽华永远不会原谅我了。没有方丽华的世界我一时无法适应。

卓娅芳说舒雁你这样可不行。要不我们回一趟嘉平吧，就当是串联，串联回来，说不定方丽华也回学校了。唐亚辉马上要求参加。他说嘉平的保皇派还很猖狂，他早就想去把那里的群众真正发动起来。

回到嘉平后，我们一起到嘉华大学找徐伯明，想要搞清楚那场祸事的真相。搞清真相并不能使方丽华的母亲重返人世，但是，人总不能死得这样不明不白。然而徐伯明已经自杀了，原因仅仅是喊错了一句口号。

更骇人听闻的是章志伟的自杀。卓娅芳父亲退休以后，他接替了十六中校长的位置，文革一来就受到学生的冲击。致命的一击来自已成为他妻子的白婉君。在白婉君揭发他的“反革命言论”那天，他用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黎明也被斗得很惨。他绝望地说现在他算是彻底明白了，他的右派帽子摘了等于没有摘，顶多是换了一顶帽子。刘思秀却很镇定。她说怕什么？天大的苦难也会有个尽头，只要自己坚强，就没有过不去的坎！

刘思秀的话使我有了敢于面对方丽华的勇气。我想方丽华也会和她一样的坚强。我产生了一个日益强烈的感觉：方丽华已经从上海归来了。最后我迫不及待地拖着唐亚辉和卓娅芳回到北京。

方丽华仍无音讯。卓娅芳陪我去了她母亲生前所在的医院，发现她们的住宅里，已经住进了另一户长期没有分到房子的人家。在医院打听到了她姨妈的工作单位，回来后我给方丽华写了一封信。因为必须寄给她姨妈转交，我在信中没有写更多的话，只说我在学校等着她回来，同时再三请她回我一封信。

之后便是漫长的等待。西风扫净了落叶，又吹来漫天雪花，自然界的一切跟去年那么相似，人世间却已面目全非。学校里两派红卫兵斗得热火朝天，高音喇叭里愤怒的叫骂不绝于耳。我在校园里四处寻觅，走的都是同她一起来过的地方：图书馆、小湖边、九号楼前的小路、实验楼里的阶梯教室……处处都使我想起与她一起度过的那些日子。每次见到一个背影有点像她的人，心里都会狂跳一阵，追上去以后，才发现是自己的幻觉。直到两派红卫兵分出了胜负而获胜的一方又分化为新的派别，我既没有见到方丽华的踪影，也没有收到她的信。

元旦过后，校园开始沉寂下来。大部分同学都出去串联，或者干脆回家过年去了，宿舍和食堂里的人数不到以前的五分之一。尽管每次开饭时间仍有两派在大喇叭上极富理论性地互相批判，但只要饭一吃完，就只听到光秃秃的白杨树枝在寒风中哗哗作响。唐亚辉几次约我到外地去“煽风点火”，谢天浩则邀我跟他一起去“游荡”。他创造性地篡改了《共产党宣言》中“一个幽灵在欧洲上空游荡”的名句，要和我“两个幽灵在中国上空游荡”。我谢绝了所有这类邀请，因为我每个星期都在给上海寄信，告诉方丽华我一天也不离开学校，就在这里等着她回来。

漫无止境的等待使我的心灵日益麻木。然而又一个春天迈着缓慢的脚步到来了。积雪在阳光下无声地退却，湖边的柳枝悄悄泛出嫩绿，天上开始出现燕子的身影，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气息，一切都使我想起去年的这个季节，那是我们最甜蜜的时光。随着大地的解冻和复苏，我的心也萌生出希望的幼芽。每天早晨从梦中醒来，听到窗外小鸟的啁啾，便对新的一天充满期待。每天晚上，又怀着对明天的期待进入梦乡。我在学校后面那片白杨林中久久徘徊，追忆着与她的每一次相聚，那些日子就像一个甜蜜的梦，令人无限怀恋，却又无处寻觅……

春天来了，又离去了。同学们一拨拨地回来，又一拨拨地走了。外地闹得天翻地覆，北京的大学却是一片风暴中心的平静。狂热已经冷却，校园里更加寂寥和冷清。人们开始感到无所事事，有的把兴趣转向装半导体，有的则在宿舍里系统地提高象棋水平。毕业班的甚至牢骚满腹，埋怨文化大革命耽搁了毕业分配，整天扳着指头计算自己蒙受了多少经济损失，同时互相打听启动毕业分配的“中央文件”何时下来。只有我日复一日在白杨树林踯躅徘徊，注视天边的晚霞，聆听吹过林间的风。我从那风里听到了她的声音……

大概是由于我在信中越来越不安地询问方丽华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初秋的时候，终于收到一封来自上海的信。信是她姨妈写的，用冷冰冰的口气告诉我，方丽华永远不想见到我，叫我自重一些，不要再打扰她。看这封信的时候没有锐痛的感觉，因为一切早已在我意料之中。

黄昏的时候，我又去了白杨树林。夕阳在天际挥洒着最后的光辉，血一样的凄美，血一样的惨烈。密林深处传来絮絮的语声，无意识地回头一望，是一对情侣面对面站在那里，各自背靠着一棵树。那女生也有两条长长的发辫，她玩弄着辫捎小声说了句什么，然后我看见那男生稚气未脱的面孔突然容光焕发，连周围的空气都被他照亮了。就在这一刻，我蓦然意识到我的苦苦等待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方丽华已经永远离我而去，再也不会回来了……我像被烫了似的收回目光，感觉到胸中的一颗心已是血迹斑斑……

那天晚上，我来到实验楼那个阶梯教室，在黑暗中坐到深夜。坐的是方丽华以前经常坐的座位，最后面也是最高的一排，靠近窗户的地方。窗外是宁静的夜。梧桐在秋风中瑟缩，仿佛惧怕行将到来的枯萎。梧桐枯萎了，明年春天还会长出新叶，我的枯萎却不可能改变了。逝去的春天再也不会回来，剩下的只有回忆。

我一天一天地回忆与她共度的日子，几乎不敢相信真的有过那样的岁月。我觉得这段岁月足有一个世纪的长度，仔细一想才发现，我们从“相识”到分手，竟然只有半年的时间。这样短的时间，怎能容纳这样多的甜蜜？

一切就像一个童话，绚丽，而又虚幻。但这一切是真真切切发生过的。天上的星星可以作证，梧桐和白杨可以作证，在星空和白杨下面，我们曾经互相真挚地爱过，尽管我们从没有说出那个“爱”字，但是我们毕竟曾把命运连在一起。也许我不配，但我确曾拥有过她给于我的幸福，这种幸福不是任何人都能遇到的。

然而这幸福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我没有她的一张照片，没有她的一封信，甚至没有她写给我的一张纸条。我唯一的财富只是回忆。回忆使人肠断。回忆使人心醉。只有回忆才能使我回到她身边，使我痛苦的灵魂得到慰藉……

第二天我到商场买了一个笔记本。柜台里所有的笔记本都是红海洋的颜色，每一本扉页上都印着一段“最高指示”。我挑了一本硬皮封面的，它的扉页最简练，只有“要斗私批修”五个字。

然后我回到那个阶梯教室。打开笔记本以后，方丽华的音容笑貌重现眼前。没有人看见我在哭泣……

正文 第三部（1）

“叮叮叮……”铃声急骤地响起，将一个中年男人从酣睡中惊醒。这个男人几小时前还在火车上，由于没有买到卧铺票，他坐了两天硬板凳，困得要命，一上床就睡得跟死猪一般。他艰难地睁开酸痛的眼睛，朝闹钟瞥了一眼，闹钟静静地指着11点。这就是说，吵醒他的不是闹钟而是桌上那部电话机。于是他觉得倒霉透了。

这个倒霉的、懊丧的、疲惫不堪的男人就是我。

电话还在不停地响。我摸到桌边抓起话筒，睡意朦胧地喂了一声。

听筒里无人答腔。但是听得到轻微的电流声，说明电话是通的。

恶作剧！我想。正要掷下电话，听筒里响起一个女人的声音：“请问是舒雁先生吗？”

我很不情愿地嗯了一声。

“舒先生你好！刚出差回来就打扰你，实在不好意思得很呀，希望舒先生不要介意啦。”

对方的普通话略带广东口音，不是时下流行的仿港台腔，是林正礼那种咬文嚼字斯斯文文的腔调。于是我也恢复了礼貌：

“请问你是哪位？”

“我姓欧，你就叫我欧小姐吧。”

“欧小姐你好。请问找我有什么事吗？”

“好事啦——舒先生，我们公司想跟你进行一次合作。”

“合作”二字立时使我睡意全消。这个电话一定是工程项目的建设单位打来的——除了他们，还有谁会来找我们设计院“合作”呢？

“您说的是项目合作吗？”我急不可耐地问道。

“当然是啦……”

“您能不能说说是哪种项目？”我心想上帝保佑，这个项目可千万别是我们业务范围以外的。

“其实就是舒先生你们一直在研究的事情啦。我这么一说，舒先生想必就明白了吧？”

“明白明白，完全明白……”我赶紧回答，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我们“一直在研究的事情”只有一件，就是水泥厂设计。今晚真是天上掉馅饼啦！

“不知舒先生意下如何，有没有兴趣啦？”欧小姐还是慢悠悠的，把“啦”拖得很长。

“有兴趣有兴趣，当然有兴趣！欧小姐，谢谢，谢谢你啦——”我受了传染似的也把“啦”拖得很长，欧小姐在电话那头开心地笑了。

“欧小姐，那，我们双方见面谈一谈好吗？”

“好啊！不过，为了在见面的时候能把这件事情搞定，我需要先和舒先生把合作的条件谈好，这就是我今天晚上打搅舒先生的原因啦。”

我心想这位欧小姐大概没有和设计院洽谈过业务，不然她不会把事情想得这么简单。然而顾客是上帝，再无知再幼稚也是上帝，所以我把语调放得十分委婉：

“欧小姐，合作的条件不是在电话里几句话就能谈清楚的，能不能麻烦您明天到我们设计院来一趟？”

欧小姐又笑了：“到你们设计院干什么？我又不是跟你们设计院合作。这种事情，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对不对？”

我的心一下子凉了。原来这个深夜电话根本不是什么馅饼，而是想拉我背着设计院干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再说，我们之间的条件有什么谈不清楚的？不就是个价钱吗？这个你放心，几句话就可以搞定。舒先生，我的意思你懂吗？”

废话！你的意思舒先生当然懂！舒先生虽没吃过猪肉，但是见过猪跑。这年头设计院里搞此类勾当的大有人在，各种挣外快的花招早已是公开的秘密。最普遍的一种是在设计中为设备制造厂推销产品吃回扣；另一种是打着设计院的旗号在外面承揽项目干私活；最恶劣的则连私活都不干，干脆直接把院里的设计图纸偷偷拿出去，卖给一些想建水泥厂又舍不得出设计费的人。那些“买家”拿到图纸连工程地质条件都不复核就施工厂房基础，天晓得会造成什么后果……

“怎么样？舒先生，给你的图开个价吧！”

果然是来买图！他妈的，把我当什么人了？

“欧小姐，你说的这件事情我干不了。”

“哎呀，舒先生你不要把事情想得太复杂。你只要把图给我就行了，我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然后就各走东西，互不相干，对你说来，事情就这么简单，有什么干得了干不了的？你手里的图不是现成的吗？举手之劳嘛……”

她说得不错，我手里的确有不少图纸。我是副总工程师，又兼着几个项目的设总，这些项目从工艺到土建水暖电各专业的施工图在我办公室里都存有一套。然而这种“举手之劳”实在太恶心了。

“图倒是现成的，就在我的办公室，但是这图我不能卖……”

“哎呀舒先生，我再说一遍，你只要把你办公室的图交给我就没事了，后面的事情都是我来办。”

我气得对着话筒冷笑：“看来你是打算拿到我的图就直接破土开挖啰？”

“舒先生你说得很专业嘛。反正后面的事情你完全不必担心，不管结果如何，我都不会再来找你麻烦的。好啦好啦，开个价吧，痛快点！”

“欧小姐，”我冷冷地说，“你找错人了！”

“找错人了？”她好像吃了一惊，“你，你是不是有个同学叫唐亚辉？”

我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又是唐亚辉搞的名堂！这家伙下海以后总是笑我“捧着金饭碗当叫花子”，不时给我介绍一些不伦不类的“发财机会”，说是要帮助我“脱贫”，近两年才消停下来，想不到现在又故态复萌了。

“是唐亚辉介绍你来的？”

听得出电话那头松了一口气。“舒先生，你就不要再跟我卖关子啦。唐亚辉对我说得很清楚，你虽然有图，却没有钱，无法实现经济效益，所以你一直在寻求资金……”

唐亚辉简直是放屁！我愤愤地想。

“而我这边呢，”欧小姐继续喋喋不休，“资金是不缺的，缺的就是你的图。所以这次合作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特别是对你有好处。价钱嘛，保证让你满意……”

我决定不再跟她浪费时间。“行了行了，你别说了，你说的事情我没兴趣。对不起，我挂了。”

“别挂！”她叫了一声，“舒先生你到底什么意思？你要是还有什么条件你就明说嘛！”

哟嗬！她还没完没了啦！胡搅蛮缠也不是这么个缠法么！这女人怎么这样不知趣？

“明说就是我决不会把图卖给你！”

“是吗？”她居然变得阴阳怪气了，“舒先生，我提醒你可要想清楚……”

舒先生终于大动肝火：“我用不着你提醒！我清楚得很！卖图的事情我不可能答应！永远不可能！”

啪！电话被舒先生重重扣下了。

正文 第三部（2）

第二天早晨，穿过院子朝办公楼走去的时候，我已将昨晚的不快忘得精光。满院子都是上班的同事，其中也夹杂着几张生面孔，那是住在招待所的客人。客人主要包括两个类别，一种是建设单位的代表，一种是制造厂的推销人员。前者是我们的上帝，走路的姿势透着一股子庄严和倨傲；后者则以我们为上帝，见人就笑着打招呼，整天拎个手提包在各个设计室乱窜，到处劝说人们选用他的机械设备、电器仪表、耐火材料、管件阀门……同时悄悄许诺着诱人的回扣。

站在办公室门前掏钥匙的时候，走廊端头飘来一个清脆的声音：“舒总，给你文件！”回头一看，院办公室的秘书苗玲拿着一份文件袅娜而来。我一只手插钥匙开门，另一只手把文件接过来看。是个可行性研究报告评审会的通知，会议地点在神泉县招待所。陆院长在文件上头批了一行字：“请舒总代表我院参会。”

“舒总，你哪天出发？要不要我们院办派车？”苗玲说着顺手推开房门，随即发出一声惊叫：“啊——！”

我朝门里看了一眼，顿时傻眼了。地面、窗台、桌子、椅背上面，到处都是散乱的蓝图、文件、摊开的书刊、撕破的图纸袋。所有的抽屉都被拉了出来，倒扣在地上，五颜六色的铅笔、圆珠笔、图钉、回形针滚满一地……简直就是一个仓皇败退的国军司令部。

“哎呀！昨天我往你办公室送期刊的时候，还是好好的嘛。这是谁干的？”

我当然明白是谁干的。这个欧小姐怎么如此不择手段？不就是想搞点图纸弄点钱么，犯得着这么丧心病狂吗！这年头有些人为个“钱”字简直都精神变态了！

不过这些想法我没有说出来，我知道一说就把唐亚辉牵扯上了。

“肯定是夜里来小偷了……”苗玲继续大声嚷嚷。走廊上很快聚集起一小群围观的同事，一边探头张望，一边发表着很有中国特色的议论，中心意思是说保卫科是吃干饭的，院领导设置这种部门是吃饱了撑的。据说老外的脾气是敢骂总统不敢骂老板，咱中国老百姓的特色与他们正好相反。大伙儿说着说着突然没了声音，原来苗玲把保卫科的单科长领来了。

单科长在我的办公室里挥舞着双手，神情十分激动：“看看，看看！出事了吧？出事了吧？锁给撬了吧？东西丢了吧？他还说保卫工作不重要！他还说保卫工作不重要！……”

我和苗玲都明白单科长说的“他”是指陆院长。对于保卫科的设置，单科长比群众的牢骚还大，原因在于院里其他职能部门都是处级，唯有他这个部门叫做“科”，所以一有机会，谁都拦不住他借题发挥向全世界叫板。

踩着满地狼藉的纸张走了若干个来回，单科长终于告一段落，开始检查门锁：“咦，一点撬的痕迹都没有嘛，他是怎么进来的？舒总，房门钥匙你给过别人没有？”

“没有。”

“不过我们院办有一把。”苗玲说，“所有院长总工的办公室我们院办都留有一把钥匙，以便他们出差期间进去取个文件公函什么的。”

“你们把钥匙给过什么人没有？”单科长向她拧起眉头。

“没有。”苗玲的脸微微一红，“舒总的东西一般是我来送取，所以这个办公室的钥匙一直在我身上，你看，就在这儿。”

“这样吧，”单科长把手一挥，“舒总，你赶快检查一下丢了什么东西，我们科里马上向派出所报案。我亲自去报案。亲自去！”

其实他也只能“亲自去”，因为他那个“科里”只有他一个成员。

单科长走后，我谢绝了苗玲的帮助，关上门独自将所有东西清点了一遍。似乎什么都没丢，最奇怪的是图纸一张也不少。每套图纸都有详细的图纸目录，我是对照目录一一检查的，可以肯定全部完整无缺，只不过被踩了一些脚印（主要是单科长的）。想了一下我明白了：买图的人想要建的只可能是小水泥厂，而我这里都是大型项目的图纸，不符合她的需要。不过这女人着实有些变态，连我放在书柜最深处的几十个旧笔记本都不放过，统统扔了出来，还故意一本一本翻开扣在地上。我的笔记本跟她有什么关系？我这些笔记本记的都是历年收集的技术数据，只有两本例外。当我发现这例外的两本也都健在时，不禁万分庆幸地舒了一口气。

这两本笔记都是因方丽华而写的。第一本她看过，还曾说要在以后回忆童年的时候与我一起再来看它。第二本没机会给她看，因为直到我写了满满一本，带着它毕业离校，她仍未从上海回到北京。毕业分配的情况正如方丽华所料，部属的嘉平工业设计院果然有不少名额，我轻而易举地分配来了。同来的还有本校的一批同学，包括卓娅芳，以及我们班的杨永远和刘文倩。唐亚辉也如愿以偿地回了嘉平，分配在地质队。那时他几乎天天都到我们这儿来，借口是地质队与我们院业务联系密切，其实是为了卓娅芳。

设计院的两派斗得不亦乐乎，竞相拉我们这些前红卫兵加入他们的组织，我最关心的却是下一届大学毕业生何时分配。我想那时方丽华可能也会分配到这个设计院，因为她说过这个单位很理想。我骑着自行车在嘉平街头终日游荡，每个地方都勾起我的无限缱绻。看到火车站，我想起她曾叫我到这儿来接她；走进图书馆，我想起我们原本打算一起到这儿来办借书证。我四处打听有没有擀面棍卖，最后在东门大桥买了一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买……

方丽华那一届是68年夏天分配的，然而我们院那年没有要大学生。方丽华的去向，是卓娅芳从她的一个同班同学那里帮我问到的：她和赵军都分配到西北某个边远的省份去了，到了那里又由省机械局二次分配到下面的基层单位，至于具体到了哪个单位，那个同学也不知道。

我向那个省机械局写过许多信，这些信寄去后都石沉大海。两年以后，卓娅芳终于打听到了确切的消息。那时她与唐亚辉已经结婚，在出差途中碰到一个在那个省工作的同学，听他说方丽华是在一个叫六间房机械厂的小厂，已经和赵军结婚了。那天夜里我通宵都在给方丽华写信，写好后撕掉，然后再写，再撕……最后寄出的信是写给她和赵军两个人的。然而这封信却被退了回来，不知什么人在信封上写了四个歪歪扭扭的字：“查无此人”。